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晓鸥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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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语境研究试读：
序言
陈晓鸥的新著《广播电视语境研究》，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本书中，作者没有沿袭固有的观点和过去的某些论述，而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视域，攫取了广播电视合目的、合规律的整体性要素，展开了对核心概念的深入探索，并切实地剖析了播音员、主持人在把握语境中的诸种关节点，融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以“节目（栏目）”为轴心，考察了播音主持创作中语境的制约因素和激发因素，描绘了外显和内隐的放射性、收敛性格局，准确地概括了创作主体能动性驾驭语境的要领。这本专著的理论性、实践性，都达到了本学科发展的新高度，填补了本学科的理论空白。一
关于语境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不同学派相互取长补短的融合期。我们的基本观点，一直坚持主体与语境互动的思路。从初始的“上下文”，到后来的宏观、微观，社会、自然，主观、客观……话语主体都是独立的、自主的、能动的、活跃的。而语言环境，只是主体之外的各种对主体具有某种影响力的因素。主体的时空位置与作用，决定了那些语境因素的取舍与影响大小。凡是对主体起作用的，都可以成为“语境要素”；凡是没有作用的，都排除在“语境要素”之外。我们反对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语境，也反对把语境仅仅看作主体随意摆放的道具。语境的显性与隐性、宏大与微小、虚境与实境、精要与冗余、有效与无效，不但取决于主体的综合素质，还看主体驾驭和掌控语境、把握和体现语境的语言功力。在理论上的阐释，必须同在实践中的表现相统一；在学术上的研究，必须同应用中的路径相一致。空洞的想象，琐碎的描摹，往往会觉得“花繁枝叶茂”，到使用时就变成“银样镴枪头”了！陈晓鸥的专著，没有隐喻式的晦涩，没有畅想式的光彩，只有老老实实的论述，简明而切实，质朴而流畅。既有逻辑的严谨，又有思维的明晰，讲清了道理，又了解了应用。如果不是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思考，如果缺乏深层的认知和比较，很难写出这样具有创见的优秀学术论文。二
博士论文，应该是博采众长、独立创新之作，还要有科学性、前沿性。这是一个深入钻研的过程，是一个厚积薄发的成果。这部论著，体现了作者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彰显着作者的学术担当和学术勇气。在当下的浮躁氛围中，有的博士学位论文粗制滥造、虚张声势，表面上旁征博引、辞藻堆砌，实际上金玉其表，败絮其中。还有的，竟然抄袭剽窃、雇佣“枪手”，完全玷污了学术的神圣，掏空了学术的内涵，失去了学术人格，丢尽了学术脸面！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欧阳修说：“不知耻者，无所不为”，只靠自觉、自律，那是无法杜绝的。学术不端的屡见不鲜、严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造假获益（个人、集体、地域、政绩、奖赏），打假受害（当下、家庭、前途、命运）。那些学术既得利益集团有恃无恐，相互包庇吹捧，互相密谋协同，欺上瞒下，群众义愤填膺却无力取证，举报也可能遭遇“无据可查”的尴尬。于是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应该从程序和规则上加以严格制约，从评审和答辩中进行公正判别，使之无可逃匿。导师当然要恪尽职守，主管也要严格把关。否则，学术危矣，学风殆矣！
陈晓鸥的博士学位论文，从开题到答辩，历经7年，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仔细打磨、认真追究，不放过任何一点疑惑和模糊，翻阅资料、考察实践，综合教学和研究经验，积铢累寸、集腋成裘，终于写出了这部心血结晶的专著。这是值得赞扬的、值得学习的，也是给学术圣地增添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和陈晓鸥是多年的同事，她多年担任我所在的播音创作基础教研室的主任。她总是淡泊名利、专心教学，尽力改革、提高质量，讲求效率、尊重规律。作为教师，她既能播音，又能讲课，还能写作，从不搪塞敷衍，从不马虎凑合。在学术与教学上，她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带头人，为年轻的教师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任何一种职业，任何一个专业，人才的规格都不可能是样样精通。能够做到：“专于其所及而及之，则其及必精”（苏洵《明论》），就很不容易了。其中，学术道德、学术责任，是灵魂，是使命！三
中国播音学的学科建设，需要一大批志士仁人，戮力同心，众志成城，用几代人的心血，以凝聚相关学科的前沿成果，化入本学科提升的阶梯和发展的路径，坚守民族精神的家园，开垦中国气派的土壤，催生有声语言的典范，绽放文化传承的新葩！
道路必将是曲折的。现今的繁茂，也许会日益凋零；当前的艰辛，可能正孕育硕果。不必担心那些不实之词的曲解，不要忧虑那些自毁长城的路数，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熟，主要在于客观规律的运行。夭折也罢，长寿也罢，都在历史的必然之中。我们真正殚精竭虑了，问心无愧了，那就是生命的存在价值，那就是学术的历史回响！
目前，广播电视的传播技术一流，传播内容却差强人意。播音主持创作花样繁多，但仍任重道远。核心问题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彰显不力。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显得稀疏，时空秩序显得凌乱。在传播观念上，“我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华民族”并未深深扎根于内心，往往被“西化”、“洋化”、“殖民地化”引入歧途。追新求异、声色犬马，似乎是进入市场、赢得收视率或收听率的法宝。正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的操作反其道而行，只要避开敏感区域，哪怕违反道德伦理，也趋之若鹜。从语境的角度说，创作主体缺席，生态藏污纳垢，脱离时代精神，摒弃大众审美，迎合媚俗心理，空置服务宗旨，紧盯赢利目标。这一切都不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制约，远离了“传承民族文化”的语境驾驭，穿越了语境的现实层面，进入了语境的自恋情结。这些，也说明陈晓鸥的《广播电视语境研究》的现实意义和警世价值。关于语境的研究，具有紧迫性、启蒙性和指导性。传播生态，可以显示语境的巨大生长空间，可以表明语境的长久发展轨迹。每一个播音员、主持人，都需要建立播音主持创作的“语境观”。在播音主持专业发展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危机：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播音员衰亡论”，90年代初的“主持人时代论”，本世纪初的“转向语言学论”，都给我们带来了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队伍分化，辨析模糊，抛弃播音优良传统，崇尚异国传播风情。近些年，又有“口语兴盛论”的迷雾扩散，一味否定新闻播报形态，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几乎是第四次危机的降临。这四次危机的共同点，都以“有稿播音”为颠覆目标，打算逃离语言传播的基础，丢掉语言功力的魂魄，走向人际交流的航道。其要义，竟是漠视广播电视实境的制约，放纵主观任意虚境的泡沫，倡导“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个性张扬”。陈晓鸥的专著，在这一点上稍觉薄弱，似应更敏锐、更鲜明地加以匡正。如是，则能充分发挥前沿性理论锋芒的社会功能。
我们的事业，在三网融合的大趋势下，阔步前行。我们的专业，在群雄逐鹿的大格局下，竞相突进。前途是光明的，队伍是兴旺的，论争是长久的，学术是厚重的，历史是无情的。愿我们的博士、硕士、学士们，乐于在场，勇于出席，善于发言！
此为序。2011年7月14日于“三书屋”
第一章 绪论
语境是人们使用语言过程中所要依赖的环境。从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对语言情景意义的提出到现在，人们对语言环境在语言表达和理解上的重要性越来越明确，就如张志公先生所说：“语言的使用、效果同语言环境（广义的）这三者的关系极为密切，不仅一句话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语言环境，甚至连对不对离开语言环境都很难判断。”正因为语境如此重要，学者们都期望对影响语言使用和语言效果的各项因素进行分析、归纳，以了解这些因素具有哪些功能，它们是如何对语言的使用产生作用的，以使人们的语言交流更为有效，达到期待的目标。对于语境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在人类学、语用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范畴进行，并逐渐地进入其他多种学科。
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是语言使用的“大户”，是人们获取信息、消遣娱乐的一个重要渠道，它的语言传播要达到更“对”、更“好”、更“有效”，就必须了解它的语言环境，否则就会“误传”、“乱传”、“错传”或传而不达、传而不通。广播电视以有声语言（包括副语言）、画面为主要手段进行信息传播，它的语言环境与它所存在的社会大环境相一致，同时又有自身的独特性。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语境越来越复杂，多种语境因素影响和制约着传播主体的语言传播，因此，了解我们处在何种语境下是广播电视传播主体保证语言传播有效性的前提。那么，广播电视的语言环境是怎样的？它与我们日常人际言语交流环境相比有哪些独特性？它对广播电视的语言使用有哪些要求和影响？在这个语言环境中传播主体是要完全顺应还是可主动构建？这都是本研究试图解决的问题。
本章首先对国内外语境研究现状和广播电视语境研究成果进行概要介绍，这些是本研究的起点。其次将对广播电视语境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和方法进行阐述。
第一节 语境研究发展概述
对于语境（context）理论的发展阶段如何划分，学术界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把20世纪80年代作为语境研究的一个分界，这主要是因为从80年代（国内在90年代后期）对语境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变化主要是对语境的研究由静态逐渐转向动态，对认知语境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不过，尽管语境研究不断深入拓展，但语境却似乎越来越难以看清，其中许多问题依然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语境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在进行中，说明语境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是因为语境问题已不局限于语言学及其各个分支范围，它在符号学、传播学、科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也被广泛重视、研究与应用，而不同学科又往往从各自的学科角度来认识和研究语境，这使得语境的外延不断扩大，内涵也难以完全一致。时至今日，什么是语境仍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最普遍的认可就是语言使用所依据的环境。
言语交际过程要依据环境的说法，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在他们流传下来的书籍中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说话要注意时机，要根据具体环境、对象进行语言表达的说法。但我们还是从马林诺夫斯基正式提出情景语境开始说起，因为从那时起学者们才开始对语境进行系统研究。
纵观语境研究的发展历史，一些重要的学者及其观点串起了语境理论发展的轨迹，下面我们将对语境研究历史过程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进行概要介绍。一、静态语境研究概述（一）20世纪80年代前国外语境研究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1.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
关于语境，大多数学者公认是1923年由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次提出的。他在1923年《原始语言的意义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情景语境的概念，认为情景语境主要指即时语境，“即环绕话语的即时的所见所闻”，文中的论述也涉及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认为不参照文化现实、部落生活、民族习俗这些宽泛的语境，语言就难于理解。不过，明确提出文化语境概念是在1935年发表的《珊瑚园及其魔力》中提出的，但文中对文化语境的内容并没有明确一致的说法，因此，虽然情景语境、文化语境的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具体的界定却并没有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都是非语言语境，他在文中强调了这种非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参照这些语境，“语言就无法解释”。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这些语境概念和观点对当时及后来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初步建立了语境理论。2.弗斯（J.R.Firth）
