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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4 23: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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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东方

出版社:人民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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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档案

雷锋档案试读:

序言

本来是一部记录雷锋人生的纪实文学,为什么命名叫“雷锋档案”?似乎让人感觉有些干酷、乏味,担心是否缺少可读性和文学品味。这些当然是有过成熟的考虑和思索的。这个问题也正是本书不同于以往出版的各类雷锋文学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正是本书出版的背景、缘由和针对性。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把雷锋的人生写实、写真、写全,防止把雷锋写假、写虚、写偏、写乱、写得不靠谱,走样了,把雷锋虚化了,蒸发了,因而影响了学习雷锋的可信度,干扰了对雷锋精神实质的理解。因此在不失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同时,突出它的可信性、依据性和真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就是雷锋的人生词典,就是雷锋的人生档案,就是雷锋的人生记录。其独特之处是,用见证记录雷锋,用亲历记录雷锋,用城市记录雷锋,用水土记录雷锋,用岁月记录雷锋,永葆雷锋的真实、准确、可信。

档案,一般是指人们在社会各项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性是它的本质属性。档案是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直接形成说明档案继承了文件的原始性。历史记录说明档案在继承文件原始性的同时,也保持了文件的记录性,是再现历史真实面貌的原始文献。因此档案具有凭证价值的重要属性。并以此区别于图书情报资料和文物。

档案是有多种不同类型的,雷锋档案属于个人档案,属于名人档案。个人档案是一个人一生生命的缩写,也是一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内容和所经历的大事件的原始记录。所以这部记录雷锋人生的纪实文学叫做《雷锋档案》,就是使其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性,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这部书的结构是非常特别的,其内容章节不是一般的用时间年代和思想体系分类排列的,而是用城市的名称组合的。就是雷锋曾经比较长期的居住过的7个城市。它们是望城、鞍山、辽阳、营口、抚顺、铁岭、沈阳。雷锋在这些城市里不是一走一过,不是临时驻足歇脚,而是实实在在地生存,扎扎实实地生活、学习、工作。不仅喝过这里的水,吃过这里的粮,身体得到发育成长,而且与这里的父老乡亲有过实质性的亲情接触,身心得到培育和滋养。因此这部书里出现的人物都是雷锋的历史见证人,同学、老师、同事、工友、战友、领导、家族人等。

档案来源于文件,档案是由文件有条件转化而来的。这里所说的文件是指广义的文件,即一切由文字、图表、声像等形式形成的各类材料。档案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价值阶段的不同形态。二者具有同源性和阶段性的共性,也具有时效、功用、离合等个性差异。从文件到档案是一个批判继承的辩证运动过程。从信息的内容和形式来说,二者是完全相同的。但从时效、价值和系统性上来说,档案是对文件的不断扬弃。首先是时效性批判,档案是办理完毕的文件;其次是价值评判,档案是办理完毕的文件中具有保存价值的部分。从档案价值的意义来说,写作这部书,是对以往出版的各种各样的大量关于雷锋出版物的一次全面批判性的整合、吸收,是一次去伪存真,纠偏查证,正名顺言的过程。据初步统计,半个世纪以来,关于雷锋的出版物已经多达400多种。一方面反映了学习雷锋宣传雷锋的大好形势和繁荣景象,释放了大量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又写乱了,写杂了。传说的有之,听说的有之,戏说的有之,胡说的有之……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同一件事情,就有几个版本。雷锋到底是不是“治沩模范”说法不一;雷锋牺牲的过程说法不一;给雷锋改名的人是哪一个说法不一;雷锋捐款多少次、多少钱,说法不一;雷锋的皮夹克在哪里买的哪里产的争论了30多年;雷锋到底有没有初恋女友,现在许多人还是将信将疑……这些问题在这部书中,都将给予相对正确的说法和答案。

档案对文件而言,又是系统性的批判。档案是把分散状态的文件,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系统地整理出来,形成信息单元。这也就是说,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文件是档案的基础,档案是文件的精华;文件是档案的素材,档案是文件结晶的综合与有序梳理。

雷锋档案就是以雷锋在故乡和第二故乡7个城市的真实生活为基础的,把他22年在这7个城市生活所留下的各种真实的文字材料和50多年来大量的关于雷锋的出版物组合在一起的。雷锋档案的组合既是分割的,阶段性的,分时间和地域的,又是连续的,有机连接的,是系统的、全面的、全部的,也是权威的。分为时间和地域两大块,以时间为经线,地域为纬线,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的。在故乡望城18年,在第二故乡辽宁4年。在故乡的时间是从1940年12月18日出生,到1958年11月13日离开故乡北上鞍钢。这18年,分为5个时期,1—10岁是苦难的童年;10—16岁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的读书时期;在望城县委当公务员时期;参加治理沩河的水利工程建设时期;在团山湖农场时期。在第二故乡辽宁的时间是1958年11月15日,到1962年8月15日牺牲。也要分为5个时期:1958年11月15日到1959年8月20日,在鞍钢化工总厂时期;1959年8月20日到1960年1月8日,在辽阳弓长岭焦化厂时期;1960年1月到4月,在营口新兵训练时期;1960年5月到1962年8月15日,在抚顺市施工时期;1962年2月到1962年8月15日,雷锋离开了连队,带领全班单独执行任务。白天参加位于棋盘山的沈阳市委战备指挥部的施工建设,晚上住在位于铁岭市横道河子乡的下石碑村的房东家里。这里是沈阳市、铁岭市、抚顺市3市交界处,而雷锋所在的运输连的连部在抚顺市的望花区。这部书的特点是分城市篇把雷锋在各个地方留下的东西,写全、写透、写细,过去遗漏的,这次补充进来;过去写错的,这次纠正过来;过去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这次要拨乱反正泾渭分明。每一个城市篇,必须有5个写作重点。一是把雷锋在此地的时间搞清楚;二是与雷锋接触的主要人物搞清楚;三是雷锋在这里经历的大事件搞清楚;四是雷锋在这里留下的各种文字搞清楚;五是把雷锋在这里的影响力彰显出来。50多年来,出版了许许多多的有关雷锋的优秀作品。《雷锋日记》已经出版200多个版本,发行量在1亿册以上,本丛书就是以雷锋日记、雷锋讲话材料、雷锋书信和其他有关雷锋的资料为基本依据和原则的。50多年也出版了一些优秀作家写雷锋的优秀作品。最有影响的是陈广生的《雷锋的故事》,具有学习雷锋教科书的作用,发行量大,覆盖面广,受众无数。但是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学习雷锋形势的急迫,再加上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还没来得及向纵深挖掘,还有增加厚度的空间。戴明章编著的《回忆雷锋》收集了140多位见证人和亲历者的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非常难得,但是一些文章过于原始和简单,需要进一步提升文化内涵,且他们之间缺少衔接。冯健的《雷锋从这里起步》非常好,可以说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也可以说是写雷锋作品的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但是这部书只是记录雷锋18岁的人生,在故乡的成长经历,准确的说是记载雷正兴美好人生的。还没有涉及到雷锋入厂当工人、入伍当战士的大量事迹和精神世界。《雷锋档案》就是在学习借鉴这3部优秀作品和其他大量雷锋出版物的基础上,组合起来的,是以前各种雷锋出版物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必要的增填和补充。同时还听取了许多雷锋历史见证人和亲历者的意见,增加了他们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把雷锋22岁的美好年华和精彩人生整合在一起一气呵成一部属于雷锋人生的全书,从1940年12月18日出生一直写到1962年8月15日牺牲,过去还是没有过的。把雷锋的出生地和居住地联系起来,分析和寻找他的成长规律,也是不多见的。特别是通过雷锋的职位变化——农民、工人、士兵的三次转身,透视出一个伟大战士的成长轨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你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的大地上”。这部书,就是为培育雷锋精神的种子,提供准确的信息,创造方便条件,做一些基础性工作,用雷锋精神推动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沈阳篇

