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伯特·C.所罗门,凯瑟琳•M•希金斯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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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思索生活中的大问题，生动风趣的哲学入门读物。）试读：
序言
早在有历史记载之前的数千年，哲学的核心概念就已经存在。某种形式的不朽概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数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他们似乎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来世观念，这体现在他们的墓葬遗址和图腾符号中。在史前时期，巫术也显示了明确的哲学基础：它诉诸不可见且尚未得到理解的原因。抽象和观念化形式则可追溯到生活于一万多年前的克鲁马努人。那些可怖的人类献祭活动，历史同样久远，也已表明某种关于世界的复杂信念。
人们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构想出了需要安抚的诸神？又在什么时候第一次相信生命场景和奥秘背后的力量？人们在什么时候开始思索世界的创造，又在什么条件下进行这种思索？人们在什么时候超越自然的“事实”而走向思索、灵性和惊异？这些信念和思索又在什么时候开始统一为古希腊人称之为哲学的这门争论不休的学科？古代世界早期为数众多的诸神是如何变成一神的？在公元前 1370 年，摩西诞生数世纪之前，埃及法老阿赫那吞（Akhenaton，即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IV］）就已宣称信奉一神。但据说，在此前五百年，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一神的信仰。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处理统一性要求、关注“超越”我们之物的努力？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试图撰写一部哲学简史：它简单明了，却抓住了这个主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读者诸君可能会心存疑虑，我们怎么能把一本几近 300 页的书称作“简史”。毫无疑问，这本书可以更加简短：我们可以泛泛而谈、略过某些人物，并把整个非西方传统排除在外。但是，一旦我们试着这样删减，受到损害的就不是我们作者自己，而是我们的历史。什么东西完全不必要，以致可以忽略？当然，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决定，删减了很多内容，尽管如此，这个主题的丰富性仍蔚为可观。为了包罗更为广泛的内容，我们只能冒着大量内容被过度简化的危险。不过，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德国哲学同行施杜里希（Hans Joachim Storig）的“简史”厚达 750 页，我们又振作了起来。
我们会尽可能在本书中摒弃自己的偏见——当然并不总能成功地做到。我们也力图收录某种意义上哲学的全球性视角，但当我们这样做时，并未犯下错误，有意避开独特的“西方”视角。我们对此也无需致歉。我们也尽可能不去冒犯什么，这在今天着实不易。尤其是关于神学和宗教的几个章节，我们尽可能谨慎地保持无宗派立场。至于其余章节，我们相信读者能够容许我们说两句俏皮话，提出一两个批评。总而言之，哲学妙不可言，我们不应该过于刻板地对待它。
特别感谢史蒂芬·菲利普斯（Stephen Phillips）、罗杰·埃姆斯（Roger Ames）、保罗·伍德拉夫（Paul Woodruff）、哈拉尔德·阿特曼·斯帕克（Harald Atman spacher）、贝尔德·卡里克特（Baird Callicott）、大卫·霍尔（David Hall）、哈罗德·利波维茨（Harold Liebowitz）、珍妮特·麦克拉肯（Janet McCracken）、埃里克·奥姆斯比（Eric Ormsby）、罗伯特·麦克德莫特（Robert McDermott）、格雷厄姆·帕克斯（Graham Parkes）、托马斯·沈（Thomas Seung）、杰奎琳·特里默（Jacqueline Trimier）、乔格·瓦拉德斯（Jorge Valadez）、卢修斯·奥特洛（Lucius Outlaw）、彼得·克劳斯（Peter Kraus）和罗伯特·古丁-威廉斯（Robert Gooding-Williams）。我们感谢在贝拉的塞尔贝罗尼别墅得到的热情款待，感谢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好朋友提供的极佳服务。我们也要感谢给予我们鼓励和启发的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许多朋友。尤为感谢最初批准这一计划的安吉拉·布莱克本（Angela Blackburn），以及我们长期的朋友、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优秀编辑辛西娅·里德（Cynthia Read）。最后要感谢约翰·科维诺（John Corvino），他为我们制作了本书的索引。罗伯特·C·所罗门 凯瑟琳·M·希金斯 1995 年 2 月于德克萨斯州第一部分 世界秩序的追寻：古代哲学“轴心时代”与哲学的起源
在公元前 6 世纪和前 4 世纪之间，相距甚远的世界各地都取得了非凡的发展和进步。在地中海的北部、南部和东部，在中国、印度以及它们之间的某些地区，独创思想家开始挑战和超越各自社会既有的宗教信仰、神话以及民间传说。他们的思想开始变得更加抽象。他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他们的回答也越来越富有雄心、更具思辨和令人惊讶。他们引来了学生和信徒，创建了学派、膜拜团体和伟大的宗教。他们就是“哲学家”，智慧的追求者，对简单回答和流行偏见永不满足。突然之间，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尽管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他们之前的思想世界，甚至也不了解他们，但我们仍可以很肯定地说，自从他们出现，世界开始变得不同。
