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海宗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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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时论集试读：
如此世界，如何中国
世界大小六十余国，撇开法理与表面的名义不谈，专就实际而论，可以分为三类，就是强国、自保之国，与殖民地。强国为“力”的中心，其力的自然趋势为向外发展。殖民地为强国之“力”的发展对象，在法理上已成殖民地的区域不必说，连许多名义上仍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实际也属于此类。自保之国介乎二者之间，其力勉强足以自保，不致成为他人的殖民地，同时也不能向外发展，不能自有殖民地。以上是就事理而言。具体的逐国推敲，任何一国都不是注定的要永久属于三类中的一类。强国可因内在的销蚀或外来的打击而成为自保之国，甚至降为殖民地。自保之国如果努力不辍而又善于利用机会，也可成为强国；相反的，当然也有堕为殖民地的可能。殖民地要改变自己的地位，比较困难，但如一方面奋斗不懈，一方面紧抓机会，有时也可跃为自保之国。各国间此种地位的蜕变与升降，就是国际政治的主题。由此立场去观察，是我们明了世界与认识中国的最简便的方法。
为更透彻地了解战后的今日世界，我们必须对于战前的世界先认识清楚。战前的强国或可称强国的有七个，就是所谓侵略主义的德意日三国与所谓爱好和平的英美苏法四国。其中法国的强国地位颇为勉强，法国实际上已成为介乎强国与自保国之间的一个灰色国家。德意两国合称轴心，有如连环，可以合观。德国在当时把握全部的中欧，西向威胁法国，东向威胁苏联。意大利于德国的支持之下，在欧洲向近东发展，占有阿尔巴尼亚，威胁希腊；在地中海与英法争斗，经地中海而达非洲，攫夺或威胁英法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东也在轴心的侵略计划中，但直到欧战爆发的一九三九年，德意的力量尚未能有效地进入中东。
日本有大陆与海洋两方的侵略政策。在大陆上日本一面威胁苏联而未能得手，一面伸入中国，强占东北，分化内蒙，压迫华北。在海洋上日本一面向南洋扩充，一面在太平洋与美国抗衡。苏联此时大体仅能自保，东西两面受日德的威胁，时刻自危；但对中国则始终不肯放松，外蒙完全席卷以去，新疆也在掌握之中，只有多年垂涎的所谓北满不得不忍痛让与日本。
在西方，名为强国的法兰西岌岌堪危，东境受德国的包围，南境有意大利窥伺，海外虽有帝国，北非各地意大利时思染指，越南已被日本认为当然的侵略对象。英国仍是真正的强国，在大西洋上与美国维持平衡；地中海的大部属于英国，近东巴尔干为英国的防线；经地中海，出印度洋，控制中东遥领印度。在过去，英国的势力经印度洋而达中国，但到第二次大战之前英国在中国势力已大减色。
新大陆的美国，除稳制拉丁美洲外，在大西洋上保有西半的一部势力，在太平洋上与日本对立，东太平洋可以控制，西太平洋的优势属于日本。至于对中国，美国虽自四十年前就已积极注意，但任何可能的发展都因日本的拦阻而归于停顿。
战前的中国，在过去百年已是列强的公同殖民地，列强也始终不容中国彻底改变殖民地的地位。但自一九二六年北伐之后，中国极力的想要发展为自保之国，英国在中国的原有势力一部退出，美国最少在表面上势力仍不甚大，只有苏日两国对中国不肯表示死心。苏联为大局所限，当时的活动限于外蒙与新疆，日本则倾全力以对付整个的中国。列强对中国都无善意，但最忌中国脱离殖民地地位的则为日本，它自认为与中国势不两立，对于任何可致中国于完全独立自主的运动它必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正是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日本不惜于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间两度出兵山东，不使革命军顺利北上。迨阻挠证明为无效，三年后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又过六年而中国被迫发动全面抗战。中日间的大战可说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坚要中国永为殖民地，中国决心要进为自保的国家，最后只有用战争来决定中国命运的路线。
日本与德意的无限扩展政策，引起了中国八年，欧洲六年，太平洋四年的第二次大战。这次全球战争是国际局势的一大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德意日三大强国等于消灭，或可说都已成为殖民地。三国都很少有再起的机会，德国今日的东西分裂可能成为永久的局面；意大利的实力消耗过重，除地势的冲要外，意大利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日本今日名为由盟国合同占领，实际乃由美国单独占领，此种一国独占之局即或非为永久，也必为长期无疑。日本将来可以作为工具，再主动的兴起为强国的可能甚难想象，连成为自保之国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战前的重要国家，在今日仍值得注意的，为美，苏，英，法，与中国，恰巧就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法国的地位已经明朗化，战前尚可保持强国的空名，今日法国只能说是一个自保之国，并且连自保的地位也有随时丧失的可能。共党一旦得势，法国或成为国际战场，或成为国际性的内战场所。反之，如果戴高乐一类的人上台，法国就必积极企图恢复强国的地位，最少要摆出十足的强国架子，结果东西两大对法国都不表示欢迎，如果处理不善，可能会有内乱发生，以致连今日的地位也不能保。
战后的英国，与法国所差无几。它优于法国的有两点：一，它没有严重的共产党问题，因而无论局面如何发展，它内部的统一性不致发生动摇；二，它有永远可靠的美国援助，美国最少要支持英国的自保地位，如可能时，它也希望大英帝国不要全部清算，而是在美唱英随之下维持一个笼罩全世的盎格罗萨克逊帝国。英美之间可以时常发生误会，但在根本政策上两国总是互视为兄弟之邦，这是今日与今后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也就是因为这个基本事实，英国好像仍是一个“力的中心”的强国。然而英国因元气消耗太甚，纵有美国的支持，也无力再维持太阳不落的大帝国，多数重要的地带英国或撤退，如印度半岛，或请美国全部或一部接防，如地中海与中东。大西洋更不必说，在欧战初期的一九四一年英国就已全部的转让给美国了。
