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抗战将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俊凤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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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抗战将领试读：

陕西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且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陕西的爱国军民无论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英勇杀敌，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业绩永载史册，民族精神将世代相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地处西北的三秦儿女和全国人民一样，被日军的疯狂侵略所激怒，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9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三省的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在学生中成立反帝大同盟组织，将反帝特别是反日斗争和日常斗争、拥护苏维埃运动结合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从苏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而且组织了抗日武装力量。他们矢志抗日，誓言宁愿战死，不做亡国奴。强烈要求开赴抗日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收回国土，以雪国耻。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省城西安的学生冲破国民党高压政策的压制，走上街头，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安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张学良、杨虎城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使陕西政治气象焕然一新，陕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民主空气最为活跃的地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结束了反共内战，对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7年1月17日，中共中央进入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总后方，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适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陕西省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不懈的斗争。开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参加或配合友军奔赴抗日前线，与日军血战。三秦子弟以血肉之躯，阻止了日军西进步伐。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一个是陕甘宁边区以外的国民党统治区（陕南、关中及陕北部分地区）。抗战中，陕西军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坚持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在这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培育了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这里，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驻守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府谷至宜川的千里河防上，阻击日军，保卫了边区；在这里，培养造就了大批干部，他们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骨干。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示范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既是抗战的大后方，又是抗战的前线。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部分由三秦儿女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第二十二军、第十七军、第九十八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出师华北，英勇杀敌，保家卫国；驻守在绥蒙陕边界、宜川、韩城、合阳、大荔、朝邑、潼关黄河沿岸的陕军各部，形成铜墙铁壁，阻击日军，使日军无法西进，保卫了西北、西南的安全；在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的三秦儿女奋战在大江南北，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由于陕西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日军对陕西国统区及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无差别的轰炸，使陕西军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但是陕西军民不畏强暴，为保卫陕西，保卫黄河，保卫国家，积极参军参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将永载史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3万多青年参加八路军，民众缴纳爱国公粮100多万石，支前154万多人次，组织150多万头牲畜运送物资，做军鞋20多万双。 抗战时期的陕西国统区约有937万人，其中训练壮丁160万人以上。按当时陕西总人口计算，不到9人就有1人应征入伍，占总人口的12%。其中1942年到1945年直接送往中国远征军的兵员为63589人。

抗战中，陕西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因素，成为日军攻击和飞机轰炸的重点。日军空袭陕西的飞机大多是从运城、临汾、太原、武汉、包头等机场起飞。轰炸的范围遍及陕西55个市县镇，西安、延安、宝鸡、潼关、安康等地为重点。从1937年11月7日日军轰炸潼关始，到1945年1月4日日军最后一次轰炸安康，其间日机共轰炸陕西560余次，投弹1.36万枚，炸死百姓9047人，炸伤7015人，炸毁房屋43825间，民众财产直接损失982.5亿元。其中一次死伤在百人以上的城市有西安、延安、宝鸡、安康等。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为西安市，日机轰炸147次，死亡2719人，伤1228人，炸毁房屋7972间。

日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进行了轰炸，据1946年3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文章披露，1938年11月20日，日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到1941年10月最后一次轰炸，据统计日机共轰炸17次，投弹1690枚，炸死214人，伤184人，炸毁公共房产1176间（不含教堂的169间和礼拜堂一座），民房14452间，毁坏粮食34.4万斤，其他间接损失合边币28.21亿元, 按1945年时值约合法币1.5799亿元。

抗战时期，主要由陕籍青年组成的国民革命军之孙蔚如统领的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高桂滋第十七军，高双成第二十二军以及冯钦哉第二十七路军，武士敏统领的第九十八军，王劲哉率领的一二八师等三秦子弟组成的几支部队，东渡黄河，置身华北、中原等抗日前线，或与八路军配合，或独立作战，奋勇杀敌，抗击了大量的日军、伪军。抗战中，牺牲的陕籍军民达数十万人，涌现出无数动人的英勇事迹，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乐章。《陕西抗战记忆》丛书包括《陕西抗战将领》 《陕西抗战遗存》 《抗战中的陕西民众》和《陕西抗战事件》，太白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这套丛书，就是为了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再现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抗战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告慰在抗战中牺牲的千千万万英烈。

抗战英烈，永垂不朽！

抗战精神，永放光芒！第一章立马中条，壮士为国何惧死

20世纪30年代，横跨北平西南永定河上，已有近800年历史的卢沟桥，是著名的燕京八大景点之一。这里涧水如练，西山似黛，每当黎明斜月西沉之时，月色倒映水中，更显明媚皎洁。东北头有四根蟠龙宝柱，中间立着一块大石碑，上刻四个大字“卢沟晓月”，那是清朝乾隆皇帝曾在秋日路过卢沟桥，看到如此良辰美景，赋诗：“半钩留照三秋淡，一练分波平镜明。”并题名立碑于桥头。

不想这一美景之地，竟也是一军事要地。其处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史料记载，自金代开始，中原腹地进京，皆要在卢沟桥停留，此为京师进出中原腹地的必经之路。外敌一旦占领卢沟桥，北京就是一座死城，华北也就唾手可得。

1937年7月7日夜，一阵阵枪声打破了卢沟晓月的平静。

自19世纪的甲午海战以来，日本——中国这个古老的邻居，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来到邻家的土地上，试图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

早在1931年，驻扎在东北南满铁路的日本关东军挑起“柳条湖事变”，抢得东三省这一大片黑土地之后，更大的贪欲也被鼓动起来。1937年春，大批关东军被从关外调运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日本的中国驻屯军（这是一支经《辛丑条约》之第九款而派驻平津的日本军队，其时已驻地达30余年之久）在平津近郊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①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声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予以还击。这便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

