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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索穷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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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越雪山看世界：西藏近代留学生史话试读：

序 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组成部分

以医方明（医药学）、工巧明（工艺建筑学）等为代表的西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引世人叹为观止，为西藏文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这样一个体系庞大、融汇古今的文明大观一定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是在一个开放、交会的环境里不断生成的奇葩。

从一千多年前现代藏文的厘定者、青年学子吞弥·桑布扎被吐蕃英主松赞干布选派远赴天竺取经，到1911年青年活佛擦珠·阿旺洛桑漂洋过海，东渡扶桑求学，一条线路在西藏文化的版图上若隐若现，那是无数留学生们用生命和意志踏出的一条看不见的路。正是有了这条文化交流之路才有了西藏多元文化的源头和西藏文明的今天。从藏族文化的发展历程看，怎样评价留学生在西藏文化史上的作用都不为过。

然而，这些留学生的作用却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要说我们对那些曾经创造了西藏灿烂历史的古代留学生的英名不甚了解，就是对曾经不同程度地为西藏文化注入新鲜血液的近代留学生的故事也知之甚少。时至今日，国内关于这个籍籍无名的“冷门”课题的研究论文不超过十篇，其探讨的深度和广度都与西藏近代留学生运动的历史地位不相称。然而，有一个声音却在耳旁不时地提醒着我们，那就是，留学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声势浩大的留学运动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当西藏近代留学运动还完全没有眉目的时候，中国内陆近代留学事业的奠基人容闳已于1854年走出耶鲁大学校门，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接受了美国良好教育的留学生容闳满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获得学士学位后，就启程返回当时苦难深重的中国，他的梦想是将西方学术思想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是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是中国留学教育的开拓者，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那是1847年4月12日，香港马礼逊纪念学校（Marrison Memorial School）校长、美国传教士缪尔·勃朗牧师（Rev. Samuel Brown）因病归国，容闳随勃朗夫妇同行前往美国求学。这在今天看来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在当时却不尽然。首批赴美的三位中国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都出生于贫苦的家庭，容闳的父亲是个种田人，送容闳进入教会学校只是想学点洋文，以后可以在洋人家里做仆人。此次远渡重洋，生死未卜，除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这条路的。但正是这次冒险的行动改变了这三个孩子的人生轨迹。特别是其中堪称中国留学奠基人的容闳。到达美国后，容闳刻苦攻读，终于进入了美国的名牌大学。在那里，他学习了西方的文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新兴的自然科学，当国人还普遍囿于传统落后保守意识的时候，他已经在太平洋彼岸培养了一种彻底开放的中西文化观。他认为要想让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便要学习美国和西方文化，而最好的学习方法便是留学教育。

1854年11月13日，容闳由纽约乘船回国，开始实施其“苦心孤诣以从事”的教育救国的理想。他上下求索，南北奔波。但在当时保守落后的气氛中，容闳的“教育救国”理念超过了那个环境所能接受的范围，于是，接踵而来的挫折可想而知。

好在自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洋务运动的开展，社会急需周知外情、精通西技的实用人才。晚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以不同方式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清廷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并将此视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1868年，中美两国签订了互惠协定，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任何公立学校读书。1870年，容闳起草了关于幼童留学教育方案，呈送清廷，后被采纳并付诸实施。1871年，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为留学幼童设立了预备学校，由容闳负责招收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1872—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有规模的官费留学的开端。

1875年起，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了多批共80多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主要目的是配合洋务运动的开展，学习西方的技艺。但它在无意中却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外交、实业、思想、文化、军事、科学等方面的精英人物，李鸿章夸其为“深明窥要，足够任使”。到1896年，又有13名中国青年东渡扶桑，留学日本。此后，新政时期的清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留日的方针政策，加上科举制的废除，使留日潮盛极一时，史书上称当时的留日生“相望于道”。

为什么说留学生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史？因为当时的中国民风不开，绝大部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生活艰辛困难，但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面对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迫，为自己的民族做出了令人感佩的巨大贡献。辛亥革命后，这些留学生成了中国政界、军界、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就在这100多个人物里面诞生了外务部尚书，临时大总统，内阁总理，驻美公使；就在这100多人里，有清华大学的创办者和第一任校长，北洋学堂（即今天津大学）的创办人，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将领，其中有八位在中法海战和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就在这100多人里，有中国最早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举国皆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正是这个看似不够理性的留洋学生狂飙的年代，孕育出了无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果把他们的名字从这一时代去掉，那么中国接下来的半个甚至一个世纪的政治史恐怕都将是空白。黄兴、章太炎这样杰出的同盟会领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风云政客蒋介石与汪精卫；怀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赴欧“勤工俭学”的特殊一代学子周恩来、邓小平等，足可掂量出这一代留学生的分量。

诚如季羡林所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归纳法，而西方是演绎法。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融合将激荡出更加灿烂的文明。”

而我所了解的西藏近代留学教育史又未尝不是如此呢？

笔者作为媒体工作者在西藏拉萨市生活了20多年，接触过不下数十位在1959年西藏和平解放前曾留学海外的西藏籍留学生，随着与他们交往的不断深入，每每有感于他们身上完全不同于我们一般人的精神气质、生活情趣、待人处世的独特方式，高效持久的工作热情，高广透彻的世界眼光，以及对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的孜孜以求。“相由心生”，连他们的长相气质风度我都能看出与众不同的显著改变。这不但与他们的异域经历有关，也跟他们在留学生活中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起居习惯，乃至于思维方式、人生观、世界观都有很大的关联。

所有这一切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跟他们在一起总是有很多的快乐，总能得到更多新奇的知识，有如吸吮人生智慧的乳汁。于是，就有了写作这本书的最初想法。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我们研究历史，除了靠论证、考据外，还少不了推测、揣摩，甚至于在臆想和纷争中求证某些历史事件，那么，为什么不在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健在的时候去做这些工作呢？与其在若干年后要面对种种的疑问，为何不在当事人尚能回答问题时作出解答呢？

我不是历史学者。但我认为，我的努力哪怕只是为了这些健在的留学生留下他们曾经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的人生历程和思索，也是有价值的。他们是中国近代留学运动中不为人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对他们缤纷多彩的人生故事充满好奇，我从内心深处尊敬和喜爱他们。

我认为，如果不去记录他们的故事，西藏近代教育历史是不完整的，至少我们将会失去观察近代西藏历史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

谨将此书献给健在和已经过世的西藏留学生们。作为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组成部分，你们将被载入史册。

第一章 西藏传统教育模式

研究西藏留学生历史，厘清西藏留学教育的渊源和初衷，我们有必要先对西藏近代形形色色的传统教育形式有所了解。西藏近代的留学教育是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传统教育为根基就不可能有留学教育的发展。

让我们对西藏留学教育酝酿初期的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的西藏地区传统教育状况做一番简单的梳理。

当时祖国内地的学者对藏族地区的教育情况非常了解，达生著《经营西藏之借箸》云：“考藏民教育，旧分两种，一曰喇嘛教育，入寺院习诵经文者是，一曰俗人教育，入书塾或由家庭教师学习书算者是。事故藏民之识字者多于内地，而其局于藏文之一科，蒙昧无知，又较内地之不识字者而更甚。苟弃此一部藏民而不顾则亦已矣，若犹视为同等也，则不可不予教育加之意焉。”这段旁观者清的观察可谓一语中的。

的确，在留学教育孕育之前，即清末至民国初年的西藏教育，特别是所谓“喇嘛教育”和“俗人教育”大抵如此。总体来讲，当时的教育形式主要分寺院教育、官办教育、私塾教育和国民政府主导实施的“蒙藏教育”几种类型。藏北小布达拉宫——那曲地区索县赞丹寺（索穷　摄影）壁画中的西藏最早学府桑耶寺

一、寺院教育

西藏和平解放前，藏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在藏族群众中有着深广的影响。据统计，1959年以前，西藏有大小寺院两千余座，僧尼达11万余多，约占西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因此，西藏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社会生活无不深深刻着宗教的烙印。从8世纪中叶，山南桑耶寺首创“妙法学校”始，此后一千余年间，随着佛教在西藏统治地位的确立，各寺庙为教化佛门弟子，弘扬佛法，积极发展寺内识字读经教育，逐步形成了以寺庙为依托的寺院教育体系。“舍寺院外无学校，舍佛教外无教育，舍喇嘛外无教师”，就是这种现象的写照。

