作者：《邓小平讲话实录》编写组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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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讲话实录：演讲卷试读：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10日）
1943年11月10日，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的整风动员会上，邓小平作了整风动员讲话。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可是，这时党内的主要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主要是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尚未彻底清算。与此同时，党内广泛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又加上抗战爆发后，党吸收了许多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新党员，他们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也为党内滋长不良思想作风提供了土壤。大批新党员又带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这些问题在全党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妨碍全党干部和党员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对于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共产党而言，只有解决这些问题，统一思想，才可能因团结而强大，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因此，一场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迫在眉睫。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全国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共产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毛泽东思想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发动了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随后，延安、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从1942年5月起，邓小平相继担任了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边区和部队的整风运动。在他看来，整风教育是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的极好形式，通过整风，可以提高党的战斗力。但由于边区和部队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年9月以前，晋冀鲁豫边区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普遍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随着晋冀鲁豫边区局势好转，渐趋稳定，整风运动被真正提上日程。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后，分局决定军队、地方所有干部，都必须参加整风学习，在职地委、县委、专员、县长、各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轮流到分局党校参加整风，然后回到岗位，领导在职干部整风。虽然此次党内的整风运动开始于1942年2月，但由于边区和部队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年9月以前，主要是普遍进行对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随着战争局势的好转，作为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决定主持领导边区和部队前面开展整风运动。整风动员会就此召开。要整风，就要先了解为何要这么做。邓小平认为，从党的历史和经验教训可以看出，每次的挫折或失败，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第一次大革命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统治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的领导之下，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间更长，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大部弄垮了。可怎样的领导才是正确的？这也必须从历史的经验来认定。邓小平回忆道：“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由此，在党的历史上，只有毛泽东的领导思想被证明为正确的。干部们要学的，便是这正确的思想方法，避免那些被认定为错误的思想方法。这是邓小平首次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他是较早使用这一概念的中共领导人。从思想领导地位对革命的影响可以看出，领导人的思想素质，是革命是否成功的关键。因而在整风运动中，领导干部的学习成效和工作成效，也将决定这次整风运动的效果。邓小平就此强调：“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的毛病，认真地贯彻下去，完成整风运动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致像过去一样半途而废，首先是领导问题。领导上一定要抓得很紧，每个负责干部要亲身参加整风，认真突破一点，积累经验，以指导其他。同时，这次还采取了一些具体办法，如每个部门、每个机关，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大多数干部集中整风，这种办法比过去半日整风半日工作的办法要好，容易行得通，大家精神也能贯注些。照现状看来，只要不半途松弛，一定会做出成绩的。”邓小平也清楚，要想把固有的思想习惯改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时，就需要决心、坚持和帮助。他要求每个同志都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要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整风的具体方向，不要只讲道理，应该和检查工作联系起来，才能起到作用。他还要求每个同志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以帮助同志，治病救人。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同志、对自己、对上级都应抱有这种态度。对于别人的批评，应该积极接受并采纳。当然，整风中思想上是会感到有压力的。当一个同志在别人的帮助与批评之下苦闷时，要好好地帮助他。邓小平条理清晰的讲话，是他进行思想工作的基础。但重要的是，邓小平更注重理论在实际当中的运用。他的动员，也由此更具有操作性，更深入人心。自此，整风运动在晋冀鲁豫边区轰轰烈烈地展开。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6日）