在得知和平无望后，中国政府决心全面抗战，中华民族的统一抗战也迅速形成。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在庐山，面对100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

……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8月20日，抗战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颁发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其中“方略”中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基本主旨。”

次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自1937年8月起，日军精锐的机械化军队，遭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以将日本侵略重点吸引到日本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的中国东南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区，利用东南山川河流众多的地形抵消日本装备优势，尽量消灭其有生力量，避免在有利于日本装备优势发挥的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与日本军队作战，改变日本军队战略进攻方向。为此，中国军队先后沿平汉、津浦铁路沿线，开辟了三个战场，阻击日军南下。其中包括：1937年9月至11月的太原会战，1938年2月至5月的徐州会战和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

同时，日本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军（三个月后增加到50万人），开始向上海进攻，国民政府则派出中央军精锐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这些部队装备极差，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万人，与日军血战三个月之久，粉碎了其“三月亡华”之狂语，此即为淞沪会战。指挥淞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由蒋介石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国军队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至此沦陷。国民政府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结束后再迁往重庆。同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竟然以持续数周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报复。

1938年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本军队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日本军队在占领武汉和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做进一步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入休整，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谓的“中国事变”。在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不想，世界范围的法西斯战争此时竟形成阴云密布之势。

德国于1939年9月1日突袭侵占波兰；接着，德、意法西斯互为呼应，又取得了对英、法作战的胜利。在法西斯“伙伴”暂时胜利的刺激和鼓舞下，1940年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对中国作战指导方针，做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

日本军方具体分析了中国战场的态势，认为“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红军，南面黄河两岸有国民政府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隔邻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长江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而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内，“晋南是有蒋直系国民党军残存的唯一地区”。

有鉴于此，1940年12月26日，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和总长杉山元在迅速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据此，1941年1月3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国民政府中央军的一战”。此即“中条山战役”。此役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被俘虏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不过，这一“最大之耻辱”的出现，与之前以三秦子弟兵组成的“中条山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中条山不无关系。时人铭记并痛惜战争之耻辱，却也没有忘记，从1938年至1940年下半年，由孙蔚如带领的原西北军改编的第四集团军，曾在中条山与日军对峙三年之久，令日军始终无法突破黄河进入潼关。潼关自古就处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略要地，在20世纪30年代，兵出潼关，阻击日军的正是陕西抗日名将孙蔚如和他的铁柱子集团军。

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州，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之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中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中条山地区虽位于山西省境内，但在抗战时期却不是晋绥军的防区，亦不属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管辖。驻守这里的是国民政府中央军，在战区划分上则归于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13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为守得家门外的这块“安危之地”，陕西汉子们立马中条，“壮士为国何惧死”，以其特有之质朴和倔强，谱写了“秦军”之大义和悲壮。第一节“中条山铁柱子”之总司令——孙蔚如

1938年3月，日军占领晋南，隔岸炮击潼关，威胁陕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仓皇失措，拟弃城而去，搞得人心惶惶。

数日后，西安各界集会，一位表情严肃、步伐沉稳的中年男子走到台前。人们认出这是省政府主席孙蔚如将军，会场顿时安静下来。孙将军用平稳却令人感到踏实的语调发表了题为“西北国防与抗战”的讲话，引述中华民族抗击外敌的史实，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并表示自己决不生离西安。会场一时间少了聒噪，多了一份沉重。随后，省政府也发出了“守土抗战”的通令，称：“凡我陕西官兵，皆应守土抗战，倘有闻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军法从事！”孙将军还在救亡大会上向百姓保证，决不让倭寇踏上陕西的一寸土地。他掷地有声地说：“倭寇不灭，孙某家人决不先离陕西，倘有食言，百姓皆可诛之。”陕西自古就是兵家重地，八百里秦川的老百姓，为守住这块家园，也是饱尝战乱之苦，但也因此练就了一副大敌当前仍然咬牙笃定的沉着。如今，孙将军的狠话放出来，大伙心里有了底。

孙蔚如回到家中，知道是卸去这个省政府主席位子的时候了，以便全力以赴带着他的部下，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去。这个当年陆军测量学校毕业的“秀才”，其实早已经习惯了戎马的军旅生涯。省政府主席的帽子，更像是个文绉绉的束缚。而他的一生，似乎就是专门为了这场战争在积聚和等待。

就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一年，1896年的1月31日，陕西省长安县①豁口村的一个耕读世家，一名婴儿呱呱落地。父亲十分喜悦，取名树棠。喻盼此子可令家族开枝散叶，荫泽绵长。时家有薄田数百亩，被村人称为“素封”，即无官爵封邑而与封君一样富有。祖父和父亲务农，叔祖和伯父、叔父均有功名，在乡教学兼务农事。正是在这种农耕兼有文化氛围的家庭中生活，树棠自幼随父读书，广涉经史子集，工诗善文，喜好书法又善弈棋。读书之后，取字蔚如，后遂以字行世。正值垂髫，科举制废除，传统的功名不必求，兴实业，也就成为父辈送子读书的新动因，14岁的少年也始入初等实业学校。1913年他考入西北大学预科（后改省立第三中学），而民国肇兴，学而优则“士”（军人），吸引着青年们纷纷进入军事院校。孙蔚如也在是年进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学习，两年后成为陕西陆军测量军地形课班员，负责实地测绘关中各县地图，跑遍八百里秦川，对关中地形了然于胸。不想这等早期的实际工作，让日后成为军事指挥员的他有了坚实的军事素养。

