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玛格丽特·科恩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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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海洋试读：
序言
海洋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正式吹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六百年前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的国家形象，主导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21世纪的今天被称为海洋的世纪，世界各国的目光再次聚焦海洋，就海洋资源、环境、生态、经济、权益和安全等国际海洋事务问题展开了多边对话。在这个博弈愈演愈烈的国际海洋舞台上，面临新的历史起点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如何才能找到一条通往海洋强国、实现民族复兴、成就中国梦想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不仅具有历史战略意义，也更具紧迫的现实意义。
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战略新构想，并依托上海城市发展在“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地理意义和经济文化意义，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推出“海洋经济文献译丛”和“海洋文化译丛”两个系列，翻译出版英、日、韩等多语种海洋社会科学领域经典学术著作，以期为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文化研究以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外国经验和智力服务，为我国的海洋事业发展搭建起一条学术界的“丝绸之路”。第一系列“海洋经济文献译丛”荣获了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内容涉及海洋经济制度、海洋经济资源及其配置、海洋区域经济、海洋产业经济、海洋产品市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海洋经济效益评价和国际海洋经济关系等众多领域。作为丛书第二系列的“海洋文化译丛”，再次荣获2017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本系列精选英、日、韩三语种共计7部具有代表性的海洋文化著作，内容涉及海洋文明传播、海洋文学、国际海洋政治、海洋人类学、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等重要研究领域。《大海——一部文化史》作者约翰·迈克（John Mack），英国东英格兰大学世界艺术研究教授，在世界文化艺术研究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该书从世界各地不同海区的特点着手，分析不同海洋文化概念形成的过程。《小说与海洋》作者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 Cohen），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席教授。该书荣获2012年国际叙事学界最高奖。从历史上的沉船事件到现代文化想象中的海洋魅力，作者在大量作品的文本分析基础上，大胆勾勒出一个崭新的海洋文学史，可以改变读者对多以大陆为背景的传统小说的认知。《海洋亚洲概论——如何思考亚洲》作者白石隆（Siraisi Takasi），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该书突破视亚洲为稳定结构的通论，将之视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成、发展、成熟乃至崩溃的地域共同体，力图在长期而宏观的历史时空下，描述“海洋亚洲”这一新兴地域共同体的生成、发展以及演变情况，从而讨论东南亚地区秩序和海洋亚洲的未来。《变迁中的沿海城镇：景观变化的地方认知》作者雷蒙德·格林（Raymond James Green），墨尔本大学建筑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副教授。该书通过调查沿海城镇社区居民的反应，分析过度开发对城镇景观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解地方民众相关认知对地方景观建设和保护的重要意义。《与海共生：海人的民族学》作者秋道智弥（Akimichi Tomoya），日本知名的人类学家和海洋民族学家。该书从与海共生的人们的视点出发，重新审视海洋与人类的关系，是一本集海洋民族学之大成的著作。《岛屿·海洋民俗和文化产品》作者李允先（），韩国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所教授。该书全面阐述岛屿海洋民俗及其变化，包括信仰民俗的传统及文化适用、捕捞民俗的传统及文化的变化、民俗艺术的传统及时代指向性、数字信息化时代下如何将民俗艺术转化成文化产品。《海洋科学技术的现在与未来》的作者是韩国海洋科学技术院的金雄西（）、姜聲炫（）等。该书把握了最新海洋科学技术的现状，从宏观角度考察并展望海洋科技的未来、海洋资源开发及利用、海洋环境保护与灾害防治、海洋探测技术等相内容。
本套丛书是上海海洋大学、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从事海洋文化研究的学者和翻译者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丛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的海洋经济发展、农渔文化、涉海民俗风情、海洋旅游文化、海洋文学艺术、海外交流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面向海外、放眼世界，构建一条学术界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借鉴学习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的先进理论和多元化研究方法，是我们编译这套海洋系列译丛的初衷。探索搭建海洋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国际交流平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则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历史使命。2017年12月6日