1950年6月6日，中共在重庆市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时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主持西南地区工作的邓小平针对1950年的整风运动，发表了题为《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重要讲话。1950年党内整风的主题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邓小平在讲话中批评的“不良倾向”，是指当时西南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问题。居功自傲、脱离群体是任何新政权都会面临的问题，新中国也不例外。胜利，让一些领导干部开始端起了架子，颐指气使；让一些领导干部私欲重了，腰包肥了，权力乱用了。俗话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历史上很多的新政权，都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而来的，可一旦建立了新政权，那些他们所推翻之人的陋习，就迅速出现在了新政权的功臣身上。有一些人会产生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等情绪。新中国此时也开始面临同样的问题了。就在这百废待兴，更需要党员们兢兢业业建设新中国时，一部分党员却出现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等不良作风，在党内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此时，国家领导早已意识到这些不正之风会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诚信，更重要的是，他们清楚这些作风就是一种倒退，不管是对党的纲领还是革命理想，都是不符的。于是195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这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直到同年冬才结束。1950年的整风运动并不是首次整风运动，在此之前，就曾进行过类似的整风运动。邓小平回忆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那次整风为七大做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二次整风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即三查三整。邓小平说：“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而党内存在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一部分同志有消极失望的情绪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前进。经过三查三整，克服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团结了全党，进一步联系了群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这两次整风运动最大的作用，就是统一思想，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只有当一个军队或政党拥有了统一的思想，才有胜利的可能。因此，邓小平实事求是地说：“当然，在这两次整风中，都有一些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些缺点，而掩盖了主要是成绩的一面。这两次整风对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正是因为整风运动对党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当新中国的功臣们开始出现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时，再一次的整风运动就变得重要了。而这次的整风是纠正领导干部的居功自傲、贪污腐败和违法乱纪的问题。就此，邓小平概括了一下1950年第三次整风运动的目的：“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经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当时，西南地区有一个鲜明的问题，就是西南地区的三万名干部都是从军队或老区来的。由于这些干部都是初到西南地区，地皮还没熟就需要展开工作，所以他们大多采用了过去的经验，而没有考虑到在新的地方工作会遇到的新问题。结果，许多同志虽然辛苦地工作，却收获不大，缺乏耐心的情况下，官僚作风就出现了。邓小平就此认为，西南地区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比其他地区更严重。他严肃地说：“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整风的对象也主要放在这三万人身上，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邓小平还指出，干部们现在容易犯两个错误，这首要的就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所谓统一战线，是在战争期间联合非敌人的绝大多数党外力量，包括各个民主党派、各个团体、各个阶级等。这些力量在战争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增强了党的力量。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干部对这些统一战线中的力量就不太看重，有关起门来搞自己的政权的意思。对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各级政府正在进行人事安排，今后会有许多党外人士当部长、科长，如果有些党员同志当副职，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领导。这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只要党员正确地执行政策，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即使党员是正职，党外人士是副职，也要遇事商量，真正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去实现共同纲领和执行法令，才能让政权得以稳固。因此，他说：“对旧工作人员也要诚恳地给予帮助，不要口口声声称人家‘旧人员’。要尊重他们，使情感融洽起来，这样才有利于帮助他们进步和改造。”另一个错误，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邓小平指出，现在“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里所说的“改组”，其实就是离婚。当时一些进了城的干部，看到城里年轻美貌的姑娘，就想和农村里的结发妻子离婚。这让邓小平很气愤，他说：“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的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发生，邓小平认为这是由于干部们对于学习的不重视。