从20岁开始，孙蔚如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转入陕西靖国军；25岁投杨虎城麾下，追随杨虎城将军。至于和各路军阀打过多少次仗，他自己也无法计算，从排长、营长、团长到师长，也可谓身经百战。1926年，作为第二支队司令的他，曾协助“二虎”师长坚守长安，历时八个月，终赢得长安解围，家园得守。

西安围城战：1926年4月，正当广东革命政府准备发动北伐战争之际，北洋军阀吴佩孚指示河南军阀刘镇华率领“镇嵩军”八万余人，由豫西进入陕西，企图攻占被陕西国民军控制的西安，剪除西北支持广东的革命力量，为北洋政府扩大地盘。国民军师长李虎臣、杨虎城（孙蔚如时任杨虎城师长辖下第二支队司令）率部不足两万人和全城民众坚防固守、浴血奋战达八个月之久，史称“二虎守长安”。10月，援陕冯玉祥部到达西安，与城内军民里应外合，重创刘军。11月下旬刘军溃逃，西安围解。守城军民和解围部队共死亡五万余人，占当时西安人口的四分之一。

1928年年初，杨虎城赴日考察，临行斟酌再三，决定将军务委托孙蔚如，认为孙“深沉稳练，工于心计，且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当不辱命”。孙蔚如果然不辱使命，把军队带得有声有色。直至1930年中原大战，孙蔚如追随杨虎城师长加入国民革命军，开始独当一面。中原大战正酣之际，奉令任南阳守备司令，以确保前方补给和后方安全。1931年11月，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部进军甘肃，激战而胜，被蒋介石任命为甘肃宣慰使，兼领军民两政。时而守土，时而攻地，竟也是进退自如。唯政务一职，难得长久，旋即卸去，专职军事。以当时之抗日局面看，战场仍是他可以放开手脚的地方，这个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位子，反倒令人颇感困顿。

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令孙蔚如想起了老师长——抗战爆发前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同是陕西人，自是对家乡有一份“造福地方”的殷切深意。杨虎城将军是他的老上级，也是前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担任第十七路军下属第三十八军军长的孙蔚如就率部开往陕南，准备配合四川军阀围攻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不过，这么多年来左突右进的军阀乱战，看着跟随自己的兄弟们纷纷殒命，令他心生厌倦，去汉中途经留坝县张良庙时，就曾赋长诗抒怀：“村舍皆丘墟，陇亩失东西……止戈以为武，赤手拯灾黎……英雄事割据，儿子亦古今。”忧国忧民反对内战之情溢于言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以来与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冲突的红军，远不像之前的军阀那样混乱散漫。孙蔚如有些踌躇。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少校参谋武志平主动找上了他。

武志平(1901—1991)，北京通县人，时任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少校参谋，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3月，西安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王右民、宋绮云向武志平传达中央“特科”的指示:通过可靠的关系建议杨虎城不要和红军正面冲突，并设法开辟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

在汉中三十八军司令部，武志平与军长孙蔚如进行了一次长谈。考虑再三，孙蔚如令武志平去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系。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的人员由南郑出发，长途跋涉，来到大通江北岸的苦草坝，首先见到了傅钟。武志平撕开薄棉袄的衬里，从里面抽出一条白绸缎，系军长孙蔚如的绢书，上面写着：“现外患日亟，大敌当前，炎黄子孙，以民族生存为重，抗日救国，人同此心，义之所在。我军赞成贵军《一月宣言》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主张，特派武某前来磋商。”为表示诚意，孙蔚如让武志平将一整套四川北部的军事地图和一些通信器材、医药器械等，交给红四方面军负责人。《一月宣言》是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发表的宣言，宣布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下，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武志平参与了谈判。1933年6月24日，红四方面军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与孙蔚如达成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有：第一，双方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红四方面军设立交通线，三十八军提供一定的物资；第四，双方只能秘密往来，协定不予公开。

1935年2月合作曾一度停顿。到1936年年初，已经晋升陆军中将的孙蔚如所部第三十八军调驻陕北（军部驻三原），孙蔚如一面执行军令，一面仍希望待机参与抗日。遂于8月间委托中共地下党员孙作宾到陕北保安见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表达“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相互合作，共同抗日”的意愿。毛泽东次月复函赞同双方合作，提议“自即日起，双方都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交通，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

老师长杨虎城性情侠烈，对蒋介石频频施压的“剿匪”命令不能忍受，酝酿联合东北军反蒋抗日。孙蔚如亦心存不满，但深知各方虽在斡旋中，但暗藏危机。1936年秋从宜川驻地密函老师长（杨虎城）：“事须缜密。有谋人之心，事未成而为人知者，害莫甚焉！”

然是年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危急之下，也就不说二话了，只有站在老师长身后步步为营。先是出任西安戒严司令，负责西安地区的警备，同时担任“抗日援绥军”军团长、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电邀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大计。周到西安后，孙蔚如代表西北军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东北军代表何柱国组成了三方联合办公机构，制定抗击南京政府何应钦“讨伐军”的作战计划。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主席，仍兼三十八军军长。当时西北形势极为复杂，蒋介石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并派“中央军”进驻西安及咸阳以东陇海铁路沿线；冯钦哉率第七军、王劲哉率四十九旅先后脱离十七路军投蒋，老师长杨虎城将军离军出国；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将军因赞成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不为东北军少壮派所理解，惨遭杀害，以后十几万东北军被蒋压迫相继开往豫、皖。