有些哲学家出现在地中海的东海岸、希腊和小亚细亚（今属土耳其）。这些充满好奇心、间或有点乖戾的哲学家，认为根据任性的诸神来解释自然的流行说法有问题。他们是贤者、智慧之人，对自己的才智充满自信，对流行观点进行批判，尤为关键的是，他们能使自己的追随者信服。他们重启了关于万物的终极本原和本性的古老问题。他们不再满意（曾激动人心的）熟悉的神话故事，比如，大地与天空交媾、维纳斯诞生于大海以及宙斯投掷雷电。他们开始拒斥流行的诸神观念，更加喜欢较少人性（较少“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知识。他们开始质疑“事物所是”的常识观念，并区分“真的”实在与事物显现的样子。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也从原来仅仅是关于个人明辨、遵守具体社会的法律风俗的问题上升为普遍性的问题，即“什么是人之为人的正当生活方式”？在智慧这个观念中，我们可以找到对这个问题最简明扼要的回答，而那些追求智慧、热爱智慧的人，因此被称为哲学家（philosopher 这个词源自 philein［爱］和 sophia［智慧］的结合）。在公元前 6 世纪和 5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丰富了小亚细亚、希腊和意大利的思想生活。他们中最伟大的人或许要数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 470—前 399），他因自己的教学活动和政治立场而遭到处死。他坚信真正的好人不会受到伤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死就是对这个信念最为生动的展示。而且，由于他的死，哲学成了人类世代痴迷的学问——先是希腊人，随后是罗马人，接着是欧洲的沉思者。
大约与此同时，有位名叫悉达多·乔达摩（Siddhärtha Gautama，公元前 563—前 483）的忧郁的贵族青年，走遍印度苦苦寻觅面对死亡以及他周遭所见的巨大苦难的方法。最终，他找到了答案。他在动荡不安、暴力横行的时代提倡和平与安宁。在经历了一段神秘体验之后，他“好像从梦中醒来”，成了著名的“佛陀”，即“觉者”。他的思想质疑传统的“印度”思想，改变了印度、东亚各国，以至世界。
佛陀弃绝世俗的物欲和欢愉，是漫长的探寻者传统中的一员。他从印度教经典《吠陀》（Vedas）和《奥义书》（Vedanta）中的古老论题得到启发，认为我们关于宇宙和自身的日常图景只是一种幻象。长久以来，印度哲学家都在捍卫婆罗门作为绝对实在的概念。有些哲学家强调，婆罗门完全独立于常人的经验且不为这种经验所知。佛陀肯定熟悉这种观点——他的同时代人，耆那教的创建者摩诃毗罗（Mahavira）也肯定熟悉。但他们两人最终都拒斥了这种观念。与耆那教徒相同，佛陀表明，惟有看破世俗现实和个体自我的幻象，修行自身以摆脱招致苦难的那些令人迷惑的欲望和激情，才能超脱人类苦难。以佛陀之名，佛陀的追随者发展出丰富的理论，涉及知识、自然、自我及其激情、人的身体及其疾病、心灵及其苦恼、语言和我们构想实在的方式。耆那教徒和一代代不同流派的婆罗门哲学家，也发展出有关上述主题的丰富理论。
与此同时，在中国，有位名叫孔丘（孔夫子，公元前 551—前 479）的小官员，因其在人们相处共事方面的金玉良言和深邃洞见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成为万世不朽的伟大教育家。当时的中国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政治文化，但社会也同样处在动荡之中。孔子学说的主旨就在于定义并促成通向大同社会之方式（即所谓道）。在孔子生活的时期，周王室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整个中国实际上有众多“诸侯”，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帝国不能保持统一，就会陷入毁灭性灾难。孔子孜孜以求的，就是为统一提供哲学基础。
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家庭。然而，家庭以及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的家庭价值”在当时（公元前 500 年！）就已被权力政治所败坏，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孔子哲学关注的几乎全是社会政治、正当统治、正当政府以及家庭价值和共同体价值的问题。于是，他的论述涉及人际间的和谐关系、为政的才能、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教化他人、自我反省和自我转变，以及培育个人德性和避免恶习。
与西方哲学家相比，孔子没有谈论的东西同样值得注意。除非出于类比人际关系的需要，孔子并不谈论自然或万物的本性。他并不特别关心非人类实在的终极本性，而且，与佛陀不同，他不考虑我们所认为的“实在”或许只是表象或幻象的可能性。他也不谈论诸神，或者说，除了个人德性、人际关系和良序社会，他什么也不关心。孔子从未想过要创建一种宗教，也没有野心要凭借抽象的哲学才华去征服同胞。他谦虚却颇有预见性地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译按：出自《中庸》）可是，他死后受人景仰，甚至被历朝历代奉若神明，而儒家思想——或者说它的变种——如今也成了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哲学。
根据历史记载，在公元前 6 世纪，中国还有另一位圣人（也可能是许多圣人）名叫老子，他提出一种极为不同的达成和平与教化的方式（道）。与他同时代的孔子相反，老子更为看重自然，但对人类社会关注较少。比如，孔子认为某些欲望“不自然”，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而言），它们在君子的正当生活中不应有位置。老子更相信自然，更信赖未受教化的人的欲望。对于孔子而言，美好生活之道就是遵循和尊重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而在老子看来，道显得更为神秘。道不可言说，也无法加以阐明。它无法被解释为一种准则、指南和哲学。（《道德经》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尝试去发现道并循道生活。
孔子和老子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他们都强调，“和”是社会与个人的理想状态；两者都坚持以宏大视野来看待个体生命。个人品格是生活的目标，但个人无法用孤立的个别术语加以规定。孔子认为，个人具有社会性；但在老子看来，个人依自然而生。他们的分歧在于，自然与社会哪个更为重要？这是中国思想家共有的思想框架。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孔子和老子引发的）自然——社会之争都是永恒的哲学论题。中国人沉思自然秩序与人类秩序的关系；古希伯来人讨论什么是“自然”；希腊人所开启的争论则延续至今：什么是自然，什么不属于“人的本性（自然）”？中世纪的教会和伊斯兰教陷入这类争论不能自拔；南太平洋和非洲的许多地区，以至南美和北美，有成千上万的部落和传统社会都展开过类似的论争和讨论。日本社会在哲学上最为折中，把老子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相互融合，仔细地区分了自然、社会和灵魂的哲学概念，由此形成了属于他它自己的、充满独创性的生命哲学。