雷锋短暂的生命旅程只有7910天,在解放军部队里他一共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即从1960年1月8日到1962年8月15日的951天,这仅占据了他生命旅程12%的时间。在雷锋短暂的一生中,围绕着沈阳的工作、学习、活动占了300多天。这也正是他政治生命大放异彩的时候。从雷锋参军不久参加文艺演出、忆苦思甜成名,被评为军区学毛泽东选集的积极分子和学习标兵,《雷锋日记》的首次披露,被特别批准入党,参加沈阳军区首届团代会,第一次到地方作报告,火车上做大量好事,沈阳军区《前进报》首发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首发雷锋日记……以及雷锋生命的最后5个月,都是与沈阳息息相关的。第一章成长的历程

雷锋精神凝结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闪烁着社会主义道德的光辉,具有引领人们崇德尚义、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今天的“雷锋”已是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影响最深刻的一种道德标准,更成为中华民族一项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得到了世人的广泛认知和高度赞扬。

沈阳是一座具有丰富雷锋资源的大城市,它是雷锋政治生命的中心,雷锋的成长和雷锋精神的形成都与沈阳密不可分。“雷锋班”命名大会和沈阳军区庆祝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雷锋题词大会的隆重召开,并由此在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高潮等等,雷锋生命中的许多闪光点,都绽放在沈阳这块沃土上,这是其他任何城市都替代不了的。可以说,雷锋正是在党的精心哺育关怀下,从沈阳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

当年大力宣传雷锋的人,或在沈阳工作过,或今天仍生活在沈阳:他们中有曾经培养过雷锋的老革命,与雷锋一起成长的亲密战友,雷锋的直接领导,雷锋的班长和排长,雷锋辅导过的学生,最早写雷锋的人,最早画雷锋的人,最早演雷锋的人,最早说唱雷锋的人,以及拍摄雷锋的人……

雷锋,是一个名字,永远写在春天里;雷锋,更是一种精神,永远传颂在神州大地。一、雷锋也“追星”

偶像,可以成为一个人前行的不竭动力。当今社会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偶像。瘦弱的雏鹰,只要它志存高远,以蓝天为偶像,终可直冲苍穹;涓涓的溪水,只要锲而不舍,以大海为偶像,终会拥抱海洋;稚嫩的幼苗,只要坚忍不拔,以大树为偶像,终可成为参天之木。

在20世纪60年代初,雷锋是全国人民心中的偶像。那么,雷锋的偶像又是谁呢?通过雷锋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少年时就十分崇敬刘胡兰、方志敏、聂耳、董存瑞、郅顺义、邱少云、安业民等英雄人物。而在这些杰出的人物之中,他尤其敬佩的,非黄继光莫属了。用今天的话说,雷锋绝对是黄继光的铁杆粉丝。“军民楷模功垂千秋,英雄烈绩凯歌百代。”空前惨烈的上甘岭战役,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正是在这个战役中,黄继光成为一个值得国人骄傲的名字,他为了祖国,奋不顾身,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喷火的枪口。这正是雷锋心中永久的崇敬,怀着这种崇敬的雷锋,从参军来到沈阳军区的那一刻起,就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打开雷锋参军第一天使用的日记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扉页上的一张黄继光的画像。画像中的黄继光目视前方,展现了他在战场上仇视敌人、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雷锋在画像两边空白的地方竖着写道:“英雄的战士黄继光,我永远向您学习!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入火海上刀山,我甘心情愿,头断骨碎,身红心赤,永远不变。”

1960年1月8日,雷锋在他参军之后的第一篇日记中就提出:“我一定要向董存瑞、黄继光、安业民等英雄学习。”3月10日,雷锋又在自己的日记中说这样写道:“黄继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他这种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崇高精神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

上天好像特意要圆他的梦想,刚刚入伍三个月,即1960年3月,雷锋就大步走进了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沈阳。来到这座古城参加文艺演出,是一般新兵做梦也不敢想的事。虽然参加活动的时间十分紧张,但雷锋还是挤出时间来,抱着神圣的心情去敬谒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拜见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偶像”黄继光。

这天,身高一米五四,脸庞圆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头戴剪绒军帽,身穿一身土黄色三号军棉袄,背着一个军用黄挎包,顶着寒风,迈着坚实而有力的步伐走进了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满怀着敬仰之情拾级而上,来到矗立着并题有“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大字的四棱锥形纪念碑前。

在青松翠柏下,雷锋依次走过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杨连第、孙占元等烈士的墓前,英雄们那些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令雷锋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仿佛自己也亲临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激起他强烈的共鸣:我们都是中国军人,都是20多岁,都有自己的远大理想。虽然你们已经为了革命的事业英勇地牺牲了,可我一定会接过你们的枪,继承你们的遗志,为祖国的繁荣,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雷锋向烈士们庄严地宣誓:“你们为了创造今天的美好新生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你们的生命虽然消失了,但你们的精神万古长存。你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将永远鼓舞我前进。请烈士们相信: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就会浑身是力量,信心百倍,意志坚强。在我单独外出执行任务中,想起你们,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坚持遵守革命纪律。在得到福利的时候,想起你们,就把享受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我一定继承你们的遗志,做一个像你们那样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回想起1960年1月8日的那天中午,雷锋心中正充满着无限喜悦和难以抑制的激动。他这个即将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新兵,向为他送行的余新元政委和其他领导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军礼,发自内心地说:“万分感谢党和首长,我多年的理想实现了。今后,我不当上黄继光式的战士,就决不回来见你们!”