插图
引言图I.1 亨利·唐克，《海图集或世界水域图，描绘了地球已知地区的全部沿海地带》（阿姆斯特丹：亨利·唐克，1660）
图1.1 节选自《詹姆斯·库克船长“努力号”航海日志》
图1.2 “詹姆斯·库克”，纳撒尼尔·但斯画（1775—1776，帆布油画）
图1.3 “詹姆斯·库克船长”，威廉·霍奇画（1775—1776，帆布油画）
图1.4 “威廉·丹皮尔船长：海盗及水文专家”，托马斯·默雷画（1697—1698，帆布油画）
图1.5 “恩迪沃尔海峡，库克海图”，来自约翰·霍克斯沃斯著《奉敕探索南半球航行记，探险者：拜伦海军准将、瓦里斯舰长、卡特里特舰长和库克舰长，探险船：海豚号、飞燕号和努力号》（伦敦：W·斯特拉翰和T·卡德尔，1773）
图1.6 标题页来自卢卡斯·华赫纳的《航海者之镜》，安东尼·阿什利译（伦敦：约翰·查尔伍德，1588）
图1.7 “测深表”，纳撒尼尔·柯尔森《航海者新历》（伦敦：理查德·蒙特，1693，154—155页）
图1.8 “阿波罗12号”的任务图章
图2.1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第一版的卷首插图，约翰·克拉克、约翰·派恩刻（伦敦：W·泰勒，1719）
图2.2 《鲁滨逊对人生和冒险的严肃回顾》的卷首插图（伦敦：W·泰勒，1720）
图2.3 笛福《鲁滨逊的更远历险》半球图，赫尔曼·摩尔绘制（伦敦：W·泰勒，1719）
图2.4 “海盗黑胡子”，《海盗简史》插图（伦敦：T·伍德沃德，1726）
图2.5 “安妮·邦尼和玛丽·瑞德”，《海盗简史》插图（伦敦：T·伍德沃德，1726）
插曲图1 小威廉·梵·德·维尔德，《迎风向前的荷兰小船》（1672，帆布油画）
插曲图2 科尼利厄斯·梵·德·维尔德，《暴风雨中驶向岩石海岸的船只》（1703？，帆布油画）
插曲图3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海边的僧侣》（1809，帆布油画）
插曲图4 威廉·霍奇，《黄昏中的海湾》，新西兰（1773，水彩画）
插曲图5 这一页来自威廉·福尔克纳《船难》（费城：托马斯·多布森，1788）
插曲图6 小威廉·梵·德·维尔德，《暴风雨中的海上船只》（1671—1672，帆布油画）
插曲图7 透纳，《船难》（1805，帆布油画）
插曲图8 透纳，《暴风雪——离港的蒸汽船还在浅海，被暴风雪席卷进大海之中。在“爱丽儿号”离开哈里奇的那晚，作者亲身经历了这场暴风雪》（1842，帆布油画）
插曲图9 “法拉第的磁铁实验”
图4.1 弗朗西斯·塞拉芬·德尔佩什《法奥堡圣日耳曼街区》（1828，彩色平板画）
图4.2 泰奥多尔·席里柯，《梅杜萨之筏》（1819，帆布油画）
图5.1 雨果，《章鱼》（1866，钢笔、毛笔、棕色墨汁、乳色纸）
图5.2 第二张地图，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巴黎：赫策尔，186－？）中的插图，由阿方斯·迪·内维尔和爱德华·里武创作
图5.3 “亚伯拉罕·林肯号护卫舰”，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巴黎：赫策尔，186－？）中的插图，由阿方斯·迪·内维尔和爱德华·里武创作
图5.4 “尼摩船长在测量太阳的角度”，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巴黎：赫策尔，186－？）中的插图，由阿方斯·迪·内维尔和爱德华·里武创作
图5.5 “我正准备出发”，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巴黎：赫策尔，186－？）中的插图，由阿方斯·迪·内维尔和爱德华·里武创作
致谢
本人熬过无数难以入睡的夜晚和痛苦难挨的白天，经历了酷暑严寒，走过了漫长艰险的旅程并探寻了诸多著名的图书馆，方完成此平凡粗糙之作。——理查德·哈克里特《英国航海、旅行和地理发现全书》之序言
理查德·哈克里特的《英国航海、旅行和地理发现全书》问世于1598年，他将自己的图书馆之行比作笔下探险家们的开拓之旅。尽管在我们这个有喷气式飞机和互联网的时代，查阅研究资料要容易得多，但写成一部学术著作仍为一件极其艰巨的事情。本书缘起于十年前笔者参加的纽约大学1999—2000年度国际高级学术中心由托马斯·本德主持的为期一年的研究课题。那年的话题围绕着索耶研讨会的一系列关于“城市、现代主义和民族文化问题”的讲座进行。会后笔者豁然开朗，从此打破了文学文化研究的民族藩篱。在纽约大学期间，我和同事们以及与会的学生们多次探讨了这些问题，他们分别是我的同事卡罗琳·德弗、南希·鲁登伯格和研究小说与海洋现代性的学生布雷特耶·哈腾道夫－沃拉什和马里亚诺·斯更德。我还要感谢艾米丽·阿普特，在交流中，她展示了跨民族文学文化研究的深刻见解和广阔的专业视野，令我至今难忘。
当我开始研究小说和海洋文学之后，我的视角聚焦到2000年以来的一系列会议上来。这些会议包括2001年5月托马斯·本德和阿勒芙·辛纳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组织的有关世界城市的会议，2001年10月在伦敦召开的“城市与海洋”大会，2001年在威斯康星的麦迪逊和2003年在亚利桑那的图森举办的19世纪法国研究研讨会，2002年在伦敦格林威治的约瑟夫·康拉德学会大会，2002年9月在伦敦提莫西·阿文和奈杰尔·哈尼斯主办的首届19世纪法语文学研究学会大会和2002年10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由乔纳森·兰姆主持的海洋文学史大会。
2002年至2003年，在国家人文学术基金会的资助下，我得以在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工作，并参加了该馆的亚历山大·欧·维耶特项目，从事早期航海史研究。其时恰逢馆长诺曼·费尔林和约翰·哈廷道夫正在共同完成一部关于大航海时代印刷文化流派的著作，并致力于筹办相关展览。我趁此机会，从同事那里汲取了许多关于早期现代环球世界的知识。同时，还要特别感谢萨尼尔·阿格纳尼，他为本研究提供了关于实践理性的独到见解。
2004年至2005年，我在斯坦福人文中心任研究员期间开始了本项研究。在此，我要感谢时任人文系主任的基思·贝克对我提供的大力支持。人文中心的主管约翰·本德也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2004年至2007年，我担任斯坦福小说研究中心主任期间，有幸与中心的嘉宾和读者们一起探讨了本课题的规划和立项。我们举办了以“航海的现代性”与“历险”为主题的会议，还与乔纳森·兰姆、帕斯卡·卡萨诺瓦及乔迪·格林围绕相关作品进行了交谈。感谢斯坦福大学在我任职期间给了我一年的假期，让我得以从2007年至2008年完成写作，特别感谢学校文理学院的领导以及比较文学协会的主席拉塞尔·贝尔曼，正是他们的帮助，我才能顺利地开始并完成本书的写作。同时，还要感谢罗兰·格林和斯坦福语言文学文化学院研究团队对本书的资助。