儒家与道家的对话，或者从较为全球性的视野来看，强调社会和传统与强调自然之间的对话，本身就是某些社会概念和文化观念的产物。它建立在如下文化观念之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自然与文化的区分，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然”与“不自然”之间的区分。早期希伯来人坚持认为，烹煮还在吃奶的小羊羔“不自然”，这也许是因为，在食肉的饮食习惯中，他们隐约意识到那些被食用的动物也有尊严。20 世纪美国最高法院为哪种性行为是自然的展开争论，但这类讨论早在古希伯来人及随后的基督徒便已设定。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谋利而借贷（高利贷）是不自然的，然而今天，绝大多数商人会认为，赚钱是世界上最为自然的事情。人们以为，所有世界给予我们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事实证明，“自然”是哲学中最具争议性的概念之一。
让我们回到中东，回到波斯，即现在的伊朗，那里有个名叫巴尔赫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 of Balkh，又称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约公元前 628—约前 551）的人，他开始提出一种全面的道德一神论。我们可以推测，查拉图斯特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希伯来人和埃及早期的一神论者阿赫纳吞的影响，甚至也许还受到了《吠陀》的影响，当然，人们完全可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神论者，因为严格来讲，他确实信仰多个神。然而，他强调对最强大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进行专一崇拜。（值得一提的是，《旧约》也不否认其他神的存在。《希伯来圣经》只是严厉宣称耶和华的至高无上，强调“在我面前，不可称颂别的神。”）
查拉图斯特拉也坚持一种激烈的伦理观，它源自世间两种形而上的力量之间的冲突。阿胡拉·马兹达站在善的这一边，与其相对的是完全的黑暗，即恶。查拉图斯特拉认为，善和恶都源于我们自身。他对后来所谓的“恶的问题”有过深入思考——北非的圣奥古斯丁在千年之后才又开始着手讨论这个问题。全能的上帝怎会允许世界上存在如此多的苦难和恶呢？查拉图斯特拉的回答是，善和恶均由上帝创造。摩尼教徒继承这个观点（他们受查拉图斯特拉影响，但被拜火教信徒视为异端），将这种道德二元论发展成善恶之间的宇宙大战。拜火教信徒后来将自己的信仰转变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使波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古希伯来人属于世界中的一股哲学力量，但（在耶稣之前）没有哪个希伯来哲学家堪与孔子、佛陀、苏格拉底或查拉图斯特拉比肩。即便如此，他们撰写过一部描写他们自己的著作，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不错，这就是《希伯来圣经》或《旧约》（尤其是《创世记》），它首先是一部宗教经典，但它也是极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当然，它还是历史、神话学作品，有人甚至还认为它是科学作品。古希伯来人并没有发明一神的观念，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具有庞大法律体系或者认为自己是“选民”的民族。埃及人阿赫纳吞和后来的查拉图斯特拉也崇拜唯一神；汉谟拉比统治下的巴比伦人也有丰富的法典（希伯来人后来从中受益良多）；而且，几乎每个部落和社会的成员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今天仍这样看待自己。古希伯来人的显著成就在于，他们善于创造和讲述自己的故事，说自己是与上帝立约的民族，虽因自己的作为而历经苦难、遭逢悲剧，却仍忠心耿耿、默默忍受，使种族繁衍延续。自力更生的漫长历史无疑是这个民族的巨大优势，使它尊崇作家、思想家以及传说叙述者。
因此，宽泛说来，哲学不是某时某地在世界突然登场，而是在世界各地多次登场。然而，我们不应想着自己的那点创新而沾沾自喜、目无他人。我们非常熟悉这种洋洋自得的情境：世界黑暗，一片蛮荒，直到出现少许光亮——希腊的“奇迹”以及其他两三个遥远地方的光亮。许多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称颂为“野蛮人”包围着的文明港湾，我们对此应持谨慎态度。希腊人说波斯人是野蛮人，波斯人以同样的名称回击希腊人。希伯来人把所有其他人贬斥为“异教徒”，后来却又被不再接受自己原来犹太身份的基督徒所拒斥。中国哲学家余英时在谈到中国周边部落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所谓的“蛮夷”部落就有今天的日本，但它是世界上最精致复杂的社会之一。同样，埃及人瞧不起南部的努比亚人，罗马人蔑视北方地区的人。到了近代，英国人看不起法国人，法国人看不起德国人，德国人看不起波兰人，波兰人看不起俄国人——而俄国人看不起西伯利亚人和中国人。一种文化中的“野蛮人”，往往是另一种蓬勃发展的文明，并能成为富有成果的观念之源。
只有无知和偏见才会阻止我们接纳这样的可能性：丰富多彩的哲学流派和精妙的论证曾盛行于世界各地。许多社会有复杂精致的口传文化，它远比通过书写让知识代代相传更为直接也更富成效。面对面讲故事非常迷人，且极富人情味。识字的人往往较少。相比之下，书写文字就很难有这样的效果，它冷漠、疏远、没有人情味。在口传社会中，长者以诗歌的形式传递他们的智慧。然而，这些文化一旦消失，他们的观念——实际上还有整个文明——也就不为我们所知了。
甚至古希腊在变得“哲学化”之前，也就是说，哲学家还没有将自己的观念写下来并要求自己的学生去研读时，也属于口传文化。《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不是名叫荷马的人的独创，这些作品能够以如此非凡（尽管确非原创）的形式流传至今，可谓幸运至极。斯巴达的哲学大多数以传唱而非诉诸文字的形式流传，或许正因为雅典人——尤其是柏拉图——能够书写，最终使雅典成了世界的哲学中心。（就此而言，伟大的苏格拉底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因为柏拉图，我们才［自认为］对苏格拉底及其思想非常了解。）
因此，非洲有很多地方的部落对世界的思考极为复杂精妙，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倘若倾听地球上不同地区人们的交谈和思索，无论是乡野之声还是咖啡馆之语，我们就不难发现，任何民族都在以（或者曾经以）某种形式“做”哲学。他们好奇，什么是星星？事情为何发生？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死，死时又发生了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恶？没有理由认为，这类问题以及围绕它们产生的思想只限于那些采用了书写语言的文化，它们为后世保存了可供研读的文本。
同时，后来南北美洲作为“新世界”而“被发现”，但其实都早已有人居住，那些居住在靠近赤道较为温和的地方的人们，发展出了自己卓越的文明和哲学。在欧洲人 16 世纪早期到达之前，印加、玛雅和阿兹特克文明已然发展成形很久。美国土著部落几乎没有什么历史文献记载，但他们在家园被开发剥削的之前数千年，就可能已经发展出了有生态意识的思想体系。澳大利亚土著依照“黄金时代”的哲学观念生活了数万年，在那个时代，祖先创造了世界，他们在回归自然之前，把法律和仪式传授给后代。