雷锋在到达军营的第一天,就在日记中做出了如下保证:(一)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

……(二)克服一切困难,发扬先辈优良的革命传统。我要坚决做到头可断,血可流,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投降。我一定要向董存瑞、黄继光、安业民等英雄学习。《雷锋日记》中也多次流露出他对黄继光真诚的崇拜。他在日记中曾这样描述:“《黄继光》这本书,我不止看过一遍,而且是含着激动的眼泪,一字字一句句地读了无数遍,甚至我能把这本书背下来。我每当看完一遍,就增加一分强大的力量,受到的教育也一次比一次深刻。它对我的启发和鼓舞极大。英雄黄继光之所以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是因为他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对敌人恨之入骨,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虽然1960年3月的那一天,雷锋第一次瞻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他来说,这个瞬间已永远地铭刻在他的心里。后来,雷锋在与所在连指导员高士祥谈话时曾表示:“我一直都很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闲暇时候,经常会去沈阳北陵烈士陵园,看望安息在那里的革命烈士。和英灵们对话多了,渐渐有了些许感悟。我觉得作为一个革命者活着,就应该把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全部献出。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

1961年11月26日,雷锋在日记中这样表示:“我学习了《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以后,感受最深的是,懂得了怎样做人,为谁活着……我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我要以黄继光、董存瑞、方志敏等同志为榜样,做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人。”

1962年4月14日,雷锋在日记中说:“我失去黄继光这样一个好的阶级兄弟,心情是万分悲痛的,我的眼泪忍不住地直流。”4月15日。他在日记中又写下这样满怀激情的话:“《黄继光》这本书,我不止看过一遍,而且是含着激动的眼泪,一字字一句句地读了无数遍,甚至我能把这本书背下来。我每当看完一篇,就增加一分强大的力量,受到的教育也一次比一次深刻。它对我的启发和鼓舞极大。英雄黄继光之所以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是因为他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对敌人恨之入骨,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雷锋崇高的境界是:“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今天幸福生活,我要用一生去捍卫广大群众的幸福。”在他短暂的一生之中,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自己的这个誓言。二、文艺青年为啥没登上舞台

现在有个词叫文艺青年,放到那个时候的话,雷锋也是一个文艺青年。从当兵的第一天起,他的才艺便开始崭露头角,受到了战友们的一致好评。

1960年1月8日中午12点半左右,雷锋和一起入伍的新战友们登上了前往部队的列车。也许是因为初离故土与亲人分别,有些新战士百感交集,哭了起来,带兵人一时也不知该劝说什么好。这时候的雷锋不仅没有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还挨个座位去同大家拉家常,安抚新战士激动的心情。到了后来,他干脆指挥大家唱起了歌。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的嘹亮歌声在车厢里响起时,战士们个个精神振奋,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带兵人默默地注视着雷锋的一举一动,暗暗地赞叹:真是一个当兵的好苗子!

其实,雷锋从上小学开始,就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他勤奋刻苦,不仅成了学校第一批少先队员,还是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做过鼓手、中队委员,无论干啥都很出色。

谢迪安是雷锋的小学同学,六年里大部分时间都与雷锋在一起。少年雷锋的一言一行始终让谢迪安难以忘怀:“他的表现总是最活跃的,学习也是最用功的,他经常跟我说‘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不刻苦不行’”。在谢迪安的眼里,雷锋不仅学习努力,而且还有很强的音乐细胞:“我们上五年级时,学校新添了两个洋鼓,大家连鼓都没见过,更别提会打鼓了。辅导员要现场选拔,谁敲得好就给谁敲。打鼓讲究的是节奏感,同学们一个个都败下阵来,而雷锋却一试就成功了。其实并不是雷锋有啥天分,而是他有个会演皮影戏的堂叔。”正是在这种艺术氛围的熏陶下,雷锋耳濡目染,在音乐和表演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来到部队,性格开朗的雷锋就显得更加活跃了。他不但热爱文学,写小说、诗歌,又会吹口琴,拉手风琴,更爱唱歌。他教大家唱歌,办墙报,说快板,样样都拿手。

1960年3月初,新兵集训结束后,部队按照惯例组织了文艺会演。新兵连文艺晚会搞得相当不错,新战士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你说一段,他唱一段。这些刚入伍不久的战士们用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人民军队的热爱,以及参加人民军队的喜悦心情。雷锋上台朗诵了他参军前写的一首盼望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诗,得到大家一片掌声。接着,他又朗诵了新写的一首短诗:

小青年实现了美丽的理想,

第一次穿上了庄严的军装,

急着对照镜子,

心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1947年入伍、时任工兵十团军事教导连指导员的王立学第一次见到雷锋时,是在团内组织的新兵文艺会演上,他看到雷锋参加表演了两个节目,一个是和其他5人的集体舞《青年舞》,一个是双人快板《工程兵》。正是这些小事,让人们体会到了雷锋身上的那股火一样的青春活力和文艺才华。

1960年过罢春节不久,部队奉命移防抚顺执行一项特殊的施工任务——为抚顺钢厂修建厂房。司、政、后机关走之后,陈广生被留下来组织战士业余演出队,准备为驻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作告别慰问演出。

3月初,当新兵集训结束时,陈广生带着几个老骨干去选拔新兵中的文艺骨干。当时,雷锋已被分配到了运输连当汽车兵,正好要下连队进行汽车驾驶技术学习,几个被指名抽调演出队的战士怕影响学习成绩都不愿意去。部队首长看到雷锋具有表演天赋,决定调他到演出队当“演员”。雷锋一听便很爽快地答应了:“服从革命需要,革命需要我去烧木炭,我就去做张思德;革命需要我去堵枪眼,我就去做黄继光。”

2014年3月4日,家住哈尔滨市吉林街的74岁杨忠和老人回忆起自己与雷锋一起在演出队的往事显得十分动情。当时演出队20多人同睡一张大通铺,杨忠和与雷锋同吃同住过五天。“那时候天冷,排练任务很重,一天下来,脚肿得脱不下鞋。有一次,我倒在铺上就睡着了,朦胧听见有人轻声叫我。原来是雷锋打来热水,说泡脚能活血,明天保证消肿。”

五天的排练期间,晚上气温低,被子薄,战友们背靠背互相取暖。虽然条件艰苦,雷锋仍会在晚上抽出时间读《毛泽东选集》,一边搓手取暖,一边写读书笔记。休息时,雷锋还主动清理排练场地,为战友们读报。

可令人不解的是,雷锋随战士业余演出队在各处巡演了近一个月时间,最后在沈阳八一剧场参加比赛的演员中,却没有发现雷锋的身影。

原来,刚参加战士业余演出队时,雷锋劲头很大。由于战士业余演出队人少节目多,每个人都要担当好几个角色才能组织起一台晚会。陈广生选编了一些短小精悍的节目,让大家根据自己的特长报名,好充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雷锋一下主动报了三四个集体说唱节目和两个单人节目。

陈广生有些担心,问雷锋:“你演这么多,能按时背下台词吗?”