在整个研究和写作进程中，各个领域的专家（比如阐释康拉德）为我提供了很多指导性和启发性的意见。我对弗兰科·莫列蒂的感激难以言表，他阐释了文类和地理方面的关键词，他的指引如北极星般坚定可靠，为我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莎伦·马库斯知识广博深厚，和她交谈总令人耳目一新，她自始至终为我的书稿提出反馈意见，极大地帮助了本课题的成型。安妮·伊格内则在交流中指引我思考现代性的美学发展，并耐心解答读者问题，为制定本项研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我要感谢凡内莎·施瓦茨，她热爱探险，是研究凡尔纳的行家。在2002年和2006年，我们两次访问了南加州大学，在加利福尼亚海边就跨民族现代性、探险和流动性研究，进行了深入交谈。聚少离多的“写作与冲浪”协会向我提供了早期现代性和后殖民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也要向他们致谢。保罗·扬格与我探讨了有关崇高性的主题，启发了我的思考，在此也致以谢意。
我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合作愉快。汉娜·温纳斯基女士是本书的编辑，承蒙她细致认真地校阅稿件，拙作方得以顺利通过审核并出版。我要感谢出版社许许多多无名读者提出的深刻而详尽的建议。其中一位热心读者叫詹妮弗·利斯，她极具洞察力，在我写作遇到瓶颈时，就稿件提出了相关问题。我还要感谢文字编辑詹妮弗·哈里斯，她思路清晰，充满热情，投入大量时间审核作品。尼古拉·斯里弗卡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引导我关注相关语境，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建议，令我受益匪浅。
我的家人和朋友都知道本书的写作漫长而艰巨。丹尼尔·克罗兹一开始就对本课题鼎力支持，大加鼓励，并将之介绍给帕特里克·奥布莱恩。莱斯利·卡米在工作之余大力推广本书。芭芭拉·弗里德与我同甘共苦。鲁本·瑞兹介绍我认识了加州海岸大学的校友们。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伯纳德·科恩和希比·科恩，他们为我树立了劳动光荣的终生理念。我要把本书献给我的外祖母玛丽·弗里曼，感谢她对我满怀信心。她去年去世了，我们俩曾梦想一起写一本拉菲特的传奇冒险小说，尽管此书非彼书，我还是很遗憾她没有看到本书出版。最后感谢我的孩子们：塞缪尔·克罗兹和马克斯韦尔·克罗兹，感谢他们每天带给我的欢乐、冒险、发现和奇迹。
文本说明
本书第四章原名《游记文类》，刊登在《新文学史》名为“文类理论第二辑”的特刊上（第34卷，2003年第3期，488—499页）。我在第五章重新阐述了康拉德的海洋现代主义，此部分源自旧文《文献叙事学》（刊于《表象》第108卷，2009年第3期，51—75页）。本书的方法论问题见《海洋与陆地的文学研究》一文（PMLA，第125卷，第3期，2010年5月）。
如非特别说明，本书译文均为作者翻译。玛格丽特·科恩于斯坦福，2010年1月引言航海的奥德修斯
海洋是工业的天然要素，激发工业向外发展。追求利润总有风险，工业虽然逐利却又不限于逐利，它既不根植于土地，也不囿于城市，并非追求享乐，而是甘于变化、冒险甚至毁灭。(1)——黑格尔《权利哲学》
在西方叙事文学的黎明时分，荷马的奥德修斯扬帆出海了。在他的航程中，这位勇敢的英雄探索过无数未知的水域和海岸，比如斯库拉巨岩和卡律布狄斯漩涡，以及塞壬的岛屿；他顺着通往地狱的冥河，到达赫拉克利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直抵古代平面世界的边缘。奥德修斯一次次从险境逃生，展示出高超的实践智慧。他善于审时度势，不管面对人类、妖怪还是各路神仙，他都能揣摩到对方心理。他熟知地理环境，通晓技术知识，是西方航海记录中“首位确知的能用(2)星辰导航的水手”。
奥德修斯的后继者们频繁出现在现代的各国小说中，这些作品发端于18世纪，至今余音犹在，经久不衰。其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91），该书讲述了一名足智多谋的水手在遥远的荒岛上独自生活了28年的故事。另外，笛福的《辛格尔顿船长》和阿兰·勒内·勒萨日的《罗伯特·谢瓦利埃历险记》中的海盗主角们也和奥德修斯一脉相承。类似的文学人物还有白手起家的罗伯特·雷德船长和四处游荡于不列颠海上帝国的浪客兰登。前者是法国小说家普雷沃神父在《雷德船长历险记》（1744）中塑造的一位英国英雄；后者是司各特·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兰登传》的主角。美国作家詹姆斯·费尼莫·库柏《领航者》（1824）中老练的领航员约翰·保罗·琼斯、《红色海盗》（1827）中勇猛的海盗、赫尔曼·梅尔维尔小说中“皮廓德号”渔船上灵巧矫健的渔夫，以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约瑟夫·康拉德小说中吃苦耐劳的船长和水手们，无一不是奉奥德修斯为鼻祖。奥德修斯的影响还见诸通俗小说中的动作英雄，比如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欧仁·苏、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儒勒·凡尔纳、C·S·福斯特和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等人的作品。
如果说奥德修斯是在神话世界中运用自己的实践智慧，那么他的(3)后继者们就是在“被上帝抛弃”的人世间，凭借自己的实践技能，一次次地死里逃生。这个说法来自于乔治·卢卡契关于现代小说之文化重要性的论断。他的《小说理论》（1920）一书，开创了小说研究的基本术语，沿用至今。卢卡契认为，古典史诗中所描绘的英雄是古时社会环境和宇宙万物的一部分，而现代小说则表达一种现代意识上的“超验的无家可归状态”。这种现代意识根植于祛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主角们与自然、社群相隔离，他们启程远航是为了探寻内在、(4)心理和“本质”。在卢卡契看来，奥德修斯形象仍处于史诗传统之中。而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则把奥德修斯视为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先锋，饱受现代人的乡愁之苦。他们判定奥德修斯就是现代早期的个体形象，航行的终极目的是“在自我意识中完成自我实现”。他们将奥德修斯视为现代小说的原型，因为他从物质世界和自然界中抽离出来，是“经济人，视理性为万物本原：因此奥德修斯已(5)经是一个鲁滨逊式的人物”。
奥德修斯以海为生，历经风暴、船难等险境，他的能动性既不深奥也不抽象，他的现代后继者们，从鲁滨逊到约翰·保罗·琼斯、杰克·奥布雷等，莫不如此。海洋小说通过极力展现海上冒险的实践技能，来探寻现代意识的某个组成部分，这个部分与超验的无家可归和抽离状态一起构成了现代意识。它是一种能力：是具有鲜明现代形式特征的实践理性，哲学上用来指识别人类卓越实践艺术的智慧。实践理性是一种涉身智慧，体现在人性的各个方面。运用实践理性，可以通过理智的思考，也可以依靠各种感官、直觉、情感甚至身体。实践理性的应用领域是各种变化多端的具体情景，通常含有许多难以驾驭的因素，人能够安然涉过险境，却无法控制这些无常的力量。实践理性是运用于某种具体情景的能力，一直以来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医生、父母、教师、政客、交际花和军人，当然也包括和大海搏斗的水手，这些行业需要不同的专业技能，相互之间既有延续性也有差异性。在卢卡契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来，祛魅的世界弥漫着不至绝望的悲情氛围，而在海洋冒险小说中，祛魅虽然痛苦，却孕育着机遇。海洋小说的英雄们，脱离了神的权威和帮助，凭借自己的技能和人的力量，穿梭在未知、混乱却又不失美丽的茫茫尘世的边缘。
