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凤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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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5年卷)(总第3卷)试读：
卷首语
近年来，在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下，海洋社会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其中，《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就是基于学术共同体努力的成果。迄今，《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已经出版了两卷，第1卷由崔凤教授和王书明教授主编，第2卷由崔凤教授和赵宗金副教授主编，本卷为第3卷，由崔凤教授和陈涛副教授主编。
作为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刊，《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是由中国海洋大学崔凤教授提议出版的，并得到了学界同仁的热烈响应。每卷《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中的论文遴选自上年度的中国社会学年会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中的优秀论文，本卷论文遴选自第五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中的优秀论文。《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由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和承担，它的出版对于凝聚学术共同体、推动海洋社会学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14年7月10～12日，以“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作为年会的分论坛之一，第五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同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由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和广东省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广西民族大学、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赣南师范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第五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一共收到学术论文47篇，本卷《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从中遴选了22篇，分为四个单元，即“
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
”“海洋文化与海洋民俗”“海洋群体与渔村社会”“海洋生态文明”。在“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单元，与会学者梳理了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历程，阐述了海洋社会互动及其形式，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就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海洋社会学如何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张开城教授（广东海洋大学）认为，“建设海洋强国”这个概念进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他通过大量历史材料阐述了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情况，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举措，并论述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构想。陈青松副教授（广东海洋大学）认为，海洋社会学还处在初创阶段，在此阶段，学界除了要构建海洋社会学的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外，更要重视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他强调，海洋社会学视角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应当凸显自身学科特性，在研究中需要强调“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特性和社会学属性，同时注重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意义、外部环境以及沿线各国宗教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林光纪高级工程师（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探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学研究范围，强调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首先要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定义。他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地域，更不是一个海洋族群、海洋社会或海洋社会空间。他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社会学研究必须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必须讲究社会学研究的实用性。宁波副研究员等（上海海洋大学）探讨了海洋社会互动及其主要形式。他们认为，随着“海洋强国”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与世界众多国家的海洋社会互动将日趋频繁和复杂，分析海洋社会互动的主要形式，有助于理解和前瞻世界各国的海洋政策，从而寻求更加富有成效的“海洋强国”建设方略。他们强调，海洋社会由于不同于大陆社会，因而海洋社会互动既与一般社会互动形式有所交叉，同时亦具有独特形式。归纳起来，海洋社会存在海洋竞争与海洋合作、海洋掠夺与海洋交换、海洋控制与海洋反制等主要形式。刘勤副教授（广东海洋大学）认为，海洋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科学回应现实需求的一个缩影。当前，海洋社会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多个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团队。海洋社会学在体系架构的理念上呈现从移植设计到认知开创的转变，在范式立场的坚守中表达了中国立场和中国视角的本土贡献，从而为深化和拓展海洋社会学研究提供了方向。
在“海洋文化与海洋民俗”单元，与会学者围绕海洋文化资源开发、海洋民俗文化变迁以及海洋民俗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和探讨。
郑星宇和韩兴勇教授（上海海洋大学）就建设海洋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海洋文化资源开发问题展开了研究，通过对海洋人文、民俗、商贸、军事等海洋文化资源的介绍，阐述了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在保护海洋生态、提升海洋意识、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对于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宋宁而博士等（中国海洋大学）通过对山东刘家湾的田野调查发现，随着社会发展，当地的海洋民俗文化也在发生变迁，尤其是当地影响最大的海洋节庆从渔民节转变成了赶海节，从传统的、渔民自发参与的民俗节庆转变成了一种现代化的、由政府主导的海洋节庆。研究发现，在此变迁过程中，节庆的时间、地点与内容，举办主体与参与群体都发生着变化，使得刘家湾赶海节更加规模化、旅游业化和娱乐化，同时使传统民俗文化的展现方式更加多样化。而国际海洋城的规划、旅游业的发展、生存环境的污染以及渔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等社会条件，促使刘家湾赶海节在变迁下实现了传承发展传统海洋民俗文化、提高经济效益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功能。孔维刚老师（上海海洋大学）考察了海洋民俗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他认为，海洋民俗文化与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具有传承性、社会性、多元性、活态性等特征，并且还具有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备的功利性、行业性等特征。这种无形的、行业性的文化遗产，在代代相传中不断发展，使其所覆盖区域内的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产生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使这种独具海洋特色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与展现。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刻处在发展变化中，并且由于其并非完全处于有形的状态，因而海洋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更加困难。他认为，我国沿海和海岛地区许多海洋民俗文化遗产正在逐渐地被破坏和遗忘，甚至走向消亡，需要结合海洋民俗文化自身的特点，设计出一套专门法律体系来对其进行保护，从而建立属于海洋民俗文化自己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在“海洋群体与渔村社会”单元，与会学者就渔村环境问题、海洋渔业“双转”政策、水上居民群体的认同问题以及海洋意识指标体系构建展开了激烈研讨。