雷锋满怀信心地说:“保证完成任务。”

热情高涨的雷锋,一拿到脚本便起早贪黑地背台词、练动作,有时忙得连饭都忘了吃。按照排练计划,他很快就把所有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当大家在一起合练节目时,却发现了一个大难题。原来,雷锋的湖南口音很重,在集体节目中与大家显得不协调。为了克服这个困难,雷锋马上找了一个普通话说得好的同志当老师,一句一句地跟着练台词。但是口音很难在短时间内改过来,练了一段时间,雷锋的普通话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眼看离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同志们都很着急:这可怎么办?考虑到演出效果,陈广生想把雷锋换下来,但一时又不忍心,怕挫伤了他的积极性。

听说了陈主任的想法后,雷锋主动向他表示:“换下我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演出任务,做好党的宣传工作,我完全同意。我服从革命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

被换下来后,雷锋没有了演出任务,但为了能让大家集中精力排练节目,他把演出队的勤杂活全都包了下来,还到演出队后勤帮厨。又专门在墙角下搭个小炉灶烧开水,一碗碗地端给同志们。每天排练完,不管多么晚,他都争着打扫排练场,把道具一件一件收拾好。有的同志病了,他热心地去照顾。演出时,他还主动协助领导接待观众,当好大家的勤务员。

雷锋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演出,但是演出过程中,他都一直在台后尽心尽力做好后勤工作。经过战友们的共同努力,这次到沈阳进行会演十分成功,雷锋他们演出队的节目还获了奖。尽管雷锋没有机会上台表演,但是战友们十分感谢他所付出的劳动。1960年3月13日演出结束后,雷锋和他的战友特别高兴地到沈阳生生照相馆照了合影,雷锋自己还照了一张单人照,作为这次演出获奖的永久纪念。

1960年3月30日战士演出队解散以后,雷锋将一张自己的照片赠给原7343部队战士演出队的班长张计春留作纪念。上面有雷锋的赠言:“赠给张计春同志留念——战友雷锋。”如今,这张珍藏在辽阳雷锋纪念馆的珍贵照片,印证了雷锋作为战士演出队的一员,随队参加了军区文艺会演的故事。三、抄录“唱支山歌给党听”

有这样一首歌,它深情、悲怆、激昂的曲调,情感诉求十分强烈,凡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这动听的歌声中产生强烈的共鸣。歌的第一乐段充满深情和激情,表达了对党的热爱。第二乐段体现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仇恨,并表达了跟党闹革命的决心。第三乐段加深了旋律的印象,把音乐推向高潮,再次强调了歌曲的主题。几十年来,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荡过几代人的心扉。它就是由姚筱舟作词,朱践耳谱曲,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雷锋牺牲后,人们发现他大大小小一共有18个本子,这里面有日记本、学习本,还有他欣赏的报刊摘录本。其中有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他从从刊物上摘下来的。很多读过《雷锋日记》的人都知道,雷锋在日记中曾经抄录过这首著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但奇怪的是,这首诗在《雷锋日记》1963年4月第一版中出现之后,以后很多版本的《雷锋日记》里就再也看不到这首诗的踪影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雷锋是通过什么途径摘抄到了这首诗,后来发现这首诗并不是雷锋原创的,所以就不再收录在《雷锋日记》当中。

但令人欣慰的是,沈阳军区《前进报》在1960年12月1日,首次把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当成了雷锋的日记加以发表后,有好几家报纸作了转载。后来,在解放军总政治部1989年11月编辑出版的《雷锋日记选》中,这首诗又一次被列在“1960年3月×日”中,但没有标明具体的日子。因此,让这首诗仍给我们留下一个谜团:雷锋到底是在哪最先看到并抄录了这首诗的?

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唱支山歌给党听》应该是1960年3月中旬雷锋第一次到沈阳这段时间摘抄的。那时的雷锋正在沈阳参加部队战士业余演出队的会演,十分爱看报刊,喜欢学习的他正是在这个期间无意中发现了这首诗,并随手抄录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也许正是因为不是自己创作的,所以雷锋就没有把具体的抄录时间标明出来。另外,雷锋在整个3月份,仅有三篇日记,除了“3月×日”、“3月10日”两篇外,就是这篇《唱支山歌给党听》了。由此也可以看出,雷锋在战士业余演出队的活动十分紧张,因此写日记的时间也很少。

雷锋生前所在连司务长,今天生活在沈阳皇姑区明廉街道的杨丰普提供了一个证据,他说:“雷锋是个特别爱唱歌的人,加上他那副白胖憨厚的逗人模样,成为连队文艺表演队中不可多得的文艺骨干。他没事就爱哼点什么小曲,特别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我就听过他用湖南花鼓调哼唱过‘唱支山歌给党听’,有滋有味的。可见在雷锋的心里有着一种对党深深的感激与尊敬,他唱得感情特真挚。”《人民日报》1963年2月7日五版上刊载雷锋日记摘抄后不久,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说读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很感动,认为日记写得好。同时,邓颖超告诉吴冷西,总理好像在哪儿见过《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雷锋”的诗作,希望报社认真查实,搞清楚日记中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录别人的话,别人的话应注明出处。

吴冷西很快把电话打到总政宣传部,总政又及时将电话传达到沈阳军区政治部。军区政治部立刻将核实雷锋日记的任务,交给了《前进报》。

那么,雷锋的这首抄录的诗来源在哪里呢?最后查明,此诗原刊登在1958年6月26日第八期《总路线诗传单》上。那是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专门编印的一份不定期小报。上边刊登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27岁姚筱舟创作的一首3段12句短诗,原文如下: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