弗斯，是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他把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思想引入了语言学，并对情景语境进行了具体的分类。他的情景语境包含三个方面：（1）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任务，性格。
①参与者的言语行为。
②参与者的非言语行为。（2）相关事物。（3）言语活动的效果。
弗斯对语境构成因素的分类被认为是“语言学历史上的首次尝试，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开拓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3.韩礼德（M.A.K.Halliday）
韩礼德是弗斯的学生，他对语境的研究，开始主要是对语言内部语境即上下文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转向对语言外部环境的研究，并提出了语域（register）的概念。对于语域的理解，学术界的认识似乎有所不同，一种认为语域就是指语境，另一种认为语域是语言变体，语境变量中的某一个因素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形成不同的语域。
他尝试将情景语境类型化，即把情景语境中的种种因素进行抽象、概括，成为所有语境共有的变量，并研究这些语境变量对语言使用有哪些影响和制约，力图把握语境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
韩礼德关于情景语境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指言语发生的具体环境。包括话题、话语参与者的活动。（2）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指参与者之间的角色关系。包括言语交际者的身份、地位。（3）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指言语交际的媒介。如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
韩礼德认为以上三种语境因素，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相对应地影响、制约着语言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而这三种意义又进一步相对应地影响了说话者对及物性系统、语气/情态系统、主位/信息系统的选择。
韩礼德对情景语境的认识与他的老师弗斯并不一样，他的语境理论不仅更为系统，角度也有所不同。韩彩英对此认为：弗斯更关注语言对所依赖环境的适应和环境对语言的制约，关注语境对语言意义的影响，而韩礼德更重视语境对语言形式的制约，以及不同语境条件下语言形式的功能差异。4.费什曼（Fishman）
费什曼是美国社会语言学家，1965年他也提出了语域（domain）的概念，他所说的语域与韩礼德所说的不同，是指受社会共同行为规则制约的社会情境，主要包括时间、地点、身份和主题，即“谁在何时用何种语言向谁说话”（Who speaks what language to whom and when）。他是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研究语境的，探究个人的言语行为与社会文化要求的关系。5.海姆斯（D.Hymes）
海姆斯也是美国的一位社会语言学家，他（1972）提出了“交际能力”理论，其中的“得体性”要求言语行为与语境要吻合。他认为懂得使用语言的社会环境是人们掌握语言程度的重要标志。
在语境研究上，他把语境的变量归纳为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就是英文“讲话”的意思，即SPEAKING。
S———指场合（setting）和场景（scene），包括时间、地点在内的实际环境。
P———指参与者（participants），包括说话者和听话者。
E———指说话的目的（ends）及结果。
A———指行为序列（act sequence），即信息的内容和组织形式。
K———指基调（key），即信息表现方式的风格，包括说话人的语调、态度。
I———指工具（instrumentalities），即言语传播渠道，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
N———指相互交流的规范或规则（norms）。
G———指体裁（genre）。6.莱昂斯（J.Lyons）
莱昂斯是英国语言学家，他（1977）把语境作为知识，认为言语参与者对这些“知识”的了解会使语言得体，这是“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语境因素概括为六个方面：（1）参与者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参与者应该知道自己在语言活动中的角色、与他人的关系，和自己所处的地位。（2）语言活动所处的地点和时间。参与者要了解言语交际双方所在的时空。交际双方有时所处时空一致，有时不一致，这都会影响言语的使用。（3）语言活动的正式程度。如正式的或随便的。（4）语言信息的传递媒介。如口头的或书面的。参与者应该知晓在某一具体的语言交际中选择哪种媒介更得体。（5）交谈的话题。参与者应了解谈论的话题，以便说出的话符合该话题。如果缺少该话题的相关知识就不能正确理解其中的话语。（6）话题涉及的范围或领域。7.冯·戴伊克（Van Dijk）
冯·戴伊克是荷兰语言学家，他在1977年发表的《语篇和语境》中把语境分为可能语境和真实语境。可能语境是各种可能出现的语境因素，而真实语境是指在这种类型中真正出现的具体语境。在此后多年的研究中，冯·戴伊克对于语境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提出了“语境模型”的理论。（二）国内静态语境研究概述
国内最早重视语境研究的是陈望道先生，他在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具体提出了“六何”，即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何故”是指写说的目的；“何事”是指具体内容，日常琐碎还是学术的；“何人”是要明确谁对谁说，也就是写说者与读听者之间的关系；“何地”是明确写说者在什么地方，农村还是城市；“何时”指写说的时间和时代；“何如”指该怎样写，如何结构布局。在书中他明确地把何故、何人、何地、何时归为情境范围。虽然他书中没有明确用“语境”这个词，但从内涵看与语境相当。
张弓先生和王德春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对语境进行了探索。张弓先生指出修辞的原则即“结合现实语境，注意实际效果”，并对现实语境做了具体说明。王德春在《使用语言的环境》一文中认为：“言语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中除一定的上下文外，主要的因素有：使用语言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话题，使用语言的人和使用语言时所表现的思想等因素构成特定的言语因素。”以后略有变化，但基本坚持此观点，发展为“主观客观”说。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语言学家对语境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成果显著。研究涉及了语境与语法、语义、修辞、逻辑、交际、教学等诸方面内容。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有关语境研究的重要论文或专著、教材中的有关章节基本都被收录到1992年由西槙光正主编的《语境研究论文集》中，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语境研究论文专集，是到1992年为止有关汉语语境研究论文的集大成者，集中体现了当时汉语语境研究的最高水平。1992年后，语境研究更加深入，取得了较丰硕成果，除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外，还出现了语境研究的专著。主要有：王占馥的《语境学导论》（1993年）、《语境与语言研究》（1995年）、《汉语语境学概论》（1998年），冯广艺的《汉语语境学概论》（1998年）、《语境适应论》（1999年），王建华、周明强、盛爱萍的《现代汉语语境研究》（2002年），史秀菊的《语境与言语得体性研究》（2004年），周明强的《现代汉语实用语境学》（2005年）。另外在一些修辞学方面的书中对语境也多有专章、专篇论述，如：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1996年），王德春、陈晨的《现代修辞学》（2001年）。
在对语境的研究中，学者们探讨的重点主要包括：语境的定义、构成、分类、功能，以及语境在具体语用过程中的特点和作用。
关于语境的定义、构成和分类是国内语境研究的重点。其实对于“语境是什么”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人们心照不宣地认可它为“语言使用的环境”，在对它的解释或定义上往往是与语境构成要素或分类联系在一起的。在对语境的认识主要有三种：一是狭义语境，也叫语言的语境或上下文语境。二是言语环境，不包括语言语境，主要指使用语言的外部环境，包括言语环境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此观点以王德春为代表。三是广义语境，既包括语言语境也包括使用语言的外部环境，如社会文化环境、情景语境等。这种观点被大多数语境研究者接受。
冯广艺在《语境适应论》中把当时中外语言学界对语境认识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以中国学者观点为主），对于我们了解以往的语境研究成果有较大帮助。共有八类：一是“题旨情境”说。以陈望道先生为代表。二是“广义狭义”说。大部分学者都将语境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方面，即语言内上下文或前言后语和语言外的社会环境两大方面。三是“一切因素”说。以赵德珠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凡影响语言符合具体意义取定的一切因素都是语境”。四是“主观客观”说。以王德春先生为代表。五是“大小语境”说。以王建平先生为代表。六是“文化情境”说。以韩礼德等为代表。七是“语境创造”说。以刘云泉先生为代表。主张言语表达者和接收者共同创造语境。八是“模拟语境”说。以林兴仁先生为代表。
王建华等在《现代汉语语境研究》中将语境定义为：“语境是语用交际系统中的三大要素之一；它是与具体的语用行为密切联系的、同语用过程相始终的、对语用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条件和背景；它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又同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互相渗透；它既是确定的，又是动态的，以语境场的方式在语用活动中发挥作用。”
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作者一方面把语境看作是语用过程中与话语主体和话语实体相并列的因素，认为语境是“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也接受了认知语用学的观点或影响，承认语境与语用主体“互相渗透”，形成“认知语境”，但作者认为“认知语境”可以不归为语用主体范畴。
对于语境的分类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出现了多种划分结果，分类主要是对语境构成要素进行细化、归类、分层。
张志公（1982）将语境分为三大类。现实语境，即说话和听话时的场合以及话的前言后语；时代、社会语境；个人语境，包括交际双方的文化修养、知识水平、生活经验、语言风格和方言基础。
冯广艺（1999）在《语境适应论》中从不同角度对语境进行了分类：广义语境和狭义语境；题旨语境和情景语境；外显性语境和内隐性语境；情绪语境和理智语境；单语语境、双语语境和多语语境；伴随语境、模拟语境。
王德春（2001）仍从主客观角度将语境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主观因素包括：身份、职业、思想、修养，另外还有临时性主观因素：处境和心情。与20世纪60年代的内容有所不同，语境因素中没有提到言语上下文，而增加了临时性主观语境。
大部分学者认可“广义狭义”说，所以在对语境因素归类分层时，第一层往往先将语境分为语言环境（或为言辞语境）和非语言环境（或为言辞外语境），然后再进一步细分，大部分在三层左右，也有多至四层27个小类的。
王希杰（1996）认为，语言环境统一于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即语言的世界、物理的世界、文化的世界和心理的世界（此谓交际活动的四个世界理论），与之相对应构成了语言语境、物理语境、文化语境和心理语境。这四种语境可归纳为大小两种语境，小语境即语言语境，大语境即物理语境、文化语境、心理语境。大语境内部又分为明语境和晦语境，明语境即物理的语境，晦语境即文化语境和心理语境。
王建华等（2002）著的《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是近年来在汉语语境研究方面的一大力作，书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前人语境研究的成果，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周边性原则、层次性原则、简明性原则提出了他们的语境分类方式，共分为三个层次：
王建华等的分类将言伴语境从言外语境中分离出来作为第一层次，一方面突出了言伴语境的地位，另一方面突出了言外语境的宏观性和认知性。书中还特别说明了言外语境中认知背景语境较社会文化语境层次更高，属于语境的最高层次，显示了静态语境观与动态语境观结合的理念。此外，他们在分类表上还从语境因素活动形态、影响方式、呈现性质、显示功能的角度对不同语境因素的动态性与稳定性、内隐性与外显性、差异性与共同性、生成性与制约性的变化特点进行了标示，使表中信息更为丰富清晰。
关于语境的功能，学者们普遍认为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是语境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功能，在此基础上，不同学者也概括出了更多的语境功能。西槙光正概括和分析了语境的八种功能：绝对功能、制约功能、解释功能、设计功能、滤补功能、生成功能、转化功能、习得功能。其中，转化功能与解释功能接近，绝对功能和习得功能与其他功能应该不是站在同一视角下观照的。王希杰将语境功能概括为六种：匹配功能、定位功能、定向功能、填补功能、生成功能、预测功能。实际上前三种功能都体现了语境的制约功能。王建华等认为语境具有结构性，对语境功能的概括也应注意与其结构相对应，体现出层次，避免平面罗列。他们概括的语境功能共六种三个层次：言内语境具有制约和协调功能，言伴语境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过滤功能和补充（解释）功能，言外语境又增加了引导和生成功能。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对语境功能的分析往往建立在对实际结果的描述上，但对语境为何能够有这样一些功能还缺少深入的分析，这也是在语境研究上的一个难点。