苏联与美国为第二次大战中的孪生骄子，所谓盟国胜利云云，仅是一句空话，胜利的只有美苏两国。其他参战各国的流血流汗，劳民伤财，为谁辛苦为谁忙？就结果言，显然的都是为美国与苏联。各国都只有损失而无收获，或收获微不足道。美苏两国虽然也有损失，但收获之大不知要超过损失多少倍。战后的美国，除照旧控制整个的拉丁美洲外，接收了不列颠帝国的大部，接收了日本帝国的大部，包括日本本部在内，接收了纳粹帝国的一部，此外并无形间承袭了法国与荷兰的南洋帝国。整个的大西洋，整个的地中海，整个的近东与中东，都是美国的天下，太平洋与南洋也是清一色的美国世界。战后的苏联，接收了纳粹帝国的大部，就是东欧与中欧，只把西欧留给美国；又接收了日本帝国的一部，就是中国的东北与太平洋边缘的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此外苏联想要进入地中海，插足近东与中东，但都为美国所阻。在最后还有一个全新的地带成为美苏的争夺对象，就是北极圈内外的冰天雪地世界。因为飞机要走近路，因为世界的陆地、资源与人口集中北半球，因为恰巧苏联与美国（包括加拿大）在北极边上对立，所以北半球中心的北极地带就成了地中海与近东中东以外两强所最注意的争夺焦点。美国除自己领土的阿拉斯加外，在战时已捷足先登，进入哥林兰岛与冰岛。苏联方面，只有自己少数的岛屿可用，但重要性都远在美国所控各地之下。所以无论是在近东中东，或是北极圈上，苏联都是居于劣势的；只有在欧洲大陆，苏联稍稍占优势。
在英法仅能自保，美苏到处对立的今日世界，中国居于何种地位？中国与朝鲜，一向不可分，今日仍然如此；就世界性军略政略言，我们可视朝鲜为中国的一部。自日本投降以来，苏联除在外蒙与新疆势力仍旧且加强其控制力外，并代日本而进入东北与朝鲜北部。法理如何，表面如何，名义如何，全不相干；今日东北的大部与北纬三十八度以北的朝鲜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至于美国方面，既已握有太平洋，既已占有日本，又安能不进一步而迈上东亚大陆？朝鲜南部的有形进占不必说，今日整个中国的美国关系，也只能说是无所逃避的执拗事实。过去因有日本，美国无从具体地触及中国，所以只能与中国发生抽象的道义之交。因为这种道义之交曾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也就是说，因为今日每一个中国人或美国人都是在此种道义之交的空气中生长成人，所以在心理上多视此种空气为当然。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个人的希望，尤其弱者的希望，安能影响实际的国际政治？今日诚然已经没有像日本那样彰明较著的非制中国死命不可的侵略国，但同时也绝无人会善意地赞助推进中国自强自保的运动。我们最多只能希望，在我们自求上进时，没有再像日本那样的外力出来蛮横干涉。求人不如求己，在个人已经如此，在国家尤其如此。被日本中途打断的建国运动，我们若要继续完成，只有依靠自力。“自力更生”并非空的口号，而是我们求生的唯一途径。（注——附插图“战前世界”及“今日世界”，可与本文互相解释）
有人或者要问，我们若认真图强，安知没有第二个日本暗中干涉，安知没有第二个日本已在干涉？此事诚然无人敢武断地作答。但在以北极为中心的航空时代，中国占有一便宜，就是中国过度偏南，也就是说，中国的地位偏僻。今日强国所虎视眈眈的地带都在北纬四十度以北；只有中东，虽大部分在四十度以南，但因与近东及地中海密不可分，仍为大国所不肯放松。至于中国，除东北外，可说都在北纬四十度之南，所以别人对我们本可漠视；而别人不肯漠视，就是因为中国太大，唯恐中国真正统一强盛后不易对付。但我们只要真肯努力，同时又多抓外来的机会，别人对我们或者可以勉强放过，对于我们的图强运动不再暗中破坏，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足以自保的国家。世界如果不幸再有大战，中国唯一聪明的态度就是绝不参战，地位偏僻的中国本也无需参战，但这要假定中国的全部或大部已经统一安定；否则我们必将听人宰割，随人作战，最后无论孰胜孰败，中国都将消耗殆尽，濒于死亡。国际局面一张一弛，随时可以完全破裂，我们中国谋求自保的机会恐怕甚为短暂，只有全国人士痛下决心，紧抓机会，发展自力，方能应付未来的大难，中国才有永远自保的希望。（原载《周论》创刊号，1948年1月16日）
弱国外交与外交人才
真理不会害人，真理即或给人痛苦，那痛苦也是暂时的，最后的结果总归有益。十足的谬论也不会害人，因为任何人一见就知其为谬论，不致被它所诱惑。害人最甚的就是半真半假的冒牌真理，因为它容易使人认半真为全真，引人走入歧途，始终不悟。“弱国无外交”的成语，是有名的一条真伪参半的论断。
此语的反面就是“强国的外交必无阻碍，更无失败”。正反两面都与史实绝不相符。所谓弱国无外交，只是弱国人士的愤慨之辞，因为弱国若想在国际上大出风头，事事称心，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弱国若要维持自由与独立，却大有赖于外交手腕的灵活运用。反之，强国若一味地逞强，不讲求正常的外交，平时必不顺利，连武力取得的权益也未必能如意的把握。无论强国弱国，在一般的外交事务上，成功与失败大半要看外交人员的本领。有的外交，为任何人所不能办通。例如你若无故去向地位力量相等的邻邦要求割地，你的外交无论如何高明，也难以发生效力。反之，许多的例行公事，任何人都能办通。但这种公事，一个使馆馆员或外部录事即可胜任，并非真正的外交案件。介乎不可能的事与不相干的事之间，却有许多可办须办的事，事的成败就全在人为了。例如你要接洽借款，要请友邦作一种对你有利的投资，要为你的侨民取得额外的便利或权利，要想友邦作你与第三者交涉时的声援——诸如此类无可无不可的事项，友邦的肯否协助，一个大的关键就是你的外交部与驻外使馆负责人的人格、资望与本领。本可成功事，即或是强国，也可因外交人员的平庸而失败。本无把握的事，即或是弱国，也可因外交人员的超绝而收得效果。本可白白奉送的人情，也可因外交人员的不为友邦欢迎，而须经过种种的故意刁难之后，方才极不痛快的到手。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虽然复杂，但道理也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类。一个人在社会上活动的成功与失败，或成就的大小，主要的当然是靠他的真正本领；但除非是入山修道，任何人也不能关起门来独自活动，一切的活动都直接或间接的与他人有关，并且需要他人的协助，最少需要他人的合作。一个本领有限的人，若对人应付得宜，也可收到中人以上的成就。一个本领超绝的人，若处世接物，到处见罪于人，也必左右碰壁，一事无成。国际之间的交往，何尝不是如此？两国间所发生的问题，大半可东可西，可左可右。实际到底为东为西，为左为右，双方外交家折冲时所运用的才能与手法是最大的决定因素。例如中国于民国成立之初，多年根本无外交政策可言，外交上的人才既然缺乏，所有的少数人才也无施展的机会与自由。先是对列强一味的谄媚，徒遭国际的轻视与玩弄。后来又一贯的倨傲，误认虚张声势为盛强，结果是四面树敌，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无援之境而不自知。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的袭击，这虽不是唯一的原因，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时中国诚然是一个积弱之国，容易招侮。但日本的野心早可看出，田中奏折的秘密早已公开，若非对于外交的过于幼稚，也就早该设法防患于未然。若果在国际上多下功夫，后来的国难虽未必能全部避免，最少其发生时的严重性可因外交上的实际声援而减轻，恐怕是无可置疑的。