海洋冒险小说中的主角们与各种危险斗争：致命的风暴、堡礁、静风、坏血病、船只失事、荒无人烟的海岸、鲨鱼、巨鲸、哗变、海战、土人、食人族、海盗——总之，他们经历了种种冒险，而很多小说在标题中使用“冒险”这个词，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要理解海洋小说对实践理性的彰显，必须认真看待冒险小说的体裁。在《小说理论》以及后来的其他重要论述中，卢卡契所说的“小说”实际上指的是风俗小说（教育小说、历史小说和家庭小说等），冒险小说被贬低为通俗作品。也有人对此持不同观点，最著名的就是巴赫金关于冒(6)险文学的理论。他在《对话的想象》一书中论述，冒险小说将主人公置于危险中来考察并确立他们的身份，这种身份认同表达了某种文化的基础价值观。冒险小说一直弘扬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就是形式多样的实践理性，包括奥德修斯的“智谋”，中世纪骑士传奇中的“尚武(7)精神”和现代早期流浪汉小说中的“狡黠”。鲁滨逊及其同类们在种种磨难中表现出的世俗机智，也是冒险类文学极力证明的另一种价值观。
纵观海洋冒险小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小说家虚构的主人公和他们的英雄主义来自于西方现代历史上的航海家们。四百多年来，从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航行到20世纪初穿越北极的竞赛，航海者的身上洋溢着一种真实的坚毅勇敢。这一时期有两段既不相同又有关联的历史：风帆航海时代和全球探险时代。航海者的魅力来自于海洋的重要性，海洋是现代时期最具活力、最富有生产力的新边疆之一。早在《鲁滨逊漂流记》诞生前一个世纪，哲学家培根就将航海指南针与火药、印刷术并列，认为这三种技术改变了“世界的样貌和状态”，比任何(8)“帝国……宗教……[或]星辰”都更具影响力。海上交通网络促进了全球资本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从这点来看，培根的论述并不夸张。来往的船只传递信息，运送人员和物资，直到电报发明之前，航运一直是全球最高效的通信手段。海洋也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海上运输的财物数量巨大，充满风险，因此政府和企业对航路的探索、船舶和航海技术等研究，投入了大量资源。
全球海上运输，虽然有利可图，但也十分艰险。海洋是野性的空间，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木制的海船工艺复杂，技术有缺陷，航(9)行时不得不“屈从于天气和海面状况”。在风帆航海时代，导航技术也同样复杂且有缺陷。例如，在1759年之前，还没有在海上准确计算经度的仪器，导致水手们从来不清楚他们横穿到大洋的哪个位置了，也导致人们无法精确地绘制出世界地图。海上航行的另一个危险是坏血病，在大航海时代的头三百年间，人类对这种病知之甚少；另外，在遥远的海上，远离法治，强大即为正义，人们信奉“海上自由”是唯一的自由，不考虑道德，也不关心航行的目的。
在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有的水手能在“诡谲、危险和毁灭性的”海上，找出安全的航线，享有偶像般的地位，被黑格尔称为“高超”或“熟练的航海者”。他们技艺精湛，不仅能轻车熟路地驾驭普通航行，也参与开拓探索未知新航路的事业，享誉国际。超级航海者的出现，催生了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叙事，乔纳森·兰姆称之为(10)“航海传奇”。传奇文学历史悠久，在文学史上，指前现代时期的冒险题材作品。传奇文学的场景是魔幻的世界，主角总是与超自然的力量为敌，来检验自己的实践理性。海上传奇与之不同，是现实中人(11)们干活工作的故事，是人类实践的传奇。《小说与海洋》开头部分，旨在重建风帆时代航海者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吸引了小说家，也构成了小说人物的神秘性。航海技能曾经被当作常识，现在却被大部分人遗忘了，毕竟“木制的世界”已消亡了一百多年。约瑟夫·康拉德既是一位高超的水手，也是一名伟大的小说家，我在研究中遵循他的做法，将航海技能称为“技艺”。在“航海技艺”一章中，我使用了整个风帆航海时期的纪实文本资料，来重构航海者的技能。这些资料，详细记载了水手的实践活动，在航海领域意义重大。同时，也有助于理解从笛福开始的小说家们是如何将技艺从当代历史和文化神话学中转化到小说中的。
环球航海的发展得益于印刷术，后者是前者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海上航行距离遥远，很多重要情况只有亲历者才能知道，也只能通过文字记载才能得以传播。最早的航海文献通常是基于口头报告的手抄本。历史上航海与印刷的关联可以追溯到1523年，这一年出版了最早记录麦哲伦环球航行（1519—1522）的《马鲁古群岛》一书。到17世纪，航海文献种类增多：有的记录了欧洲沿海各国水手们的著名航行；有的是船只失事的报告，比如16世纪中期，一本匿名的葡萄牙语写的《圣约翰号失事记》；其他还包括船员手册、导航指南和航海图。18世纪时，夸张耸动的海盗传记风行欧洲，最早的作品是1678年在荷兰出版的《美洲海盗》，作者是亚历山大·艾克斯默林，(12)一位胡格诺教徒。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出现了描述航行工作之外其他经历的资料：有为哗变辩护的说辞，比如安森领导的环球航行中的“威杰号”事件（1741）；有黑人船员，比如奥罗达·伊奎阿诺描述的三角贸易的恐怖和争取自由的斗争；还有的作品回顾了普通水手的艰辛生活，其中一部经典是理查德·亨利·达纳的《航海两年》（1840），这部书根据他从哈佛毕业后在海上体验生活的两年经历写成。
出海航行既有利可图又充满艰辛，形式多样的海洋文献描述了这(13)个行业的成就和技术。最初的读者大多是专业人士，包括水手、政客、政府官员、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以及商人等。关于航海的书籍很快在业余航海爱好者中风靡起来。一些读者关注航海的新闻，不断更新他们已有的信息。而另一些人则津津有味地阅读历史上的探索者、孤岛幸存者和海盗们的故事来娱乐消遣。航海爱好者们偏爱纪实作品，其他饶有兴趣的读者则乐于收藏航海图集和航海条约。其中有的书籍装帧华丽，更适合奢华的书房而不是舰船的甲板（插图(14)I.1）。
我们习惯于将实用文学和娱乐文学截然分开。但航海书籍既为专业人士提供实用知识，又为普通读者提供娱乐。两者的重合给充满海洋英雄主义的文化浪漫传奇注入了技术性和实用性的特质。
