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5年第2辑/总第15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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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5年第2辑/总第15辑)试读：

本辑特稿

真信马克思主义 坚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人类理论思维的最高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一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真信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个真信和坚信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学习、深刻理解和深刻把握。现在有的人也讲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讲的马克思主义是停留在口头上，心里不信，我们要打心眼里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在真信的基础上才能做到坚信。在风平浪静情况下，真信容易，但在大风大浪情况下，真信就不容易。所以，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做到坚定不移。一 要坚定不移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其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样的观点看问题、看世界，就叫世界观。把立场、观点运用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改造世界上，就叫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分不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云同志讲，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2]许多错误。”为什么说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有了共同语言，能说到一块去呢？实践当中遇到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什么都有，在不同岗位上工作的同志，有管经济的，有管政治的，有管思想的，有管教育的，有管文化的，有管军事的……所有我们党的同志为什么能统一思想，达成共识，能够拧成一股劲？就是因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有共同的话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可分的“两大板块”，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三大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是关于社会历史领域总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生有两大贡献，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恩格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理解，在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中，唯物论到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已经到了高原，辩证法到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到了高原。但这两个人，一个缺少辩证法，一个缺少唯物论，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哲学认识中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精髓，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站到了哲学思维的高峰。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关于自然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特殊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又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现象，辩证唯物主义又揭示了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辩证唯物主义是“三大规律”的最高概括。在马克思之前，人类历史观一直为唯心主义历史观所统治。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既不唯物，也不辩证，并没有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创造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从而也成就了辩证唯物主义。所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对人类认识的第一个伟大贡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块不可分割的整钢，构成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为了理解方便，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一系列基本理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概括为一系列相互有机联系的基本观点。唯物的观点：世界一切都是由物质所决定的，统一于物质，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东西，也是物质的、经济的，人的精神是由物质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就是唯物的观点。辩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世界一切是普遍联系的，是发展变化的，这是两个基本的辩证法原则。整个自然、人类社会，整个人的认识过程，是辩证的，这就是辩证的观点。实践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作为第一的和最基本的观点，人的劳动实践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这就是实践的观点。矛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普遍联系、发展变化表现为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核心和实质。普遍联系、发展变化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的联系和变化，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用矛盾的观点来看，自然界一切都是对立统一的，如有上有下、有南有北、有东有西、有正有反、有男有女、有阳有阴……这就是矛盾的观点。历史的观点：用唯物的、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实践的、矛盾的观点来看社会，社会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普遍联系而不断发展变化、由新生事物代替旧事物的不断前进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前进，要用唯物的辩证的矛盾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这就是历史的观点。生产的观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是物质的经济的生产力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抓住发展这个要务不放，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生产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原始社会之后进入阶级社会，人分成阶级，有阶级就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这是谁也回避不了的事实。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中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问题，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不等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阶级的观点。群众的观点：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坚持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群众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唯物的、辩证的、实践的、矛盾的、历史的、生产的、阶级的、群众的观点，这是最基本的观点。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是讲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谓立场，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代表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用马克思主义看问题首先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出发。所谓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运用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去，就是所谓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所以它是真理。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概括人类社会、自然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基础上所形成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真理。比如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共产主义社会又分成社会主义阶段和更高级的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关于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原理，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原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关于公有制最终要代替私有制的整个所有制发展规律的原理等，都是不可推翻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些个别结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同时爆发，一国是不能单独取得胜利的，有人概括为“数国同时胜利论”。按照这个具体结论，无法解释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代替了竞争，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先行爆发。这就是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先行的原理。就人类历史来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对新的社会形态的探索。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可以因实践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或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发展和创新。有些结论有局限性是要突破的。《新大众哲学》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在看过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写的《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后，说了三句话：反对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等于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践不断发展创新，才有了今天。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不应因个别结论的局限性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形态超过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同时又是创新的、开放的、发展的。这就是我讲的要坚信马克思主义。二 时代没有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管用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谁再讲马克思主义，谁就成了老古董了。