这一切都早已成为过去，不必追求责由谁负。今日以后的事，局面与前不同。今日国际上只剩了美苏两个强国，局势更显得紧张，从中应付更为困难。要想运用外交，必须在外交事务上有相当多的可用之才。过去我们向不注意外交人才的培植。自清末以来，我们的教育政策就以英文为第一外国语，按理我们最少对于英美两国应当不致感到困难。但若平心静气地考量一下，今日国内到底有几人可称为真正的“英国通”或“美国通”而无愧？对于英美尚且如此，对于他国更不必说了。派往某国的使节，对那国的文字、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风俗、习惯，以致偏见与成见，尤其是偏见与成见，要能彻底地认识，最少要有认真学习的资格与能力方能胜任。使臣对于驻在国必须能够同情。心怀敌意的使臣，或秦人视越人式的使臣，或对驻在国文化的各方面根本没有了解能力的使臣，必定失败。外交上虽间或不免欺诈，但使臣若存心根本不正，却极少成功的希望。这也是人事上的一种奇特的矛盾。前些年法国驻英的一位大使，在他的使任期内，曾对英国中古史上的一个小题目下过功夫，最后写出一本至今被英人认为有学术价值的作品。这位大使非常成功，他的成功并不在那本著作的本身，而在那本著作所表现的态度。他是诚恳地要参透英国民族的精神的。一个使臣即或无此能力，最少也要有此志向和襟度，方有尽量完成使命的把握。
使臣必须具备上列的条件，才能对上中下三等人都可谈话，谈话而不隔膜，不外行，不贻笑大方。使臣必须如此，方能在驻在国交友。交友是使臣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使臣对于驻在国的真正舆论必须详细明了。但真正的舆论，时常因忌讳，客气，故意的不客气，或其他的关系，而在报纸上不能见到。驻在国的朋友可以补救这个缺陷。使臣的消息来源必须丰富，除了秘密来源外，驻在国友人的谈话往往是意外消息的重要泉源。
欧美各国派驻中国的使节，多数不能达到此种标准。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认为也可照办。今日的国际政治与世界文化是以欧美为重心的，欧美外交人员昧于我们的情势，也要吃亏，但不致吃大亏。我们若昧于欧美的情势，在平时就不免要吃大亏，在非常时期就有招致意外祸患的危险。此种欧美为重心的局，在我们今日所能照顾得到的未来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莫可奈何，我们只有认清事实，承认事实。
最后还有一点心理的关系可以注意的，就是驻在国对于派遣国的看法，最少在政府人员与舆论界领袖方面，往往是以派遣国使臣的人格为标准。一人的一举一动，可辱国体，一言一行可为国家增光的，只有驻外的使臣。所以使臣的人选，应当特别注意人才主义。强国已当如此，不强的国更加如此。（原载《周论》一卷二十一期，1948年6月4日）
和平与太平
我们今天常讲“国际和平”，过去中国总说“天下太平”。这两个名词不能互换使用，如果说“国际太平”或“天下和平”，那在文字上与观念上是不通的。“和平”是一个相对的名词，相对的观念。和平有两个假定：假定有列国，假定有战争，和平只是列国两次战争间的中间时期。既有列国，必有国际政治、国交与外交。有国际政治，必有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迟早必要引起战争。战争是列国世界必不可免的现象，几乎可说是自然的现象。“太平”是一个绝对的名词，绝对的观念。太平也有两个假定：假定世界统一，假定没有战争。过去中国称实际所知的世界为“天下”，在主观上“天下”就是整个的世界，所谓天下太平在主观上就是全世界的稳定安静，并且在理论上这个局面是永久的，战乱只是临时的与意外的变态现象。天下既已一家，当然没有国际战争；失调时可以发生内乱，但那只能说是美中的不足，不能影响“美”之根本为美。
人类历史，就大的政治轮廓言，只有两种类型，就是列国世界与大一统世界。先秦的中国，罗马独霸以前的地中海世界，今日的欧美，是我们知道较为清楚的三个列国时代。罗马帝国与秦汉以下的中国是两个有名的大一统世界。列国时代，战争为正常，和平只是旧战争后的休息时期与新战争前的准备时期。大一统时代，太平为正常，战乱只是脱离正轨的短期现象。今日的世界，实际包括整个地球的世界，是一个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欧美仍在列国，它把世界也组成一个大的列国；连当初自成大一统的中国，今日也不过是欧美列国中的一员。列国没有太平，没有太平的观念，所以也没有太平的名词，今日在欧美的各种文字中找不出一个相当于中文“太平”的名词。但第二次大战后的欧美人类，似乎已开始有大一统的模糊感觉，可能不久要有与“太平”意义相同的名词出现。但这是后话，暂且不必多加揣测，我们仍然继续讨论比较抽象的道理。
和平与太平，除了根本的性质不同外，时间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和平时期总是甚短，太平时期却可以很长。和平很少能够维持五十年的；两次大战之间，最多不过五十年，五十年间并且一定有几次小的战争，十年的完全和平在列国世界是不可得见的。就欧美言，过去每一个世纪间都有两次大战，如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西班牙王位承继战争（一七〇一至一七一三年），七年战争（一七五六至一七六三年），拿破仑战争（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统一战争（一八六一至一八七一年），第一次大战（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进入二十世纪后，大战的步调加紧，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战爆发，距离第一次大战的结束仅有二十一年，现在似乎是已有二十五年大战一次的趋势，将来是否更加急促，也很难说。至于太平，其长可抵和平的许多倍。西汉盛期二百年，其间大体是安定的。唐初有百年以上的太平，清朝的太平也超过百年。这是列国时代所绝不可得的现象。今后的欧美除非是意想不到的根本变质，在大一统未能实现前，必难免周期性的为战魔所困扰。
