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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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3册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3册
作者：【苏】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
译者：丰子恺 丰一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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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罗连科是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一位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家，是一位英勇地反抗沙皇专制而热诚地保护人民利益的文学战士。他的生活很多样；他的著作很丰富，其中有几个短篇曾经译为中文，但是他这部篇幅最大的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还是初次介绍到中国来。现在我们把他的生涯、著作及此书的内容略述如下。
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于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生于乌克兰沃伦省的日托米尔城，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死于波尔塔瓦。他的童年时代在乌克兰度过。他的父亲是一位生活俭朴而心地公正的县法官，家里从来不曾拥有世袭的领地和农奴，全靠自己的微薄的薪俸来维持生活。柯罗连科最初在本乡私办的学馆里读书，后来转入日托米尔中学。十三岁上随父亲迁居到罗夫诺城，一八七一年夏天在罗夫诺的实科中学毕业。他曾经希望将来做语文学家，想学习语言学、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但是因为当时的学制规定，实科中学毕业生不能进大学，只能进高等技术学校。因此他只得到彼得堡去进了工艺专科学校，在那里读了三年书。这时候他的父亲已经逝世，家庭经济困难，他的学生生活非常艰苦。他曾经一面求学，一面当校对员，替出版社画地图，为植物图解着色，借以维持生活。一八七四年，他从彼得堡转莫斯科，进了彼得农林学院，学自然科学。彼得农林学院是当时很进步的学校，教授中有优秀的俄罗斯学者季米梁节夫，学生中颇多思想进步的青年。柯罗连科在这里接近许多革命青年，参加生气蓬勃的社会生活。他曾经加入秘密的学生集团，在会议上热烈地讨论祖国俄罗斯的未来。沙皇的官吏们企图由警察局严密监视彼得农林学院的学生生活，柯罗连科和许多同学一齐起来反对。他代表学生向校长递呈书面抗议。因此当局就把他逮捕，开除学籍，并且逐出莫斯科。后来他又曾在彼得堡进矿山学院，但也没有毕业。这期间警察当局严密地监视这个“不良分子”的一举一动，常常把他逮捕。终于在一八七九年夏天，无故地把他流放到维亚特卡省的边区。他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五年。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刺死。三世登位，命令一部分流放犯宣誓，表示效忠新皇。柯罗连科也在其内，但他拒绝宣誓。因此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他被押送到雅库茨克省的阿姆加村。他在这地方住了三年，夏天做农作，冬天替人缝制皮靴，借以糊口。同时他在各方面采集材料，从事小说创作。一八八五年流放期满，准许离开阿姆加。他就迁居到下诺夫哥罗德城，在这里居住了十一年。这期间的生活较为安定。这是他的文学事业和社会活动的最盛期。九十年代中期，他来到彼得堡，想住在这全国文学生活的中心地。但住得不久，因为他喜爱内地生活，终于离开彼得堡，卜居于幽静的绿色的波尔塔瓦，就在这里终老，享年六十九岁。
柯罗连科少年时代就有锐敏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想。入专科学校后即从事文学工作，流放期中还是不断地创作。他常常在流放的旅途上和牢狱中作简要的札记，后来根据这些札记写成作品。他的第一批用西伯利亚题材写成的短篇小说和随笔，都是这样地产生的。他初次发表作品是在一八七八年。他最初出版的书就受到契诃夫的热烈赞赏。车尔尼雪夫斯基长年流放归来，看见文坛上出现了柯罗连科，曾经说：“这是一个大天才，这是屠格涅夫一类的天才。”他的文学活动的最盛期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期。他的最初的成功作品是短篇小说《马加尔的梦》。这作品使这青年作家获得了进步作家地位。在他的四十年的文学活动中，卓绝的作品不下数十种。其中文艺随笔有《严寒》《奇女子》《在阴暗的日子里》《奇物》《嬉闹的河》。短篇小说除《马加尔的梦》之外，有《萨哈连岛上的人》《阿特－达凡》《瞬间》，以及富有诗意的波列谢传说《林啸》。中篇小说有《在坏伙伴中》《盲音乐家》《哑口无言》。长篇有自传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柯罗连科的作品都取材于俄罗斯现实生活。他常常在夏天背着行囊，徘徊于俄罗斯各地的乡村中，到处采访材料。他曾经航行于伏尔加河、多瑙河等处。他到过克里米亚、高加索、南乌拉尔。每次返家，一定带回许多札记及速写图。他又曾经到外国旅行：罗马尼亚、瑞典、英国、法国。一八九三年夏天他到芝加哥去参观国际博览会。他以为海洋的彼岸是一个自由幸福的民主国家，然而到了美国完全失望。他在那边看到了资产阶级现实生活中的黑暗的一面，曾经在日记和书牍中愤慨地叙述美国报章杂志的卖淫式作风、失业者的众多、对黑人的虐待，以及惨杀印第安人等情况。美国的特务曾经被沙皇政府收买，不断地监视这位俄罗斯作家的一举一动。地方报纸歪曲地报道他的言论和意图。后来他侥幸地安然回到祖国。柯罗连科认为祖国最宝贵的优点，是劳动人民的爱自由和刚勇。他少年时代曾经受到俄罗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作品的影响，所以他的爱国主义和这些人有直接的关联。他认为他的爱国主义的责任便是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同阻碍俄罗斯向前发展的一切恶势力作斗争。他曾经说：“我只要手头有笔，就不知道怜悯。”他的政论文章获得全国的热烈的响应，人们称他为“俄罗斯的良心”。伟大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极口称赞他的创作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曾经把一八八六至一八九六年称为“柯罗连科时代”。