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贡德·弗兰克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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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9年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奖头奖作品，新视野解读下的全球史。汗青堂系列）试读：
前言
我的这部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对于我是莫大的荣幸。能够应邀在这篇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前言里向你们致意，对于我更是极大的荣幸。因为我是一个西方人，而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但是，后面这几点也许对于我、对于中国的读者和其他地方的读者反而是件好事。其中的原因可以用我的儿子（他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在送给我的中国礼物上写的话来说明。这件礼物是一部新的历史著作，是哈佛大学和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生前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我的儿子在上面写道：“一个观察（研究）树木的人送给一个观察（研究）树林的人。生日快乐！保罗。”的确，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只喜欢观看具体的历史树木，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尤其是全球树林的存在。但是，树木是在树林里生长的，必须在树林里才能存活和繁殖。中国史学者，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史学者，确实往往会倾向于强烈的“中国中心论”。但是，他们的“中国中心论”主要表现为专注于中国研究或某些具体方面。他们根本看不见树林，至少看不见一个全球世界的树林的存在。
因此，即使是这些中国中心论者，更不用说几代欧洲／西方中心论者，也没有认识到，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而这恰恰是我的这部著作所要论证的东西。正是由于我既不是只看某棵大树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只专注于中国的“中心论者”，所以我能够首先来尝试着考察1800年以前的全球经济整体，并发现中国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而这是以前至少在西方从未有人哪怕是费心想一想的。
相反，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有西方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至少从1500年以来，西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发源地和动力。有些人甚至宣称，自公元100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起就是如此。他们认为，欧洲人的某些“独特”性质导致了这种发展，特别是由于他们具有所谓早在基督诞生前就已经产生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人们已经多次证明，这种欧洲特殊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本书在第1章和第4章中对这种论证做了回顾并加以扩充。
不过，本书还试图比这走得更远一些。在第2章中，我描绘和分析了1400—1800年间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着支配地位。按照我在第3章中的统计，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全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大约一半；这一统计还力图表明，这些白银如何促成了16—18世纪明、清两代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正如第4章所论证的，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缘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且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只有印度能够望其项背。另外，所谓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于1433年终止之后退出海上贸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和中国商人依然支配着中国海地区的贸易，从而为至今仍影响巨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与大量的历史神话相反，在亚洲（包括印度洋），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过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则根本无权置喙。因此，虽然许多人依然声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民间制度和公共／国家制度由于某种原因比欧洲“低劣”，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欧洲人特别是马克思发明的一个神话，其目的在于证明子虚乌有的欧洲“独特性”。
只要我们对世界经济进行客观的考察，就会立刻发现1 000年前宋代中国的主宰地位。但这一点也不新鲜。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分析证明至少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仅仅是很晚近的事情。因为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reorienting，重新面向东方），中国正准备再次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甚至是“中心”地位。也就是说，既然世界本身正在调整方向，那么我们这些观察者也该不失时机地“调整”我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我们的世界观的“方向”（reorient，重新面向东方）。这正是本书的书名，表明本书旨在为实现这一重要目标而贡献绵薄之力。
我希望，我所提示的微不足道的路标，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亚洲和全世界当前发生的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能够帮助中国读者看清中国以及读者本人在这种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而这是西方大多数人至今无法认识到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正视现实，而宁愿继续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大树。
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88年东亚地区的金融经济危机，塑造、改变同时也扭曲了有关这种世界历史进程以及各个地区在这一进程中的位置的观念。首先，日本证明了其经济能力、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因此，日本开始被许多人视为“西方”的一部分，日本人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获得了“尊贵白人”的地位。有些美国人试图在日本寻找相当于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的东西来解释日本的成功，同时把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落后归咎于古老的儒家思想。当韩国、新加坡（一半是华人）、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四小虎”或“四小龙”也在世界市场上大显身手时，这种所谓的“解释”便被抛弃了。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另一批“小虎”也接踵而至，在它们之后赫然凸现的则是中国“大龙”。这种情况实际上开始危及西方人的自信心和支配地位。于是，儒家思想或“亚洲价值观”现在不再是“进步”途中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变成所谓的动力和同样错误地被用于解释“成功”的意识形态原因。正如本书第1章所指出的，西方开始出现一些著作，论述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东亚如何重返世界舞台，但把这说成是在西方支配世界整整1 000年的所谓中断期之后发生的情况，而且更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亚洲和中国让出这种支配地位才150年左右或六代人的时间。另外，拥有2 500年历史的儒家价值观几乎不可能说明或解释几年、几十年或几个世纪之间经济成败的起伏变化。
最近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变化是1998年东亚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显然使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宽慰。结果，由于新闻媒体的逐日报道，以及短期经济分析和政府政策的作用，甚至西方“信息灵通”的公共舆论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东亚奇迹”被说成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是一些人的美梦和另一些人的噩梦。有关成功的所谓“解释”和可靠战略，正如原先曾经迅速地变成时髦一样，现在正被人们迅速地抛弃。我们再也看不到对“亚洲价值观”的赞扬，看不到“市场魔法”所提供的保证，也看不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安全性。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因为这些所谓的“解释”和“正确政策”从来不过是一些意识形态的赝品。
