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晋永权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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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声快门都忧伤试读：
自序
重走埃德加·斯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这些20世纪历史上对中国视觉文化生态，甚至社会心理型塑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人曾走过的路。
走过头人老吴、傩班四伯、司令刘老、西域寿爷、江南四姐、中原莲花落艺人、沪上运势大师、京城凡人等等生活着的土地，隐忍、笃定、凡俗、琐碎、无常，这可就是今日中国最为寻常而又隐秘的形象？近乡情怯，熟悉的土地上，走来的却是故乡的陌生人。
踏上中国腹地，走向大河故道，这里似为不毛之地，在当代文化版图上，籍籍无名，落寞荒芜，一如美人平滑的腹部，被有意遮盖、忽略。历史，还有现实，这里真的静默如初吗？
看山、看水、看风景，数前尘往事，谁能把暧昧嚼碎？谁又愿把心碎找回？吴稚晖、丰子恺、张爱玲、鲁迅，路途中，与他们谈那个叫做“摄影”，不，“照相”的事情吗？
拍照，包括写下一些与之相关的文字，既是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也是不便宣示的志业。身处复杂多元的社会，这样的人生定位，颇有风险，甚至天真。浸染越久，越无理直气壮的底气。不过，破帽遮颜，身无长物，心无旁骛，依持照相机这现代性工具，沉迷其制造的新民俗、新文化，在影像历史与现实的迷局中游走笑叹，倒也踏实有趣。
这些文字大都写于那些漫长的旅程中。从起点到终点，从白日到黑夜的绿皮火车上，从江河上游到入海口的轮船上，甚至长距离独自行走的间隙，当然还有那些无名的乡野小旅店的窗前。许多人都无可避免地被速度与效率裹挟，让自己慢下来，于拍照间隙，记点什么，是一种自主选择的人生态度。虽然这听起来很是奢侈。
当沉沉的黑夜笼罩村庄，当骤降的暴雨拍打木窗，当沙尘暴的气息逼近梦乡，此刻，还有谁，像我一样，在这照片的边上写下荒凉。2015年5月24日黄昏北京香山脚下
中国纪行
埃德加·斯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踏上这些20世纪历史上对中国视觉文化生态，甚至社会心理型塑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人曾走过的路……未知之地(上)
1936年6月，一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正兴奋地赶往一片“未知之地”。他从北京坐火车到达西安时，身躯肥胖，口操英语，自称“王牧师”的基督徒愉快地安排他与那里的共产党人接上了头。斯诺将从西安到保安——红军在陕北的小“都城”——陕甘宁边区中心去。之前，他没有见过红军，甚至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一年，斯诺31岁，已在中国住了9个年头，其间游历过许多地方。这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喜欢自己的记者、通讯员或自由撰稿人身份，一则能挣到养活自己的钱，包括旅行费用等；二则这样的美国人身份在中国很受用，能够受到优待、保护，并且可以突破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显然，这是其他身份所不具备的优势。
精明的斯诺已经深谙这片土地上的人情世故，操持起自己的旅行来游刃有余。他再次从北京赶往上海，拜访自己曾为其写过“生动活泼小传”，并有些交情的“孙夫人”——宋庆龄，请她为自己的旅行打通关节。在宋庆龄的促成下，斯诺在北京见到了“一位教授”，这位教授给了他一封致毛泽东的亲笔信。在西安见到的联络人，也正是教授亲自安排的。由宋庆龄而不是其他人来安排这件事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到了红区后斯诺起码能够享有“中立者”的待遇，而不会被当作间谍抓起来。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不过，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此行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但这并不表明一切都已迎刃而解，斯诺还有更为具体、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突破国民政府对西北共产党控制区的封锁？准备行程的几个月里，斯诺私下里与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商量，让两家媒体提出让其前往采访，这样关涉英美两国两家媒体的采访请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无论如何都要重视起来。斯诺的这一招不但奏效，还有意外之喜，伦敦的这家报纸不但答应支付他旅行的全部费用，而且保证，如果此行成功，他还将得到一笔奖金。不过，斯诺还有所谋，他同时联系了纽约兰多姆出版社，从而使出版社的预付金很快就到了他的手上。有了这些，斯诺在红区时当然会底气十足，他深知自己在这里记下的一切，都将会为西方读者所渴求，也会为国民政府所关注，而红区自然也乐得把这里的道德理想传播出去。
把这一切与结束红区之行时发生的一桩意外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斯诺那一晚为何“一夜合不上眼”了。从陕北的沟壑间出来再次回到西安，走下乘坐的卡车时，他那个负载着所有承诺，还有个人雄心和情怀的手提袋不见了，那里装着此行所有的访谈记录、日记、笔记本和在红区拍摄的照片。斯诺比任何人都清楚，失去这些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甚至我们今天知晓的历史都要改写。如果真的丢失了，他那“深刻地影响自己一生的非凡之旅”将变得可疑，他那“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或许也就无从谈起了。
斯诺心急如焚，得到的解释是这些东西与其他物品一道被错误地卸在距西安20英里外的地方了，不能确定能否找到。在他反复恳请之下，事情终于在第二天黎明有了转机，他的一位朋友踉踉跄跄地走进来说：“手提袋原封未动!”这一结局让斯诺“备感幸运”。这位精明有加，自认参透了中国问题的美国理想青年，在他的记述中没有做进一步联想——这些宝贝在与自己分开的那一夜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斯诺这次进红区，抵达延安时，那里仍然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域。住了一宿，第二天陕北的太阳升起时，一位东北军军官陪同他走出延安城城门，目送他走过他们的最后一个哨点。前方就是红区的地盘了。斯诺记述了如下细节：他们先是握手，尔后这位军官向他敬了个礼。一名赶骡子的人，将领着他到红军游击队的哨点去。这名赶牲灵的人，没有携带武器，一路上，斯诺犯着嘀咕，他到底是红军士兵，还是国民党士兵呢？