干部们很容易陷入到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所以要建立起学习的制度。党支部生活其实也是加强干部素质的一种方式，所以邓小平提议要建立和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他还说，中央准备实行党公开，让群众来监督批评。为了卸掉干部们心中的负担，邓小平又宽慰道：“这次整风要避免过去的缺点，着重启发诱导，通过检查半年来的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根据‘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有个别品质极坏的，如严重的贪污腐化及有意识地破坏、抵制党的政策的人，才给予纪律处分。”他以一种信任的方式，对干部们说：“任何一个革命阶段，总有一些渣滓要沉下来的。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的本质是好的。沾染不良作风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转变思想，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按照计划，当年年底将进行减租，第二年年底将进行土改。这些工作的有效实施，都必须建立在有一个良好口碑的干部群体上。邓小平要求全部的干部都要积极参加整风运动，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工作。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西南地区的整风运动有条不紊地展开，一直持续到年底。它为西南地区党内的混乱思想指明了道路，令风气焕然一新。在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1950年7月21日）
1950年7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召开大会，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的到来。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作《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向访问团团员们介绍了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所管理的，不仅是一片辽阔的疆土，更有其上众多的民族。1950年春，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央决定向全国各民族聚集地区分别派出访问团。访问团的团员，将对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或各界代表进行个别访问，根据情况召开各种座谈会、各民族代表会或民族联谊会，召开传达中央少数民族政策的群众大会，举办民族干部短期培训班，协助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治州或自治县。西南五省，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也是最集中的地区。民族之间的问题，民族隔阂的问题，民族自治的问题，特别繁多。由此，首先被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即是西南访问团。这个有着120多人的访问团，在出发前，先在国子监集中学习了一个多月，以熟悉民族政策和西南诸省的情况。7月，访问团带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条幅前往西南。访问团首先来到的是西南局的驻地重庆。在这里，邓小平向他们作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对待少数民族工作，邓小平抱着十分谦虚的态度。他说：“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虽然在到西南之前，邓小平没怎么接触过少数民族的问题，但是邓小平善于学习，重视调查研究，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已基本掌握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情况。他首先提到：“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少数民族的问题，主要是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民族隔阂。政治的不平等，经济的落后，文化的贬低，都使得历史上少数民族被屈居在汉族之下，故而形成仇视汉族的情况。邓小平到西南的半年，在少数民族的工作上，最主要的就是在消除隔阂。但千百年的隔阂，不是短期就能解决的。因而他说：“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邓小平专门举了西康藏族（传统上的康区，现在的甘孜、凉山、攀枝花、雅安、昌都、林芝等地区）的情况为例子。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也把藏民搞得很苦。所以，当解放军进军西南，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之后，藏民的态度就开始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看到解放军真的按照方针在认真执行，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藏民们就真的相信了解放军。但在长征时期，“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经过西康的红军因为太饿而把藏民的粮食吃光了。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但对藏民而言，这些红军和所有的部队没有区别，都是欺负老百姓的。所以在提到这件事时，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这样的处理结果，让邓小平相信，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虽然知道要把民族问题解决好，但难的是对少数民族的不了解，让工作变得异常的困难。所以邓小平一直在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过于急躁的工作问题，邓小平在从前的工作中就接触过。一些干部为了尽快出成绩，就快速地组织群众交粮，结果就闹出了乱子。这样的事情即便在汉族地区也会引起反抗，更不用说在少数民族地区了。所以邓小平反复说：“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但慢不等于不做。“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对于邓小平注重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做法，有些人有顾虑，觉得这会丧失阶级立场。就此邓小平严肃地说：“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即便如此，少数民族的工作细碎，问题也多。