西藏寺院以僧侣为教育对象，以佛教经典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学习一些藏文书法、文学艺术、哲学、逻辑、历算、藏医药学方面的知识。那时，藏族普通劳动人民子弟要想学一点文化知识，主要途径就是入寺为僧。但多数普通僧侣在粗知一点文墨、书法之后，只能转为寺院打杂，被称之为杂役僧，终生过着清教徒生活，所以西藏的僧侣相当一部分属文盲和半文盲。只有少数经济基础雄厚、有权有势的僧人才能长期接受教育，而后进入寺院管理阶层或通过考试答辩取得宗教学位，可被任命为高级官员，进入统治阶层。僧俗学童（佚名　摄影）

寺院教育在西藏教育史上一直被视为是正统的教育形式。

当时的寺院不仅是西藏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教育中心。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寺院教育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育体系﹐除了佛法教育外，还有语言文法﹑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天文历算﹑历史法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工艺美术﹑医药医术等教育﹐但是这些学科在很多时候都被宗教神学烟雾所笼罩﹐无法实现其本来的面目和价值﹐从而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有学者总结寺院教育消极和不适应西藏社会发展时指出：

① 传统寺院教育是一个封闭的教育体系﹐没有基本的选择性和可操作的竞争性﹐而且始终是徘徊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中﹔西藏最早建筑之一——雍布拉康（索穷　摄影）

② 传统寺院教育只重人文教育﹐缺乏科学技术教育﹔

③ 传统寺院教育是一种教条式的教育﹔

④ 传统寺院教育的繁杂性和漫长性﹐扼杀了人性。

不可否认，以培养封建农奴主阶级继承人为宗旨的寺院文化，在创造了灿烂的具有本地特色的佛教文化，培养出无数大德高僧的同时以宗教的“转世轮回”说教，鼓吹进入“天国”、“极乐世界”，以安抚苦难深重的灵魂，追求来世的解脱而忽视现实的人生，迟滞了藏族社会的前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致极大地拉开了藏民族同一切先进民族间的距离，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但是话又说回来，西藏文明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宗教文明，佛教渗透到西藏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当中，不懂得藏传佛教，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西藏文明。因此，笔者以为我们对寺院教育的评价还是留给比我们更强的后来者继续研究吧。

二、官办教育

20世纪初，西藏地方官办教育或属于公办性质的教育机构有如下这些：

1. 俗官学校——“孜康拉扎”

2. 僧官学校——“则拉扎”

3. 医算学院——“门孜康拉扎”

学校设有正副院长各一人，创办初期，邀请了30多位学者任教。主要教师7人，助教数人。最初招生30名，后来增加到60～70名，最多时达到100名。学制分为三年、五年、九年不等，按学制的长短，学习医药和天文历算知识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学制为九年的学生，学习医药五年，学习天文历算四年。学校开设的课程除医药、天文历算外，还有藏文文法、正字法、诗歌基本理论和经学等。学习结束，学生都会领到一张由地方政府盖章的证书。“门孜康拉扎”是西藏唯一的一所医药历算专科学校，在和平解放前西藏的学校中称得上高等专业学校的只有这所医算学院，它的设立促进了藏族传统医药及天文历算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和平解放前西藏的官办教育机构也不仅局限于拉萨地区。日喀则地区扎什伦布寺僧官学校，创建于八世班禅丹白旺秋时期（1855—1882），停办一段时间后于20世纪50年代，在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时期恢复办学。学校的主管是一名六品僧官（兼任藏文教师），还有一名七品俗官及三四名教师，学生约80余人，主要学习藏文、历算、诗歌、语法、兰扎文、乌尔都文、八思巴文以及西藏历史等。

三、私塾教育

私塾在西藏教育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经笔者统计，早期西藏留学生中出自上述几所官办机构的生源不算很多，而有过私塾教育背景的倒占去十之八九，可见留学生的母语基础或者称为启蒙教育都是在私塾里完成的。留印学子、西藏贵族后代擦绒·平措坚村告诉笔者，他在留印之前是拉萨白公拉扎私塾学校的学生，前后大概两三年时间。擦绒·平措坚村的姐姐们留印求学之前也大部分在八廓街附近的白公拉扎接受了最初的藏文启蒙教育。自费留学生扎西次仁在其家乡卡孜的一所家庭塾馆跟随一位乡村秀才学习藏文读写。

就此问题笔者还请教了著名藏族留学生斋林·旺多先生，斋林·旺多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他自己小时候学习藏文、算数时期的“蒙馆生涯”。他说：“我小时候上学的地方挺多。江孜、日喀则、拉萨，我去印度前曾经在这三个地方学习藏文。我在江孜上过两个小塾馆，然后是日喀则一个，拉萨一个。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威仪和严酷的体罚，老师在屋内咳嗽，我们在外面听见都吓得一激灵，老师好像有穿墙眼时刻盯着我们看似的。但是家长们偏喜欢把孩子们送到这些老师跟前，说是老师管教越严越有可能培养出好孩子。我的这位老师是当地一个官员，我们叫他色章达踢毽子的藏族女孩（鲁泽　提供）人，他有‘孜仲’的头衔，从前可能是色章列空（造币机构）官员。我在他们家帮忙做点活儿，然后有空闲的时间顺便学点藏文。所谓的塾馆也很可怜，我的同学可能就三四个吧，估计我在那儿待了一年左右。记得中午家人把饭送到学校，在那儿跟大家一起用餐。后来，我还在一个叫‘觉耐’的藏文小塾馆待了两年。在我的老家江孜农村一个小塾馆如果有10个学生已经算很不错了，这跟拉萨地区塾馆的学生人数没法比。拉萨最有名的私塾学堂是娘容辖，当时有学生上百名，娘容辖老院子现在还在，就在东孜苏路玛吉阿米餐吧东边。我到拉萨以后在白公私塾读了两年。”

我们曾问及斋林·旺多先生，您在私塾学校共待了多少年？藏文水平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斋林·旺多回忆说：“我在私塾前后待了6年。我是6岁上私塾，12岁去印度留学。我的藏文水平应该说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实际上，我在母亲跟前学的东西比较多。我父亲去世早，家中里里外外全靠我母亲操持，我主要在她身边锻炼，好像就是她的一个小小的秘书。我的舅舅是原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的噶伦，跟我们老家的往来文书不少。（我们）给舅舅写信的时候，母亲在那里口述，我在底下记，记完再念给她听看对不对。我十来岁就会写书信、契约、借据、收条，还有其他一些比如逢年过节时的应酬文字等，也会给母亲读来往信函。去印度前我的藏文功底应该说已经比较扎实，藏文书体尤其漂亮，除了草书不教，我的楷书和行书字体在学校里经常是得第一名。”

老人感叹：“哎呀！那种艰苦的训练程度现在的小孩子是承受不了的。”他还记得：“在我去印度上学的时候母亲让我带上一本《金刚经》，嘱咐我每天诵读一遍。刚开始我还每天坚持诵读，后来随着学业负担加重，再加上印度气候炎热，经书纸瘫软在亚热带的潮气中慢慢发臭发霉，就不能再读了。我虽然年龄小，但天天念《金刚经》，竟然能够理解《金刚经》的大部分意思，什么‘学子穰君’等都能明白。我们这批留学生如果不去印度学习，也会在西藏各地的私塾学馆谋求学习藏文知识的机会，这是肯定的。藏文知识对留学生活很有帮助，因为我们跟家里人通信还是靠藏文，我的藏文到现在还在用着呢。”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这些曾经的西藏留学生几乎都有在西藏私塾蒙馆和家塾接受基础教育的经历。大部分学生从小就到当时的西藏各种私立学校念书，还有的在家中拜师习字，这些都属于旧西藏私塾教育的范畴。这是当时西藏除寺院教育、官办教育外，另一非常重要的教育形式。

