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瑾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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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钞者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印钞者
作者：徐瑾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2-01
ISBN：9787508655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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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要知道过去，还要了解过去向后看，就是向前看
中央银行应该扮演经济繁荣的刹车角色，就像当派对进入高潮要取走大酒杯一样，免得玻璃碎片满地，一地鸡毛。但当金融恐慌气氛蔓延，流动性开始消失，中央银行应该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美国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
关于美联储措施会导致通胀风险的担忧，有“过度”的成分。外界有个迷思，认为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印钞票。我们不是在印钱，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广义货币供给并未大幅增加。我们是向各国买入财政部债券来降低利率，以此刺激经济更快增长。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绪论大历史中的货币之手
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要获得财富，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其中，然后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一“为什么没人预测到？”
2008年11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时，如是反问这家诞生过经济学家哈耶克与科斯、哲学家波普、投资家索罗斯等人物的经济名校。事后，不少回复纷至沓来，从技术官僚到政治人物都入选预测行列，甚至教皇也在其中。
随着美国经济进入大缓和阶段，经济学主流状况对于宏观经济学表示满意，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的主要贡献者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理性预期学派大师罗伯特·卢卡斯，要么发表论文表示“宏观经济学的状况很好”，要么表示“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至于以研究大萧条出身、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即使在2007年也仍旧表示次贷危机对宏观经济不会有显著影响。
金融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就曾发问“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what went wrong with economics），宣称经济泡沫的破灭之后，终于轮到经济学学科的泡沫破灭。而转行专栏作家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更是对上述几位同行极尽刻薄，至于神奇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则表示自己40年的理论系统在金融危机的那个夏天崩溃了。
经济学家怎么了？公允地说，明斯基（Hyman Minsky）等非主流经济学家很早就已提出对于债务的警告，而少数主流经济学家如现任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在2005年也对金融创新发出预警，但一方面这多是局部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当时学界层面很难形成主流观点，在大众层面传播影响自然远远不如主流经济学看不上的“末日博士”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伯南克2010年在一次演讲中总结，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没预测到此次危机的时间以及严重程度，此前的预警只是指出孤立问题，但最终导致这场灾难性危机的正是一系列复杂联系。
金融危机影响每个人，更进一步讲，预测危机失败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情。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莱昂内尔·巴贝尔也撰文自问：“财经媒体为何没有预警金融危机？”
大家都应该反躬自问：金融危机如何形成？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否可以避免？中央银行在其中是否应该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金融市场是否还在有效运行？市场假说还能成立吗？谁又来监管市场监管者？金融业对经济增长是利是弊……这些问题促成了本书的写作。
分析现实经济，数据、逻辑、历史三者皆具最佳，谈数据和逻辑的人已经不少，但是涉及历史的人相比较很少，尤其是金融史，历史和金融两个门类近乎老死不相往来，稍好一点也是顾此失彼。本书是一次尝试，我希望从历史观照真实世界。二
本书立足于金融观念的进化，展示金融世界在过去三百多年的变化主线，在金融危机与中央银行两根交错的主线下，泡沫与理性的反复博弈也促成了金融市场的不断改进。全书分为历史与现实两个部分：历史分三块，17世纪英格兰银行的诞生与成长，19世纪的英格兰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探索，20世纪大萧条的影响；现实部分也是三块，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以及关于中国现状分析和未来展望。
先看历史，荷兰是17世纪欧洲金融业的先驱，甚至当年荷兰郁金香泡沫也成为现代金融危机的先驱。然而，对应17世纪的巨变，最特别的产物却是三家机构的诞生：从阿姆斯特丹1609年的威瑟尔银行到1656年的瑞典银行，再到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
18世纪是英国崛起的时代，金融创新与各类泡沫并存，也是英格兰银行立稳脚跟的一百年。货币战争鼓噪之中，中央银行分外神秘。作为银行中的银行，中央银行直到今天仍旧决定着金融世界的方方面面，很多我们习以为常之事，其实是历史层层累积进化的结果。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曾经被冠之以“堡垒中的堡垒”，其诞生亦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创新。那么，这座“堡垒”是如何平地而起的呢？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如何改变了世界？现代纸币如何在银行券中诞生？
任何历史大事件背后都有隐性的金融之手。从金融而言，18世纪之前的世界并非一张白纸，但那时只是现代金融的胎动阶段。17世纪是人类工业化萌芽阶段，更是现代金融的根源。工业革命之前，先有金融革命。18世纪的金融焦点已经从美第奇家族的意大利、郁金香狂潮的荷兰，转向西欧尤其是英国。金融大爆炸也滋生各类投机，比如1720年的南海泡沫，从疯狂追逐到一落千丈，从名流政要到普通民众都牵涉其中。
南海公司的陨灭对应着英格兰银行的成长，这不仅意味着现代中央银行的成熟，还意味着金融观念完成现代进化的第一步。这点发生在国家层面，通过赋予中央银行发钞权的同时，隔离其与王权的关系，进而区分国库收入与国王财产，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更进一步来讲，英格兰银行为英国的崛起奠定了金融基础。