不用说，古希腊人和中国古人对这些发展一无所知（从地理上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欧洲人要在百世之后才对这些文明有所了解。但是，我们为何要认定，与那些保存完好且有哲学自觉的文化相比，这些文化缺乏思想性、哲学性和想象力呢？我们（有些自以为是地）将“我们自己”的哲学传统视为历经曲折后突然转变的结果，并对它广为人知的开端加以颂赞，这没什么不好。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向来颂赞的只是某一种哲学，它或许只是有众多面向的宏大人类计划的一部分。希腊的“奇迹”
希腊文明在公元前 6 世纪开始出现，但远在此之前，地中海东岸、中东、亚洲和非洲就已经出现了灿烂的文明。希腊人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印欧人，他们取代了在爱琴海定居的民族。（这个流离失所的民族不断迁移，最后在克里特岛创造出伟大的文明。可惜，我们完全不懂他们的语言，但很难相信，他们没有自己深刻复杂的哲学。毕竟，他们甚至有室内排水系统。）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特洛伊之围后不久），希腊基本毁灭殆尽，此后直到公元前 6 世纪，希腊一直处于“未开化”状态。
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从事贸易活动，自由地吸收其他文化。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字母表、技术和大胆新颖的宗教观念。他们从埃及获得了现在所谓的希腊建筑、几何学原理以及其他许多观念。他们从巴比伦（今伊拉克）汲取了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以及更多的宗教观念。希腊并不是“奇迹”（古印度也不是），它仅仅是极为幸运的历史事件，是从邻邦和先辈那里汲取不同特性的经验的产物。
在这个过程中，埃及神欧里西斯（Orisis）成为希腊半神半人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公元前 6 世纪，希腊各地广泛流传着对狄奥尼索斯的神秘崇拜。根据“俄尔甫斯”秘教，巨人们（泰坦们）统治着大地。他们都是地母盖亚之子，后者还生下了宙斯——诸神之王和狄奥尼索斯的父亲。狄奥尼索斯被泰坦们所杀，宙斯为了复仇则杀死了泰坦们，而人类则从他们的灰烬中产生。因此，人性部分具有自然性，部分具有神性。这就意味着，我们拥有永恒的生命——借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话说，在生命常常陷于“卑下、野蛮而短暂”的世界里，这不算是令人厌恶的观念。因此，无论希腊哲学如何宣称自己多么“理性”，也无法掩饰俄尔甫斯秘教对它的深远影响。
希腊哲学是神话、神秘主义、数学以及与世界不协调的令人烦扰的知觉的混合产物。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环境既令人艳羡又易受到伤害。他们的文化丰富而又具有创造性，但在它周边，遍布充满嫉妒和相互竞争的敌人。伟大的文化因遭到突然入侵而完全从世界版图上被抹去，这并不少见。这些伟大的文化，即使幸免于战争，也常常会被自然摧毁。流行病就像无声的军队，席卷各个城市。生活不可预知，往往多生变故，既令人珍惜，又令人惋惜。（欢乐的西勒诺斯［Silenus］说：“最好是从未出生，次好是生来就死掉。”）
在几乎不可控的世界中，命运观念自然极为重要。然而，尽管特洛伊时代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把命运归结为诸神反复无常的决定，但公元前 6 世纪的哲学家仍试图为万物寻找某种根本秩序，即某种稳定的、可理解的存在基础。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以来，宗教一直在为“超越”开辟道路，但是，哲学要在超越中寻求秩序。它用原则取代神的意志和激情，用逻各斯（logos），即某种理性或潜在的逻辑，取代命运显而易见的不确定性。
第一批希腊哲学家是小亚细亚的米利都人。米利都是雅典人创建的一座伟大城市，不过先后为吕底亚人和波斯人征服。实际上，波斯文化确实让米利都人接触到宇宙统一性、数学之美以及某些宗教信仰观念。其中有拜火教的教义：一神论、灵魂不朽以及善恶二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强调宇宙论（cosmology）的重要性，重视数学的特殊地位，认为数学是知识的典范。他们也寻求基础性的解释理论，比如，他们认为世界由相互竞争的元素和属性（热和冷、湿和干）的有序“对立”组成。终极实在可以根据某些基本原则加以理解和把握，而且，人的生活及其命运能够也应该由此加以理解。
公元前 6 世纪思想家标志的这个剧变，实际上并没有后来人们回顾时所认为的那样突兀。事实上，哲学与所有其他人类成就一样，并非无中生有，哲学家同样也不是从天而降。当时，地中海的东岸、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已经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但它们又处在巨变之中，尚未定型。传统和变化的结合，恰好培育了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哲学观念的土壤。印度教有数千年的历史，它不仅有丰富的寓言故事和民间智慧，也有漫长的圣贤和沉思传统，对世界的存在方式有深刻洞见。（“印度［Hindu］”指的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个地方，即“印度河以东”。）印度的《吠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400 年，其后评注《吠陀》的《奥义书》（也被称作《吠檀多》或评注集）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800 年。佛陀开始质疑其中某些观念的时候，自由的思想论争和对神秘主义的热衷已经在印度盛行开来。这些外来观念也流传到小亚细亚和雅典的贸易港口，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公元前 6 世纪，希腊神话已经变得有些令人厌烦，而且日益成为问题。诸神及其受害者和护卫者的故事不再被严肃或严谨地对待。在世俗与神话之间的裂隙中，“真理”观念开始出现。色诺芬尼（Xenophanes, 约公元前 560—约前 478 年）抱怨说，我们似乎只是“编造”了自己的诸神。他说：“如果牛、马、狮子像人那样具有双手，能够画画，马笔下的神会是马的样子，牛笔下的神会是牛的样子，因为谁都会按照自己的样子的来塑造神的形象。”此外，色诺芬尼继续说道，我们为何要崇拜行为无耻、道德败坏、情感幼稚的神呢？为此，色诺芬尼推崇这样的信念：“有一神存在，在诸神和人类中最伟大，它无论在形体还是心智上都不像人。”《希伯来圣经》（或《旧约》）的前几卷也大约形成于这个时期。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疑虑在希腊社会的流行程度，但非常清楚的是，它们的确流传开来。一神论也肯定为希伯来人所知，因为希伯来人与希腊人关系密切。尽管希腊人有各种各样的神，一神论必定唤起了他们的统一感。