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二，铤而走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青梅煮酒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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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二，铤而走险试读：

就在中日双方百万大军枕戈待旦，准备在中国的荆楚大地展开殊死搏杀的关键时刻，中国东北与朝鲜、苏联的接壤处，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悄然来临。

在人类历史或军事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城池或隘口，在战争的攻防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地方我们通常会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样的地方不胜枚举。

但也有这样一些地方，它们本来静静地待在一隅，默默无闻，却因为一次突然降临的战役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并从此闻名遐迩。它们因为经历炮火的沐浴和鲜血的浇灌而载入史册，可谓实至名归。

这样的地方却并不多见。在中国，有台儿庄、孟良崮、青化砭、陈官庄；在世界，有滑铁卢、诺曼底、阿拉曼、托布鲁克、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等等。

现在我们要去的正是这样两个小地方：一个叫张鼓峰，另一个叫诺门坎。

1934年初，斯大林在苏联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清洗”运动，也称作“肃反运动”。“大清洗”使得许多苏联开国的政治家，特别是优秀的军事将领，被无情杀戮。此处不详表。这里只简单看一下结果：苏联红军失去5位元帅中的3位，15个集团军中的13位司令，85个军中的57位军长，195个师中的110位师长，406个旅中的220位旅长。中高级军官中超过70%的人被捕或被杀，整个军队陷入空前的恐慌之中，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为了使指挥系统不至于完全瘫痪，苏军不得不紧急提拔一大批年轻人填补巨大空缺，一时间，苏军中充斥着大量的少校师长、上尉团长，这些人很多刚刚从军校毕业，根本没有能力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连英国绥靖首相张伯伦都说：“大清洗使苏军彻底丧失了战斗力。”张伯伦都能知道的事，日本人肯定也很清楚，特别是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

进入20世纪，一直到诺门坎战役结束之前，日本陆军对苏俄军队始终有一种先天性的心理优势。这种优势来自1905年的日俄战争，作为战争胜利者的日军一向瞧不起俄国军队以及后来的苏联红军。“大清洗”使得苏军战斗力大幅下降，导致日军原来对苏军的不屑一顾又加深了好几层。关东军参谋、战争狂人辻政信甚至放出狂言：日军一个师团能打三个苏军师，日军士兵一人能打十个老毛子。关内日军与中国军队打得激烈，捷报频传，而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却窝在东北无所事事，因此几乎所有的官兵都急切希望与苏军交手，借以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日军心理咨询机构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日军军官对苏军的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不管是关东军还是驻朝鲜日军，均在一种病态的“亢奋”中蠢蠢欲动。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之后，日本试图通过更大规模的武汉会战一举结束在中国的战事，迫使中国彻底屈服。让日本最担心的是，一旦大兵南下，势必造成北方防务空虚，来自苏联的威胁始终挥之不去。因此，大本营一直有意寻找一个恰当的机会，对苏军发动一场小规模的进攻来试探苏联的战意。

在朝鲜、苏联和中国交界处有一座连地图上都几乎找不到的小山，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图们江从它身边流过，这个海拔只有155米的小山叫张鼓峰。因为原来在峰顶有一块形状如刀的岩石，故又名刀山。山的东面是仅有2.23平方公里的长池，俄罗斯称作哈桑湖，北面是波谢特平原，西北与沙草峰相连。沙草峰位于张鼓峰西北两公里处的中国境内，海拔77米。这里四处长满亭亭玉立的东北美人松。由于位于高寒地区，这里的冬天长达8个月，一年中有200多天都被冰雪覆盖。可是到了4月以后，长池就成了丹顶鹤等众多候鸟的理想家园。蓝天碧湖，青松丹鹤，好一派如画的北国风光！

张鼓峰以东130公里处，就是苏联远东军最大的军事基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

张鼓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58年，沙俄与清政府签署了中俄《瑗珲条约》，条约中文文本标示张鼓峰为中国领土。但俄国人在俄文文本上做了手脚，将张鼓峰划归沙俄。这样的情况可以随时引发争端，也可以在那里静静地躺上几百年。

日本占领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把张鼓峰划入珲春县界。苏联仍主张规定的边境线是通过哈桑湖西侧，张鼓峰当然属于苏联领土。

日军敢在这里试探老毛子，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几个月前，有一个叫留希科夫的苏联人叛逃到了伪满洲国。

这个留希科夫，光看其陆军大将的军衔就知道不是一般人，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远东局局长，也就是苏联远东最大的特务头子，同时也是远东地区“大清洗”活动的总负责人。在他任职的短短一年内，远东地区有20万人遭逮捕，其中被处决者超过了7000人。即使再残酷的刽子手也会有发抖的时候，他接到莫斯科的朋友悄悄送来的消息：“注意安全。”寥寥几字，老牌特务头子留希科夫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了匆匆出逃。连肃反工作的负责人都被迫亡命海外，可见“大清洗”运动是何等冷酷无情。借到边境视察的名义，留希科夫越过边境，逃到伪满洲国。

对于留希科夫的“弃暗投明”，日本方面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大肆宣传，甚至还为此专门刊出了号外，登载《留希科夫亡命记》等文章，陆军参谋本部还以上宾待遇把留希科夫迎进日本国内。留希科夫立即向日军提供了“有关苏联远东集团军的宝贵资料”。早已蠢蠢欲动的日军感到机会很快就要来了，现在需要的仅仅是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留希科夫无疑是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他的反水立即让苏联高层陷入恐慌之中。莫斯科立即要求苏联远东方面军迅速加强苏、中、朝三国之间的边境防务，核心举动就是尽快占领处于三国边境的制高点张鼓峰。1938年7月9日，十几名苏联士兵登上张鼓峰，开始挖掘战壕，拉起铁丝网。两天后，张鼓峰上的苏军增加到40人左右。日本国内媒体立即以“苏军侵入满洲领土”，“占据军事要地”等骇人听闻的文字做了报道。触目惊心的文字同时也让一直寻找借口的日军大喜过望——教训苏联人的机会终于来了。