到了19世纪，金融史重点仍旧在英国。英国在16世纪还是一个毫无冠军相的欧洲国家，却在18世纪领跑，19世纪崛起登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其中金融创新功不可没。经济的扩张意味着各类金融创新的兴起，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各种危机丛生的年代。
1720年南海危机之后一百年，英国在1825年再度爆发危机，这甚至被认为是英国第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发端正是从货币开始，股票下跌，多家银行倒闭。英格兰银行同样深陷危机，却也开始直面其作为中央银行在危机中的责任。争议一直存在，1810年“金块辩论”可见日后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争的影子。
英格兰银行在19世纪的诸多贡献，对应着19世纪的诸多金融创新。英格兰银行一方面挺过1825年、1847年、1857年、1866年等危机，另一方面也在探索从一家私人机构到中央银行之路，其中有什么经验与教训？
英格兰银行对近代英国乃至世界都有独特贡献。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从制度角度强调了英国制度设计中由征税机构、中央银行、国债市场、议会组成“四角关系”的优越性：首先，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使得国家财政征收得力，优于法国的包税人制度，这也衍生了优秀的教育制度；其次，纳税人通过纳税来换取立法权，介入了国家预算各个环节，这无疑促进了私人产权的保护；再次，国债体系使国家开支稳定，不会因为战争而骤然变化，甚至掠夺民间，债市的活跃最终也催生资本市场的繁荣；最后，则是中央银行通过管理国债发行、征收铸币税，中央银行衍生出汇率管理、最终贷款人职能。
说完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视角转向20世纪的美国。某种程度而言，金融危机是一种“富贵病”，或者说是“现代病”，往往只有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之类的国家才会出现这类症状。金融危机袭击荷兰、英国等国之后，也光临了美国，随后还冲击了拉丁美洲、亚洲等地区。随着美国在世界的崛起，美国在1837年就曾经发生一次恐慌，随后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危机，多数源自银行机构，最后造成银行大规模倒闭。
美国爆发如此之多的危机，除了经济勃发，更大原因在于其长期没有类似英格兰银行的金融机构，自由放任并不总是最佳选择。进入20世纪之后，建立中央银行的呼声开始逐渐变大，美国1907年曾有一场大面积危机迫在眉睫，当时美国著名金融家摩根出面，以个人威信力挽狂澜，帮助金融市场渡过危机，避免重蹈1893年覆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情况下，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
危机改变世界，美国各界终于达成妥协。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该法案，宣告美联储成立。美联储成立不到20年，美国就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大萧条来临，美联储准备好了吗？应对好了吗？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全球化。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权重的上升，其国内金融危机也开始席卷全球，1922—1929年的繁荣投机导致泡沫投机毁灭，最终1929年大崩溃成为改变历史的重大时刻。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这也伴随着现代经济的繁荣，现代经济蕴含的波动开始不断呈现，影响全球最深的危机都来自美国。无论1929年大萧条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都在拷问金融进化的速度。
从金融进化角度，大萧条奠定了中央银行的地位，使得其不再安于稳定汇率与通胀，而成为危机中的最后拯救人。无论美联储、罗斯福还是大萧条，历史都有不同的诠释，我选取了比较的视角，提供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不同诠释。
说完历史，再看现状。进入21世纪，世界并没有变得太平。20世纪的大萧条催生了宏观经济学，20世纪经济是信贷经济，这也意味着我们将与波动共生。1929年之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区域性危机不仅源自自身，更揭示了新兴市场加速进入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但影响都无法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破坏性相提并论。
从“两房”危机到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从花旗无奈瘦身到美林下嫁美银，从AIG（美国国际集团）危机到白宫拯救汽车巨头……当次贷危机一步步演化为金融危机，世界为之侧目。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被视为亚洲模式的失败，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甚至资本主义的失败，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正如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言，理解危机和应对危机一样重要，历史的正义需要时间得以伸张，而关于大萧条的解释，今天仍旧没有定论。对于金融危机的解释，我们需更多思考，或许下一次危机并没那么遥远。
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的常规世界，也引发系列理念反思，比如如果相信个体理性，那么为何最终却引发大规模违约？为什么少部分人的冒险却让所有公众付出代价？这既没有效率也不公平，究竟什么地方出错了呢？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之而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雷曼还是花旗等代表性机构，也在拷问利润追求与经营模式的边界，这更是对于银行与证券边界的拷问。1929年的大萧条，正是因为银行业与证券的投机狂潮，迫使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和众议员亨利·B·斯蒂格尔合理推动《1933年银行法》以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此举事实上是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间树立防火墙。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监管自由狂潮，该方案最终在1999年被废除，为十年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这是巧合，也是历史的机会，而历史也是在试错中发展，更好的监管并不等于更严的监管。
从金融进化的角度而言，最终埋葬人类自身的只能是我们的贪婪，监管者的更新需要跟上市场。梳理中央银行形成与金融危机冲击等历史，也是为当下的市场动荡提出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功能与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如何平衡？谁又来充当国际社会的最后贷款人？更或者，谁又来监管监管者呢？
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基本出清完成，但对于世界来说，危机可能还没结束。当美国金融危机在2008年如火如荼之际，欧洲尚且隔海相望批判美式资本主义。其后一两年，欧洲的福利主义又将欧洲国家拖入债务狂潮。从北欧冰岛主权债务问题再到希腊危机，再到“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问题暴露，世界怎么了？直到今天，欧债危机仍旧在蔓延恶化。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慢性病，但也不排除一次激烈爆发的可能。