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雷锋在日记中摘抄这首诗时,展现出了自己高超的编辑能力,他对这首诗进行了三处极有创意的修改:原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另一句“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雷锋又删除了诗中有关“大跃进”内容的最后四句,让这首诗的主题更加明确突出。

雷锋牺牲以后,他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上海歌舞剧院的音乐家朱践耳。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践耳,特意为这首诗谱出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谱曲一气呵成之后,朱践耳把新作寄到了《文汇报》。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标题也改为《雷锋的歌——摘自〈雷锋日记〉》。这首歌曲的首唱者是上海歌舞剧院的任桂珍,后来,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西藏学生才旦卓玛也唱了这首歌。不久,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才旦卓玛因此一举成名。

朱践耳最初谱曲的目的是为了纪念雷锋,才旦卓玛也是为了纪念雷锋而歌。结果,一首平凡的小诗因为雷锋而唱遍全国,成为一首具有中国民歌特色的经典金曲。

1962年,《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歌被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编汇在《新民歌三百首》中。只可惜,那时雷锋已经牺牲了。1965年春,这首歌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链接】《唱支山歌给党听》稿酬20元

1963年7月,姚筱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听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他既惊讶又激动,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雷锋日记》的歌词是摘自他所发表的一首小诗的前8句。这时,中国音协的《歌曲》杂志要转载《雷锋的歌》,听朱践耳说《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原作者是“蕉萍”,即是焦坪煤矿职工,这才弄清了真相。不久,《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就改成了“蕉萍”,上海唱片公司还给姚筱舟寄去了20元稿酬。

多年来,《唱支山歌给党听》能久唱不衰,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筱舟深知,这是与雷锋精神的“传播”,朱践耳的谱曲、才旦卓玛的演唱分不开的。1997年5月9日晚,在上海东方电视台策划下,三位合作者在跨越34个春秋之后,终于头一次在“上海之春”第十七届音乐会开幕式上相见。筱舟见到了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和著名音乐家朱践耳。三双苍老的手紧握在一起。同年10月27日,筱舟正式收到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寄来的《音乐著作权合同》及《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及作品)登记表》,筱舟不禁激动得流下热泪,他在歌曲版权页上郑重地签下了苍劲有力的“姚筱舟”三个字。令筱舟终生难忘的是,自己苦苦追求的心愿终于在迈入68岁时实现了——2001年2月28日,姚筱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章辉煌的起点一、令人敬佩的那股执着劲儿“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于如何学好毛主席的书,雷锋有着自己的深刻体会:“毛主席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 ”(《雷锋日记》1961年4月×日)

确确实实,“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赋予生活一种新鲜感,使人总能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审视着周围的一切。人只有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才能达到新的境界。也正因为如此,雷锋在当兵后不久,就有了一次到沈阳参加军区毛主席著作学习经验交流会的宝贵机会。

1960年上半年,部队开始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雷锋也积极响应,甚至到了“书不离手,身不离书”的程度,走到哪儿就学到哪儿。为此,他被大家推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的组长。当时《毛泽东选集》不好买,雷锋就利用假日到新华书店买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等多种单行本,每样除了自己留一本,其余都送给了战友。

在沈阳军区档案馆里有一张手写且已泛着黄色的信纸,上边标有“秘密”的字样,它是当年沈阳军区给总参军训部的情况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报告在解密之后,人们才得以了解到其中的内容:“1960年3月至7月15日,沈阳军区的各级干部进行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集训,从师级领导到连排干部,一共进行了76期……”这份报告可以证实,正是在那个时期,雷锋有机会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集训。但令人不解的是,作为一名优秀士兵的雷锋,参加的却是营连级领导集训,而且在会上还作了报告。

一提起那次自己与雷锋在沈阳的学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集训会上的偶然相遇,周天佑总是激动不已。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周天佑在战争结束后回国,1955年5月他被安排到沈阳军区驻抚顺某部队政治部任青联干事,负责青年工作。

周天佑不会忘记那一天他接到团领导的通知,让他马上去参加沈阳军区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集训会。让周天佑感到自豪和光荣的是,有资格参加这个大会的人,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身经百战的英雄、军官。

集训会在沈阳开幕的那天,一名刚当兵不久的年轻小战士站到了这些军官面前,并开始作报告,立马让这些战功卓著的军官们都吃了一惊:他是谁啊?

这位年轻的战士就是雷锋,他的出现引起了军官们的广泛关注。当大家听完雷锋的报告,了解到他在参军之前就获得了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工作模范等众多光荣称号后,顿时对这个个子不高、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充满了敬意。

报告会一结束,周天佑立刻找到了雷锋,与他紧紧地握握手:“你好!雷锋,你是哪里人?”“我是湖南的,您是哪里人呀?”雷锋反问。

周天佑回答说:“我是江西人。”“哎哟!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呀。您在哪个部队?”雷锋显得十分高兴。那时,在北方当兵的人,凡是湖南、江西、湖北等南方来的都属于“半个老乡”。

周天佑说:“我在师政治部,是青联干事。”

雷锋在与周天佑交谈中表示:“我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在旧社会里受尽了折磨和痛苦。参军以后,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深深懂得了社会主义的今天是由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得来的。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着为了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可以说,在我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党的血液。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

雷锋谦虚、亲切的样子给周天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两人一见如故,纷纷表示要互相学习与激励,共同为党的事业而奋斗。周天佑虽然身为军官,但他仍很虚心地请雷锋谈了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过。

说起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事,其实在他当公务员的时候就开始了。1956年11月17日雷锋正式调到望城县机关当公务员,在县委机关大院内,他既能接触到领导又能接触到老百姓,这样的经历使他比同龄人见多识广,同时也有了更多学习和锻炼的机会。由于他爱看书,比一般的年轻人更早地接触到《毛泽东选集》。

那时的雷锋总是闲不住,眼里处处都是活。当人们劝让他少干点活的时候,他总说干这些小事累不着。

县委领导班子晚上常常开会,有时要开到深夜,这时雷锋就坐在隔壁房间看书,一直陪着。等领导们散会了,他还要负责把会议室收拾干净,把门窗关好,才肯去休息。

雷锋谦虚地说:“1959年8月,李书记买了一本毛主席著作给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经过学习,提高了阶级觉悟,武装了头脑,增强了本领。”

其实,在雷锋当上工人后,他的皮箱里面也总是放着《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那时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书里面的文章周围写满了自己的读书笔记:

我决心听毛主席的话,大公无私,处处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让有一点肮脏的个人利益低级趣味的东西来玷污自己,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4页书眉笔记