战争的必然性，来自利益的冲突，是人所共知的。此点无需多谈，学历史的人不必说，生在此时此世的每个人，每日所见所闻的，都是国与国间的摩擦与冲突，只要留心每日的新闻，对于国际利益冲突的道理就可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只推敲一下由和平进入战争的具体方式。
把和平世界引入战争漩涡的，就是均势制度。列国并立，没有一个安全，连最强的国家也不能有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既有问题，各国自然求友；求友的自然结果，为国际间两大壁垒的对立。至此，友邦的事也成了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当然也是友邦的事。自己的事已够复杂，再兼管友邦的事，所以国际两大壁垒之间的空气总是紧张的，双方都时时刻刻准备兵戎相见。“武装和平”的一个名词非常恰当，那是列国和平的绝妙形容。和平是外表，武装是实际，迟早必有一个问题使两大壁垒火并。所谓国际均势，总不能“均”，因不均而不安，因不安而必战。就理性讲，这是愚不可及的事，因为战后还是不均，但就人性言，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各方都有侥幸之心。
虽然如此，每经一次大战，必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追求和平的阶段，热心人士奔走号呼，希望战争能够绝迹，和平能够永久。连为政的人，无论是出于信仰，或出于投机，往往也口口声声的拥护和平。今日的事，距离太近，关系太亲切，我们撇开不谈，上溯第一次大战，我们的观察或者比较的容易超然。当时各国组织国际联盟，以消弭战争永保和平相号召。在具体的步骤方面，限制军备，主张裁兵，最后到一九二八年各国并签订巴黎非战公约，正式声明放弃战争，永不再用战争为国策的工具。但没有人对于这一套真正放心，表面的文章尽管去做，秘密外交与均势主义活动仍旧。由法国发动，组织包围德国的集团，要使德国永世不得翻身。一九二〇年，国联方才成立，法国就联比利时，希望西线安全；一九二一年以后，又联东欧的新兴小国，在东方包围德国。法国的集团引起意大利的反集团，一九二七年联匈牙利，七年后又联奥地利。到一九三四年，这就引起再反集团，就是希、土、罗、南四国签订的巴尔干公约。日愈复杂的国际政治，给了德国一个乘机再起的便利，不久就形成联德与反德的两大壁垒，五六年后就引起第二次大战。在历史的透视中，和平运动只是一种插曲，是战后人力疲乏的临时反应。临时的疲倦一过，新战争的酝酿又起，不出几年，就又来一次大放血。
未来的事我们不愿多加揣测，但有一点应当提出的，就是大国的数目今日极少，已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今日能够单独作战的只有美苏两国，连英国都已丧失此种资格。若以往事为例，我们可以指明，在中国大一统实现的前夕，只剩了秦楚两大强国；在地中海世界的列国末期，只剩了罗马与迦太基一决雌雄。如此看来，以欧美为中心的今日世界，也已发展到列国时代的最后阶段。下一个阶段是否新的大一统与新的太平？谁敢肯定？谁敢否定？（原载《观察》第一卷第九期，1946年10月26日）
妇女·女权
自一九一〇年各国妇女界代表在丹麦京城举行妇女大会，争取平等权利，并议定国际妇女运动纪念日之后，每年今日（三月八日），都为各国的前进妇女所热烈庆祝的节日。在当时，妇女运动尚未赢得传统社会的普遍同情，许多人仍然诚恳地相信，男女应当有别，认为两性能力不同，所以职责不同，因而与职责相关联的权利也不同。妇女运动者则认为这完全是男子压迫女子的自私自利说法，若在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给女子同等的机会与平等的权利，事实当可证明女子的能力与成就并不亚于男子。两种对立的说法都是理论，把理论付诸事实的考验的，是第一次大战。第一次大战也是第一次的全民战争，只靠男子动员还不够，至少一部分的女子也须动员，才能应付战争的需要。女子除了未曾手执武器直接参加战斗外，前方后方的一切工作，过去普通认为完全或主要的属于男子的工作，在人手缺乏的战时，女子都取代男子的地位，并且大体都能胜任愉快。事实最为雄辩，过去太严格的男女有别的说法，至此已经不攻自破，同时各国对于妇女的战时贡献，也都无不感激。在事实的证明与感激的督促之下，欧美各国在第一次大战后就都正式地承认了女权，除参政权的开放外，过去未实行或实行而不彻底的经济权与教育权也都给予妇女。唯一的重要例外是法国，法国妇女是到第二次大战后之一九四五年才获得参政权的。今日欧美各国，无论事实上如何，在法律上与机会上，两性是有同等的权利的。
至于中国，五十年来我们是一向在极力地追随近代潮流的，女权运动在清末已经开始，到“五四”以后很快地就为舆论所接受，认为已经不成问题。在抗战之前，这种公认的见解已经形成法律的明文，法条中清楚规定，男女经济平等，女子也享有财产继承权。在家庭中夫妻平等，组成家庭的婚姻也法定为男女个个都有自由。政治平等的制度更为清楚，在一切的选举、被选举与政府任命方面，都不再有男女之分。最后，还有教育的平等，所有男子禁地的一般学校，由幼稚园到大学，都开放门禁，女子都可自由入学。若有不平等的话，现在是对男子不平等，今日只有不收男生的女校，而没有不收女生的男校，当初的男校都已成为男女兼收的混合学校。所以讲法理，讲制度，我们中国女权方面是最进步的；今日世界尚有落在中国之后的国家，没有走在中国之前的国家。
但中国有一特点：就是这种进步的女权现状是妇女并未大争而就由国家立法规定的，其中也未经过像欧美各国妇女在第一次大战期间的事实考验。历史上的任何权利，都是由奋斗争来，或是由工作赢来，得来太易的权利往往是不知如何行使的。抗战前我们的制度尽管完善，然而乡妇对此不感兴趣，并且根本不知何谓女权，连城市中比较有知识的妇女，真能利用法定的女权的，也只是极小的少数。这种法律与事实脱节的现象，部分的已由八年的抗战加以补救。抗战之在中国，有如第一次大战之在欧美，对于妇女是一个考验，并且两次都是成功的考验。一向与男子并肩操作的乡妇，可以不论。城市的妇女，在抗战之前，愈与近代潮流接近，愈有成为有闲阶级的危险；虽或不是多数，但相当大的少数的中上阶级的城市妇女，往往只知享受近代妇女的权利，而未知善尽近代公民、主妇或职业者的义务。这或者是我们过度追随潮流与女权得来太易的结果。但这个一时的特殊现象，已都为八年抗战所打破，战前城市的中上家庭，大多成了最受经济压迫的家庭，过去有闲的贵妇都变成有忙的主妇，原来仆婢的责任都由主妇一人承当，有的主妇在管家育子之余，还在外担任半时甚至全时的职业，以给家用。因中国整个机构的不灵，在与战事直接有关方面虽未能动员女子，但一般城市妇女在后方维持社会的无形贡献，是此次抗战史上应当大书特书的一笔功劳账，战前立法的女权条文，中国的妇女已用八年的泪与汗证明为她们分所应得；假定战前没有此类条文，战后的今日也非加定这些条文不可。同时我们也相信，过去不知利用女权立法的妇女，在锻炼成熟的今后，也必能尽量利用。