1. 西藏私塾教育探源

633年，青年学生吞弥·桑布扎奉藏王松赞干布之命去印度留学，掌握了印度的各种语言、文字和其他知识，返回吐蕃后，他负责厘定现行藏文。据传，松赞干布带头隐居在玛茹堡向吞弥·桑布扎学习藏文和文法，四年不出宫。这就是西藏私塾教育的雏形。旧西藏私塾里的学生（伊利亚·托尔斯泰，1942年摄）

关于吐蕃时期的私塾教育，虽然资料不多，但从敦煌等地出土的大量藏文卷宗来看，其纂写者有相当数量是从分散的私塾中培养出来的。特别是从吐蕃中后期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的记述和政令文字的使用量来看，这些众多的掌握和使用文字的人，如若没有接受不同形式的私塾教育，这种状况是不可能达到和实现的。而王室、大臣、各级官吏，尤其是那些掌管书牍的官员应该说都是有文化的人，培养他们最可能的场所无疑就是私塾。

当时的吐蕃特别是在其后期，可能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私塾教育模式。一些专门科目，如藏医药等较为特殊的门类，从它们后来传播的实际情况推断，很可能是通过私塾或父子传承和亲属传授进行的。据恰白·次旦平措等学者研究，宇妥宁玛·云丹贡布（708—832）55岁时，带领主要门徒来到工布曼隆地方，创建了一座非常别致的医学寺院，招收培养了300多名医学人才。在这里宇妥宁玛·云丹贡布主要讲授自己撰写的《甘露要义秘诀》。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看，最早的学校大概要算桑耶寺。作为学校性质的桑耶寺明显具有两重性质：一是宗教（僧人）学校，它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宗教职业者；二是贵族（俗官）学校，这一教学特点一直延续到西藏著名学府敏竹林时期。

2. 近代西藏私塾学校发展

在近代西藏教育体系中，私塾是传统扫盲教育的主要手段，是蒙童教育的主体和职业教育、专业教育的基础。近代西藏私塾学校一般有家塾和私人学馆之分。前者是领主、贵族、官员或富商聘请有学问的老师在自己家中为子女授课，后者则是设立在主要城镇的私立学校。

1）西藏私塾学校的分布和命名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以前，西藏有私塾学校70多个，分布在拉萨、日喀则、江孜、昌都、敏竹林、尼木和阿里等地，学生达两千余人。20世纪50年代前，拉萨地区规模较大的私塾学校有“达康拉扎”、“吉热学校”、“达布林拉扎”、“娘容辖拉扎”等。在西藏其他地区，江孜、日喀则、仁蚌（今仁布县境）、尼木、阿里的日土宗、藏北的三十九族地区、昌都镇强巴林寺等都有私塾。

当时的私塾学校有的以家族承袭形式经营，如吉热拉扎（又名达布林拉扎），1890年由噶丹夏根创办，开始他自己充当教师，后由其女婿吴建担任老师，吴建去世后由其孜仲孙子经营。娘容辖拉扎，在其创建者娘容辖医师去世后，由他的女儿经营直到民主改革。有的学校属于老师个人有点文化，被亲朋友邻嘱托带子授课，后逐步扩大，如热加赞康拉扎。这些学校，有的以塾馆所在建筑物命名，如达康（电报局）拉扎等；有的以教师职业、职务等命名，如艾巴仲译拉扎（原噶厦地方政府从“艾拉加里”即今山南地区曲松县境内征召的书童，长大后多做噶厦地方政府公函誊写员等职）等；有的以学校创建者家族命名，如吞巴拉扎等；有的以学馆所在的社区命名，如门仲拉扎（学校设于门仲桥旁）。

2）教室、教具及学费制度和入学仪式

西藏私塾的经营条件比较简陋，教室一般就在老师家或由老师来解决。教室大都是屋檐、廊顶、走廊、大院等。吉热拉扎70多名学生的上课地点为大小五柱的两间廊顶。娘容辖拉扎，楼房两层，上层为塾师的住房、诊所和部分高年级的教室，教室里不设桌椅板凳，里面是贵族施主的小孩，中间是商人的小孩，大部分学生在底层大院里上课，安排部分小佣人和侍读生坐在楼梯下面用老师免费借用的写字板写字。院内冬季照不到太阳，非常寒冷，夏天为了避雨设置篷布。

学生从家中自带教具和氆氇圆垫。所带的教具主要有练字必备的写字木板、敲囊（四方小袋，里面装有白粉，是用来写字板涂白用具）和线囊（小袋内装有白粉，穿一根线，作为写字板画线），墨粉（大麦烧黑）、酪胶（久煮酪浆并加入紫草，所得的紫色胶汁，可做墨水替代品，也可以做牧区妇女涂在脸上的美容品），或红糖制作的黄褐色墨汁，练藏文字母用的竹笔，练写行书、草书的铅笔，削笔刀，小木箱（相当于书桌）等。若要在纸上练字还须准备纸张、墨瓶和墨水，惩罚学生的竹条、藤鞭、马鞭等从学生处收取材料制作。拉萨旧时的藏文私塾学馆（作者不详）

按照塾规，刚入门的初学者必须在木质写字板上写字，对写字板的大小也没有特别的规定，有的家庭希望孩子多写几个字，可能会备一块相对较长一点的写字板，但这在孩子群里是不受欢迎的，因为老师布置作业是以书写的行数量来批改，持有较长写字板的学生要写更多的字才能完成作业，因此会感到非常困窘，有的学生干脆就把写字板锯短。在纸上写字也有严格的规矩，所用纸张系一种名为“雪孝”（指售价一钱藏钞一张）的薄劣藏纸，被称作“鼻涕纸”，书写稍有不慎就可能捅破纸张。再到一定时候，老师会安排学生在藏纸的正反两面都书写藏文。拉萨著名古建筑甘丹康萨。传说为平定阿里之乱有功的甘丹才旺将军兴建，图为西藏甘丹康萨私塾旧址（20世纪早期图片，作者不详）

当时的西藏私塾对招生没有特殊限制，主要取决于家庭和书童个人的意愿，新生入学仪式基本相似。每当新生入学，家长首先要向先生单独报告。如经同意，第二天一大早，新生家长要给所有在册学生施入学茶，即每人三碗酥油茶，一勺“卓玛哲斯”（人参果米饭）。为了表示尊师，送给“根达”（助教）、“根约”（助教）级别以上的“卓玛哲斯”要盛在白瓷碗中亲自端上来。新生家长根据家庭财力，还要给每个学生略备碎银份子钱以示心意。而后新生到楼上给先生敬献哈达和礼物，并接受老师的祝福和教诲。老师为学童念诵《皈依赞》和《文殊智经》，为其开启智门，勉励学童勤奋读书、早日成才。礼毕，新生下楼，给师哥师姐上二道茶、三道茶，请“根达”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名为“参妥”的学童花名册，挂在教室立柱上，即为入学仪式。

3）教学管理和校规

传统西藏私塾的教学管理工作由老师（即校长）负总责，实行一种童生管理幼学的制度模式，即由学校任命的“根达”辅助老师工作。在大部分老师不能事事亲力亲为的情况下，私塾设计了学生自治组织，“根达”是实际管理者，如若“根达”没有到岗，由班内的年长学生负责教学，并安排高年级的学生负责两三名新生练习书法和阅读。为了进一步细化管理，制定根据书法进度递进的学级制，即“粗仁”（长行书）班、“粗通”（短行书）班、“粗玛秋”（行草书）班和“秋益”（草书）班四个学级，由四个督头具体负责。在高班学生中选三四名学习好的学生，分别称其为字母督头、行书督头和总督头，他们类似于年级教务长，负责管理各班学生的学习和纪律。其中字母督头是监督藏文字母按其部署组词和校正等；行书督头是负责监督长短脚行书和行草书法练习；总督头是督导纸上写字。有的学校还设立“达尔罕根达”（助教中之翘楚）、“纠尔本”（领诵官）、“益坚果巴”（字母督头之意，负责监督练习藏文字体）等类似班务主管角色的职衔负责管理班级。