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和阶级的最高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3页书眉笔记

我觉得一个革命者活着,就应该把毕生精力和整个生命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全部献出。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书眉笔记。

在沈阳开会的这段时间里,雷锋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懂得了不少道理,脑子里一豁亮,越干越有劲,总觉得这股劲儿永远也使不败。我为群众尽了一点自己应尽的义务,党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去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并出席了鞍山市青年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这完全是由于党的培养,是由于毛主席思想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是由于广大群众支持的结果。”

雷锋在1960年11月5日的忆苦思甜报告中有这样发自内心的表达:“首长经常给我谈话,鼓励我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懂得革命道理才能当个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也积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挤时间学,有时晚上学习太晚,头昏,我就洗一洗脸。我想到自己的觉悟低,一定要好好学习,利用开饭前后,有时连到厕所我还不放过学习。部队规定9点钟熄灯,我就买个手电,在被子里学。我学完了毛泽东选集1—4卷,其他政治书籍60多本。重点学了《反对自由主义》《将革命进行到底》、“老三篇”、《矛盾论》《实践论》。学了毛主席著作以后,使我眼亮心宽,懂得了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对我帮助很大。”

由于学习毛泽东选集在雷锋所在连形成了风气,很多人看书都看到深夜,这样一来影响了作息时间,于是,连里反复强调要遵守熄灯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指导员高士祥发现雷锋不是到司务长宿舍就是到连部办公室去学,他劝雷锋早些休息,雷锋也答应,可是睡醒一觉发现他还在学。出于爱护,班长薛三元批评了雷锋,从此,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雷锋又想到了其他的学习方法。一天晚上,快到半夜了,指导员高士祥到各班宿舍查铺,他突然发现雷锋的被子在动弹,就轻轻走近床边掀开了被子,只见雷锋正借着手电的亮光,认真地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呢。这让高士祥很感动,但又劝他不要熬夜了。雷锋低声回答说,“指导员,我一拿起毛主席著作,越看心里越亮堂,越读浑身越起劲,连觉也不想睡了。”

于泉洋与雷锋是同班战友,在一起生活、工作的日常接触中,雷锋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刻苦学习革命理论的惊人毅力。1960年,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本来雷锋早就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回他在学习上抓得更紧,对自己要求得更严了。同志们都说他是“毛主席著作随身带,一有空闲就学起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每天对自学的安排紧紧的,除了参加连队一些活动外,连队晚上熄灯后,他就找个地方学习,一学就学到很晚。有一天晚上,于泉洋是11点至12点的岗。下岗时路过司务长的房间发现室内灯还亮着,他从窗户往里看了一下,发现原来是雷锋正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看毛主席著作呢,还不时地用笔写些什么。于泉洋进到屋里对他说:“现在都几点了,还不睡觉,明天还得出车哪!”

这件事,对于泉洋的教育特别大。他心里想,连队和班里的工作这么忙,训练和施工任务又非常紧张劳累,可是雷锋照样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他这种刻苦精神、求知欲望实在感人至深。在雷锋的影响下,于泉洋也开始自觉地学起来。

在雷锋战友张兴吉的记忆中,雷锋和其他人确实不同。除了睡觉时间,他的手和嘴,几乎都没有停过。“为啥嘴里不停呢?他在说啥呢?”开始没人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后来,细心的战友们才发现,原来雷锋是在背诵毛主席的话。

雷锋的书包里,永远都装着毛主席的书、日记本和笔,走到哪儿学到哪儿。当时,雷锋所在部队很少有机会看电影。只要是放电影的日子,战士们都跟要过年似的,满心欢喜地等着放电影。然而,只要电影还没正式放映,雷锋就会捧着书在那儿认真地学习。雷锋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深受全国人民敬佩和学习的伟大的战士,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热爱党,如饥似渴地学习毛主席著作。雷锋在入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有些文章甚至读了几遍。张兴吉后来感叹说,自己活了70多岁,从来没有看到谁的学习精神能够超越雷锋。【链接】辽宁有6处雷锋纪念场馆

如今,在辽宁已有6处雷锋纪念场馆——抚顺雷锋纪念馆、沈阳军区雷锋纪念馆、鞍钢雷锋事迹博物馆、营口雷锋入伍宣誓纪念碑、辽阳弓长岭区雷锋纪念馆、铁岭雷锋事迹陈列馆,有全国第一家雷锋精神研究所,有第一本《雷锋精神研究》杂志,有第一家学雷锋网站。雷锋团、雷锋路、雷锋岗、雷锋储蓄所、雷锋小学……数不胜数。二、第一份反映雷锋事迹的翔实材料“如果你是一缕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的坚守岗位?”雷锋,就像那一缕阳光、那一滴水、那一粒粮食、那颗最小的螺丝钉,虽然一生短暂,却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光辉。

当年,沈阳军区机关号称‘六大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炮兵、装甲兵和工程兵。军区工程兵下属不仅有师(工区),还有3种执行不同任务的团,其中有工兵团、建筑团和在江河湖海上执行任务的舟桥团,雷锋所在团是工兵10团,同时还有工兵6团,工兵12团;建筑130团、131团;舟桥81团、82团等。有意思的是3个军区特种兵,各有一个突出的典型,那时在全军都叫得响的,那就是炮兵有战斗英雄董存瑞,装甲兵有学毛主席著作标兵廖初江,工程兵有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

20世纪60年代初,部队广泛开展起了“两忆三查”活动,那是当时我军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两忆”指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指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两忆三查”的重点是忆阶级苦,搞好忆苦挖根、谈甜思源、算账对比,解决对国内形势的认识问题。做法是,先进行思想动员,苦情摸底,选择典型,引苦忆苦;后采取忆苦挖根,认清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根源和实质;再通过谈甜思源,算账对比,结合党的政策教育,认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清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认清当前某些暂时困难决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从而达到提高觉悟,增强斗志,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目的。

亲历过新旧两种社会的雷锋,对旧社会有着深仇大恨,对新社会也有最深的幸福体会,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走上了“忆苦思甜”的大讲坛的讲台,雷锋发自内心的演讲,深深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也正是从这时起,雷锋开始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

1960年6月的一天,驻庄河的守备3师官兵正在师部大礼堂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恰好这天雷锋到该部队执行运输任务,任务完成后,他也悄悄地走进会场听报告。这时正赶上台上有一位地方老乡正在痛哭流涕的忆苦,引得台下的人都满面悲伤。这来自旧社会悲惨境遇的哭诉,勾起了雷锋心底的伤痛,让他当场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哭得比谁都伤心。该师的一位副师长注意到了雷锋的举动,便让人将起身要离开的雷锋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副师长上上下下打量了雷锋一番:“大会上,你为什么那么悲伤?”