第一个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是因为时代根本改变了。有人认为，马克思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时代了。我认为，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根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当然，具体时代条件、格局、特点、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就时代根本性而言，仍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判断的那样，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两条道路、两种力量的反复较量和博弈的时代，即资本主义终究要逐步走向灭亡、社会主义终究要逐步取代资本主义。我认为，这个大的时代并没有改变，当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构成该时代的主要矛盾并不排除该时代其他矛盾的存在，也不能否认它们在较量中有时我上你下，有时你上我下，有时你中有我，有时我中有你，有斗争也有策略上的妥协和暂时的合作，有对立有不同，也有争取发展的共同点，呈现了极其复杂的交织局面。总体上，现在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退，但还是强势的，社会主义虽然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前进方向，但还是处于弱势地位。两种社会形态的较量必然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反映出来。伴随衰退的总趋势，资本主义必然加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社会主义博弈的分量，争夺的重点越发集中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判断只是对今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发生阶段性变化的科学分析，并不影响对总的时代性质的判断。必须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的科学判断，否则，就会得出马克思、恩格斯所概括的时代已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错误结论。

早在1984年，邓小平同志就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认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

[3]题”。后来，他把南北问题概括为发展问题，再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与时代根本改变了不是一个意思。到了1990年，苏东剧变和我国的“六四”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同志又讲道：“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4]更加严重。”我认为，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有些美国人到处挑动，他们只想自己发展，不想让别人发展，不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1992年，邓小平同志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5]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在谈到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时候，他时刻关注并反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问题，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他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场冷战又开始了，而且包含对第三世界、对整个南方的发展中国家的冷战。也就是说，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又开始了另外两个冷战。这两个冷战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同志将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比喻为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明确指出：“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6]动乱。”邓小平同志十分警醒地认识到，只要中国社会主义旗帜不倒，这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就不会结束。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博弈，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时代特征。邓小平从未讲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判断的总的时代已经改变了。

我认为，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总的时代性质和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只不过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具有自己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的阶段，是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的阶段，这是当时的世界性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列宁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这个阶段的世界性问题是战争与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引起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一系列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中国革命。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个冷战结束。邓小平同志做出了总的时代没有变，但有了阶段性特征的判断。他关于这个阶段存在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性问题的判断，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总的时代判断，又符合第三个阶段特征的变化。

邓小平同志的判断为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期，进行改革开放和推进和平发展提供了总的战略选择。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对比发生阶段性变化的科学分析，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总的时代性质的根本改变。我们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选择的多样性，各国人民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可以相互借鉴，共同推进人类的发展。我们主张和平，主张发展，不主张战争，但这并不代表这两种社会形态的较量已结束了，也不代表世界的根本性矛盾已没有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天下仍然是不太平的，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还在起作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依然起作用，依然不可克服。资本主义必然在阵发性的危机中逐步走向衰落。总的历史时代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的理论高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

第二个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任务变了，现在不是革命党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理论，现在需要建设的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没用了，过时了。中国共产党过去是革命党，现在仍然是革命党，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反腐败也是一场革命，我们怎么不是革命党呢？难道执政党就不革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指导革命又指导建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革命是一个广义的社会变革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永远推进社会变革、社会创新的党，在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必须是革命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是指导革命的理论，又是指导建设的理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认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管用了的观点，有的是故意为之，有的则是受“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导。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邓小平同志在“六四”政治风波，西方反华势力叫嚣最厉害的时候曾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7]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三 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高马克思主义指导科研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领导干部为什么要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指出三点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就不能成为合格的领导干部。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人类思想的瑰宝，体现了经典作家攀登科学理论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多次主张和号召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关于领导干部应该重点学习哪些经典著作，习近平总书记已开出书单，即2009年底出版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习近平总书记还列举出了重点学习的篇目，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指导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进工作。（本文是作者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的摘录）

[1]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

[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96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56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4页。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的历史语境

笔者之所以将视线转向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不仅因为这是一组19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撰写的重要哲学文本群，而且因为这些文本曾在这位思想家身后的岁月中引起持久的论争。这些论争固然使这些文本不致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却有远离这些文本的历史语境，将其置换于纯粹的文献学语境而做过度解读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刻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需要合理借鉴文本学家的解读结论和研究方法，同时需要在历史语境中把握晚年恩格斯哲学研究的目的、思路和方法，使文本解读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为此，我们应当在研究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和晚年恩格斯生平的同时研读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进行必要的互文解读，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挥的启蒙作用，而其前提是“回到恩格斯”，首先应了解晚年恩格斯书写哲学文本的时代条件。一 晚年恩格斯书写哲学文本的时代条件