1938年7月15日，驻朝鲜日本军第十九师团松岛伍长和伊藤军曹等三人伪装成朝鲜农民，由朝鲜居民金海南和高云八带路，携带望远镜和照相机等器材，秘密进入苏联境内刺探军情。到达预定区域后，两名朝鲜人把风，三名日本人分头绘制边境军事设施图。一行人很快被苏联士兵发现，冲突中松岛伍长被当场击毙。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以下简称参谋本部）闻听此信，怒不可遏，老毛子欺人太甚！在他们看来，蒋介石被打得如此狼狈还拒绝投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不但站在后边给他撑腰，还在中苏边境布下重兵威胁日军的侧后。如果不是苏联的精锐之师在牵制，而让关东军悉数入关作战的话，蒋介石早趴下了。必须借机给苏联人一个教训，顺便也试探一下苏军的战意。7月16日，参谋本部对驻朝鲜日军司令官中村孝太郎中将下达命令，要求其将尾高龟藏中将的第十九师团主力集结到边境一带，准备随时向苏联发起进攻。参谋本部也知道下边这些师团长最擅长拿着鸡毛当令箭，干出一些无法无天的事情，所以又下了一个附带的命令：“严禁擅自出战。”参谋本部认为先礼后兵还是必要的，是否发起进攻要看外交斡旋的结果。

7月20日，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针对苏军在张鼓峰一带的活动，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苏军立即撤出张鼓峰，然后双方共同商定国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苏联负责。苏联人一听这话就乐了，难道老子是被吓大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的答复同样铿锵有力：“任何威胁都吓不倒莫斯科。”

同日，苏联边防军开始在沙草峰构筑阵地，边境公路上苏联的军用汽车骤然增多，波谢特港口也开进了30多艘运输舰。

日本陆军强烈要求借此机会教训一下外强中干的苏联人，他们的想法却没有得到海军的支持。海军认为即将展开的武汉会战需要大批的军舰护卫，以保证武器和兵员的运输，因此要尽量避免两线作战，但陆军还是执意要打一场有限的局部战争。

尽管战场不大，但面对的毕竟是军事大国苏联，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虽然贵为天皇的叔叔，但这种大事也必须跟侄子打个招呼。鉴于中国战场已经陷入无休止的持久作战，内大臣汤浅仓平、元老西园寺公望均反对在张鼓峰挑起新的事端，深以为然的裕仁断然拒绝了陆军的开战请求。前方急于建功立业的第十九师团是干着急，没办法。

按照中村中将的命令，第十九师团主力应于7月28日前返回原驻地朝鲜罗南。但素来敢作敢为、被称为“勇足将军”的师团长尾高中将，却一直拖到29日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就在尾高中将怅然若失，回眸远望那会儿，他失落的眼神刹那间变成了惊喜：数十名苏联兵占据了沙草峰。

张鼓峰属于“界限不明地区”，但苏方承认沙草峰是伪满洲国领土，尾高立即下令守备队出兵，将沙草峰的苏军驱逐出去。当天下午，守备队派出两个小队分路向沙草峰进击。随着日军的出击，沙草峰上的零星苏军像兔子一样，一溜烟跑了。但两个小时后，又有近百名苏联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重新回到沙草峰，局势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上级的命令是“不能打”，当前的局势是“可打可不打”，但是不打就没有立功的机会。尾高想起此时已经是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和名震天下的石原莞尔。当年九一八事变，他们要是听从上峰命令不动手的话，能获得今天的“伟大成就”吗？不冒险就肯定没有扬名立万的机会，人生能有几回搏？违令不要紧，关键是一定要赢。

尾高武断地认为不用战斗，只要做出一副进攻的姿态，苏军就会乖乖撤走。一年前，也就是1937年6月的“干岔子岛事件”中，苏军就是这样铩羽而归的。在那次事件中，苏军的三艘巡江炮舰，被日军击沉一艘，重创两艘，苏军不但没有进行报复，还很快撤出了有争议的地区。这一事件给了日本人一个错觉，苏军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一旦出现边境纠纷，只要果断出手，只要够硬够狠，它就必然会乖乖地缩回去。

尾高师团长立即决定把正在回撤的部队召回一部分，于当晚发起夜袭，夺回两峰。他打破常规，直接在电话里给自己最信任的佐藤幸德联队长，下达了进攻命令。顺便提一句，这个佐藤幸德在今后的英帕尔战役中还要有“惊艳”表演，主导了日本陆军最大的抗命事件。尽管苏军在人数和装备上占有明显优势，但由于猝不及防，加之日军士兵擅长夜战，7月31日黎明到来的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张鼓峰和沙草峰。初战苏军伤亡超过400人，日军伤亡不到200人，但有一名大队长和两名中队长在战斗中阵亡。

前线传来胜利的捷报。听到大日本帝国皇军打败了宿敌老毛子，裕仁天皇是龙心大悦，早已忘了之前说过“不准开战”的话。他不仅对已经发生的事态进行了追认，还给予至高无上的口头嘉奖：“朕甚为满意。”消息传出，上自陆军省参谋本部，下到驻朝鲜日军和第十九师团一片沸腾：能让天皇陛下高兴，那才是真正的忠诚啊！

基于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裕仁还是不想把事情闹大，他随即向参谋本部追加了指示：“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

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前线的危机已经来临。随着苏军不停地调兵遣将，到1938年8月1日，进入张鼓峰战场的苏军步兵已增至10个营，日军用于对敌的只有4个步兵大队。苏军有坦克战车150辆、火炮60门、飞机130架。由于参谋本部不肯“扩大”，日军的飞机、坦克均未参战，火炮也只有可怜的17门，兵员和装备均处于绝对劣势。

苏联远东方面军的司令员就是赫赫有名的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我们之后称呼他的中国名字——加伦。加伦是苏联1935年第一批授衔的五大元帅之一，由于在“中东路事件”中大败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苏联人誉为“远东军魂”。但是“军魂”在“大清洗”面前也只能变成颤抖的“鬼魂”。8月2日，仅仅指挥了一天战斗的加伦就被参谋长施特恩接替了职务。随着援兵不断到来，远东方面军组建了步兵第三十九军，拥有兵力2.3万人、火炮237门、坦克285辆，直接负责张鼓峰作战，另有250架飞机随时提供空中支援。

祸惹大了，捅了马蜂窝的尾高中将只好硬着头皮将第十九师团留守罗南的第七十三联队、第七十六联队及部分特种部队统统调到前线，连留守的长勇联队也奉命前来增援。这个长勇在临近结束的冲绳岛战役中还要“领衔主演”。至此，第十九师团已大部分集结于张鼓峰地区，战争顿现愈演愈烈之势，尾高强烈要求参谋本部派出航空兵进行支援。

此时在莫斯科，日苏两国已重开谈判，中国的武汉会战即将全面打响，参谋本部为了避免战事扩大，不愿意投入航空部队。陆军省甚至提出了撤兵的建议，遭到了参谋本部的断然拒绝。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大佐振臂高呼：“不光彩的撤退不仅玷污皇国军队传统，还将受到苏联的侮辱。”

