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治国：北洋枭雄的发达往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金满楼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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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夫治国：北洋枭雄的发达往事试读：

自序

清朝覆亡后是北洋时期，从1912年到1928年仅16年，论时间并不算长，但其中派系争斗最为纷繁错杂，非深知内情者不能得其真相。如时人在报上做打油诗曰：“怀芝步步学曹锟，光远遥遥接李纯”，此句既提及当时的四个军阀（张怀芝、曹锟、陈光远、李纯），而其中又蕴含了不止一个典故。

先说上句“怀芝步步学曹锟”。张怀芝系山东东阿人，与曹锟、段祺瑞等均为小站练兵出身，他常与人说：“曹三爷是我长兄，他走一步，我随一步；他跑一步，我亦跑一步。”这话直白却也不假，如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复辟时，总统黎元洪派人运动曹锟拥护，曹锟发电支持，张怀芝也跟着发电支持，尔后曹锟受段祺瑞运动，宣言否认黎元洪，张也跟着宣言否认。后来，曹锟当了直隶督军，张怀芝也嚷着要做山东督军，不为其他，“要跟曹三爷走也”！

不过，张怀芝作参谋总长时，不识字而好弄文，某日下一命令，“派某人到参谋部”，孰料“派”字写成了“抓”字，结果所派之人，被抓到参谋部等候发落，闹出一个大笑话。事后，北洋元老王士珍莞尔笑道：“怀芝事事学曹仲山，仲山不乱动笔，自为藏拙；怀芝独对此事，未曾学得到家。”

下句“光远遥遥接李纯”，说的是江西督军陈光远与江苏督军李纯之关系。民国二年（1913年），南方原民军五都督举兵抗袁，李纯以第六镇师长镇压有功而坐镇江西，陈光远时为旅长。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后，黎元洪续为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后来黎元洪被张勋逼走，冯国璋便在原北洋同袍们的拥戴下入京代理大总统。冯入京前，将亲信李纯安排继任自己的江苏督军之位，而李纯遗下的江西督军一职则由陈光远接任。陈光远虽为一省督军，但其个人无主见并无大作为，事事随李纯主张；李纯死后，陈光远彷徨无所适从，不久即被其部下取而代之。

当然，北洋时期的军阀政客远不止这四位，稍微扒拉一遍，赫赫有名者即不下二三十位。作为民国初年最重要的团体，这里有必要说说北洋派的来历渊源。时人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称，清廷在鸦片战争后与洋人约定五口通商，直隶总督兼为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为南洋通商大臣，这是“北洋、南洋”的最初来源，尔后又衍生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等诸多名目。当时有滑稽家戏称，“东洋、西洋”, “南洋、北洋”，中国之“两洋”与外国之“两洋”遥遥相对，正好囊括了整个世界。

但这里说的“北洋”，与民国史上所称的“北洋系”却有区别。但凡说到“北洋系”，必然要从清末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说起。小站原名新农镇，西距天津六十里，这儿原本是块荒凉之地，最初由淮军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屯垦于此，其间凿川引水，经营了近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盛字营”北上应战，战败后四散溃逃，营制不再，此地便成废垒。战争结束后，一支新式部队开拔进来，这就是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定武军”成立不久，胡燏棻改调卢汉铁路督办，袁世凯接手“定武军”将之改名为“新建陆军”，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也是北洋系之滥觞。“小站”原本不是地名，只因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修通后，新农镇成为其中一个小站，而新军队伍入驻开始，通过铁路来往的军事及其商贸活动与日俱增，小镇也日渐繁华，以至于后来人们忘记了“新农镇”的名字，而习惯性地将之称为“小站”。袁世凯的起家源于小站，在其称帝败亡多年后，当地人仍对昔日练兵的壮观场面耳熟能详：茫茫旷野，炮声隆隆，年青的军官们纵马驰骋，手持新式枪械的大兵们阵地上一字排开，整齐划一，壁垒一新……好一个清末新军！

小站原本毫不起眼，但练兵伊始，这里却走出了清末民初诸多重要人物，史家也习惯性将之称为“北洋系”。除首领袁世凯外，当年的小站旧人几乎囊括了后来北洋军阀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担任各省督军或巡阅使的李纯、曹锟、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倪嗣冲、陆建章、张怀芝、张敬尧、田中玉、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等等。就连后来闹复辟的张勋，也曾一度投身小站，而小兵出身的冯玉祥，还有孙岳等革命党，当年也都是袁世凯部队的出身。除一干武人外，袁世凯还在日后的升迁中笼络了一批文臣，如徐世昌、朱家宝、周自齐、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等，这些人也随着北洋系势力的消长而浮沉，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风光显赫一时。

庚子年后，袁世凯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其为领头羊的“北洋派”由此逐渐成形。即便是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北洋系仍作为一个有形的势力长期存在，譬如北洋元老王士珍在受邀调和各派矛盾时，经常用的一句话便是“我北洋团体”，而盘踞湖北近十年的督军王占元也常在大庭广众之中自称“我们北洋派”如何如何。殊不知，派系原本是不上大雅之堂的私人党援之名，武人无识，竟然引以为荣。