在笛福的时代，英国的航海文学蓬勃发展，像理查德·蒙特之类的书商出版的实用航海书籍达到好几十种。当时远洋航行的纪实文学(15)书籍甚至比宗教书籍还要受欢迎。在第二章“航海异事与小说”中，我探讨了笛福如何在《鲁滨逊漂流记》中创立了一种冒险文学的新诗学，令冒险小说能与当时流行的纪实航海书籍相媲美。笛福创新之处的关键在于，他将广受欢迎的纪实性航海作品中特有的插曲，挪用到小说创作中。插曲即是“异常事件”，原本是书面航海日志中的说法。引言图I.1唐克《海图集》第一版的华丽封面。这本书更适合有钱人的书房而不是正在作业的船只。封面展示的水域和陆地像一个剧场，表现出对近现代航海力量的崇拜。亨利·唐克，《海图集或世界水域图，描绘了地球已知地区的全部沿海地带》（阿姆斯特丹：亨利·唐克，1660）。布朗大学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提供。
科学史专家指出，“异常”这个词在现代早期的用法，反映了神学世界观向世俗世界观的转化，用来指那些超出已有认知却又不属于宗教神迹的现象。然而，“异常”在航海日志中，另有技术含义。航海日志作为一种书面记述，是航行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航海日志中的“异事”通常指航海者事后记录下来的航行中一切不同寻常的事情，或某些极端危险的情况和解决危机的办法。水手们绘声绘色的讲述被写成文字出版成书后，有专业人士也有普通读者阅读，那些危险的插曲陡然变得重要起来。读到如何应对突发危险的文字，会令那些有可能去到同一水域的航海者倍感受益。“异事”是航海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最受娱乐型的读者青睐。库克船长把他的航海经历写给后代，副标题就取名为“‘努力号’航行异事”。
笛福笔下鲁滨逊的惊人冒险故事，虽以航海文学中的各种异事为蓝本，但他在形式上却做出了重大改变。笛福批评海员的叙事组织散漫，只是轻描淡写地列举出遭遇的危险。他自己在写作时，则极力描写出现问题后寻求解决之道的行为，包括种种失误和有效的应急之计。航海者们通常按照航行中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陈述，笛福却致力于使作品结构更为紧凑：他将种种危险和补救之法置于因果关系的框架中；难题出现后，马上给出解决方法，并顺势引出由此造成的其他新问题。最后笛福将各种问题和解决之道，合成一个行为或想法——造木筏，猎山羊，怎样对付食人族，等等。
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像一条润滑流畅的叙事链条。笛福凭借这个创意，设计了一种情节机制，读者能从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当小说中的鲁滨逊竭力发挥内在的技能艰难求生时，读者们则在现实中利用作品和生活中的信息，饶有兴味地享受有惊无险的智力游戏。信息能够激发读者的创造性，是海洋冒险小说的一个重要因素。阅读是一种创造性活动，阅读海洋小说要求人们合乎实际地发挥想象力，读者在书中读到的应急之计不能违反自然规律，必须是能付诸实践、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行为的合理性不同于模仿的合理性，模仿是否合理有效，在于作品描摹的事件和人物，是否能逼真地反映当时的社(16)会历史情况。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笛福的冒险诗学向外传播，成为一种深受欢迎、可塑性强的“旅行文体”。《小说与海洋》接着论述了海洋小说的传播，主要聚焦于英国和法国的传统，同时也增加了美国的内容，因为19世纪的美国作家们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深远。海洋冒险小说诗学发源于上述三国并蓬勃发展，到19世纪晚(17)期，开始逐渐渗透到其他国家的传统中。海洋小说最早出现在这三个国家，在欧美文学圈子中，深受读者喜爱。
笛福范式向外传播的第一站是18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兴起的“海洋流浪汉小说”作品。这些小说的作者有笛福、威廉·鲁弗斯·切特伍德、阿兰·勒内·勒萨日、普雷沃神父和托比亚斯·斯摩莱特。我在第二章末讲到，海洋流浪汉小说描绘了那些饱经沧桑、全世界到处游荡的主人公以及他们的冒险故事。通过各式各样的冒险故事，作者们审视了技艺的轮廓和灵活性。尽管主角的社会背景五花八门，技艺都是主人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不论贵族还是平民，男性还是女性，轮机手还是水手，这种技艺更带有集体性质而不是个人特色——同时正是有技艺傍身，角色们也滋生了各种动机，有的专事抢掠逐利，有的致力于人道主义改革。
随着海洋小说的发展，它与当代的海洋开发产生了复杂甚至惊人的关联。在探索太平洋的时期，海洋流浪汉小说寂寂无闻，而同时期的海洋纪实作品却风靡各国，如描述安森、布甘维尔、库克和拉彼鲁兹等人开辟新航线的作品。难道在那时的海洋书籍市场，纪实类作品已经饱和而小说则无人问津？我在第三章“海洋冒险小说，1748—1824？”中推测了在全球航行如火如荼的时代，为何缺乏海洋冒险小说的原因。
航海史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文类的革新。我在第四章“19世纪的海洋文学：爱国者、海盗和超人”中做了进一步解释。詹姆斯·费尼莫·库柏在1824年写《领航者》时，开创了一种新的海洋虚构作品，时人称之为“海洋小说”。库柏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和沃尔特·司各特相抗衡，他试图创立一种新的历史小说，来更好地迎合后殖民时代的美利坚民族。库柏用海洋冒险文学作为框架，不仅因为他本人有过航海经验，也由于受当时美国“海洋国家主义”的影响。库柏大力颂扬美国的海上优势，因为当时美国野心勃勃，意欲取代英国建立全球海洋帝国。同时，库柏的海洋小说继承了描写航海技艺的传统。在他笔下的航海技能，成为一种突破了传统伦理和国家民族界限的精神气质（见《领航者》中的优秀水手约翰·保罗·琼斯，他是苏格兰人，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但是，如库柏在书末所写，历史上这个人物最后却成了俄国专制统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海军上将）。为了兼顾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双重要求，库柏将海洋小说置于美国自认“万国之国”的天命情结中，这一称谓来自托马斯·本德，意蕴深远，发人深省。
航海史对小说发展的独特影响还在持续。库柏的海洋小说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催生了我称之为“旅行文体”的文学体裁，这种文体反过来影响到大西洋彼岸，为欧洲作家们所采用。库柏独创的诗学，是第一个产生于西欧之外，又反作用于欧洲文学领域实践的新类型小说——要知道，欧洲是现代小说形成的发源地。法国作家欧仁·苏将库柏的海洋小说引入法国，欲借此重振法国海军军威，希望步履蹒跚的法国海军能走出拿破仑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阴影。当然，要海洋小说完成重建海军的使命，实在勉为其难，但是欧仁·苏的计划还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法国小说从中受益匪浅。虽然欧仁·苏没能为法国引进技术高超的海上人才，却将技艺的概念引入了法国文艺圈，塑造了一系列不受法律约束的超人形象，如巴尔扎克的伏脱冷、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即水手爱德蒙·邓蒂斯。