西藏私塾对学生操行提出具体的要求。如男女生着装有别，不准盘起发辫进校，不准穿钉鞋进门，举手投足要合乎法度。维持教学秩序主要是靠皮鞭、竹板来体罚学生。受罚时，重者挨皮鞭，轻者打竹板。皮鞭一般抽在屁股上，女孩子不挨皮鞭，竹板也只打在手心上。男孩子竹板打在腮帮上，而且要让腮帮子鼓起来打，以免伤到牙齿。对于学业不努力，成绩较差、违反校纪、迟到、旷课、相互打架斗殴等按照情节轻重实施中午留校、脸上打竹条、臀部打鞭子等惩罚措施。学校还每日安排两名学生轮流值日，负责教室的卫生和治安警戒。

西藏私塾没有通用教材。一般学生入学后的头几年，学习内容主要是练习写字，即先是在写字木板上循序渐进地练习各种字体，等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再在纸上写。教学内容有书写、拼读、朗诵等，但主要还是练习书法。书法教学方式是由老师为每一个学生写一个字帖，以其为范本在习字板上练习。老师一般从《萨迦格言》等中选择一首诗，让学生首先在木板上练习“粗仁”，重复书写一个多月。熟练“粗仁”后，才开始写“粗通”，也是抄写诗体格言，时间也是一个多月，等熟练后才开始在纸上书写，并慢慢向草书过渡，抄写内容主要是文告、书信、诉讼文稿、《十善法》等。学生平时除了练字，还要学习背诵文法《三十颂》《儿童正字》，以及从格言和训诫中选择的段落。1932年，拉萨达布林私塾师生合影。前排左二为时年13岁的霍康赛·索朗边坝（霍康·强巴旦达　提供）

2010年8月的一天，在拉萨八廓街一间人声鼎沸的甜茶馆里，笔者刚一落座，就听见对面几位藏族老人在议论西藏过去的私塾学堂，一位说：“藏文‘粗仁’字体的‘腿脚’很长，需要提写很长的竖条笔画，但是在书写的时候又必须使其连贯不显得停滞，这就迫使小学生们把小指下面的鲜嫩皮肉紧贴着凹凸不平、不乏小尖刺的‘降薪’木板用力地上下扯动，久而久之，写字板上往往血迹斑斑，家长多不忍目睹。一个学生是否课业努力，学业成绩如何，几乎可以从其脸颊上的伤疤和小指下肌腱肉上的擦痕区分出来，脸颊上的伤疤多说明他考试没有考好，小指下的肌肉有伤证明他写字刻苦。学生要在教室里盘腿枯坐十多个小时，长此以往，致使骨关节变形，很多学生到年迈时落下了走路迈外八字的毛病。”另一位说：“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学会一个字母，老师就先让我在‘降薪’上写藏文字头符，整整一个多月。时间长了，有的学生能写一手非常漂亮的印刷（乌坚）体字，几乎可以跟现在的电脑印刷字相媲美，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的藏文水平有多高呢，其实可能连简单的造句都还没有学好。正常情况下，一般私塾最终都能解决学生书写和阅读能力的基本问题，但缺乏理论体系也成为私塾教育的短板，包括老师们也是如此。别人叫他写一篇文章，他写的文章可以做到不错用一个‘正字’（文法）的惊人程度，但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他讲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种照猫画虎式的教学方式，对书写和背诵几近固执的单纯追求正是当时私塾的教育风格，有利也有弊。”还有一位说：“西藏私塾可以说是特点非常突出的一种教育形式，书法至上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早晨的背诵朗读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是诵读经文，这个内容不多，主要是让学生背诵书信和地方政府的各种旧式格式公文，老师也不作解释，但时间长了，今年还完全不知所云，明年可能稍微有点感觉，后年还是读这些，终于开始理解其中的内容，所以私塾这种下笨功夫的教育方式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其结果就是基础知识打得比较牢靠。”

部分西藏私塾还开设简单的计算课，如背诵乘法口诀、筹码算数等，教学内容较为单一，部分农村私塾根据农村特点还教授秤、升、斗等计量口诀。其课程如表1所示：表1　私塾学校一日课表

私塾学校每月小考，年终大考。学校规定每月14日、29日进行会考，年终考试非常隆重，特别是已经在纸上练字的学生的试卷很有讲究，在试卷上方及两边各自请画家画出非常漂亮的佛像及五颜六色的吉祥图案。在下方端端正正地写上自己参加考试的书法体，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往往出现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有的考试卷头画得非常漂亮，可下面的考试字体写得很差，有的卷头画得不起眼，下面的考试字体却非常规范。

这是一张1932年的西藏私塾试卷，对我们了解当时西藏私塾状况非常有意义，它的主人是拉萨霍康贵族家庭的霍康·索朗边坝（1919—1994）。霍康·索朗边坝是西藏著名的霍康贵族后代，1927年在他8岁时被母亲送到达布林私塾读书。

1932年，霍康·索朗边坝已13岁，这是他在达布林私塾读书的第五个年头，按照旧西藏私塾的一般规矩，已经临近学业末期，这是他当年的一份考试试卷。1932年，霍康赛·索朗边坝的私塾试卷，试卷上方的藏文数字“8”，表明该生本次考试成绩排名第八（霍康·强巴旦达　提供）

这张土灰色的藏纸试卷长59厘米、宽50厘米，被均匀折为九个横格，叠成条状。在其折叠后的试卷封皮上横书草体藏文一刊，内容为“水猴年七月十四吉日，鄙人——学童边坝将此考试成果敬呈先生过目”。展开卷面，我们看到在叠为九条的横格中，考试内容写在中间五个格子里，前两格写的是行楷字（粗通），后两格写的是小行楷（粗琼）。第五格内写的是1～10的西藏数码。上下各空出两行作老师判改之用。其藏文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赞颂老师的美德和功绩。大体而言，整个卷面大方、整洁，无可挑剔，反映出私塾尊师敬长的传统伦理：唉嘛，倍受众多喜爱者爱戴的导师|您用诸多方法解脱众生之轮回痛苦|如何如何将无穷福禄变不竭之宝藏|如此如此将深深智慧像上弦月增益。||比那天空更宽广|比那大海还要深|比那山岭还坚耸|胜过释帝神。||世间舍取处|由轮回指明|日月之光|将昼夜分开。

对考试成绩的奖惩办法是学生按照分数高低排队，首先由塾师和根达给全体学生训话、掌嘴以示威严，然后由第一名者从第二名开始以此类推往下各打一竹板，越往后挨的竹板越多（平时同学间关系好的打得轻，关系不好的打得重）。“倒数第一名者没有打竹板的对象，就只好让他把竹板打在‘麻尔郭’（旧时的垃圾桶，用的是包装酥油的牛肚袋）上，竹板打在‘麻尔郭’上，‘嗒’的一声巨响，同时飘出灰尘，大家‘哇’的一声呼叫，使考试成绩倒数第一名者感到非常难堪。有的私塾让考试成绩倒数第一者把竹板打在装满糌粑的袋子上，表示该生吃了那么多糌粑不管用还那么笨。倒数第一者常被竹板打得脸上伤痕累累，可能是想用这种办法刺激学生，使其争先恐后，达到提高学习成绩的目的。”

4）尊师敬老的传统意识

私塾这种场合比较完整地保持和延续了西藏普通民众尊师敬老的传统思想，这种观念认为：在学子的心目中，人中至上者莫过于老师，大恩大德者莫过于师长，把老师视为福德之源，福田之首。老师不仅是知识的授予者，而且还是教你做人的上师。“那么，私塾学生要向老师学习，首先就要认他为师，要尊敬他，这个观念是深入人心的。藏族格言上关于这方面的说教举不胜举，人们也是遵循这些教诲去做的。”玉嘎岗私塾学生、76岁的赤烈曲扎教授（1938—）在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说：“概括起来讲，老师（对学生）有威信，学生（对老师）有敬畏。我晚上拿着作业请老师过目，自己先反复检查笔画、粗细、形状对不对（内容他倒不管），很害怕呀。临了，又把老师给我的书法样板看了又看，生怕过不了关。为什么这样？首先，有这种尊师敬老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制约；其次，私塾那种约束性很强的非常严肃的气氛使你不敢造次；最后，由于老师的威望不完全是靠打出来的，这反而对学生的学习从强制转化为自觉有所帮助，并形成良性的互动，慢慢地学生就接受了，无形中提高了学习成绩。”