孙蔚如只有在老师长进退维艰之时，奉命稳舵第十七路军，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事宜。第十七路军番号被撤销，原第十七路军部队归自己所部之第三十八军建制。经过这一番有惊无险的动荡，第三十八军麾下，仍然聚集了一些三秦将领，包括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王竣、第二旅旅长孔从洲等。“卢沟桥事变”后，所部第十七师、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旅等奉命相继开赴华北抗日战场。五二九旅参加忻口会战，防守正面阵地14天，受到战地指挥官卫立煌五次嘉奖；第十七师奉调参加娘子关战役，担任正面防守，与敌血战九昼夜，受到战役总指挥黄绍竑嘉奖……三秦子弟兵自古在战场上都是好样的。听闻喜讯，孙蔚如还曾喜赋《抗战歌》“此是中原第一战，风云锐利如疾电”，并以“指顾燕儿几点青，定与鸭绿归禹甸”的豪迈诗句鼓励将士奋勇杀敌。抗日捷报频传，孙蔚如露出欣慰的笑容。眼下的抗日战场，才是自己作为军人真正的用武之地，就算不做这个陕西省主席，也罢。

孙蔚如决定了，不做这个束手束脚的省政府主席了，他要请缨上阵！

1938年6月15日，孙蔚如被免去省政府主席一职，第三十八军也升编为第三十一军团，由他出任军团长，下辖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及教导团、骑兵团。听说孙蔚如将军要出征，家乡豁口村一带就有500多名青年踊跃随他赴战，出现了兄弟、叔侄并肩参战的动人情景。

稍事整顿，在关中地区最热的8月初，孙蔚如带着他的第三十一军团——一支由三万多名“陕西楞娃”组成的队伍，由朝邑东渡黄河，开赴晋南中条山抗日前线。

位于黄河北岸的中条山是一座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长约150余千米，它是黄河的一道天然防线。日军第二十师团趁孙蔚如的第三十一军团立足未稳，先后攻占永济和芮城。孙蔚如没有想到，他的三十一军团自此和日军展开了长达三年的拉锯战，先后粉碎了日军的11次大扫荡，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西北。而中国军队也有两万余人牺牲在中条山下、黄河岸边。

1938年8月徐州会战结束后，西路日军兵锋直指黄河风陵渡以威胁西安。风陵渡地处中条山西端，正在黄河东转的拐角上，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三地之要津。距风陵渡不远的永济县城蒲州，是守护风陵渡的前沿重镇，要保住风陵渡必先守住蒲州城。

蒲州城是风陵渡的门户，但地势并不险要。这座古城西临黄河，东北是一块开阔地，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通过开阔地就能直抵蒲州城下。但是在距蒲州城东南六七千米的中条山麓，有一座始建于北魏时期的万固寺，与此相对的是北面山中的普救寺，相传，这座普救寺正是《西厢记》中“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会崔莺莺”之地。这两座寺院都建在山上，控制这两个高地对保卫蒲州城事关重大。

为阻挡日军，孙蔚如下令第三十一军团在两寺之间的开阔地挖出一条深约一丈的反坦克壕。为了鼓舞士气，孙蔚如将军的指挥部就设在中条山的最西端——半山腰上的六官村，这里不仅“山下鼓角相闻”，而且可以俯瞰整个永济战局。1938年8月15日，驻运城的日军第二十师团以一个旅团的兵力，配有四个炮兵中队、三个坦克中队及十余架飞机，分三路向永济扑来。永济保卫战打响了。激战中，一股日军从右翼山地迂回包抄而来并攻占了万固寺，孙蔚如急命教导团援救万固寺。教导团团长李镇西，亲率两个营夺回了万固寺，日军靠寺后竹林的掩护向西姚温村撤退。教导团第三营官兵冲进西姚温村，但没想到，日军在村内部署了重兵，第三营冲进村后，遭日军猛烈阻击，和敌人展开了巷战。苦战到第二天上午，第三营的官兵死伤大半，营长张玺文也壮烈殉国。日军乘势攻占了蒲州城，中国军队退守永济。

8月17日，守卫永济的警一旅一团已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城中只有五个连不足600人兵力，城外日军却有3000多人，且敌有飞机和远程火炮相助。这是一场恶仗！除了全团将士外，连预备队、警卫班、炊事员都上去了，苦守月余，大部牺牲。但战后统计日军伤亡更甚。8月26日，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名义发来电报：“自张团长以次牺牲壮烈，特电慰勉。”

永济失守后，与风陵渡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是韩阳镇。当时第三十一军团的中国官兵背水而战，一个小小的韩阳镇，日军攻了半月之久竟未拿下。最终，第三十一军团的官兵终因装备落后，在日军猛攻下伤亡惨重，被迫撤出了韩阳镇。永济之战以中国军队撤退、日军攻占风陵渡落下了帷幕。

永济失陷，韩阳撤兵，从局部上看是中国军队的失利；从战略上讲，却为中国军队争取到了时间和空间。永济保卫战，我军以劣等武器、较少的兵力与敌作战，打掉了鬼子的骄狂之气，提高了我军的抗战勇气。永济战后，中国军队各部已集结到位，中条山防务也基本就绪。日军虽然占领了永济和风陵渡，但惧于中国军队的中条山防线会断其后路，仍然不敢举兵渡过黄河。

在随后的半年多，孙蔚如指挥三十一军团所属各部先后击退了日军对中条山的四次扫荡。

1939年2月，第三十一军团被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升任集团军总司令。但因为永济之战以来，部队消耗巨大，如果要留在中条山坚持抗战的话，必须要补充军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自接管三十八军一路走来，孙蔚如也深知，这支由西北地方军队发展起来的部队，要和装备优良的日本军队持续对抗下去，必须要有持续的精神激励和领军之法。这时候，老部下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提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办法，即从中共的八路军当中引进人才，帮助自己整训部队培养干部。大敌当前，国共合作，加之之前与红军的互不侵犯相互合作良好，孙蔚如同意了。经过中共干部的整训，第四集团军的战斗力果然大大提高。