上面我们对国外80年代前和国内21世纪前期的语境的研究情况做了大致的梳理。学术界对此前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它们对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之所以将之纳入静态语境的研究，缘于它自身存在的特点，也是它的局限所在。静态语境的局限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静态语境观把语境看作是静止的、客观的，是先于交际过程存在的，在语言交流过程中是不变的。二是静态语境概念几乎无所不包，从语言内部到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所有情景背景都包含其中，而这只能被作为语境的潜在因素或者是可能的语境因素，只有在交际过程中对话语表达或理解产生作用的那些因素才能被看作是“此时此刻”的语境。三是静态语境观忽视了人的作用，认为交际双方是被动的，受控于语境。而实际上任何外在因素，只有成为语用主体所拥有的知识或进入到他的意识之中，才可能成为“这一次”交际的语境因素。而且在交际过程中话语的参与者虽然要受语境一定的“控制”，但也可以利用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手段构建语境，以达到交际目的。四是静态语境观无法解释语境是如何影响话语理解的。而认知语境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正因为静态语境的局限，促使学者们另辟蹊径去研究静态语境所不能解释的现象。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国外在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在90年代末开始从认知的角度进行语境研究，打开了语境研究的新视野，认知语境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通常将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语境的理论称为静态语境理论或者为传统语境理论，而把从认知角度研究语境的理论归为动态语境理论。需要说明的是，静态语境与动态语境并不是截然分离的，我国学者从90年代后期开始在语境研究中常常把静态语境与动态语境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比如王建华等的《现代汉语语境研究》尽管强调语境是客观存在，与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平行，同时又把认知语境放在最高层次，承认语境与语用主体的交叉渗透。二、动态语境研究概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语境的动态研究引起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动态语境观认为：一是语境在交际过程中不是事先确定并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交际的进行不断变化的，有的语境事先并不存在，而是跟随交际需要，由交际参与者创造出来的。二是动态语境重视交际主体在交际中的能动作用。虽然交际过程存在的客观因素对交际主体的理解或表达有制约作用，但是这些因素需要经由交际主体作为中介，或者说需要以主体的认知作为“接口”，才可能被选择利用，才可能产生影响。可以说，动态语境的研究是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目前它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往往是在认知语言学、认知语用学、认知心理学等相关理论或概念中被关注和研究，有些认知理论虽然不是对语境进行专门研究，但都涉及了语境的内容或对于研究语境有重要启示。在对语境的动态研究中，关联理论、适应理论、框架理论、草案理论、脚本理论、图式理论等都应受到重视。（一）国外动态语境研究概述1.关联理论
1986年法国学者斯波伯（Sperber）和英国学者威尔逊（Wilson）出版了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提出了与交际和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并提出了认知环境的概念。关联理论着重关注语境对话语理解的作用。关联理论认为“话语理解是一个根据话语所提供的信息或假设去寻找话语的最佳关联性的一个推理过程。而推理过程也就是根据说话人所提供的新信息或假设，再从认知语境中选择最佳关联假设，从而推导话语所传递的交际意图。”关于认知语境，斯波伯和威尔逊认为“语境是一种心理建构体，是听话人对世界的假设集，这些假设集影响了听话人对话语的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语境不仅仅局限于与现实物理环境或先在话语有关的信息，对未来的期待、科学假设或宗教信仰、人生体验、一般文化假设、对说话人心理状态的认识等等，都可以对话语解读产生或轻或重的影响。”归纳起来就是储存在记忆中的“逻辑信息”、“百科信息”和“词汇信息”。那么，这些包罗万象的假设集或者说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事实和假设是如何对话语理解产生影响的呢？关联理论认为交际个体会限制语境选择的范围，因为“话语理解语境选择是由关联所决定的”。那么，怎样是有关联呢？斯波伯和威尔逊认为：一是如果一个假设在某语境中的语境效果很大，那么它在该语境中就是有关联的。二是如果一个假设在某语境中所需处理努力很小，那么它在该语境中就是有关联的。即，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推理努力付出越少关联越大。比如对一个话语真正含义的理解，如果不能从字面上明确，就需要将话语上文、现场情景、头脑中已有的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加入进来进行推导，如果需要多重推导才能够理解信息的隐含义，那么可以认为这句话的关联度小。而如果每次理解都要进行如此多重推导，要付出较多的努力，这必然影响交际双方的交流，最终可能造成交际的失败。对此，斯波伯和威尔逊从交际个体的角度对关联做出界定：一个假设当且仅当在某一时间，在某人可及的一个或多个语境中具有关联时，它才在当时跟该个体有关联。这就要求说话人在表达话语时要尽量把自己的意图给予“明示”，以便听话一方能够利用对方的信息选择有关联的假设，从而推导出说话人的真正意图。
斯波伯和威尔逊提出了交际过程中的明示—推理模式。他们认为人们的交际行为都是有目的的（这是关联理论的前提），说话人总是尽可能地在表达中将自己的意图表示出来，这就是“明示”；“推理”是对听话者而言的，听话者需要根据说话者提供的明示的信息选择有关联的假设进行推理，进而推导出说话人隐含在字面内的意图。而听话者往往具有关联直觉，会尽量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最佳关联。当然，如果听话者脑子里不具备相关的“假设集”，就无法对说话者的“明示”进行推理，交际就会失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越相似，交际越容易成功。
总之，关联理论强调话语理解是一个“推理”过程，推理的依据是寻找头脑中与之“明示”有关联的“假设”。人们在交际中就是不断地“推理”的过程，这其中存在于交际主体头脑中的语境必然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斯波伯和威尔逊对语境的认识改变了以往静态语境观中语境是先在的客观存在的观点，使人们对语境有了全新的认识，有助于语境研究的深化。但也有学者认为，他们所说的认知环境范围过广，不好把握，而且完全不考虑现实语境，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商榷。2.适应论
适应论由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并在1999年他的《语用学诠释》专著中进行了系统论述。在书中他对语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维索尔伦认为语用学是关于语言适应性的理论，是“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而这种综观与人类诸种行为中的语言现象的使用相关”。他指出：“语言使用是（在说话和解释中同时进行的）一个连续不断的语言选择过程。”如何理解“选择”过程，需要把握三个关键概念：“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适应性（adaptability）。“变异性”的语言特征表现为对可选择范围的限定。这里并不仅指“语言变体”现象，更指说话者在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中，需要假定听话人对他的选择是认同、接受的；但由于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情况不确定，或者听话人对话语可能做出不同解释，所以语言选择不能机械刻板地按某种规定进行，需按灵活性原则不断“协商”，可能需要在很大范围进行选择。而在过大范围内不断进行“协商”选择，必然会造成交际无法进展下去，但维索尔伦认为语言选择在“协商”的过程中是具有“适应性”特征的，即人们会以满足交际需要为目标，在不确定的可能的范围中做出语言选择。他特别说明了“适应”不应该解释成单向的，既要根据已存在的环境进行语言选择，同时选择的环境也会适应于所做的选择。变异性、协商性、适应性是不可分割的，相对而言适应性层次要高些，但如果没有变异性和协商性，适应性也就失去了内容。那么，语言选择和什么相互适应呢？那就是语境。语境促成并影响了语言的选择。维索尔伦的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
在维索尔伦的语境构架中，人是焦点，包括发话者和释话者，没有人及其心智功能就没有语言的使用。具体的交际语境包括三大方面：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智世界，这三大世界“通常要经由语言使用者认知过程的激活，才能开始在语言使用中发挥作用”，或者说“物理、社会和心智诸现实的不同方面要发话人和受话人在各自的选择活动中才能‘激活’”。
关于“发话者和释话者”，他认为“发话者和释话者”是“社交角色”，他们的角色总是在现实世界的不同人之间转换，发话者和释话者之间的角色也可以转换。发话者不同的角色类别会影响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这里不仅指交际双方可以在交际中角色互换，而且在某些时候发话人既是发话者也是释话者。比如播音员这个角色，他既是表达者又是解释者，他在表达前要对传播内容先进行理解；再者，还有“自嵌发话人”情况，即发话人自觉嵌入一个更大的交际语境中。比如在电视中参访人与被采访人同时会有意识地选择和解释话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话语将会或正在进入一个更大的语境中，那一头的释话人是广大受众。
而释话人也具有多种角色，面对不同角色的释话人，发话人需要调整其话语以适应不同释话人的角色。另外，话语调整除受发话人和释话人不同角色的影响外，交际人数量的多少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如受话人是一个人还是集体受话人（比如受众），其话语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
关于“心智世界”，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具体包括交际者的个性特征、情感投入、信念系统、愿望和欲望结构、动机和意图等。他认为语言互动是心智与心智之间的交流，并特别强调心智是社会心智。作为发话人在进行语言选择时，话语一方面要与自身的心智世界相适应，另一方面还应与对释话人心智状态的设想相适应，以避免发生冲突。从某一角度看，释话人心智状态的加入，尽管主要体现为发话人的想象，但仍使解释活动与发话人话语一样创造了意义。
关于“社交世界”，维索尔伦认为，虽然与语言选择有关的社会因素范围是无限的，但“其中大多数因素与社会场景或公共制度存在着性质上的联系。有时，语言选择必须要得到公共制度的认可：只有法官才能作出宣判”。社会场景和公共制度“给某些类型的语言性行为的实施方式或哪些人有权实施这些行为，规定了多种多样的原则和规则”，“在这些场景和公共制度之内，许多语言选择都取决于从属与权威或者权位与亲和这类关系”。比如公共制度赋予发话人某种权位，他就可以发号施令；如果赋予受话人权位，那么就会使发话人的话语带有请求和祈求的语气。比如称呼对方时，是选择“您”还是“你”，反映了交际双方不同的地位关系。总之，“在语言选择与社交世界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特定场景、特定公共制度或特定社区特有的规范，这些规范都是必须遵守的”。
关于“物理世界”，物理世界中时空因素对语言选择的影响是普遍而明显的。但时空的定位并不仅仅表现在实在的空间维度，它往往是由语言使用者决定的。它还与“社会常规和活动类型形成互动”。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同的人对空间的社会性规则会有不同的认识，进而影响言语状态和选择。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有人旁若无人大声聊天，有人会低声慢语不影响他人，在同一个空间人们言语行为的不一致反映了人们对这个空间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对某一空间具有怎样的认识对言语选择会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交际双方在办公室谈话和在家里谈话，教师与学生在讲课过程中和在课间的交流，对语言的选择都是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方位已不是单纯的物理意义。