18世纪中叶兴起的工业革命和在18世纪同时兴盛的启蒙运动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及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市场”，而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再次通过产业革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3]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工业革命的基础是欧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个时代逐渐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而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此过程中，欧洲形成了由“行会”的工匠群体衍化而来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通过19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爆发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工人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走上欧洲社会历史舞台，伴随当时带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欧洲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愈益激烈，无产阶级形成了“消灭私有制”的政治主张和扬弃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而建立了旨在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国际性工人政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经历并实际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他们应邀参加了“最初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从法国逃亡以后所创立的团体”——正义者同盟，“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4]了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了”。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代表布鲁塞尔和巴黎区部出席大会，他们共同起草了[5]《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第一流领袖”，“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1864年的成立宣言至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6][7]。这是马克思生平中“最重要的部分”，他的一生“要是没有国[8]际，便成了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恩格斯担任过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及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的通讯书记，与马克思一起创建了德意志工人运动协会，并指导流亡在瑞士的俄国革命者在日内瓦成立了俄国人支部。从恩格斯1890年为耶拿《社会政治科学手册》撰写的简历中可见其生活轨迹，这份恩格斯毕生唯一保留下来的简历全文如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曾从事商业，1837～1841年，最初在巴门、自1838年起在不来梅当商行练习生。1841～1842年作为一年制志愿兵服役。1843年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公司里工作，直到1844年。1845～1848年，住在布鲁塞尔（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有时住在巴黎。1848年至1849年5月在科伦的《新莱茵报》工作。同年6月和7月，作为维利希志愿部队副官参加南德意志起义。随后再次在伦敦短期逗留，1850年又回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公司，又开始当办事员，自1864年起为股东。1869年，永远退[9]出了商界。自1870年夏天起一直住在伦敦。

正如这份简历所示，恩格斯先后在巴门、不来梅和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这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丰富。白天他潜心商务和社交，从他当时写给他的妹妹玛丽亚·恩格斯的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恩格斯在旅行、饮酒、绘画、演奏、击剑的时候彰显的活力与情趣。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人们眼中的商界新星开始钻研青年德意志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撰写批判资产阶级和社会丑恶现实的政论文章。这种将自己“一分为二”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的父亲辞世。恩格斯这段时间不乏佳作，《伍珀河谷来信》《一个旁听生的日记》、多篇《不来梅通讯》和三篇论谢林的文章都能体现出他的才华，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是被收入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成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自从与马克思亲密合作之后，恩格斯逐渐走向思想的深处，他们合写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尽管在他们长达40年的合作中有思想分工和学术差别，但他们共同构建了一种实践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和马克思都生于莱茵省，这里与英国和法国毗邻，矿产资源丰富，工业比较发达，“这个地区还是德国少数几个保持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这是因为莱茵地区在1815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一直受着法国革命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法国占领，大革命所建立的观念[10]和法律，在恩格斯的青年时期在那里还有相当大的势力”。恩格斯的家庭为他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商业氛围，他的曾祖父老约翰·卡斯帕尔、伯祖父本杰明、祖父约翰·帕斯卡尔、父亲老弗里德里希、伯父帕斯卡尔、叔父奥古斯特、堂兄卡斯帕尔、堂兄卡尔、堂兄尤利乌斯、大弟海尔曼、三弟鲁道夫、堂弟奥古斯特都是工厂主，后来他有很多侄子也当了工厂主。但这并不是恩格斯的职业理想，他在青年时代不得不遵父命，在他父亲在巴门开办的公司做办事员，后来与欧门合作创办商业公司，但他想尽早结束商业生涯，将全部精力投入马克思的事业。其间，恩格斯还曾到普法尔茨参加志愿部队，在前线担任维利希的副官，亲自参加牟尔克河大会战和其他三次战役。在随战败部队到达瑞士后，恩格斯决定去伦敦与马克思会合，经热那亚乘帆船抵达英国。当恩格斯终于可以离开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时候，他的弟弟艾米尔帮助他谈判，使欧门公司一次性付给他1750英镑补偿金。这笔资金可以支持他和马克思此后几年的开销，也可以无条件地帮助[11]“不少人摆脱困境和疾病的折磨”。恩格斯喜欢的格言是“一无所[12]有”，他喜爱的箴言是“从容不迫”，从他这段经历中可见一斑。