柯罗连科不是革命作家，他没有看到斗争的革命道路，他对于阶级斗争的规律没有明确的概念，他的目的只是要“唤醒社会和人民中间的公民意识”。但他对于专制政体的英勇的反抗，他的竭力避免民粹派的虚伪理论，以及他的社会意识的真实性，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生活中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所以列宁在一九〇七年说：柯罗连科是“进步作家”。苏联的评论家都确认他是“民主作家”，说他的作品中最强烈地表现民主倾向的，是他对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权的抨击，和他的坚持为人类自由而斗争。他初次认真地注意到“下层社会”的人，注意到住在俄罗斯最荒僻的、无人管的角落里的西伯利亚农人。柯罗连科能够通过他们的由受苦和被剥削所造成的表面的愚昧而看出这些人民的长处和美点。柯罗连科一向热心地主张文学应该有社会意义，坚决反对艺术中的资产阶级的客观论。他称文学为“生活的镜子”，他说：“除了反映生活以外，文学又须破坏旧的，而从它的废墟中创造出新的。文学一方面拒绝，一方面要求。艺术和文学帮助人类从过去向未来进行，好比一个人的两只脚载他离开寒冷而黑暗的地方，走向光明而温暖的地方去。”
上面已经说过柯罗连科的文学思想和作风。现在再就他最后作的、巨幅长篇自传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略述如下：
一九〇六年一月，《现代纪事》杂志上最初登出了《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开头的几章。三年之后，这部作品的第一卷的单行本出版。《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共分四卷。柯罗连科于一九〇五年开始写作此书，前后经过十七年，中间常常间断，第四卷没有写完，他就逝世了。所以这部书终于是未完成的。全书中所叙述的，是他的童年时代、中学生时代、专科学生时代、维亚特卡边区流放时代、雅库茨克省流放时代的生活，即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至八十年代中叶的情况。书中的主角是作者自己。这是一部自传小说。为甚么称为“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呢？因为在这书中，他向读者显明地表示他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民主主义青年的典型人物，而在他的形象中所表现出的特性，不仅是他自己一人所独有，而是当时其他许多俄罗斯进步人士所共有的。因此作者把这书称为“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无论在篇幅上或艺术技巧上说来，都是柯罗连科的首要作品。而全书四卷之中，第一卷最为完美，最富有艺术价值。从第二卷开始，叙述的笔调就显著地变更；尤其是第三、四卷，渐渐减少艺术性的描述风格，而偏重于单纯的回忆记录。他在一九二〇年所写的一封信里说：“记事家和艺术家在我心中做斗争。结果我宁愿做记事家……”但是这第一卷并无浓烈的“记事家”作风，而是一个鲜明的艺术品。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整个时代的历史。其中最优秀的部分，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俄罗斯现实社会的生动的描写。例如在加尔诺路格的乡村中，退职上尉（柯罗连科的姨夫，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农奴主）如何在隆冬用冷水浇农奴卡罗尔，乌良尼茨基老爷如何虐待农奴孩子玛美利克等，都是很动人的描写。关于波兰起义和农奴解放，在这第一卷里占有很多的篇幅。其中活跃地写出波兰爱国者的壮烈，形式的解放，强迫农奴进城去参加庆典的可笑与可恶。还有中学校里专制、体罚、禁闭等种种非人道的措施，以及中学校教师中可笑、可恶、可尊、可敬的种种类型，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学生的巨大影响，都描写得非常活跃。然而这些都是事实，并无夸张或虚构。柯罗连科曾经说：“我在这部书里力求描写完善的历史真实，往往为此而牺牲艺术真实的美的或鲜明的特征。”又说：“这里完全没有我在现实中不曾遇见过的、不曾经历过的、不曾感觉到的、不曾看到的东西。”总之，这是包含极多的历史材料的一册史诗或一幅历史图。
柯罗连科的作品现今在苏联已经广泛流行。他的书大都刊印过数千百版，被翻译为苏联各种语言。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内容、崇高的思想、完美的艺术形式，是俄罗斯古典文学中主要的一部分。第一卷著者序言
在这部书里，我打算把过去半世纪中的一连串情景回忆起来，并且使它们复活起来，描写它们起初怎样反映在一个儿童的心中，后来怎样反映在一个青年的心中，再后来怎样反映在一个成人的心中。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正值农奴解放时期。我的生涯的中段是在黑暗的反动时期度过，——起初是政府的反动时期，后来是社会的反动时期，——并且在斗争的初期运动中度过。我那时代人曾经有一种理想，并且为此而做斗争，他们所理想的，现在我看到有许多已经汹涌澎湃地闯入生活舞台上来了。我想，我流放时期中的许多插话，以及当时那环境中的人们的许多事件、交游、思想和感情，在现在仍不失却其最生动的现实意义。我但愿它们在将来也还有意义。我们的生活由于新和旧的尖锐冲突而波动着，震栗着；我现在就希望阐明这斗争中的某些要素，即使是一部分也好。
但是我首先要让读者注意在我心中发生并成长起来的意识的初期活动。我知道，在预告着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现代的轰轰烈烈声中，我要集中注意在这些遥远的回忆上，一定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不能想象这困难将达到什么程度。
我所写的不是我的时代的历史，而只是这时代中一个人的生活的历史；并且我希望读者预先要认识反映这时代的那个三棱镜……而这只有在顺次的叙述中方才可能。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便是这第一卷的内容。
还有一点要说明。这些记录不是传记，因为我并不特别注重传记材料的完整；这也不是自白，因为我既不相信公开自白的可能性，也不相信其效用；这又不是肖像，因为画自己的肖像，要保证肖似是很困难的。这些记录中所反映的一切和现实不同，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只是反映；何况这反映显然是不完全的。其中常常更浓厚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反映出所选定的主题，因此虽然全是事实，却往往比现实更为动人，更有趣味，而且也许更纯净。