赵宗金副教授等（中国海洋大学）基于1993年至2012年的《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中国海洋灾害公报》中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涉海人类活动与海洋环境污染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尤其是海水制盐产量与海水水质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此外，沿海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和海水水产品产量与赤潮灾害有明显的相关关系。高法成博士等（广东海洋大学）以渔民为视角对海洋渔业“双转”政策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社会学考察，认为海洋渔民在“双转”政策的安排下，放弃捕捞转向养殖与加工产业，甚至置地为民，为海洋生态保护、渔业资源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策实施后，相关部门并没有从渔民的视角来审视政策的效果。他们通过风险社会理论，调查了渔民在“双转”政策实施前后的收入、社会保障情况，对渔民对“双转”政策的看法展开了评价，并提出了有意义的学术讨论。徐晨雯（赣南师范学院）和周小龙（南昌工学院）以赣南萧、郭、李三姓水上居民为核心，对水上居民群体认同问题开展了实证研究。他们采用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方法，对赣南萧、郭、李三姓水上居民群体认同情况进行的分析表明，年龄组之间对于水上居民认同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对于自身是否客家人也存在显著差异。同春芬教授等（中国海洋大学）通过全面梳理国内外学者的海洋意识研究成果，将海洋意识研究归纳为海权说、人海关系说、实践—认识说三个思想流派。他们认为，海洋意识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类型，从学科归属上讲，属于专门研究意识的心理学学科范畴。在此基础上，他们从心理学研究意识的视角明确了海洋意识的内容范畴，从社会心理学研究态度的视角将海洋意识视为人们对海洋的一种评价、态度，并结合环境意识指标体系的纵—横向构建方法，构建出了一套海洋意识指标体系。
在“海洋生态文明”单元，与会专家就当前中国的海洋污染和环境治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本单元收集的论文数量达到10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学界对海洋环境问题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很高。
崔凤教授等（中国海洋大学）对大学生的海洋环境意识展开了调查研究。他们认为，海洋环境意识是环境意识在海洋空间领域的表征，大学生的海洋环境意识主要体现在海洋环境经验、海洋环境感知、海洋环境情感和海洋环境行动意向四个方面。青岛市三所高校的743名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不同专业、学科及亲属从事涉海职业的情况对大学生海洋环境意识影响显著，海洋环境情感与海洋环境意识相关性显著，且大学生的海洋环境意识整体表现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王书明教授等（中国海洋大学）对围填海造地问题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问题的研究表明，与围填海造地的实践形势相比，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显然是滞后的，因此亟须完善有关围填海造地的法律制度。他们认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围填海造地引发的环境问题，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可持续发展法治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围填海造地法律体系、完善具体法律制度。张继平教授等（上海海洋大学）研究了海洋渔业环境保护管理机构间的协调机制问题，认为我国现行的海洋渔业环境保护协调机制还存在管理机构混乱、职能交叉、部门间合作意识不强、应急协调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他们认为，需要通过建立海洋渔业环境保护综合管理机构，加强有关海洋渔业环境保护协调机制的政策制定及执行，加强管理中的监督、考核，完善海洋渔业环境保护管理中的应急协调机制等，促进我国海洋渔业环境保护协调机制的构建。陈涛副教授等（中国海洋大学）研究了海洋溢油污染中的基层政府行为，提出了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他们认为，“政经一体化”机制能够深刻解释内陆地区基层政府与企业形成利益共谋关系，进而压制社会抗争的社会现象，但难以解释海洋溢油事件中的基层政府行为。在蓬莱19-3溢油事件中，石油公司对基层政府的GDP、税收、就业和政绩等都没有贡献，但是基层政府依然走向了渔民环境抗争的对立面。由此可知，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机制运转由基层政府“对上负责”体制推动，去污名化机制运转由市县范围内旅游和海产品出口等经济利益驱动。张一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展开了系统梳理，他立足于近些年来学界的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建设实践，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基本情况、相关理论、问题对策等内容进行了理性审视和总结。董震博士（大连海事大学）认为，生态文明的基本出发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海洋生态文明的具体建设工作应沿着“人”和“自然”两个维度展开，不仅要关注自然的生态保护，也应关注海上的“人”即海员，像追求和谐自然那样去关怀海员本身的和谐发展。海员关怀包括对海员发展的关怀、对船上社会环境的关怀、对船下社会整合的关怀。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关怀海员发展，需要以海洋社会学为基本视角，以航海社会工作为具体实现形式。杨振姣副教授等（中国海洋大学）研究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安全政策体系，认为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将直接影响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目标的实现。尽管相关部门纷纷出台政策措施治理海洋污染，但并未取得理想成效。鉴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安全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她们提出应通过法律制度及管理机制的完善、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的提高、公众海洋生态安全意识的加强、财力的支持等来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从而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态安全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杨洋博士等（中国海洋大学）探讨了各类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以及各类人类福祉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反馈作用，进而构建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评估的概念框架。汪树民教授（广东海洋大学）以湛江徐闻为案例，探讨了海洋生态文明的建设路径。崔凤教授等（中国海洋大学）对1989～2013年我国海洋环境的变迁展开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海洋环境变迁的基本规律是先快速恶化后基本稳定。这对研究海洋环境问题提供了有意义的启示。
整体上看，相比往年，第五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论文数量呈现增加态势。本届年会的参会者中，年青一代的学者以及研究生明显增加，使参会者队伍呈现朝气蓬勃的局面。另外，与会者的单位身份开始呈现多样化，广西民族大学等非涉海院校的专家也提交了会议论文。这些都彰显了海洋社会学学科的朝气和希望。