19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迎来了一位主

[13]人”。德法战争的结果是，“几十亿的法国法郎涌入了德国；国债偿清了，要塞和兵营建筑起来了，储存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更新了。可供支配的资本和流通中的货币量都突然大大增加……这几十亿法郎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大工业；首先是这几十亿法郎在战后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随后又在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大崩溃，这次崩溃证明德国是一个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的工业国家”[14]。普鲁士结束了德意志各邦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进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为统一的市场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形成确立了政治前提。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大量农村剩余人口成为产业工人，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在工业污染、资源过度集中和紧张、住宅短缺等问题中日益增大，在晚年恩格斯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论述。“将来首先发难的恐怕还得是法国人，但是[15]最后解决战斗只能在德国”，这是晚年恩格斯基于欧洲局势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富有德国人自信的判断。

晚年恩格斯的岁月主要是在伦敦度过的，这时欧洲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科学技术更广泛地转化为生产力，电气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欧洲革命自巴黎公社之后进入新阶段。工业革命创造了社会财富，政治革命确立了现代制度文明，但这时的穷人既不能公平分享社会财富，也难以得到现代制度文明的保护。被逐出田园的人们不得不到城市谋生，“一天工作16小时稀松平常”，“在习惯工厂的纪律和适应机器生产的单调乏味方面工人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随着工厂的汽笛声上下班，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在场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味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上断线，[16]雇主们自然会把他们的工资看作是一笔应尽可能降低的开支”。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升级，自觉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主体。为工人阶级撰写揭示资本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读本，指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合理路径，整理马克思的遗著，回答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种疑问，及时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存在的问题，几乎是晚年恩格斯生活的全部内容。二 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与国际工人运动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有威望的导师，他的哲学文本主要是针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需要而写作的。因而这些文本并非纯粹的学院派写作，而是着眼于工人如何在政治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将思想的力量经由行动而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忽略这种历史语境，从纯粹哲学维度质疑晚年恩格斯哲学的限度，无疑单向度地剥离了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实践功能，将其抽象为一种纯粹理论文本，进而质疑乃至矮化这种文本的哲学水准。当我们以实践思维方式解读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理论内涵和现实价值时，应将其恰当地置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场域，在实践需求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中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的通俗表达方式及其内蕴的政治哲学思想力度。

首先，确立工人在政治实践中的主体意识，指明工人运动的目的以及指导这一运动的思想方法。19世纪后半叶疲于谋生的欧洲工人阶级在资本逻辑中遭遇异化，这个过程主要体现为，是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为其提供谋生的手段，还是他们在漫长而繁重的劳作中成就资本的增值呢？这关涉到源自习惯性思维的哲学语法问题，即工人和资本家谁是社会化生产进程中的“主词”。“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果”，恩格斯写道，“是工业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然后，他考察了英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将其贬斥为“‘谎言与不道德的丛林’，与新[17]的工业社会严重脱节”。因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文本中实现对工人的思想启蒙，使之在行动中从自发走向自觉，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辨别工人运动中的各种主张并做出符合实际的选择。

因而，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具有论战性特征，恩格斯主要是在批判论敌或某种错误理论的过程中澄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合理内涵的。晚年恩格斯不仅在《反杜林论》的再版序言中进一步批判杜林，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进一步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缺陷，在《论住宅问题》中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埃·萨克斯和阿·米尔柏格，而且在大量的序、跋和书信中批判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等误导工人运动的社会思潮，这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体现得尤为清晰。一言以蔽之，“公社也是[18]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19]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可以说，晚年恩格斯哲学具有战略高度，也实际地清除了阻碍工人运动的理论障碍。