此时，只有斯诺与这位赶骡人走在陕北的沟壑间，可以想象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无言以对。斯诺会一些简单的汉语，自称识得1500个左右汉字，但如果同行人是在这山沟里长大的，那么地道的陕北口音，也是不大好沟通的。不过，斯诺这一路心情不错，他在22年后写就的《旅行于方生之地》(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1958)一书中记述道：“有4个小时，我们都是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小溪两岸是峭壁，一路上杳无人迹。”
不知名的赶骡人不会想到，日后，骡背上驮着的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几个笔记本，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想象与期待。2013年9月未知之地(中)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抵达陕北高原沟壑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首都保安时，一切都出乎意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受到的倾城出动的欢迎。”
斯诺穿过红军防线后见到的第一位重要领导人是周恩来。周直言不讳：“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说这些话时，周恩来用的是英语，既是期待，又似告诫，并且说安排他到保安访问3天。
既然是美国友人，那么中国式的待客之道定会大派用场。当斯诺这一小队人到达俯瞰保安的一座山头时，喇叭就吹响了。废墟一般闭塞小城的街道，画有镰刀斧头、写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的红旗到处飘扬，其间还有中英文标语，写着“欢迎美国新闻记者访问苏维埃中国!”等。这让斯诺置身奇特的时空中，他日后回忆说，这么隆重热情的接待，在这山峦护卫下的遥远内陆小城中的奇异经历，以及军乐庄严肃穆振奋人心的曲调，一切都让自己沉醉。他坦承，如果在这个时候，人们邀请他随便讲几句话，自己恐怕什么都讲不出来。
还有一事，让斯诺印象很深。在他前往甘陕边界途中，一位缠着小脚的农妇，定要把自己喂养的鸡杀给他吃，并且说：“不能让一个洋鬼子说咱们红军不懂见面礼!”而斯诺完全听明白了她说的这句陕北话。
无论是迎接元首般的仪式，还是农妇的真情私语，这一切怎能不让贫民出身、父母期待中投身印刷业，而今仅靠写写新闻稿件谋生的异国青年兴奋不已呢？这一刻，想必斯诺也会为自己感动!接下来的4个月里，他也是在极度兴奋中度过的。在红区，他看到了“最幸福、最自由的中国人”，他们拥护科学、提倡男女平等友爱，坚持种族平等，满足了人民对粮食、住所和民主与平等的要求。斯诺认为，这都是亚洲人最重要的需求。西方舆论说，相对于中国社会及国民党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这里清廉、平等的新气象才是未来中国希望之所在。
到达保安后不久，斯诺就见到了毛泽东。眼前的人物不是可怖的“匪首”，而是“很像林肯的人物”。这一类比对于山沟里的共产党人来说既新奇又受用。他仔细端详毛泽东的长相，发现他面容消瘦，个头高出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斯诺最初的印象是：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并且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显然，斯诺被眼前这个人的精神气质彻底征服了。
斯诺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就拍了照片，但影响最为广泛的却是熟识之后拍摄的戴红军帽那一张，这张经过反复修饰的照片，被乔治·海德姆(马海德医生，1936年也曾到达保安)称作“毛泽东一张最好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
有关这张照片，马海德在1960年回忆说：“在周围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头发很长，而又不肯戴帽子。”斯诺却表示记不得了。马海德又说：“当时你在拍照，坚决要求他戴上一顶帽子。他没有，你就把自己的戴在他头上。这就是毛泽东一张最好照片的由来。”
作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斯诺是为红军拍照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但正是这位爱好者所拍摄的为数不多的红区照片及其记述，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仅仅是毛泽东的照片，引起的关注度之高，后来的任何一位摄影者都难以企及。这期间，斯诺还有意外的收获。共产党人允许他翻拍经过长征残存下来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显示了从江西苏区(1928-1935年)被迫撤退到陕甘宁交界地带之前的一些人和事。
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回忆说：“对他来说，最大的遗憾在于，这次危险重重的旅途中，他只能携带有限的胶卷。他能随身带回的每一张照片在当时都几乎是一个奇迹。”
1970年10月1日，第一次置身天安门城楼上的“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及其夫人，站在毛泽东身边，“分享着拥挤在下面巨大广场上的人民群众向中国领导人发出的欢呼”。人群上方飘荡着巨幅标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时过境迁，此时，斯诺的脑海中不知会不会闪现1936年自己抵达保安时的情形。在这般氛围中，洛伊斯·惠勒·斯诺，这个美国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惊人的时刻”：“我们同中国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一起这件事，带来了一个重大信息，这些国家领导人打算通过埃德加这个信息工具来预测未来。”2013年9月未知之地(下)
20世纪30年代早期，斯诺游历至昆明，看到这座边陲城市有着旧的城墙，色彩斑斓的格调，那美丽的自然环境也让他陶醉。但某一天，当他驻足城门口向远方眺望时，却悲从中来：“远山如黛，那里是资源丰富、景物优美的地区。景色怡人，只是人看起来好像是毫无价值似的。”
刚到中国，斯诺受聘为《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在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孙科亲自安排下，惬意地享受了为期4个月的旅行，“只要那8000英里铁路线可到之地，我都去了，并且极尽豪华和舒适之能事。”从宁波到汉口，从南京到哈尔滨，从北京而长城而东北而朝鲜，铁路线上重要的城镇，斯诺都到过。他勤奋写作，记述铁路沿线一切吸引游客的景致，彼时的中国旅行社甚至把他这些文章拿来当作“宣传品”使用。斯诺度过了一段“大受启发”和“几乎完全愉快”的日子。
1936年之前，斯诺游历之地，就是放到今天也可称作精品豪华游线路。他到过长江下游和大运河沿岸几乎所有名胜古迹：太湖上的岛屿，西湖上的佛寺和宝塔，扬州的渡桥和马可波罗像，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扬州水道、游船和歌女，南京的大明城墙、中山陵与雄伟的紫金山等。
转道北方时，登泰山，拜孔庙，游孟子故里，到达北平。在长城外，他又继续在南满铁路上旅行，至沈阳、哈尔滨等地。在随后中国大规模战事到来之前，斯诺度过了一段足以让人羡慕的好日子。