8月6日，苏联第三十九军按计划对张鼓峰实施总攻。苏军以一个师搭配一个坦克营分别从南北两面发动进攻。火力强、速度快的苏军T-26轻型坦克在坡度不大的张鼓峰战场如鱼得水，所向披靡。16时，随着连日笼罩在张鼓峰上空的浓雾逐渐消散，苏联空军也赶来凑热闹，重型轰炸机出动超过200架次，对张鼓峰和沙草峰进行反复无间歇轰炸。连张鼓峰峰顶那块著名的刀形岩石也被炸得不知去向，看来以后只好叫“无刀山”了。

尽管日军不乏全身绑满手榴弹和炸药包与敌军坦克同归于尽的勇士，但精神终究无法战胜物质，血肉之躯断然无法抵挡横冲直撞的钢铁怪兽，日军无法有效阻止苏军的突进。夜幕降临之后，苏军飞机、坦克的作用减弱，尾高急调两个大队至山顶增援，通过夜袭才把进至山顶的苏军赶走。

8月7日，天一亮，苏军的立体进攻再次展开。防守南面“52高地”的日本军官全部阵亡，尾高派出敢死队出击才勉强守住阵地。实施进攻的苏军伤亡更大，当天苏军的最大收获就是以舟艇横渡哈桑湖控制了张鼓峰东坡。

8月8日，长勇联队以及关东军增援的野炮、高炮部队全都到达战场。一天的激战，徒增无数伤亡，谁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随后，双方不约而同地准备了夜袭，苏军夜袭峰顶日军的企图被挫败，日军驱逐占领张鼓峰东坡的苏军的夜袭作战同样无疾而终。

从7月31日开始，在张鼓峰坚守了9天的日军，早已是强弩之末。苏军炮火和飞机的轰炸使得日军伤亡惨重，但是8月9日和10日的激战仍要继续。苏军以张鼓峰东坡为基地，通过舟艇不断向张鼓峰运送部队、装备和物资，同时利用这一制高点向炮群指示攻击目标，使得苏军的火炮攻击更加精确。苏军的增援源源不断，而日本守军却越打越少。

天公也不作美。连日的暴雨导致洪水暴涨，使得日军从图们江南岸到达张鼓峰必须使用舟艇，可图们江面已被苏联太平洋舰队封锁，军令部调来的几艘舰艇相继被击沉。后继援兵和补给只能通过庆兴桥提供，这座桥也很快被苏军控制。驻守山峰的日军陷入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尾高手边已无兵可用，所有预备队都已经投入战斗。之前信誓旦旦的尾高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胜负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第十九师团参谋长中村美明大佐只好向朝鲜军和参谋本部提出，“目前本师团作战能力已到了最后极限”，希望参谋本部能通过外交途径尽快实行停战。这时候开始下软蛋了。

闻讯的参谋本部大惊失色，赶紧下令关东军做好应急准备，同时紧急将原计划参加广州会战的一个师团调回，作为第十九师团的预备队。

1938年8月10日夜，苏军占领张鼓峰山顶的一角。局面马上面临崩溃，但就在这天晚上，日、苏停战谈判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能够停下来的真正原因，是双方都不愿意把战事扩大。日本方面由于武汉会战已经打响，军备需求格外紧张，国内生产力早已透支。据参谋本部测算，假如爆发对苏全面战争的话，现存弹药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所需。所以军部虽然调兵遣将，实际上并没有决心和准备进行两线作战。而苏军刚刚经历“大清洗”，元气大伤，希特勒在欧洲的崛起在西线对苏联的威胁更大，斯大林的眼睛一直紧盯欧洲，瞥向远东的只是余光而已。8月10日午夜，日本驻苏联大使重光葵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分别代表本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停战协定并没有重新划定边界，只是规定日苏两军须双双撤离张鼓峰山顶。

张鼓峰一战，日军526人阵亡、914人受伤，苏军792人阵亡、3297人受伤，但是苏军已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战场形势可谓是“苏军惨胜，日军小败”，谁也不服谁。日军随后公布，在刺刀拼杀中，双方的伤亡数字为日军4人、苏军110人，损失率为1∶28。由于双方都以擅长虚报战功著称，所以这个比例存疑。除非身材远比苏军士兵矮小的日军士兵都是少林寺武僧出身。

8月12日，莫斯科塔斯社发布消息：“苏联远东红军歼灭入侵日军8000余人，击落飞机24架，击毁坦克47辆，苏联红军有决心捍卫苏维埃领土之完整。”殊不知，日军的坦克和飞机几乎就没有参战，参战的日军也只有7000人左右，都死了的话，数量还差1000人。

陆军参谋本部则对外逞强说，张鼓峰战役中，日军以少数兵力顶住大量苏军的进攻，根本不能算打了败仗。军部由此却得出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现在看来，认为斯大林宁可使苏军流血牺牲也要拖日军‘后腿’的看法，似乎过高地估计了中苏关系的密切程度”。于是日军得以消除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实施武汉会战和广州会战。

蒋介石也在一直紧盯张鼓峰，渴望这边的战事扩大，以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但事与愿违，“张鼓峰事件”的草草收场让蒋介石怅然若失。据说听到苏、日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后，蒋介石生气地骂了句“娘希匹，老毛子真是孬种”。但“张鼓峰事件”还是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

撤退到图们江南岸的第十九师团战斗力已严重不足，可是军部也没有再增派其他部队强化张鼓峰地区的防务，理由是“边境上的几个破丘陵没有任何留恋的必要，不应该继续近距离对峙，以免播下冲突的种子”。9月8日，大本营以“大陆令第215号”将张鼓峰方面的防卫由驻朝鲜日军移交关东军，作为对积极求战的驻朝鲜日军之惩罚。

苏联人对那几个丘陵却是很在意，第十九师团这边刚刚撤离，那边苏军就迅速控制了张鼓峰和沙草峰。

1938年8月31日，加伦奉召到莫斯科参加中央军事会议，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张鼓峰事件”有关责任的追究。尽管仅指挥了第一天的作战，加伦还是被定性为导致这次“重大失误”的罪魁祸首，并以“人民的敌人”被逮捕入狱。1938年11月9日，在漫长军事生涯中18次负伤都侥幸活下来的加伦，在牢房中被自己人拷打致死。他死后4个月，法庭才以莫须有的“日本间谍罪”追加了宣判。

加伦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作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参加过北伐战争，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不久前还打败了张学良。由于加伦威望太高，斯大林甚至不敢宣布他死亡的消息。很多人都以为神秘失踪的加伦又去中国当军事顾问了。还真差点有这事，第二年，也就是1939年，蒋介石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名将加伦来华援助时，却被告知加伦早已不在人世，蒋介石闻之，唏嘘不已。曾经当过加伦学生的叶剑英，在1957年访苏时也曾挥笔写下纪念诗篇：“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