其次，学科意识明显增强。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主题还是海洋生态文明专题，无论是发言者还是参与讨论者，都一再强调要凸显社会学的学科属性。与会专家认为，海洋社会学共同体要强化海洋社会学的学科意识，开展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海洋生态文明等热点问题研究，要突出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但不能“为热点而热点”，进而做应景性的分析。
最后，会议期间的学术辩论和争论明显增多。在本届海洋社会学论坛上，学者们围绕研讨的论文和相关话题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锋，年青一代的学者也纷纷提出了具有学术共鸣的话题，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当前，海洋社会学还处于初探阶段，以学术标准为中心的学术争论对于厘清学科边界、提升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相信，本着凸显学科意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原则，通过开展深入的扎根实际的经验研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海洋社会学的理论水平，海洋社会学这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一定会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我们也期望通过《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15年卷总第3卷）的出版，进一步凝聚学术共同体，共同推动海洋社会学的学科发展。陈涛2015年5月10日于中国海洋大学崂山校区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海洋强国
[1]张开城摘要：国家提出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是新时期发展海洋事业、繁荣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
关键词：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海洋强国
海洋强国是指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管控海洋方面拥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家。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建设海洋强国”这个概念进入十八大报告，在国内外形势复杂的当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战略意义，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实现海洋强国应有很强的海洋经济实力、海洋科技能力、海洋开发能力和海洋军力，其中海洋经济实力是基础性的和关键性的。为此，国家提出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为新时期发展海洋事业、繁荣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一 中国在历史上是海洋强国
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船是海上冒险家的“行头”。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海洋的浩渺和暴力，他所依靠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他便是这样从一片稳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以敏捷而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而行。船的发明是人类胆力和智慧最大的光荣。
中国是海洋国家，中华民族是海洋民族，有悠久的海洋开发和利用的历史，尤其是造船和航海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唐宋元时期我国是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海洋渔盐业更是历久而发达。（一）悠久的造船史和先进的造船技术
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渔猎为生的先民已开始利用原始的航行工具与海洋打交道。《山海经》谓“番禺始作舟”。河姆渡人使用的木桨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木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说明古人类早在8000年前就已经使用舟船工具了。
中国3000年前制造出帆船，2000年前指南针、水密隔舱一并应用于航海。对此，商周甲骨文金文中的舟字、考古发现的舟船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马可·波罗游记》说：元造船技术进步，各有船房五六十所……至少应有水手200人……足载胡椒五六千担。
中国古代造船业有六大发明创造，分别是：①手摇橹（汉代发明，1世纪）；②船尾舵（汉代发明，1～2世纪）；③水密隔舱（晋代发明，3～4世纪）；④浆轮（唐代发明，7～8世纪）；⑤船用指南针（宋代发明，10～11世纪）；⑥船载火铳（明代发明，13～14世纪）。
中国古代造船工匠根据各地区水域特点，造出了各种船型，其中沙船、鸟船、福船、广船是四大类传统帆船船型，广泛应用于航海。（二）中国航海技术长期领先世界
中国由于有悠久而先进的造船史，航海技术也长期领先世界，其中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事件有徐福东渡、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1.徐福东渡
徐福即徐巿，字君房，秦朝时齐地人，是当时的著名方士。其家乡现还不太明确，一般认为是今山东省龙口市徐福镇。公元前210年，徐福奉秦始皇之命，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带“五谷子种”，乘船泛海东渡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现在，日本保存有很多有关徐福的遗迹，如徐福登陆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其中佐贺市、新宫市等地都被传为是徐福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关于徐福东渡的原因，求仙药说是目前最为通行的说法。在秦代，方士是很流行的。在齐地和燕地，这样的方士很多。战国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时，便有大批齐、燕方士入海求蓬莱仙药。和徐福同时代的方士有很多，像卢生、韩终、侯公等。徐福作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个，为始皇入海求药，是可能的。
徐福东渡的原因的另一个版本是海外开发说。当时邹衍的大九州岛观点十分流行，认为在海外还有很大的疆土。邹衍的大九州岛学说引导和鼓舞沿海的航海家、探险家积极地开发海外。秦始皇所向往的正是：“凡是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土；凡是人的足迹所到达的，都是他的臣民。”于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版图，秦始皇就打着求仙药的幌子，派徐福出海，实际上，是为了实现自己疆土四至的理想。2.鉴真东渡
鉴真（公元688～763），本姓淳于，今江苏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鉴真应日本高僧荣觳、普照之邀东渡弘扬佛法，但五次东渡均告失败，历经磨难。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66岁高龄的鉴真从今天的张家港市鹿苑镇黄泗浦渡口第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九州岛。
鉴真东渡日本后，不仅弘扬了佛法，而且把我国的汉字、医学、建筑雕塑、书法、印刷等介绍到日本，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3.郑和下西洋
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大规模的船队，远涉重洋，翻开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新的一页。就出海人员、舰队规模、航行里程和执行使命来看，郑和航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不同领域，涵盖了海洋文化的各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之久，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纪录。从空间跨度来看，郑和下西洋横跨印度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30余国，航程达10万余里，打通了中西交通的重要航道，发展了我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中外经济贸易联系，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海洋文化发展阶段，达到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巅峰。（三）唐宋元时期我国是世界海洋贸易中心