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提出，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女权已为普世所公认的今日，所有的人，包括当初最激烈的妇女运动领袖在内，渐渐都知道过去的女权运动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过去好似是凡属男子所作之事，每一个进步的女子也非去作不可。我们若把这话反过来讲，说凡属女子所作之事，每一个进步的男子也非去作不可，我们立刻就可看出那是如何的感情用事的见解。在机会平等之下，不分男女，每人各凭才力，各尽职分——这可说是今日文明世界的公认原则。在这个大原则下，许多旧的观念仍未陈旧。例如“贤妻良母”，本是新妇所最不要听的名词，但在今日女权运动最成功的两大强国，代表资本主义的美国与代表社会主义的苏联，都不约而同地推崇贤妻良母，苏联对于儿女众多管家优良的妇女，并有正式的奖励。真正讲来，人类文化的需要贤妻良母，也正如需要贤夫良父；作一个贤妻良母的困难，也不亚于作一个贤夫良父。歪曲的贤妻良母作不得，正常的贤妻良母是每个女子的责任，正如正常的贤夫良父是每个男子的责任一样。因生理的关系，贤妻良母可以成为专业，贤夫良父不必成为专业。这也不是说每个女子非专于贤良不可，一切皆可听机会、才力与兴趣的支配，不可懈怠，也不必强求。能够如此，恐怕是妇女运动的极境。
我们只闻有妇女节，而未闻有男子节，可见妇女节应当是一时的现象，而非永久的现象。妇女运动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不再需要妇女节。我们上面所讲妇女运动的极境，在任何国都尚未完全实现；一旦那个境界成为事实，我们每年三月八日将无需再努力于女权运动。愿国际妇女界谋求那一天的早日到临！（原载《观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年3月8日）
理想与现实
五月下旬，国际间有两段消息，我们中国多数的报纸似乎都未登载。这两段消息，代表今日世界问题的阴阳两面，深值注意。我们简单叙述如下，作为本文的引言。
第一段消息来自旧金山，据谓华来士于五月二十三日提出弭止战争的一个计划，内容包括四点：（一）军事部分——包括一个可实行的世界性的原子能管制办法，军略地区的国际化，杀人武器的解除，及整个世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肃清；（二）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消弭希腊与中国的内战；（三）使不自由的人得到自由，使流离失所的人有家可归，增助世界性的人权法案的完成，最后希望能达到世界法律系统的目的；（四）经济部分——利用美国资源，在联合国的管理之下，推行一个全世界重建的十年计划。
第二段消息来自华盛顿：关于美国东大西洋及地中海舰队司令康纳利将军对于伊朗与土耳其两国首都的访问，路透社驻华府的采访主任兰金氏于五月二十五日发表显有所本的评述。据兰氏的报导，华府的官方人士相信，根据康纳利将军所采得的资料，美国对于希腊、土耳其，以及中东油区的美国生命线，可以拟定一个全新的军略计划，包括三点：（一）美国实际已等于与希腊、土耳其两国订立同盟条约，只要苏联的扩张政策一日不变，美国对此区域的责任也不会改变；（二）中东区域为美国在战争时间所必需的石油来源，所以在任何情形下，也不能容它落在苏联的势力圈内；（三）国务院与军政部意见一致，认为鞑靼尼尔海峡为危险的焦点，该峡一旦遭受威胁，美国将不惜以武力抵抗。
上面两段消息的强烈对照，是再清楚不过的。华来士所发表的一套仁至义尽的建议，有一点可以注意，就是从头至尾所讲的都是“应当”如何，对于利害的关系撇开不谈，或只附带的论及。第二段消息与此相反，出发点是利害与力量，只讲实际“究是”如何，根本不问“应当”或“不应当”。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评判两种观点的孰是孰非，因为这个根本是无从评判的，我们叙述上面两段消息，目的只在举例，这两件事恰巧代表古今一切国际关系的两面：一面是人类的希望；一面是人世的现实。要明了国际关系的实况，必须两者兼顾，同时又须认清两者之间的界线，若把两者混为一谈，对于国际政治，以及一切政治，就永无了解的希望。
理想与现实，是人生的两种境界，有的人注重现实，有的人倾向理想，两人所处的实际是两个世界，在政治兴趣特别浓厚的今日，两个世界的分野格外的显得清楚。少数人想要同时处在两个世界，在理论上虽非绝不可能，在事实上可说是不可能的。宗教与哲学，以及各种高超的主义，都属于理想的世界。一切事业的经营，就事业而论事业，都是现实的。但人生最现实的，莫过政治：离开现实，根本无政治可言。就对内而言，政治，即或是历史上或今日最上乘的政治，也不过是勉强调和大多数人之间的兴趣矛盾与利益冲突；如能使矛盾不太严重，使冲突不表面化，就已是政治尽善尽美的境界。等而下之，就不必问了。就对外而言，只要有列国的局面存在，国际的政治必为尔诈我虞互相排挤的世界，诈虞排挤的最后结果总是战争，若极端地讲，甚至可说玉帛相将和平时期只不过是两段战争期间的休战状态而已；和平为疲乏后的养息，战争才是正常的状态。
撇开专为现实辩护的冒牌思想不谈，一切理想，无论为哲学的或宗教的，都不问现实如何，而要否定现实，化现实，超现实，打破眼前丑恶的世界，实现合人心意的世界。如中国先秦的道家，如今日西洋的自由主义者，不问事实认定人性至善至美，因被难以解释清楚的人生种种所蒙蔽而变为丑恶，只要去蔽还真，理想就可以实现，哲人的企望就可成为庸人的实在。理想家如只提倡理想，不积极的企求实现理想，还不致多逢烦恼。最可怜的是比较高尚的热中人士，抱有理想，同时又坚要用理想改变现实。先秦的儒墨两家都属此类，结果当然是整个的失败。墨家最后完全消灭。儒家到大一统的汉代为人主所利用，但至此早非孔孟荀之旧矣。今日西洋化的世界，又逢新的列国之世，滔滔者天下皆是，热中的新儒新墨多至不可胜数，最后的命运恐怕也不会大异于先秦的儒墨。若暂且不论救国救民甚至救世的大题目，专言个人的态度，我们究当何以自处？最重要的，恐怕是每人都要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属于理想类型，或现实类型，是宗教家哲学家的质料，或事业家政治家的质料。历史上虽有两质兼备的人，但那是例外又例外的，普通的所谓才智之士都有一偏。一般讲来，理想不能渗入事业的领域，最多不过有时可作事业的护符与工具。事业的目的是成功，理想的目的是至善。普通的成功与至善无关，一切的至善都难成功。哲学与宗教为心灵上的永恒境界，不受现实的支配，就本质言，谈不到成功或失败。现实的力量可以迫害哲学家或宗教家，耶稣与苏格拉底都是牺牲于现实强力之下的理想家，但现实对于理想本身都无力伤害，耶稣的教义与苏氏的哲理至今仍为世人所推研不绝。但反过来讲，两位圣哲的主义，就主义本身言，从古至今向未影响现实的发展，现实既未因之改善，也未因之更为丑恶。政治的对内争夺与对外欺诈，古今相同，绝无二致。战争的频繁，今日与二千年前无异。人性的难测，今与古同。所不同的，是知道耶稣或苏格拉底的政治家，有时可多有一些响亮的名词供他们利用而已。