打了胜仗的被处死，还是最残酷的“拷打致死”。打了败仗的第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带着“勇将”的名誉，升任日军驻中国山东的第十二军司令官。世事不公，莫过于此。

对于不久之后发生的战斗，这里的冲突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

张鼓峰战败的消息传到满洲，关东军一个少佐作战参谋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豺狼参谋

1944年9月26日，一架美国轰炸机在缅甸北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的高射炮击落，飞行员本杰明·帕克跳伞后不幸被日军俘虏。可怜的帕克并没有受到优待，一名日军参谋带领士兵先是用炸弹的碎片横切了帕克的脸颊，然后用一把缅甸钝刀连砍三次，将帕克的头颅切下，然后下令将帕克的尸体大卸八块下锅煮熟，随后带着士兵一起把肉吃掉。

据说这个参谋并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在中国东北，他曾强迫日军士兵吃人胆。在马来亚，也曾下令要日军生吃英军人肉。可能这一天他心情不错，大家才有了熟肉吃。

读者可能认为老酒（笔者自称，下同）编造恐怖镜头，但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个带头的日军参谋就是“昭和三大参谋”之一，被称为“战争之神”“豺狼参谋”的辻政信。

辻好战。不管是哪里发生了战事，屁颠屁颠最先跑到现场的肯定有他，这些地点包括中国的东北、上海、武汉、北平、天津、山西、海南、南京、台湾，以及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泰国、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瓜达尔卡纳尔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缅甸，等等。可以说这是一个在今后正文中出镜率极高且每次出镜必有惊人之举的人物。

辻残暴。他由此给亚洲各国包括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他所到之处，无不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杀人如麻，杀平民、杀战俘，甚至杀皇军，臭名昭著的“新加坡华人大屠杀”以及“巴丹死亡行军”均与其直接相关，惨死在他屠杀令之下的战俘、平民，以数十万计。如果扣一顶大帽子的话，这畜生绝对属于“反人类”，并由此成为战后被美、苏、英、法、中五国悬赏捉拿的甲、乙、丙“全级战犯”，英国人甚至扬言“就是翻遍世界上的每一根草，也要找出辻政信”。

辻克主。几乎所有当过他长官的人都霉运连连，其中包括东条英机、植田谦吉、矶谷廉介、山下奉文、本间雅晴、西村琢磨、河村参郎等，这些领导过辻政信的人，轻则丢官免职，重则丢命，甚至很多人被送上了绞刑架。

辻狂妄。“皇军以一当十，皇军一个师团打苏军三个师”就是他的发明，甚至到了战后的1952年8月，在竞选日本众议员的演说中，他还狂妄地说：“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二十几颗子弹和三十多处伤疤。”

辻胆大。由他主导的“诺门坎事件”是昭和年代日本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之一，仅仅排在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导演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除了天皇之外，其余所有人他都敢冒充，经常以大本营和参谋本部的名义下达各种骇人听闻的命令，拿着鸡毛当令箭，指挥这个、驱使那个是他的拿手好戏。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善于制造事端的特点，有人甚至说，辻政信还是一个少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指挥整个日本陆军了。

1902年10月11日，辻政信出生在石川县山中町东谷奥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六兄妹中排行老三。由于家里人口太多，父亲辻龟吉靠着家里的六亩薄田无法养活这一大家子，就开发了一个烧炭的第二职业来增加收入，业余帮村里人张罗一些红白喜事弄点外快，就这样日子仍然过得紧紧巴巴。辻政信幼年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乡村教师。由于家境极度贫寒，小学毕业后，辻政信无法继续深造，只好去报考免费的日本陆军幼年学校。1917年春天，15岁的辻政信参加了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的入学考试，考试成绩是第五十一名，可学校只录取前五十名，辻政信就这样意外地名落孙山。落榜后灰心丧气的辻政信只好到大阪的一家航运公司当了学徒。一个月后好消息传来，他又幸运地被学校录取。原因是前面有一名考生体检不合格，这样他就自动替补了最后一个名额。不知道那个不合格的考生叫什么名字，如果他身体好一点的话，未来会有数十万人因此得以活命。

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毕业，随后进入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当时在东京有个石川县同乡会，可是两年时间里同乡从来没有在聚会中看到过辻政信的身影，他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努力学习。两年后，在全日本少年精英荟萃一堂的中央陆军幼年学校里，辻政信以首席的成绩毕业。

之后辻政信回到家乡，加入石川县第九师团金泽步兵第七联队。辻政信是一个精力极其旺盛的家伙，他对自己的要求近乎残忍。老酒在1988年参加过短期的军训野营训练，晚上急行军要背着行李卷绕武汉的东湖跑一圈。尽管当年老酒弄虚作假，将行李里的被子换成了一个分量很轻的军大衣，但跑下来，身体几乎还是散了架。这位辻政信倒好，急行军的时候还要在行李里塞上两块砖头增加分量。在一次行军训练中，同行官兵的水都喝完了，疯狂的辻政信竟然拿出两个水壶。发现大家断水之后，他把大家叫到一起，当着大家的面把他剩下的一壶水倒掉，然后继续行军。

半年后，辻政信到了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六期学习，1924年7月18日毕业时仍然是首席，可谓是连中三元。

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日本陆军大学第四十三期，从进校那一天起，他的目标就是继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后再次获得“陆大首席”的桂冠，但这次却未能如愿。和他的前辈石原莞尔一样，并不是因为成绩，而是他那恃宠而骄、目中无人的性格得罪了教官。在校期间，辻政信和任课教官发生过三次激烈冲突，甚至因此上了被开除的名单。1931年11月，辻政信以第三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毕业。尽管也属于“军刀组”，但还是让目标“四连冠”的辻政信感到无比失落。

和他的偶像石原莞尔不同，石原莞尔是天才，吊儿郎当，轻松取得陆大“次席”的成绩，天资并不出众的辻政信靠的是勤奋。在陆大三年的学习中，他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个囫囵觉，往往困了在课桌上趴一会儿就继续起来学习，他总是要求自己比别人学得更多、做得更多。

要说第三名也不错了，但是极爱面子的辻政信却将此当作奇耻大辱，他必须找到一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后来有人问及此事时，他的解释是“同级生中有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其实谁都知道皇族成员在陆大的学习成绩是不参加名次排列的。实际上那一届的首席和次席是天野正一和岛村矩康，最后都官至陆军少将，而辻政信终其一生，最高军衔只到大佐，倒是和河本大作有些类似。