中国在唐宋元时期是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沿海一带有许多因港而兴的海洋贸易城市，诸如广州、泉州、宁波等。
唐代的广州往来客商如云，货物堆积如山。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到广州的外国船舶有4000多艘，如以每艘载货50吨计，则货物达20万吨。当时的广州珠江水面，樯帆如云，热闹非凡，商船多停靠在广州外港波罗庙附近。据考证，当时广州港一年就有80余万人进出，从事海洋贸易活动。《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鉴真和尚当时目睹广州贸易的情景，“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是唐宋对外贸易的三大伙伴。大批大食和波斯商人来粤经商贸易，有的还在此居住，娶妻生子，长期滞留在广州。唐宋政府在广州分别设置市舶使、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并建立蕃坊。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零四载：“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宋时（蕃）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卢钧传》谓：“蕃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
马可·波罗游历到泉州后赞赏备至，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说：“（离开福州）到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即泉州）。在它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后又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总额10%的税收，所以政府从这里获得巨额的收入。元代泉州处在海外贸易和社会经济的鼎盛时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得到真实的反映：“大批外国商品运到这里，再运到全国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到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1%吧。”还说，这个地区“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德化瓷器物美价廉”。（四）历久而发达的渔盐业
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北起辽宁，南至两广的漫长沿海地带，发现石器时代广泛留有贝丘遗迹，同时出土渔猎工具，这是新石器时代海洋渔猎得到充分发展的见证。在距今18000年前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已发现不少海蚶壳，其中有些贝壳上钻有小孔，用来穿成串打扮自己。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大量龟鱼类骨骼、蚌壳和菱角等水生动植物，有的陶釜底部至出土时还残存着鱼骨，甚至连海龟、鲸鱼、鲨鱼和生活在滨海河口地带的鲻鱼和裸顶鲷等海生鱼类也是河姆渡先民的盘中餐。
中国利用海水生产食盐的历史悠久，相传公元前4000多年夙沙氏就已经开始教民煮海水制盐。从福建省发掘出土的古物中即有熬盐工具，证明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当地已用海水煮盐。春秋时期，秘仲做了齐桓公的宰相，专设盐官煮盐。大约到明朝永乐年间，中国开始废锅灶，建盐田，改火煮为日晒。二 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史上的辉煌一笔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先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此后又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海上交通与贸易的路线，因输出中国的丝绸而得名。除丝绸外，中国古代输出的商品还有陶瓷、茶叶等。
万历年间姚士麟曾援引嘉靖时中国商人童华的话：“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总结说：“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磁；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
英国安妮女王（1665～1714）在位时代的桂冠诗人达提赞美饮茶风尚的著名诗篇说：
茶，消散了我的愁苦，
它，使欢乐调剂了严肃，
这饮料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幸福，
它增加了我们的智慧和愉快的欢呼。
17世纪以后，饮茶之风在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普遍兴起。在葡萄牙，贵族、皇室也养成了饮茶的习惯。18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家庭和咖啡店普遍把茶作为饮料。
欧美庞大的茶叶消费需求带动了中国茶叶的出口。中国外销茶叶主要有红茶和绿茶，而以红茶为多。红茶主要产于福建、广东，绿茶主要产于安徽、浙江、江苏。由于茶叶外销增长迅速，在西方世界影响广泛，因而有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应该称为“茶叶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应在秦朝以前，史书上确切的记载可追溯到汉代。
今广东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仕尾村和南湾村一带既是汉军南渡海南岛的基地，亦是西汉海外贸易的出海港——汉三墩港。《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
地处南海的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镇。从出土文物看，广州与海外交通的历史不会少于3000年，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和古迹，遍布全城。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对外贸易涉及15个国家和地区。唐代广州往西南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历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全程共约14000千米，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宋朝时广州已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明初实行“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以及“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的政策，但对广东则特殊。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广州是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广州是清代对外贸易中心。
除广州外，福建泉州、浙江宁波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三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海洋强国之策
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文播发。《决定》提出要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实现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举措，是中国采取的有利于欧亚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多边共赢的新思路，有助于打造互通有无、互助合作、平等友好的国际关系新格局。“一带一路建设”构想向外界描述了中国构建向西、向南两条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政治关系的优势、地缘比邻的优势、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的优势、持续增长的优势”。