债务危机只是经济在金融层面的反应，欧元区的问题在于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政策，长久来看，必然面临痛苦改革。福利与效率之间，这不仅是经济的困境，更是民主与政治的困境。
欧洲的危机还在跌宕，我们终于来到全书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中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更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相对而言，中国的地位上升了。21世纪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世纪，中国的GDP不仅超过了日本，而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在2014年超过美国。中国国内有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自信鼓吹，国外有“金砖国家”、中美两国、G2等说辞。问题在于，中国是否真的可以置身金融危机之外，毕竟中国的近邻日本与韩国都曾在追赶过程中品尝过金融危机的痛苦。新的金融危机是否会发生在中国身上？这将如何发生又如何结束？
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中国“4万亿”出台，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 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是日本的两倍、印度的五倍。不仅如此，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国GDP已经超过美国。中国世纪真的来临了吗？盛世之下，债务危机露出端倪，一方面地方债务累积，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系统横生，导致2014年出现首单刚性兑付违约。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而言，所谓新常态，就是一个去杠杆大时代，而为了避免金融危机，中国应该提防债务风险。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本是信贷经济，因此，金融危机无论是次贷还是国债抑或房地产，最终的表现就是债务。而过多的债务必然导致危机，这是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的真理。
维持近三十年两位数高增长的中国经济不再“保8”，同时，中国GDP增长在2014年被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认为超过美国。中国下一站何去何从，是美国还是日本，抑或韩国？是转型成功还是金融危机？过剩产能与地方债务纠结之下，中国的风险点在何处？此时此刻的中国，如果看作一家体量庞大的公司，那么在厘清未来发展战略之前，认识中国道路的过去与现在更为重要。
从金融进化史的角度，中国给出一个后发国家最可能的成功道路，但是其一旦爆发危机，那么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如何防患于未然？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还能维持高增长吗？或者，中国如何避免“欧洲病”？中国和世界是融合还是对抗？……三
这都是大哉斯问，我尽量给出解释，而不是臆判，这也是本书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复杂的问题注定不会有简单的答案，从“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到“埋葬凯恩斯主义”，其实都是历史曾经争论的问题，无论是1810年的金块争论还是1933年的大萧条之争，再到今天对于2008年金融危机与量化宽松的诸多争议。
即使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提法已经说过多次，但是世界其实仍旧在恢复之中。而且不可否认的是，金融危机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新常态。我们不是正在应对一次金融危机，就是走在一条充满金融危机的路上。应对对手的最好方法是了解对手。哈佛教授卡门·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长期关注危机，他们通过1957—2013年100个金融危机案例来观察金融危机的恢复情况，标准就是人均GDP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才可大体判断为一次危机结束。
对比历史，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来看，恢复结果并不乐观。首先，金融危机中多数危机国家并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在12个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国家中，仍有10个国家的产出远远低于危机前的峰值水平，而且如果拖延时间越久，那么，一些国家的危机严重程度将超过20世纪30年代；其次，金融危机会有二次触底的可能，以美国为例，历史出现了九次大的危机，其中，这九次危机中有五次出现了二次触底，比例超过一半。
理论尚且如此，现实更加暗淡。从世界来看，道德风险、大而不倒、量化宽松、经济危机、债务危机等弊端仍旧存在；即使是中国，看似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置身事外的赢家，也在应对危机中埋下债务危机以及通货膨胀的隐患。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的位置在学术与市场的中间，力图集合历史来解读现实，同时展开对未来的一些思考。我无意把本书变为一本主观信念的著作，甚至不想包装成隐含某种美好理念的金融赞歌。我更多的是想从理性思考出发，提供金融与历史的基本框架梳理。经济学还谈不上失败，发展仍旧依赖市场，但是必须重新反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学界已经意识到要从金融周期、货币、全球化等不同角度审视金融系统，至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地位，应该给予更多独立空间保障。
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是19世纪银行主义的观点，20世纪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伟大的财经总编白芝浩将其整合在《伦巴第大街》里。这一观点今天看来仍旧激进与充满争议，却也被历史证明其合法性。任何时刻，正确的货币政策都是难题，正如美国马克·吐温的俏皮话，“原则”是“偏见”的另一个名称。这也导致公众与精英对于货币政策都充满太多意见，到了危机时刻每每手足无措，激烈冒进可能造成漫长后果，而无所作为也是不可接受的错误。21世纪的金融系统无法设计，但是其基本原则仍旧可以从传统中得到更新。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一场危机，我们最终只会一次又一次悲哀地重复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不会简单重复，我们在历史中看到太多人性的贪婪与愚蠢，也看到人类的聪慧设计以及伟大试错。大萧条最终导致纳粹德国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英美对抗纳粹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如此评价自己的盟友，“当美国试过一切错误的方法后，最终会走向正确的方式。”——这也是我对中国和世界的期待。