陆大毕业后，前途远大的辻政信出人意料地和乡下一个邮政局局长的女儿结了婚。这家伙还有家庭暴力倾向，对老婆经常是拳脚相加。他老婆也不简单，偷偷到一家柔道场去练习柔道。后来一次，辻政信动手打老婆时，他老婆突然出手，将辻政信结结实实摔了一个大背跨，从那以后，辻政信在家里就老实多了。由此看来，对付家庭暴力，“以暴制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辻政信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不贪财也不好色，甚至可以说很清廉。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辻政信都曾亲自带领宪兵去砸饮酒嫖娼的高级军官的汽车。在泰国曼谷，辻政信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止军官坐汽车兜风。因此，他给同事和下级留下的印象是“勇敢、正直、清廉”。

毕业以后，辻政信还是回到了家乡第九师团金泽第七步兵联队，这个师团的师团长就是随后即将出场的植田谦吉。此言不全对，前文已经提到过，植田谦吉参加上海作战，还在虹桥公园被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成了“金鸡独立”。辻政信回到部队不到两个月就赶上了打仗，那就是1931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是辻政信第一次参加实战。在1932年2月20日的战斗中，当时已经是中队长的辻政信和大队长空闲升少佐亲自坐在装甲车上冲锋，不料装甲车却在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阵地前突然熄火。大队长没有回来，左膝盖受伤的辻政信中尉却拄着军刀一步一步地瘸着回来，在这次战斗中，辻政信损失了他手下的16名士兵。

大队长空闲升少佐并没有死，只是受重伤做了国民党军的俘虏。对于侵略者，中国军人充分展示了军人应有的风度，他们将空闲升少佐治好后，又放了回来。日军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俘虏，况且是做了他们最看不起的中国人的俘虏。后来空闲升少佐只好跑到吴淞口大哭一场，自我了断。

淞沪抗战让辻政信见识了真正的中国军人。后来他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见解，说假如大家武器一样，而单纯比较士兵优劣的话，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就是中国兵。

后来，在侵略上海江湾镇韩家塘的时候，辻政信的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中弹身亡。战争结束后，负了伤的辻政信得到了他的第一枚勋章“五级金勋章”。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引起了师团长植田中将的特别注意。

淞沪抗战结束后，第九师团返回日本国内，辻政信被植田师团长选为介绍实战情况的代表，到全国各地向国民进行励志演讲。在陆海军参战部队中，被选为演讲代表的共有12人，其中最耀眼的就是辻政信。辻政信长得还算比较帅，个头也有一米七左右，在日本人当中基本算是鸡立雀群了。要知道，山下奉文一米七四的个子已经被形容成巨无霸的“步兵炮”了。关键还在于辻政信口才极佳，是所有参加演讲的人中最能侃的。左膝盖中弹的那段经历被他演绎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辻政信说，他中弹后仍然不肯撤下阵地，只返回阵中做了简单处理，随后便奋不顾身地跛着腿继续指挥本中队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冲锋……

这些编造的噱头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特别是新闻记者，这些人最喜欢这类故事了。报纸在刊登相关新闻报道时，特地加上了辻政信的特写照片，称他是“军人的楷模”“阵中之花”“令阵中将士惊叹之猛将”。

1932年9月，辻政信奉调到参谋本部总务部第一课，也就是动员编制课。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中的大贵人，当时还仅仅是陆军大佐的东条英机。1933年8月，参谋本部进行“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情况之调查”项目，辻政信在甘肃的兰州、肃州等地活动了一个多月。奇怪的是，1934年8月1日，他奉调至陆军士官学校当学员中队长。

让辻政信到陆军士官学校当一个默默无闻的中队长，是当时属于“统制派”骨干的东条英机的一个阴谋。就是利用辻政信在战场上受过伤的光荣经历来控制士官生的思想，肃清“皇道派”。但当时“统制派”还没有取得对“皇道派”的绝对优势地位，东条英机起用辻政信的企图很快被“皇道派”领导人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识破。于是，在发布辻政信调令后不久，东条也被发配到驻久留米的步兵第二十四旅团当了旅团长。

没有了后台的支持，辻政信还是凭着自己的本事在学校闹出了名堂。他派人打入“皇道派”内部刺探消息，鼓动对方阴谋发动政变，然后自己再去告发。结果所有政变人员，包括辻政信派出的奸细都被抓起来开除学籍。辻政信为了出人头地，采用卑鄙手段捏造“政变阴谋”的企图也很快被识破。虽然东条大佐交给的任务基本完成了，但行动却属于“老头靠墙喝稀饭”——卑鄙无耻下流，辻政信为此得到了停职反省一个月的处分，1935年4月更是被发配到驻水户的步兵第二联队去了。

跌入低谷的辻政信甚至动过离开军队的念头，但第二联队联队长横山勇大佐还是鼓励这位年轻人继续努力，安排他给联队的年轻军官上课。其间，失意的辻政信曾经去第二十四旅团找了老领导东条英机，但是东条也帮不上忙，连他自己都要到中国满洲去当更没意思的宪兵司令了。“二二六事件”给失意的师徒二人带来了命运的巨大转机。当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一得知事件的消息，立即出动宪兵把在满洲的“皇道派”人员一网打尽，从此开始崭露头角。扫空了“皇道派”，就空出不少的工作岗位，辻政信的机会也就来了。前文提到过的，协助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发动九一八事变而走红的关东军第三课课长花谷正少佐，想起了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辻政信。就这样，在1936年4月，辻政信来到了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

课长花谷正是陆军士官学校二十六期毕业，比辻政信高了整整十届。虽然在校期间的成绩和名气都远远不如辻政信，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靠来回跑腿打杂也混出了点名堂。后来甚至有人把他和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一起称为发起事变的关东军“三羽乌”。能够和那俩人并肩，的确让花谷跟吃了蜜蜂屎一样，舒坦了许久。花谷也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主儿，从此就常常以事变“核心领导人”自诩。对于新来的毛蛋孩子辻政信，花谷往往是居高临下，以一种先哲的姿态和口气教训他说：“你虽然在学校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也别太骄傲了。与大学知识相比，懂得实战更重要。”言外之意就是说，尽管你学习成绩好一点，比起老子你还差得远着呢。

说到这里，花谷得意扬扬地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举例说明：“比如‘满洲事变’，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一贯喜欢较真儿的辻政信，本来对九一八事变就极有兴趣，从此开始埋头研究有关事变的档案资料，并从中发现了诸多疑点。

辻政信带着这些疑点去问花谷。由于花谷在九一八事变中不过是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很多事他根本就不知道，也就无法回答辻政信提出的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问题，只好挠挠头皮，显得颇有点尴尬。