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常与部下戏言：“到底是不识字的人靠得住。”但从后来事实看，也未必。袁世凯称帝时，北洋派已是各抱私心，摇摆不定，最终演化成“逼宫”之势。老袁以为不识字的人可靠，但不识字的人其实也靠不住。

袁世凯死后，北洋派难免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由此也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最为复杂的时期。期间，各路军阀政客如同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又派中有系，系中有派，朝秦暮楚，时聚时散，由此衍生出各种野史趣闻，可谓层出不穷，笑料百出。作为北洋时期的武夫政治，本书的作用还不仅仅是茶余饭后供消遣的谈资，更重要的是，它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复杂历史并揭示了部分的历史真相。

是为序。

北洋魁首绝世奸雄袁世凯

叹机缘：袁世凯的发迹之路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大枭雄，这是人所皆知的。但老袁一不是皇亲国戚，二不是进士举人，在当年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格的科考路上，他是如何在晚清官场中步步升迁，最后竟一举搞垮了大清朝，并当上民国大总统的呢？这事说来也真是机缘天定，一点都不含糊。

袁世凯，字慰庭，其生于咸丰九年（1859年），老家是河南项城县袁寨。入清以来，老袁家虽说家道殷实，但数代人也不过是耕读传家，谈不上什么名气。到了道光年间，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偶然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间便忽喇喇的发了……从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开始，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乖乖，这在当时科场上真可谓凤毛麟角，实在是了不得。于是乎，项城袁家也就成了当地望族。

有人说，袁家之所以发迹，主要是因为他家祖坟风水好。这不，曾有专门看风水的相士去袁家坟头上看过，说老袁家的坟地“左龙右凤”，龙凤相配，有帝王之相。这事说来挺邪乎，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估计也就那些靠这混饭吃的风水先生故意附会而已。

风水不风水且不去管它，但“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可是千真万确，没掺一点水分。所谓“父子进士”，说的是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长子），这父子俩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而“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之叔袁保庆分别中了举人。

有人或许要说，这和袁世凯没啥直接关系嘛，中进士、中举人的，既不是他的祖父也不是他的父亲，血缘最近的也无非其亲叔袁保庆，他不过是中了个举人而已。但是，各位可别小瞧了，这举人也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考来的，当年范进中举后激动得发了疯，这虽是小说，但绝对是来源于现实哪。

古人常说，科举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换句话说，读书人要想科举得中，一靠命，二靠运，三靠祖坟的风水，四要靠先辈积得阴功，这第五，才轮到读书。您要是不信，看看那些考到白了少年头的老童生便知。

大家想，那时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多如牛毛，科考之路大多坎坷不平，譬如比袁世凯大一岁的康有为康老夫子，他老人家应该算是有才吧？但他光考秀才就考了三次，举人更是考了七次，耗费近二十年才中举，可见当年科考是何等的难考……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叫稀罕。你想老袁家区区不过两代人，一下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这真是了不得、不得了啊。

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他的文才不如弟弟袁甲三，他家的读书人也比不过弟弟家。袁甲三家出了两个进士、一个举人，袁树三只有次子袁保庆中了个举人，算是给他老人家挣回了点面子。不过，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他年近四十却依旧膝下无子（女儿倒有好几个），于是从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这个人是谁呢，不说大家也猜到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说来也巧，袁世凯出生不久，袁保庆的夫人牛氏也产下一子，却不幸夭折，而袁世凯的生母刘氏奶水不足，于是袁世凯便交给了牛氏哺乳。牛氏丧子之余，自然把所有母爱都转移到袁世凯身上，她对小袁视同己出，极为疼爱。袁世凯七岁那年，袁保庆要去济南做官，于是袁世凯便正式过继给了袁保庆，并随嗣父一起前往济南。

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不如弟弟袁保庆，也从来没有出去做过官，但他有一点比袁保庆强，那就是他能生儿子，而且一口气就生了六个，这过继给袁保庆的袁世凯排行老四，所以袁世凯的外号“袁老四”就是这么来的。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赖，他七岁后便跟着嗣父袁保庆在济南、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见过不少世面。袁保庆对袁世凯的教育非常重视，他请的塾师都是当地的名举人，但袁世凯虽然聪明，却不喜读书而好拳脚，当时有个名叫曲沼的老师，此人文武双全，他见袁世凯喜欢舞枪弄棒，于是教给他一套拳术，后来袁世凯喜欢驰马射箭，估计与此有关。

但不幸的是，袁保庆在南京任上突染时疫，不久即抛妻弃子，离开人世，年仅四十四岁。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一年后，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可谓祸不单行。

袁家人在外做官的多，吃穿固然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也颇为可怜。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这位在翰林院做编修的进士大老爷，他回乡省亲时见袁世凯年纪虽小，但看上去天资还算聪颖，似乎人才可造，于是将这个侄子接到北京，打算让袁世凯跟随他读书，日后走科举做官之路。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又跟着堂叔袁保恒去了北京。