该构想顺利实施的话，将重新打通阻滞多年的亚欧经济动脉，在中国—东盟“黄金十年”关系基础上打造新时期的“钻石十年”，建立互动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实现各国从交通、贸易直至投资、金融的互联互通，绘出惠及经济带沿线各国乃至亚洲、亚欧、亚非拉经济新版图，续写两条“丝绸之路”的新辉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世界各国互通有无、友好合作的海上通道、桥梁和纽带，是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友谊之路、发展之路、共赢之路、幸福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增进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各国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选择，是经略周边、打破围堵、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部署，是拓展我国发展空间、提高能源资源安全保障、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举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举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充分利用国家的地理优势、海上丝绸之路资源优势，本着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精神，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发展海洋外交，建立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和地区广泛的互联互通交流关系，发展战略合作盟友，形成全方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开发格局，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拓展发展空间，达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兴共荣，在新的历史时期续写海上丝绸之路辉煌，保障国家安全和能源资源安全，建设海洋强国。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工业发展，陆地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紧缺，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海洋，开始向海洋拓展空间。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沿海大国，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资源安全也要依赖海洋。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举措。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学者何芳川认为，航海能促进文明交流，海洋是文明交流的桥梁，航海是文明交流的载体。没有航海，很难有文明之间的大规模交流。今天在中国谈航海，是在谈一种开放的精神，用一种海的开阔胸怀和眼光来应对21世纪。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展现的对外开放精神和成就，正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民族所具有的海洋品格和海洋思维的体现，是中华海洋文明与时俱进的表征，是自徐福东渡到汉丝绸之路、到大唐万国来朝、再到郑和下西洋的中华海洋影响力的进一步升华。由此看来，明清海禁只不过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插曲，而且郑和下西洋和广州十三行的繁荣恰恰出现在明清时代。
陆地在哪里结束，海洋从哪里开始。郑和说得好，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在21世纪正处海洋世纪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中国梦必须打开国门、走向海洋，高度重视海洋、保护和利用海洋，发展海洋科技和海洋经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海洋强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正以新的姿态面对世界、面对海洋，努力建设海洋中国、海洋强国，并为和谐世界、和谐海洋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张开城（1953～ ），男，山东滕州人，广东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教授。
海洋社会学视域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1]陈青松摘要：从海洋社会学视域来研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应当凸显其学科特性，在研究中强调“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特性和社会学属性；同时要注重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意义、外部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此外，沿线各国宗教文化交流情况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海洋社会学 海上丝绸之路 社会意义 海洋环境 文化交流
海洋社会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其性质来看是一项应用社会学研究，它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概念、方法对人类海洋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特定社会领域——海洋社会进行描述和分析。海洋社会学既要对海洋社会的特征、结构、变迁等做出描述与分析，也要对现实的、具体的、与人类海洋实践活动有关的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社会政策等做出描述、分析、评价，并提出对策或解决办法。
海洋社会学还处在初创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除了要构建海洋社会学的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更要重视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主张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社会科学理论的来源是当时当地的社会实际，而且应当为当[2]时当地的社会发展服务”。社会学如此，作为社会学应用学科的海洋社会学更需要我们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概念、方法对人类海洋实践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倡议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4年的《政协工作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同时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本年度工作重点之一，并提出要抓紧规划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从此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热点。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探究建设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社会学的视角和话语。海洋社会学应该如何从自身的视角来研究分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发挥海洋社会学的独特研究作用，已成为海洋社会学当下的根本任务。一 从海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需要凸显“海味”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从运输方式上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以西汉都城长安（今西安）为起点，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海上丝绸之路则以中国东南沿海为起点，经东南亚、南亚、非洲，最后到达欧洲。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由19世纪普鲁士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在此以后，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认同和高度关注。“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中初次提及，此后，这个概念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今天，“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陆上丝绸之路则不属于海洋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海上丝绸之路所具有的海洋特色，即“海味”。因此，海洋社会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应凸显它的“海味”，强调海洋特性。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广义上应包含通过海洋进行的国际性交往的方方面面，如航海交通、经济贸易、国际关系、科学技术、文化、宗教、历史、地理、移民等，领域十分广泛，内容极为丰富；狭义上，应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的海上互联互通，相互开放市场的政策和机制及产业对接、资源交流等，这些是双方开展全方位合作的重要保障。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内容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研究，即利用针路、地图以及文字记载等做相关航线的研究。