作为心智世界、社交世界、物理世界的语境似乎让人感到语境因素无边无际，但维索尔伦认为“并不是每一种场合这些要素都以相关因素的身份调动起来”，“语境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生成的”，语境的界定不是事先划定好的，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如何找出语境边界，将涉及语言使用者的“视野线”、“语境的调控”、“语境化的能动过程”。相比较关联论，适应论对语境范围的认识显得要清晰、明确些。3.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1975年由菲尔默（Fillmore）提出，主要从认知角度研究词义和句法结构意义，其理论不断进行改进与丰富，到1992年提出框架是一种“认知结构方式”，是“与某些经常重复发生的情景相关的知识和观念”，是“某个物体或事件的典型”。比如“买（buy）”这个词可以激活买者、卖者、商品、货币所构成的购物框架。“母亲”可以激活温暖、爱、关心的框架。正是由于人们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头脑里形成了一个个“框架”，在具体的交流中许多没有通过语言直接表达出来的内容也依然能被人领会。框架中的具体内容既有普遍的共性，也会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
框架理论不仅研究词的框架，也研究对框架中人或物的“框定”，也就是设定框架内各个成分间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往往会给自己框定一个“角色”，也为他人设定或强加一个角色，被框定者可以采取接收、部分接收和不接受的态度。框架理论是从说话者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框架理论、图式理论、脚本理论、草案理论彼此都具有相似之处。（二）国内动态语境研究概述
国内对于动态语境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沈家煊（1988）在《讯递与认知的相关性》一文中首次介绍了关联理论，该论文与其后的张亚飞（1992）的《关联理论述评》、曲卫国（1993）的《也评“关联理论”》被认为是国内较早介绍关联理论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介绍了关联理论的语境观，指出了其与静态语境的不同，他们的介绍为人们认识认知语境打开了一扇门。认知语境的概念由熊学亮（1996）在《语用学和认知语境》中明确提出，但是对于认知语境的研究和重视直到本世纪开始后才真正有所进展。国内对认知语境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在引进介绍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重点主要是认知语境的概念、特点，以及具体话语场景中认知语境的作用。
1999年熊学亮在《认知语用学概论》中把认知语境专列一章，将他此前对认知语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集中阐述。熊学亮认为：“认知语境包括语言使用涉及的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工作记忆）和背景知识（知识结构）三个语用范围，也包含社会团体所共有的集体意识，即社会文化团体‘办事、思维或信仰的方法’，集体意识以‘社会表征’的方式，储存在个人的知识结构里。使个人的语言行为适合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认知语境的操作以“知识草案”和“心理图示”为基本单位。知识草案是真实世界各种状态或行为经验化的结果，每一个草案都具有层次性。心理图示范围较草案大，有较多社会文化色彩。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语言仅起着激活知识草案的作用，草案再依据具体场合的知识形成心理图示，然后再根据社会文化知识，在社会心理表征层次进行交际准则排列，从而导致不同的推理结果。作者从宏观语用推理的角度提出了单向语境推导模式。熊学亮对认知语境的研究成果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
2001年由何自然、冉永平主编的《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收录了我国学者从1987年以来的相关论文38篇，集中体现了我国在关联理论介绍与研究方面的成果，其中有多篇论文是专门针对认知语境方面的研究。
朱永生的《语境动态研究》（2005年）对国内外语境研究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概述，其中对国外语境动态研究的主要学者及其观点和动态语境的几种理论模型进行了较全面的介绍。该书还重点从语境动态角度分析了韩礼德语境与语义结构对应理论的合理性并对该理论的局部进行了修正。三、广播电视语境研究概况
80年代末，随着语境研究的发展，作为用视听语言与受众交流的广播电视其独特的语言环境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看，首先关注广播电视语境的是林兴仁先生。林兴仁最先提出了广播的“模拟语境”特点（1987）和“电视主持人三语境”（1995）的观点。林兴仁先生主要分析了语境对语体的作用，他认为广播语境是对生活语境的模拟，有一对一的“谈心式”语境，有一对众的“宣讲语境”，有“科普宣传语境”，还有“公务事务交际语境”，不同的模拟语境形成了各个广播语言的功能变体。他具体分析了几种模拟不同生活语境的节目形式，通过实例分析了节目中的说话特点，但没有明确概括出不同模拟语境中语体的特点，文中主要观点是广播语言应口语化，应生动亲切。在“电视主持人三语境”中，第一语境是“主持人本身的语境”，即播音员主持人之间或播音员主持人与观众谈话的语境，这是核心语境；第二语境是主持人与现场嘉宾之间交流的语境，属于辅助语境；第三语境是第一语境与第二语境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与电视观众之间形成的语境。虽然林先生提出的第三语境仍是从语境与语体关系的角度着眼，但在当时对认识现场嘉宾在传播中的身份定位有很大启发，明确了在传播过程中，现场嘉宾不同于一般的交流对象，而具有“传播者”身份。
张颂先生（1994）认为，播音创作除要重视上下文语境外，还应重视实境和虚境。“实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具体对象的量和质、有声语言的内容形式、表达的出发点和归宿、前馈和反馈”；“虚境”是由文字语言引发主体想象进而推动表达深化的因素。在此，“虚境”可理解为主体对语言表达审美层面的追求，或者说语言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影响、引导着他的语言表达。这也反映了播音语言表达与一般日常生活中语言交际行为的不同之处。此观点张颂先生在《话语传播简论》中有了更明确的阐释，认为大众传播中的话语应该比人际传播中的更用心、更完整，这是因为从人际传播进入到大众传播这个新语境中有一种“审美期待”。提出了在大众传播中的话语传播应将“现实的交往语境”重构为“理想的交往语境”的重要观点。
俞虹先生（1996）将主持人的语境分为现场语境和场外语境。现场语境也叫实语境，是主持人主持时的现场语境，包括主持人与嘉宾组成的主语境和主持人与现场观众的副语境；场外语境也叫虚语境，由主持人与收音机或电视机前的受众构成。要求主持人在特定语境中调整情绪，加强对象感。显然，俞虹先生所说的“虚”语境与张颂先生所说的“虚”境是不同的。
吴郁先生（1999）强调语境是主持人语言运用的起点。她将主持人语境概括为宏观语境、中观语境和微观语境。宏观语境包括社会语境、文化语境、民族语境、地域语境和时代语境；媒体语境包括媒体性质、媒体特点和主持人的媒介角色；微观语境是指节目具体时空的现实语境。微观语境包括节目语境类别和主持过程中的时空语境类别。在语境把握上，提出要注意把握语境的层次性、交叉性、突变性，并提出要建构语境、营造语境、引导语境，还对语境中主持人的心态、形象和语用规则进行了具体阐述。另外，她把广播电视节目的交流语境分为虚拟语境、现实语境和复合语境。
吴为章先生（1999）认为：讨论广播电视语境，作为传者要明确两个前提，一是广播电视语言是大众传播，不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二是交流没有“立即的、直接的正反馈”，不是双向交流。另外，传者在创立一个节目时，至少应该考虑主题（话题、范围）选择、动机（意图、目的）选择、受众分析、传播形式、篇章构思、风格选择、话语组织、语音营造。而受众在收听收看时的“任意性”也应作为广播电视的语境因素。
周明强先生（2005）认为广播电视语境是由电台与听众或者电视台与观众之间形成的。他认为广播电视的语境特点具有双重性、预设性、封闭性、艺术性。双重性体现为广播电视的语境可分为节目内语境和节目外语境。节目内语境是指节目内容自身所构成的语境，包括播音员独自播出节目的上下文语境和主持人与谈话对象之间形成的话语语境、场景语境、认知语境、背景语境等；节目外语境则包括播出的节目与受众之间构成的话语上下文语境、场景语境、认知语境、背景语境等。预设性是指节目的制作和播出，需要预设各种语境。封闭性体现为交际过程完全按事先预设好的方案进行。艺术性是指以有声语言为主构成的广播电视语境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其语言可以塑造美的形象。同时他指出了广播电视语境的新发展：现场直播打破了虚拟性、热线参与和谈话节目打破了封闭性、播音员由“播”到“说”打破了刻板性。另外，他对广播语境与电视语境的异同和广播电视语境中的语言调控技巧也进行了分析。周明强先生对广播电视语境的分析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给人一定的启发，也许由于篇幅所限，许多问题还未能涉及，特别是广播电视语境对传播主体的影响制约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毕一鸣、叶丹先生认为媒介环境是“拟态环境”，是现实生活经过媒介加工后，向人们描摹出来的环境。媒介环境由媒介发送环境和受众接受环境构成。他们认为播音语言在广播电视发送环境中生成，既受媒介环境的影响，也受广播电视语境的制约。他们从国际舆论环境、多元文化环境、信息开放环境、现代技术环境四个方面论述了现代媒介环境的特点。从“六何”的角度分析了广播电视语境的构成，并将置于媒介环境影响下的广播电视的语境特点归纳为：是口语交际的语言环境、是复合的语言环境、是模拟的语言环境。书中分别从媒介环境和广播电视语境两方面分析了语境对播音语体的影响和制约，将广播电视中的播音语言分为广播朗读语体、广播谈话语体、广播阐说语体，并对上述三种语体存在的语境条件进行了分析。毕一鸣、叶丹先生关于媒介语境和广播电视语境的分析，关于语境对播音主持语言的重要作用的分析，特别是从有声语言角度分析语体的思路，对我们认识广播电视语境特点及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具体分析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比如，对于媒介环境与广播电视语境之间的存在状态没有进行具体论述，以至于媒介环境所包含的四个方面如何影响广播电视的语境不够明确。
应天常先生（2008）认为媒介语境就是指影响节目主持人语言运用的环境因素，对媒介语境的适应是节目主持人语用行为的基本原则。他还提出了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的概念，认为中国媒介文化是主流意识主导下的文化，属于强语境文化；弱语境文化属于大众的、世俗的语境文化。前者相较后者更具经济、快捷、有效的特点。表现为一种统一、凝聚的力量，所以内地媒介语用模式的寿命较长、变化较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介语境正面临非主流弱语境文化的冲击。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主持人如何面对这两种语境文化。同时这种划分是否合理需要进一步观察。他认为主持人在口语活动中要顾及四个层面的“语境参数”：一是宏观语境，二是节目语境，三是话内语境，四是心理语境。关于“话内语境”，除了前言后语，还包括了文化心态、文化传统、时代风尚等，似乎与“宏观语境”有所重复，且与“心理语境”从表面看也有重合之处。由于文中没有具体说明，因此这四个层次的内在区别尚不确定。
另外，中国传媒大学的许多博士论文都对广播电视某一方面的语境进行了分析。如李水仙（2006）的电视新闻语体语境分析，赵雪（2006）的电视访谈节目语境分析，许晋（2007）的学龄前少儿电视节目主持语境分析等。
近些年运用语境理论对广播电视播音主持进行分析的论文越来越多，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综上所述，目前对广播电视的语境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1.广播电视语境与非广播电视语境的区别
一是“模拟语境说”和“电视三语境说”。“模拟语境”说明了广播电视不同于日常生活语境，但作者的主要目的是说明语境对语体的制约，认为广播语境由于是对日常生活语境的模仿，因此广播语体的总特征应该是口语化的，并且广播可以根据日常言语交流的特点设计多种“模拟语境”，因而可以出现多种广播分语体。“电视三语境”概括了电视中三种基本语境，特别是林兴仁先生当时提出的“第三语境”给人很大的启发。“第一语境”和“第三语境”都指出了电视语境的大众传播特点。
二是强调了广播电视语境是单向传播，传播对象是广大不在场的受众。
三是广播电视是电子媒介，信息符号以有声语言、副语言、画面语言、音乐、音响效果为主，只有少量的文字符号，构成了与非电子媒介的区别。2.广播电视语境的构成或分类
有关广播电视语境（目前主要集中于电视）的分类，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相对来说倾向三分法，即宏观—社会文化语境、中观—媒体语境或大众传播语境、微观—节目语境。对于第一层次宏观语境的具体内容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但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具体内容则有明显不同，大多根据自己所研究对象的特点和需要进行界定。3.关于广播电视语境的特点
周明强和毕一鸣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他们认识的角度完全不同，具体内容区别很大。
应该说，广播电视语境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广播电视语境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有关研究基本成散点式，还未形成系统。但是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纷纷关注到了语境的重要性，认识到几乎无法脱离语境去认识或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说明语境已成为广播电视各项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将它抽象出来进行专门观照，以对广播电视语言使用的生存环境有更清晰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节 广播电视语境研究的对象、意义和方法