袁保恒是个饱学的翰林，在其严格教导之下，袁世凯参加过两次乡试，但一次都没有考中。当时还有一位在外为官的堂叔袁保龄，他在看过袁世凯的文章后，也说袁老四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羞愤之余，袁世凯将之前所作诗文全部付之一炬，并恨恨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撕了圣贤书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天王另立门户，造反了。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自然还没到去造反那一步。据《朝野新谭》上说，袁保恒在天津海关道任上时曾带着袁世凯去拜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见袁世凯聪明伶俐，很是赏识，说要赏给他差事，但袁保恒还是希望袁世凯能通过科举之路出人头地，便替袁世凯婉拒道：“我家侄儿年纪尚小，并无才学，大人如果派他差使的话，恐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听后，摇头说：“你真的这样看不起你这侄儿吗？据我看啊，他将来的功名事业，恐怕在你的百倍以上呢！”

持此观点的人还不止李鸿章一人。据说，陈州府城隍庙前有位出名的相命先生名叫“矍然惊神算”，有一次袁世凯请他看相，这位“矍然先生”对袁端详许久后，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五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

袁世凯走后，“矍然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必为乱世之枭雄。”以后来之事实验证，此人还真不愧为“神算子”。

当时陈州还有一位名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其号称知人论世，颇有独见之明，据说凡经他品题过的人，无不名声噪起。袁世凯得知后，也曾慕名前往谒见，段翰林认为袁世凯虽然制艺不足但才气有余，将来功业极可能凌驾于其叔祖袁甲三之上。

1878年，袁保恒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了项城老家。所幸的是，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的嗣子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分家后的袁世凯尽管已经自立门户，但家里人仍希望他走父辈的科举之路，袁世凯倒还头脑清醒，他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决定放弃功名，另寻出路。

1881年5月，二十二岁的袁世凯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天津投奔李鸿章，当时他拿到一份有分量的荐书，而且堂叔袁保龄当时也在李鸿章的幕下；二是去山东登州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在此人生的紧要关头，袁世凯考虑再三后，他觉得李鸿章的幕下名士如云，去了恐怕也未必会得到重用，而吴长庆的名气和地位与李鸿章相差甚远，但那里地方小，加上父辈的交情，弄不好倒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是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时，便是吴长庆亲自前来料理的丧事。吴长庆是当时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颇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对于故人之子的到来，吴长庆自然是格外关照，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的这个选择相当正确，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包括袁世凯的祖父辈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吴长庆等，都是如此。在局势变幻不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

1882年8月，朝鲜突发“壬午兵变”，清廷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派庆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进入朝鲜。在朝期间，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在帮办军务时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器重，并获得清廷奖叙五品同知衔。

据《容庵弟子记》记载，庆军到达朝鲜后，袁世凯随同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下船探查士兵登陆处，中途因潮退而舟陷于滩，丁汝昌与袁世凯只好赤足而行，在砂石滩上走了数里远。等到登岸时，袁世凯两足都已破裂，丁汝昌见后，半是取笑半是夸赞地对小袁说：“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得到吴长庆的授权后，袁世凯大行霹雳手段，营中兵士一有犯令者即痛下杀手，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某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奸戕韩妇，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徒步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刃之。对于清兵吸食鸦片的现象，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清廷及李鸿章等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并为后者所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之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自家侄子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机会为之美言几句。袁世凯一路升迁，靠的不仅仅是运气

1884年12月，在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又在“甲申事变”中立下大功。次年11月，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

二十六岁，多年轻！要知道，比袁世凯大一岁的康有为康老夫子，此时还在为考举人而埋头苦读，而比袁世凯大五岁的盟兄徐世昌在次年才考中进士（授六品翰林）。而此时，袁世凯已是三品的候补道台，他的堂叔袁保龄做官二十余年，此时也不过是三品的直隶候补道！

所以说，人的一生中，最关键的其实也就一两步，上天赐予的机会也不过两三次。成功的人，未必是最有才的，但一定是最善于把握机会的。风云际会，机缘巧合，袁世凯的升迁不可不谓为官场之奇迹也。

闹翻脸：张謇为何讥刺袁世凯

俗话说得好，从小看到老。袁世凯跟随堂叔袁保恒读书时，他的另一位堂叔袁保龄说他“资分不高而浮动非常”，科举上恐怕没有大的前途。而同在吴长庆幕下并一度当过袁世凯老师的张謇，这位日后成为状元郎的大才子，他在批改袁世凯文章时也认为其“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以至无从删改。不仅如此，张謇还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好权术”，在道德文章、科举仕途上难成大器。

袁世凯不喜欢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欢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也不求甚解。据说，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有一次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孰料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的痕迹，但文章却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词句多不通顺。

文中，袁世凯有一段写得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看完这篇文章，王老师差点给气背过去。

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还在世时，他在闲暇时常向袁世凯讲述自己多年的带兵心得和官场经验，因而袁世凯年轻时最爱读兵书。在其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的兵书，各种版本都有，袁世凯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言，大加卖弄，因而人送绰号“袁书呆”。