斯诺笔下，这一时期的北平城雍容华贵：
这座城市有着金色的屋顶、大理石祭坛、青澄澄的墙壁、绿树掩映的寺庙和宫殿、高大的刺槐，以及完美的树景。
虽然沉浸在这般美好的境地中，但斯诺认为自己“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在初到中国的1928年年底已经完成。在中国西部萨拉齐(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他亲眼看到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一共吞噬了西北部500万人的生命。这一现今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上不见踪迹的事件，令他毛骨悚然，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把这与纳粹集中营毒气室灾难相提并论。
其间，斯诺有幸得到了一个“游历记者”的职位。美国统一新闻协会要一个没有结婚的人，这个人可以自由地在亚洲各地游历，不必理会日常新闻报道，只要报道游历经过地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虽然这个职位的薪酬较低，但斯诺还是欣然接受了，因为这给他提供了学习的时间和自由旅行的机会。
漫游，使得斯诺可以细密地观察眼前这“非常年轻的中国”。
随后，斯诺在“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凌驾全国之上”的上海工作，他对这座城市的认知与北平大为不同，因为这与那浮光掠影的愉快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上海已经变得臃肿而腐败，很快就要为过去付出惊人的代价。”斯诺继续写道，“非常旧的事物和非常新的事物之间的奇异对照，地方场所的极端难看，以及直言不讳钱就是一切的鄙俗，所有这些，都使我感到迷惑和诧异。”
斯诺还把北平与上海居住的外国人进行了比较。居住在北平的外国人大多是对中国有兴趣的研究者或学者，纯粹为了赚钱的人比较少，而上海的情形却完全相反。
在中国居住了13个年头，到1941年离开时，斯诺已由最初的兴奋、好奇，转而疲惫、厌倦，有关这里的事情，他知道了太多“严厉的事实真相”。离别之际，对于中国，斯诺有话要说：
在年轻人的热情、理想和堕落颓废、以白眼看待人生的老年人之间，不可能有妥协的余地，在富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在右派专政和左派专政之间，不可能求得一致的余地。
根据斯诺的观察，日本人入侵，并没有平息这内部之火，而是助长了它，并使之蔓延开来。他悲观地预测到，这内部之火，会燃烧许多年，会比抗战本身持续得更久。而此时的斯诺还意识到，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绝对不会宽恕他说出这些真相来。
但，真的要离开时，斯诺却心情沮丧。在香港，他无精打采地登上飞机，沉浸在忧伤与孤独之中，对即将到来的生活感到厌倦。“我的躯体是在飞机上，但精神却留在了中国。”这13年，亚洲是他的家，而自己的祖国——美国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回到美国后，斯诺到了亚利桑那州一个大牧场，不干事情，只是吃饭、骑马和睡觉，中国的一切都抛之脑后。“一天早上，当我醒来时，我再次成为一个无恙的人了。”
补充了新鲜而又有营养的食物后，斯诺投入到“新的动人生活”中去了，而这被他称作“第三种生活”，一种不同于自己先前的美国生活。当然，更不同于在中国的那些日子。2013年10月河北曲阳，2010年12月跃进之国(上)
1958年6月26日，中国摄影学会主席、副主席在京隆重宴请一位来自法国的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0年前的1949年，也就是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布列松曾经到中国旅行，用照相机对这个急剧变化的东方国度进行了记录，并于1954年出版大型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这本书的序言由法国存在主义领军人物让·保罗·萨特撰写。
此时的布列松即将在中国度过自己的50周岁生日。他早已名满西方摄影界甚至文化界，其作品也为大众知晓。特别是他在1952年，以《决定性瞬间》为书名和序言标题出版的摄影作品选集，更是把这句话变为流行语，成为西方记录现实的摄影师，包括新闻摄影记者的口头禅和行动指南针。
当然，布列松的这些成就，他的中国摄影同行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在一个刚刚走出战乱，深受战争思维模式影响，急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工业化甚至现代化，处在狂热的兴奋之中，以“一天等于20年”来进行“大跃进”的国度和她的人民来说，为新生政权宣传、呼喊、鼓劲，是每一位从业者的第一要义，这也不该存有疑义。此刻的中国摄影界话语权主导者正在为“适当的组织加工”与“摆布”——这一照相宣传手段正名，布列松提倡的西方现实主义摄影基本规则——不干涉拍摄对象、抓拍、寻找典型瞬间等，即使为中国同行广泛知晓，想必也并不为他们看重。这不难理解。
不过，上述一切差异都不重要。布列松此次来华之前，曾向中方表达愿望说：“我希望自己的照相机能够记录一切改变，尤其希望用我的照片，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和目前的发展，包括工厂、公社之间的对比记录下来。”
当然，布列松也委婉地表达了能够有机会自由地“在街上游逛”这一要求。
有关方面对布列松来华目的迅速作出判断，认定在“大跃进”背景下，他计划中的《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将是一本通过新旧对比，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客观报道中国的新生的书。凭着作者的声名，这本书在法国，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都会有影响。这对宣传新中国将是十分有利的。先前的1954年，布列松曾应邀访苏，出版摄影集《莫斯科人民》，中国方面认为，这本画集反映了“苏联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也受到欧美各国欢迎。苏联新闻界对此也是赞誉有加。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布列松的中国之行值得期待。1958年，布列松抵达北京10天后，也就是6月26日的这次宴请，宾主尽欢，酒酣耳热之际，不知有没有人想起那个叫做埃德加·斯诺的美国年轻记者，22年前第一次来到红区，他所拍摄的那20来个胶卷，给西方世界带来的震撼，那些令人愉快的美好记忆还可以复制吗？
6天前，学会已经安排布列松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拍照。这个水库由毛泽东亲自号召建设，将于这一年的6月30日完工。布列松到达这里时，赶上了工程建设收尾高潮。陪同人员——学会的专业摄影家在一旁记录着布列松的一举一动：“布列松可称得上是个‘机枪射手’。在工地上，他几乎看到什么就拍什么，而且每个画面要拍很多张。”
陪同人员认为，除了布列松有“多照”的习惯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鼓舞了他。布列松说过：“我好像看到了金字塔!真了不起!”