②“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物品研究，相关物品既包括运出中国的物品，也包括运回中国的物品。③沿线港口和城市研究。中外港口无疑是海上丝路研究的重心。中国港口主要有徐闻、合浦、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国外港口主要有巴达维亚、马六甲、都里、旧港、木骨都束、马尼拉、基尔瓦、阿卡普尔科、利马等。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政治、文化交流研究，包括历代中外使节相互访问，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遗留史迹、宗教传播，沿途各国民风民俗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等研究。⑤“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途径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以及非洲大陆，航路涉及国家众多。“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见证，是古代世界人民友好往来、和睦相处的见证。二 从海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需要凸显其社会学属性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和社会互[3]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由此看来，“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之一。什么是“互动关系”？简言之，就是事物的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联系或状态。“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沟通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它对加强东西方人民的友谊和理解，对创造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从海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当然要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过去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及其影响研究，学术界多侧重于从中国的角度去进行探讨，很少从其他地区的角度来认识和探讨这一问题。实际上，许多国家都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中国，接下来可能就是东南亚国家。两千多年来，东南亚国家人民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控制东西方海上通道之咽喉，操纵“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并以自身经商之特长，同东西方各国人民一起，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提出来的，这更加彰显出东南亚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位置。三 从海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需要研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意义
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出现都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其社会意义亟须人们研究。1.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对外开放的意义
回首以往历史，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曾为繁荣亚、非、欧国家的经济，推动东西方沟通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高瞻远瞩，气势恢宏，顺应时代潮流，合乎实际需要，对促进我国和相关国家合作共赢、实现繁荣共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我们需要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研究其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的重大意义。2.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深化改革的意义
目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球范围内市场、技术、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贸易壁垒不断出现。一些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制订新的国际区域经贸安排来排挤中国，以便继续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共建“海上丝绸之路”，有利于打造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海上经济大通道，用开放倒逼改革，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为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升级提供资源支撑，为中南和西南地区科学发展提供市场驱动，建立“以我为主”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网络。“海上丝绸之路”所具有的这些功能和作用都需要我们进行充分揭示。3.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意义
当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起点上科学谋划经济发展，对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十分重要。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再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停驻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它代表着一个新时期更大的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是与“海上丝绸之路”上东南亚国家的对等合作，强调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共赢。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于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从而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现实意义，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4.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构建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意义
周边国家是我国外交的首要对象。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多数是我国陆上或海上的近邻。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表明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决心以及对经济安全的多重思考。国家提出重建“海上丝绸之路”，意在更广泛地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作用，通过更紧密的经济合作构建新的外交格局。因此，如何增进共识、促进合作共赢、推动和平稳定、构建繁荣共进的周边环境，就[4]成为有志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的重要任务。四 从海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需要研究其外在的海洋社会环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最大的主题。和平崛起是中国21世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和平崛起，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建设一个安全可靠、经济繁荣、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然而我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并不乐观。“海上丝绸之路”可能会遭遇复杂的外部环境与激烈的竞争。1.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TPP）对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挑战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源起于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相关成员方对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追求，最初只是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一个小型的高标准的多边自由贸易安排。但美国加入其中并主导其谈判议程后，不仅赋予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政治和战略寓意，也使其从多方面对中国在亚太格局中的地位产生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影响与冲击。