理想家与现实家所处的是两个世界。两个世界永远对立。理想家视现实家为不可救药，现实家视理想家为愚不可及，两者发生真正的接触或联系，可说是不可能的。有的哲学家可以提出“现实的就是理想的，理想的就是现实的”一类的口号，这只能说是莫可奈何的自慰自娱。又有的哲学家想象乌托邦，或置于远方，如培根的“新大西洋国”；或置于远古，如先秦诸子的种种托古思想；或悬诸未来，如韦尔斯的“彗星的时代”。这是聊自慰娱的另一种类型。此种思想最发达的，莫过中国，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把这种说法人格化，提倡“内圣外王之道”。并且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自以为“圣”的文人以此自评，虽然那仅是可怪的自欺；又不知有多少已经为“王”的当局以此自命，虽然那仅是夸大狂的表现。降至今日，中国虽然处处落后，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既可超迈前代，又可媲美西洋：我们今日所最不缺乏的人才，就是利用西洋新名词而提倡各形各类内圣外王之类的理想家。由此点言，中国文化可称为人类历史上思路最不清楚的一个文化。
既然如此，是否我们就可下一个人类无希望无前途的结论？却又不然。今日人类之所以异于一切其他动物或已经消灭的各种远古人类的，就是因为它有理想；除了现存的人类外，一切的有生之物都只有现实。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就是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最大主题。最后的结果尽管是毫无结果，这种冲突矛盾的过程都正是历史文化的意义。将来人类的发展是否可以更上一层楼，不停滞在好似毫无结果的矛盾中？我们最少不妨如此希望。在此日未达到前，事业者只有发展事业，理想家只有发挥理想。只要不违本性，不强求己所不能，一个人或追理想，或求现实，都可成为推动历史的力量，在个人都是成功，如果违背本性而强求自己所不能，在个人为可悲的失败，在历史为可惜的浪费。苏格拉底的智慧的结晶，仍值得我们记取服膺：“知道你自己！”（原载《独立时论》第一集，独立时论出版社，1947年）
国际和平展望
在名义上推进国际合作的联合国大会于九月下旬召开声中，国际间实际的空气已发展到胜利三年以来所未有的恶劣状态。巴力斯坦、朝鲜、希腊、印度半岛、东南亚、印尼，到处都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柏林问题尤其使人感到四面碰壁。苏联出席联大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氏所谓联合国似乎将要变成“不联合国”一语，恐怕是有任何色彩的人与根本无色彩的人都有同感的。与国际会议中乖戾气氛相配合的，有强国备战的消息。英伦遍国警备，已是传了一月以上的新闻。联大开会之初，伦敦广播又谓美国驻欧洲的舰队已接到有关最近将来任何可能危机的训令。苏联的作风不同，一向不对外宣布它的军事设施与军事计划，但我们可以相信，它必定也在作着万一的准备。这以上可说是代表强权政治的一面。
菲律宾代表在联大所作的呼吁，可代表弱小国家与一般人类的希望。他建议各弱小国家联合，成为第三力量，防止强国玩弄强权政治或走向战争，为人类解除战争的恐惧与毁灭的威胁。这位代表的呼吁，无人反对，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呼吁发生效力。所谓第三力量，是否能够组织成功；即或真能组成，是否能够发生作用；即或发生作用，其作用将为推进和平，或只是添上了第三个作战力量——根据对于今日国际政治的判断，根据对于过去历史教训的认识，以上这些疑问都是自然地要发生的。我们生当今世，对身临其境的局势，因希望，因恐惧，因利益，因成见，往往不易得到清楚的认识。我们若采取超然的眼光，不专看今日，而把过去与现在混为一谈，等量齐观，或者可以不动感情，认识与判断也可比较的切合实际。
首先我们要认清的，就是“和平”是一个相对的名词，一个相对的观念，和平有两个假定：假定有列国，假定有战争，和平只是列国两次战争间的中间时期，既有列国，必有国际政治。有国际政治，必有利益冲突，利益冲突迟早必要引起战争。那也就等于说，国际政治一定是强权政治。战争是列国世界必不可免的现象，几乎可说是自然的现象。在列国并立之下，我们甚至可称战争为正常，和平只是旧战争后的休息时期与新战争前的准备时期。
把和平世界引入战争旋涡的，就是均势制度。列国并立，没有一国安全，连最强的国家也不能有绝对的安全感。安全既有问题，各国自然求友；求友的自然结果，为国际间两大壁垒的对立。至此，友邦的事也成了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当然也是友邦的事。自己的事已够复杂，再兼管友邦的事，所以国际两大壁垒之间的空气总是紧张的，双方都时时刻刻准备兵戎相见。“武装和平”的一个名词非常恰当，那是列国和平的绝妙形容。和平是外表，武装是实际，迟早必有一个问题使两大壁垒火并。所谓国际均势，总不能“均”，因不均而不安，因不安而必战。就理性讲，这是愚不可及的事，因为战后还是不均。但就人性言，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各方都有侥幸之心。
虽然如此，每经一次大战，必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追求和平的阶段，热心人士奔走号呼，希望战争能够绝迹，和平能够永久。连为政的人，无论是出于信仰，或出于投机，往往也口口声声的拥护和平。今日的事，距离太近，关系太亲近，暂且撇开不谈。上溯第一次大战之后，当时各国组织国际联盟，以消弭战争永保和平相号召。在具体的步骤方面，限制军备，主张裁兵，最后到一九二八年各国签订巴黎非战公约，正式声明放弃战争，永不再用战争为国策的工具。但没有人对于这一套真正放心，表面的文章尽管去作，秘密外交与均势主义活动仍旧，由法国发动，组织包围德国的集团，要使德国永世不得翻身。一九二〇年，国联方才成立，法国就联比利时，希望西线安全；一九二一年以后，又联东欧的新兴小国，在东方包围德国。法国的集团引起意大利的反集团，一九二七年联匈牙利，七年后又联奥地利。到一九三四年，这就引起再反集团，就是希、土、罗、南四国签订的巴尔干公约。日愈复杂的国际政治，给了德国一个乘机再起的便利，不久就形成联德与反德的两大壁垒，五六年后就引起第二次大战。在历史的透视中，和平运动只是一种插曲，是战后人力疲乏心理疲乏的临时反应。临时的疲倦一过，新战争的酝酿又起，不出几年，就又来一次大放血。