布列松的工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拍特写多，拍大场面少。有人告诉他，如果你早来几天，人多场面大，那才好呢!对此，布列松却不以为然，说：“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也可以在我的照片上拍下很多的人。”他还打了个比方，说：“大场面好比一锅米饭，特写好比菜——各式各样很有味道的菜。如果只有饭而没有菜，那就不好了。”
陪同者记下了布列松取景的方式：如果主体是劳动者，布列松就要选择足以表现工地的背景；如果主体是个物件，他就选择劳动者为背景。大坝护坡中间的一块木板上放着几双破手套、一把剪刀和一团线，而一旁并没有人。布列松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并不是只拍这几件静物，而是自上而下俯摄，护坡下面有许多人在工作。
此刻，这里并不是只有布列松一人在拍照。在喧闹的十三陵水库工地，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学会组织了北京地区数十位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在进行“创作”。事后的总结称：“这次创作活动是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以跃进的姿态进行的。”有关部门期许，通过这次创作活动，摄影家们能够对“摄影艺术必须为政治、为生产服务”——这一“唯一正确的创作方向”有新的认识和深刻体会，从而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观点。
而这一切，与布列松这一远道而来的“法国友人”又有什么关系呢？2013年10月跃进之国(中)
1958年，布列松的到来，受到中国同行的极大关注，他善于“抓拍”的优点，与“多抓表面现象、客观主义，及不愿听取工作汇报”的缺点，同样引起了争论。
但，所到之处每个人都迫切地想让他了解新的建设成就，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巨大热情。大家异乎寻常地欢迎他，并为此进行精心的准备。可这一切对于他这样“已经习惯到处游走，去追寻‘客观偶然性’”(1973年语)的摄影家来说，感觉却并不那么美妙。回国后，布列松在《巴黎竞赛》画报上发表文章，道出了自己在中国拍照时的困惑，沮丧之情溢于言表：“我们所理想的摄影术，不适合那里的风俗习惯，而我又不能根据不同的国家以另一种方式进行我的工作。”
布列松观察到，普通中国人的纽扣总是扣得整整齐齐，无论对待自己的同胞，或是外国人，他们普遍含蓄、文雅，又有礼貌。他们非常谦恭，甚至有时他们的淳朴流露在一目了然的微笑中。“中国人，不论年岁大小，都非常好奇。看到就摄——这本是摄影手法中的一条规律，要想停下几分之一秒去拍摄他们，却总是要失败的。很难出其不意地拍摄他们的照片，特别是我自己很快地忘记了一个细节：我那张白人的面孔。”
当布列松试图“跑着拍摄”时，一旁照料他的于姓工作人员总是不忘好心地提醒：“你为什么跑得这么快，慢一些吧，像我们一样!有时，尽管你最后一个动身，总会第一个到达。”
在1958年，也就是新生政权即将迎来成立10周年之际，布列松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仍然强烈地存在着，但并不是没有改变：与时间赛跑，这种攫住6亿人的劳动狂热，都不再是传统范畴的东西了。
7月16日，中国摄影学会邀请布列松与首都摄影界人士座谈。他已来京一个月了，有关中国“大跃进”的各方信息已经在他的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面对同行，甚至挑剔，自以为是，且热情高涨的同行们，布列松该说些什么呢？此时，他通过公开出版物，看到了大量中国摄影记者、宣传工作者拍摄的照片，他坦承：有些很好，但有些却不喜欢。他列举了最为典型的例子：“我曾看到一张表现丰收的照片，一个妇女抱着一捆麦子，笑得很厉害。当然丰收是要笑的，但不见得笑得那么厉害。在地里，当然是灰尘仆仆、汗流满面，但这个妇女却很干净。劳动是紧张的，到了休息的时候自然就是轻松的。”
这些话，中国同行们并不难理解，两个宣称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在具体拍照方式上并不是不可交流。布列松像个教书先生一般道出拍照的常识，甚至人生经验：生活不是在摄影棚内，而是现实的东西；作为现实主义的摄影者，应当忠于生活；如果你拍摄的东西是经过改变的，那就不是真实的东西；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不能根据公式来拍照。他还举了个生动的例子说，用不着尝，只要闻就可知道菜里有没有辣椒。“安排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即使你安排得再好，人们也会察觉的。”
这个时候，布列松只谈照片，但他回国后所写文章中的观点，却不是他那些中国同行，包括彼时绝大部分中国人所能理解的了。
毛胜利后的第10年，两个中国还在并肩行进着：昨日的中国以3000年的老工具和方法存在着，而明天的中国有一部分已去征服了。为中国服务的，有6亿人口的劳动力，有唯一的口号：“大跃进”，还有一个唯一的日子：明天。
1958年来华，布列松总计待了4个月时间。回国以后，他陆续发表了自己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并接受了美国《生活》杂志等西方重要媒体的采访。1959年1月，这家杂志抢得头筹，以《红色中国在前进中，男女老少都参加“大跃进”》为题，报道了布列松的中国之行。“布列松以其著名的理解力，揭示了中国人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组织化生活方式中，所有的反应和生活。”正是因这种“理解力”，布列松看到了“在中国，对内使用的宣传是一个节拍器，这个节拍器是用音乐、广播和墙上的口号来使人们的内心跳动合乎节奏。至于参观访问的人，他们是习惯用自己的眼睛的。”
客人回去后的种种表现，很快被中方掌握，并且反馈到了中国摄影学会当初接待，并对其心怀期待的领导人那里。1959年5月19日，学会在京召开“小型学术讨论会”，主题就是“研究法国摄影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现实主义’摄影创作手法”。此时，那些当初听布列松课的摄影家群情激昂，一致声讨他“新发表的有关我国的照片，实际上是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在客观上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至于布列松宣扬的摄影方法，此时，同行们重新认定为：不光彩的偷拍，抓取偶然现象，歪曲生活本质，不愿意做调查研究。而这一切又都是他的“资产阶级口味”决定的。
记录显示，那天的研讨会“气氛热烈”。跃进之国(下)
1958年7月下旬，在北京的行程结束后，布列松继续在新中国的大地上旅行。到10月4日离开中国，他先后到过满洲里、西安、武汉、成都和新疆等地，对于一个摄影家来说，这是相当饱和，也是令人期待的视觉之旅。但，到达成都后，布列松几乎只待在旅馆里不愿出门，因为所有自己希望上街随便溜达溜达的要求，都被随行人员认为既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这个必要而加以拒绝；而那些经过精心安排的场合，布列松却没有兴趣，甚至厌恶。
1989年，81岁的布列松回忆起自己的这次中国之行，仅寥寥数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我接受中国文化交流组织的邀请重游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持续了数月。此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国家强调工业化发展，要赶超英国。当时可以预感到“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
在这样平淡、直白的叙述过后，布列松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中国之行：“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的时候我也在那里。史诗般的长征让我印象深刻。”在南京时，还有一个场景令他“惊讶”和“不安”，那就是由北方农民组成的、一路用脚走来、有着斯巴达人吃苦耐劳精神的部队。尽管装备十分简陋，不会讲地方话，但军纪严明，高唱三大纪律。当地的人们为之欢呼雀跃。
对于第二次中国之行，布列松到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1973年，在回忆1954年的苏联之行时，他曾期待自己能够在19年之后重回那里。身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认为没有什么比通过自身的对照更能揭示一个国家的真相，抓住他们之间的差异，尝试着发现持续的线索。
这何尝不是他第二次来中国时的愿望呢!