3. 著名的娘容辖塾馆

过去，西藏城镇里的私塾学馆主要集中在文化中心城市，如拉萨、江孜、日喀则等。著名的娘容辖塾馆旧址坐落在拉萨市城关区东孜苏路81号一处年代古旧的藏式楼房里，房名叫“娘容辖”（系藏东娘容（新龙）地方官员在拉萨购置的房产）。

鼎盛时期的娘容辖私塾有四个年级，三百多名学生。娘容辖私塾还有很多女孩上学，男女学生都有平等学习的机会。娘容辖的教学特点非常明显——特别重视学生上早课。认为人在早晨的智力最佳，记忆力最好，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多学多记。每天早晨，“肉眼能看清掌纹”的时候，学生陆续走进娘容辖大院。这时候，先生已经嘱咐“根达”安排学生反复念诵“向喇嘛上师文殊菩萨顶礼致敬，嗡啊热巴杂德拿，拿拿拿……”而且按规矩要求学生把“嗡啊热巴杂德拿”和“拿拿拿”音节念得越多越清脆越好。“上师”即喇嘛，“文殊”即“江白央”，在藏族文化中是知识和智慧的化身，向“上师”、“文殊”致敬，也就是向知识和智慧顶礼，长期反复念诵被认为具有巩固意念、催人奋进的功效。至于念“拿拿拿”音节，实际上是训练口齿的特殊方式，念得越多口齿越清脆、伶俐。

娘容辖的特色课程是背诵和书写公文，内容包括裁决书、报告、批复、呈文等。老师备有一份称之为“益古南夏”（书牍规范或尺牍指南）的课本，它实际上是公文和书信的各种格式化的书写规范。

娘容辖塾馆兼顾职业教育，不仅带学习藏文、算数的学生，还陆续有十多名学生长期跟随老师学习医学。

总之，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兴起的私塾学校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西藏的私塾学校规模较小，一个老师带七八个学生也叫私塾，这种低门槛的准入条件对教师资质要求并不高。

第二，教学等场所一般在老师家里解决，文具由学生自带，对学生数量和入学年龄也没有限制，这有利于普及推广，很切合当时西藏的实际。凡经过私塾学习的学生藏文书写规范，字体非常漂亮，连在寺院里精通大小五明（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等）的高僧也常感到欣羡不已。因此，西藏传统私塾教育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启发民智、发展民族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

第三，私塾学生写字都是在专用的写字木板上书写，不但节约纸张、保护环境、保护视力，而且能使书法的底子打得特别扎实。

第四，通过私塾教育可以集中学习藏语文知识。部分传统私塾还曾开设职业教育，除上文提到过的娘容辖私塾附带学医学生外，个别私塾还开办卡垫、毛纺编织课程，初具手工培训、职业教育意识。

四、国民政府主导的“蒙藏教育”

历届中央政府重视西藏教育，因“西藏地方，实为滇、蜀之屏蔽。番汉杂处，文化未开，亟宜牖之以经史，训之以忠孝，既坚其内向之心，并裕其谋生之路。”晚清政府文献记载：“政府诸公会议整顿西藏政策，某中堂谓开通风气、推广教育为各项新政之起点。西藏民智固陋，且与内地语言不通，终难收统一之教。现在亟宜注重教育，督饬各处，广设中小学堂，教以汉文、汉语各科，以期逐渐普及，为改良政俗之基础。”

清廷灭亡后，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秉承孙中山遗志而建立的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谋求将三民主义推行全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对政治报告之决议案”，宣布对西藏等“边省”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在蒙藏教育问题上，决定在首都设立蒙藏学校，作为储备蒙藏训政人员及建设人才的机关。由蒙藏各地选送优秀青年应试入学，并附设蒙藏研究班，指导促进关于蒙藏事宜的专门研究。该决议主张以“发展教育为入手办法”，振兴蒙藏经济与文化，要求蒙藏委员会根据施政纲领及实施程序，积极筹划实施，并明确提出在教育部内特设专管蒙藏教育之司科。此项决议为初成立的国民政府在西藏等边疆地区推进教育指明了方向，成为此后一段时期内蒙藏教育施政的指导性文件。

为促进蒙藏教育事务，蒙藏委员会与教育部共同制定了《蒙藏教育实施方案要目》。该要目分教育行政、教育经费、教育图书、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六个方面予以规定，反映了国民政府对蒙藏教育的基本政策框架。据此，1930年4月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蒙藏实施教育计划》，对该要目内容予以细化和完善。在此前后，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蒙藏教育的章程、规则等，如《待遇蒙藏学生章程》《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组织规则》和《国立中央大学蒙藏班招生办法》等，明令优遇西藏、蒙古青年就学内地。国民政府还相继建立了多所涉藏教育设施，如1929年成立北平蒙藏学校，1930年3月成立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附设补习学校，1930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1933年秋扩展为蒙藏学校），1931年国立中央大学开设蒙藏班。这些学校对于西藏学生就学内地、了解现代文化发挥了作用。

国民党中常委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其中关于蒙藏教育部分规定如下：“依遵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力谋蒙藏教育之普及与发展；根据蒙古、西藏人民之特殊环境，以谋蒙藏人民知识之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其民族意识之养成，自治能力之训练及生产技术之增进。”

为切实推进蒙藏教育的发展，1935年国民政府拨出蒙藏教育专款50万元，交由教育部负责推进蒙藏教育。自此，教育部在蒙藏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下来，与清末驻藏大臣联豫关于兴办汉文学堂连篇累牍的奏折似乎形成了前后呼应之势。

学者徐百永研究发现：“在国民政府看来，教育在西藏与外界的关系中曾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如何利用教育的力量改进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其关注的焦点。自民国初年以来，为整练军队与兴办新政，在英国人的引导和鼓动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多次派遣贵族子弟前往英国、印度等地留学。西藏贵族遂开始与英人接近，英人乃利用种种笼络手段，使得‘西藏世家俗官多倾向英国’。驻藏办事处由此认为，‘英人以教育收藏官贵族附英，我岂不能再以教育再收其附我？’从此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教育帮助英国在西藏构建了一个亲英的贵族集团。也正是因为此，驻藏办事处将对藏未来政局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贵族子弟进行教育作为工作的重要方面。尽管对藏族贵族子弟的教育开展得并不顺利，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改善汉、藏族长远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国民政府西藏办学最终成效甚微，是什么原因呢？徐百永等学者研究后认为：

首先，“国民政府在西藏教育事业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受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随后者的节拍起舞。自民国初期西藏地方驱逐中央政府驻藏官员和机构以来，西藏地方一直对中央政府在藏势力的增长保持着较高的警觉性，对于中央政府在西藏所办教育设施也颇多疑虑。这种心理一直伴随着西藏地方当局。处于这种环境中的西藏教育事业，其发展自然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西藏地方对于国民政府的教育事业举办设置障碍，如国立拉萨小学曾多次谋求拓展学校校舍均为其拒绝，使得拉萨小学只能局限于驻藏办事处二层狭小、光线严重不足的环境中；另一方面，西藏地方‘受英人愚弄，视中央政府在藏推广教育，疑忌甚深，往往多方阻挠’。”

其次，“从西藏教育政策来看，国民政府治藏教育政策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国民政府治藏教育政策的终极目的在于通过教育的方式，统一蒙藏人民的语言和意志，进而谋求建立巩固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边疆教育政策中渗透着浓厚的同化色彩，自然难以收到预期效果。但比之极力反对在拉萨修建英语学校，显然又是两种性质的问题。”