正如国际清算银行前总裁安德鲁·克罗克特所言，金融体系不只是为支付结算和信贷活动提供便利的机构，它包含了所有引导实体经济资源达到最终用途的功能。它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由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构成，分别是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
金融如此重要，如何最大化其正效应、最小化其负效应是折中之举，链接金融体系三要素——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设施的正是中央银行，其主要管道就是货币，或者信用。回头思考，货币或金融，其本质是什么？金融是不同资本在不同时空的交换与交易，私人之间对应着债务，国家与个人之间对应着税收，市场与个人之间则是流动性。当私人债务繁盛时期，经济繁荣活跃，国家税收也随之上扬。但是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无论个人债务还是公共债务，都足以形成泡沫，泡沫之后就是挤兑，之后就是流动性紧缺，此刻需要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流动性，这就是中央银行的责任——从某种意义而言，所有的泡沫都要通过货币。无论泡沫的开始还是幻灭，作为货币提供者或者说“印钞者”的中央银行，在一次次危机轮回中，参与毁灭与拯救世界。
我曾经很犹豫是否要用“印钞者”这一说法，毕竟量化宽松（QE）等宽松政策已经给中央银行很大压力，外界都在指责他们是免费印钞票。不过现代央行的宽松不等于“津巴布韦式”的印钞票，那种做法只是让政府财政透支央行账户，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是始于过去直到现在的古老做法，法币、金圆券以及德国马克逻辑类似，最终结果一定是恶性通货膨胀。至于常规央行的量化宽松等操作，是另一种公开市场操作，并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甚至难以打败通缩（日本的情形可见一斑），并不是公众思维中的“印钞”。
换而言之，中央银行是否在印钞？是，又不是，中央银行确实发行货币在购买国债，但不是公众思维中的肆意发钞。值得注意的是，当利率接近于0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边际也在模糊，量化宽松走到极致也会面临掣肘，资产泡沫的相关性也令人生疑。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一个中央银行无比强大的时代，也是货币政策最无惧创新的年代。任何仓促断言都多少有些落后于时代，不过一些基本原则不会更改。在此我要澄清几点，量化宽松更应该叫作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货币的增加也对应着央行负债的增加，因此，量化宽松并不意味着无限量印钞。在法定条件之下，准备金可以无限量地诞生，准备金的乘数效应在今天已经不那么成立，但是现在信用的创造不仅在于央行，更在银行信贷本身，贷款放出的同时创造货币，而贷款回收的时候货币消失——凯恩斯在货币交易需求、谨慎需求和投机需求三种动机之中一直很强调投机动机，单单就此而言，凯恩斯的货币观念要比哈耶克更为正确。
全球央行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各类“印钞”不仅面临外界抗议，更造成自身资产负债表急速扩张。中央银行在抗击通胀保持就业的目标之外，往往加上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这使得中央银行一方面不得不依赖与政府合作，这从欧洲央行以及英国央行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则面临独立性考验，中国公众对此应该更有体会。未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依赖于公众的信赖与理解，这符合一个常理，那就是权力更大、责任更多。
变化的时代，中央银行也要做出改变。以往中央银行以及中央银行家被神秘化，不少公众对他们的评价也两极分化，要么他们无所不能，要么他们无恶不作。一名有着20多年经验的美联储观察家、经济学家伊森·哈里斯对于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美联储仍旧存有的种种误解或神化而吃惊，“美联储确实拥有拜占庭式的复杂决策过程，但是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也是很简单的事。美联储不是无所不能的经济管理者，它更像是在风浪中努力拖动大油轮的一艘小拖船。”
换而言之，在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新一代中央银行应该更加透明。公众支持本来就是一个公共部门的存在基础，中央银行的职能在扩大，中央银行家则需要不断更新技能。沟通本来就是其未来职责的一个部分，格林斯潘时代含混不清的措辞今天已经不再流行，甚至有研究支持中央银行应该更善于“讲故事”——故事是人性的本源，好故事意味着更有效的沟通。这意味着未来的中央银行决策背景应该更多元，甚至有一天，中央银行行长不一定需要是经济学家。四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资本在不同时空的置换交易背后，揭示了金融的本质在于合作。对于经济发展，这种人际合作秩序的拓展必然依赖经济效率的提升，其背后伴随着人性百态，其中，亢奋与胆怯也构成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
金融不断进化的过程，也催生了人类社会诸多变化，大到国家兴衰，小到个人贫困。而金融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催生现代纸币与中央银行，促使了前工业时代英国的崛起、现代金融市场的繁荣，以及奋斗期间个体的财富与荣誉；另一方面，这种提升鼓励冒险，其后果并非均匀分布，因此带来了现代的大萧条，乃至2008年金融危机，再到欧债危机，再到中国。
金融是伟大的发明，但金融并非没有阴暗面。首先，金融是人们获取财富的方式，财富给人自由，同时引发社会诸多深刻变革，无论是不平等还是阶级对立。其次，人们获得财富的工具与方式是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构成第四部分的主题，无论是有形市场还是无形市场，其有效性以及脆弱性决定了今日社会诸多面貌。
金融进化对于国家到个人，其优点和短板都在体现。不少研究指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有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点（比如私人信贷近代接近GDP的100%），金融很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效果，这也就是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状况。对于信贷需求不足、影子银行滋生的中国，出路又何在？
中央银行是现代金融的主线，也是本书的叙述重点，中央银行可以放任泡沫，也可以拯救危机。随着信用经济演进，其定位的覆盖范围也在衍生变化，无论如何变化，它始终有维持金融稳定的义务，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盖特纳所言，“中央银行应该扮演经济繁荣的刹车角色，就像当派对进入高潮要取走大酒杯一样，免得玻璃碎片满地，一地鸡毛。但当金融恐慌气氛蔓延，流动性开始消失，中央银行应该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展望未来，金融除了是监管者与资本市场之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猫鼠游戏，更是社会个体在经济博弈之外的调节与合作，这不仅是金融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政治问题。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皮凯蒂旋风”，再到中国各类“二代”在金融市场的呼风唤雨，金融带来的贫富分化以及机会不均等其实难以回避。这是一个严峻到决定未来发展的问题，但是受篇幅与题材限制，这不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或许以后可以专门讨论。