未来的事，我们不愿多加揣测，但有一点与过去不同而应当提出的，就是大国的数目今日极少，已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今日能够单独作战的只有美苏两国，连大英帝国也只能作配角，其他各国更不必说了。大国只剩下两个，那就等于说，任何即或暂时居中调停或中立缓冲的势力都已不再存在，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称为“第三力量”的一种力量。两大短兵相接，国际局面当然显得特别紧张。这是今日与过去最大的差异。过去每次大战之后，人心还可作一个或长或短的和平梦，今日心中真正有此梦想的人恐怕举世也找不到几个。今日已经没有人问，和平能否永久维持，今日大家所要知道的只是这个朝不保夕的和平何时破裂。自十七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的三百年间，西洋世界平均每五十年发生一次普及全欧甚至普及全世界的大战。进入二十世纪后，大战的步调加紧，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战爆发，距离第一次大战仅仅二十一年的工夫。看目前的情形，今后的步调是否将要更加急促，无人敢肯定或否定。列国局面只要是一日存在，西洋世界，以致受拖累的整个世界，就一日难免为周期性的战魔所困扰。（原载《天津民国日报》1948年10月11日）
对港九，望英伦
九龙城问题近日的严重化，使中国全国人民惊讶惶惑，不知在世界各地久已勇于退却的英国，为何单独在中国如此的急于猛进。就拆屋本身而言，那直接牵涉到对于过去条约文字解释的问题，可说是一个文字与文法的问题，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法理的问题，自有专家经由外交的途径去应付，我们不欲多谈，谈来也无大补于实际。最近的拆屋事件，不过是已经不幸的整个港九问题的一个更为不幸的表现，整个问题若不谋求合理的解决，拆屋问题即或完全满意的予以处理，问题主要的症结仍旧，随时可以引起有碍两国邦交的不幸事件。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许多令人不快的回忆中，一个最不必需的不快回忆，及今想来，恐怕是一九四三年一月中英签订平等新约时英国的拒绝交还九龙租借地与退还香港征服地。在当时，英国政府或者仍如邱吉尔首相的想法，决意不肯“清算大英帝国”。但今日事实如何？我们时刻南望港九，同时我们也不禁的由港九再向外望，愿意以这一块“皇家殖民地”为起发点，看一看太阳不落的帝国的今日轮廓。我们颇感奇异的，就是由港九外望，在最远的水平线上也已看不到许多触人眼目的帝国痕迹！
由香港所在的南海西望，第一个引人注意的地带就是英国曾经统治六十年的缅甸，已在一个月以前由英国承认为独立国。再向西望，就是帝国皇冠上最大宝珠的印度，也已由英国容许组为两个自治领，有随时脱离帝国而独立的完全自由。再西为伊朗，帝国权益的大部似乎已让予美国。由伊朗而阿拉伯半岛，半岛上也已布满北美巨人的势力。再西就进入地中海，无论是在海上，或在海岸，如希腊、土耳其、巴力斯坦等地，英国都已全部或大部撤退，而由北美合众国接收防务。出地中海而达大西洋，就到了英伦本部，本部的经济防线似乎也已由大西洋对岸的国家接收，否则不列颠联合王国就有因贫血而致死的危险。总括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一个自顾不暇的英国，由本部而达中国南海海岸，处处收缩，处处撤退，大话曾经说在前面，决不清算的大英帝国，今日所余尚待清算的地方已经无几！兴念及此，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为何单单在遥远的港九地方，不只毫无准备清算的表示，并且态度专横，政策积极，一若又返回到一百年前的鸦片战争时代。“鸦片战争”是英国人所最不愿听的名词，所以在英国人所写的书上都美其名为“第一次中国战争”。其实中国人何尝喜欢富于恶劣联想的“鸦片战争”？无奈一个无从视而不见的“香港皇家殖民地”，使中国人欲忘记“鸦片战争”而不可得。中国人总不能忘记，在日本人之先而对中国推行鸦片政策的是英国，最早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待遇的是英国，在整个十九世纪领导列强向中国施行压迫的是英国。对于这一切的痛苦回忆，既已经过第二次大战期间的两国并肩作战，凡属中国人，无不愿一笔勾销，另起新页。但英国人对此似乎并无同感，中国人自己所愿忘记的，英国人好像非要他们时刻想起不可。我们所愿知道的，就是英国最近如此的小题大作，声势逼人，究竟所为何事？是否要藉此向中国表示“：莫妄想收回港九！”果真如此，请问保留港九有何用处，是否认为“高等华人”为人世间不可或缺的宝物，非留此培养此种宝物的一个最后地点不可？是否用意更为深远，认为中国今日混乱分裂的程度仍不够彻底，或仍无持久的把握，非在中国的卧榻之旁保有长久容纳制造分裂分子的一个实验室不可？
今日的英国如果仍是战前的英国，我们对于以上的种种疑问就可毫无犹豫的予以肯定的答复，并且感情上无论如何愤慨，理智上仍可承认那只是强权政治的自然表现，就无政府的国际社会而言，那也就不足为奇。但今日的英国显然的已大非十年前的英国，帝国大部已经清算不必说，战前在中国所尚保有的地位，在作战期间，不知是出于默契，或由于不可告人的秘密条约，似乎也都全部或大部拱手让人。所以我所极愿明了的，就是在英国种种的对外表现上，究竟还有多大成分可说是代表自己的独立国格；在九龙城拆屋时，所推行的究竟是否自己的政策。中国不竞，招此外侮，何敢怨天尤人？假定仍是太阳不落的帝国推行自我立场的传统政策，混乱分裂的中国又有何话可说？但是——如果是一个已无自由意志的破落帝国，迫不获已而代人受过，岂不大可哀怜！（原载《周论》一卷二期，1948年1月23日）
悼甘地，悲人世
印度圣雄，举世同钦，生时即被人奉为救主的甘地，在七十八岁的高龄，竟饮弹而死于自己的人之手，这是叫凡属人性未泯的人震悼悲痛，哑口无言的人世奇变。在甘地自己，可以说是求仁得仁，一生为崇高的理想奔走，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祖国已经解放的今日而与世长辞，更可坦然瞑目。他虽是在仓促间遇狙而殁，但在临终的刹那仍能以手抚额，行印度礼，表示对于凶手的宽宥饶恕，这是十字架上为杀己的人祈祷祝福的最高表现，也是甘地人格深处平静似海，绝无丝毫假借的无上证明。此种人格，在古今中外都是不世出的奇迹，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类的至宝，印度自己竟有人敢于下手，竟有人忍心下手把他伤害至死，此事的可悲、可痛与可鄙，不是人类语言所能形容。我们很难想象，今日世界任何其他伟人的死能像甘地的死这样打动人类的心弦。其他的伟人所代表的，或是暴力，或是强权，或是恨毒，或是阴谋，只有甘地是代表爱力，代表理性，代表温暖的。在举世都被恨，被力，被险诈的恶势力所笼罩，在人心感到深受恶的压迫以致不能喘息的今日，甘地的死更使我们感到损失的重大。耶稣宽释杀害他的人时曾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作的是甚么。”这句话正可引用于刺杀甘地的人，这个凶手完全不了解，整个的世界是如何的需要甘地，至于印度自己的急需甘地，那更是不言而喻了。