到19世纪后期，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航海活动的常规化对海洋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常规化的进程持续了好几个世纪：首先得益于约翰·哈里森在1795年完善了航海用的经线仪，使人们能够在海上精确计算出经度，导航变得更为准确；然后，人类攻克了坏血病，逐渐完成了全球水域航海图的描绘；最后，19世纪中期，帆船被汽船取代，航海常规化的进程圆满完成。用康拉德的话说：“汽船是现代意义的船舶，它在航行中不再屈服于天气和海面状况。风帆航海受到沉重打击，仍然艰难地继续前行。这不仅是科学运动，更是一(18)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当航海变成一种常规活动后，航海技艺逐渐衰落，航海家的文化地位慢慢下降。航海技艺不再神秘，海洋小说也不再颂扬曾一直处于现代性动态前沿的航海事业。然而，海洋小说的诗学体系却一直运行良好。本书第五章也是最后一章“超越海洋的海洋小说”，探讨了19世纪末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们怎样将冒险传奇中的技艺转移到其他的历史或想象领域，比如投机活动和艺术创作。赫尔曼·梅尔维尔、维克多·雨果、约瑟夫·康拉德等作家，中断了海洋小说的诗学传统，创造了海洋现代主义，令无数作者和读者在充满迷雾、茫茫未知的语言和思想的海洋中接受艰难的挑战。儒勒·凡尔纳保留了海洋小说中“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将这种模式转移到当前科学技术都无法达到的领域；他创立了影响深远的科幻小说。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兴起了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把海洋小说中的模式延伸到信息情报领域。海洋小说向间谍小说转变的明显例子，可见康拉德的《间谍》（1907）和厄斯金·查尔德斯的《沙岸之谜》（1903）。
海洋冒险小说虽然转化成了其他形式，但直到现在，海洋小说仍然保持着活力。本书的结束语“杰克·奥布雷、杰克·斯帕罗和全病帮”，描绘了海洋小说的余韵。尽管技艺的精神渗透到了21世纪，然而却只剩下了怀旧的意味。海洋小说不再塑造现代新兴领域所需的实践技艺，而是呼唤一种多维度的内在的人类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存在于一个越来越抽象和专业化的世界，控制这个世界的是人们无法理解也无法驾驭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技术力量，人类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类似海洋的世界。在渴望回归技艺的怀旧之情笼罩下，开拓的奥德修斯变成了放逐的奥德修斯，渴望回家。
我在重构海洋冒险小说几百年发展历史时发现，在欧洲文化的海洋想象中，存在一个重大的文化转变。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过渡部分，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了这一转变，将其命名为“海洋的升华”。它发生在18世纪的视觉艺术、文学和美学理论领域。这一时期，描绘海洋的虚构作品逐渐抹去了船只和水手，因为启蒙时期的美学理论，将工具理性和劳动与非工具性的艺术严格区别开来。空荡荡的海洋接下来经受了浪漫主义的升华，达到海洋升华的顶峰。当时描写海洋的作品，脱离了历史上真实的航海者；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发挥想象力，任意为海洋重塑人物形象。那时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有柯勒律治的老水手和魔鬼靡菲斯特般的独眼水手希瑞弗特，后者是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以“漂泊的荷兰人”传说为主题创作的小说《幽灵船》（1838—1839）中的角色。在这些天马行空、令人眼花缭乱的19世纪海洋冒险小说中，甚至能找到优秀的女性水手的身影，例如穆雷·巴罗的《女海盗船长范妮·坎贝尔》中的同名女主人公。
小说研究者们知道，尽管海洋冒险小说与小说兴起的时代一致，海洋小说的作者（笛福、普雷沃和斯摩莱特等等）也是早期小说的作者，但海洋小说并不符合研究小说兴起的主流理论。海洋小说注重描绘行为，而不是心理；作品组织形式以插曲式的结构为主，作品合理性的标尺是行为，而不是摹仿（无法注解“摹仿”，我没有学术术语辞典。我认为是对现实的摹仿）。海洋小说中崇尚技艺的英雄主义取代了教育和爱的主题，重点描写了为生存而搏斗的男性群体，而其他小说展现的则是由感情、美德和品味所主导，并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私人社交群体。（鲁滨逊是个例外，笛福将全体船员的技能都集中在他身上，而他的另一部作品《辛格尔顿船长》则摈弃了这种写法。）海洋小说角色们的行为动机林林总总，求生存、权力、金钱、知识，或者仅仅为寻求新事物的刺激，这其中，美德无足轻重，即使出现在海洋小说中，顶多也是事后才想起来。海洋小说并不追求民权或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主要追求一种无关道德的行动自由，类似于司法概念中的“海洋自由”。无边无际的海洋和陆地取代了沙龙、城市街道和乡村酒店，海洋冒险小说将整个民族组成一个想象中的社群，总是关注着遥远的地平线。这些作品中存在一种力量，它不是走入城市和封闭的向心力，而是突破已知世界边缘，向外延伸的动力，比如，小说的情节总是在结尾时展望“新旅程中新奇事件”的“新故事”(19)。《小说与海洋》聚焦于冒险这条单一的主线。然而，如果将海洋冒险小说置于小说发展的全景图中，我希望能抛砖引玉，激发其他批评者从更广阔的角度，重新审视冒险题材作品的文化意义。广义的小说作品似乎缺乏劳动这个主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小说研究者们；而研究海洋小说，则有可能会解决这一难题。劳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方面，而文学批评家发现，小说对劳动的描写却少得不成(20)比例。伊莱恩·斯卡里在《抵抗表征》中论述，劳动是人类生活中永恒的存在，是“一个很难表征的主题。困难主要在于，劳动没有明(21)确的开始和结束……劳动的本质就是不间断、重复、习惯性”。