1939年6月，日军对中条山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第六次大扫荡。日军集结约三万兵力，配备野炮50门，战车30辆，飞机38架，目的是将该处的只有12个团、不足两万人、武器较差的三十八军、九十六军一举歼灭，为占领中条山、进攻豫陕奠定基础。从力量对比来看，日军的兵力、武器实力远远高于中国军队，特别是飞机、战车、远程山野炮都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一场殊死战斗在所难免。

茅津渡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军事测绘出身的孙蔚如知道，要固守中条山，一场血战在这里无可避免了。从茅津渡过河后便是崤山，占领崤山，可北控山西，东据河南，西进关中。6月6日凌晨3时许，日军兵分九路向中条山发起猛烈的进攻。初始中国军队的芮城、平陆、茅津渡等阵地相继失守，三十八军、九十六军被日军割裂开来，九十六军军部、一七七师、独四十七旅、独四十六旅被围，形势万分危急。赵寿山临危受命，制订了新的作战方案，要求各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周旋，伺机破敌。十七师一部分官兵在敌后秘密穿插，主力则在茅津渡以西地区向日军进攻；孔从洲的独四十六旅率先成功突围到平陆以北，打乱了日军的部署；其他被围部队抓住有利时机，也都突出重围。战局趋于好转。

到6月11日，李兴中军长、陈硕儒师长率九十六军主力一七七师杀回陌南镇，击溃日军；四十六旅封锁平陆境内的南北要道；友军用炮火封锁了黄河河道，骄狂一时的日军被中国军队四面围住。6月12日黄昏，中国军队从东、西、北三面向日军发起全面攻势，在茅津渡击溃了日军。6月21日，日军退出中条山，第四集团军以伤亡近7000人，毙伤日军万余人，取得巨大胜利。至年底，孙蔚如稳坐中军帐，多次指挥部队击退日军四次小规模进攻，第四集团军被誉为“中条山的铁柱子”。媒体感叹：“西北整个得以安定，皆赖我第四集团军英勇将士在黄河北岸艰苦支撑所赐……”

与媒体的欢呼和赞誉相比，孙蔚如更觉悲壮。这位出身耕读世家、原本希望成为一方文硕之士的中年男子，现在却满怀岳飞抗金的悲愤情怀。他挥毫写下一阕《满江红·立马中寻》，遥向守土之英雄致敬，也袒露了三秦之子指挥千军万马的豪情和气魄：

满江红·立马中条

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伐鼓。

怒眦裂，岛夷小丑，潢池耀武。

锦绣江山被蹂践，炎黄胄裔遭荼苦。

莫逡巡，迈步赴沙场，保疆土。

金瓯缺，只手补。新旧恨，从头数。

挽狂澜，做个中流砥柱。

剿绝天骄申正义，扫除僭逆清妖蛊。

跻升平，大汉运方隆，时当午。

于右任先生闻中条山战况后，以《天净沙·赠孙蔚如总司令》小令致送：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澌，血染将军战史。北方豪士，手擒多少胡儿！

孙蔚如将军手书《满江红·立马中条》

1940年4月17日，日军又聚集了一万多人对中条山大举扫荡。这场望原会战是第四集团军与日军的又一次殊死搏斗。孙蔚如指挥部队进行反击，充分运用了游击战、运动战的方式。三十八军在望原、毛家山一带与日军血战三日后，诱敌深入到望原，九十六军的一七七师在平陆以北地区夹击日军、破坏公路，有力地配合了三十八军在望原对日军的打击。26日，我军由四个方向向日军发动全面反攻，27日拂晓，日军全线动摇，狼狈逃窜。望原会战持续十数日，以中国军队大捷而结束。

从1938年8月东渡黄河至1940年5月，孙蔚如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同日军第二十师团拉锯三年，以两万余人的伤亡代价，令日军不能渡河入陕，而伤亡之下补充新兵达19次。中条山被日军称为华北战场上的“盲肠”。第四集团军在日军凶焰正盛时力挫敌锋，保卫了大西北的国土和民众免遭日军践踏蹂躏，孙蔚如亦无愧于出征之前对三秦父老之承诺。

与抗战时期的诸多著名将领相比，能将部队带成“中条山的铁柱子”，不仅仅是因为孙蔚如始终保持着三秦壮士尚勇之习，更因为他始终秉持了三秦儒者之正直、厚朴的底色。早在当年的十七路军中，孙蔚如就有“儒将”之称。因为豁达敦厚、肝胆照人，又善于团结各方人才，爱护干部、爱护青年、体恤战士，深得全军信赖。在生活中也自奉俭约，不置私产，严格教育子女，亦为时人所称道。

在漫长的战争中，孙蔚如无论走到哪里，都在房中挂着自己手书的四个大字“兵附于民”。孙蔚如不论是行军还是作战，对部下和周围老百姓都爱护备至，在中条山一带至今还流传着孙蔚如挥泪杀马夫的故事。当年在中条山抗日前线，一次孙蔚如的马夫给马洗澡，附近村里来了一头驴围着马转，马夫为赶跑驴，在驴肚子上戳了几下。没想到这头驴回到村上就死了。这下村民可不答应了，一起来到孙蔚如司令部前跪着讨个说法。孙蔚如听闻此事，忍痛将马夫推出去枪毙了。村民都吓坏了，没想到会有杀人这么严重的结果。孙蔚如说，部队里不管是谁违背了军令，都要问斩，自己的马夫也不例外。后来，孙蔚如厚葬了马夫，并一直赡养着马夫的家人。