鉴于此，国民政府在西藏教育方面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如国立拉萨小学在推行国语教育的同时，将藏语定为随习科，以便引导藏族学生入学，这样既推行了国语教育，又可以“应付藏方当局，引导藏生入学。”1944年，教育部也认识到了推行国语政策的弊端，在“检讨报告”中反思，“语文不过是教育的工具，并非教育的目的”，“对国语教育之推行，实无强迫的必要”。接着，教育部1945年颁布《边疆初等教育设施办法》中改采国语、边语并行政策。

关于民国时期的蒙藏教育，实际情况是由于西藏远离京城，西藏地方派往蒙藏学校入学的学生人数屈指可数，且以僧人为主，对西藏社会发展贡献不大。但在拉萨开设的国立小学由于经费比较充足，办出一定影响，取得一定成效，培养了不少藏汉双语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西藏和平解放事业的生力军，从国立拉萨小学的毕业生中走出的省部级干部和著名专家学者不下数十位。

五、弗兰克·卢德洛的尝试

虽然不能算作是西藏传统教育的组成部分，但作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西藏地方政府试图引进西方教育方式的一次尝试，不能不提到曾经名噪一时的江孜英语学校和它的创办者弗兰克·卢德洛（Frank Ludlow，1885—1972）以及三年里他与西藏噶厦的合作与碰撞。

人们也许知道1913年出访英伦的龙夏上书达赖喇嘛，反对英国派英语教师在西藏办英式学校。但时间仅仅过了不到10年，出生于英国切尔西的杂货商的儿子、在剑桥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在印度“难以忍受平原的闷热”的弗兰克·卢德洛便奉命来到江孜创办了西藏近代史上第一所英语学校，他的建议是“先给予男孩们5～8年适当的英语和藏语教育”，然后送他们去（印度的）山中避暑地如大吉岭的欧洲学校接受一年的教育，“学习欧洲的思想、行为和艺术”。十三世达赖喇嘛赞同这一想法。于是，1922年，在印度教育机构（India Educational Service）任职欧洲学校监督的弗兰克·卢德洛被任命为校长，任期为三年。

弗兰克·卢德洛刚到达江孜时，便发现自己面临着一大堆问题。第一个问题便是西藏当局与他之间在学校学期长度上的分歧。估计到有些孩子来自遥远的拉萨，卢德洛认为学年应该分成两个学期，有30天的暑假和65天的寒假。他到达江孜后的次日，就向当地的高级官员堪穷（西藏方面的主要联络官和他的首席顾问）提交了建议。江孜英语学校师生。中排左二为校长弗兰克·卢德洛（又译弗兰克·卢劳），前排左三为德格·格桑旺堆（1912—1984年），他后来成为藏文作家和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文联首届名誉主席（20世纪20年代早期图片，作者不详）

卢德洛说：“使我极为惊奇的是，堪穷主张只设一个九个月的学期，其后有三个月的寒假。我徒劳地抗议，因为那样的话，男孩们和老师们在漫长的学期结束前不久，便会厌烦的要死。但没用，他每年需要一个长长的假期”。他说：“冲突的历史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三年后卢德洛离开江孜。

学校的事务从一开始就是充满坎坷。当卢德洛到那儿时，没有校舍，也没有桌子，而且几乎在学校的所有事物上，均不能与堪穷达成一致。

学校开始运转的最大问题是在卢德洛到达一个月后，仍没有任何拉萨的男孩要到来的迹象。他被告知，他们在三周内不会到达。截至11月底，30名男孩终于到达，年纪最大的有18岁。卢德洛的日记记载：“其中有些是颇有魅力的小孩，有教养而且衣着华丽。其他人则不是那么引人注意，显然他们更多的出身于平民家庭。我让孩子们坐在相当粗糙的凳子上，并降低了一只或两只凳子的高度以适合他们。每个男孩彼此都是一本正经的，他们看起来闷闷不乐，因此我拿出两个足球，告诉他们除了二人至三人外，其他人出去到场地上玩。这样做的效果十分神奇。五分钟后，当我出去时，看到他们正在场地上跑来跑去，在一种非常好的精神状态中欢声笑语……毫无疑问，男孩们渴望体育活动，在这一点上没有困难。”

尽管卢德洛将标志着西方现代文明的足球成功引进到教学中，但是他始终认为，学校教育的目的不是要让他的学生转而效仿英国人。卢德洛决定，他们既要学习英国的语言和风俗，也应该接受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教育。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成为持续不断的争论焦点。他在一份致印度政府的报告中描述了年龄分别为18岁和20岁的两名男孩在学校突然发生的事：“（他们）身着很不合适的欧洲服装……而且要求休假去剪除他们的辫子。他们很可能认为如此做是正确的，或者想当然地认为我对他们的要求会很高兴。我立刻使他们清醒过来。我告诉他们我不是来西藏让他们效仿英国男孩的，他们必须着其民族服装入学，并遵循他们的风俗，不要剪去他们的头发。“第二天，年龄稍大的男孩、邮政局长的儿子皮切（Piche）违背了我的命令，剪去了他的头发，于是我愤怒了。我颁布了学校的规章，除体育课外，禁止着欧洲服装，并命令皮切再次蓄起他的头发，尽可能快地扎起辫子。我将我的行动报告给了噶厦（西藏地方行政机构）。他们同意了，此后在与此相关的问题上再没有发生麻烦。”

糟糕的是，卢德洛到江孜之前，并不了解西藏人，因此他面临着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即如何教授他的学生英语。“我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教授整班学生，他们不懂英语，不懂我的任何单词。而我不懂藏语……采用‘直接法’是排除困难的唯一方式，我马上开始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生们词汇量的增加，事情变得容易些了。我不久意识到，我对藏人极为无知，貌似麻烦实则是使人得福的事。男孩们只不过必须懂得我所表达的意思……”

他认为英语对话是优先考虑的事。他在报告中写道：“三年结束时，我班级中的绝大多数男孩都能够就任何平常的话题进行使人可以理解的对话。”一旦他的学生能足够理解英语，他便增设了地理等新的课程。“我发现在地理方面，不仅仅是我的学生，包括所有的西藏人都令人惊讶地无知。他们对自己的家乡所知甚少，除了中国内地和日本、俄国、印度、英国外，他们从未听说过其他国家的存在，他们认为英国在印度附近。当我制作了地图和地球仪时，我突然发现所有的西藏人都相信世界是平的，于是我想知道，如果我做相反的宣传，我是否会重蹈伽利略的覆辙……”

令卢德洛高兴的是，1926年，男孩们在英语方面取得了卓越的进步。他们的拼写和书写都很优异，他们正在开始以值得表扬的流畅英语相互交谈。而在算术方面，他们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分数、小数和本金利息的计算。他们对取得的进步也感到高兴。他们说，“只有真聪明的藏人才能做分数，以前没有人听说过‘小数’”。

然而，学校将被关闭的谣言在男孩们中间流传开来，而且卢德洛感觉到“那很有可能会变成现实”。其在拉萨的朋友明确地告诉卢德洛：“西藏是否保留这所学校使之运转下去，很快就会有行动”，并讲了几点不利因素：第一，费用；第二，孩子们父母的反对；第三，憎恨所有革新的权势喇嘛的敌视。果不其然，卢德洛不久就收到了查尔斯·贝尔的一封令人沮丧的信函。贝利已经在拉萨与官员们商谈了学校问题。“那儿的父母们明显地完全反对学校。他们说西藏地方政府正在教育上投入了大笔钱财，但是他们宁愿花费这些钱在家里接受英语教育。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噶厦官员反馈给卢德洛的关于西藏人反对英语学校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父母们“不断地埋怨，除非他们的男孩在一开始便已经学习了自己的语言，否则男孩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能令人满意地服务于西藏地方政府”。

看来一切都无可挽回。卢德洛不由地慨叹：“贫穷而古老的西藏……有两个前程向它开放：如同过去一样封闭自己，竭力回避所有外来影响；或者随着时间前进一步。如果尝试的是后者，教育便是势在必行的，而这些日子来，我确信不可能是尝试前者。”