10月4日，布列松离开中国时，给接待他的中国摄影同行题词说:“尽管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同，我们的职业要求我们按照个人的感觉直接而且自然地表达一切。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把亲眼见到的历史记录、传达给各国人民。”
可是，一个西方摄影家彼时所说的这些超越民族主义情绪及意识形态屏障的话，他的中国同行们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听懂的人又该作出什么样的表态，以求政治正确呢？当然，正是布列松回去以后所发照片及访谈内容给后者提供了表演的契机。“当布列松以他在我国拍摄的照片，对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可鄙的歪曲后，他的面目就明摆在大家面前。”客人这样不识相，主人能不怒火中烧吗？
1958年以后的3年间，对布列松的批判逐步升级：先从“研讨”其作品及言论开始，再以揭批跟进，最后相关理论界权威人士上纲上线，给出定论，直至以号召大家“反对和战胜布列松”为结束。事态升级的另一个意外收获是，布列松的相关言论被陆续译介进来，并且译者多为那些饱读诗书、被“反右”冲击的所谓旧式知识分子。据亲历这一事件的老人说，摄影界的精英们夜晚阅读布列松的文章、观点，心潮起伏，甚至心领神会；而白日里却义正言辞，完全换了副腔调。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1960年8月19日，北京，人们在饥饿中迎来了一个奇特而又奢侈的“内部展览”——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以布列松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摄影”遭到彻底痛斥，因为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歪曲和恶毒的宣传”。布列松1958年在华拍摄的照片被指专门拍摄劳动人民的丑态，偶然的、个别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事件和人物，没有根据拍摄对象最本质的面貌加以表现，而是进行了丑化和糟蹋。另一方面，布列松还把社会主义国家里将被淘汰的、旧生活的残余当作“真凭实据”，如获至宝。
布列松的不加摆布、不组织加工，总是在现场出其不意地拍摄人物，不剪裁、不修改的拍照方式，完全是伪装客观、公正和真实，这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和立场。这种拍照方式，对于资产阶级统治是“小骂大帮忙”，但对于进步的社会和劳动人民，却像熟练的侦探一样，快速抓取那些表面的、个别的、偶然的东西，来代替生活中主要的、本质的和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形象，极尽歪曲、诽谤之能事。批判者声言，这是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派。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中国再一次迎来了布列松。不过这一次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思想观念及其作品，在年轻一代摄影人心目中扎下了根，布列松被尊为“大师”——至圣。
2003年7月10日，一位中国资深摄影家赴法国阿尔勒小镇参加摄影节时，曾拜见93岁高龄的布列松。谈及当年他离开中国后发生的那些事时，布列松几乎高喊起来：“我当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呀，难道中国人不知道我是共产主义者吗？我真的是共产党员啊!尽管我并没有领党证。”
最后，老人还在嘟囔：“怎么会是自己人批判自己人呢!”2013年11月甘肃民勤，2010年4月潜游之乡(上)
1972年暮春时节，我们的客人、意大利导演、共产党员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先生一行7人，带着超8毫米摄影机，经时任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来到中国。在中方的安排下，摄制组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与林县(今河南林州)等地，拍摄了长达3万多米的电影胶片，最后剪辑成为一部长达3个多小时的纪录片——《中国》。
摄制组离开中国，返回意大利首都罗马后不久，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安东尼奥尼称：“这不是一次政治性的访问，不涉及政治……这不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而是关于中国人的影片。”他强调，自己是带着友好的感情来拍这片子的。
1972年东方之行，令年届花甲的安东尼奥尼感慨万端，并对未来世界充满悲观之情：“我在未污染的水中潜游了一番。如今，我又回到了西方已遭污染的地方。我担心，更大的可能是中国将会被污染，而不是我们被净化。”
来华前夕对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他便为即将开始的工作定调，“此行不带脚本”，期望能够拍摄出一部“带有各种缺陷的安东尼奥尼式的中国”——自己是来“寻找形象”，而不是“寻找判断”的。影片《中国》剪辑完成后，美国广播公司(ABC)即以25万美元重金购得首播权，并在美国公开放映。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年底，影片被评为在美上映的“十部最佳纪录片之一”。
客人离开后的种种表现，以及那部在西方广为传播的影片信息，都已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当初热情接待他们的主人的视野当中。而此时的中国大地上，自1974年年初开始的半年时间内，“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因林彪事件增添了新的内容——“批林批孔”。在这一年的1月下旬，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反复辟”、“联系现实”成为新的热词。迟群——这一“文革”红人首先对《中国》影片及其邀请者发难：“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间谍”与“汉奸”，这两个杀伤力巨大的汉语词组，足以让闻者胆寒。
1月30日，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远道而来的意大利摄制组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刊发《恶毒的用心，卑鄙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一文，随后的两三个月时间内，摄制组所到之处以群众的名义所发的批判文章，一波接着一波，声浪渐次高涨。通过这些显然是统一组织、统一定调，各有分工配合，全面揭露摄制组行为、手段及导演安东尼奥尼本人“险恶用心”——各地心明眼亮“革命群众”的批判文章，绝大多数不明就里的人倒是勾勒出了《中国》摄制组所到之地，包括街道、车间、茶馆，甚至养猪场、集市，这样一些细节来。
所有的批判都围绕着“用心”与“手法”这两个关键词做文章，并且在做出事实判断之前，价值原则已经确立——除了恶毒，就是卑鄙。
文章出笼后不久，也就是2月10日，江青来到病中的郭沫若家待了3个多小时，并以批判安东尼奥尼之名，攻击周恩来。当晚，郭沫若即被送往医院。之前，郭沫若曾被指责像林彪一样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一些不相干的人与事因《中国》而被串了起来。