其次，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是在答疑与讨论的语境中写成的，是为了方便读者一经理解便立即用于指导实践的。晚年恩格斯久居英国，奥·倍倍尔、卡尔·考茨基等德国社会活动家希望他能移居德国或瑞士，“伦敦能给他什么？一无所有。他几乎从不去听戏，从不去博物馆或展览馆。他这里几乎没有朋友。他在这里的一切所爱，要么已经死了，[20]要么搬走了。马克思、拉法格、龙格等等”。但恩格斯不愿意“到任何一个可能被驱逐出境的国家去”，而愿意在伦敦“安安静静地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得参加实际鼓动工作，花去很多时间。在实际鼓动工作方面，我不会比别的任何人做得更多，然而在理论工作方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代替我和马克

[21]思”。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当面冲突，在伦敦“发发议论是容易的”，若到了德国，就“得应[22]付这一切令人厌恶的麻烦事”。尽管如此，晚年恩格斯家中时常高朋满座，“凡是想要参加他的社交晚会的人，必须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做出过良好成绩，或者是有些才华。而这个人作为社会主义者，并[23]非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这些来访者的交谈，使恩格斯更好地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从而使自己的笔触更具有现实力度。

值得提及的是，晚年恩格斯的很多文本都发表在反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上，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24]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晚年恩格斯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25]克思主义”。他还写过《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26]指出这面“党的旗帜”“退出舞台”的原因。此外，晚年恩格斯对青年学生给予鼓励或提出批评，例如，他在1890年秋写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而是“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27]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他在晚年曾给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发去贺信：“希望你们的努力将成功地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28]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文本无疑直接触动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的精神世界，引导他们在实践中做出合理的选择。

最后，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俄国革命理论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启示。参与创建第一国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在各国左翼政党已经发展壮大的时候，再设立类[29]似的组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处”。第一国际的使命完成后，恩格斯不赞同设立第二国际，也反对任何国家的左翼政党自称国际社会主义的中心，“一个民族妄想领导其他所有民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30]复返了”。但是，当第二国际成立后，恩格斯还是热心地为第二国际领导人答疑解惑，尽管他不愿直接参与第二国际的活动，但当第二国际的社会活动或报刊编辑出现失误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直言指出。而且，晚年恩格斯还设想了一个比前两个国际都理想的新国际：“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31]则。”这对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年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理论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拉·查苏利奇自从到英国以后，就成了恩格斯家的经常不用邀请的客人。她的忠实的朋友和同志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是党内一个最有才干的理论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害怕他也许甚于害怕任何一位在世的作家，他在英国作短期逗留时，当然也是恩格斯家的座上

[32]客”。他在1894年1月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作的跋中指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33]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后来，查苏利奇与恩格斯商议后，将这篇跋连同原文译成俄文发表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这本小册子里，普列汉诺夫为这本小册子作序，这本小册子后来在俄国多次再版。遗憾的是，后来到欧洲的列宁想去拜访恩格斯，无奈这时恩格斯已经病入膏肓，他们错过了历史性的相遇。

由于直接解答了人们对社会走向的困惑以及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面的问题，晚年恩格斯在哲学文本中实现了对大众的思想启蒙，对国际工人运动影响深远。马克思逝世时，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显得很薄弱，及至恩格斯逝世时，英、法、德、意、奥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日益陷入经济危机，无产阶级革命已露曙光，这时更好地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读本当然十分必要。这正是晚年恩格斯著作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颇为流行的历史成因。晚年恩格斯在这些通俗的简明读本中阐述的观点不乏远见，例如，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篇短文中表明：“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34]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需要统一的共和国”；在《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中再次表明：“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35]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这些论断对后来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三 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与苏联哲学教科书

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流行读物，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得到广泛传播，后来成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引文来源。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不仅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开始实施系统搜集和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庞大计划，而且致力于编写广泛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以启发学生和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由于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通俗易懂，便于读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入门时理解和接受，因而得到广泛引用和解读。冷战时，基于青年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质疑主要是针对基于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当西方马克思学登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差异得到进一步阐释，恩格斯哲学遭到矮化，关于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造成一场[36]“可悲的骗局”的论述引人关注，诟病恩格斯和为恩格斯辩护的长久论争几乎从未停息。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分工以及学术差异，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过度解读，澄清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在苏联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传播的主要内容起初主要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除了德波林在1916年出版过一本由普列汉诺夫作序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之外，其他著作几乎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命名的。德波林这部著作梳理了自培根、霍布斯到马克思的哲学演变轨迹，带有一定的哲学史印记。沃里弗松在1922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涉及对唯物主义史的梳理，但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社会观念。1925年萨拉比扬诺夫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多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包括“需要的作用”“理性的作用”“国家、法、个人”“社会关系”“上层建筑对基础起作用吗”等内