美国力推TPP，拉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参加，对东盟一体化及其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建设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和一定的解构作用。可以看到，东盟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不论是东盟的整体转向还是由此引发的东盟内部的分裂，对于中国都是利空。而分裂的东盟将义无反顾地在中美之间站队，中国有多大优势可想而知。现在美国主导TPP谈判进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意在建立将我国排除在外的全新世界贸易体系。TPP加上美国重返亚洲的政治、军事战略部署，将对我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构成实际威胁和直接挑战。如何有效化解这一挑战，需要专家学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2.中国周边矛盾突出对顺利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负面影响
新时期中国周边矛盾突出，一方面，我国虽然坚持主权，但周边一些国家总是对我们的领海和岛屿虎视眈眈。另一方面，美国的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并把60%的海军转向南海，使南海变成一个多事之海，甚至有人将其描述成“亚洲地中海”。
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顺利推进时期不同的是，新“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我们曾经有过的强盛遭受巨大挫折后提出的构想。现在，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但是东盟国家早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就曾有所顾虑，至少对中国可能形成的经济威胁产生过忧虑。当前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发展趋势是，国际规则和秩序的重构似乎正在将中国推向矛盾的旋涡之中。如果中国无法找到大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办法来缓解这样的矛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将受到巨大冲击。3.缺乏政治互信妨碍沿线国家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者“海上丝绸之路”虽然指的是贸易通道，但21世纪的贸易通道将超出经济范畴，涉及政治、安全、人文、文化的领域，打造海上互联互通，能够让中国和周边国家融为一体。现在中国面临的困境是，经济虽然持续发展，但有关区域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滞后。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注意传递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与安全的信息。“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内涵，就是解决一个[5]政治互信不足问题。”不可否认，东盟国家一些人士对中国倡导“海上丝绸之路”抱有疑虑，生怕这一倡议背后隐含某种特别的政治意图。新“海上丝绸之路”倡导的是新的和谐海洋秩序，对既有的制度不是推翻，而是建设性的改革，对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都是利好消息。因此，在增强政治互信上，政府各部门需要强化相关工作，[6]广大理论工作者也需要辛勤工作。五 从海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宗教文化交流也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海道交通大动脉，但它的作用远不只经贸往来那么单纯，相互之间的政治影响、宗教信仰传播、文化交流也一直贯穿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迪安说：“阿拉伯商人一手携带着货物，一手拿着《古兰经》，在做贸[7]易的同时，把伊斯兰教传播到陌生的东方。”阿曼民族遗产与文化部官员拉瓦提也认为：“不能从狭义上理解丝绸之路，认为它仅局限于商品交换做贸易而已。丝绸之路有更丰富的内涵及更深远的意义。至少应该说丝绸之路为各国的文化交流及人民的跨文化交际搭起了一座桥梁。商人们带着商品到世界各地进行贸易，随之就有了人民的跨[8]文化交际和社会文明交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使者之路、宗教之路、文化之路。
伊斯兰教“圣训”记载了创始人穆罕默德的一条训教：“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这条训教也许出自后世，但曾经激励不少伊斯兰教众东来中国寻求学问。唐宋时期，中国文化技术受到阿拉伯人的关注和赞赏，许多中国器物为阿拉伯人所使用，其制作技艺随之西传。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家思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9]到海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今天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环境下，文化交流同样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文化历来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与媒介，其作用的发挥既无处不在，又无可替代。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应该被尊重、被认可，尤其是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发展时期，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必然会愈加频繁。各个文化族群的人们，如何顺利、充分地进行交往，并逐步增进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即真正实现摆脱本位中心主义，不要求别人“从我之美”，承认多元并存、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日趋靠拢……美人之美的跨文化交流目标，是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参考文献
专著
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期刊
马勇：《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 陈青松（1965～ ），男，江西莲花人，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政治。
[2]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3页。
[3]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3页。
[4] 陈武：《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人民日报》2014年1月15日。
[5] 沈泽玮：《胡春华访越马新 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开道”》，《联合早报》2014年4月21日。
[6] 蔡鹏鸿：《为构筑海上丝绸之路搭建平台：前景与挑战》，《当代世界》2014年第4期。
[7] 《“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发言摘要》，《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
[8] 《“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发言摘要》，《回族研究》1994年第2期。
[9]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东西方海洋贸易文化交流之路》，《深圳特区报》2014年3月11日，第B10版。
时空、文化叙事与海洋族群——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学研究若干要点