比如，纲领宣布了，什么时候实施；自治区的名字，该如何定；康东过去的县，是否保留；少数民族内部的争斗，如何解决；各个民族地区，究竟是实行民族自治，还是建立联合民主政府；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用粮问题，该如何解决；没通汽车的地区如何运输，如何定价；少数民族的贸易中如何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如何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和卫生水平；在确定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搞减租、土改的情况下，贵州苗族要求减租、土改该怎么办……面对这些复杂而繁多的工作，需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邓小平说：“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对于派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做的都是苦差事。如果思想没有搞通，就很容易犯错误。因此，邓小平强调：“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对此，邓小平颇有些骄傲地指出：“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原因就是工作稳当，这就叫成绩。”邓小平认为少数民族内部的进步青年才是未来最有影响力的人。就此，他寻思着应该开办民族学校来培养民族干部，让那些进步的民族青年最终成为少数民族中巩固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邓小平的提议获得了中央的批准，中央甚至在1950年年底，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工作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就此，中央决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各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一处。邓小平则在西南地区拟建三所民族学院，分别位于成都、昆明、贵阳。1951年6月29日的《新华日报》报道，这三所民族学院的第一期毕业学员来自46个民族，共计1449名。他们其后成为了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坚力量。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最集中的一次讲话。它后来成为了民族干部必须学习的指导性文章，对实际中的民族工作有着极大的影响。会后，西南访问团分成三个团，分别深入西康、四川、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向少数民族同胞传达了党和国家的关切，宣传了民族政策，以平等团结的态度，强化了少数民族对国家民族政策的信任。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中央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进行工作的同时，邓小平也为民族团结，做了相当多的工作。1950年9月，党中央下令，让各局组织具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组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到天津、上海等地学习。但当时不少的少数民族对新政府和党都怀着恐惧和戒备的心理，甚至害怕到来后被扣押、杀头。邓小平没有放弃努力，他带领西南局的各级领导，耐心地给这些少数民族人士做工作，解顾虑，终于让他们去到了北京，彻底打消了心中的恐惧、戒备和疑虑。1950年10月，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解放军渡过金沙江，开始了进军西藏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政治重于军事。”他不仅要求部队学习藏语，还专门指示成立了“政策研究室”，以及时研究西藏的情况以制定出合理的政策。1950年11月8日，刘伯承、贺龙、邓小平还联名颁布了入藏部队要保护好各地的喇嘛庙的布告。对藏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尊重，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使得不少藏族把解放军称为“菩萨兵”。而邓小平所领导的西南局对西藏问题所做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中央做出相关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0年10月底，邓小平在与西南局委员们商量少数民族问题时，专门插话提到了土改的问题。他认为，土改“第一不适于藏，第二不适于边界聚居区及聚居区的边沿区”。“在杂居地区原则上应允许搞，但看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一是真正实行了区域自治或联合政府”，“二是真正在少数民族中举手同意”。“这两条具备了，时间即成熟了。”“在决定方针步骤时，一定要慎重，防止急躁。”在少数民族的工作中，他尤其强调要循序渐进，不能急躁，宁肯慢一点，也不要毫无准备的改革。这种对实际情况的关注，使西南的民族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稳重而有成绩。1950年11月25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在筹备的八个月中，为了建立起这个自治区，邓小平没有少下功夫。他提出，要充分尊重藏族的习惯和信仰，尊重当地藏族的意愿，多与藏族代表交换意见，恢复发展生产，搞好卫生文化等工作。他的指导性意见和建议，被认真地执行。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顺利成立，并成为了大西南民族区域自治权建立的突破口。访问团则在同时积极参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工作。为期七个月的访问，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极大地增强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1月13日）
1954年1月13日至25日，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由财政部召开的年度会议，是为了探讨1954年度的预算问题。财政预算是政府对于未来一定时期内收支安排的预测和计划。一个政府就如同一个家，有多少钱，要花多少钱，能挣多少钱，都要先算出来，安排好，才不会在后面出现寅吃卯粮的现象。所以，对一个国家而言，财政预算是一项重要的国事，甚至要通过立法程序批准。这财政预算倒也不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实行现代的财政预算却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开始的。而新中国的第一个财政预算，从1949年8月就开始了。此后，财政预算就成了新中国计划新一年度工作的重要凭据。在建国初期，中国一穷二白，财政工作便极为困难。当时出现了一个情况，公粮和税收的大部分由各省自行管理使用，而军费、行政费用、经济恢复的费用则由中央支付。但中央财政的来源又不足，这就导致了收不抵支的现象。为此，1950年用了4个月时间来统一全国的财务，实现了全国收支、物资管理、现金管理、贸易等的统一。这一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确实在当时起到了壮大经济、恢复经济的作用。