[37]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部著作几年内在苏联多次再版，仅从章节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到，沃里弗松和萨拉比扬诺夫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

随着德波林被指责持有“孟什维克或唯心主义立场”而遭到批判，米丁成为被斯大林赏识的苏联哲学权威，他在1932～1933年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两卷本的教科书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合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由于这部教科书奉苏共中央之命编写，供苏联高校和党校使用，所以一经出版便产生很大影响。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沿用了晚年恩格斯哲学观点，其阐述结构和理论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和米丁主编的教科书一致，其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38]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可以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哲学论述是后来阿历山大罗夫（通译亚[39]历山大洛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40]《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等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蓝本，不仅对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很大影响，而且成为当时欧洲很多马克[41]思主义哲学读物的基础。

公允而言，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通俗地展现了自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科学视界，成功地揭示了旧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缺陷，试图在超越以往哲学家的视域中建构一种新世界观，这种非学院派式的写作与马克思的一些学术著作确实存在差别。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两人的思想关系或许是恰当的：“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最伟大的理论家，同[42]样，恩格斯可以说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伟大的策略家。”在实际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策略显然更为重要，而策略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理论的要求。当苏联高校和党校的学生或学员在哲学课堂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他们首先面对的当然是教科书，很多学生或学员可能从未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原著，这样就存在能否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本意的问题，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回到马克思”和捷克学者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都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

提出质疑最猛烈的当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指出最为明确的文本根据的则是西方马克思学家，其中最严重的诟病当属整理马克思遗稿的恩格斯严重“修改”了马克思原始文本。这一颇有说服力的指责旨在表明恩格斯蓄意修改了马克思文本，其实这里反映了编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需要理解恩格斯处境的难度。……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发现，自己对一部混乱的手稿感到越来越苦恼。面对日益增多的疾病和众多的政治承诺，他竭尽全力将这些手稿编纂成卷。MEGA目前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草稿，恩格斯已[43]经遭到了很多批评。……他处于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境遇中。”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整理固然可能存在误解或理解差异的问题，但将内容复杂且笔记潦草的马克思手稿整理成文，对其稍加编辑的合理性是明显的，连同对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观点的“新发现”，与作为苏联哲学教科书主要引文来源的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一并作为背离马克思哲学思想本意的根据，无疑体现了具有扎实文本考据功夫的过度解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理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文本中已经过时或不能反映新时代内容的论述进行补充和进一步深化都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哲学教科书发挥了现代科学启蒙的作用，使一种超越纯粹理念论的唯物主义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并自觉运用于日常生活。当然，苏联哲学教科书思维存在着僵化、教条式的缺陷，对其进行一种叙述结构和理论内容的更新是必要的，这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哲学家集体撰写供苏联高校使用的教科书[44]《哲学导论》中已经得到明显的体现。同样，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晚年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述也应得到补充和发展。但是，让已逝的恩格斯为后来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承担责任，既不合适也不可能。更何况，这里还存在着对晚年恩格斯哲学的误解，如将恩格斯解读为一个无视历史的自然唯物主义者。晚年恩格斯在写给英国地质学家兰普卢的信中说，历史“比起大自然来甚至更加宏伟壮观”；“归根到底，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45]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须知他是在自然和历史的关系中阐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至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很多被人们指责的观点，除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作者之外，晚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了另一个思想来源：德国工人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

综上所述，解读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应基于对其历史语境的深入理解。为此需要了解晚年恩格斯撰写哲学文本的时代条件，读懂晚年恩格斯为国际工人运动写作的政治意识，合理解析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问题。作为“被马克思看作欧洲最有教[46]养的人”，晚年恩格斯出于让国际工人运动的主体尽快理解和接受的实际需要，撰写了大量直接的论战性文本和通俗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文本，从中恰当地表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对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对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应加以历史的理解，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使这些文本中的观点与时俱进。忽视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历史语境，矮化恩格斯甚至要求他为后人引用的后果负责，无疑是不合理的过度解读。在历史语境中合理理解文本的写作目的及其思想内涵，进而在实践语境中使其促进新时代的发展，是我们解读哲学文本时应当秉持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晚年恩格斯重要著作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研究”（项目编号：11CKS007）的阶段性成果。