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朝野新谭》中说，袁世凯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后，吴作为袁的长辈，他认为袁世凯年纪尚小，应多读一点书，于是让小袁拜在他的幕僚张謇和周家禄的门下学习，以求学业有所长进。张謇是个大才子，他对袁世凯的要求非常严格，袁世凯交上文章后常被批评，时间长了，两人均深以为苦。周家禄对袁世凯则比较宽容，常给予鼓励。或许因为如此，后来袁世凯做上直隶总督后，周家禄入了袁的幕府而与张謇几乎断交。

不过，袁世凯与张謇的交恶并非缘于当年受教之故，毕竟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他处理军务却是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对此，张謇也在写给其堂叔袁保龄的信中称许说：“慰廷（袁世凯的字）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但他的举动总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不过，要说起他的才能，恐怕是您家族中谢玄那样的人物。他现在从军驻扎在动乱的地方（即朝鲜），希望您嘱咐他谨慎从事。”试问谢玄何许人？乃当年“淝水之战”的名将也！

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吴长庆去世后，庆军将领吴兆有继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但吴兆有等人昏庸无能，袁世凯反而大包大搅，成为清廷在朝鲜事务上的主心骨，由此也遭到了吴兆有等人的忌恨。1884年12月的朝鲜“甲申之变”中，吴兆有等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而袁世凯行为果断，处置得当，这才挫败了日本和朝鲜亲日派的阴谋。

事后，袁世凯得到了清廷和李鸿章的大力褒奖，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将袁世凯在朝鲜飞扬跋扈的“劣迹”告知了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尊重，其在接到吴兆有等人借以挑拨的信件后，随后便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口气十分严厉。

信中，张謇故意不叫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之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古之司马，其中也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说“别后仅收到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如何能妄自尊大，竟然凌驾在总办吴兆有之上？接着，张謇又说，你既是吴兆有的会办，觐见朝鲜国王时应让吴兆有走在前面；处理朝鲜事务时，也应把吴兆有的职衔放在前面，如何事事任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你这是凭势力震慑人、靠权诈来处世吗？信的结尾，张骞更是毫不客气地说：“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张謇的话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这已经不是出于师生之谊的劝导，而是为吴兆有等人张目了。袁世凯接到信后也是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攻讦所误，因而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大概也是张謇所没有想到的。

经此一事，张謇和袁世凯便结下梁子，双方互不理睬近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袁世凯屡受升迁，甲午年后编练新军有功，不久调为山东巡抚，庚子年后又接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末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可谓青云直上，风光无限。而张謇在退出庆军幕府后，虽说科举上也还算顺利，后来还考中了甲午年的恩科状元（康有为于次年中进士）。但时运不济的是，张謇刚当上状元郎不久，其父亲便撒手人寰，按历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三年。

三年后，张謇到京销假却又赶上“百日维新”，其恩师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罢官，自知官场险恶的张謇从此绝意仕途，并回到家乡南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直到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张謇才投入到当时的立宪运动中，并成为江苏立宪派的主要干将。

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也表现积极，张謇才逐渐化解了与袁世凯之间的这段恩怨，并开始有了共同语言。1904年7月，张謇主动给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收信后当即回复，表示立宪时机未到，还需要等待时机，双方算是恢复了交往。

武昌起义后，张謇被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提名为实业部长，但身为立宪派的张謇对革命党并不信任，他当时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并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局面。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也曾盛情邀请张謇出任实业总长一职，但张謇认为当时局势不稳定，因而推却相邀而表示愿意在野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直到“二次革命”结束后，张謇才在熊希龄的内阁中担任农商总长，并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但是，袁世凯在帝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心要搞实业的张謇终究难圆其梦，最终被迫辞职。

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初投庆军时，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张謇执弟子之礼，每次写信也都尊称张謇为“夫子大人”。但随着其地位的不断升迁，对张謇的称谓也日渐不同，开始由尊敬有加到平视之称“仁兄”，令张謇感到啼笑皆非，心里很不痛快。

按中国的传统道德，一日为师，终生为师，张謇随后在给袁世凯的回信中调侃道：“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

袁世凯宣布帝制后，他大概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制定了“旧侣、故友、耆硕”等名分，用来安排他的那些老朋友。譬如张謇，当时便是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之一（其余三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

尽管袁皇上给予“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等待遇，但张謇对此并不领情，随后他便离京南下，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

孔老夫子曾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学问人未必是君子，但像袁世凯这样连学问也不肯去做的，大抵是做不成君子的。不过，君子有德有才如张謇者，时运不济，也未必能成事；而小人无德有才，反倒会顺风顺水，前途无限，这说来奇怪，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老上司：李鸿章痛斥袁世凯

甲午战争爆发前，袁世凯在朝鲜知事无可为，托辞返回国内。回到天津后，李鸿章以袁世凯人才可用，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但袁世凯并不想从事后勤工作，因而在工作之余又背着李鸿章在京中托人找关系，另谋出路。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升迁，这与李鸿章提拔重用是分不开的，但令李鸿章不能容忍的是，袁世凯竟然求到了自己的政治死敌翁同龢的门下，这在当时官场上可是犯了大忌。由此，李鸿章开始疏远并冷淡袁世凯，而后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在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势之后，干脆就改投门户，另找靠山。