犹太教几乎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3000 年（亚伯拉罕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2000 年），它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争论，尤其体现在先知们（公元前 9—前 8 世纪）的著作以及后来构成《塔木德》和《密什那》的大量著作和律法中。所罗门王（公元前 1000 年）是一位堕落的统治者，然而却因其留下的宝贵智慧令人长久铭记。公元前 750 年，以色列人享受着罕有的黄金时代（终结于亚述人在公元前 721 年的入侵）。这个时代产生了新的律法和新的先知，这些先知公开指责在富裕中看到的贫乏。哲学争论成了古希伯来人的生活基调，对于他们而言，甚至都没有必要称之为“哲学”。当然，与晚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思想相比，早期希伯来哲学家对神学、形而上学、信仰的认识论问题都没什么兴趣。他们和生活在广阔大陆另一端的孔子类似，更感兴趣的是应该如何生活、正义以及良序社会的问题。首先，他们追问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取悦那个全能却总是无法预知的上帝？
同时，在希腊附近，汉谟拉比（Hammurabi，公元前 18 世纪）统治下的巴比伦人早就有了迄今最早的一部法典和一套审判体系。希伯来的十诫也已经众所周知，而且很可能是更庞大的教会法的一部分。地中海北边还有莱库古（Lycurgus）领导的斯巴达政体和欣欣向荣的文明，当然，它被当时还不怎么进步的雅典人所贬低。我们已经指出，地中海南岸地区也有重要的伟大文明，尤其是埃及，也许还有努比亚（今埃塞俄比亚）、苏丹甚至尼罗河流域的上游地区。这些文化拥有精妙的天文学体系、高等数学、复杂且经过深思熟虑的灵魂观，而且沉迷于死后生命问题。希腊哲学中许多主要的观念，包括最为重要的几何学兴趣和灵魂观念，都是从埃及输入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把希腊的“奇迹”视为显赫的开端，而把它看作顶点，看作漫长故事的高潮，但它的开端和过程无人能知，这可能更有教益。
不过，这个古老故事的高潮，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就是苏格拉底。但无论如何，他都不是第一位哲学家。在他之前近两个世纪，希腊就已经出现过好几代见解深远、观点有力的哲学家。他也不是唯一论辩有力、扰乱时代循规蹈矩的生活并鲜明地刻画了西方人意识中的“哲学家”形象的哲学家。当然，他有许多功绩和美德，但是，他之所以能在西方思想史占据独特地位，主要还在于他的命运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受到“败坏”学生的控告，众所周知，他被宣判有罪并被处死。毫无疑问，这是雅典民主最难堪的时刻。但是，苏格拉底因此不仅被视为“哲学家”的榜样，而且也被确立为典型的殉道者——真理的殉道者、使命的殉道者。他向陪审团说道：“我宁愿死，也不会放弃哲学。”因此，事实上他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苏格拉底由此为哲学的应然设定了标准，无疑，这是极高的标准。
苏格拉底非常幸运，他有一位人类历史上最具写作才华的学生。这个学生就是柏拉图，柏拉图是位优秀的学生、热心的崇拜者、用心的聆听人、睿智的记述者、熟练的宣传家、成功的剧作家，他本人也是哲学天才。以苏格拉底的审判为背景，柏拉图先是记录，随后加以阐释，最后进行润色转化。由此形成的对话就是最早的完整哲学著作，这些令人震惊的文献一直为人铭记，以至此后所有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但是，柏拉图仍然处在幕后。苏格拉底仍是对话的主角。当然，倘若不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可能什么也不是，至多只是希腊历史的一个注脚，因为他自己什么也没有写。但是，如果不是苏格拉底，我们可能也就没有柏拉图，没有柏拉图，也就不会有亚里士多德，我们也就永远不会知道希腊哲学“奇迹”的发生。因为正是通过亚里士多德，我们才了解了大部分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孔子和佛陀相同，苏格拉底感兴趣的几乎只是美好生活的观念——有德性的生活、文明社会中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不过，他还有与他们极为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也与许多同时代希腊人甚至之前的哲学家不同。实际上，苏格拉底最为著名的观念是，他本人就是智慧的化身。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今天如何来区分哲学家。
苏格拉底尽其一生都致力于思考、讲授和展示德性。他似乎对当时重大的宇宙论问题毫无兴趣，对数学和几何学问题也只是稍有兴趣，甚至对雅典的既有宗教只是敷衍了事或貌似尊重（这是对他的另一项指控）。可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前的好几代哲学家对这些问题都具有强烈兴趣。我们如果要对古希腊哲学做出简明扼要的勾勒，就要解释这种显然的不连续性，即“哲学”观念本身的严重分歧。哲学果真如苏格拉底所展示的，是极为个性化、极具社交性、极为实际的关于过好生活并教导他人（确切地说，帮助他人）过好生活的关切吗？抑或哲学是某种原始科学，是理解宇宙终极自然的极为抽象且常常颇为深奥的探求，是似乎不会让苏格拉底、孔子和佛陀有什么兴趣的活动？
当然，这两项任务并不必然对立或不相容，而且多数伟大的哲学家都试图结合两者，最为显著的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过，这两大立场之间仍存在尚未解决的矛盾。哲学到底是非个人的真理探寻，还是说与更为古老的圣贤（所谓圣贤，就是自身展示出智慧的人）紧密相关？尊崇苏格拉底对于哲学史而言至为重要吗？哲学本身由那些通过其作品定义哲学的个人（佛陀、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圣奥古斯丁、伊本·鲁西德、笛卡尔、大卫·休谟、伊曼努尔·康德、甘地等等）的英雄的历史吗？还是说哲学是观念的历史，是观念发展或展开的历史，个人的实存在其中至多不过是有趣的偶然事件？比如，如今回顾希腊哲学的历史，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把苏格拉底作为研究中心？他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因其显著的哲学成就而值得铭记的历史名人，但即便如此，从根本上来说也不应分散我们对真正主题的关注？我们在下文将尽可能公正地探讨这些问题。哲学、神话、宗教与科学
介绍哲学尤其是古希腊早期哲学，现在的标准说法是，哲学始于与神话——希腊流行文化中的民间宗教——的分离。这种宗教包括奥林匹斯诸神（比如宙斯、赫拉、阿波罗和阿芙洛狄忒）以及许多希腊传说中的神话英雄和轶事。请注意，我们通常只是把其他民族的信仰视为“神话”。不过，希腊人有意识地区分了哲学与神话，并且把这种区分应用于自身。