海洋冒险小说与普通小说不同，不存在这种对劳动的忽视。劳动在海洋小说中，以技艺的形式出现，康拉德称为“劳动的光荣”(22)。普通小说与劳动的关联不大，与其说普通小说中劳动缺席，不如说小说研究者们不怎么关注作品对劳动的描写。社会风俗小说追溯角色的成长和发展，没有在作品中呈现劳动形态，而海洋小说则通过冒险这种形式，展现劳动，将劳动浓缩成一种精神气质，成为一种脱离了纯粹的生存斗争的超验精神。雨果明确指出，海洋冒险小说是劳动的颂歌。他的名作《海上劳工》的标题就体现了这一点。在草拟此(23)书序言时，他宣称“劳动能够成为史诗”。他在终稿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理念，劳动史诗表现了人类与“事物的宿命”、“自然”以及物质世界——“基本元素形式下的障碍”——的搏斗，这些搏(24)斗是生存斗争：“人要生活，便有了犁和船。”
航海者的技艺只是冒险文学体系中展现的一种实践理性。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处于险境和社会边缘的英雄行为。虽然这些实践理性的表现形式不是一份能挣薪水的正经工作，但这些技能能使人温饱，不至无家可归，也不啻于英雄行为。我曾经提到奥德修斯的智谋、骑士的尚武和流浪汉的狡黠，它们都处在吉安卡洛·马约里诺称为社会(25)“边缘”的位置，都是运用实践理性求生存的一种方式。18世纪都市流浪汉小说中的无赖、男女骗子和不法之徒的狡黠莫不如此。这些作品的作者，笛福、勒萨日、普雷沃和斯摩莱特等人也是海洋冒险小说的作者。
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帕梅拉》的主人公是一位可爱的女仆，她凭借女性的聪慧、策略和乖巧的言谈举止，成功地改善了自己的经济处境。那么《帕梅拉》也是某种形式的冒险小说吗？海洋小说展现的技艺，属于边缘世界的男性英雄主义；而18世纪的家庭小说，如《帕梅拉》和范妮·伯尼的《伊芙琳娜》，则考察女主人公们能否熟练运用女性的实践理性，达到攀升社会阶层的目的。海洋冒险小说与家庭小说的相似之处还见于后者的叙事诗学和对女性劳动的赞颂。航海日志中的“异事”是笛福的技艺诗学的基础，相对应地，家庭小说的叙事诗学的基础是与中产阶级女性劳作相关的各类纪实文本。评论家们已经在研究普通的女性文本类型，比如书信、日记和家庭账本等，在多大程度上为家庭小说注入了内容。二者最早的关联始于理查森时代。他一开始打算写一本书信写作手册，没想到最后竟写成了一本小(26)说，即《帕梅拉》。
社会风俗小说的另一个分支是描写爬升社会地位的小说，如果从冒险的角度来看，这些小说也在讲劳动。此类作品同样是考察主人公在社会边缘的生存能力。和家庭小说一样，这里的边缘是指社会阶层的边缘。主人公们通常是贵族，或摆出贵族派头的人，总之不属于劳动阶层，如中产阶级的女性。一贫如洗的拉斯蒂涅在复辟时期的巴黎，靠着微政治伎俩在社交圈努力钻营，千方百计地生存下去。在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笔下，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女冒险家贝基·夏普也是如此。她老练冷酷地利用身为年轻女性的资本，追逐自我晋升的目标。《小说与海洋》诚邀小说批评家们，从另一个方面来修正有关小说兴起的主流观点，同时为冒险小说找到应有的位置。要做到这点，必须跳出长期以来的偏见，即现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都发生在陆地上。卢卡契在《小说理论》的开头部分，就流露出小说研究忽视了海洋领域的倾向。他满怀抒情意味地宣称“尽管由星光指引方向的时代是幸福的时代”，但现代不同于古时，“康德的星空照亮了纯粹认知(27)的黑暗……不再为孤独的漫步者指路”。姑且不论卢卡契的抒情文辞，他的比喻是站不住脚的。奥德修斯也许是靠星辰导航，但如果没有科学导航技术的发展，航海家们也无法利用天体畅行世界。
紧随卢卡契之后，20世纪的评论家将航海主题的小说都看成是回归陆地的寓言。《鲁滨逊漂流记》被解读成资本主义经济人或殖民主义者的回忆录；梅尔维尔《白鲸》中“皮廓德号”上的船员们表现了工厂劳动的形象；康拉德的《秘密的分享者》原本讲的是一位生手船长运用他的实践技能，克服他第一次发号施令的恐惧，现在却变成(28)供弗洛伊德学派做案例研究的自恋狂标本。即使以海洋为主题的小说，也并不关注航海活动。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无视足以被称为“海洋失语症”。而在整个20世纪，弥漫着一种更普遍的看法，海洋失语症只是冰山一角。身兼摄影家和理论家的阿兰·瑟库拉称之为(29)“遗忘海洋”。培根在1620年将指南针的发明单列为历史性的世界大事，两个世纪之后，黑格尔将越洋航行当作全球资本主义竞逐的舞台。到了卢卡契的时代，海洋现代性渐渐黯淡，尽管他对黑格尔推崇备至，在《小说理论》中他却将奇伟的海上航行投射到古代的迷雾中。
进入21世纪后，海洋失语症开始消退。沃尔特·本杰明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编纂历史就是以古编今，换句话说，当前的大问题都是历史上某个问题的回响。比如，我们现在之所以能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就在于这个问题从较早时期，全球化密集进行的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代。当今世界，报纸和网络头条关注的是索马里和南中国海的海盗，是如何加强我国（此处指美国。——译者注）海军力量以遏制全球海洋恐怖主义，是关于行为自由和网络盗版的问题，是海上和陆地上难以控制的自然力量导致全球变暖的问题。这些问题仅仅是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少数几个方面，却回响着风帆航海时代的声音。
高校学者也开始重新探索海洋和航海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和经济历史，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美学和认知学。在文学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和跨民族研究范式为研究海洋交通、交际和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研究范式最初没有关注海洋，将之视为大陆上各段历史间的死角。但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海洋体系(30)进入了视野。我的海洋冒险小说文学史研究，也请求小说批评家们“离岸，起航”。注释(1) G. W. F. Hegel，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trans and notes by T. M. Knox（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151．首次出版于1821年。(2) E. G. R. Taylor，The Haven-Finding Art，A History of Navigation from Odysseus to Captain Cook（London：Hollis&Carter，1971），40．(3) Geog Lukács，The Theory of the Novel，trans. Anna Bostock（Cambridge，MA：MIT Press，1974），88.(4) Lukács，41．