雷锋眼中闪着泪花说:“首长,我家的苦难也同样深重,我不是为自己的悲惨命运哭泣,是因为想到党对我的养育之恩而感动得流泪。”

一听此话,这位副师长也为之动容:“你说得对!目前,国家正面临着重重困难,为了提高部队的抗灾能力,刻苦练兵,部队还想搞些教育活动,你明天就给我们师进行‘忆苦思甜’吧。”

面对副师长的要求,入伍还不到半年的雷锋一时不敢答复。于是,这位副师长立即请示了上级,并与雷锋所在部队进行了沟通,最后部队同意雷锋为守备3师作一场“忆苦思甜”报告。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场报告,让雷锋一下子出了名。此后,雷锋常到各地去做报告,每当讲到亲人被迫身亡时,就要大哭一场,这对他的身体也产生了一些影响。1961年春季的一天,雷锋从兄弟部队做巡回报告十多天以后回到连里,连长虞仁昌和他谈话时发现,雷锋的脸色有些发白,便关心地问:“你是不是有病了?”

雷锋回答:“没有什么,只是近来常常睡不好觉,到12点还睡不着。”

为了不让雷锋被累垮,连长下命令让雷锋好好休息,不准他参加公差勤务、体力劳动,还特别安排雷锋睡到连部自己的床上。雷锋当时也难以推辞,可是只睡了一晚,他就更加睡不着了。于是他找到连长说,“昨天晚上比前天晚上睡得还不好,你还是批准我回去睡吧!工作也都让我去干吧!睡这里我思想上安静不下来。”看着一脸真挚的雷锋,虞连长也只好依了他。

雷锋入伍后,关心战友,帮助同志,表现积极,主动做了很多好事。在部队开展的忆苦思甜活动中,他成了忆苦典型,在沈阳军区各部队作报告,在沈阳军区所属部队中开始小有名气了。1960年7月,雷锋所在团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大会,雷锋在大会上作了学习毛泽东选集心得体会的报告,对全团干部战士影响很大。

当年工兵十团三营营部书记、雷锋的战友夏孝栋说:“很多人都知道雷锋是位好同志,团里的领导也觉得他与众不同,也多次在团里表扬他。但对这位新战士为什么能有如此好的表现,当时并没有人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对雷锋的先进事迹开始也没有想到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宣传,更没有将雷锋事迹提炼为‘雷锋精神’的高度加以认识,但大家有一个共识:雷锋是位乐于助人的好战士!”

实际上,促使人们对雷锋认识大大前进一步的,居然是地方上寄来的两封表扬信。

1960年8月间,两封不同寻常的感谢信寄到了十团政治处。第一封是抚顺市望花区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寄来的,信上说:“你部战士雷锋,为了支援我们公社的建设,要把自己多年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二百元钱赠送给我们公社。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让他把钱给家里邮去。可他说‘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我的钱就是给家里用的’。盛情难却,我们只得收下了一百元。雷锋同志这种热爱党、热爱集体的可贵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它成为鼓舞我们办好人民公社的精神食粮。希望部队领导能给予雷锋表彰奖励。”

另一封是辽阳市委寄来的。信上说:“你部战士雷锋,听说我市遭遇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灾,给我们写来了慰问信,还寄来了一百元钱。雷锋同志这种关心家乡,关心灾区人民的深情厚意,使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我们一定尽心尽力,带领全市人民战胜灾荒,重建家园。希望部队领导能给予雷锋表彰奖励。”

那时,雷锋每月工资只有6元钱,他能一下子拿出200元钱支援公社,的确让人很受感动。有人经过推算,月工资6元的雷锋捐200元钱,相当于今天一个月薪2000元的人一次捐款七万元左右。

这两封来信虽然只有两三张信纸,但团领导看了之后都深受震撼,当即做出指示:立刻派宣传人员到汽车连蹲点调查。

调查小组通过召开座谈会,找雷锋谈心,走访地方有关单位,全面挖掘了雷锋许多鲜为人知的先进事迹。一个战士能默默做了这么多好事,相当不容易。团领导当即决定,号召全团干部战士“人人都来学雷锋,做雷锋式的好战士”。于是,全团很快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

在此期间,团政治处干部股干事郑恩庭受团党委指派,来到雷锋所在连队整理雷锋事迹。他在连队呆了一个多月,和雷锋朝夕相处,经雷锋同意,还翻阅了雷锋当兵后的日记。

郑恩庭是1959年调到雷锋所在团任干事的。次年1月8日,在欢迎新兵的大会上,雷锋代表新兵的发言,给郑恩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次下连队,他与雷锋结下不解之缘,打心底想全面了解雷锋。于是,他先后五次与雷锋促膝谈心,了解雷锋真实的思想状况,并与连队三分之一以上的干部战士交流,以求全面了解掌握雷锋入伍后的表现。

刚开始,郑恩庭对雷锋也仅是略知一二,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他耳闻目睹了雷锋的许多先进事迹。其中,有一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那时,一个水库出现决堤的危险,雷锋所在连去参加抢险。雷锋的铁锹被水冲走后,他就用双手挖泥,结果十个手指头都磨出了血,最后因过度劳累晕倒在水中,被战友送下来休息。雷锋醒来后不顾劝阻,又冲上水库奋战了七天七夜。抢险结束后,部队给雷锋记了二等功,并在总结会上表彰了他。

郑恩庭在整理雷锋事迹的过程中,被雷锋精神深深感染。雷锋的无私奉献,吃苦耐劳,对自己的节俭,对同志的慷慨,特别是雷锋捐款200元支援公社成立和灾区建设的模范事迹,都让郑恩庭的心中难以平静,雷锋虽然只是个新兵,一名尚未入党的共青团员,但他的品德和思想境界很高,郑恩庭认为雷锋确实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经过一个多月的深入挖掘,在1960年10月,郑恩庭执笔整理出了一份全面反映雷锋事迹的翔实材料,他向领导汇报说:“中国需要雷锋,社会离不开雷锋精神。”他将这次整理出来的雷锋事迹材料上报到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后来,这份材料被认为是全国第一份翔实反映雷锋先进事迹的材料。【链接】凝聚多人心血的雷锋报告文稿