在复杂的希腊社会，“信仰”分为很多等级，有对神话说明的完全接受，也有对其极为夸张、诗意甚至寓意的解释。诗意的敏感性对于智慧来说是必要的，但智慧不能与世俗的真理相混同。相信诸神的存在或多或少是切实的。（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指控之一就是他“不信城邦的神”。）然而，赫拉克勒斯、伊阿宋和阿尔戈英雄以及类似的历史寓言，在多数人看来不过是戏谑性的怀疑主义。俄狄甫斯可能是真实的人物，《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的人物（至少其中的凡人角色）也是真实的，这也没什么疑问。
希腊人为何编造奥林匹斯诸神与凡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神话？据说，宙斯变成天鹅、牛和云甚至女性的丈夫，以各种方式追逐甚至奸污女性。（这本身就是迷人的哲学难题，这个妇人因此而对她丈夫不忠吗？）神话人物变为树和花朵，有些还成为神罚的受害者——比如普罗米修斯（他由于为人类盗火而受罚，终日被一只鹰啄食肝脏）和西西弗斯（他被罚终生推石头上山，每到山顶，石头又因自己的重量滚落）。有教养的希腊人似乎把这些神话当作道德（或不道德）故事，而不是神学教条。这促使我们想知道没受过教育的人真正信仰什么。第一批哲学家是在与迷信作斗争（这是启蒙哲学家的流行观点，他们自认为在重复这个过程），还是只不过在参与一项较为普通的事业？或许，古希腊民众只是喜欢这些观念和形象所带来的娱乐，而那些认同他们的哲学家不过较为明确地表述了这种怀疑观点而已。
倘若我们要理解西方哲学的诞生，重要的是要谨慎对待哲学与神话之间被过于滥用的区分，这个区分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原创性而提出的。人们认为复杂的希腊哲学源自流行（“俚俗”）的神话，并取而代之。我们被告知，未经反思的神话与深思熟虑的哲学之间的差异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前者强调诸神，后者为“自然主义”的解释辩护。神话持神人同形同性论，把人类特性向（我们认为）无生命的自然力量投射。因此，古埃及人和地中海东岸的其他多数文化，通常根据人类行为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本性。古希腊人则根据极为人性化的诸神的行动和情感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本性。但是，从泰勒斯（公元前 625？—前 547？）和其他前苏格拉底的希腊哲学家开始，陈腐的故事仍旧盛行，不过解释变得更加科学、“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些早期的希腊思想家颂赞冷静的理性，强调物质原因，而不是幻想性的诗意解释或神灵在幕后的行为。
然而，这些过于简化和自吹自擂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第一批希腊哲学家沉浸在神话之中，新颖的理性受到几何学的启发，但哲学中最伟大的突破——比如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做出的成就——完全拒斥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解释。他们常常用谜语和寓言写作，更像神话诗人，而不像当代的科学教授。哲学像科学那样提供切实的真理，这个观念一直受到怀疑。现代哲学家（比如康德和黑格尔）也擅于使用隐喻和类比。当然，科学本身是否也依赖于隐喻而不是直白的描述，这个主题远远超出了我们探讨的范围。
可以肯定，希腊哲学的起源也是西方科学的起源，但哲学不是科学（至少并不只是科学），而神话——赋予宇宙人格，使其具有理性的可解释性——也没有丧失它的魅力，这对于哲学家而言也是如此。因此，诗意、神话的思考在哲学中仍然保留至今，这也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其他文化，尤其是并不像我们那样严肃对待科学的文化。中国有比西方更为漫长的技术传统。（比如，中国人发明火药、面条和眼镜比西方人早好几百年。）但是，中国人对科学向来持实用主义的观念，尤其是儒家哲学，它更看重社会和谐而不是科学理论。亚洲值得注意的技术史几乎与常常被理想化的“追求真理”没什么关系，与之相关的是健康的社会实用主义。道教尽管也强调自然，但它实际上与科学毫无关系，佛教不仅认为科学是人类的大幻象，而且认为自然知识方面的进步观念也是人类的大幻象。
尤其在宗教哲学中，神话中的神灵与有血有肉的个体之间的区别非常大，远远超过神的模糊性所需要的。希腊和印度的神灵很相似，都是形象模糊的人、超人或非人。他们常常变来变去。孔子和佛陀，与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相似，无疑是真实的人物。（老子如果不是一个人，也会像荷马那样是几个真实的人物。）耶稣是上帝的道成肉身，就此而言，作为人的耶稣与作为上帝的基督之间的明显矛盾，引发了贯穿整个基督教神学史的思想难题。
模糊性和类比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同时，儒家和佛教的“神灵”是个体的人，而不是基督这样的上帝化身，也不是为了教导我们真谛而化身为人的诸神。因此，倘若谁认为这些神是与人同形同性的，就显然偏离了正题。尽管古代中国有自己的神话，其中有龙这样五彩斑斓的生物，但是，哲学与神话的区分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儒家和佛教。佛陀的故事像耶稣的故事，象征意义远比历史意义重要。
在早期印度，这个故事复杂得多。印度教充满了奇幻的生物和神灵，这至少和古希腊神话一样富有想象力。在古典的印度神话中，诸神的“三位一体”至为根本。它们分别是梵天（创造神）、毗湿奴（维护宇宙之神）和湿婆（破坏之神）。但我们知道，它们是同一个神的不同面向，是一个实体而不是多个实体。实际上，印度神庙一方面比希腊所见的神庙更大更复杂，另一方面又具有更为明确的统一性。最令西方读者震惊的不是印度诸神各自的独特身份，而是它们具有多态性。
我们所熟悉的有六只或更多臂膀的湿婆，只是令人困惑的复杂问题的开端：诸神通常会有各种样子，采用不同的容貌，履行极为不同的功能，因此有许多极为不同的名称。比如，湿婆的配偶雪山女神，也是充满母性的安巴女神、破坏性的凯利女神和娑提女神，后者被认为是湿婆的力量之源。印度神话在不同的城市和亚文化中也有不同的变化，印度的民间传说和文学由许多不同的故事构成，很像早期版本的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曾试图把它们加以统合（未能成功）。这样的尝试在印度教中实际上不可想象，后来的神话专家证实了这一点。
古印度漫长的历史（正如相对短暂的古希腊历史）中有非常多的准历史英雄，他们也是哲学的典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薄伽梵歌》（神之歌）中的英雄阿周那，而《薄伽梵歌》是附在史诗《摩诃婆罗多》（巴拉塔王朝的伟大史诗）后面的宗教文本。阿周那在战斗开始之前有所犹豫。他不愿意攻打反对他的敌军，因为敌军中有自己的亲人。然而，至高神克里什那（乔装为阿周那的车夫）告诉阿周那，尽管敌军中有自己的亲人，但战斗是他的义务，作为义务，他应该无私地执行，全心追随神明。