最后，无论中央银行还是经济各种要素，从历史到现在，是很多现实问题的要害，但是如果想进一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往往需要经济之外的政治作为。经济学家往往忽略政治因素，因为政治往往充满随机因素，甚至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好的政治就是放松的政治。反观现实，民众尤其是国内民众可能又会过度强调政治因素——折中地看，经济与政治裹挟难分，但任何政策举措本身应该符合或者遵从金融市场的逻辑。
因此，观念始终构成一个好世界的进化可能，金融也不例外。一方面，任何政治学者或者经济学家都不能忽略利益集团，甚至有利益即观念的说法；另一方面，各种观念也开始成为信念之争，这一点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比如国内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的某些争论。姑且不论这些名词的实质，从历史与务实的眼光来看金融世界，它们本身有其规律，而这些规律正是观念渐进的产物。正如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所言，观念也可以超越利益、偏好、世界观，甚至经济学家眼中永恒不变的私利，也是观念的产物。
观念或常识，总是在普及中获得更新与生命力。关于货币与金融的知识更是如此。美国学者佩里·梅林（Perry Mehrling）在他构思50年之后撰写的巨作《新伦巴底街》（这无疑是向白芝浩致敬）中所言，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理想离现实太远，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居然忘了古老的货币观点，而“这些知识曾是常识”。本书立意于普及金融常识，力求不故作惊人语，一系列财经事件与经济人物的背后，有其滋生的土壤以及背景，从中亦可一窥金融的历史与进化，呈现国家文明兴衰成败的暗涌脉络。阅读历史为了观照当下，除了金融历史的叙述，更是为了当下的反思。
本书写作最早追溯到2008年的一系列大事件，最近两三年系统整理，受限于水平，谬误难免，请多见谅。
徐瑾2015年12月于上海第一部分18世纪：中央银行vs争霸欧洲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恺撒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是恺撒的。”耶稣说：“这样，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
——《马太福音第二二章》
金子？贵重的，闪光的，黄澄澄的金子？不，是神哟！我不是徒然向它祈祷，它足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邪恶变成善良，衰老变成年少，怯懦变成英勇，卑贱变成崇高。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几乎任何历史大事件背后都有隐性的金融之手。从金融而言，18世纪之前的世界并非一张白纸，但那时也只是现代金融的胎动阶段。17世纪是人类工业化萌芽阶段，同时也孕育着现代金融。工业革命之前，已有金融革命。18世纪的金融焦点已经从美第奇家族的意大利、郁金香狂潮的荷兰转向西欧。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不仅意味着现代中央银行的正式登台，还意味着金融观念完成向现代进化的第一步。在国家层面，通过赋予中央银行发钞权的同时，隔离其与王权的关系，进而区分国库收入与国王财产，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从帝国战争到英国突围
金融离不开银行，现代银行是金融体系的动脉，其中流动着源源不断的金钱。回顾金融的本质，不得不谈银行。
中央银行大概是最重要也是最神秘的银行，中央银行家往往成为报纸头条主角或者阴谋论的核心。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英格兰银行曾经被冠之以“堡垒中的堡垒”，其诞生亦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革命，那么，这座“堡垒”是如何平地而起的呢？
今天谈起中央银行运作规范，往往言必及英格兰银行以及美联储如何如何，以至于《××战争》中大喝一声，你知道中央银行是私人银行么？不少人顿时傻眼，马上以为知道了惊天秘闻，随即对阴谋论之流佩服得五体投地。事实如何？历史犹如化石，永远是层层叠叠而就，真相总是比有的人想的单纯，也比另一部分人想的曲折。英格兰银行在17世纪诞生，其成立的主要原因其实只有一个——战争。
聪明不过希腊人，他们早就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而一切战争的母体则是金钱，因此，战争比拼的不仅是军事实力，也是各国的融资能力。作为大陆强国的法国和海洋强国的英国，在欧洲历史上一直斗争不断。法国在西欧面积最大，人口又是英国的三倍，这些因素在冷兵器时代都非常重要。而英国之所以能够持续应对甚至在18世纪打败法国，其背后离不开制度的作用，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支撑与财产权的保护。
国家竞争中，制度为什么如此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指出英国直到16世纪还没有什么成功“迹象”，他如此评价17世纪英国的窘迫境地：“法国的规模和西班牙的财政资源使这两个国家都成了欧洲的强国。尼德兰的效率达到了同样的目标。这三个国家都向英国提出了不断的挑战……英国必须寻找一个中间领域。”
所谓“中间领域”，对于英国而言就是开拓新市场，建设新制度，使得原本在16世纪完全看不出冠军样的英国在18世纪领跑，成为一个“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事实上，历史上欧洲的地理分割纵然使得各类冲突绵延不断，但也造就了不同的制度竞争以及国家演化，谁占优，就引来效仿；谁落后，就难免被淘汰。
依赖商业和贸易，英国面貌开始变化。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数据，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英国人口增长大概4倍，同期法国人口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英国人均寿命以及城市化也高于法国，伦敦人口增加了13倍，伦敦已经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
金融业影响渗透入政治，反过来说，金融业的发轫更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变革。比起欧洲同侪，英国银行业起初委实不起眼。意大利人13世纪已经发行城邦债券，其北部城市热那亚的作用一度被历史学家认为堪比今日的国际结算银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纪已经孕育了现代期货期权交易，相形之下，17世纪末的英国金融业远远谈不上繁荣。伦敦城的金匠们刚刚开始学习利用个人信用经营银行业务，比如保留一部分储户的现金，同时将剩余部分借贷出去，金匠的收据也开始作为银行本票的雏形大行其道。一位20世纪债券市场的先驱曾经如此吐槽当时的伦敦，“没有货币市场，没有实质性的银行，没有组织有序的国家债务”，其运作模式被视为难以脱离中世纪君主贷款窠臼。
不仅因此，国王之手始终不时染指金融。1640年，国王查理一世曾经因为财政枯竭而通知铸币厂不得对外支付，这使得商人们已经放入铸币厂的金银强行被国王“借走”。值得一提的是，查理一世在位三十年间可谓英国历史动荡最为激烈的时刻之一，国内以英国国教为主的新教徒和传统天主教势力斗争不休，国外则是席卷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是霸权崛起与信仰分歧的产物。三十年战争中，英国站在新教一边，而查理一世本人则偏向天主教，又与罗马教廷交往密切，甚至希望在苏格兰强行推进宗教改革。加上其与议会的多次失和，最终导致了个人的覆灭，成为唯一一位在王位上被处死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在1672年曾经让财政部汇票赎回暂停，此举令不少颇具声望的金匠破产，对公众打击不小——须知，早期的银行业与金匠渊源甚深，不少人认为银行家主要来自金匠，但也有金融史学家认为银行起源不仅来自金匠，还有商人、公证人、实业家、包税商。实际上，从1666年起，英国就规定了铸币自由，意味着只要付出一定熔铸费用，人人都可将金银送去铸币厂换来足额货币。