孙蔚如母亲一生乐善好施，扶助乡里。老太太在1945年故去时，国民党各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纷纷送来牌匾，当地乞丐为报答孙母生前的恩德，也送牌匾一块。孙蔚如只亲迎过三块，除本家舅父和蒋介石的之外，就是乞丐的牌匾了。并且将本村所送牌匾悬挂在家门口正上方的位置，此事在当地传为佳话。

孙蔚如为人忠厚、爱憎分明，在艰难抗战的时局之中，更难能可贵的是老成持重、稳扎稳打。1935年在陕南的张国焘为北上陕北，单方面撕毁与孙蔚如三十八军的停战协议。孙蔚如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骂张国焘只配读他写的文章。但自抗战以后，孙蔚如自知处境微妙，一方面因是地方军，与蒋介石有过“西安事变”的芥蒂，枪械装备乃至士兵军饷恐都无法保证；另一方面是日寇的铁蹄步步进逼，部队随时都有被打光的危险。抗战期间，蒋介石多次安插特务在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里，并根据特务了解调查的情况屡次向孙蔚如索要潜伏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孙蔚如坚持国共合作抗日，经常是今天向蒋汇报“查无此人”，明天就让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赶路逃走。如果不是孙蔚如这样沉稳地避开党派之争，极力维护第四集团军内部的完整，避免部队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内部倾轧消耗，中条山的铁柱子是难以铸成的。其实这样的隐忍之功，是当年打北洋军阀时练成的。当年，孙蔚如双臂都受了枪伤，大夫给他取子弹时，他坚持不打麻药，而是和同僚下棋，硬挺了过去。

这样的铮铮汉子，同样也怀揣着所有关中人都固有的质朴的田园梦。

孙蔚如经常向家里人描述自己心目中理想家庭的标准：可以听到机声、书声、儿啼声。因为非常看重家族血脉，在时局动荡之际，他都特意将两儿一女留在老家，另外两儿一女带在身边，以防突然变故。自己生活非常俭朴，也常教育儿女们生活要节俭，学习要努力。因此，他一生带兵打仗，深为那些跟随自己而牺牲的青年将士们痛惜。中条山抗战，是他一生军旅生涯的巅峰，也是他一生中最悲痛的记忆。40年后，孙蔚如将军在他所撰写的《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抗战经过》一文中就曾深情地写道：“敌旅将我西姚温阵地突破，我张希文营向该处逆袭，肉搏一昼夜，该营全部殉国，我主力及炮兵得以安全转移，厥功甚伟。”

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这支中条山的铁柱子，被调离到中原战场参战。半年后，晋南会战失败，中条山失守。身为军人，孙蔚如唯有恪尽职守。但是这位关中儒将，却迎来了自己一生的最大奖励，1945年9月18日，身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蔚如，在武汉接受了日本第六方面军的投降。第二节统战典范之传奇将军——赵寿山“你给卫长官说，守不住望原，砍下我赵寿山的头扔进黄河！”

1940年4月，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在山西平陆县望原的三十八军指挥所里，一位高个子、大鼻头的将军剑眉怒竖，对着电话高声说道。他就是后来被誉为“铁的三十八军”的军长——赵寿山将军。在第三十八军中，上上下下都知道，赵军长可是出了名的硬汉。

电话是一战区（卫立煌为战区总司令）参谋长郭寄峤从洛阳打来的。得知第四集团军准备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将日军诱至平陆县东部的望原一带，设伏兵以击之，郭寄峤从洛阳打电话给第四集团军司令孙蔚如。孙蔚如唯恐郭的电话会打乱部署（此前已有过先例），故而不接电话。郭寄峤就又打给赵寿山，说：“望原你们是守不住的。你们应当带部队绕到敌后，在同蒲线上作战。”

赵寿山说：“望原是中条山的心脏，望原丢了，敌人就会举兵过黄河。”

郭寄峤说：“那你要是守不住怎么办？”

听到郭参谋的质问，赵寿山一股狠劲冲上来，按捺不住，就有了开篇的掷地有声的话语。

敢立这一生死状的赵将军，在后来的战役中，果然大获全胜，此役正是中条山抗战时期著名的望原会战。

1940年4月中旬，日军向中条山发动了新一轮大扫荡，这场后来被称为望原会战的战事，是第四集团军与日寇的又一次“生死对弈”，规模仅次于早一年的“六六战役”。日军的扫荡是从中条山中部突破，沿张茅大道直取茅津渡。

孙蔚如事先也得到敌军的情报，经过与参谋长陈子坚、秘书长李百川以及赵寿山、李兴中等将军磋商后，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将日军诱至平陆东部的望原一带，设伏兵以击之。

4月17日，中国军队有意识地边打边退，赵寿山指挥的第三十八军以一部阻敌，主力则避开敌锋向其侧后转移，直到把日军主力诱至望原。望原会战的主战场在望原、淹底两个山头，两山之间有一道深沟，沟底是一条宽约三十米的小河——洗耳河。4月19日清晨，中条山附近涌来一股巨大的寒流（俗称倒春寒），雨雪交加、狂风怒号，碗口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赵寿山趁风雪之夜，调动前线各部兵力，分四路猛攻日军，一夜间将望原周围的鬼子打得狼狈逃窜，收复了大部分被日军占领的村落。