经历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后，清廷中改练新军的呼声渐高，而袁世凯凭借自己曾帮朝鲜练过新军的经验，也试图抓住这个机会，实现自己以西法练兵的计划。为此，袁世凯上下奔走，向权贵们推销他的练兵计划，并最终获得成功。

李鸿章从日本谈判回国后，便一直闲居京城贤良寺，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十分不屑。当时的李中堂，因为代表清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非但官居闲职、门前冷落，而且为舆论所不容，因而心态不免有些失衡。

时人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甲午战后，军机大臣李鸿藻用袁世凯为将，并令其在小站以新法练兵。李鸿章从日本马关回来后，李鸿藻曾对他谈及此事，李鸿章冷冷道：‘我是败军之将，等着袁大少爷练成新军后打一仗试试看。’袁世凯听说后，心里十分不悦，引以为终生憾事。”

无独有偶的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当时入李鸿章幕府的吴永也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他与直隶的官员及候补官员一同进见。当时的袁世凯已被授予直隶按察使的职务，但并未到任而是专职练兵。直隶按察使是地方大员，自然在觐见官员的前列。李鸿章到后，袁世凯便上前汇报练兵事宜，说初步计划业已部署，德国教习也已聘请，不日内即可签订合同，马上可以正式展开了。

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向有风度的李鸿章这次却没有等袁世凯说完便勃然变色，他举起手中的手杖，砰砰地敲打着地面，厉声道：“嗐！小孩子懂得什么练兵！又订的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说有什么把握。兵是这么容易练的吗？你雇几个洋人，扛上几杆洋枪，喊几个洋口令，便算是西式军队了吗？”

袁世凯遭此斥责后，顿时面红耳赤，亦不敢反驳。周围的同僚们，从未看到李鸿章发那么大的火，大家都低着头，既不敢看李鸿章，也不好意思看袁世凯，场面十分的尴尬。在吴永看来，袁世凯当时已有崭露头角之像，李鸿章看起来倒是有意要杀杀他的威风。

事实上，此时的李鸿章正处于个人政治生涯中最低潮，他对于袁世凯奔走于政敌翁同龢门下而始终耿耿于怀。有一次，袁世凯来拜访这位过期的老领导时，李鸿章终于再次爆发并痛斥了袁世凯一顿。巧合的是，这次吴永又在旁边耳闻目睹。

据吴永的记载，当他与李鸿章在贤良寺闲聊时，袁世凯前来拜见，于是他避入别间。袁世凯在寒暄数句后，便为老上司的遭遇表示不平：“中堂当年铁马金戈，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朝廷只给予内阁首辅的空名，虽然每日随同上朝请安，实则无所事事，这样太不公正了。中堂大人不如暂时告假还乡，等到朝廷遇到难事了，届时必定会想到股肱老臣，这样中堂再次出山，岂不是名正言顺，而且能挽回昔日的声望。”

甲午后被权贵们排挤的李鸿章，此时却十分敏感。袁世凯的话音刚落，他就厉声呵斥道：“停，停！慰亭，你这是给翁叔平（即翁同龢）当说客来了吗？我要是请辞出了缺，那他就可以依次升到协办大学士的位置……他想得倒挺美！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想都别想！要是别人出了缺，让出一个位置给他，那我管不着。但要想让我空出一个位置来给他，这万万办不到！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决不会无故请辞，奏请开缺。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对朝廷哪能说三道四，计较这、计较那的？你要是受他所托，在这里花言巧语，我是不会受你们愚弄的！”

袁世凯听后不敢反驳，只能向李鸿章道歉并唯唯而退。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余怒未消，他把吴永招呼进来，问：“刚才那个人，你认识吗？”吴永说：“知道，但并不熟悉。”李鸿章恨恨地说：“袁世凯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真是个小人！他为了巴结翁叔平而来这里做说客，嘴巴里说得天花乱坠，想要欺骗我乞假开缺，一边给翁叔平让出一个协办大学士的位置……哼！我偏不退！当年老师（即曾国藩）教我‘挺经’，这次倒可以用上！我就是要和他们挺着，看他们有什么招？我刚才当面训斥袁世凯，就是要免得他再来啰嗦。我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什么事情没有见过？我难道还会受这种人的捉弄吗？”

不过话说回来，李鸿章这次呵斥袁世凯却是错怪了他，因为按照翁同龢的作风，是决不会随便请一个人去做说客的，何况袁世凯同他还不算太熟悉。李鸿章之所以对袁世凯发怒，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翁同龢得势而李鸿章失势，在世态炎凉的感叹之余，正好赶上袁世凯说了不中听的话，结果把火全发他身上去了。

相对而言，袁世凯做人还算可以，他在李鸿章失意时还常去看望这位老领导，原因就是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相比一些落井下石的朋友，袁世凯已是难能可贵。被李鸿章呵斥之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不敬的言语和举动，就这点而言，他的官场修为和涵养，甚至已经超过了李鸿章呢。