卢卡契的理论影响深远，被后世的批评家用于多种小说作品的研究，如他的《小说理论》中探讨的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的教育小说和成长小说，以及当代的世界小说，如托妮·莫里森、V·S·奈保尔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5) Theodor Adornor and Max Horkheimer，Dialect of Enlightenment，trans. John Cumming（New York：Continuum Books，1972），46，61．(6) 其他有用的冒险小说的理论作品有，Jacques Rivière's Le Roman d'aventure（Paris：Editions des Syrtes，2000）and Jean-Yves Tadié's Le Roman d'aventu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2）。有关海洋小说冒险文学的研究作品，可参见马丁·格林的《冒险的梦想与帝国的事业》（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1979年）；迈克尔·聂黎曦的《冒险的理念》，露丝·克罗利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7年），2卷本；安德里亚·怀特的《约瑟夫·康拉德与冒险传统》（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7) 巴赫金的论述参见“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载于《对话想象》，迈克尔·赫奎斯特编辑，卡丽尔·爱默生与迈克尔·赫奎斯特译（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81年）84－258。(8) Francis Bacon，“The New Organon，”in The New Organon and Related Wrings，ed. Fulton H. Anderson（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84），118．(9) Joseph Conrad，The Mirror of the Sea（Marlboro，VT：Marlboro Press，1988），64．(10) Jonathan Lamb，Preserving the Self in the South Seas 1680－184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49．(11) 虽然呆在家里的航海爱好者陶醉于海上劳作的浪漫，但是在出海作业的船上工作绝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海上工作环境恶劣，死亡率高，充斥着暴力和极权专制。塞缪尔·约翰逊对此的描述广为流传，“没有人想当水手，除非他想坐牢；在船上和在监狱里没什么两样，除了有可能被淹死”，而且“牢狱犯人还能享受更大的房间、更好的食物，通常情况下，同伴也要好得多”。James Boswell，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ed. David Womersley（New York：Penguin，2008），186．(12) 有关海洋作品印刷品文库的概况，参见John Hattendorf，“The Boundless Deep...”（Providence，RI：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2003），以及我的文章“Historical Fiction，”in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itime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vol. 3，2－7。(13) 在我用来研究航海者的历史文献中，我重点关注了丹皮尔、库克等人的作品。文学史和文化史专家也经常使用这些资料，通过作品对欧洲人首次接触各地土著民族的描写，来了解殖民主义的历史。我关注的焦点与前者有异，意在探索航海文本研究较少的方面，即对劳动的描绘，来研究现代性历史中内在理性的角色。(14) 17世纪中期“最昂贵的书籍之一”是罗伯特·达德利爵士的《论海洋的秘密》（佛罗伦萨，1646），“这是最早的一本海洋地图册，采用墨卡托等距投影法，描绘了世界地图”，同时“这部作品还介绍了航海技巧和海战策略，甚至包含船舶建造的图纸”。哈廷道夫，94，93。(15) “O·H·K·斯贝特认为在18世纪初的印刷作品中，航海作品比宗教作品更受欢迎。”引自海洋书籍发展史大会的会议声明，该会议由普林斯顿大学与英国国家海洋博物馆联合举办，地点：英国格林威治，时间：2002年10月4日—5日。阅读该声明可访问http://www.Princeton.edu/~maritime/；2008年6月。马丁·格林说，“1668—1709年英语作品的出版书目显示，航海作品是出版物中最受欢迎的文学体裁，是一种新的时尚”，见《冒险的梦想与帝国的事业》，71。(16) 模仿的准则难以确定，想了解这一点和小说兴起的审美原则，可参见迈克尔·麦基恩《英国小说的起源，1600—1740》（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7年）和凯瑟琳·加拉格尔《无名氏的故事：市场上女性作家消失的行为，1670—182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17) 例如，在意大利文学中，有海洋冒险小说大师埃米里奥·萨尔加米，他在19世纪晚期开始为报纸写连载小说。还有他的同胞拉斐尔·萨巴蒂尼在20世纪初期用英文写航海小说。萨巴蒂尼的小说有1922年的《铁血船长》（华盛顿：Regenery Publishing出版社，1998年），迈克尔·柯蒂兹把它改编成一部传奇电影，埃罗尔·弗林主演。在19世纪，海洋冒险小说的触角延伸到西班牙语地区。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写过一部关于特拉法加海战的历史小说（1873）：Trafalgar: La Corte de Carlos IV，ed．Dolores Troncoso（Barcelona：Critica，1995）。19世纪的拉美地区出现了海盗小说，见妮娜·洁拉西－纳瓦尔，《个人小说：拉美小说的民族建构》（达勒姆，北卡：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年）。(18) Conrad，The Mirror of the Sea，64．(19) Daniel Defoe，Robinson Crusoe，ed．Michael Shinagel（New York：W．W．Norton，1994），200．这部小说的全名应该是《约克镇海员鲁滨逊·克鲁索自述他的生涯及惊奇冒险》，本书中出于论述需要时将用全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