4月21日，日军从望原以北的张店据点扑向李振西防守的望原高地。李振西将一个炮兵营摆在半山腰，将五个步兵营排列在炮兵两侧，每隔三五步便有一挺重机枪，形成一道钢铁防线，在三日之内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几十次进攻。在战斗最危急时，教导团团长李振西对一营营长殷义盛说：“鬼子来势汹汹，你马上给我抽出100名不怕死的后生，每人发一箱手榴弹，冲下山去，收拾×××！这边我用炮火掩护。”殷义盛迅速挑出100名精壮后生。100条汉子齐声怒吼：“杀敌报国，在此一举！”在炮火的掩护下，殷营长奋勇当先，100条陕西汉子呐喊着冲下山去，蹚过洗耳河，冲入敌阵，一排排手榴弹炸起漫天烟雾……日军全线溃退，100名敢死队员也多半阵亡。

至25日，中国军队各路人马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中条山东部的山头，对日军形成包围之势，击毙、击伤日军两千余人。日军被迫北撤。望原会战持续数十日，以中国军队大捷而告终！

此役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十分赞赏。而这并不是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最得意之战，早在一年前，年中6月的“六六战役”中，赵寿山就曾一度暂时指挥第四集团军，大展了身手。

自1938年8月第四集团军司令孙蔚如出兵潼关、防守中条山西部的平陆、芮城地区起，到1939年3月间，第四集团军的健儿们曾五次粉碎日军对条西地区的疯狂扫荡，巩固了中条山防线，日军则视中条山为华北战场的“盲肠”，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继1939年“三二九”大扫荡之后，6月上旬，日军再次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六六战役”。这次日军使用的兵力有：第二十师团的四个联队，第三十七师团的一个联队，第二十八骑兵联队，并配有野炮第二十六联队，山炮第一联队，共三万余人。在山口集成飞行队3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兵分九路，由芮城县的陌南镇到平陆县的张店四州山等地，构成一个半弧形包围圈，向第四集团军阵地实施了全线进攻。日军此次作战的目的，是要将“第四集团军所属的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歼灭于芮城以东茅津渡以西地区，同时以山炮30门炸毁陇海路灵宝铁路桥，彻底破坏陇海线之运输”。

此时，第三十八军独立第四十六旅驻守平陆县城及以东地区，第十七师驻守张茅公路沿线的茅津渡一带；第九十六军驻守平陆县城以西至芮城陌南镇以东地区；第四十七军驻守夏县南部。第四集团军防地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中条山脊，南面是天险黄河，北高南低，处处深沟巨壑，两万多人的部队在这个狭长地带，面山背水，很难有回旋余地，地形十分不利；同时，中国守军战线长达30千米，仅有两万六千人防守，而敌人达三千多人，在兵力上也占劣势。

1939年6月6日拂晓，日军步、骑、炮、空各兵种，联合向防守中条山西部的第四集团军阵地发动了全线进攻。第四集团军各部在东、西各线英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多次打退了敌人。但经过18个小时的激战，形势急剧恶化。第四集团军总部遂决定调整部署，缩短战线，除令四十七军抽三个团攻击张店敌之侧背，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以有力部署阻敌南犯外，令九十六军主力东撤，准备在平陆以西山地设置防御阵地。6月7日，东、西两线终日苦战，形势继续恶化。在东部，7日拂晓，侵入太臣一带的日军三千余人，继续南犯，占领坂头。独立第四十六旅大部队向平陆以北的东坪头阵地转移。在西部，一一七师各部于7日转移时，因部队通信联络不畅均未按时到达位置，而形成从庙底、西吴到张峪十千米大空隙，日军乘隙而进。17时，日军又从北、西两面，向张峪及柏树崖独立四十七旅发起攻势。18时，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向平陆县城郊进逼，把第九十六军和独立四十六旅包围在平陆县城、太阳渡、大涧北、赵家坡等黄河北岸一个东西不到5000米的低洼区。第九十六军和第三十八军独立第四十六旅陷入绝境，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此万分危急的形势下，独立第四十六旅向北突围，两天之后，回到平陆县与第三十八军军部会合。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也率部队向北面突围，于10日到达张茅大道东的将窝与三十八军会合。

日军攻陷平陆县城后，从13日拂晓起，以其主力一万多人分三路再向张茅大道以东的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总部教导团和第四十七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此危急状况之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令第四集团军暂统归第三十八军军长赵寿山指挥。赵寿山临危受命，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决定缩短战线，采取弹性防御，力争主动。他首先要十七师与四十七军分别防守南北两线夹击敌人；同时命令在稷王山打游击的两个团，与孙定国领导的新军二一二旅密切协作，在敌后积极袭扰敌人。在赵寿山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的灵活战术指挥下，日军因伤亡惨重而无力继续进攻，在14日傍晚开始撤退。守军举行反攻，接连收复淹底、古王、计王、毛家山、庙凹、茅津渡、平陆县城、芮城县城等地。21日，赵寿山指挥第四集团军协同友军将日军逐出中条山，收复中条山西段阵地，迫使日军退回运城。“六六战役”打了半个月，这是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打得最大的也是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官兵达九千余人。国内报纸报道称：“敌我在此山岳地带展开剧战，血肉横飞、积尸遍野，情况之悲壮，前未曾有，敌军死伤甚重，我军亦有壮烈牺牲”，“晋南大战，我军又造成光辉的胜利”。

赵寿山在此役指挥中，对运动战、游击战的出色运用，其所部作战之英勇灵活，不能不说相当程度上受益于其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援引中共党员对其所部进行政治训练。

这位曾与孙蔚如将军同学、同行又同伍的陕西抗日国军名将，竟从来都不掩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和积极接触。整个抗战时期，他与毛泽东频繁通信往来，他作为中共特别党员，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两年后又被中共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副总司令。他历经北伐战争，扬名抗日战争，最终又以人民解放军将领的身份走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路走来，率直坦诚，堪称传奇。