在发泄了一通无谓的评论后，卢德洛只能选择打道回府。

行将离开西藏的卢德洛不免心灰意冷：“西藏像孩子一样对待新的思想，而且像个孩子似的在玩弄了玩物感到疲倦后，将之抛弃。”“……一些年纪稍大的男孩，或许……可能会获得某些好处以及我教授给他们的东西，但是其他大多数人只会忘掉一切。可怜的孩子们！此外，还会发生什么呢？”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这样总结江孜英语学校的兴衰的。西藏“在现代世俗教育方面的每次开始不久都会被世俗的或宗教的封建蒙昧主义者所扼杀”。虽然最终的结局完全不像卢德洛和某些喜欢新式教育的人所希望的那样美满，但在藏学家王尧看来，江孜英语学校却“是近代西藏探寻现代化的一个很小而意义深长的事例”。

在西藏，传统私塾和以言传身教为主要方式的医算教育实际上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学校教育。江孜英语学校尝试在西藏开创现代意义学校教育的先河，但显然是以失败告终了。

六、传统教育的滞后和弊端为留学教育培育出生存的土壤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西藏近代史上的寺院教育、官办教育、私塾教育、国民政府在西藏（主要是在拉萨）兴办的教育以及浅尝辄止的引入式英语教育之外，在为社会提供基本教育条件的同时，也都有其局限性和无法回避的短板。例如：藏族蒙童教育和一般的读写能力都是在民间的私塾和寺院里，或采取父传子、长传幼的方式教授，这是西藏极具特色的教育形式，但无论是教学理念还是课程设置已经完全与时代脱节。主要的官办教育机构基本都集中在拉萨、日喀则和山南地区的敏竹林等城镇地区，而且规模非常小，俗官学校——孜康拉扎的学员一般在二十人左右；僧官学校——布达拉宫孜拉扎的学员稍多，但一般也不超过五十名；医算学校——药王山医算利众学校的学生最多时超过一百名。

孜拉扎的学制没有专门的规定，一般在8～9年。因为西藏噶厦每年只要六名僧官，而这六名僧官又不完全从“孜拉扎”中选拔，这样在校学生或在校等候批准录用，需要较长的时间。这就是说，旧西藏官办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大概只有20～35名，个别年份可能多些。

开始尝试的英语教育由于先天条件不足而过早夭折。

西藏传统教育的弊端以规模最大的私塾学习为例，主要表现在：

第一，各地私塾发展不平衡，不同的私塾，其规模、人数、教学内容也不完全相同；

第二，从办学地域上讲，文化相对密集的城市或集镇私塾办得多，在农村尤其是在偏远牧区私塾则很少，全西藏私塾学生人数仅为两千余人，不到总人口的0.2％；

第三，一般私塾不具备正规学校的条件，无固定学制，教学没有配套教材，且纪律过于严苛，效率低下，偏科严重，入学率低，成才率不高，以及重视了人才培养而忽略儿童身心健康等缺陷。

……

显而易见，西藏传统教育必须变革。

这一切，给即将萌芽的、新生的留学教育事业带来了一丝契机。

第二章 西藏近代留学教育的历史背景

1839年，英帝国主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大门，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强加于中国。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一方面割地赔款，另一方面自视甚高，仍把已完成工业化革命并正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西方列国视为蛮夷之邦。直到1860年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官员方才意识到拥有坚甲利兵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入造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变局，从而开始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制造武器的知识。

一、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分支

我国台湾学者黄克武说过，要了解改变了近代中国的辛亥革命“必须追溯到道光、咸丰年间，像魏源、徐继畲等开始引介西方新的思想观念，介绍世界地理、外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和、民主等观念的引介”。至晚清最后十年，随着赴美、日、欧等国留学生的增加，译介新思想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晚清思想家对民主思想的宣扬与革命观念的传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由留日的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和留美的胡适等人的领导下开始的，这场被称为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在推翻旧礼教、启迪民智、开创新文化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为五四运动的出现作了极其重要的思想铺垫。现代中国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过的。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大多数人也是这个时期的留学生。

同样，西藏近代史上的早期藏族留学生们也多是在这样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入侵的屈辱历史背景下，在和内地留学生前后差不多的时间段里迈出留洋步伐的，它是中国近代声势浩大的留学运动中颇具特色的一个分支。

二、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藏事改革

一百多年前，时代的巨大力量把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带入到一个崭新的纪元，迎接又一个黎明的曙光。

20世纪前期的西藏遭受内忧外患，晚清政府国势颓败“无力西顾”，英俄虎视眈眈“欲于瓜分（藏边）”，一片愁云惨淡笼罩雪域天宇。动荡不安的西藏局势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执掌政权是西藏近代留学运动发酵的内部诱因。“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中与班禅并列的两大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这个称号最早是蒙古可汗俺答汗赠送给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尊号。顺治十年（1653），清世祖福临正式册封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为“达赖喇嘛”，承认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到1875年，达赖喇嘛世系已经转世到十二世达赖喇嘛赤烈嘉措，他的继任者十三世达赖喇嘛即将诞生。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1876年藏历五月五日出生在西藏东南部下塔布地区一户普通农家，俗名罗桑陶凯嘉措。罗桑陶凯嘉措于1877年被认定为一年前圆寂的十二世达赖喇嘛赤烈嘉措的转世灵童，迎请至拉萨，1879年藏历五月，光绪皇帝降下谕旨，批准进行达赖喇嘛坐床典礼，1882年，年满七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受比丘戒，1894年，正式批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直至1933年圆寂，执掌西藏地方政权3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是20世纪初期在西藏地区社会生态极其脆弱，外围环境极其复杂的年代里一位集一切威权于一身的强势人物，被接触他的西方外交官称之为“是一个满脑子鬼点子的人”。他在政治上有时见风使舵，实行“骑墙政策”的同时，对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现代工业事业等发展各方面亦有不俗的建树。仅就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对留学教育的认识，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报道是清末《外交报》第三十五期（1903年2月22日，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藏事丛谈》记载：“去秋以来，达赖喇嘛有志西学，日日讲求英、俄二国文字，并有派员游历东西洋之信。”

虽然嗅觉灵敏的《外交报》很早就看出了端倪，但是，在65万字巨著《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年）》中只字未提关于西藏赴外留学生的事迹，可见其影响和规模至少在中国内陆地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有过三次新政运动：洋务运动（1860—1894）、维新运动（1894—1898）、君主立宪运动（1905—1911），君主立宪运动对边疆地区影响最大，也是张荫棠登上西藏政事舞台的思想背景，而这个时期，也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前开始形成和施展自己执政理念的时候，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多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新政”他都是亲闻亲见亲历者，作为一方执政者不可能没有所观察和觉醒。

此外，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分别于1904年和1910年的出走库伦和印度，深受外界的影响，特别是在印度受英国人影响颇大，跟随他的其他人员莫不有过直接或间接地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经历。这对他们转变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其启动包括留学运动在内的新的努力。尽管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是摇摆不定的，其担负的角色常发生悄然转换，一旦张荫棠遗像（秦风　提供）阻力太大或者认为对其权威构成某种威胁即产生退缩。

尽管如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自第二次出走返回西藏后，西藏即进入学界所说“达赖新政”时期。“达赖新政”的直接推动力是他两次出走前后约七年之所见所闻和所受到的触动，以及身边各色“智囊”人物的影响，“藏事改革的必要性已在（其）流离生活中产生。”

应该承认，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是个极其复杂的政治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动荡与激变。从19世纪开始，西方帝国主义用暴力撞开了西藏的大门，同西藏的大多数人一样，他首先恐惧和愤怒，但是在种种抵抗失败的情况下，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决心效仿和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点和长处，使西藏变得进步和富强。于是，西藏闭关自守的心理防线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发生了决定性的突破。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改编和扩充军队，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建立电力工业、矿产业、邮政业、银行和造币厂等，创办藏医历算学院，制定扶持农林业和土特产、羊毛贸易的新政策，试种茶叶，开办警训，增加商品赋税等。

三、20世纪初西藏社会政治形态

趁达赖喇嘛逗留内地之机，清朝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督促驻藏大臣联豫积极推动“藏政革新”，提议设立交涉、督练、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巡警九局，创定交涉局办事草章九条，巡警局办事草章八条，督练局办事草章二十五条，盐茶局办事草章五条，财政局办事草章十条等。