也正因为如此，铸币厂的地位之高比起今天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当年艾萨克·牛顿晚年就一直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并且因为督办得力被封为爵士。如此金铺，理所应当被视为安全的托管所在，但类似上文之事却发生过不止一次。
类似事件使得英国民众充满了不安全感，一方面促使他们把现金存入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手中（如前所说，他们不少是金匠出身），另一方面，日渐充盈的社会资本此刻迫切需要可靠的储蓄之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银行——英格兰银行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国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英国国王的信用原本在欧洲不差，尤其对比经过约翰·劳事件折腾的法国，但前文所述一连串铸币厂和财政部“停摆”、“出借”事件让商人们人人自危，使得继任的英国国王信用降到谷底，陷入借钱困难的窘迫境地，这也为民间商业力量获得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埋下伏笔。
国王永远缺钱，中世纪的银行很大一群主顾就是各国君主，主权信用不高在17世纪也是常事。如果能利用原本信用不错的英国国王信用的暂时低落大赚利息，对于投资人是个可以善加利用的“优势”，但也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换言之，投资人必须免于被政府随意掠夺的恐惧，避免1640年与1672年那样的状况重演，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对君权甚至公权的有力约束，这一前提条件随着光荣革命而成为现实。
光荣革命于1688年爆发，最终结果是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成为英国国王——无论如何评价光荣革命及其《权利法案》，在一个专制时代，英国国王的世袭权力其实已经被议会决定，从威廉再到后面的安妮再到乔治三世都如此，英国有产阶级的意志决定了他们的继位。威廉三世从小体弱多病，但对世界历史影响重大。他的父母分别是荷兰执政威廉二世与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女玛丽公主，因此，他算是查理一世的外孙。
威廉三世虽然是荷兰人，也曾引领荷兰走出英国与法国夹攻，但他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却是他在英国的一系列作为。他不仅有新教背景，而且对宗教持宽松态度，在任期间基本结束了英国百年的宗教纷争，而且他接受了《权利法案》，成为第一位立宪意义上的英国国王，这对英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通过君主立宪制，国王的权力进一步被“关进笼子”，财产的胜利则逐步使政府的定位由压迫者变为保护者；与此同时，从阿姆斯特丹涌入的创新金融风潮也迅速被伦敦同行们学习和领会。
对英国而言，威廉三世的到来也意味着一次金融大洗礼。荷兰人精通商业，金融业一直独具特点，随威廉三世而来的也有荷兰商人的财富以及金融理念，“荷兰是17世纪最令人憎恨，又是最令人羡慕和嫉妒的商业国家”。从经济学家麦迪森的数据可知，17世纪只有一个国家的收入增长超过英国并且达到更高收入水平，那就是荷兰；而伴随着威廉三世登基英国，英国经济制度以及金融创新都追随了荷兰的脚步，就像后来其他国家追赶学习英国那样亦步亦趋。当时英国媒体曾经如是抱怨荷兰对英国的入侵：“我国的所有商人都正在变成荷兰的代理人”。
就金融而言，18世纪荷兰遥遥领先，但是关于荷兰金融的论述对比英国远远不足。学者分析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伦敦的地位在当时非常重要，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英语论述更多，因此，不应该低估18世纪荷兰对于英国的榜样作用。从更大的图景看，英国不仅有效学习了荷兰这一最佳样板，而且也契合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民族国家的复兴。伴随着工业发轫，历史的潮流开始变化。以往城邦国家领风气之先的趋势不再，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几乎成为最后一个城邦的传说，一度因战乱、黑死病而陨落的民族国家重新崛起，现代经济的扩张背后需要强大国家的支撑，国家力量与市场利益形成合力，“国家在为别人和为金钱出力的同时，也为自己效劳”。
对比之下，历史学家大多公认英国和法国虽然同为西欧大国，但在17世纪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布罗代尔认为，“作为早熟政治成果的民族国家很晚才过渡到作为经济成果的民族市场，而民族市场则预示着领土国家在物质方面的胜利”——这两句话各有指代，法国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个现代国家，但由于各种国内分割和牵制，却迟迟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英国不同，与欧洲大陆的地理隔绝，加上苏格兰等地并入，英国成为首个形成民族市场的领土国家，并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迅速转入商人统治之下”。
时代如落叶，城邦与国家的命运随着经济趋势的变化而流转。“在经济世界的中心，总有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和享有特权的国家，这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充满活力，既使人害怕，又令人钦佩。15世纪的威尼斯就是如此，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美国，都是如此。”（布罗代尔）伴随着英国命运的变化，历史的舞台已经搭就，英格兰银行呼之欲出。
1694年，对抗法国的“九年战争”已经打了5年，英国每年开支由200万英镑上升到500万至600万英镑，政府的财力已经山穷水尽。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几乎是英国对抗法国的一个缩影，他的一生都在对抗强大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一方面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四处举债，主要对象是支持他的辉格党商人，某些贷款利息甚至高达30%；另一方面政府也出面贷款，成本同样不菲，折算下来也高达14%。对比之下，荷兰等地的贷款利率仅为3%～4%，且无须贷款担保。
面对如此沉重的财务成本，即使国王也不堪重负。他在给属下的信中埋怨道，“看在上帝的名义上，赶快为这里的军队找到一些信贷”，如果不能获得资金，国王自认将打败仗，“我必须去印度”。
旷日持久的战事，孤注一掷的国王，资本丰厚的公众，有贷款的需求，有投资的需要……数项因素组合在一起，作为救命稻草，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一种筹资方法出现了。其首要目的就是为政府募集军费，以对抗强大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数月之内，千余家商家以私人合股公司方式组建了英格兰银行，股本120万英镑，以年息8%贷款给政府，与之对应，还款由轮船、酒类等税收和关税作为担保，英格兰银行获得4 000英镑作为管理费，国王也授予其有期限的特许经营权，并永久性免去每年缴纳10万英镑的义务。英格兰银行正式登上舞台。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
回望英格兰银行的组建，今天不少观察家往往将其与为英国国王“分忧”等爱国主义情结直接联系在一起。其实究其根源，或许其首要目的正是为了将国家目的与君王野心有所切割，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由国家预算代替国王的荷包，由国债代替皇债”。
为什么股东（甚至公众）愿意做出这样的盘算？追逐利益仍旧是人的本性。当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包括各色人等，主要是金融城的商业人士，也包含一些阿姆斯特丹人以及犹太人。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指出，除了为战争筹资，英格兰银行的私下目的是贷出银行券牟利，也有学者认为因战争积累不少现金的商人急需投资机会。