再说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鸿章虽然暂时失势，但他多年经营的淮系势力仍在，正如袁世凯说的，一旦国家有事，还得请老将出马，届时李鸿章为朝廷重用，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数年后，庚子国变局势失控，当时清廷能想到的，还是被贬斥到广东做总督的李鸿章。可惜的是，此时的李鸿章已是油尽灯枯，他在完成与列强的谈判后便一病不起，不日即撒手西去。暮年的李鸿章已不复当年之勇

据流传甚广的说法，李鸿章临终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向朝廷力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这也意味着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据考证似无此奏），而此时的袁世凯，不过四十出头。

袁世凯的付出，最终有了丰厚的回报，而袁世凯做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确实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表现突出，为中国的近代化转型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袁世凯有李鸿章这样识人善用的领导，幸莫大焉，而李鸿章能有袁世凯来继承他的事业，何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红顶子：袁世凯是否出卖“六君子”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后，对于维新派的变法自强运动一直积极支持，譬如1895年康有为的上清帝书苦于投递无门时，袁世凯就曾主动帮忙请求自己的上司荣禄代递。此事虽未成功，但也足见其态度诚恳。后来，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也没少捐钱支持，并被列为发起人之一，再后来还经常与维新派人士一起谈论新政，并通过亲信徐世昌到北京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断接触，以示关注。

如此一来，维新派也把袁世凯列入自己阵营，并建议光绪皇帝加以笼络重用。戊戌年中，当变法运动到了极为危险的时刻，光绪皇帝在康梁等人的建议下连续两次接见袁世凯并特赏其为侍郎。在顽固派即将反扑之时，谭嗣同认为只有袁世凯和他的新军才能挽救局势，于是当晚便自告奋勇前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围颐和园，行非常之谋，成非常之功。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谭嗣同传》里便绘声绘色地记述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八月初三深夜，谭嗣同径自造访了袁世凯的住地。

两人见面后，谭嗣同开门见山地问：“你觉得当今皇上怎么样？”

袁世凯说：“旷代少有的圣主啊。”

谭嗣同说：“天津阅兵的阴谋（守旧派企图利用阅兵废黜光绪皇帝），你可知道？”

袁世凯说：“好像听说过这么回事。”

谭嗣同便拿出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如今能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了，你愿意救就救！”

趁袁世凯看密诏时，谭嗣同手抚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现在到颐和园密告慈禧太后，你也可以升官发财了。”

袁世凯听后，顿时正色厉声地说：“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戴之主，我与足下同受非常知遇大恩，救护之责，不光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有什么计划，愿闻其详。”

谭嗣同听到大喜，说：“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时废黜皇上，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的节制。到时如果政变，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将是不世之业。”

袁世凯说：“要是皇上在阅兵时疾驰入我部队的话，到时传号令诛灭奸贼，我必定跟随诸君子之后，竭死相救。”

谭嗣同还不放心，说：“荣禄对你向来信赖宽厚，你到时怎么对待他呢？”

袁世凯笑而不答。

这时，袁世凯的一个谋士插嘴说：“荣贼对待袁帅并非真心诚意。以前某公想增加袁帅兵力，荣禄说：‘汉人未可假大兵权。’他向来不过是假意笼络罢了。”

谭嗣同沉吟了一下，说：“荣禄确有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

袁世凯怒目道：“若皇上阅兵时在我大营，杀荣禄不过像杀一条狗罢了。”

谭嗣同见袁世凯这么说，这才放下心来，随后两人讨论了具体计划。袁世凯最后表示，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禄亲信之手，而营哨各官也多是荣禄之人，要行此大计，须先回天津调换几个守旧的军官，同时准备枪支弹药。两人商议妥当后，谭嗣同这才在深夜中离去。

在梁启超的笔下，“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一事可谓绘声绘色，这事倒是确有其事，不过当事人到底说了什么，至今也是众说纷纭，也不好认定梁启超所说的便一定是真的。但是，后来的事实却完全反转，还没等维新派动手，风暴就已经提前爆发了。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皇宫，随后即软禁光绪皇帝，并下旨捉拿康有为等人。据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的描述，是日慈禧太后御临便殿，并召集庆王、端王、军机等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太后设竹杖于座前。

慈禧太后开始便疾声厉色地讯问光绪皇帝：“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竟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了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随后，慈禧太后又责骂群臣：“皇帝无知，你们为何不加以力谏，难道以为我真不管，听由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国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暗中留心管束，现在我人虽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只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还康健，将来必不会辜负你们。今年春天，奕劻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地叩头，连称有罪。这时，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说：“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谴斥。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问光绪皇帝说：“如有臣下变乱祖法，你可知道该当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法，你何以昏愦至此？”

一番严斥之下，光绪皇帝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其战栗对曰：“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厉声怒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洋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

可怜光绪皇帝早已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慈禧太后又厉声问道：“你知还是不知？抑或你也是同谋？”

光绪皇帝战栗了半天，才勉强吐出两个字：“知道。”

慈禧太后怒骂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这个故事当然也够精彩，不过也有不实之处。如所说的“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很多人以为是袁世凯告密所导致，但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就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来看，只是收回了光绪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基本上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手段也只限于下令捉拿康有为兄弟和将保举维新人士的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除此之外，并没有涉及其他变法人员，也没有立即宣布停止新政，光绪皇帝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受到限制。