这种道德困境对我们而言似乎极为恐怖——这等于说，在某种处境下，我们有义务杀害自己的亲人。但是，类似的恐怖也见于希伯来圣经、希腊神话和所有内战之中。这些恐怖故事只是（就像哥斯拉电影）在拿我们逗乐吗？还是说，这些深刻的道德传说让我们陷入了直抵人类道德和经验核心的深刻哲学困境？甘地把阿周那的危机解释为我们每个人在心中进行的善恶斗争。克里什那向阿周那显现其神性之际，我们的日常世界颠倒了。神话事实上是哲学、思辨性思维的养料，但不一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薄伽梵歌》中的华丽故事伴随着深刻的思想评注，它们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富有哲学性，但对于平实的自然主义解释却毫无兴趣（与此相反，早期的西方人恰恰迷恋于此）。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并不常常关注自身，他们尽管拒斥粗俗、表面上难以置信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却仍坚持刻意的含混和古老神话所描述的那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图景。
与西方神话相比，印度神话最明显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它充满想象力的活泼戏谑，以及相对而言的无所拘束。（宙斯可以变成公牛，但这只是暂时的策略，他仍是宙斯。）比如以下这个广受喜爱的印度神话。湿婆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去打仗，多年后回来发现有个英俊的年轻人陪伴着自己的妻子，于是将这个年轻人视为情敌，砍下他的头颅，结果发现砍杀的是自己的儿子。他在惊恐万分之际，发誓将接下来所见的生物头颅给予儿子使其复活，他最后看到了一头大象。
这些故事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吗？它们只是幻想的结果吗？还是说，它们更可能在以娱乐形式呈现深刻洞见，在以较为有趣但未经消化的形式解释实在，而没有呈现为早期西方哲学的那种原始科学？事实上，我们认为，印度神话的变化令人困惑且充满想象力，表达的也是相同的观念，它们支配着整个印度哲学的绝大部分历史。甚至在最戏谑的印度传说中，我们都能看到生命的再生和延续这个恒久主题。不过，“宇宙的统一性”是其中的关键主题，尽管它会呈现为诸多表现形式。这唯一的绝对实在在哲学中以“婆罗门”之名出现。但是，在早期神话中，诸神的多元化事实上是一神的不同表现形式，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因此，从神话到哲学，与其说是逻辑的跳跃，不如说是描述语言的转变。
然而，这种不同不应使我们远离神话而倾向哲学。两者各有优点。神话涉及叙事（故事），尽管故事中的人物可能是虚幻的，但故事本身至为重要。当我们设想自己是那些人物，这些故事就显得尤为重要。哲学更关心系统性的理论，而不是故事。但是，哲学如果遗漏历史叙事，完全脱离情境，往往会导致毫无背景的空概念被错误地解释为永恒真理。神话的叙事可以容纳矛盾甚至荒谬，但因此更富魅力，更能抓住世界的混沌本性，而不会减少可信度和一致性。（美国人沃尔特·惠特曼颂赞矛盾，不因矛盾而哀叹，也不试图“解决”矛盾，先贤中不止他一人这样做。）与之相对，哲学只在身处极大危险时才容纳矛盾。实际上，无论来自何种文化，多数哲学家都绞尽脑汁要避免矛盾，即便他们将矛盾和支离破碎视为生命和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尼采，以及禅宗传统的某些伟大哲人。
我们或许应注意尼采，他警告我们要小心现代哲学隐藏的神话：“原因”“实体”“自由意志”“道德”，当然还有“上帝”。哲学有它自己的神话假设，这些假设不那么明显是因为它们是非人格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这些观念，但我们不应完全接受它们，而是要把这些概念归入神话王国。人们可能坚持认为，神话有助于教养，哲学有助于理智，但是，最好的神话就像最好的哲学，既有助于教养又有助于理解。
同样，人们应该谨慎对待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某些古希腊人小心地对两者加以区分，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西方哲学绝大多数时候难以与犹太——基督教传统区分开来，即使那些终身致力于抨击这一传统的哲学家也无法做到。只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美国的许多哲学家和欧洲的一些哲学家才预设了这一分离，而在许多其他传统中，宗教与哲学的同一性仍然极为稳固。在许多社会中，包括绝大多数部落文化，宗教规定着哲学。在其他社会中，则哲学规定着宗教，最显著的是儒家和佛教，两者皆是无神论的宗教——没有神的宗教。有人可能根据神话与哲学之间的模糊差别来区分宗教与哲学，或者通过批判性思想与纯粹“教条”之间的差别来区分宗教与哲学，但这常常意味着对宗教的误解。无疑，哲学在宗教内外都起着重要作用，但如果因此而认为宗教、神学和宗教哲学（与更为世俗和批判的“宗教哲学”相对）在哲学的范围之外，则是个错误。
人们也应该谨慎对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不要急于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我们试图区分哲学与宗教——如果哲学不是宗教，它就必定是科学，或者说，至少具有科学性。生活中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人的个人身份与社会身份、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关切、艺术品的美或精巧，甚至自然的奇观等等，它们都不必归入科学和宗教。确实，现代人认为哲学应该具有科学性，但这种观念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主要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实际上，这个观念在其提出之日就受到质疑，绝大多数其他文化也不怎么关注它——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还没有启蒙。固然，科学特别要求客观性。但是，科学和科学（诸）方法被用来定义客观性观念时（情形常常如此），这个假设值得用哲学来考察。但是当科学和科学方法用来定义客观性的概念时，这种假设应该受到哲学的审查。当然，科学所要求的非人格性和超然性不必推广到哲学中去，因此，（东西方）许多哲学家恰当地强调哲学是一门艺术、技艺、学问，是有别于科学或者至少比科学更具渗透性的实践。
甚至那些确实崇尚科学的哲学家，也承认科学有其局限。因此，康德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牛顿物理学的狂热追随者，宣称有两种事物令他充满“敬畏”，即“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他也承认艺术的美、宗教的虔诚、数学奇迹、邻人的陪伴和酒的醇香，以及科学的价值。牛顿也绝没有把哲学局限于“自然”。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他提出了一种神学来补充和容纳他的物理学。弗里德里希·尼采也是（19 世纪）科学的狂热追随者，认为科学“真理”只描述了我们经验的小部分，因此认为“美学真理”更为重要，与哲学更相关。