我在这部书里力求描写完善的历史真实，往往为此而牺牲艺术真实的美的或鲜明的特征。这里完全没有我在现实中不曾遇见过的、不曾经历过的、不曾感觉到的、不曾看到的东西。然而我还要重复说一句：我并不打算描写自己的肖像。在这里，读者只能看到“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中的特点；我对这同时代人比对我这时代中一切其他的(1)人更加熟悉……(1) 这篇序文是在1905年末写的，附在《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最初几章前面，这最初几章于1906年发表在《现代纪事》的一月号中。——原编者注第一章 童年时代1 生活的最初印象
我记得我很小时候的事，可是我最初的印象已经支离破碎，仿佛在苍茫的虚空和烟雾中闪闪发光的许多小岛一般。
这些回忆中最早的一次，是火灾的强烈的视觉印象。我那时还不(1)满两岁，但是我现在还能够十分清楚地想见院子里仓房屋顶上的火焰、在夜间异样地被照亮着的石造大屋的墙壁和它的映着火焰的窗子。我记得我被裹得暖暖的，由一个人抱着，挤在台阶上站着的一群人中间。我记不清这一群是哪些人，只记得有母亲在内，同时还记得父亲跛着脚，拄着拐杖，正从院子对面石造房屋的扶梯上走上去，在我看来他好像是在走进火里去。但是这并不使我害怕。我所最注目的，是像火把一般在院子里闪闪发光的消防队员的头盔，以及大门口的一只消防水桶和跑进大门来的一个中学生，他的一条腿较短，装着一个很高的后跟。我似乎既不感到恐怖，又不感到畏惧，我没有懂得这现象的利害关系。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火、消防队员的头盔和一条腿较短的中学生，于是我就在暗夜的深沉的背景上仔细地观察这一切东西。我记不起那时候的声音，我觉得整个情景只是默默地浮现在记忆中，但见深红色火焰的飘摇的反光。
以后我又回想起一些极琐屑的情状：我被人抱在手里，他们哄我不要哭，或者逗我玩笑。我似乎记得我开始学步时的情况，然而很模糊……我小时候头长得很大，跌跤的时候我常常把头撞在地上。有一次我在扶梯上跌了一跤。我觉得很痛，就放声大哭，直到父亲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安慰我，方才停止。他用手杖来打扶梯磴，这使得我很满意。我当时大概还在拜物教时代，因此能在木板中想象出凶恶的敌意。现在父亲为了我打它，而它竟不能逃跑……用这些话来表达我当时的感觉，当然是很笨拙的，然而我清楚地记得那块板和它挨打时的那种驯服的表情。
后来这种同样的感觉曾经在更复杂的形式之下反复过一次。我那时候已经稍微大些了。有一个特别明亮而暖和的月夜。这是我一生中所记得的第一个黄昏。我的父母亲出门去了，我的兄弟们大概都睡了，保姆到厨房里去了，只有我和一个仆人在一起，他有一个很难听的绰号叫做戆头老。穿堂通向院子的门开着，在月光照亮的远处某地方，有车轮在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传进门里来。车轮滚动的声音也是第一次作为一种特殊现象浮现在我的意识中，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这么长久地睡不着……我很害怕，大概是因为白天讲过贼的缘故。我觉得我们的院子在月光之下显得很奇怪，在开开的门里一定会从院子里走进“贼”来。我仿佛知道贼是一个人，但同时又觉得他不完全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具有人形的神秘的东西，单是他的突然出现就会给我危害。因此我突然大声地哭起来。
我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逻辑，仆人戆头老又把父亲的手杖拿来，带我到台阶上，我就在那里——也许是联想到了以前的同类的事件——重重地敲打扶梯磴。这一次又使得我很满意；我的胆怯完全消失了，我竟不用戆头老陪伴，独自大胆地又到门外去了两次；我热中于我的特殊的勇武气概，又在扶梯上敲打那想象的“贼”。第二天早上，我热心地讲给母亲听：昨天她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一个“贼”，我和戆头老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母亲和颜悦色地对我表示信任。其实我知道并没有“贼”，而且知道母亲也明白这一点。但是我在这时候很喜欢母亲，因为她不反对我。如果否认了这个想象的东西，我一定会感到痛苦。我对于这个想象的东西起初很害怕，后来在奇怪的月光之下，在我的手杖和扶梯磴之间确实地“感到”了它。这并不是视觉的幻像，却是由战胜恐怖而来的一种狂喜……(2)
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个“小岛”，这便是到基希涅夫去探望祖父时的旅途情况……在这旅途中我记得渡河（好像是普卢特河）时的光景，那时候我们的马车被载在木筏上了，平稳地摇荡着，离开了河岸，或许是河岸离开了马车，——这一点我那时还分不清楚。同时渡过河去的还有一队兵士，我记得他们两三个一群地乘在方形的小木筏上；军队这样地渡河，似乎是不大有的……我好奇地对他们看，他们也看我们的马车，并且说了些我所听不懂的话……这些兵士的渡河似(3)乎和塞瓦斯托波尔战争有关……
就在这一天的傍晚，刚刚渡过河，我初次体验到了剧烈的失望和屈辱……宽敞的旅行马车内部很黑暗。我被一个人抱着坐在前面，忽然我注意到了父亲坐着的那个角落里有一点微红的光，一会儿旺盛了，一会儿熄灭了。我笑起来，就向这方向扑过去。母亲说了些警诫的话，但是我很想仔细看看这个有趣的物件或生命，因此就哭起来。于是父亲就把那个可爱地隐藏在灰底下的小红星移近我来。我把右手的食指伸向它去；有一会儿我捉摸不到它，但是后来它忽然发出亮光，猛烈地咬我一口，我突然被烫伤了。我觉得就印象的强烈说来，现在唯有把它比作给毒蛇——例如隐藏在花丛中的毒蛇——猛烈而突然地咬了一口。在我看来这火是有意这样狡狯而恶毒的。过了两三年之后，我记起了这件事，就跑到母亲那里，把这事讲给她听，并且哭起来。这又是屈辱的眼泪……
第一次洗澡也唤起了我同样的失望。河水使我发生魅惑的印象：绿油油的微波钻到浴场的墙壁底下去，它们发出闪光，映射出碧空的碎块和仿佛破碎了的浴场的明亮的断片，这光景在我觉得很新鲜，很奇怪而且很美丽。我觉得这一切都很愉快、生动、蓬勃、动人而可亲，我就恳求母亲赶快把我带到水里去。忽然，一种想不到的剧烈的感觉，既不像冷，又不像烫……我大声地哭起来，就在母亲的手里挣扎，使得她几乎抱不住我。我这次洗澡终于没有成功。当母亲带着我所不了解的一种快感在水里哗啦哗啦地游泳的时候，我坐在凳子上，鼓起了脸，望着那照旧诱惑地映射出天空和浴场的碎块的狡狯的波浪，在那里生气……跟谁生气呢？大概是跟河水生气。
这些是我最初的失望：我怀着无知的信任向自然迎过去，它却用本能的冷酷来回答我，这在我觉得是故意的敌视……