以往都盛传是袁世凯告密才导致戊戌政变发生，袁世凯也为此背上了千古骂名，当了多年的冤大头。“袁世凯告密说”大都认为：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至法华寺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佯作答允，初五日袁世凯回天津后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荣禄立即报告慈禧太后，太后遂于初六日训政。为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但是，据目前学者的考证，“袁世凯告密说”在时间上是不成立的，因为假定袁世凯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时间上是来不及的。而且，慈禧太后在初六日发布垂帘诏，但只下令拿办康有为兄弟，却未涉及罪行更大的谭嗣同，这说明慈禧太后并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不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谭嗣同的。

当然，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戊戌政变虽然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八月初六日晚上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才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康、梁、谭嗣同等人有谋害自己之意后恼怒至极，顿时“雌”性大发，整个事件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进而转为一场流血的政变了。

据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说，慈禧太后在得知光绪“围园之谋”后极为伤心愤怒，其厉声质问光绪，说：“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今天你竟然听信小人之言来谋害我吗？”光绪战栗了半天，才嗫嚅着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慈禧太后看着这不争气的皇上，叹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尚有汝乎？”

事实上，袁世凯确实知道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谋”，但据他后来的自辩，当场便吓得魂飞魄散，哪里敢去做这种叛逆之举？即便是真的围了颐和园，杀了慈禧太后和荣禄，这些维新派能否控制局面，这显然是一个未知数。

认真说起来，康、梁等人不过是书生意气，其政治经验和成熟度恐怕还不及袁世凯的一个指头，如何能成大事？倒是袁世凯平白无故的背上了杀害“戊戌六君子”的罪名，也算是“背骂名、得实惠”的例证罢！

背运时：张之洞笑袁“无学有术”

曾有人说，光绪临终之前，载沣去见过最后一面。这次会见中，光绪嘱托弟弟一定要诛杀袁世凯，为自己报仇雪恨。甚至还有人说，光绪被囚禁期间，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写上“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又经常画一乌龟，龟背写有“袁世凯”三个字，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射烂之后还不解气，还要再取下来剪碎，“令片片作蝴蝶飞”。更玄乎的是，还有人说光绪临死时一言不发，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两字。

这些传闻流传颇广，听起来也颇像那么回事。毕竟，袁世凯在戊戌年中的确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告密勾当，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都致书载沣，说“两宫祸变，袁世凯实为罪魁，乞诛贼臣”。

这样看来，袁世凯在靠山慈禧太后死后，他的日子是不好过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传闻中的光绪和载沣这场兄弟会并未发生，因为载沣当时正接到慈禧太后的懿旨，让他赶紧把溥仪送进宫准备立为皇帝，这事已经够他忙活的了。

再退一步说，即使载沣和光绪见了面，恐怕也只能行个问安的常礼，因为光绪被囚禁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暗中监视并向慈禧太后报告。更何况，载沣当时也没有想到光绪会这么快驾崩。

不管有没有这场“杀袁”的兄弟会，载沣上台后首先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清末实行新政以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得很，也着实办了不少实事。但问题是，袁世凯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军队、官制改革、立宪，他样样都来，而且朝中有人，门生故旧遍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惟他袁世凯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清朝本是马上打天下的，但经过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太平军一起，八旗竟然已不能打仗，绿营也是遇战即溃，这才给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势力兴起的机会。由此，地方督抚多为汉人掌握，清廷政权日渐软化。

乱世当中，偏偏那些旗人亲贵还不争气，这能做实事的找不出几个，却在朝廷中占着茅坑不拉屎，这朝政当然搞不好。正因为如此，戊戌变法的改革措施便直指满洲亲贵，幸好慈禧太后“英明”，及时扼杀了这场改革运动。事后，那些愚昧的亲贵们又乱出昏招，结果导致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侵华，险些葬送了清王朝。而在庚子年中，南方的那些督抚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并宣布“东南互保”，清廷隐然已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袁世凯，党羽甚众又年富力强，他们怎能不忧心忡忡。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他们建议载沣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就连和载沣有过节的恭亲王溥伟也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的白虹宝刀，说要亲自手刃了袁世凯这个元凶巨恶。

载沣何尝不担心袁世凯。在1906年的官制改革会议上，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载沣至今都为袁世凯当时的猖狂劲而记忆犹新。虽然老太后在前两年已做先手，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后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更何况，处置一个位极人臣的军机重臣，必须要经过其他军机大臣的同意，其所颁上谕也须有军机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满洲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初握权柄的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再三思虑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地说，这事得和军机重臣张之洞商量才能决断。

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后者听说后，忍不住长叹一声，半晌无语。张是汉人大臣，年纪又大了，听闻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维持稳定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见载沣仍迟疑不定，张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

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他几个军机大臣也都表示反对，如那桐和世续，这二位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都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据时人刘体智在《异辞录》中的记载，慈禧太后去世当年的年末某日，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袁世凯像往常一样，迎着冰冷刺骨的寒风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这一天，当袁世凯走到殿廷时，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他拦住，偷偷地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记闷棍，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地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将亲信幕僚招来商议对策。亲信张怀芝（也有说是袁克定）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自己人。袁世凯听后，立刻简单地收拾行装，在张怀芝的保护下前往天津。