1894年，中国干支纪年甲午年，8月，中日战争爆发。11月，赵寿山生于陕西省户县定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父亲病故，随母兄耕种薄田，奋发读书，于辛亥年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读书，一个在后来享誉中条山抗日战场的青年军人的生涯由此开启。

不想，从一开始，他的军旅生涯就已埋下与中国共产党亲密接触的伏笔。

赵寿山与中国共产党的最早接触，要从时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副官，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史可轩说起。

史可轩，1890年生，陕西省兴平县人。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9年考入太原陆军学堂。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山西新军响应，陆校学生被编成游击营，史任营长，参加了攻克大同府之役。1913年赴日本学习，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不久回国，到太原筹划革命。1916年，陈树藩任陕西督军，创办成德中学，史被聘为该校事务主任。1918年年初，张义安等在三原起义，树陕西靖国军旗，讨伐陈树藩，史在右翼军指挥部任副官。8月，任靖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副官。

随后，史可轩就邀请正在陕西陆军测量局任测量员的赵寿山，加入陕西靖国军，在司令部任科员。1921年秋冬，靖国军第四路被陕西督军冯玉祥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史任该师第一混成旅副官长兼骑兵营营长。1924年10月，参与冯玉祥等发动的北京政变，史可轩主动会见李大钊，并响应中共号召，联合邓宝珊等通电全国，欢迎孙中山北上。12月，史任郑州警备司令。在他的支持下，恢复了“二七惨案”被破坏了的京汉铁路总工会。1926年5月，史可轩经王若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卫队师师长，不久卫队师改为联军驻陕独立第一师，史仍任师长，所部成为陕西人民革命运动的支柱之一。

正是受到史可轩的影响，赵寿山后来虽然从冯玉祥麾下至杨虎城麾下，一直到担任国民政府第三集团军司令，心却始终向往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队伍。

早在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以及随同杨虎城将军转战陕西、河南、安徽、山东期间，与赵寿山常相过往的朋友中，如赵宝华、杨明轩、魏野畴、刘含初、王授金等。受这些人的影响，赵寿山大胆吸收由史可轩、李林、邓希贤（即邓小平）、许权中等共产党人创办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中山学院，1927年春成立，史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7月，史接受中共陕西省委“北上山区，求存生根”的指示，率部连夜出发，计划前往陕北与中共控制的武装石谦旅靠近。未果，史可轩遂遭杀害）的进步青年参加到他的部队。

1931年春，赵寿山率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五十一旅驻防陕西汉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对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又不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深为不满，特地在所属部队中举办干部训练班，积极培养抗日救国骨干，随时准备上前线和日本人交火，实现他“掮洋枪打洋鬼子”的报国志向。还特别发给全体官兵每人一双竹筷，上边烙有他亲笔书写的“每饭莫忘国难，举箸须念民艰”12字箴言，用这种办法对广大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勿忘国家民族之苦难，勿忘劳苦大众之艰难。

1932年春，红军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张国焘率领下进入川陕。赵寿山第一个主动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友好关系，密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次年，孙蔚如率三十八军入驻汉中，赵寿山又鼓动杨虎城、孙蔚如，把原先的协定扩大为整个十七路军与红军订立的协定。此后，赵寿山所部先后多次给红军采购、运送电讯和医药卫生器材。双方合作一直维持到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时。

是年秋，奉命移防陕北的赵寿山感到沮丧。从参加靖国军以来，打倒北洋军阀，归属冯玉祥部；旋即冯部又成新军阀，追随杨虎城将军；结果又要打红军。这打过来打过去的，终是人心惶惶，不知所终。赵寿山随即以治病为由，请假离开部队，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了胃病之后，又游历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其间，他了解到这些地方各种进步书刊和政治现状，在上海又与陕西乡党杨明轩等人过往甚密。

杨明轩（1891—1967），陕西省户县人。1915年夏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受陈独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影响，曾与匡互生等组织成立少年中国会和同言社，出版期刊《工学》，创办平民学校，宣传教育救国。“五四运动”爆发时，与匡互生、张耀斗等投入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斗争，被北京政府两次逮捕。获释后，回陕从事教育工作，任三原渭北中学、西安省立二中教务主任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后因传播新的社会科学思想，被陕西教育当局免职。

1923年，杨赴上海大学任教并兼任附中部主任。在该校共产党人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的影响和帮助下，他对共产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次年7月，受李子洲邀请回陕，任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1925年与魏野畴等组织陕西国民党党员俱乐部，接着组成国民党陕西临时党部，任临时省党部执委兼陕北23县党务特派员，积极领导陕北人民开展国民革命运动。

1926年12月，杨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后，任命杨为教育厅厅长，还担任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以主要精力抓全省教育。他按照国民革命的需要，对陕西教育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办学方法，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同月25日，杨同刘含初等共产党员利用担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领导成员的合法身份，通电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径。冯玉祥附蒋后在陕西“清党”，罢免了杨的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和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职务，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并下令通缉。他离开西安去武汉，不久又秘密回到户县老家养病。1933年赴上海，仍在立达学园任教。

陕西人在外，常有“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之说。愁闷无着的赵寿山，与此时正在上海教书的杨明轩相遇，自然是一番畅谈。就中国当前局势和陕西的局势，赵杨二人显然有着不少共识。随着1936年两人先后回到陕西，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就极为默契地相互呼应。

1936年10月，赵寿山返回陕西，面见杨虎城，上《抗日建议书》，要求停止内战，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赵寿山将军即担任十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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