无论具体动机为何，最终的结果促成英格兰银行这样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机构诞生：“既不是金匠的金匠作坊演变为银行家的银行，也不是商人中的精英为了私人目的而创立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支付机制。”
从更大格局来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对于英国的权力重新划分以及国家秩序重整也至关重要。当时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与国王共舞是件微妙的生意：如果国王过分贫穷，那么可能国家不安全，国民不安生；如果国王过分富裕，那么难免浪费。如此情况之下，一旦引入英格兰银行的制度安排，国王的收入归国王，而军事以及其他费用归议会，这些费用由有产者提供，同时通过借款，也切实让当时积累了财富的有产者获得稳定回报的渠道。一切安排背后仍旧是权力与商业的勾兑与交换，正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中央银行首先是权力与国家统治的工具，“我帮助你，救活你，但是你得听我摆布”。
回看历史，当时最为先进的银行业诞生于荷兰和英国，与其制度环境紧密联系。专制主义仍旧是当时欧洲（甚至世界）的主流，英国略好于其他国家，毕竟13世纪就有约束国王的《大宪章》，而光荣革命的产物之一就是君主立宪制，《权利法案》开始有了个人自由等字眼，其精髓也被世人认为是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权力。
在经济学家看来，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资本竞争的时代，谁最能克服专制体制对于经济的阻碍，金融业也最为发达。
尽管生来和政府需求挂钩，也算拯救王国军队于水火，但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可没有什么稳定经济之类的央行义务，与“最后一种方法”和“最后的贷款人”还扯不上关系，这家机构看起来仍旧只是一家对股东负责的私人机构。
作为一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如果非要说有特别之处，乃在于其客户。毕竟和所有银行一样，客户始终是银行经营的关键，和当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找了教皇作为主要客户一样，英格兰银行从成立开始就使政府成为其首要客户。
尽管如此，在设立初期，为了避免人们担忧，政府贷款局限于议会授权贷款之内，同时英格兰银行被禁止购买公有土地。关于英格兰银行特许权的经营时间延长，并非容易得来，期间也经过多次讨论博弈，这又是另一段长长的故事了。学者塞耶斯在《英格兰银行1891—1944年》中曾不无打趣地表述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职责为三项：其法定任务是确保钞票可以转换为金币，其政治任务是顾及政府的金融需要，其商业任务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收入。
在近日流行的《美联储》一书中，一位终身反对美联储的众议员曾经宣称“美联储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书中接着援引供职美联储近30年、担任达拉斯储备银行行长及美联储委员的菲利普·科德韦尔（Philip E．Coldwell）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美联储会把自己看作是美国政府。但有些时候，避过某阵风头之后，它又不把自己当作是政府。”
所谓“怪胎”，就在于是其官方与非官方的模糊与暧昧。作为美联储模板之一的英格兰银行，在其历史上也一直面临类似纠结。从诞生之初种下的“特别”，也为日后英格兰银行的命运打上了烙印，中间的暧昧以及扭曲也造成了一连串的故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特别”可以带来好处，但有时候也意味着责任。
也正因此，19世纪伟大的金融总编白芝浩就在其巨著《伦巴第街》中指出，“英格兰银行不但是金融公司，而且还是一家由辉格党创立的金融公司”，但他同时也承认，英格兰银行在他的时代可谓世界上离党派政治最远的机构。正是这样一家机构，开创了现代纸币大规模应用流通的先河。1720年：南海泡沫与约翰·劳
终于／腐败像汹涌的洪水／淹没一切／贪婪徐徐卷来／像阴霾的雾霭弥漫／遮蔽日光／政客和民族斗士纷纷沉溺于股市／贵族夫人和仆役领班一样分得红利／法官当上了掮客／主教啃食起庶民／君主为了几个便士玩弄手中的纸牌／不列颠帝国陷入钱币的污秽之中
——亚历山大·蒲柏
18世纪的历史仍旧波澜不断，无论是1720年的南海泡沫，还是1745年詹姆斯二世孙子入侵事件，抑或1793年拿破仑战争，伦敦都是风波中心，政治事件都引发了金融危机。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内外战争都开始升级，中南美洲等海外殖民地的争夺与欧洲大陆西班牙继承权等纠纷纠缠在一起，使得18世纪战争不断，而英国可谓当时反法联盟的主力。18世纪的战争需要融资，任何有政治抱负的政治经济人物都致力于“宫廷理财术”。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来自苏格兰的逃犯约翰·劳（John Law）获得机会，他在法国的纸币实验如火如荼，金币甚至有时不如纸币枪手，法国的庞大债务神奇消失了，经济出现繁荣景象。这也深深刺激了英国，导致了英国追随其后，拓展了新的融资渠道，南海公司就是其中一个尝试。18世纪的南海泡沫值得一提，这场空前的危机与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及1929年美国股票危机，被后世称为“三大著名投机风潮”。
一切经济纷争的背后都离不开党派政治。众所周知，英格兰银行是一群辉格党人创立的，其党派特色在早年一直挥之不去，而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则得到托利党支持，在18世纪初期托利党上台期间，面对上千万英镑的政府债务，南海公司作为政府融资工具应运而生。南海公司备受重视，记者丹尼尔·笛福等名人也为其摇旗呐喊，不仅在于它被视为对抗英格兰银行垄断政府融资的手段之一，也被视为打击辉格党的重要手段。当时英国国王是乔治一世，他是来自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其父母分别是汉诺威选帝侯奥古斯都和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索菲亚。因为威廉三世与安妮女王无子，索菲亚又早逝，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乔治阴差阳错继承英国王位。可以说他的继承颇为意外，他本人母语是德语，一直以来对辉格党人并无好感，这对于托利党人颇为有利。
所谓南海，就是指南美洲，南海公司获得英国与南美洲等地贸易特权。随着与法国停战达成，南海贸易障碍扫清，南海公司承诺以南海公司股票接收全部国债，这本来是英格兰银行的领域，英格兰银行此前本来也有对应方案竞争。但是在两家博弈之中，南海公司通过舆论造势、贿赂议员、优惠利率等方式胜出。当时诸多资金本来就苦于没处投资，而政治上也有托利党为之呼喊，导致南海公司主导了走势，英格兰银行退出竞争。
当时英国上下陷入南美洲贸易狂热，似乎觉得对岸遍地是黄金与机会，因此，南海公司股票价格持续上涨，而股票价格的上涨又鼓励了民众官员继续投资南海公司。投机狂潮之下，南海公司股票气势如虹，在半年间从每股128英镑涨到1000英镑，从国王到议员都参与其中，上涨势头锐不可当，“政治家们忘记了政见，律师们忘记了本行，批发商们忘记了生意，医生忘记了病人，店主忘记了自己的商店，一贯讲信用的债务人忘记了债权人，牧师忘记了布道，甚至女人们也忘记了自尊和虚荣！”
牛市猪会飞，南海公司作为风口的猪刺激了不少同辈，不少公司也尾随其后，泡沫滋生，这导致1720年6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泡沫法案》。这一法案成为南海泡沫的转折点，南海公司的业绩开始受到怀疑，国外投资者开始抛售，从此股价走低，打回原形，最终于1720年底进行清理资产，其实际资本所剩无几。