在那些初期的感觉中还有这样的一种，即我初次意识到自然现象，觉得它是脱离了世界而孤立着的，仿佛是一种独特而十分完整的、具有它的基本特性的现象。这便是关于初次在松林中散步的回忆。在这里，树梢的绵延不断的喧嚣声完全魅惑了我，于是我就呆若木鸡地站定在路上。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和我同来的那些人都往前走了。道路在我前面几丈的地方陡峭地下降，我眺望着：我们那伙人怎样在道路折断的地方逐渐消失，起初脚不见了，后来身体不见了，最后头(4)不见了。我怀着恐怖的感觉，眼看着根利赫舅舅——我母亲的兄弟中个子最高的一个——的雪白的帽子最后消失了，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似乎觉得“独自在林中”实在是可怕的，然而我仿佛着了魔，既不能行动，又不能叫喊，只是倾听着树林的低啸声、轰鸣声、含糊的话声和叹声，这些声音融合而成为一个悠长、深沉、延绵不绝而含有意义的和音，在这和音中可以同时听到许多活的巨人齐声喧噪和个别叫喊，赭红色树干发出摇摆声和轻微的吱吱声……这一切像袭击过来的巨浪一般侵入我的心中……我不再感觉到自己孤立在尘寰之外，而且这种心情非常强烈，当他们觉察到我而舅舅回来找我的时候，我竟兀自站在原地方，并不答应……我看见穿着淡色服装、戴着草帽、向我走近来的舅舅，仿佛在梦里看见一个不相识的陌生人……
后来，特别是在疲倦的时候，这瞬间也常常出现在我的心头，犹如深沉而又生动的安宁境地的最初形态……大自然用它的无尽藏而不可解的神秘来亲昵地逗引正在生活初期的儿童，仿佛允许他在无止境的某处获得知识的奥义和悟解的幸福……
然而，用我们的言词来表达我们的感觉，是多么笨拙……在人的心里，也有像大自然的语声一般不可解的许多话语，这些话语是不能用笨拙的言词来表达的……这正是心灵和大自然合一的地方……
……
这一切都是半意识存在的零星的、个别的印象，除了个人的感觉之外，仿佛是毫无联系的。其中最后一次印象是迁居到新房子里……这其实不能称为迁居（因为迁居这件事我已经记不起来，正像记不起老房子一样），而也只能说是从“新屋”、从“新院子和新花园”所得的第一个印象。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一个新世界，但是很奇怪：后来这回忆在我记忆中消失了。过了几年之后我才记起它来，而当我记起它的时候，甚至感到惊奇，因为在那时我似乎觉得我们是一向住在这房子里的，而且觉得世界上是根本没有任何大变化的。我童年时代数年间的印象的主要背景，是一种无意识的信念，即相信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十分完整而永远不变的。假使我对造物有明确的概念，我那时也许会说：我的父亲（我记得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跛子）是生来手里拿拐杖的；外祖母生来是个外祖母；我的母亲一向是一个有淡黄发辫和淡蓝眼睛的美貌女子；甚至房子后面的仓房也生来是歪斜而屋顶上有绿苔的。这是生命力的徐缓而稳步的生长，它带着我和环境世界一起平稳地进行，而那个广大无边的世界的彼岸，那个可以瞧见人群活动的地方，我那时并没有看到……我自己似乎永远是一个头很大的男孩(5)(6)子，而哥哥总是比我高些，弟弟总是比我矮些……这种相互关系应该是永远保持着的……我们有时说“我们将来长大了”，或者说“我们将来死了”，但是这些都是蠢话，是空洞的，没有生动的内容……
有一天早晨，我的弟弟（他睡觉和起身都比我早）走到我的床前来，用特殊的语气对我说：“赶快起来……我带你去看！”“看什么？”“你就会看见的。快些，我不等你了。”
他又跑到院子里去了，好像一个不愿浪费时间的、一本正经的人的样子。我连忙穿好衣服，跟着他走出去。原来有几个我们所不认识的农人把我们的正门台阶完全拆毁了。台阶只剩下一堆木板和各种腐烂的木料，正门高高地挂在地面上，样子很奇怪。最触目的是门底下张开着一个很深的窟窿，里面都是破损的灰泥、黑黝黝的木料和桩子……这印象很强烈，带有几分病态，而尤其使人惊骇。弟弟对这光景深感兴味，一动不动地站着，眼睛跟着木工们的每一个动作而转移。(7)我就和他一起默默地观察，不久妹妹也来看了。我们这样地站了很久，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也不动。过了三四天，新的台阶在旧台阶的地方造成了；我确实地感觉到，我们的房子的面貌完全改变了。新台阶显然是“凑上去的”，而原来的旧台阶却仿佛是我们那所堂皇而完整的房子的有机部分，正像人的鼻子或者眉毛一样。
主要的是心中留下了“内幕”的第一印象，并且初次看到，在这刨光的、油漆的表面之下，原来隐藏着潮湿腐烂的木桩和空洞的窟窿……(8)2 我的父亲(9)
据家庭传说，我们的一族出自密尔戈罗德的一位哥萨克上校，这位上校曾经从波兰国王受得纹章贵族级位。我的祖父死后，父亲去送葬，带回来一个精巧的图章，上面雕着一只大船，船头和船尾上各有一个狗头，中间有一个锯齿形的塔。有一次我们孩子们问这是什么，父亲回答说：这是我们的“纹章”，我们有权利把它盖在信件上，别人就没有这权利。这东西的波兰语名称很奇怪，叫“Korabl i Lodzia”(10)，但是这有什么意义，父亲自己也不能给我们解释；也许根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是另外有一种纹章，它的名称就比较容易懂，叫(11)做“pchła nahopki tnie”，并且较有意义，因为哥萨克人和波兰小贵族在出征的时候被跳蚤咬得厉害……父亲就拿起铅笔，在纸上敏捷地描出在鼓上跳舞的跳蚤的样子，并且在跳蚤的周围描一个盾牌、一把剑和所有的纹章装饰。他画得很好，我们都笑了。这样，父亲在我们对我家的贵族“宝器”的第一观念上就添上了讥讽的意味，我觉得他这是故意的。据父亲说，我的曾祖父是军团的文牍员，祖父是俄罗斯官吏，同父亲一样。他们似乎从来不曾有过农奴和土地……父亲从来不打算恢复他的世袭贵族的权利，他死了之后，我们成了“七等文官的后裔”，享有无土地的贵族官吏的权利，但是和贵族阶层全无实际联系，而且似乎和任何别的阶层都没有实际联系。
父亲的姿态十分清楚地保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身体略微肥胖。他是那时代的官吏，所以胡须剃得很光；他的容(12)貌很秀丽：鹰鼻，褐色大眼睛，上嘴唇的线纹弯曲得很厉害。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像拿破仑一世，尤其是戴拿破仑式三角官帽的时候。但是我很难想象一个跛脚的拿破仑，因为父亲常常拄着拐杖走路，左脚略微有些拖曳的样子……
他的脸上经常有一种隐藏的悲哀和忧虑的表情，很难得豁然开朗。有时他叫我们都到他的书房里去，让我们玩耍，爬到他身上去；他画画给我们看，讲笑话和故事给我们听。大概这个人心里贮藏着大量的愉快和欢笑，他的教训也取半幽默的形式，在这种时候我们很喜欢他。然而这些笑颜一年一年地少起来，天生的愉快越来越甚地被阴郁和忧虑所侵蚀了。直到后来他只能勉强顾到我们的教养，在我们略懂人事的时候，我们和父亲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内心联系了……他终于没有充分地被我们孩子们所理解，就此与世长辞了。只是过了多年，当我的无思无虑的青年时代过去了之后，我尽我所能地收集了关于他的生活的种种材料，这个命运坎坷的人的形象才复活在我的心头——比以前更加可亲，更加熟悉了。