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得到了根本好转，工业生产水平也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于是，为了打造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新中国，中央政府决定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来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此时由于尚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对于快速发展经济信心勃勃。然而，这个信心却是以财政危机为代价的。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全年的总预备费在3月底就全部用光了，8月则打破了收支平衡，出现了21万多亿元的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赤字，就只好向人民银行提款，这又造成了银行信贷资金的紧张，致使银行压缩贷款，而需要还贷的商业部门则纷纷压缩库存、减少收购。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严重影响到了商品的正常流通，使国民经济发展困难。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于是全国开始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最终才得以逐渐消除了财政赤字，保障了财政收支平衡。但这也使政府意识到，如何管理好这个财政工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能胜利完成的关键。邓小平在1952年7月，就因出色的工作，而被调到了北京，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在这之前，邓小平一直在西南主持工作，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他不仅领导了西南地方政权的接收工作，而且恢复了西南地区的经济秩序，发展了工商业。这样的成绩，来自他在太行山、大别山的工作经验，也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9月18日，邓小平因之前经济方面的卓越表现，而临危受命，被要求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站在全国的高度来看待经济。1954年1月13日，是一年一度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的开幕式。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部长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发表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的讲话。邓小平一上台就敏锐地察觉到了财政问题的根源。对于1953年为了应付财政危机而搜刮地方40多万亿的做法，邓小平说：“立国的政策应放在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刮光’了地方上的底子，如出现像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或发生严重灾荒，或须紧急兴建一个大工程，或有了新的技术发明要采用，就没有后备力量了。那时就只有加税和减少人头费，就要弄得大家哇哇叫。再一个办法，就是减少必要的开支，把国家工业化的投资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费也刮掉，这样影响就更大，就会动摇根本。”要解决这一危机，就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财政。邓小平说：“财政后备力量基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为了发展经济，保证物价稳定，工商企业须有固定的流动资金，银行须有足够的银行基金，而这些过去是没有的或者不足的，且各大区各级都已没有底子，各方面搞得很枯竭。我们要花几年功夫才能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这就要把后备力量放在各方面，要在各方面打底子。”所以，地方不仅是不能或少去搜刮，还应该去积极补足，才能在未来应付万一。在这样的认识上，邓小平开始梳理财政关系，并开始着手改革。而他的改革，便浓缩为这次会议上的六条工作方针。改革的第一点为归口。这所谓归口，就是把预算归到各个部门去。之前的做法是不归口，哪里需要钱，中央就拨给哪里。这样的管理方式，使财政部反而挨了骂。挨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袖筒里谈交易，不给钱挨骂，给了钱也挨骂；另一方面是预算不采取归口的办法，控制不住，干预过多，因而财政部成了被斗争的焦点。而各级各部没有掌握财政大权，对于财政工作就没有积极性，容易产生不顾经济实际的过快投入。另外，这种方式也可以致使各级各部对本身的工作缺乏积极性。财政部给了钱，工作就积极点。财政部不给钱，工作就消极点。所以，邓小平提出采用预算归口的方式。他认为，通过归口管理，财政就易于控制，预算就容易确定。当然，归口不等于财政部不管，财政部有干预的权利，要提出意见。财政部提意见，是从全局出发，考虑有钱没有钱，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预算不能由各部自行决定，但必须以各部门为主，共同商量。改革的第二点是包干。所谓包干，其实有点类似于承包的意思。就是说财政部把资金归口给各级各部，各级各部就要保证控制好预算，不能再出现像1953年那样的财政危机。而且各级各部所包的不仅是开支，还有收入。也就是不仅要量入为出，还要努力开源发展。包干的试验在1953年11月已经开始启动了，事实证明包干后，预算稳定，变化不大，非常成功。第三点是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这一条是当时被反对得最厉害的，它很容易让人感觉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倒退。邓小平则说：“没有这一条，大家不可能有积极性，就不可能有归口和包干；有了这一条，大家才能有勇气和胆量实行归口、包干，地方才有力量应付意外开支。”而这自留的预备费，也不是拿来给大家浪费的，而是为了补足地方，打好全国的财政基础。地方则可以用这个钱去做重大的事情。为了指导正确使用预算资金，邓小平还专门规定：“周转金为预算的3%～4%，预备费为预算的3%～5%，这就是摊了牌，摆在桌子上，大家来过日子，不要再在袖筒里办事，不要突破总预算。”第四点是精简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大政府的弊端，就是开支过大。臃肿的机构，也必然带来效率的缓慢。更可能在此过程中，造成财政的浪费。所以精简人员，也是控制预算的重要一条。第五点是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规定预算中3%～5%的预备金，是属于救命钱。但过去却没有得到重视，往往很快就被一些不重要的事挪用了。邓小平提出把动用预备金的批准权交给中央政治局，并提醒说：“这一条的好处，是让大家知道要动用总预备费不容易。总预备费是留着解决大问题的，不是用来买烧饼油条的。”第六点是加强财政监察。由于之前财政缺乏监管，才会出现浪费很大的情况。而一旦收紧，就能节约出很多来。“如国家预算节省10%，就是二十多万亿元。”所以，毛泽东也提出，财政监管是以后财政工作的关键。