辻政信马上明白了，花谷不是不回答，而是根本就不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弄清楚那些问题，必须找那个当时已经是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如日中天的石原莞尔。

辻政信也知道自己不算个什么，天神一般的石原会接见他？但心有不甘的辻政信还是想试试。大人物的举动总是会出人意料，石原不但屈尊接见他，还说单位乱说话不方便，特意抽出时间让辻政信到他家里详细恳谈。比起那半瓶子咣当的花谷，人家好几瓶子都满着的石原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哪！

之后就是我们在许多武侠小说中经常看到的情节，一个初出茅庐的晚辈小子到武林盟主或前辈那里诚惶诚恐地去聆听教诲，然后茅塞顿开，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见面宾主寒暄落座，受宠若惊的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面对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后辈，石原像他的名字那样“莞尔”一笑，对辻政信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石原强调：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如何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才能确保一举成功，此即为“谋而不妄动，动则一击致命”。

对于后辈的提携，石原可谓是不遗余力，毫不藏私。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告诉他武力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必要的时候也要适当示好，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此即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一语惊醒梦中人。石原的点拨使得辻政信顿觉拨开乌云见青天，一下子打通了任督二脉，同时也为自己的幼稚无知感到羞愧难当，“过去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如果地上有洞真想钻进去”，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先觉的导师对物体的观察方法，对中国、东亚的思维方式，使我从权益思想到道义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见识的不同，其力量竟是如此可怕”。从此他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其百般推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后来的事实说明，辻政信此举更大的目的是利用石原的名气给自己脸上贴金，并借此引起世人的关注。他从石原那里学到的仅仅是胆大包天等皮毛功夫而已，石原独有的冷静、深远的判断力他一点都没学到。相比于谋略大师石原莞尔，辻政信不过是个跳梁小丑而已。战略家的素质是天生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包括像辻政信这样的牛人。

辻政信后来还真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辻政信的父亲在老家帮村里人办红白喜事，辻政信也要学着过把瘾——给张作霖办丧事。1937年6月3日，他花费10万日元在满洲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葬礼，把败家儿子跑了没人管，扔在海林寺的张作霖风风光光地埋在了张家墓地。辻政信此举可谓是技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让关东军的形象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汉奸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以十万日元就办成了花十亿日元都不一定能办成的事，真是高明啊。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取得的效果。”

辻政信办了这一件事还不过瘾。几年后，1943年11月24日，他以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名义，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举行了一次公祭蒋介石母亲的仪式。一个月后，重庆方面报纸以“日寇祭蒋太夫人”的标题，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怪行。很多人认为，战后蒋介石能够瞒天过海地收留被五国联合通缉的辻政信，也正因为此。

除了大张旗鼓地埋了老张之外，辻政信受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委托多方奔走，于1937年9月促成了“满洲建国大学”的成立。辻政信在满洲的“剿匪”工作也差强人意，成功地招降了有5000多人的吕绍抗日武装。

看似辻政信真的得到了石原莞尔的真传，但是七七事变立刻让辻政信现出了原形。石原是典型的“不扩大派”，大家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急于建功立业的辻政信却是彻底的“扩大派”，他甚至一阵风似的跑到天津、北平去煽风点火。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而已。也就是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和希望得到的，只是石原发动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耀眼光环而已。

辻政信到了“北支那方面军”当了作战参谋，后来又被派往山西，在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负责联络。这个惹事精到哪里似乎都不受欢迎，他最终还是被板垣送回关东军，当了他梦寐以求的作战参谋。

等他再次回到关东军时，才发现这里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观。此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是原来辻政信服役过的第九师团师团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也是辻政信在参谋本部编制动员课时的老课长，东条英机卸任以后接任的矶谷廉介中将更是当过辻政信所在步兵第七联队联队长，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是辻政信从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的第七联队联队长，所有的上级全是老上司。这些人对辻政信统统是信任有加。

作战课内部也一样，高级参谋寺田雅雄大佐和辻政信一样是从参谋本部编制课出来的，而且也是第九师团出身，只不过不是同一个联队而已。作战主任参谋是刚从参谋本部编制课来的服部卓四郎中佐。还有个岛贯武治少佐是从参谋本部作战课转过来的，也是辻政信“陆士”“陆大”的同期同学。放眼一看皆战友，辻政信在此可谓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军衔只是少佐的辻政信在所有作战参谋里排在第七位，但因为到关东军时间最早，还有参加过实战立功的辉煌经历，辻政信在作战课还是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和说服力。

在关东军参谋部，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是个需要多说两句的人物。这个陆军大学四十二期的“军刀组”成员比辻政信高一届，算是辻政信的师兄，就是他之后与辻政信一起导演了“诺门坎事件”。服部卓四郎很会做人，几乎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战后还迅速与麦克阿瑟的蹩脚情报官威洛比少将打得火热，并因此逃过一劫。他今天为人熟知的最大原因是，躲过审判之后，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了一本叫“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书，里边不乏胡说八道之语，但这部洋洋洒洒一百五十万言的书，至今仍然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资料之一。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从纯粹功利的角度去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让他朝思暮想的，就是一个类似九一八事变那样的机会。

张鼓峰地区的冲突刚刚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跑了过去，在第十九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察看了战场，并代表植田司令官慷慨表态：“喂，去把那个张鼓峰给我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张鼓峰日军的战败，气得辻政信拍案而起。这是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必须“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为皇军找回丢掉的面子。驻朝鲜日军不行，关东军一定可以去教训苏联人。这样的天赐良机，怎么不垂青关东军呢？

1939年4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了一个题为“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重要文件，这是一个用以指导关东军各作战部队处理边境冲突的行动指南。在这份文件的第四条中明确写着：“各部队在执行边境侦察、巡逻任务时，为达目的可攻入苏联境内。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进行国境线的认定。不论兵力多寡，在冲突过程中必求胜利。”这就是明确地告诉驻守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也用不着来回汇报，你们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自主决定是否动用武力。

不用说大家肯定已经猜到了，这个《纲要》的起草人就是胆大包天、唯恐天下不乱的关东军作战参谋辻政信。《纲要》下发到各部队，关东军上下一片欢呼雀跃。各部队长官对《纲要》的实质心领神会，这基本上就是鼓励大家在边境挑衅、大打出手并以此建功立业的命令呀。植田司令官真是太伟大了，早就憋得够呛的关东军各部队刹那间莫名地亢奋起来。

正打盹儿呢，马上有人递上了枕头，《纲要》刚刚出台，前面就已经出事了。这次出事的地方更邪乎，很多人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找，都找不到那地儿在哪儿。