他是官吏，因此他的生活的史实记载在履历表里。他生于一八一〇年，一八二六年开始当文牍员……一八六八年以七等文官的官衔逝世……这是一块简陋的十字布，然而在这上面绣着全部人生的纹样……这里有希望、期待、幸福的闪光、失望……在发黄了的文件里有一份文件，其实后来是毫无用处的，但是父亲当作纪念品保存它。(13)这是瓦西尔契科夫公爵任命父亲为日托米尔城的县法官时写给他的一封半公文式的信。瓦西尔契科夫公爵的信上写着：“此法院因有市政局参加，其所处理事件范围较广，因而较为重要；为此需要主席一(14)位，务求其能深谙任务，而为司法奠定妥善之基础。”公爵根据这标准而选定了我的父亲。在信的末了，这位“显宦”十分关怀地体谅这清贫的官吏，顾念他这有家眷的人迁职有很多不方便，但同时又指出，这新的任命能为他展开广大的前程，因此要求他尽早到任……最后的几行是发信人亲笔附加的，语气非常客气。这虽然是一种简陋的、早被遗忘了的、未成功的改革，然而总算是一种革新；这位显赫的贵人像当时所有的贵人一样顽固而暴戾，然而还没有“丧尽天良”，因此他召唤这个清贫的官吏来共事，他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做新事业的新人……
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父亲就在省城里担任了县法官的职务。二十年之后，他就以这职位死在一个荒僻的小县城里……
这样，他在职场上显然是一个失意的人……
在我看来，这无疑是由于他具有堂吉诃德的热情之故。
世人不很重视独特行为，他们不了解它，因此很不放心……在父亲服务的每一个新地方，都会演出同样的一套花样：城里各界人士的代表都“照老规矩”带着礼物来拜访父亲。父亲起初很客气地辞谢。第二天代表们带着更多的礼物又来拜访，这回父亲对付他们的态度就粗暴起来；第三次他竟毫不客气地用拐杖把“代表们”赶出去；那些人就带着惊骇的表情挤在门口……后来，人们认识了父亲的行为，就都对他怀着深切的敬意。从小商人起直到省府首长，大家都承认，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使这法官违背良心和法律；然而……他们又认为，假使这法官能够接受适度的“谢意”，那么在他们看来就更容易理解，更普通，而且“更近人情”……
在我已经很懂事了的时候，发生了这类事件中很鲜明的一个例子。县法院里有一件讼事，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叶某伯爵同一个贫穷的亲戚——似乎是他的寡嫂——打官司。这地主是一个豪绅，交际极广，家产宏富，势力很大，他就大肆应用他这些手腕。那寡妇“按贫民权”来打官司，没有缴印花税，大家都预言她要失败，因为这案件毕竟是很纠葛的，而且法院方面受着压迫。在案件结束之前，那个伯爵亲自到我们家里来：他那辆有纹章的马车曾经两三次停在我们的简陋的小屋面前，一个穿制服的瘦长的亲随矗立在我们的歪斜了的台阶上。最初两次伯爵的态度很威严，然而很谨慎，父亲只是冷淡而严正地撇开他的话头。但是到了第三次，他大概直接提出了。父亲勃然大怒，用一些很不客气的话来把这贵族骂了一顿，并且敲击着拐杖。伯爵满面通红，大为愤怒，带着威胁的态度离开父亲，立刻钻进自己的马车里去了……
那寡妇也来拜访父亲，虽然父亲并不特别喜欢这种访问。这个被压迫而懦怯的穷妇人穿着丧服，哭丧着脸，走到我母亲那里，对她讲了些话，哭起来。这个可怜的人总觉得她还应该向法官诉说些话；这大概都是些不必要的空话，父亲只是对她挥挥手，说出他在这种时候惯说的一句话：(15)“唉！病人请教庸医……一切都照法律办……”
这官司被那寡妇打赢了，并且大家都知道，她的胜诉全仗父亲的铁面无私……参议院不知怎的意外迅速地批准了这判决，于是这个贫寒的寡妇立刻变成了一个最富裕的女地主，不但在县里，而且恐怕在省里也是最富裕的。
当她再一次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是坐着马车来的，大家都很难辨认出她是从前那个贫寒的请愿者。她的丧服期满了，她竟仿佛年轻了些，满面是欢乐和幸福的光彩。父亲很殷勤地接见她，怀着我们对于受到我们许多恩惠的人通常发生的那种好感。但是在她请求“密谈”之后，她也立刻红着脸、淌着眼泪从书房里走出来。这个善良的女人知道，她的境况的变更全仗这位贫穷的跛子的铁面无私，或者竟有赖于他在公务上的一种英勇行为……但是她毫无办法用实物来对他表示感谢……
这使她悲伤，甚至感到委屈。第二天她来到我们家里，这时候父亲办公去了，母亲偶然出门去了，她带来了各种衣料和物品，堆满了客堂里的家具。她又叫我的妹妹过来，送给她一个大洋娃娃，这洋娃娃穿得很漂亮，有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让它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它的眼睛会闭拢来……
母亲回来看见了这许多礼物，大吃一惊。当父亲从法院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一种骚乱状况，这是我所记得的最激烈的骚乱状况之一。父亲骂那寡妇，把衣料丢在地上，埋怨母亲，直到门口出现了一辆车子，所有的礼物都被堆在车子上送回去了的时候，他才安静下来。
然而这时候发生了意外的困难。轮到要退回洋娃娃的时候，妹妹坚决地抗议，她的抗议异常动人，因此父亲几次试图未遂，终于让了步，虽然很不满意。“为了你们，我终于贪污受贿。”他忿怒地说着，走进自己的房间去。
那时候大家都把这看作一种无理的古怪行为。“喂，请你说说看，哪一个会从感谢受到害处，”有一个“不受贿赂”的心地善良的陪审官对他说，“你想，案件已经结束了，那个人知道一切全仗你，就怀着感谢的心来拜访……可是你几乎把她当作狗……为什么呢？”
我几乎确信，父亲从来没有从直接的利害观点来判断这问题。我猜想，他为人在世，怀着很大的，而且也许是当时不很普通的期望。但是生活在卑鄙龌龊的环境里挤得他动弹不得。他就珍视他这种特性，像珍视最后的圣地一样；这种特性不但使他卓异于那群出名的“贪污受贿之徒”，又使他在当时合乎中庸之道的善良人物环境中出类拔萃……他越是由于家庭日渐增大而生活困难起来，就越是坚决不移地维护他这种精神上的独立和骄傲……
他有一个特性，后来我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哑谜。那时候四周凝集着（正像烂泥沼一般凝集着）普遍的贪污舞弊。父亲所服务的那个法院里的“官吏们”，无疑地都东取西攫，不但接受谢礼，又接受公开的“外快”。我记得，有一个“德高望重”的绅士，他是我家很熟悉的一个灵敏而机警的人，有一次在我家的晚会上，他在稠人广众中有声有色地叙述他怎样帮助一个走私的犹太人逃避责任，救出了被扣留的大宗货物……走私的人允许使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官吏致富，但是……他执行了他的请求，他却不履行诺言……他被约定夜间在某处静僻的地方会面，以便结账；他就在那地方等到了天亮……我很清楚地记得关于这一夜的生动的描写；那官吏等候那犹太人，仿佛“情郎等候情妇”。他仔细地倾听夜间的声音，热情地起来迎接每一次沙沙声……所有在场的人都凝神地听他描写这出贿赂剧中从希望到失望的经过……等到大家知道这官吏受了骗的时候，这戏剧就以哄堂大笑来结束；然而在这笑声中可以听出对犹太人的愤慨和对受骗者的同情。父亲那时也在场，我清楚地记得这样的情景：一张被蜡烛照亮的纸牌桌子，周围坐着四个玩牌的人。其中有我的父亲，他对面坐着那个走私故事中的主角，这人每次打出牌来的时候都要说些俏皮话。父亲愉快地笑着……