彼时，年轻的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女士，通过观看影片及中方翻译出来的英文版批判文章，与收集到的相关报道，敏锐地观察到，在中国的学校、工厂、军队和公社被动员起来参加“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会议的千千万万群众，并没有看过《中国》这部影片，就像在1974年上半年“批林批孔”运动的参加者不一定读过孔子的作品一样。
喧嚣之后归于沉寂。这段历史于1979年2月19日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先前外交部《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1980年年初，中国文化部长向“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安东尼奥尼表达了歉意。这一年的4月中下旬，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访华，“文革”期间中断的两党关系恢复。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共党史专家更是对此作出结论，认定当年以高、大、全，假、大、空标准苛求外国人的做法，在国内外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1972年5月，安东尼奥尼初到中国时，对中方接待人员说：“我是一个西方人，是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1974年春天，在得知中国方面指责其拍摄反华影片并对其展开大规模批判，被舆论裹挟为“反华小丑”后，他申辩道：“凭良心，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不承认污蔑中国和歪曲中国现实的指责。”但他悲伤地承认，自己成了这个国家“一场兴起的政治争论的适时的工具”。在苏珊·桑塔格的表述中，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尼成为一个被建构的“模范的意识形态敌人”。2013年11月潜游之乡(中)
这本是场欢宴。
之前，双方已经商量好了拍摄计划，宾主只要摆正自己的位子，相互抬举，大家都有个面子，最后却走到这个地步。一个是东方新生大国，一个是来自西方——意大利的摄制组，主人愤怒揭批客人，客人玩命叫屈喊冤，实在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局面。这岂不让外人看了笑话。中国人面子为大，不到万不得已，挂不住相，不会举全国之力，把事情闹到天下人都知道的地步。
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用“恶毒的用心、卑鄙的手法”指责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影片《中国》为“反华电影”——“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蹋得不像样子。影片的这种结构和布局，纯粹是为了把攻击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随后，其他媒体及其摄制组所到之地，以群众之名所写的揭发、批判文章陆续出炉，所有的表述都围绕着“用心”及“手法”这两个关键词进行。
这一年的4月15日，恰逢批判高潮，另一个欧洲人，法国学者、59岁的罗兰·巴特在上海旅行时，看到了批判过程中一位普通老人“真可笑”的一幕：
1972年，一位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安东尼奥尼。但是，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安东尼奥尼是个两面派：他不拍摄6层楼，只拍摄那些留作参观的小屋(保留下来是为了教育孩子们)。当时，安东尼奥尼为了拍摄，竟滚了一身土!他在诽谤中国人民。
这位讲述的老人还不忘说，他说话与苏联修正主义如出一辙，与林彪和孔夫子一个鼻孔出气。老人是在屋前说的这些话。巴特再次强调，这“多么可笑!”在这位法国思想家眼中，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呢？要知道，他可也是受邀来华的呀!巴特在中国的短短20多天时间内，记下大量日记，后来为整理出索引而重读这些日记的时候，他发现：“如果我发表它们，那正好就是安东尼奥尼式的东西。”
这里记述的老人絮絮叨叨的言辞，实则为当年批判过程的标准用语，基本调式。《中国》到底是如何“诽谤”中国的呢？
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1972年的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令人失望”；苏州“同它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子“今天成了办公楼”。他“挖空心思”地寻找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在林县，他看到人们见到他们这些欧洲人时“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影片对于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而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的是零落的天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
还是1974年。41岁的美国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坐在法国巴黎的一家电影院里，看着62岁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两年前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她并不完全否认中国方面对影片是“意识形态商品”的指责，并认为“中国人认为影片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却是没有看错的”，但“安东尼奥尼的影像确实要比中国人自己发布的影像有更多意义”。
那些电影呈现的画面，如手术部分，都要比自己一年前，在上海一家医院看到的晚期胃溃疡针灸麻醉切除手术令人惊奇，或强烈得多：戏剧性布局和蒙太奇手法，这一切都要比真实生活中连续事件的对比更加强烈。
一些批判文章中提出，安东尼奥尼大摆起“欧洲人的自傲”——“洋大人”的架子来，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摄制组的拍摄手法让人难以忍受，他们采取长焦距、变焦手法，采取不同角度拍摄，偷拍，近景，特写镜头，都意为突出“缺陷”，达到丑化目的。在色彩上，更是采取了灰暗的基调。