张荫棠还大力提倡改良旧的道德、习俗，亲自撰写《训俗浅言》《藏俗改良》，译成藏文，予以颁布散发。为促进革新，张荫棠十分注意宣扬维新思想，从意识形态方面扫除障碍。他曾抱病到大昭寺给藏族官员宣讲《天演论》，痛陈天演物竞生存淘汰之理。

张荫棠离藏以后，联豫迫于形势继续在藏推行新政，设立藏文白话报馆，设立藏文传习所、汉文传习所和武备学堂等。

正是由于清末“西藏新政”，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与大量跟随其后的精英人物和商人、流民、官员、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百姓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与外界长时间、多层面、多种渠道行之有效的接触和交流，20世纪初期的西藏社会确曾出现过令人耳目一新的气息，人心思变。

比如，第一位进入拉萨的日本人河口慧海终于等来了他第二次入藏的时机，时间是1913年年末到1914年年初，恰好是西藏历史风云际会的一段时期。50年后，设在日本的“河口慧海之会”编辑出版了河口慧海的《第二回西藏旅行记》。该书分为《入藏记》和《雪山歌旅行》两部分内容，其中《入藏记》价值较大。这里他对第二次入藏过程做了详细记述，其中以《西藏今昔》为题，对相隔13年后第二次入藏时所看到的西藏发生的变化做了比较详尽的记录，比如拉萨等地建筑物的变化，道路的修整，公共厕所等卫生设施的修建，一妻多夫的减少和一夫多妻的增加以及西式服装的增多，洋式化妆品的流行，等等。感叹：“吾此次入藏，最所惊叹者，即西藏之风俗，视十三年前所睹，已大相悬绝是也。前次吾自称支那人，在拉萨之赛拉大学时，入寺散步，不见有着西服者，今兹则新流行之西装所在而有。即在商人，身虽服藏服，而头戴西帽，足穿革履，颇以自喜。此种舶来品，率自加尔各答一带越喜马拉耶输入者。藏人向以顽固著称，今竟欢迎外货至此，吾於是不禁有隔世之感矣。……藏人之新服装——军队服装向重朴素。今则一律用所谓喀恺色之衣，军官所服更见改良，全身悉用纯红色。唯其品质则皆制自藏之木棉。将校与兵士之军帽，材料虽藏物，而形式则采用拿破伦帽。指挥官帽，系纯黑色。往往有以戴冠为不便，特去冠置诸忤，而拔剑指挥军队者，为状颇滑稽。女子服装变迁尤剧，一切唯新是尚，旧俗存者止一西藏式之耳。日本妇女近渐喜用线带为饰，缀诸袖口。今藏妇间此风亦盛。以言染色，唯日本所谓海老茶色（译者按海老即水母）最为流行，几于无物不用此色。至于首饰，前此所最宝贵者，为瑜（绿色）、珊瑚、琥珀真珠之属。今则唯金刚石推为至宝，而罗、皮（红宝玉）次之。此种贵品，皆由印度输入者也。”……人们看到锦缎藏袍与西洋玩意儿并不冲突……留声机、英式马靴和巴洛克风格的壁橱已经在贵族家中流行开来。可以说正是在那样一个纷繁复杂、云遮雾障的年代里，西藏近代的生活革新之风和留学教育运动也在暗中酝酿，并首先从官费留学开始。

四、西藏早期留学运动的复杂动力和障碍

从整体上看，西藏近代留学运动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11—1924年是第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早期留学运动”。

在这个阶段里，留学运动作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新政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留学的科目集中在新政改革急需的项目上，即技术、通信、军事以及外语。经费也多由地方政府筹措。留学地点包括日本、英国、俄国、印度、锡金。留学生多由政府选派，缺乏自发性。在擦绒事件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新政受挫，公派留学也基本消失。

1925—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留学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

在这个时期，虽然留学已经失去了政府大规模的支持，但并没有因此失去动力。西化的风气渐渐沁入西藏的传统社会，有钱人开始自筹经费，自发把年幼的子女送往国外读书，接受普通教育，留学的地点多在印度北部的西方教会学校。

最初的西藏留学，是地方政府在留学初始阶段的支持起到了原创性的作用。同时，部分藏学家们认为通过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以达到外交联络的目的也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推动留学的重要原因。

1. 西藏早期留学运动的复杂动力

与内地派遣的留学生不同，西藏派遣的留学生，尤其在西藏近代留学的第一个阶段，即早期官派留学时期，一般带有比较特殊的“外交任务”，往往要受到微妙的国际关系的制约。尽管连推动官费留学最力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本人都未必能细致区分“文化交流”和“外交目的”的微妙差异，但毕竟无法回避。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笔者结合田野调查发现作为事件的主要当事者、年幼的官费留学生们对此往往懵懵懂懂、不明就里——但操作此事的决策人，如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和他们的有官方背景的领队人物如龙夏·多吉次杰（1881—1940）、阿旺·德尔智们（1854—1938）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否则，让年幼无知的留学生个人承担“外交任务”，他们既没有这样的能力，也不能令人信服。

如1913年，以龙夏为领队的四名贵族子弟赴英留学。据说这次留学的经费绝大部分是由印度政府负担。印度政府担心俄国、日本也准备出资，邀请西藏学生到其国留学，所以决定抢先出手，阻止他们。而西藏方面的官方代表、噶厦派遣的地方政府领队龙夏·多吉次杰同时还具有特使身份，他在后来向英国政府递交的官方呈文中陈述说：他要1913年，以龙夏·多吉次杰（中坐者）为领“向大英政府赠送礼品……并作为队的西藏赴英留学团准备成行，四名中小贵族留学生是强俄巴（时称仁岗巴）·仁增多全权代表应邀去英国商讨有关西吉、芒仲·西绕贵桑（亦译作门仲·庆绕贡桑）、吉普·旺堆罗布和果卡·索朗贡布（俗藏利益的问题”，而且，“当龙称羊木卓·果卡瓦者）（来自《西藏档案》，夏到达英国时，便提出要访问美由次仁央宗提供）国、德国及其他国家，他坚持要拜会乔治五世国王及内阁成员，向他们转交达赖喇嘛赠送的礼品”。

赴苏联留学的西藏留学生也被认为同样带有“外交”色彩。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很快就对西藏产生了兴趣。因为西藏可以作为将意识形态向印度渗透的潜在跳板和基地，其次，恢复俄国与西藏的旧有关系，并利用传统的蒙藏关系，也可以维护苏联在这些区域的影响。1922年，一支布尔什维克的使团到达拉萨。1924年，达赖喇嘛的一位信使强巴·托梅（Jamba Togmat）带着四位僧人留学生来到库仑。在以后的几年里，更多的西藏留学生来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学。

综合来看，“外交联络”固然是一个目的，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内心对新知和现代化的渴望亦是发起留学运动不容置疑的一个动因，根据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流亡印度期间曾担负其安全工作的莱登拉在关于江孜英语学校的报告中说：受到抗英战争失败的刺激，“他（达赖喇嘛）非常渴望引进英语学校，培养采矿工程师从事开采西藏的矿产、机械师改进兵工厂、专家改善正生产的黑色火药和子弹的质量，以提高其军队的战斗力，并在整个西藏发展势力。”事情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但是，要想寻找打开西藏近代留学生历史的钥匙，要探究西藏近代留学生历史为什么带着那么多沉重的标签，还得从其始作俑者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和他所处的时代开始。早在1887年，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时，由于清政府在对待西方入侵势力的问题上，每每与西藏当局的主张相悖，支持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被革职，代之以升泰等执行投降主义政策的官员，清中央政府对外的退让妥协政策引起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不满，多次进行抗争。

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被迫离开拉萨逃往蒙古时向僧俗官员公开表示“此次拟亲觐大清皇帝，全面计议”。

这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出走蒙古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直接向清政府的皇帝禀报西藏近况，以求得清政府对他领导的抗英斗争的理解和支持。

光绪三十四年（1908）9月20日，皇太后和光绪皇上终于在北京分别召见了辗转、漂泊达四年之久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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