他对付环境中的人一般地说来很宽大，只有对于他所直接影响的那一小部分人，才严防他们舞弊。我记得有几次他从法院回家来，非常懊恼。有一次，母亲惶恐而同情地看着他那颓丧的脸，给他端上一盘汤，他试喝一下，喝了两三调羹，就把盘子推开了。“我喝不下。”他说。“案件结束了吗？”母亲低声问。“是的……判苦役刑……”“天哪！”母亲吃惊地说，“那么你怎么办呢？”“唉！病人请教庸医，”父亲激怒地回答，“我！我！……我有什么办法！”
可是后来他又用较柔和的声音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力……法律昭彰。”
这一天他没有吃午饭，也没有照常睡午觉，却老是在书房里走来走去，用拐杖敲着地板。过了两小时光景，母亲叫我到书房里去看看，他有没有睡着，如果没有睡，就叫他来喝茶。我走去一看，看见他跪在床面前。他在圣像面前虔诚地祷告，他的略有些胖的身子全部在那里发抖……他悲戚地哭着。
但是我确信，这是为怜悯“法律牺牲者”而流的眼泪，而不是一个法律执行者的痛心的悔过。在这种时候，他的良心常常是泰然自若的；现在我想起了这一点，我就明白了那时代的正人君子的心情和我们这时代的人的心情之间的基本差别。他认为他只有对自己个人的行为才有责任。为社会的不平而发生的辛辣的罪恶之感，他完全没有认识到。上帝、沙皇和法律，在他看来高高在上，是批评所达不到的。上帝是全能而正直的，但是世间还有许多得意的恶徒和受苦的善人。这属于最高主宰的神秘的范畴——没有话可说。沙皇和法律，也是人间的裁判所达不到的；如果间或在应用法律的时候良心违反了怜悯和同情，那么这也是天然的不幸，不属于任何原则问题。有的人死于伤寒病，有的人死于法律。这是命苦！法官的责任，是奉行法律，务求它一旦宣布之后就正确地应用。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如果受贿的官僚为趋奉权势而枉法，那么父亲身为法官，就要在裁判的范围之内用他能力所及的一切方法来和他们斗争。假使这样做会吃苦，他情愿吃苦，但是这宗案件里他亲手所写的批语，一定是完全公正的。这样一来，案件会越出了县法院的范围而上诉到参议院，也许到更高的机关。如果参议院同意他的判断，他就替正确的方面真心地高兴。如果参议员们也被权势和金钱所收买，那么这是他们的良心问题，他们总有一天会为此而得到报应，不是在沙皇面前，就是在上帝面前……法律可能不正确，而这又属于沙皇对上帝的责任；他做法官的，对此也没有责任，这就好比有时雷从高高的天上打下来，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
是的，这是一种完整的信念，是良心的安宁。这种人的内部基础是不为分析所动摇的；那时代的正人君子不懂得个人对“万物公理”的责任感所产生的那种深刻的心绪不宁……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一个官员心中存在着那么不可侵犯而充分的完整性。我想是没有的了。这样想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这辈人的自觉的青年时代已经充满着对共同责任的伤心的、苦痛的，然而有创造性的意识了……父亲很早就去世，假使他寿长些，那么我们这些富有批评精神的青年无疑地将不止一次听到他那常说的定理：“病人请教庸医！”
而那个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的、即他所谓应该超乎批评之外的东西，正是一个尊严的庸医。
这种冲突到底怎样解决，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我每逢想起这一点，常常感觉到一种悲哀的遗憾……3 父亲和母亲
在我所知道的、父亲的全部生活中，笼罩着一种深切的悲哀和忏悔，这是有原因的……
他年轻时候很漂亮，在对女性的交际上获得很大的成功。他显然曾经把青春的、也许是非凡的力量的过剩部分都消磨在这方面的种种企图和事件上，这种生活继续了三十年之久。他亲身的实际经验使他对女性的德行深深地感到不可信任；因此，他要结婚的时候，就想出一种特殊的办法，借以保持家庭的安宁……
他那时候在沃伦省罗夫诺县当警察局长，那地方住着一个中等的(16)波兰小贵族，是别人的领地的租户。关于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时曾经是符伯爵家的一块大领地的合法所有者和实际管理者。老伯爵病重了，这时候他那个在波兰王国的近卫军中服务的儿子正为了某事故而受到军事裁判。老伯爵恐怕丧失权利，领地被别人所得，就把他所熟悉的那个波兰小贵族叫来，取得了他的同意，立了一张对他有利的遗嘱。此后老伯爵就死了，他的儿子被流放到高加索去当兵，而这位波兰小贵族就变成了大领地的合法所有者……过了几年，那个青年伯爵因为在跟高加索人战斗的时候表现了奋不顾身的勇气，就被赦罪，放还故乡，于是那位波兰小贵族就邀请街坊邻居，当他们面前像一个普通的管家一样把领地的极正确的账目和他在管理期间积攒起来的一笔巨款交了出来。那个青年贵族拥抱他，称他为恩人，立誓永远和他亲爱；但是他很快就忘记了一切誓言，对他恩人的家庭有了一种不诚实而卤莽的侵犯行为。外祖父把这贵公子侮辱了一场，就离开了他，变成了一个乞丐，因为在他管理领地的整个时期中，他没有“擅自”替自己规定薪水的数目。关于这一点，那个大地主在和他吵架之后根本就不去想它了……
这就是关于我外祖父的家庭传说。(17)
他的家庭人口很多（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女儿还是少女，十三岁，完全是一个小姑娘，穿短衣服，玩洋娃娃。父亲正选中了她。他显然是怀着无意识的利己主义，就用这样的办法来维护他未来的家庭：他预料那人家一向被公认的正直一定有传统，因此他就选定那人家的一个未成年的幼女作为妻子，他想教养她，避免她的(18)少女娇媚的时期……外祖父反对这太早的结婚，但是由于他妻子的坚持，便让步了。新娘年龄不合格的那种形式上的障碍，由于“居民十五人”的证明而消除了；于是我未来的母亲房间里的玩具就被拿(19)出，短衣服换了结婚礼服，就举行婚礼。
为生活作总结，是一件很难的事。幸福和欢乐中常常交混着不幸和悲哀，因此我现在不知道我父母的婚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
总之，在结婚初期，母亲是很痛苦的……
在将近结婚的时候，她是一个虚弱的女孩子，她的身体消瘦而没有充分成熟，梳着一根淡金色的大辫子，一双灰蓝色的眼睛明亮而美(20)丽。结婚后两年，她生了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过了一星期就死了，这件事在她的还很幼稚的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创痕。父亲嫉妒得很厉害。他的嫉妒心表现得蛮横而粗暴：凡是有男人对他的年轻妻子看一眼，在他总觉得是不怀好意的；他的妻子在社交中听见一个笑话而发出孩子气的笑声，他便认为是不可饶恕的风骚。甚至还有更严重的情况：他出门的时候，把妻子锁闭起来，这个几近于孩子的青年女子被禁闭着，感到一种稚气的悲哀和女性的屈辱，就伤心地哭泣……