和所有泡沫一样，南海泡沫最终也不得不面临破灭的一天，建立在幻想之上的业绩难以维持。南海泡沫洗劫了英国不同阶层，即使伟大的物理学家与皇家铸币厂长牛顿，也在南海泡沫投资颇多，他小赚一笔之后亏损颇多，不得不感叹，“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
几乎同时，约翰·劳在法国主导的密西西比泡沫也走向了破灭。约翰·劳从荷兰的经验看到货币的魔力，却将纸币的魔力发挥到极致，在没有足额准备金的情况下滥发纸币，开始阶段纸币增加，股票上涨，但是到1720年1月，通货膨胀从1719年的4%上升到23%。人们发现纸币的面值已经超过了全国金属硬币总和，股票开始暴跌，约翰·劳再次出逃，不到10年就潦倒死于威尼斯贫民窟。
18世纪上半叶的两次金融创新，分别在英法以失败告终，这不仅掀开近代金融危机的系列开端，更留下各种后遗症。马克思评价约翰·劳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约翰·劳导致了法国之后一两百年都很避讳银行这个词，甚至法国财政也从此一蹶不振。路易十六在1780年进行税制改革也是因为国王濒临破产，谁知道其结果竟然导致以平等自由开始、以革命独裁结束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就是一个有着隐微联系的万花筒。
至于英国，其股票市场也被认为花了一个世纪才走出南海泡沫阴影。关于南海泡沫得失的讨论已经太多，究其根本，还是人性的贪婪与健忘一次又一次地主导泡沫的诞生与发酵。正如金德尔伯格所言，欺诈者与受害者的关系从精神病学角度是捆绑的共生关系，“又爱又恨、互相满足并相互依赖的关系”。
更进一步，南海泡沫被认为充分暴露了18世纪的时代通病，“贪婪、欺诈与歇斯底里”，但它不是结束，而是新时代的开始，这是通向一个躁动不安的更广阔的18世纪中叶的开始。但这场泡沫并非没有赢家，英格兰银行就是其中之一，一些辉格党人也利用对手的失败赚到政治资本。当南海公司锐不可当之际，英格兰银行甚至辉格党都处于下风，南海泡沫之中，英格兰银行也面临银行最大风险之一——挤兑，据说当时英格兰银行用数零钱等拖延战术化解了挤兑。南海公司最终的沉底失败，给予英格兰银行不少机会，这些变动不仅考验了英格兰银行，而且使得日后面临危机之时，英国各地开始接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从银行券到纸币
危机之中，英格兰也面临挤兑，却始终不曾破产，诀窍在于，英格兰银行采用了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在18世纪的数次挤兑风潮之中，面对兑换的要求，英格兰银行故意放慢支付行为，往往以较小面值的硬币支付银行券，同时又用“赢得的时间”召集伦敦商人表态愿意接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从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日起，出售银行券牟利就被视为一个重大动机。银行券是当时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算是钞票的前身。早期的银行券往往可以随时兑换黄金，比起汇票更为便捷，都是由私人银行发行，并且有多家银行加入发行。与之对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也需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并不是如同今天印刷钞票即可，因而，资信良好的银行券更受欢迎。马克思显然也是一位热衷谈论货币的狂热者，他的文章多次讨论英格兰银行以及银行券等，他曾经如此总结：“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绝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
在历史的进程中，银行券日后衍生了钞票、法币。18世纪的英国尚无如是认识，当时有超过200家银行发行银行券，但是数额、面额甚至信用都无法和英格兰银行比肩——私人银行往往更为进取，但是银行券的发行往往难以保持克制，最终以挤兑破产收尾。
英格兰银行最开始主要是为政府服务，从事汇票、本票等普通银行业务，由于其资信良好，他们的银行券大受欢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最初面额不菲，一般限定在伦敦地区，也不是寻常的零售方式，往往是作为大额交易中黄金的替代品。尽管英格兰银行资信良好，但它的利润和大多数银行一样，依赖于公众对其发行银行券的自愿接受和流通，这意味着当有人需要兑换银行券时必须给出回应，即使在危机时刻。
到了1797年，形势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法国人即将登陆的传言令各银行难以为继，不得不暂缓兑付，索性由政府出面做决定，而皮特首相不得不出台法案，在忐忑之中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后果如何呢？按照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叙述，少年得志的皮特素来自信，但也生怕这一法令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结果却令人意外，不仅一天之内就有1 140名商人签署了愿意接受银行券的声明书，同时《银行限制法》也由原定的六星期变为实施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期间一切运行正常，“拿破仑战争期间居留英国的一名法国人甚至说，所有这些年头，他未见过一枚金畿尼。一场本身特别难以支持的危机就这样度过了，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银行券原则上没有任何担保，但照旧流通，与铸币的比价保持不变，至少直到1809年至1810年间是如此。”
用纸币将法国搞得天翻地覆的约翰·劳曾说：“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但是，他只是看到纸币创造财富的一面，却没有看到纸币毁灭财富的一面。英国人的实验则通过私人银行券将“纸币”驯服。
英格兰银行的一小步，最终造就了金融史的一大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仅恐慌在千钧一发之际止息，同时英国人接受了纸币。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金属货币，现代意义上的纸币开始流通，这是金融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不可否认，纸币虽然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是其大范围的接纳却是始于英格兰银行的系列实验，这对于人类文明带来革命性的意义。约翰·劳的苏格兰老乡、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纸币对于经济远远不是方便那么简单，而是再造了经济的空间与要素：“在任何国家流通中的，并使土地和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借以流通并分配给适当的消费者的金银货币，都是死的存量。货币是一个国家资本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给国家生产任何东西。银行明智地用货币代替大量金银，使得国家能将大量这种死的存量变为积极的生产性存量。在任何国家流通的金银可以恰当地比作公路……用一个极端的比喻，银行明智行动……提供了一种空中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进行的一切金融实验甚至不完全依赖权力强迫，很大程度上基于英国公众的自由选择。经济学家早就明白货币的广泛流通并不等于说是合法流通，但是当年在伦敦没有人是出于被迫而接受纸币，伦敦的商家“不打折扣”地继续接受这些纸币。
除了爱国之心以及公民责任，英国民众的支持更多源于他们对于政府以及国家的信心，这种信心源于英格兰银行等机构的稳定经营，也基于英国政府承诺的稳定性，这是对于英国体系的信用投票。也正因此，银行券保证金并非金银，而是全英国“巨量的劳动产品”，英国“用它制造的工业品和它的转口贸易取得的收益向它的欧洲盟友提供数额惊人的资助，从而使他们能打败法国，维持一支在当时叹为观止的舰队以及庞大的陆军，从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扭转局势，使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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