邓小平对财政工作的改革，成了新中国对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的第一次冲击。然而，这些主张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完全不合，当时就遭到了来自国内和苏联专家的强烈反对。但面对问题，邓小平毫不放手，仍然坚持包干、结余不上缴。他说不管将来如何，至少这六点现在看起来是正确的，所以必须实施。事实上，邓小平的改革是对中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完善，它一方面保证了国家财政是建立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又调动了各级政府搞好财政的积极性，另外也让财政预算有了保证发展的后备力量，还保障了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这六条方针执行后，很快就起到了明显的效果。1954年和1955年的财政工作，不仅都做到了收支平衡，还略有结余。其中，1954年的结余有16.05亿元。这使财政的后备力量明显增强了，国家财政的基础也比以前更牢靠了。虽然邓小平的财政部长，只当到1954年6月19日，但在这短短的9个月时间，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54年1月25日）
1954年1月25日，是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在这一天作了一个总结讲话——《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1953年所出现的财政预算透支、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其实就是地方与中央协调不一致导致的。这里面当然有高度统一集中的财政制度的弊端，但也跟地方缺乏对中国全局的考虑有关。所以，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开幕日提出财政制度改革之后，又在闭幕日提出了地方要有全局观念的问题。邓小平说：“过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常常没有从大的方面出发，没有把战略问题交代清楚，这是过去财政部的工作出了一些问题的原因。”他觉得应首先从思想上解决地方地域思想。一切的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双方缺一不可。邓小平认为，主导的还是应该是中央、全体、集中统一，否则就会犯错。中央当然要多照顾地方，但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邓小平也提到，不仅是地方要顾及全局，服从中央，在财政工作中，还应该有全局观。而这个全局观，就是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所谓总路线，其主体是国家工业化，两翼是两个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工作就要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要保证这个大的原则，就需要一方面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节约支出。邓小平在节约支出上，特别提到，毛泽东为了全国能够集中力量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个改造的实现，规定国家机关经费（包括行政费与军费）不得超过国家预算总支出的30%，社会文教费也要适当控制。所以在掌握开支上，我们就要拿这个道理去说服人，凡属能解决的应给以解决，凡属不解决也能过日子的，即可不解决。我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生产比较落后，财力有限，这就要求财政工作人员要善于节约，善于把钱用到主要方面去。确实，财政工作并非从上至下的工作，须得上下双方的配合才行。只有当各级各部财政部门都拥有了服从中央、照顾大局的全局观，财政工作才能得以顺利开展，中央制定的政策才能得到真正贯彻实施。邓小平正是以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成功地把控着大局，避免着问题的死角。他的政治经济观点，都很有战略的眼光。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3月25日）
1960年3月24日至25日，毛泽东在天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和华北、东北一些省委领导人。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建设、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工农业生产、教育、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国际形势和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等17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邓小平主持了17个问题的讨论会，并就讨论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汇报时，毛泽东根据讨论情况，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农业问题、工业问题发表了意见和看法。他表示，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很值得注意。他说：“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至于农业问题，他则说：“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说到196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很感慨：“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汇报中，邓小平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他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十分赞成这个意见。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到了主要矛盾问题。他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25日上午，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指定，主持这次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四化”、“城乡公共食堂普通化”等十七个问题。在讨论到毛泽东思想宣传问题时，邓小平作了关于《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为什么邓小平要强调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当时我党内外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和做法越来越严重。林彪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起，便大搞形式主义，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大肆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在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庸俗化、实用主义的提法。