1974这一年，中国人对西方人拍摄的有关中国题材的影片，还有另一次表达愤怒的举动。法国导演让·亚纳的影片《中国人在巴黎》虚构了一支中国军队包围了巴黎，法国举国上下陷入恐慌，政府也准备流亡，而商人却趁火打劫准备从这灾难性事件中渔利。法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理想主义”的影片，法国人比占领者更受讽刺。但，在中方看来，显然是不可接受的。最终，400人的入境签证被断然拒绝，作为对此影片的抗议。2013年11月潜游之乡(下)“我们的客人”初来乍到时，不但受到超乎寻常的官方接待，还领略了更加超乎寻常、来自普通人的热情——围观。对于那些以拍摄为目的的人来说，这样的情形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不过，这又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常见现象。好客的东方礼仪之邦进入这一时期，对此又有新的说辞，那就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可是，客随主便的惯例，并没有在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意识形态同道间延续，1958年访华的法共党员布列松，与1972年访华的意共成员安东尼奥尼回去后，都上演了令主人不齿的“变脸”把戏。虽然相隔10多年，其间还经历了剧烈的社会震荡，但对他们的批判却异乎寻常地一脉相承，那就是批判的目标——资产阶级的“新现实主义”，始终没有改变。无论是在摄影领域，还是电影领域，这一主义遭到了同样的谴责、批驳。值得思考的是，新现实主义艺术法则，与新生政权信奉、建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标尺，虽同为现实主义，但他们到底在哪些方面势不两立呢？这一切到底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多数过来人的记忆中，196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其原因不是遥不可及的西方“新现实主义”带来的威胁，而是饥饿与茫然的现实。但，纵是在此时，也会有人关注着那些常人难以理解或在意的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把那些本已困顿中的人带入更加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一年的4月，新华社关于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讨论中，对“新现实主义摄影”大加指责。这不只是遥远的隐忧，更是眼前的现实，先前来华的这一派法国主要人物布列松，正是利用这一手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歪曲和恶毒宣传。8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内部展览”——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更是指责布列松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摄影”以偶然的、个别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事件和人物，没有根据拍摄对象最本质的面貌加以表现，而是进行了丑化和糟蹋；其使用的手段又是不加摆布、不组织加工，总是在现场出其不意地拍摄人物，不剪裁、不修改的拍照方式，完全是伪装客观、公正和真实，这是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最危险的一派。
1974年，对安东尼奥尼的批判仍然延续了这一模式，包括概念。由于20年来与西方联络中断，批判者并不知道，“新现实主义”理论已为明日黄花。诞生于“二战”期间意大利的摄影流派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已经走向衰落，但仍然被我方当做其致命之处加以攻击。这一流派选取平凡的题材，以朴实、直接的摄影手法，讲求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社会性及真实性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标。无知、自负，还有自卑导致的偏狭心理作祟，这一次批判更加全面地显示了我们自身的文化道德状况，包括猜测、谩骂、污损，以及对西方文明的贬损等，这一切都意外地为今日留下了一份份令人心痛的文本。
这种手法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所尊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标准——高、大、全，红、光、亮之间，显然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批判者不是无病呻吟，也不仅仅是受到心理伤害所做的情绪性反弹，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历史地看，这一切又是那个年代遵循的逻辑使然。不过，这种文化上的错位，还是被另一位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敏锐地捕捉到了。1980年1月29日，安东尼奥尼获得“阿尔齐吉纳迪奥金奖”之际，巴特写了篇文章，名为《亲爱的安东尼奥尼》：
是您有关中国的电影使我产生了中国之行的愿望。而且，这部电影之所以被那些本该理解它的爱之力量远远高于任何宣传的人所临时拒绝，是因为它是根据一种权力反应而非根据真实要求来判断的。艺术家没有权力，但他与真实有着某种关系。
巴特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曾在中国旅行，他的这番感触不是空穴来风。那一年的意大利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组织方安排影片《中国》在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中方外交人员动用全部力量试图阻止“这一极端严重的反华事件”发生，但最终未能如愿。
作为事件的旁观者，意大利哲学家和作家温贝尔托·艾柯这样描述了身处窘境的安东尼奥尼：“焦虑不安的安东尼奥尼再次忍受着，他的非常个人的自相矛盾的戏剧性事件带给他的痛苦——这位怀着爱慕和尊敬之情前往中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艺术家，发现自己被指责为受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雇佣的，以及引起8亿人民憎恨的法西斯主义反动艺术家。”2013年11月北京，2009年10月远在天边(上)
1972年10月21日，苏珊·桑塔格日记。
我生命中的两个基本隐喻：
去中国旅行
沙漠
在这篇日记中，桑塔格对此进行了注解：
沙漠——静止、空旷、一览无余、人烟稀少、头脑简单、简单重复的历史。
中国——运动、高雅文化、青山绿水、历史宏伟、人口众多……
一周后，她得知自己计划中的中国之行要推迟到1973年的2月15日。
我是多么急切地想出发去中国呀，甚至在动身之前，我的一部分已经踏上了把我带往“祖国”国境的漫长旅行，已经游览了那个国家，而且又离开了。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过后，中国政府陆续邀请一批美国文化界、新闻界人士访华。来华之前，苏珊·桑塔格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以时断时续的文字，书写了一篇集扎实的研究与浪漫的想象、理性的分析与情感的抒发为一体的文章：《中国旅行计划》。在她看来，这是一次“朝圣”之旅。
此时的桑塔格刚到40岁，已在欧美文学界出了大名，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两个领域内受到广泛赞誉，作为“王牌知识分子”(《耶鲁评论》语)的雏形已然形成。她敏感而又睿智，关注现实与人性。不过对彼时的中国人来说，无人识得这些。
刚记事的时候，桑塔格便萌发了此次旅行的念头。她出生在纽约，在美国其他地方长大，可她的生命却是在中国孕育的。她的父亲曾在天津经营皮草生意。1939年年初，母亲从中国回到美国后过了好几个月才告诉她：“父亲不会回来了!”那时，她即将读完一年级，班上的同学都相信她是在中国出生的。在学校里，她曾谎称自己就是在中国出生的。后来，她也记不清，自己这第一次撒谎到底是在父亲去世前，还是去世后。不过，她为自己开脱说：“能为大谎言服务，谎话就成了某种真实。重要的是我让同学们相信中国确实存在!”而有关中国的一切，并不是自己凭空杜撰的。
桑塔格清晰地回忆起一个细节，当母亲把她叫到起居室时，她已预感将有要紧的事儿告诉她。那一天，她在锦缎沙发上不安地扭来转去，每个方向都有几尊佛像转移注意力，她不相信父亲真的死了，没有哭很长时间。作为一个6岁的孩子，她已经在设想如何向朋友们公布这个新消息。“我的悲痛像雪花飘落，撒在你冷漠的热土上。你正在吸入你自己的痛苦。”桑塔格写道。她的父亲初到中国时才16岁，母亲大约是24岁时到了中国。桑塔格曾珍藏了父亲1931年在天津乘坐人力车时拍的照片：他看上去很高兴，有些腼腆，一副漫不经心的半大小伙子模样，盯着照相机。