这个之前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地方叫诺门坎。烽烟四起诺门坎

1939年5月4日早晨，一支外蒙古的马队在一个名叫锡林陶拉盖的小村子附近渡过了哈拉哈河。在哈拉哈河东岸有一片肥美的草原，而河西岸以及东岸其他广袤地区都是近乎戈壁的连绵沙丘，所以哈拉哈河西岸的蒙古人很早以前就习惯了东渡牧马。

蒙古族中有许多不同的部落。居住在哈拉哈河西岸的是喀尔喀部落，居住在东岸的是巴尔虎部落。为了这片肥美的草原，同为蒙古人的这两个部落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争斗。1734年，两部落之间的官司最后打到了大清雍正皇帝那里。手心手背都是肉，两岸的蒙古人都是大清的臣民，于是他大笔一挥，在哈拉哈河东岸那片草原中划出来一块给西岸的喀尔喀部落放养牲口，其余的仍然留给巴尔虎部落。皇上的旨意就是最终判决，不能上诉，矛盾貌似一下子得到彻底解决。

两百年之后，1924年，这里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怂恿外蒙古从中华民国脱离，喀尔喀部落随着外蒙古的叛变离开了中华民国的怀抱，而巴尔虎部落留了下来。原来的人民内部问题刹那间变成了“国家”矛盾。后来，这里又有了伪满洲国，苏联、外蒙古认为分界线在哈拉哈河以东15公里处，而日本按照“有山以山为界，有河以河为界”的原则，将“国境线”定在哈拉哈河中线。尽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哈拉哈河两岸成吉思汗的子孙并没有因边界纠纷发生激烈争斗，一直到1939年5月4日。

这一天的特别之处在于，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第七团第三骑兵连连长贡布扎布中尉是个新来的家伙。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警备军总司令乌尔金中将的女婿。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看到一大群外蒙古人从西岸渡河而来时，立即下令开枪阻击，一直和平共处的外蒙古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丢下马群，仓皇逃回西岸，当发现是对岸的伪满洲国兵所为后，立即向上司做了汇报。于是双方开始不断增兵，你叫二舅我叫三叔，你叫七姑我叫八姨，冲突因而不断升级。还是西岸的外蒙古人先沉不住气，搬来了“外人”——苏联老大哥。在老大哥装甲部队的帮助下，外蒙古兵一口气将伪满洲国兵赶出了锡林陶拉盖。

你有大哥我也有靠山，伪满洲国兵立即向日本人求援。日本人见到前面的小弟——伪满洲国兵被打得鼻青脸肿，立即认定对方是“打狗欺主”。负责海拉尔地区防御的是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曾在日本驻苏联使馆当过武官，专门从事苏联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自诩“苏联通”，是当时日本陆军将领中为数不多的“苏联通”之一。

小松原立即派出师团骑兵联队联队长东八百藏中佐，率领200名日本骑兵，会合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八团的部分人马，共700多人，在几辆九五式轻型坦克的压阵下，气势汹汹地往锡林陶拉盖冲杀过来。这还不够，小松原还派出了5架轻型轰炸机前来助威，一口气甩下了60枚炸弹。在对手的陆空立体打击之下，外蒙古兵撤回到哈拉哈河西岸。东八中佐敲着得胜鼓打道回府。

尽管知道上级领导一定会同意，小松原在派出兵力之后还是向关东军司令部做了汇报。唯恐天下不乱的辻政信立即以特派员的身份一阵风似的跑到了第二十三师团司令部。

消息传到莫斯科，苏联立即要求驻远东苏军部队依据1936年签订的《苏蒙互助协定》介入冲突。最近的第十一坦克旅立即出发，开往哈拉哈河地区，驻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一部也迅速向哈拉哈河集结，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也从乌兰巴托前移至距哈拉哈河只有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有了强有力的后盾，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等部队再次渡过哈拉哈河并架起浮桥。

东八中佐发来的捷报让小松原中将大感欣慰，同时觉着好像酒没喝尽兴一样意犹未尽。按照不久前收到的《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他有权在哈拉哈河这一个边境线不明的地区自行判断和划定国境线，并且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使用武力。植田司令官真是深谋远虑呀，早就预见了这里要出事，就未雨绸缪地提前颁发了《纲要》。小松原马上决定，派出两个联队的兵力一举消灭再次回到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联、外蒙古联军，奉命出征的除了刚刚凯旋的东八百藏骑兵联队之外，还有师团的绝对主力第六十四步兵联队。

此时耐不住寂寞的辻政信已经亲自坐飞机到前线进行了一次越境侦察，回来后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小松原，河东的苏联、外蒙古军只有400人，而且没有什么重武器。

接到出击命令，第六十四联队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大喜过望。英明神武的辻少佐已经去看过了，对面的苏联、外蒙古军才数百人。山县大佐认为，对付这点人根本不需要兴师动众，出动一个大队足矣，再说不是还有东八的骑兵吗？东八的想法和山县如出一辙，也只带了一个中队前往。因为对面有苏联人，小松原还给特意给东八增加了一个战车中队的12辆装甲战车。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山县的作战计划还是日本人的老一套，“正面进攻加迂回侧击”：由他率领主力部队实施正面进攻，东八骑兵联队进行侧翼夹击。两人一致认为，一旦山县步兵大队进攻正面，骑兵中队和战车中队进行侧后包抄的话，被截断后路的苏联、外蒙古军肯定会在瞬间土崩瓦解。

可是他们的对手——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联、外蒙古军联军绝对不是辻少佐所讲的“只有400人”，而是足足有30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部分的装甲和坦克部队。山县的主力部队约为1600人，东八的骑兵有220人，加上450人的伪满洲国兴安北警备军第八骑兵团，总兵力也不到2300人。按照进攻一方至少两倍于防守一方的规律，这点兵力要想围歼苏联、外蒙古军明显是不够的。山县和东八将进攻时间定在了5月28日早上5时30分。

在陆上战斗打响之前，空中的搏杀已经提前展开。5月22日至24日，苏联远东空军的150架飞机与日本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的120架飞机在诺门坎上空发生了第一轮空战。空战中，苏联空军明显不支。据苏联贝加尔第二十二航空歼击机飞行大队副大队长、苏联英雄斯科巴里钦回忆，5月23日的空战中，苏军就有一个歼击机大队几乎全军覆没。24日，斯科巴里钦率领他的伊尔-16飞行大队与另一支苏联空军的伊尔-15歼击机大队协同行动，由于伊尔-15飞行速度较慢，斯科巴里钦率队到达预定空域时，因未见友军踪影不得不返航。回到基地才知道，这个伊尔-15飞行大队在飞往预定区域途中被日军全部击落。