例如，他提出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鼓吹学习毛泽东著作是走“捷径”。他还把“老三篇”、“老五篇”同毛泽东其余大量科学著作割裂开来。随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被神化，个人崇拜盛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度被破坏，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实践中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从人们的日常思想到党的理论都开始脱离实际。针对这一倾向和做法，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提出了应当“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当前在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良倾向：“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他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他表示，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在邓小平看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二者同样重要，应避免在学习过程中把二者割裂开来。针对当前有些同志提出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问题，邓小平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邓小平强调指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央已经发了一个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邓小平还就毛泽东与中央这个集体的关系发表了看法。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是中央这个集体的一分子，是中央这个集体的代表人，不能割裂毛泽东与中央集体的关系，但也不能将毛泽东置于集体之上。他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乎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在会上，周恩来赞同邓小平对报刊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庸俗化的批评。天津会议期间，还谈到要加快准备纪念列宁诞辰的反修文章。这个事情是在一月上海会议上提出来的。后来中共中央决定，要隆重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利用这个机会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了的问题，等等，进行阐述，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会后，加快了文章的起草工作。毛泽东十分重视文章的起草工作，亲自审阅《列宁主义万岁》，并提出修改意见。在邓小平主持下，《列宁主义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三篇文章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分别在4月20日《红旗》杂志，4月22日、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1961年10月23日）
1961年10月4日至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并于10月23日在会上作了题为《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的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赞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于胡耀邦概括的青年团过去几年的工作要点，他也赞成。他说：“这几年，总的来说不是路线错误。我们有不少成绩，但是也有大量的缺点，而且教训应该看得严重一点，深刻一点，应该吸取。这几年的毛病、责任不是你们担，耀邦同志讲，你们有份，比如刮‘共产风’，你们有份。但是，这几年，各级团组织总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努力做工作。党也一样，你们也一样，是努力的嘛。这些错误，这些缺点，主要不是团的问题。你们检查这一点也好，全党的教训，青年团也吸取嘛，有份无份都要知道嘛。”讲话中，他主要谈了“青年团本身领导方面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团的工作无非两部分：一是参加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工作，在同级党委领导下面，努力奋斗；一是属于青年团本身的特殊性质的工作，青年团应该有自己的系统领导。那么，党的领导和团的本身的工作是什么关系？党的领导和团的独立性又是什么关系，邓小平在讲话中明确说了出来：“所谓系统领导，比如团中央发一个指示，各级团委在具体执行中，还要跟同级党委商量，同级党委根据当地的条件，什么时候做，如何做，统一加以安排。这样，就把团的系统领导和党的统一领导结合起来了。系统领导的做法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比如青年团单独来一个号召，在全国搞一个什么运动，有没有？可能有……我们并不否定团对全国青年可以有单独的号召，问题是这种形式怎么用法，什么时候用，在什么问题上用，哪些用法对，哪些用法不对……不能否定青年有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问题。既然不能否定，团就有事情干，就应该有自己系统的工作。属于全国范围内的，团中央同党中央商量。属于全省范围内的，团省委同党省委商量。无非得到他们的支持，得到他的同意。他同意，他支持你，你去干，可以干得更好。他不同意的事情，你干也干不好。”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和团的系统领导的关系是一致的、不矛盾的，党对共青团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党既要领导共青团的工作，又要放手让共青团发挥独立性；共青团可以有自己的系统领导，但也要争取党组织的支持。邓小平还在讲话中强调共青团的工作要发扬群众路线。在邓小平看来，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这就叫群众路线。所以，他说：“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一不要党气，二不要团气。”他还对共青团工作的一些主要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关于共青团工作要处理好热闹的形式与深入细致工作的关系问题。组织热闹的活动是共青团工作的一种形式。问题是，热闹过后，能够留下东西的很少，难以形成共青团工作的积累。邓小平又是怎样看待这种工作形式呢？