一、广播电视语境研究的对象语境是影响语言表达和理解的一系列因素。广播电视语境研究的对象总体来说就是影响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和理解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分布在广播电视语境系统中的不同层面，既具共性又有个性。不同语境层面的语境地位并不相同，外层语境制约内层语境，内层语境反映外层语境的基本特点，又各具自己的个性特征，在这复杂的语境中传播主体应当具有怎样的传播行为和传播能力是我们研究的落脚点。因此，具体地说，本书的研究对象，其一是广播电视语境系统特点，以及系统内外各个语境层级的语境特点和彼此的关系。其二是研究广播电视语境对传播主体传播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传播主体应如何顺应语境。我们研究广播电视语境并不只是为了把它的一系列语境要素陈列出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它的认知，使传播主体明确所在语境的要求，进而调整、改善、提高自己的传播行为和传播能力，适应语境要求。其三是广播电视传播主体如何构建广播电视语境。广播电视语境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既有当下性更有预设性，广播电视传播主体既要符合语境要求，接受语境制约，但又不能只重其一，陷入其中，当出现偏差时，还应当通过自身努力去建构符合时代潮流、符合主流文化、满足大众审美需求的广播电视语言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主要是对广播电视共性语境特点的宏观和抽象研究，对于广播和电视语境的区别、不同节目类型的语境个性以及上下文语境分析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二、广播电视语境研究的意义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始所说，语言传播要达到更“对”、更“好”、更有效，就必须了解它的语言环境，否则就会“误传”、“乱传”、“错传”或传而不达、传而不通。而作为大众传播的广播电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旦出了问题，轻则传而不通，重则“误党误国误民”。因此，研究广播电视语境特点和要求非常必要。具体来说：
意义一：理论意义。从上一节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对于广播电视语境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因广播电视语境自身的复杂性，以往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其语境特点，研究目标各有落点，各有所长，但远不能说已经揭开了广播电视语境的全部面纱。中国播音学的建构以哲学、美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学艺术为基础，运用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结合本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拓展研究范围，丰富学科内涵是中国播音学的生命力所在。“怎样传播”是中国播音学的研究重点，对此的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是语境这扇窗口还有待进一步打开，从这扇窗口把握“怎样传播”有其新的要求和理论价值。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从宏观角度系统地对广播电视语境整体进行研究分析，对系统特点以及系统不同层级的语境特点和彼此关系进行分析论证，对广播电视语境中的核心要素进行抽象概括，对传播主体如何依据语境需要，顺应语境、构建语境、表现语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意义二：实践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广播电视承担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复杂，它既要有“亮”点，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还要有“看”点，发挥监督社会、传播信息的作用，更要有“卖”点，以提高广播电视的产业效益，它们虽然可以共赢，但具体落实却总是难以平衡。传播主体在进行语言传播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把广播电视当作标榜个性的舞台，过于追求人际传播语境，私语化、个人化表达泛滥，没有认识到广播电视语境与日常人际交流语境的不同，忽视了广播电视语境的独特要求。此外，片面追求收视（听）率，在满足大众需要的呐喊中，媚俗现象突出，导致媒体威信下降，形象受损。而在追求“亲切地说”的潮流中，无视广播电视语境的要求，咬字含混、信息不清、麻木懈怠等现象比比皆是，更不要说提升有声语言的审美品格了。因此，研究分析广播电视语境就是为了使身在其中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主体识“庐山面目”，明确传播要求，提高传播能力，承担社会责任，发挥主体作用，真正做到“善于传播”。三、本书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的方法，观察、调查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研读了语言学、新闻传播学、哲学、美学、中国播音学等相关理论文献，特别是较系统地研读了语言学方面有关语境研究的重点书籍和广播电视有关语境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语境研究的成果有了基本的认识，这些成为笔者广播电视语境研究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
广播电视语境研究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要符合客观事实，符合客观规律，对此，笔者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对事实进行观察分析，二是通过调研进行了解印证。广播电视每日播出的大量的节目成为本研究最直接的语料，是本书观点的论据来源。正是通过对广播电视不断调整频道/频率举措的观察和对不断进行的新旧栏目更替情况的分析，笔者才提出了广播电视语境体系的基本架构及其特点。同时笔者与一线的领导和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进行过多次访谈，对广播电视的语境和语言传播现状进行了调研，为本书观点的提出提供了现实依据。
对于广播电视语境研究，不同的学者角度多样。本书主要采用系统的方法对广播电视语境的系统结构、关系，从整体到具体，从外层到内层进行了系统研究，便于人们对广播电视语境有较清晰的认知。
第二章 广播电视媒体语境
广播电视的语言环境与日常人际交流的语言环境或其他非广播电视语言环境的不同主要是媒介本身的特点和人们在使用媒介过程中赋予它的功能决定的。广播电视媒体语境与日常交际语境并非截然不同，无论眼前是否有真实的交流对象，传播主体在语言传播过程中都要遵守和符合社会的基本言语交际规则；同时，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播电视，与其他新闻传媒语境也有重合之处。但毫无疑问，广播电视的语言环境有其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对广播电视传播内容、传播要求、传播方式、受众定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章主要从媒介层面来观察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语境特点，目的是将广播电视语境与日常交际语境或非广播电视语境区别开来，以便于我们把握它的独特性。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介绍的那样，对于什么是语境目前并没有一个科学的为大家公认的定义，这一方面是由于语境系统过于庞大，语境要素难以归纳，另一方面是大家都从不同的视角看语境，对语境的认识自然就有所不同，比如从社会文化视角和从认知视角看语境，语境的定义当然就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语境就是语言使用的环境。这个定义涵盖面最广，最具有普遍性，但也相对模糊。在此，我们可以把广播电视的语境理解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或语言理解所要依赖的有关因素。影响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或理解的因素很多，本章更关注的是构成广播电视语境特殊性的相关的基本因素，包括认识这些因素的特点，它们对传播主体传播行为的影响，某一语境中容易出现的问题等，以勾勒出广播电视语言环境的基本轮廓。
认识广播电视语境的基本特点，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一是从广播电视媒介本身的客观特点分析，这是最具广播电视媒体特点的语境，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语境。二是从作为工具的媒介在长期使用中被人们赋予的特点进行分析，它是人们使用媒介的结果，反过来经过长期的习惯性使用，又被内化为人的认知，进而影响和制约着广播电视中的传播行为和人们对来自那里的传播意义的理解，对此，将之称为广播电视的主观语境。广播电视的主观语境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社会，以及不同的传播目的会有所不同。另外，广播电视的主观语境与其他新闻传播媒体的语境会有所重合。
第一节 广播电视的客观语境
一、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与日常语言交际的区别广播电视是电子媒介，通过无线电波发送信息，广播电视的信息形式主要是声音和图像，这一基本特点构成了它与日常交流语境的不同之处。（一）传播主体不同
大众传播活动是大众媒介机构有组织进行的。媒介机构是一种媒介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传播主体。媒介组织内部存在众多工种和生产环节，媒介机构能“把所有这些各个的传播者和他们在这个机构内部的传播网结合成一个有效地运转着的单一整体，它把各个人的个性都淹没在整个组织的个性之中”。尽管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媒介机构因所有者或掌控者的不同有公有或私有的区别，但其中的个体包括记者、播音员、主持人等从本质上讲都是“组织”的代表，只是鲜明度有所不同。同时，传受双方的“角色”是给定的，在传播活动中媒体总是处于传播主体的位置，对于传播内容和话语方式更具有决定权和主动权，而受众在有限的范围内具有选择权和建议权。
日常人际交流是个体间的，在交流过程中双方的传受“角色”是动态变化的，是可互换的。一般来说，交流双方都有权选择话题内容或改变话题，表达的是个人的意见、愿望和感受。（二）接受主体不同
广播电视的传播对象为大众，是任何愿意收听收看的人，无论是受众的数量还是传播范围都没有限制。也因此，广播电视的接受主体———受众———是广泛的、分散的、隐匿的、需求多样的、不确定的。尽管媒体通过各种方式去了解不同节目的目标受众的特点，或者为某类受众“量身定做”栏目，但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它的传播对象是“众”而不是某个人，即使偶尔针对受众中的某个个体，它也不排斥众人一起听或看。正由于接受对象是“众”，决定了广播电视的传播活动存在于公共空间，传播内容属于公共信息，具有传播范围广泛、影响力广泛的特点；也决定了它必须适应它所覆盖的社会大众总的文化特点和需求，尽它应尽的社会义务。
而日常人际的交流对象是确定的、有限的、实在的。交流的内容属于个体间的话语，具有私密性，有些话题不适宜进行广泛公开的传播；其本身的交际空间也是有限的，不具有传播的广泛性和公开性，社会影响力较弱。这些特点决定了人际交流的话题选择、话语方式更广泛、更自由、更个人化。（三）交流方式不同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大多处于非面对面交流和非即时互动状态。从总体上看，广播电视属于单向线性传播。广播电视这种“交流”特点决定了广播电视中传受双方之间传播主体更具有话语权力；同时，由于受众反馈滞后或者话题已事先设定等因素，传播过程中不能及时改变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日常人际交流，一般是双向互动、反馈及时的。说话一方通过听话一方的言行举止可以立即获得反馈，进而对谈话内容和谈话方式进行调整；或者说，听话一方可以对说话者立即做出反应，甚至改变话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中的某个个体进行即时互动技术上已不是问题，比如央视的《非常6+1》有一个“砸金蛋”环节就是当场与抽中的某一观众进行即时连线，但这在节目中只占极小份额，主要是为了引发更多观众的好奇，增强节目的吸引力。这不会成为广播电视的普遍现象，因为如果大众传媒过于追求与个人交往，必将冒冷落大多数受众的风险。
而广播中以“短信互动”架构起来的节目，虽然传受间的“交流”较别的节目要强，但依然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一是传受双方的地位没有真正改变。主持人虽然能看到短信，获得部分受众的及时反馈，但一般情况下受众都是配合节目，对主持人给定的题目或讨论议题发表看法，听众没有权利改变既定话题，即使通过短信把想法告知主持人，主持人也可以不予理睬。二是从绝对意义上说也不是真正的即时互动，主持人面对众多短信不可能全都有所呼应，对大多数短信是没有呼应的，而是根据节目进程有所选择地为我所用。如果按日常交际的要求这显然违反了“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但在广播电视语境中却是正常的、合理的。当然这类节目从形式上看受众的参与性确实是有所加强，提高了传受双方的“互动感”。二、广播电视与报纸的区别
广播电视与报纸，虽然都属于大众传播媒介，但它们又有各自的媒介特点，造成了不同媒介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接收对象上的差异。
报纸的传播媒介是纸张，主要通过文字和图片进行信息传播，对传播者的语言文字能力、拍摄技术水平和版面编排能力等有较高要求；作为纸质媒介，报纸具有便于携带，阅读几乎不受环境限制的优势，而且它是非线性传播，读者阅读时选择性相对较强；报纸在表现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上相对广播电视也更具有优势；报纸对它的受众有文化上的要求，受众文化水平相对要高，这也造成了报纸的受众没有广播电视广泛，而且由于报纸是固化形态，也使得报纸的传播范围没有广播电视那么大。