[1]林光纪摘要：本文就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学研究对海洋时间空间、文化传播以及社区群体等要点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社会学含义、时间与历史节点、国家强盛与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关系、文化双向传播、复杂的海洋社会族群等观点。同时笔者就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了加强全球化的战略思维、加快国家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加快海上丝绸之路社会学重大课题研究三个方面的建议。
关键词：海洋社会时空 海洋文化 海洋族群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海运交通大动脉。第五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把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主题之一，一是迎合了中央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使然而为；二是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历史性要求我们必须着眼于“海上丝绸之路”这一贯穿我国海洋整个过程的历史事实，必然而为；三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海洋社会学担当，应然而为。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有别于传统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与内容。尽管社会学者对海上丝绸之[2]路做出了具有开创性和重要性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对海上丝绸之路总体的社会学研究鲜见。本文仅就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学研究提出若干要点，供同仁讨论。一 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学研究范围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首先要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社会学视角的规范定义。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地域，更不是一个海洋族群、海洋社会或海洋社会空间。（一）定义“丝绸之路”是由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3]对中国考察后提出的，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主要贸易丝绸而得名。此后，法国汉学家沙畹（1865～1918）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就突出，引起广泛关注，应邀参[4]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从西方的威尼斯航行到东方的日本长崎，途径16个国家，22个海港城市。
海上丝绸之路是区别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性航路。其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东亚国家历史上与西方国家来往航海通道的统称；二是特指古代中国与西方海上贸易航线，不包括东洋航线。
目前，我国所谓海上丝绸之路，一般是指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交往文化的海上通道，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研究佐证，“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为徐闻古港；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主港；繁荣于唐宋时期，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衰变于明清时期，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
因此，我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的海上丝绸之路应主要针对古代中国与西方海上贸易的航线；时间起于秦汉终于清末，历史悠久；范围涉及国家、地区众多。其研究内容庞大，民族、文化、宗教复杂多样，底蕴深厚，是当代研究海洋社会学的宝库。（二）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社会学含义
海洋社会学是关于与海洋相关社会的理论或学说，重点对海洋社会进行研究。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认为，社会学是对人类和社会互动行为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根据戴维·波普诺的定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社会学研究就是对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中人类和社会互动行为进行系统、客观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社会学作为一个整体，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地区、海洋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探讨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综合性社会科学课题。具体研究内容包括海洋文化传播、海洋社会关系、海洋社会结构、海洋社会群体、海洋社会组织、海洋社会制度、海洋社会分层与流动、海洋社区社会问题、海洋社会管控、海洋族群集体行动和海洋群体社会运动等。
基于此，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社会学课题的研究需做到两个“必须”。
一是必须有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是社会学研究基本的要求，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社会学重要的要求。社会学提供了一种看待历史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特殊角度。社会学的想象力将个人、族群问题演变为海洋社会公共问题，将历史海洋社会问题比较为现代海洋社会问题，将当代海洋社会追溯到特定历史时期。
二是必须讲究社会学研究的实用性。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社会学课题使我们能够以更深邃的目光考察世界，以海洋社会学的技术与方法评析、剖析古代海洋社会，为当今全球化的海洋社会辨析做出了理论贡献。二 全样本的时间与历史节点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实质上也是海洋文明史。在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古代先民为了探索外界文明，开始了从陆地向海洋扩散性的航海。这从东南沿海与南岛语系的关系中已初步[5]得到证实。中国南方是南岛人种的发源地。先秦时代南岛人被称为百越民族，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民族之一，拥有航海经验和冒险精神，史前时代就开始向远洋迁徙，马达加斯加、夏威夷、新西兰均有分布。夏商周之后，逐步开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交通贸易和交往文化的海上通道。海上丝绸之路贯穿中华文明的全过程，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必须厘清研究对象样本的时间与历史节点。（一）全样本的时间域
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场，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社会学研究，首先需要理出研究的历史时间。
我国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线之一。史书记载，以商业贸易为目的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嬗变于明清时期。以下是文献（参考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汇总。1.先秦《汉书·地理志》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巿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公元前4世纪丝绸传入印度和西方各国，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2.秦汉
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粤国后凭借海路扩大了海贸规模，从日南、徐闻、合浦通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皮宗国、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东汉时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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