他说：“过去冀鲁豫的工作比太行热闹得多，太行的工作不够热闹，但是精雕细刻。当然，那个时候太行的工作再加点热闹就好了，但是归根到底它是细致的工作，精雕细刻的工作，很深入的工作，结果得益很大，兵就不跑。当然，完全否定热闹的形式，也是不对的。但是只满足于那个形式，缺乏深入的工作，细致的工作，是搞不好的。我们的事业总是要求精雕细刻，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一点一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难道我们的事业就是几个发明创造的人搞出来的？他们有他们的功绩，他们的功绩比一般人来说要大，一个人甚至要起很多人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事情总是所有的人一点一滴地搞成的，这是最根本的。”他还说：“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我们现在并不取消热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所以我们要搞得深入一些。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深入的工作……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讲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共青团工作方法就是深入细致的方法，精雕细刻的方法，点点滴滴、实事求是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这也就是我们党的传统方法。他说：“为什么我们过去在农村做的工作那样好？就是因为做得很深入。我们甚至做一件事情可以不登报也能搞好。禁鸦片烟，不登报，完成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不登报，完成了。这就是靠家喻户晓。所谓家喻户晓，就是一种又是热闹的事情，又是极端细致的事情。所以，我们主要是做细致的工作，深入的工作。做人的工作也好，做各行各业、各方面的工作也好，种庄稼也好，搞工业生产也好，办学校也好，都要做细致的工作。”关于发挥青年突击作用和做好经常性工作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那么，还要不要发挥青年突击作用？青年突击作用还是存在的。可不可以提？可以提。当然，是不是经常那么提，也不必。比如一个工厂，为了完成一件‘急、难、新’的事情，组织一个青年突击班，带头突击，我也赞成，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否定这一点……问题是怎么个做法，不是什么事都要普遍那么搞，而是真正按照需要去搞。”关于青年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表示，共青团要做更多人的工作。他说：“在各个岗位的工作中，成年和青年一块搞，大量的人一块搞，你们青年团在里头起模范作用，这就是做了更多的事情，起了更多的作用，做了更多人的工作。你们起了模范作用，影响就不同了，首先影响青年，其次是影响成年。”最后，邓小平还提到了共青团要好好注意青少年中的道德风气问题。他说：“我们的社会风气，应该说，1959年以前是很好的，外国人赞扬，我们也引以自豪。这两年我们再看一看，有好多情况就不那么好。”他认为，现在的社会风气很不好。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要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多做点工作，多搞点调查研究。他说：“我们有解放后的前十年的经验，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而且那个时候确实有群众监督，是广泛的群众运动，是深入细致的工作。儿童有礼貌，关心集体事业，关心公共秩序，看到不对头的地方就批评。这种好风气，要把它恢复起来。现在提倡做这个工作没有人听，慢慢总有人听。要引导人们向兴旺的道路走。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人穷志不要短，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有志气。在青年里面应该广泛地宣传这些思想。”会后，团中央和一些地方团委就此问题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并且在广州召开了12个省、市团委负责人座谈会，专门研究了青少年道德教育问题。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1961年11月23日）
1961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听取了冶金工业七年规划的汇报，其后他作了一番关于要大批提拔年轻技术干部的讲话。对年轻技术干部的需要，源自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当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后，想要振兴百业，于是便学习苏联的经验，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了有计划地迅速工业化，便制定了“五年计划”。从1953年到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主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开始实施，到完成计划规定任务只用了四年时间，1956年就宣布提前完成。这一结果给当时的人们极大的信心。所以，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57年，超额完成任务量时，人民的生活便已经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也为新中国进入下一个“五年计划”打下了基础。然而，当进入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尝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甜头的人们，开始变得冒进。当时，党在经济建设上犯了“左”的错误，盲目地追求工业产品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只凭着一番热血冒进。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大跃进”时期，看起来处处凯歌，却处处都埋下了危机。此时，“一五计划”的不足之处也显露了出来，即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生产步伐，继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带来的经济损失，再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到1960年夏季，在全国范围内，粮食供应前所未有地紧张。突出的民生问题，也凸显了当时各种工作中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这不由得让邓小平深思。自解放以来，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人数并不少，但这些技术人员却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一方面是盲目地生产，一方面是人才的浪费。这种人才的浪费，其实也是在间接地推动盲目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