父亲在天津离世这件事，给一个孩子的心灵带来了永久的伤害。即将前往中国旅行，桑塔格写出了自己内心最为柔软的情愫：
至今，只要电影里出现这样的镜头：一位父亲在长久的让人绝望的离别之后又回到了家里，正在拥抱孩子或孩子们，我就要流泪。
还有一件事。20世纪30年代，桑塔格的父母一道离开中国，乘火车回美国探望孩子。在横穿苏联西伯利亚的铁路上走了10天，火车在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停靠几个小时，母亲想下车，那是桑塔格外祖母的出生地，在母亲14岁的时候外祖母死在了洛杉矶。桑塔格的母亲想亲自触摸一下比亚韦斯托克的土地，但没有得到准许，并且受到警告：如果下车，哪怕待一分钟，也会被逮捕。
母亲讲这些时，并没有说自己哭了，但桑塔格说看到了坐在封闭车厢内母亲的样子牻她哭了!母亲始终没有原谅她妈妈的死，而自己将原谅父亲，原谅那个死在中国的父亲。与母亲在波兰的遭遇不同，桑塔格将受邀踏上“祖国”的土地。
此次中国之行，桑塔格会去拜谒父亲的坟墓吗？“我的父亲永远年轻!”但，一切都只能在相片中了，她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母亲说也已经忘记了。父亲的一些照片都是在她出生前拍摄的，在人力车里、在骆驼背上、在小船甲板上、在紫禁城围墙前，内容包括与情人、母亲及生意合伙人的合影等。
永无止境的痛楚，也许，仅仅是也许，会消散在无尽的中国式微笑之中。
也正是在6岁这一年，母亲带着她搬了家，在自己的第一间起居室内，到处堆放的都是来自中国的东西：胖墩墩的象牙和排成队列的蔷薇石英大象，镀金木框中镶嵌着窄幅宣纸水墨字画，贪食胖佛在用粉绸绷制的大台灯罩下面一动不动。还有一尊慈悲佛是白瓷的，身材纤细。
面对这些“殖民者的收藏物品”和“带回来的战利品”，桑塔格却想到了这些物件在那间自己未曾见过的、真正的中国房子里的情形，并表达出对另外那间起居室的敬意。
10岁那年，桑塔格在后院挖了个洞。“你想干什么？”女佣问，“挖通去中国的路吗？”
年纪尚小的桑塔格只想找个地方坐坐，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难所、小室、书房与坟墓。洞内东侧墙上挖出一个壁龛，放上了一支蜡烛，桑塔格坐在地上，灰尘透过木板缝隙落进嘴里。不过，她同时又幻想，自己想挖通到中国去的路，从地球的另一端蹿出，用头顶地撑起身体，或者用手倒立行走。此时，家中的中国物件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一直以为中国远在天边，至今仍是事实。”桑塔格写道。2013年11月远在天边(中)
童年时期，苏珊·桑塔格便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前往自己的孕育之地——中国，但父母是不会带她来了，而中国又不是自己想去就可以去的地方。她只有等待着“另一个政府的邀请”，因为在这一漫长的等待过程中，这个国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原先“(男人)留辫子的、蒋介石的以及无数人民的中国——之上，已经嫁接了乐观主义的中国，有光明未来的，属于无数人民的，到处是蓝布衫和尖顶帽的中国。”
待到1973年，签证拿到之时，桑塔格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她问自己，这是“一次寻求政治理解的旅行吗？——‘关于文化大革命定义的札记’吗？”对她来说，中国虽然是最富异国情调的国度，但毕竟因为那是父亲的永留之地，这注定又是“一次可能缓解个人悲痛的旅行吗？”她要查访父亲的死，将给他的死添加分量，还要亲自安葬父亲。
出发之前，桑塔格的“脑海中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中国东西”。她甚至设想好自己所带的行李，一只小箱子，没有打字机，没有照相机，更无录音机之类。
有关这一次，以及1981年的中国之行，桑塔格在过后的1984年，以更加理性的笔触写下的《对旅行的反思》一文中，透露出诸多细节，当初的“朝圣”之心已经被“反思”取代：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随着去中国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发现，旅行者描写的旅程简直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的同一个“胡同委员会”……尽管这么雷同，许多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往那儿跑，写的书几乎千篇一律。“神秘，危险，不快，与世隔绝，这些是去遥远的地方旅行的传统成分。”但西方的旅行者到达爆发革命的地方，到达共产主义国家旅行时，却体会不到危险，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那一时期，桑塔格发现自己游历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1968年的越北之行、1980年的波兰之行、1981年的中国之行——都遮遮掩掩、神神秘秘，接待外国游客时有严格的程序，甚至每一步都精心设计，同时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返程时还会赠送精美的纪念品和书籍，让他们带到外部世界去。
初次到达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的西方客人，对于旅行团被称作“代表团”一事，多会惊奇不已。虽然他们曾抗议说自己并不代表任何人，只能代表自己，事实上，就是旅行团中间的几个人也有可能彼此都不认识，但这样的称呼依旧不会改变。既然是代表团，那就要设置主席、副主席之类职位，负责应酬，如发表答谢东道主的讲话，坐在宴会的主桌回敬主人酒，等等。只是这些西方人并不总是遵守客随主便的信条，很快就想出了应对之策，有些代表团甚至让成员轮流担任主席角色，以分享隆重的礼遇和愉悦。
来华之前，桑塔格预料自己的旅程将被“控制”，甚至“过度控制”。“他们知道想让我看些什么，清楚哪些东西正适合我看；我将不与他们争辩。”代表团在博物馆、模范幼儿园、某位著名作家或诗人故里间游览；工厂和公社的负责人出面接待，茶水，虚假数据，一顿接一顿地享受盛宴，逛专供外宾的商店，等等，一切都在程序之中。桑塔格称，在这些地方的“大旅行”犹如逛迪斯尼乐园，围绕的主题是“国家的进步和革命带来的好处”，而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文化上的简单表演来展示的。游客被带到这儿，艳羡不已。
但，错位的情形还会再一次重演。那些来自西方富裕、发达国家的旅行者们，包括自认为共产主义同道的左派们，“很少能够对这种作秀作出评价。”桑塔格感叹说：“人们对参观过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农民的生活和主要工业流程依然一无所知。”
到了1984年，桑塔格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事情在悄悄地起变化，共产主义国家负责旅行接待的官员们更欢迎来自西方国家的董事长，而不是情绪激进的左派历史学讲师。董事长们离开时，要比来时印象好多了，“部分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国家里有那么多友善的、有吸引力的人，异国情调的大街上满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苏珊·桑塔格把刊有自己这篇旅行反思的论文集《重点所在》，献给了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诗人之一伊丽莎白·毕晓普。这本书的扉页上录有毕晓普的诗作《旅行的问题》中的几行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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