广播电视是电子媒介，广播以有声语言和音响为传播手段，电视以图像、有声语言和音响为传播手段，对传播主体的声音、形象有较高的专业要求，除文字能力外，还要善于运用音响、画面来表现信息，发挥广播电视的媒介特点。广播电视的受众层次广泛，几乎不受文化的限制，而且由于是电子传媒，它们的传播范围比起报纸要更为广泛，特别是广播，比起电视它受到的技术制约要少得多，覆盖面更广。近年在我国发生重大灾难时，广播的优势明显，成为灾区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媒介。另外，由于近些年城市有车族越来越多，他们已成为广播主要的目标听众，这些听众相对来说有一定经济实力，文化层次相对较高，有自己的特点和需要，这使得近些年广播和电视的受众有一定分化。而电视比起广播更具有大众特色，它比广播更形象、更抓人，对受众几乎没有任何要求，受众哪怕听不懂普通话也可以通过图像略知一二。如果按报纸、广播、电视依次排序，它们的受众特点是：受众数量由少渐多，受众层次由高渐低。还有，广播电视媒介善于“模拟”生活语境，在语言运用上更强调口语化，以利于传受之间的沟通。而报纸书面色彩较浓，有时不够上口，不符合“听”的要求。三、广播电视与网络媒体的区别
在互联网被称为第四媒体之后，手机开始被称为第五媒体，以上两种媒体被归为新媒体。目前学术界对互联网是否属于大众媒介认识并不一致，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相同之处就是传播都具有广泛性，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互联网具有很强的交互性，它既可以进行点对面式的大众传播，也可以进行点对点的人际交流。二是互联网中传受之间的角色可即时变化。在互联网上一个人既可以是非组织化的传播者个体，自由地发布信息，同时又可以是受众。互联网上的受众，既可以是大众，也可以是某些特定的人群甚至是某一个人。三是互联网不属于某一组织机构，人们在利用互联网时只需要遵守一些使用规则。由于几乎没有组织边界，可以不断链接，人们可以超越国界进行全球信息搜索，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信息自由选择的需要。所以，如果说传统媒体更强调传播者要传播什么，那么在互联网上更重要的是受众选择什么。自然，海量信息给人们带来了选择的便利，但也增加了选择的难度和精力的消耗，产生了对信息是否真实的担忧，因此到目前为止，传统媒体“把关人”的角色在互联网时代仍被需要，通过传统媒介发布消息，其权威性依然为受众所认可。
目前许多传统媒体机构都在互联网上占有一席之地，三网融合也正在进行。传统媒体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弥补了自身的不足，也延伸了自己的触角。比如央视网站（中国网络电视台）和央广网站，一方面将原有易逝的节目在网上“固化”，从稍纵即逝到可以反复收听收看，弥补了线性传播的不足，提高了信息的使用率；另一方面利用网络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现在不少节目在讨论一个话题时经常会事先通过媒体平台、微博等方式征集受众意见，还把许多信息背后的故事或新闻背景等未能或不适宜通过广播电视媒介传播的内容用文字符号在网上传播，拓展了原有媒介信息的容量。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级媒体的网站延续和进一步增强了它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不过，此处的网络传播应该已是有组织的传播了。
第二节 广播电视的主观语境
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播信息，但媒介机构不是生存在真空中，它与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丹尼斯·麦奎尔（2000）认为媒介处于政治、经济、技术三种力量之间，传播体制的行动“无法摆脱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并且非常依赖技术不断的变化”。当媒介作为国家组织机构时，“它们特殊的性质和整体模式取决于媒介体制之外的因素”。正是由于媒介存在于多种力量之间，被赋予了许多“特殊的性质”，并在长期的运行中与它自身的特点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人们头脑中的“框架”。无论是媒介中的传播者还是受众往往都在这个“框架”里进行表达或解释。
对于媒介性质的认识和确定直接制约和影响着媒介的整体运作，以及话语内容和形式的选择。媒介性质在媒介这个“框架”里处于重要的位置，当然，这个“框架”在不同的国家或社会里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传播事业虽然只有七十余年的时间，但从建立之日（指1940年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诞生）起发展至今有其独特的政治历史背景，因而对于媒介的认识和使用也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不了解历史，不了解我们存在的语境，就无法在这个语境中生存。从某种意义上说，了解所在媒介的主观语境比把握它的客观语境更为重要。一、作为“喉舌”的广播电视———广播电视的政治语境（一）“喉舌”的提出
以“喉舌、耳目”来概括无产阶级新闻媒体的功能始于马克思。1849年2月，马克思在驳斥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的控告时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强调了报纸的舆论监督和表达人民心声的作用。
在我国把广播电视比喻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是从人民广播建立之初就确立的。1940年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诞生，建台的根本原因在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党报和通讯社由于敌人的封锁和破坏已无法满足中国共产党宣传的需要，党的声音无法传播出去，抗战的真相人民无法了解，因此，建立广播电台成为当务之急。延安新华广播成立后一年间主要的播出内容有：中共中央文件、当时党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内外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抗日革命歌曲、戏曲等。在异常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台里的工作人员还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作了一首歌曲，体现了人民广播的宗旨，歌词刊载在1941年10月出版的延安《通信战士》第2卷第1期上，明确提出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喉舌的定位：“我们是新中华的战士，是共产党的喉舌。……我们是新中华的战士，我们的岗位在最前线。我们是共产党的喉舌，我们的岗位在最前线。”党报提出“喉舌观”，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应该是在1942年。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党和党报》中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这是一个巨大的集体的喉舌。”1944年，当时的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是党的机关报，在工作上有很大的责任，作为党的喉舌，党每天经过报纸向群众讲话，没有别的工具能如报纸这样更紧密地和群众联系；另一方面党报又是党的眼睛、耳朵……”“每一个做党报记者的同志要认识到自己做党的喉舌、党的眼睛、耳朵是很光荣的……”应该说，由于历史的特殊性，新中国的新闻事业特别是党报一开始强调的主要是党的喉舌的功能，肩负党的舆论宣传使命，但也早就认识到反映群众呼声是党报的基本职能。对于党的新闻工作是人民的喉舌的说法，1948年刘少奇同志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表述。他对记者们说：“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在这次谈话中，刘少奇同志说报纸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并用大量的篇幅说明了联系群众的重要性，认为如果报纸不重视与群众的联系“那比一万美国军队都可怕”，要求记者们不仅要向群众传达党的政策，还要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考察党的政策在实践中是否正确，“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指出只有真实地反映群众的心里话，才会在群众中树立威信。“谈话”既指出了新闻工作者应该坚持党的立场，同时也特别强调了报纸的舆论监督作用，诠释了党的喉舌与人民的喉舌的辩证统一，对于我们今天的新闻传播工作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改革开放后“喉舌观”的继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但“喉舌”这一职能始终是我国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职能。实际上，任何社会中的媒体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中立与“多元”，正如英国学者霍尔及其同事们揭示的“资产阶级大众传媒在标榜‘不偏不党’的同时，实际上采取的是维护现存制度的立场。换言之，媒介并不止于消极地传达新闻和信息，而是积极地从事某种有意识的灌输活动，它在意识形态内容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广播电视理应在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反映人民的声音，推动社会发展上担当重要的角色。从历时角度看，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新闻工作的“喉舌”作用。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明确广播电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并随着时代发展对新闻传播工作的认识和要求与时俱进，以下撷取几个点来给予说明。1.坚持党性原则，围绕国家政治、经济建设重点搞好宣传舆论工作
改革开放后，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对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要求，都是围绕一个时期政治、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出的。广播电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中肩负着统一思想、凝聚民心的重任，肩负着为推动我国各个时期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提供舆论保障的重任。
2002年1月11日，胡锦涛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作了《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的讲话，布置了当年的新闻宣传的任务，要求宣传思想战线围绕党中央和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中心，服务大局，做好统一思想工作，为十六大的胜利召开，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和舆论保证。指出：“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必须进一步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重要导向作用。我们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并从多方面提出了宣传任务。
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舆论力量。在谈到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时，胡锦涛指出：“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2008年1月22日在同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胡锦涛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思想文化保证，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提出了在思想宣传工作中要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
可以看出，近十年，党和国家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重点在坚持党性原则，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思想文化保证，发挥好舆论引导作用上。2.尊重规律，以人为本，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党对宣传舆论工作一方面提出要坚持党性原则，另一方面也提出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以人为本，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胡锦涛在2002年1月11日的讲话中提出了“要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讲究舆论宣传的艺术，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和效果”。
2003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通知，针对干部群众对新闻报道中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过多过长意见较多，影响宣传效果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意见》不仅规定了如何减少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也强调了要尊重媒体报道自主权，增强时效性。提出“要努力提高报道时效，可由新闻单位自行审定稿件，尽量由新闻媒体自主报道。对外报道和互联网上的报道要充分考虑海外受众和网络特点，增强针对性、可读性、时效性”。