原雷锋所在团宣教干事、81岁的庞士元是雷锋事迹的重要见证人之一。据他回忆,大约是1963年夏秋之际,团政委韩万金要到北京、洛阳等地一些军队单位介绍部队党委培养雷锋的经验,于是在当时的团政治处主任陈志军组织下,由团宣传股长吴广信和干事庞士元等几位同志组成一个写作班子,负责起草韩政委的报告文稿。这份文稿是用16开纸打印的,题目为《雷锋同志在部队的成长——汇报提纲》,全文23页,共约17 000余字,分为三个部分:(一)雷锋同志的简单情况;(二)雷锋在部队的成长和党对雷锋的培养;(三)雷锋的成长给我们的教育和启示。

这份文稿中记述了雷锋成长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文稿记述了雷锋的一段思想波动,他在增产节约教育中“想到入伍时带的那只手提皮箱、一件皮夹克、一条料子裤和一件毛线衣,还在连部存着。另外还有一块手表,雷锋一想,这些东西怎么能和当前节约精神相符合呢?可是这些东西又怎么处理呢,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在情绪上也受到影响。班长发现他情绪不高,就找他谈话,在谈话中雷锋谈到皮箱、手表的问题,认为这些东西就不符合节约的精神,准备送给别人,或者上交,班长感到这样做不太恰当,又不敢做主,就把这个情况反映到连里,连里领导认为雷锋这种精神是很好的,但他只是单纯的从经济意义上来理解增产节约,还没有提高到从政治意义上来认识这个问题。指导员就找雷锋谈话,说明了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过去买的,不要为它苦闷,主要是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今后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保持和发扬艰苦朴素。文稿中还写到:“在增产节约教育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好人好事,运输连准备在俱乐部里搞个展览,决定把俱乐部重新布置一下,需要买些色纸、颜色粉笔等,要花点钱,但当时提倡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办好事,连里就提了个建议,让大家想办法办好俱乐部。雷锋当时是俱乐部委员,对这件事更关心,和大家张罗了一阵,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一天早上雷锋洗脸,看见有的同志把用完了的牙膏皮扔了,这一下办法来了,他想,全连这么多人要是把这些牙膏皮集中起来,就可以卖不少钱。他就开始收集牙膏皮,后来在工地上捡了几块废板头,钉了一个小木箱,把捡回的牙膏皮放到里面”。三、发现雷锋的伯乐们

一棵好苗,需要园丁的精心培育才能茁壮成长。雷锋的成长,除自身的努力外,也与许多关心他的部队首长密不可分。雷锋是一棵好苗,他的身后更有许多好园丁。

1960年的夏天,遵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机关干部下基层”的指示精神,沈阳军区工程兵机关开始派出团职以上干部深入基层连队进行“蹲点”,帮助连队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由于工程兵多数部队担负繁重的国防施工任务,驻地很分散,环境又特别艰苦,工程兵党委明确提出:下基层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和培养典型,指导和推动面上的工作。雷锋生前所在团正在抚顺施工,担负建设抚顺钢厂基建的任务,当时叫作“751”工程。由司令部副参谋长朱玉山和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赵琪率领的工作组分配到这个团进行蹲点。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他们得知雷锋在入伍后短短的几个月里,表现出的先进思想、模范事迹很有亮点。还有所在团已经提出在各连队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情况,让他们对雷锋的关注度大大提高。

不久,派到各部队“蹲点”的干部都返回沈阳,在工程兵机关进行了一次蹲点情况交流。利用这个机会,朱玉山、赵琪他们专门就雷锋的情况向政治部副主任王寄语作了汇报,王寄语听后立刻感到这是一件好事,应该认真对待这个战士典型。为此,王寄语向工程兵主任王良太和政委吕清作了口头汇报,他自己又专程到工兵十团对雷锋进行一次全面了解。

王寄语与团政委韩万金、政治处主任刘家乐等一起参加座谈会,同时,又认真地看了团政治处整理的雷锋事迹材料。很快,王寄语将调查的情况和搜集到的材料带回机关,首先向党委书记王良太作了一次认真汇报,并当即提出应该召开党委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在此之前,政治部的组织、宣传、青年部门一些同志,同十团一起在运输连深入了解雷锋,积累了雷锋怎样学政治、怎样学技术、怎样勤俭节约等一些动人的事例,这些都在党委会作了如实的汇报。经过对全部调查情况的研究,大家开始对雷锋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

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王良太将军在他的《我的戎马一生》中,有这样的回忆:“1960年,我下连队蹲点时发现了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回到沈阳后,便派政治部的同志下去整理雷锋的事迹,并在沈阳军区工程兵开始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很快,他的事迹就在全军传开了。雷锋同志逝世后,他的事迹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雷锋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1981夏季,著名的雷锋研究学者华东方正在沈阳军区工程兵政治部当干事,有一天,组织上交给他一个项任务,让他随同秘书处刘学礼处长,去大连马兰河军区干休所看望老将军王良太。见面之后,当提起雷锋这个话题时,老将军立刻兴奋起来,他告诉华东方和刘学礼,上世纪60年代,沈阳军区工程兵办公地点就在沈阳市和平广场附近,办公分东楼和西楼,东楼在中兴街,西楼在南京街。他的宿舍就在和平广场东侧那排小楼的第2栋,雷锋曾7次来他家都是在这里相见的,每次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题。当然,雷锋到他家并不是专门来的,而是利用到沈阳和外地出差、开会以及做报告的机会,都是将军邀请的。将军深有感触地说,雷锋每次来访,都给他家带来一种新的活力,在他的家庭里产生一种新奇的感觉,因此,雷锋每次来他家,将军都舍不得让雷锋走,如果相隔时间长了雷锋不来,他甚至会有些想念。

1960年11月24日,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杜平中将的批示,被认为是揭开学习雷锋序幕的重要标志:“雷锋同志的苦难是整个阶级的、民族的苦难。在解放前有过像雷锋同志那样遭遇的人比比皆是。他只是千千万万受苦受难人中的一个。解放后,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彻底翻了身,正为建设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忘我地劳动。因此,雷锋同志这种精神显得十分重要,值得学习。”

当沈阳军区《前进报》迅速组织力量对雷锋的事迹、日记、故事进行报道后,时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的吴保山当即指示:“这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典型,要很好宣传,推动部队建设。”吴保山发现雷锋身上具有吃苦、节约、朴素、助人为乐的精神,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所提倡的时代精神,他与军区其他领导产生了共识,要树立起雷锋这面旗帜,以激发军民战胜困难的勇气。吴保山亲自带一个工作组到军区工程兵十团蹲点,与雷锋同吃同住,并促膝谈心,他常被雷锋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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