虽然在数量上稍占上风，但苏军参战飞机在性能上明显落后于日军。苏军飞行员的素质也远不如日军的飞行员。日军的这些老鸟大都在中国战场上淬过火，一般都有1000小时以上的飞行时数，技战术能力均在苏联飞行员之上。空战的连续失利迫使在后方督战的伏罗希洛夫元帅不得不下令暂停一切空中行动，苏联远东空军基本退出了5月的揭幕战。

1939年5月27日午夜，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骑兵联队指挥官东八百藏中佐信心十足地率领着他的一个骑兵中队和装甲车中队开出了营地，往哈拉哈河进发，执行迂回包抄东岸苏联、外蒙古军的任务。虽然先期出发的山县联队送来情报说对岸发现有苏军的坦克，但东八中佐根本没把这消息当回事，因为他的部队装备了充足的反坦克手雷。东八认为这里松软的沙丘地带上根本不利于坦克作战，再说他还有一个装甲中队呢。这条路已经走过好几次，驾轻就熟的东八连前卫哨兵都没派，整个骑兵中队成四路纵队，12辆战车一字长蛇紧随其后，鱼贯前进，东八感觉此行不啻一次野游。

5月28日拂晓，东八联队已经偷偷摸到了哈拉哈河岸边。他惊讶地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竖着天线的堡垒，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的师部，也是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前线指挥所。经过“大清洗”的苏军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连指挥部心脏地带必须部署侧翼警戒阵地的基本规矩都忘了。

兴奋劲并没有持续多久，东八很快在望远镜里发现为数不少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还有河西岸高地上苏军火炮阵地上那一排排黑洞洞的炮管。他马上明白，对面的敌人不是软弱无能的外蒙古边境守备队，而是正规的苏联、外蒙古联军，看样子对方对日军的进攻早有准备。

东八对自己没有将整个联队的兵力全部带来感到有些懊悔。更要命的是，他以为很快就会得胜回营，根本没有进行无线电联络的必要，因而索性将无线电通信小队留在了海拉尔的营房，现在连刚摸清的敌情也无法向担任正面进攻的山县联队通报了。实际情况是，除了他和山县要面对的3000多兵力之外，苏军第十一坦克旅正从温都尔汗马不停蹄地往这里赶来。

时间已经来到了和山县大佐约定的5时30分，东边的枪声准时响起，担任主攻的山县联队按时发起了正面攻击。东八中佐只好硬着头皮下达了“攻击前进”的命令。一时间战车轰鸣，战马长啸，战车上的重机枪像泼水一般向敌人的阵地倾泻出弹雨。

正在指挥部里的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沙日布少校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蒙了，他做梦也想不到，战斗刚刚打响，自己指挥部旁边就钻出来这么大一支突击力量。还好沙日布很快醒过神来，立即命令警卫员护送政委和苏联顾问撤离，自己带领警卫排和师部其他人员拼死抵挡日军的进攻。寡不敌众的抵抗力量很快被日军全歼，沙日布也成为外蒙古军在诺门坎战役中阵亡的最高级军官。

东八中佐踌躇满志地走进了外蒙古军第六骑兵师的指挥部，胜利唾手而得，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意外。巡视完胜利战场的东八立即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派人快马加鞭地回师团指挥部报捷，二是命令部队原地休整准备继续战斗，夺取哈拉哈河上的浮桥，切断东岸苏联、外蒙古联军与后方的联系。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东八见好就收的最后机会，可对于一向轻视苏联的日本军人来说，那是想都不用想的事儿。

还没等东八联队扩大战果，外蒙古军第六师的装甲营赶到了。36辆装甲车一字排开，车载45毫米加农炮，打得日本骑兵人仰马翻，另一个方向上又冲过来一个苏军喷火坦克连，战场瞬间攻守易势，日军12辆薄皮大馅的装甲战车，眨眼间冒出白烟，变成了12堆废铁。

这东八百藏能干到联队长也绝非浪得虚名，他当即下令骑兵变步兵，所有人员就地成散兵线部署，用反坦克手雷对付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战车和坦克。放弃战马的日军骑兵迅疾展开了“肉弹攻击”，这一战术乃前辈“军神”乃木希典在旅顺攻坚战中首创，端的是威猛无比、有去无回。日军士兵利用坦克的视野死角奋不顾身地将反坦克手雷塞进苏军坦克的肚皮底下，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战车接二连三被炸起火。面对这种不要命的贴身肉搏，苏联、外蒙古联军的坦克和战车只好掉头后撤，脱离与日军“骑兵”的接触。但是他们并不走远，很快在远距离形成了对日军的包围，然后不停地用炮火骚扰日军。东八百藏现在不单无法扩大战果，连撤退都办不到了。由于正面山县联队的进攻吸引了苏联、外蒙古联军的注意力，东八命令士兵迅速修筑战壕固守待援。

下午，东八终于等来了援军，一小队日本步兵呐喊着，冲开苏军包围来到东八跟前。原来这是一支执行其他任务，因为迷路误打误撞跑到这里的一支小部队。虽然来的只是60多个步兵，但多个蛤蟆四两气，来了总比没有好。大喜过望的东八马上命令扩大阵地，等到夜间再采取新的行动。

已经一整天没吃没喝的东八联队，默默地等待着夜幕的来临。晚上，当他们从地上爬起来准备发动进攻的时候，几股强烈的电光已经将他们死死罩住，紧接着无数炮弹铺天盖地打了过来。企图发起夜袭的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重新回到散兵坑中。一夜炮声不断，随着黎明的悄悄来临，东八已经彻底丧失了逃生的机会。自顾不暇的山县也曾派出小股增援部队，均在路上就被苏联、外蒙古联军打回去了或就地歼灭。

第二天上午，外蒙古军骑兵第六师第十七团团长丹达尔中尉率领骑兵在苏联、外蒙古联军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潮水般向东八的散兵线冲过来了，一下子就冲开数道缺口，闯进敌阵。骑兵混合着战车在日军阵中左冲右突，势不可当，日军士兵在马刀的挥舞之中纷纷倒下。见大势已去的东八百藏率领残存的士兵发起了自杀式冲锋，这最后的一击，很快在苏联喷火坦克喷出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东八百藏联队全军覆没，东八阵亡。

相比东八来说，正面的山县联队也不轻松。他们从5月23日清晨出发，用了整整四天才走完200公里的路程，准时于5月27日夜晚到达了预定的攻击位置。

5月28日，清晨5时30分，山县联队准时发起了进攻。正像侧翼的进攻一样，猝不及防的苏联、外蒙古联军很快败退，山县迅速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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