然而，在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中，有某种值得崇敬和基本的东西，它不只是对客观性和理性的共同强调，不只是对真理的共同追求。因此，许多年来，某些哲学家固执地认为，哲学问题不同于科学（当然，长时间以来，某些哲学家也认为哲学应该算作科学的一部分或科学的卫道士，清理科学的不严谨）。根据这个观点，哲学问题无需任何经验证据，也不需要科学研究中的最新进展，或者说，根本无需任何经验和研究。用哲学术语来说，这些问题能而且只能先天地加以解决。换言之，哲学独立于所有经验或实验，要么诉诸逻辑和语言，要么诉诸直观。
结果就是哲学致命的贫乏，在哲学的某些领域，如今仍是如此。那些不是“仅靠理性”，纯粹只需思考解决的问题，被贬斥为“纯粹经验”问题，或“心理学而非哲学”问题。比如，沿着这些思路，某些英美哲学家近年来不厌其烦地争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而不费心去学习任何与大脑相关的东西，这本来与讨论的问题有某种真实的相关性。某些哲学家则争论科学和自然的性质，却从不曾与物理学家交谈。某些哲学家则仍详细地讨论人性，却从没想过去读几页弗洛伊德的书。幸运的是，这种情形正在改变。
哲学与科学相连，这是我们要谨记的教训。哲学既不是科学的母亲，也不是科学在概念上的护卫者。但是，在科学家进行研究时清理混乱的术语和概念在探究诸多主题时，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这在所谓的“某某哲学”领域更是如此（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艺术哲学或宗教哲学）。没有谁能够明确区分经验知识和先验知识、内在知识与外在知识。1932 年，爱因斯坦用了母亲类比，认为“哲学使科学得以诞生，人们不应嘲笑她的赤裸和贫乏，而应该希望哲学的堂吉诃德式理想会活在她孩子的生命之中，以免他们沉沦于庸俗。”
哲学与科学相连，恰如哲学与神话、宗教相连，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相同。我们需要哲学、神话、宗教和科学之间的这些审慎区分，然后才能走进哲学的开端。在西方，哲学诞生于宇宙论的兴起，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诞生于宇宙生成论的兴起，它研究世界如何成为它现在的样子。意义与创造：宇宙生成论与哲学的起源
埃及、新月沃土地区以及希腊人都以农业为生，这使他们研究地理和气象，思考诱使大地女神盖亚物产丰富的原因是什么。天文学为航海提供强有力的新工具。人们对天空复杂性最初的好奇心，最终导致对天文学的仔细研究，催生出源自实践目的但并非总是可靠的占星预测，他们还认为天空住满了神明，由此产生充满想象力的神话和宗教。这些思考极为自然地导致宇宙生成论问题的出现：所有这些都从何而来？世界又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尽管这些问题都是科学的核心问题，但若因此认为它们是最早的科学问题或原科学问题，你就错了。最早的宇宙生成论者寻求解释，但也寻求意义和教化。无论遇到什么，他们都会探问：这有什么意义？其目的何在？它预示了什么？希腊人以及古代世界的许多民族都认为，追问如何解释宇宙就是追问如何解释人类行为，即这是关于行动者的问题。谁做的？为何这样做？原因首先是意图，是某项需要理解的主题。
古希腊人与其说富有好奇心，不如说他们常常感到害怕、绝望。他们想要在不能理解的世界中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他们经历伤痛和疾病，遭遇悲剧、贫困以及死亡，这些都需要某种解释和安慰。死亡很早就让人感到神秘和困扰。地中海地区的哲学家开始沉思灵魂不朽之前数十万年，史前时期的尼安德特人就已在埋葬死者，并画下原始符号纪念死者。哲学就诞生于这种可怕的“惊异”。自然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大脑的开发使得我们手指灵活，让我们能够直立行走，但我们用大脑处理的问题，并非全都令人高兴或有助于进化。我们运用大脑，也同样使世界充满奇观。
什么人最先提出了这些问题，这对我们既重要又无法想象。孩子们现在如果向他们的父母询问这些问题，常常得到的，要么是容易理解的废话，要么被打发去看书，或者让他们出去玩或打扫房间。可是，人类首次提出这些问题时，根本没有人能够回答。那时没有书籍，只有自以为是的祭司或贤者。第一批哲学家及其同时代人如何解释“万物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最早的答案基本以这类形式出现：“它就在那儿，就是这样”或者“它一直就在那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答案变得越来越富有想象力，问题也越来越得到认真对待。早期哲学家（若一定要坚持，也可以称之为前哲学家）认为，宇宙产生于两个原始人，他们交媾产下一个宇宙蛋。其他哲学家则认为，这些原始的存在者就是诸神，他们的家庭关系极其混乱。其他文化同样认为，狂暴的家庭关系是宇宙创生的原型。
在希腊的宇宙生成论中，世界被设想为被碗罩着的扁平圆盘，碗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天空。圆盘底部存在某种类似树干的东西，世界的根在冥府这个“地下世界”以及冥府的最底层塔塔罗斯。环绕地球的是“冥河”俄刻阿诺斯，这样形象可能借自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伊利亚特》中，荷马把俄刻阿诺斯描述为万物之源，也是诸神的源头，这也得到哲学家泰勒斯的赞同，他常常被认为是第一位哲学家。希腊人也反思黑夜或黑暗的意义，荷马将之视为恐怖的化身，甚至对宙斯也是如此。
根据诗人赫西俄德的说法，最初是混沌。它并不是“彻底的混乱”（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意思），而是无形，或者严格来说，是天地之间的缝隙。（亚里士多德认为，“混沌”的意思是空间；斯多亚学派认为它是空气。）从混沌产生盖亚（大地）和厄洛斯（爱，被认为是雨水或天空的精液）。从混沌产生夜，从夜产生以太（火热的高层大气）和白昼。从大地产生天空乌拉诺斯，从天地的结合中产生海洋俄刻阿诺斯。
天空与大地之间的分合关系，是宇宙生成故事的关键。赫西俄德写道：“伟大的乌纳诺斯携着黑夜而来，追逐盖亚，渴望爱，伸展身体将盖亚覆盖。”埃斯库罗斯也有类似的描述：“神圣的天空热望着穿透大地，欲求拥抱大地结合为一。雨水从天空降落在盖亚的床榻，大地受孕。”性和混乱在关于宇宙起源的早期说明中处处可见。天空与大地结合之后又分离开来。所有孩子都被父亲所记恨，甚至要杀死他们。有个儿子用“带锯齿的镰刀”阉割自己的父亲，并截为几段，从“这几段中”诞生了阿芙洛狄特。这类故事常常为荷马（公元前 9 世纪）和诗人赫西俄德（公元前 8 世纪）引用，赫西俄德试图把这些故事综合起来，使各种版本的故事在他的《神谱》中融会贯通。
在埃及神话中，赛特神将其父亲欧里西斯大卸八块；他的遗孀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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