2003年12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进一步指出要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形成新思路，探索新办法，开辟新途径，取得新成效。并指出要坚持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基本职责。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要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此外，2003年以来，新闻宣传工作把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精神贯穿在各级党的领导人讲话中。
2008年1月22日在与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胡锦涛对“服务人民”和“改革创新”的内涵进行了具体的解释，指出“服务人民，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创新，就是要用时代要求审视宣传思想工作，以改革精神推动宣传思想工作，积极创新内容形式、方法手段、体制机制，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努力做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里进一步明确了思想宣传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同时把“改革创新”作为改进思想宣传工作的重要方法，更加尊重宣传规律。这一观点在同年6月20日的讲话中被再次强调。胡锦涛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了在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对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五点“必须”，其中第一点就是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做到守土有责。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要求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把坚持正确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把好关，把好度。与此同时又强调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指出要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坚持“三贴近”的要求，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要求推动了媒体从“媒体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变。《讲话》还再次提出要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不断提高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
同年12月20日中央电视台召开建台50周年大会，胡锦涛在发来的贺信中指出：中央电视台是党和国家的重要舆论阵地和文化阵地，希望大家进一步增强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坚持正确办台方向。同时对中央电视台提出了新的要求：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构建现代传播体系，进一步提高国内国际传播能力，努力把中央电视台建成技术先进、信息量大、覆盖广泛、影响力强的国际一流媒体。这为此后中央电视台的一系列改革指明了方向。2009年年底成立的中国网络电视台就是中央电视台贯彻落实胡锦涛指示精神的一个重大举措。
总的来说，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看，“喉舌观”是我国新闻事业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础和行动准则。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党和政府对于媒体的要求也在不断调整改进，从“尊重舆论宣传的规律”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从提出“以人为本”，到明确“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和政府在新闻宣传上与时俱进、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为媒体按照新闻规律办事，更好地发挥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作用，发挥舆论引导、舆论监督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三）“党的喉舌”与“人民的喉舌”的一致性
广播电视的根本属性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党、政府和人民三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应是广播电视传播主体的基本认识。1998年10月7日，时任总理朱镕基在与《焦点访谈》栏目组成员见面时，题写了16个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充分肯定了《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作用。这里特别提出了“群众喉舌”，其本意自然不是把“群众”与“党和政府”对立起来，而是表达了政府对新闻媒体的一种肯定和期待，新闻媒体应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为新闻传播主体有责任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应将二者人为割裂。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引导人民正确认识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也是在维护人民的“知情权”；揭露腐败，反映民意，也是为了党和政府的根本利益。之所以会认为新闻媒体只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因为“广播电视在反映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正义呼声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特别是体现人民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鲜明色彩和厚重分量上，显得拘谨和单调。因此，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应该研究如何当好喉舌，为维护‘国家利益’，为坚持党和人民当家做主的统一性、主导性，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起到正确引导的作用”。对此，张颂先生提出要处理好灌输与满足的关系、导向和取向的关系。特别提出应“艺术地”灌输，这正是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是努力的方向。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取向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已被整个社会认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与政治有关，从媒体传播的内容看是多姿多彩的，从受众的角度看，对不同的节目要求“标准”也是多重的。就喉舌功能来说，新闻节目最为突显，娱乐节目就比较隐蔽。如《新闻联播》、各卫视的新闻，这是因为这类节目长期以来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发挥着重要的喉舌功能，这已成为社会共同的认知。正因为如此，《新闻联播》增加主持人，《新闻联播》要“变脸”的说法，在节目中报道了一条影视信息，头条报道与以往不同等等，都会引起议论纷纷、种种猜测。
总的来看，“喉舌观”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要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二是新闻媒体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建设重点，做好舆论宣传工作，要按传播规律办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三是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三贴近”，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是广播电视政治语境的基本内涵。二、作为产业的广播电视———广播电视的经济语境
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把广播电视作为新闻事业进行管理和认识。如今，“事业”之外多了“产业”的属性，一字之差，带来的却是广播电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广播电视看作是产业，在今天看似乎是它本身的客观属性，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媒体不具备产业功能，或者说我们尚没有认识到它的产业功能，因此本研究将广播电视的产业特性即经济语境也归于主观语境里。（一）广播电视产业属性的认定
我国广播电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突出了其“喉舌”功能，压抑了它的产业功能，直到改革开放后，它的产业功能才开始显现或被渐渐认识，其标志是广告出现在了广播电视中。1979年1月28日（正月初一），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我国内地的第一个电视广告；同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商业信息》节目，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198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广告。之后，广告在全国广播电视中遍地开花。商业广告的出现结束了广播电视经济来源唯一靠政府财政拨款的状态，意味着广播电视有了自己的“生财之道”，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广播电视开始与市场“亲密接触”。1985年，国家在统计分类上第一次把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给予了广播电视的产业地位。1992年6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明确了广播电视事业是第三产业，从此确立了广播电视的双重属性。那一年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广播电视最明显的发展变化就是各地开始纷纷创办专业化系列台。以北京电台为例，1992年前只有一个专业台即经济台，从1992年年底到1994年，先后创办了新闻台、音乐台、交通台、文艺台、教育台和体育台。1999年开始，全国广播电视系统逐渐开始大整合，各级广播电视集团相继成立。此后几年间，又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有些地方广电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进行组合，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产业集团。
对广播电视产业功能的认识过程，是人们在观念上确立广播电视生产的产品也是商品的过程，也是广播电视从完全靠政府财政拨款的事业性质向“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保留新闻媒体事业属性的同时对其实行企业化管理，把新闻媒体推向了市场，从此，广播电视的经济语境成为广播电视中的核心语境。
总的来说，强化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后给广播电视带来最为直观的变化包括：
一是树立了市场观念，重视研究市场需要和受众需要，强化了服务意识。
二是通过加大资金投入提高节目质量，更好地满足了受众的需要，增强了媒体的公信力，扩大了媒体的社会影响力。
三是加大了对广播电视技术设备的资金投入，全方位提升了各个方面的专业技术质量，为及时、有效、全面地进行新闻报道，为提升节目声音和画面质量，为提供更多的频道和节目给受众提供了技术保障。（二）经济语境中服务意识的崛起———“满足需要”，媒体手中的一把“双刃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党一贯主张的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但毋庸置疑的是，许多年来媒体存在宣传意识大于服务意识的现象，而当媒介走进市场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前面介绍的，广播电视与市场接触的标志是广告的出现，广播电视产品的商品价值从一开始就是通过吸引广告商的投入来完成的，直到今天，广告依然是广播电视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有广告才可生存，有广告才能发展，这是媒体人走进市场后的切身体会。面对广告商以节目能否对目标人群具有吸引力作为投放广告的标准，媒体管理层和具体从业人员把如何满足受众需要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由此媒介的服务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直接的变化就是媒体开始放下架子了解受众需要，建立了众多针对受众不同需求的专业频道/台，开发了大量新的节目形态，以满足受众多样化的需要。服务意识的崛起既有媒体社会责任的自觉，更源自追求经济利益的内在动力和广告商与受众的外在压力。对此，媒介往往通过专业机构对受众的特点、喜欢的节目类型、喜爱的主持人、收听状况等进行抽样调查，以确定或调整栏目定位，以更好地为受众服务；通过专业机构进行收视率、收听率调查，检验节目的市场效果和受众的满意度，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诸如形态创新、节目调整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媒体的活力，推动了媒体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因为唯收视率或收听率而有人将之称为“万恶之源”。