印度解放而不能统一，是因为自己固有的弱点，尤其是因为固有的弱点，曾在长的时期被旧日的统治者尽量利用。印度之能获解放，很大部分是甘地之功，但今日的分裂却不是甘地之过，他人把阋墙的局面，万分巧妙地布置成熟之后，方才冠冕堂皇地宣布撤退，这是凡属印度人所当不难认识的。对于这种悲剧，唯一可能予以补救的就是甘地。旧日的恶果太深，甘地能否为力，都很成问题。但甘地一死，尤其如此的惨死，此事希望更为渺茫。这是所有善意的企望于印度的人，不禁为之同声一哭的。
甘地所代表的若只限于印度，我们的伤悼之情尚易自持。但甘地的理想是有世界性的。旧日的侵略势力不过代表强权，只能说是国际政治中不可避免的罪恶。今日的侵略势力是强权而又超过强权，并非不可避免的罪恶，而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罪恶的。旧日实际的表现无论如何，在企望上仍是由爱力出发。今日压抑人心的恶势力，根本以恶为荣，以恨为无上的哲学，世界各国都已有了皈依这种唯恨主义的信徒。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未见的变局。人本由兽演化而出，向上的追求是使他超兽成人的推动力。人类过去无论如何罪恶，但最少尚有善恶是非的分辨能力，绝无像今日之以恶为荣的。为抵御这种人心恶化的趋势，不是仅靠法律实力所能胜任的，最需要的是不计利害，不畏强暴，人格为爱力所充满有如甘地的一类的圣者。然而旷观全世，今日尚有几个能够号召人心的圣者？是否尚能找到一个感人之力如此之深的圣者？
甘地的死，当为举世所同悲，但世间却有很重要的例外。凡是皈依恨的哲学的人，不论生在天南地北，无不视甘地为最大的仇敌，是较一般所谓实力者尤为可怕的仇敌，他们对于甘地的死，无论口头如何表示，心中无不欢欣庆幸，认为妨碍他们活动的一个最大阻力已经去掉。然而哲人的榜样，力量是不可捉摸的；甘地虽死，也正因甘地如此的死，我们相信闻风兴起的人必可遍世皆是，甘地的精神反倒更可永世长存！（原载《周论》一卷四期，1948年2月6日）
侵略定义
何谓侵略？过去的侵略现象，今后是否仍可发生？如果再有侵略，其方式是否会别出心裁，与往昔迥然不同？别出心裁的侵略方式，今日是否已经出现？今日是否可能，为侵略一词下一个有实用价值的定义？这一连串的问题，在真正强国已经减为两个的目前世界，恐怕是所有其他国家的人都急欲知道的，积弱混乱有如中国的一个国家对这些尤其关心。
侵略问题本甚简单，一般的侵略者或是明目张胆地向邻国用兵，或是制造非常幼稚的出兵口实，并不希望别人真正相信那些口实，实际也无人相信，大家只是公认制造口实为出兵前应当有的文章而已。侵略变成一种复杂的行动，口实使人不知为口实，或知为口实而无法点破，是第一次大战以后的新现象。始作俑者是日本，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是第一次新式的侵略行为。日本偷偷地自炸铁路，强指为中国地方当局所为，以此为藉口而进占沈阳。此后侵略行为扩大，又宣称为剿匪。最后炸路剿匪的话都不再谈，简单了当地强占全部东北，制造满洲伪国。此后六年间，日本对中国不断侵略，所用的口实也日愈离奇。最后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在根本没有驻兵权利的宛平城外作军事演习，并制造藉口，说日兵一人入城失踪，引起炮轰宛平城的所谓卢沟桥事件。双方来往磋商后，日兵失踪的事也不再讲，日军乘机攻占平津，引起喋血八年的中日大战。
以上是日本的作风。德国的作风类似而不尽同。一九三八年春，希特勒要求奥地利政府准许在德国控制之下的奥国纳粹党人进入内阁，奥国的政府无形中成为傀儡，政府中的纳粹党人主张奥国并入德国，摇旗呐喊的纳粹走卒在各地煽动捣乱，不久德军开入奥境，吞并奥国。同年夏秋之际，德国又利用捷克斯拉夫境内少数德国血统的人的民族自决口号，占有捷克的国防要地。至此捷克门户洞开，次年春纳粹于是毫无藉口的吞并整个捷国。一九三九年纳粹又以波兰境内少数德人受压迫为辞，向波国采取高压政策。波兰虽表示情愿让步，也不生效，第二次欧洲大战于是爆发。
归纳上面的侵略经过，侵略者的入手方法似可分为四类：（一）利用或根本假造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如炸路或兵士失踪之类，以此为敲门砖而攻占邻国的土地，待深入成功，事件扩大后，对当初的藉口就不再谈起，只以已经扩大的事件为解决的对象。（二）以邻国的情况危及自己的秩序，安全，或利益为辞而发动侵略，如日本在东北的所谓剿匪以免危及南满铁路的利益之类，待真正的目的达到后，把当初的说辞也就很方便的搁置一边。（三）以弱小邻国的人民乐意与自己合并而被自私或愚顽的政府阻止为辞，而进占邻国，如德国的并奥之类。此事从头至尾为纳粹以武力为后盾而玩弄虚玄。（四）以民族自决的大题目为藉口，鼓动邻国的少数民族要求“返回祖国”，再进一步而把邻国全部吞并，如纳粹的并捷攻波之类。民族自决本为崇高的理想，近年来竟被野心家用为侵略之资，这恐怕是过去许多为民族自决而奋斗的志士仁人所未梦想得到的一种发展。
以上种种，都是最近过去的新发展，近在十年前，那都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奇异现象。但今日看来，那都是如何简单，如何天真，几乎可说是如何可笑的举动！我们很难相信，今后的野心家会再采取上面那一套办法去夺人家国。日本可怕，德国可怕，但它们无论如何可怕，那种可怕是可以捉摸的。它们都要流血，并且都是亲自出头露面，去流他人的血。今日的侵略者，不再攻人，而只攻心，利用邻国现成的弱点，制造社会的混乱，制造政治的纠纷，如可能时，也制造军事的对立，使邻国不成国家，以便任意操纵，最后最好是半自愿的傀儡政权出现，使邻国名存实亡。如机会便利，侵略者也可亲自采取直接行动，但主要的还是幕后活动，以宣传为武器而攻取邻国的人心，使邻国的人心对内分崩离析，对外崇拜备至，国不成国，随时可亡。今日世间的多数国家，或多或少都在遭受此种最难抵抗的威胁。今日世界的普遍不安，最少一部分是这种莫可名状的威胁所造成的。
如果勉强具体的讲，这种攻心术的新式侵略，主要的方法是搅乱是非，颠倒是非，歪曲事实，伪造事实，凡是足以增进邻国人民自信心的事实必极力掩盖，使人把它忘记，凡是足以激动怨望心里的事实必极力宣扬，使人终日忙于互相指摘，结果是互相抵消，永不成事。以今日的中国为例，我们以积弱之国而向第一等强国抗战八年的无上光荣，今日已无人谈起；而无人否认的各种弱点，一向就有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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