结婚后三四年，父亲公出到一个县城里，在一个充满炭气的小屋里过夜。早上人们把他抬出来，他已经不省人事，只穿一件衬衫，他们就把他放在雪地上。他终于苏醒过来，然而他的半个身子麻木不仁了。他被送回到我母亲那里的时候，几乎不能动弹；虽然用尽一切方法来治疗，他终于毕生残废了……
这样，我母亲的生活一开始就碰上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多的人——她还不能爱这个人，因为她那时完全是个孩子；这个人一开始就折磨她，侮辱她，后来终于变成了残废……
但是我仍然不能断定她是否不幸……
在我已经有记忆的时候，由于某人的告发，这婚姻几乎解散，父亲因此极其恐怖。有几个从来不曾见过的、穿铜钮扣制服的人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父亲招待他们，请他们吃饭，晚上和他们玩纸牌。在这群正教管区监督局的官吏中，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一个秘书，这人身材矮小，穿着一件长襟制服，后襟几乎拖到地，他的脸不清不楚，使人想起一张有墨水迹的红吸墨纸。他的一双眼睛很小，炯炯发光，转动得很快。他在坐到食桌上去之前，总要在客堂里环行一周，察看其中摆设着的东西，并且用手摸摸它们。我注意到，他的尖锐的眼睛特别留心地察看的那些东西，不久就都失踪了。就中还失窃了我们家里的一件贵重物品——一个大望远镜，父亲曾经让我们在这望远镜里看过月亮……我们很可惜这个望远镜，但是父亲带着悲哀的诙谐说：这个穿长襟衣服的官吏可以使得他和妈妈离婚，去做和尚或尼姑。父亲接着又说：不结婚而且做了和尚尼姑的人，不应该有孩子，因此你们也不应该有。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开玩笑，但是我们不能不感觉到：现在我们全家不知怎的都被掌握在那个穿铜钮扣制服而面孔像吸墨纸的人手里了。
这期间有一次我跑进母亲的卧室里，看见父亲和母亲都哭丧着脸。父亲弯下身子去吻她的手，她亲切地抚摸他的头，仿佛为了某事在那里安慰他，像安慰小孩子一样。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和母亲之间有这种情况，我的小小的心由于一种预感而受到压迫。
幸而这危机平安地过去了，不久，使我们恐怖的那些正教管区监督局的人就不再出现。
但是我直到现在还记得我看到父亲和母亲那么感动而彼此满怀怜爱的情况。可知那时候他们已经心心相印，并且默默地、深切地相爱了。
我所回想起的这种互相敬爱的情景，正发生在我认为世界是固定不易的那个时期。
父亲是一个虔信宗教的人，大概他把自己的不幸看作青年时代的罪恶的应得的报应。此外他又觉得孩子们也要为他的罪恶而受到报应，他们的身体一定会虚弱，而且他来不及把他们“抚养成人”。因此，他的主要操心之一是调养他自己和我们。他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并且相信奇效万应药，因此我们不得不忍受各种善意的治疗法，例如手上涂油，耳朵后面抽毒，吃掺着面包和盐的鱼肝油、清血的玛泰糖浆和莫利松丸药，甚至应用一个叫做彭帅特的人的针灸法，这办法是在我们身上刺一千针，用以加强血液循环。后来我们家里来了一个同种
(21)疗法医生车尔文斯基，这人身体肥胖，手里拿一根雕着蛇形花纹的粗拐杖。这期间我的贪吃的哥哥当父母亲不在家的时候不知怎的找到了同种疗法的药箱，把里面的砒素药丸一下子吃光了。父亲起初大吃一惊，后来看见哥哥照旧很健康，于是他就……怀疑同种疗法……(22)
此后，加涅曼·萨木艾尔的深奥的著作就不再出现在父亲的桌子上，在那地方却出现了一本封面朴素的黑色的新书。在这本书的第一页上就有一个装饰图和两句诗（波兰文）：
倘要健康活百岁，
洗澡，淋浴，喝冷水……
为了要确证这一点，装饰画里画着三个体格强壮的裸体人，其中一个人站着洗淋浴，另一个人坐在浴盆里，第三个人带着非常得意的表情把一大杯水倒进喉咙里去……
我们孩子们漠不关心地看看这个装饰图；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叫人催我们起床，把我们带到他房间里去，那时候我们才懂得了这装饰图的真正的意义。父亲房间里放着一只大桶，里面盛着冷水，父亲自己先把全部手续做一遍，然后叫我们轮流走到这只桶里去，他用一个洋铁罐子舀起冰冷的水来，就从我们头上浇到脚上。这是一种很野蛮的办法，但是没有给我们带来害处；不久我们就被“锻炼”到这种地步：早上我和弟弟单穿一件衬衫，赤着脚，逃到旧马车里，在那里冷得发抖（那时候是秋天，正是早晨降霜的时期），直等到父亲出去办公才走出来。母亲每次都答应父亲，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一定忠实地给我们洗淋浴，然而……上帝当然会原谅她的吧，——有时她是欺骗父亲的……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不管什么天气，几乎完全不受监视地整天在外面玩耍，所以父亲看见我们照旧壮健而并无损害，他的猜疑不久也就消失了……
这种对“书本和科学”的信仰，是父亲性格中显著而动人的特征，虽然有时会造成意外的结果。例如，有一次他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本小册子，这小册子的作者肯定说：把硼砂、硝石，还有一种好像是硫黄华加入在极简陋的一份普通马料里，就可以把马养得极肥。我家那时候有一对高大的阉马，父亲就拿它们来实验。那两匹可怜的马瘦弱起来，但是父亲非常相信科学方法的效果，竟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母亲惊惶地指出，这两匹马恐怕要被这种科学害死了，父亲就回答说：“病人请教庸医！在胖起来呢，你胡说八道。菲里普，在胖起来，是吗？”“的确胖了。”那个狡猾的马夫回答……“法官的马”以异常瘦弱和贪食驰名于全城了；它们贪婪地咬系马桩和篱笆，但是父亲只管说是会“恢复”的，直到其中一匹马毫无显著的原因而死去。我还记得父亲站在那个可怜的殉难者的尸体前面时那种惊悼而后悔的表情。他立刻吩咐用燕麦和干草来喂另一匹马，不再加那种科学的调味品；以后似乎把这匹马卖掉了……然而后来发见：这失败不仅是那种科学之故，也和马夫有关，他把本来就很少的一份燕麦换酒吃了，却让那两匹马光是吃硼砂和硝石……无论怎样，后来这种实验不再施行了……
父亲心里显然还有以前的某些计划长久地盘旋着，他努力想摆脱枯燥的官场惯例的严酷的拘束。有时他置备一架望远镜和一些天文书，有时开始研究数学，有时买些意大利文书籍，并且购办辞典……晚上，不须写公文和判决书而空闲的时候，他就读书，有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深深地考虑他所读的东西。有时他把自己所想到的讲给母亲听，如果母亲不在近旁，他竟会带着动人的、儿童似的天真态度跟我们孩子中间的一个人谈话……
记得有一次，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在他的书房里，他放下了书，沉思地在房间里踱了一会，突然在我面前站定了，对我说：“哲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想的时候不能不用言语……人一开始想，就一定……你懂吗？头脑里一定有言语……嗯……这话你觉得怎么样？……”