在经济语境中，服务意识以“满足需要”为第一要义，应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这是因为“广播电视正在成为以节目为内容，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化产业’”。满足需要，提高节目质量在广播电视经济语境中“已不再是追求的主要目标，而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了———目标是高收听收视率、高收入、高利润”。正是由于广播电视满足的对象既包括受众也包括广告商，最终是满足媒体自身的经济需求，因此，这三者关系处理好了皆大欢喜，并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导致三者利益的失衡，最终影响到社会效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其成功之处在于它以提高节目质量为手段，最终使受众、广告商及自身的利益都获得了满足，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他们提高节目质量的独特方法是引入专业的质量管理体系。2001年5月，北京交通台引入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及其标准，对该台实行管理。12月，顺利通过了权威认证机构的审核，获得了国内广播电视系统第一张《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第一张《国际认证联盟质量管理认证证书》。2003年，北京电台及所属的七个专业台都引入了“ISO9001（2000版）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了权威认证机构的认证，成为国内同级电台中首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广播电台。“ISO9001—2000标准”遵循的质量管理原则的第一条就是“以顾客为中心”。引入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后，北京台的变化主要是：1.由于贯彻标准，切实使全员充分意识到了，受众的需求就是广播媒体的生命线，北京电台的一切活动都尽量贴近受众，受众真正成为北京电台的主导。2.由于关注受众，使以北京电台为代表的广播业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地扩大，广播的势态已从弱势跻身强势。3.由于受众的青睐，广告商向广播投放的比重剧增，北京交通台从2002年起、北京电台从2004年起，广告创收均创国内广播行业的历史最高水平，分别在省级以上广播电台和广播单频道收入中独占鳌头至今。4.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管理效率提升，人治的痕迹越来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日臻完善的规章制度，北京电台已经步入了靠“规矩”管理的时代。
从以上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质量管理，北京电台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产业链：满足受众需要，扩大影响力———吸引广告商的投入———实现自身的经济增长。同时，他们还制定了“导向正确，宣传有效；保障及时，服务到位；顾客满意，持续改进”的质量方针，在追求效益的同时，注重了媒体“喉舌功能”的落实。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能处理好受众、广告商和媒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体常常会忽视“规矩”，向广告商倾斜，为广告商服务，损害受众的利益。下面这条消息正是一个例证。2011年2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2011年法治蓝皮书。蓝皮书对全国34个卫星频道播放的电视广告进行观测发现，电视台违反规定，频繁、超时插播商业广告，不播或少播公益广告，超量播放酒类广告，假借新闻报道形式播放广告等现象严重，迫切需要完善相关立法，弥补监管空白。……
蓝皮书指出电视台“任意、频繁、超时插播商业广告，系绑架观众的做法，严重侵犯了观众的收视权”。电视台为追求商业利润播放海量商业广告，挤占公益广告时间的做法与公立电视台的定位相悖；假借新闻报道等形式之名行商业广告之实对观众具有欺骗性，使观众的辨别能力降低或丧失。蓝皮书认为，电视广告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广播电视管理部门与电视台是利益共同体，监管往往流于形式。蓝皮书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当受众利益与广告商利益发生冲突，进而与电视台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媒体往往是与广告商联手，不再顾及受众的需要。
而为了使受众、广告商、媒体三方在利益博弈中都“满意”，不少媒体想出了最节省制作成本、最具“吸引力”的方法，即用性、血腥或造假等来抓人“眼球”，提高收听率/收视率，低俗之风应运而生，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整体滑坡。对此我们可以从2007年广电总局的一系列举动中略见一斑。
5月，在广电总局主办的“全国电视台台长论坛”上以“把握导向，抵制低俗”为总议题，发表了《北京宣言》，强调中国电视媒体应“坚守电视媒体的品格、品位，自觉抵制低俗之风”。
7月，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就北京电视台“纸馅假包子”事件发出通报，要求各新闻单位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新闻事实真实准确。
8月15日，重庆电视台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因“评委言行举止失态”、“内容格调低下”被广电总局叫停，并予以全国通报批评。8月23日，广东电视台女性整形真人秀节目《美丽新约》因“画面血腥、恐怖、暴露，格调低下”被叫停，同时广电总局下发通知，禁止播出变性节目，包括涉及变性的新闻、专题、访谈等各类节目。
9月5日，广电总局通报批评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和成都人民广播电台严重违规，制作播出肆意渲染性生活、性经验、性体会、性器官和吹嘘性药功能等淫秽不堪的节目。严格禁止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策划、制作、播出涉及性生活、性经验、性体会、性器官和性药功能的低俗、下流节目和栏目。9月13日，湖北、湖南、广东、贵州、海南五家电台的11套广播，因顶风违规播出“涉性”节目，被广电总局责令停播。9月19日，宁夏、江西、山西三家电台的4套广播节目在广电总局已两次责令停播一些电台的低俗下流节目之后，仍然继续播出低俗下流涉性节目，被广电总局责令停播。9月25日，由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充满性暗示、性挑逗的广告，成为一大公害，广电总局再次严令禁播八类涉性药品、医疗、保健品广告及有关医疗资讯、电视购物节目。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媒体的低俗化已成风气。其实，媒体对什么是低俗心知肚明，只是在利益的诱惑下，在“满足需求”的理论支持下，乐得“顺其自然”。然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长此以往必将使媒体公信力和影响力丧失，最终受损害的是媒体自己。三、作为“社会遗产传承者”的广播电视———广播电视的文化语境
无论是否意识得到，我们每天在传播信息、提供娱乐的同时也就是在传播着文化或进行着文化的传播。文化在传播中得以延续、发展，传播又必然受到所在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因此有“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之说。
关于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不计其数，广义的文化包含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方面。就精神角度说文化，比较经典的当推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社会》中所说的“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而这一切由口口相传———文字传播———电子传播，实现了文化传播的飞跃。印刷术的出现，使文化传播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走出了它生长的环境得以普及，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但是由于文字需要习得，因此它的普及更多的是在知识分子层面，因此形成了精英文化。电子技术的发展迎来了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电子传播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文化被大量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其独特的载体———视听符号几乎可以让文化的传播不受任何阻碍，文盲也可以轻松获得，这使得文化传播成为大众文化传播。当然，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它被理解为是“由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塑造并加以支撑的文化生产形式和文化传播形式，并因此能够成为被大众广为使用和利用的文化消费形式，是基于文化成为大众普遍消费品而赖以确立起来的文化形态”。媒体文化、影视文化、娱乐文化都被认为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消费”特征并由此带来的问题引发了东西方学者的“热议”。
其实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当代文化都离不开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文化不是一天建构起来的，它植根于国家、民族、地域等独特的环境之中，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比如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追求科学、理性、自由、平等；东方人崇尚集体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道德，讲求仁和礼，讲求人与人和谐以及“天人合一”，讲求独善其身的自律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每一个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个体都必然会打上那个环境中所特有的文化烙印和价值观念。但是文化不是死的，从历时角度看，文化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从共时角度看，文化是一个交互融合的过程，这使得文化既有其自身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亦有其时代的独特性，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有深度关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东西方文化之间、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文化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成为当下中国文化现实的特色之一。这其中，广播电视在文化传播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广播电视的普及，人们每日生活在媒介的包围中，媒介几乎代替了家庭、村落、地域对人的文化影响，广播电视成为人们了解世界、了解自身民族文化最便捷、最直观的渠道，显示了强大的文化渗透力。现代文化传播打破了原有的封闭，延伸了人的视野，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能够在同一“村落”共存，使身处各个阶层的人们能够共同分享到各种各样的文化。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有益的，当我们倡导先进文化时便意味着有不先进的文化，有腐朽文化，有低俗文化。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应该提倡和反对怎样的价值观。
这里便对媒体提出了一个要求，面对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应有所选择，有所引导，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也许对我们会有所启示。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要求每一种文化都要对自己的文化有所自觉，要‘自美其美’，同时也要‘美人之美’，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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