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让袁世凯万可来督署，万不可让人看见，他随后就派人处理这事。正在袁世凯生闷气之时，杨士骧的亲信来了。他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长舒了一口气，便决定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当时北京的袁府更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京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也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一时纷纷扰扰。直到后来，主持军机大政的张之洞听说袁世凯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清末名臣张之洞在袁世凯面前也是自叹弗如

事后，老张忍不住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袁世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三天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地离开了北京。

清末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固然是忠厚老者，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不算太好，但在关键时刻，他的话实在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他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他，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说到底，再强的人，也有落难之时。袁世凯虽然混迹官场近三十年，不但“有术”而且“术”还挺多，但在皇权体制下，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何尝不慌张？这时的他，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矣。

拔树论：袁世凯玩弄清廷于股掌

话说袁世凯被赶出京城后，他没有回老家河南项城。原因是这样，庚子年他做山东巡抚时，因严厉剿杀义和团而遭到朝廷大臣的弹劾，把他的长兄、时任营官的袁世敦拿出来顶罪，结果本已是候补知府的老哥，其大好仕途便被老弟毁于一旦。

袁世敦灰头土脸地回了项城老家后，不免含恨在心。数年后，袁世凯生母刘氏去世，身为族长的袁世敦（原配所出）坚决拒绝了袁世凯希望将生母葬入祖茔正穴的要求，理由是庶母不得葬入正穴，丝毫不给已是朝廷红人的老袁面子。表面上看，袁世敦是在维护族规，严守嫡庶之别，但真正原因恐怕还是当年旧事，袁世敦明摆着就是要让这个坏他前途的弟弟难堪，以出出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

由此，袁家兄弟彻底闹翻。袁世凯一怒之下，发誓再也不回项城老家。可如今京城容不下他，老家又不好意思回，后来他只好在河南彰德的洹水北岸买了一座宅院，在此安身隐居。

归隐期间的袁世凯，每天的生活都很有规律：清早出去散散步，随后与亲戚朋友下下棋，要不就是和一些来访的文人墨客诗酒吟唱，打发落寞的时光。当时《东方杂志》上刊登了一副流传甚广的“披蓑垂钓图”，袁世凯以此来表示自己归隐山林、不问世事的用意。不过，从那张相片上看，袁世凯虽然头戴斗笠，手执钓竿，看似闭目养神，似有决裂于仕途之象，但其凝望沉思，又隐隐作姜太公钓鱼之状。

事实上，“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实际上却时刻注视着清廷的动向。在袁世凯居室的不远处，据说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这就是这座宅院中最现代，也是最为核心的一个地方：电报处。离开京城时，袁世凯特意带回来了一个小电台，其用意不言而喻。

通过电报处，袁世凯的亲朋故旧、北洋军的部属将领，还有他从前安插在政要部门的心腹爪牙，都能及时与他保持紧密联系，并向他报告外间的一切巨细信息。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身不在朝却一切尽在掌握。

据说，袁世凯一度耐不住寂寞而请了当地一个有名的瞎子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说，到辛亥八月中秋节，官星就动了。这瞎子算得还真准，等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后，机会真的来了。

果不其然，武昌义旗一起，山西、湖南、江西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雪花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

皇族内阁的这些亲贵，老的老，少的少，没事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要动真格了，这下倒好，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看到这般景象，摄政王载沣气得是手脚冰冷，几乎要掉下泪来。

庆亲王奕劻资格最老，不得不出来打破这尴尬的沉默。老庆说，要保荐一个人，一定可以把革命党搞定。老庆不说则罢，一说便说到了载沣的痛脚上：你说他保的这人是谁？岂不正是那位被赶回老家的袁世凯？

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的价码是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

说实话，小小的湖广总督对袁世凯实在没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位置哪。

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以此为由，他拒绝了清廷的开价。袁世凯的借口可谓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

坐山观虎斗，我自坐钓台。袁世凯可以不急，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曾留学德国，好歹懂得一点军事，但他骨子里却是个学院派，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也从未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

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他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道：“嗐，庆贺个啥，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的葫芦里到底什么要价。袁世凯见是熟人，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指挥水陆各军的兵权”等六点要求，不然决不出山。无奈之下，清廷只能全盘接受，袁世凯才勉强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袁世凯一出马，北洋军的表现果然大不一样，很快便大举反攻，一举拿下汉口。局势稍微稳定后，袁世凯随后又返回京城，组建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内阁。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不仅仅是武汉一地的问题，而是各省分崩离析的大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的革命军，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渡过难关，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如今是天赐良机，他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

此时的袁世凯，早已是百炼成钢，精敏老成，他绝不会轻易听从清廷的使唤，也不会随意附和革命党的意愿。他要做的，是凭借手里的北洋军从中操控，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股掌之间。

据说，袁世凯曾给幕僚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到时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二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汉口被攻下后，袁世凯派出了亲信蔡廷干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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