他没有等我回答，就开始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敲着拐杖，微微地拖着左脚，显然是在那里专心一志地体验这个心理学问题。后来又站定在我面前，对我说：“如果这样，那么狗是不想的，因为他不懂得话……”“松鸡懂得话。”我确信地回答。“这算得了什么！谈不上。”
我那时候完全是一个小孩子，还没有上学，可是父亲提出问题时那种直率的态度和他的深刻的思虑感染了我。当他踱来踱去的时候，我也坐着体验自己的思想……我什么也没有体验出来，可是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地努力捉摸语言的无定形的活动和模糊的形象，它们像影子一般在意识的背景上通过，没有完全表出固定的形状。
还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大家会聚在一起，父亲说：“有些英国人提出，如果有人能发明一个新的词，他们就送他一大笔钱。”“这有什么了不起！”哥哥自以为是地说，“我马上就可以发明。”
他就不假思索地喊出一个完全没有意思的词来。我们都笑了。“嘿！傻瓜！”父亲说，他显然是为了哥哥对英国学者的问题的这种轻率态度而感到懊恼。但是我们都站在哥哥这一面。“他的确是发明的，为什么说他是傻瓜呢？”“这叫做发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吗？……”哥哥略觉为难，然而立刻就回答，“并没有意思，可是它是新的……”“喏，喏，所以说你是傻瓜！一定要有意义，一定要有内容，而且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意义正好相同的词……照你这样，尽管是发明的也没有用处！……那些学者不会比你们笨，他们并不是开玩笑……”“可是，”后来他又说，“也许是可以发明的……”
又有一次，也是在吃饭的时候，他说：“有些哲学家认为上帝是没有的。”“嗳！胡说，”母亲说，“你为什么又说这些蠢话……”“病人请教庸医！”父亲回答，“这不是呆子说的，是有学问的人说的……”“那么谁创造世界和人类呢？”“有一个英国人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那么猴子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大家——包括父亲在内——都笑了。“这当然是荒谬之谈，”父亲说，接着他又确信地、略带庄严地说：“孩子们，上帝是有的，他一切都看得见……一切都看得见。并且严重地惩罚罪恶……”
我不记得是这一次还是另一次，他带着特殊的表情说：“圣书里说，父亲母亲如果犯了罪过，他们的子孙要受惩罚，直到第七十七代为止……这似乎有点不公正，可是……也许是我们不懂的缘故……上帝总是慈悲的。”
直到现在我才懂得，这个格言在他看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恐怕我们将要为了他的罪过而受到惩罚。他的良心反抗这种不公正的惩罚，可是他的信仰要求顺从，并且使他怀着希望……
父亲的履历表里载明着，他在基希涅夫城的“非特权阶级的学馆”里受过教育……这种教育显然等于“家庭教育”。但是他几乎终生保持着精神的要求；我们孩子们就从这个诚朴的半受教育的人那里得到了一种最初的概念，这种概念是超越我当时所理解的世界范围之外的，那就是：上帝是有的，同时还有一种研究心灵本质和世界起源的科学。这种概念幼稚而简单，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近于孩子气的天真，所以它们深深地印入我们心中，永远保留着，作为未来的思想的最初莳下的种子……4 院子和街道
我所认为我们“永远”居住着的那所房子，坐落在一条小胡同(23)里，这条小胡同通向一个小的广场。有好几条路汇集到这广场上；其中两条是通向墓地的。
这两条路里面有一条叫做“公路”。在这公路上常常走着邮政马车，车子上的铃是扎住的；但是因为城市的最繁华部分到这里已经告终，所以有时邮递员们在这里停了马车，把铃放开。邮车再往前走的时候便响出铃声，这铃声越来越轻，越来越远，逐渐消失，直到那马车也越来越小，终于变成一个小点为止。这条路又长又直。两旁的房屋之间隔着围墙、空地或者陷在泥土里的茅屋；这条路的远处消失在从围墙里挂下来的重重绿叶中间。路的这边是“正教”墓地，另一边是某一所住宅的花园。从这条公路向城郊走远去的一切，都在这重重绿叶之间作最后的闪现，然后消失在渺茫无边的远方了……我和弟弟常常在我们的胡同的角上或者爬在围墙上眺望邮车、高大的犹太马车、笨拙的驿马车和农家运货马车向远处消失的光景。如果有人出殡，我们就一直在胡同角上看，直到送殡的行列走到这消失点为止。这时候那团无定形的人群仿佛又一次清楚地闪现出来。旗幡招展着，在大门和树枝底下倾侧下去，柩车横过来向着门口，于是一切都进入墓地的围墙里去了。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都完了”……我对于远方的最鲜明而深刻的第一印象，关联着“公路”的这种漫长的远景；也许，这种对于殡葬和死亡的联系，使这些印象更加深刻，并且促进了一种大致类似远方观念的幻想……
这条路渐渐远去，就渐渐地高起来；因此，从这条路上向市中心走近来的一切，都好像是滚下来的……我现在还记得我在很早的童年时代所体验到的一种惊讶的感觉：有一次，一小块方形的东西从这条路远处的地平线下爬下来，越来越大，越来越近，过了不久，整条路上都填满了兵士的纵队，充满了千万只脚的踏步声和震耳的乐队演奏声。兵士们都戴着没有帽檐的圆帽子，穿着短小破旧的外衣。军官们都戴着有羽饰或金属帽顶的坚实的军帽。他们的步调很整齐，在这匀称的动作中有一种严肃的气氛……
旁边的人都说，他们是从“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战地上回来的……
公路上还有囚犯走过，铿锵地发出手铐脚镣的声音；有一次载过(24)一个垂头丧气的人，是去受“商场鞭刑”的……前面走着一排兵，四个鼓手敲出严肃、均匀而急速的鼓声。……鼓手们每跨一步，鼓就在他们的左腿上耸一下，鼓声继续不断地响出，照旧是匀称而可怕的……他们后面开着一辆马车，马车上耸起一只高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人，他的两只手被反绑在椅背上。他的光秃秃的头低低地挂下，跟着车子的震动而摇摆；他的胸前斜挂着一块板，板上写着白字……这个垂头丧气的人全身高高地浮出在人群上面，仿佛支配着这人群的急流……马车后面走着一排兵，大群的人跟着跑……广场上当然是不准我们去的，但是仆人戆头老曾经跟着人群到那里去看，后来他在厨房里津津有味地讲给我们听：在刑场上刽子手怎样把这“杀人犯”安放到“拷问台”上，怎样准备鞭子，同时好像在对他说：“你的爹娘没有把你教训好，现在我来教训你。”
后来他大喝一声：“着打！”于是整个广场上传遍了鞭子的嗖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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