[2]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1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8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12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427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44页。

[9] 这个简历是恩格斯在1890年左右写信告诉恩斯特·埃尔斯特的，简历与这封信均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参见〔德〕曼·克里姆《恩格斯文献传记》，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第1页。

[10] 〔德〕卡·考茨基：《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人民出版社，2005，第181页。

[11] 〔德〕弗·列斯纳：《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第57页。

[12] 参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白》，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第223页。

[13] 这是19世纪70年代在欧洲十分流行的说法，指的是“俾斯麦年代”的辉煌将使欧洲的重心由巴黎转向柏林。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0页。

[16] 〔美〕斯塔夫里阿若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96页。

[17] Terrell Carver，Engel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6.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7～48页。

[20] 参见Gustav Mayer，Friedrich Engels：Eine Biographie，Bd. 2，Haag，1934，S. 354。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9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5页。

[23] 〔德〕爱·伯恩斯坦：《第二次英国之行》，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第97页。

[24] 这些小册子包括《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89页。

[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40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1～69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5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23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94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20～621页。

[32] 〔英〕爱德华·艾威林：《将军的家庭生活》，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第50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15、416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27页。

[36] 参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比较——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主要观点摘编》，杜章智编译，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

[37] 参见安启念《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1期。

[38]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第116页。

[39] 参见〔苏〕阿历山大罗夫主编《辩证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54，第1～4页。

[40] 参见〔苏〕费·瓦·康斯坦丁诺夫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袁任达、伊尔哲译，三联书店，1976，第1～5页。

[41] 例如，Maurice Cornforth，Dialectical Materialism，Vol. 1-3，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52. Maurice Cornforth，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 1-2，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6。越南裔法国学者陈德滔在梅洛·庞蒂指导下研究唯物辩证法，在1951年出版的《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之作，激发了梅洛·庞蒂、萨特、德里达等法国哲学家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热情。参见张亮《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唯物辩证法》，《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42] 〔奥〕维·阿德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第155页。

[43] 参见〔英〕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臧峰宇《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平等的正义》，《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

[44] 参见〔苏〕弗罗洛夫主编《哲学导论》，贾泽林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5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3、64页。

[46] 〔法〕保尔·拉法格：《忆恩格斯》，载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第22～23页。

多重面向中的马克思

马克思指出：“观念应当从现实的差别中产生。有机的东西正是[2]各种差别的观念，正是各种差别的理想规定。”但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性也被说成合乎理性，然而它之所以合乎理性，并不是因为它固有的理性，而是因为经验的事实在其经验的存在中具有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的事实没有被理解为事实本身，而是被理[3]解为神秘的结果”。如果把马克思后面的这句话反过来看，则表明：现实性之所以合乎理性，就是因为它固有的理性，因为经验的事实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因此，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在他那里“普通经验没有把它本身的精神，而是把异己的精神作为精神；另一方面，现实的[4]观念没有把从自身中发展起来的现实，而是把普通经验作为定在”。这就是说，观念是现实发展中的精神，现实是具有自身精神的普通经验。（2）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坚持现存与现实的区分。

现存与现实，这是一个与上一个问题相互关联的问题；现实具有观念合理性，而现存则不再拥有观念合理性。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将现存与现实区分开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发展史，表面上由人们的思想动机所推动的历史现象的更迭背后体现的是绝对精神。历史现象不同于历史本质，即现存与现实不同。现实，是具有历史合理性、历史必然性的实存，即黑格[5]尔所谓“现实是本质和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而现存不过是实存的东西，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直接存在，是不具有合理性或丧失了合理性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尽管人们都随便把它们叫做现实。但是，甚至在平常的感觉里，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6]价值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现实与现存并不是一回事。现存具有偶然性，而现实则具有合理性，是绝对精神必然要去实现的东西；历史，正是一个个现实的接续，是绝对精神自我展示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当现存的一切失去了它们的现实性，即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时候，历史的内在动力——绝对精神就会冲破现状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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