本书中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具体制度或政治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当代现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著名说法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猫的制度颜色是黑是白，更不用说意识形态颜色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能否抓住经济耗子。而这主要不取决于猫的制度颜色，而取决于它如何利用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时地位。另外，由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障碍和机遇随时随地会变化，要想成为下一只成功的经济猫，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猫，都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根本抓不着耗子。
在经济危机期间，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何种位置，如何做出灵活的反应，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危机”一词在中文里既有（消极的）“危险”的意思，又有（积极的）“机遇”的意思。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中，人们的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显然严重的消极后果上。但是，它所提供的机遇却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只有美国和中国例外。这两个国家都在竭力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困境和所谓的“泡沫破灭”中谋求竞争优势。
但是，低估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也许是过于草率了。这主要是由于目光短浅，没有看到如本书中所展示的历史事实，而且对当代现实也有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我认为，最近这种匆忙贬低亚洲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的理由有许多，这里不妨举出几点：（1）由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直到不久前为止曾经在世界上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它们可能会很快重新崛起。（2）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在历史上的经济成就不是基于西方方式获得的，亚洲近期的许多经济成就也不是基于西方模式获得的。因此，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没有必要照搬任何西方“模式”或其他“模式”。你们能够安排你们自己的道路，现在没有必要把西方方式当作所谓唯一能够摆脱目前经济危机的方式来取代自己的方式。相反，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依靠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是弱点，而是优点。（3）目前的危机是从金融部门蔓延到生产部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具有致命的弱点。相反，目前的生产过剩和能力过剩危机恰恰表明了生产部门的潜在实力和恢复能力。（4）未来也不可能避免或防止经济衰退——中国或苏联过去实行国家计划时也从未做到。更重要的是，这次世界性衰退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始于东方然后向西方蔓延的经济衰退。因此，这次衰退与其说表明了东亚的暂时虚弱，不如说表明了东亚基本经济实力的增长——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转回到它在西方兴起前的位置。（5）这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实力，也使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占据了远比“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甚至俄国和东欧更有利的位置，从而能够抵制西方的诋毁。美国财政部正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华尔街以及其他工具进行这种诋毁活动。（6）在最近这次衰退期间，东亚面对西方的压力采取了让步措施，并付出了代价。这种情况再加上东亚自身的经济条件，很可能会使东亚在政治上采取措施，尤其是建立新的金融集团和银行制度，极力摆脱西方控制的资本市场的束缚，从而防止目前的情况在未来重演。
下面几点理由是基于中文对“危机”一词的解释——危机是危险和机遇的结合。
由于危机使得目前的局面难以维持，因此它也造成了实现重大变革的机遇。（7）实际上，目前的斗争，即由日本人挑起，现在又有中国人参加的斗争，就是要改造美国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设计的世界金融和贸易体制。例如，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在华盛顿并听命于华盛顿，日本要求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遏止以往出现的那种衰退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中国则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也谋求改革这个受西方支配的机构，使之对自己有利。（8）相关的政治经济斗争是，借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破产之机，美国和中国为取代它们在市场上的份额而展开竞争。美国资本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东亚的一些生产设施，而中国则等待时机，等待它们被完全挤出竞争市场——如果它们不采取联合行动的话。哪种战略更加有效，有待时间来证明，但是中国人（或许还有一些东南亚人）似乎更喜欢下长期赌注。（9）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基本上没有受到目前衰退的影响。其原因部分在于，它们的人民币和卢比不可兑换，它们的资本市场没有允许资本流入而限制资本流出的阀门。中国在东亚的竞争对手的通货贬值，以及因东亚经济衰退而造成的海外华人资本和日本资本流入中国数量的减少，也许会迫使人民币贬值以保持竞争能力。但是，中国经济看来已经而且将继续可能拥有足够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来遏制和克服这些问题。（10）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经济问题，它当然有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资源分配，包括各地之间的“人力资本”分配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以及各地内部和各地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较贫困的内陆地区日益衰落，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则日益增强。因此，正如在清代甚至明代就已出现的情况，北京在经济、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权威再次受到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中国在经济上最活跃的地区依然是清代甚至明代那些经济上最活跃的地区。这在本书中也有所反映。它们是：依然以香港-广州走廊为中心，与南中国海贸易相联系的岭南地区；依然以厦门为中心，以南中国海的台湾海峡贸易为重点的福建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地区——上海现在已经再次超过前面提到的地区而居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该地区的经济与200多年以前一样，形成与北中国海周围的西伯利亚、朝鲜、日本之间的四角贸易关系。上述地区曾经是而且现在依然是或将重新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意义上，尽管这段历史已经在1800年结束，但是对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以及中国当时在其中的支配地位进行考察，也能揭示出该地区当代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基础，还能预示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发展。
因此，虽然本书写于西方而且主要面向西方读者，但我希望它也能获得中国读者的认同和批评。这本书也许能吸引中国读者。其原因之一是，它摧毁了那些所谓“西方天然优越”的说法的历史依据，那些说法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观念。另一个原因是，本书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拥有这种地位和充当角色。但是，我绝不像西方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如果中国读者是基于这种想法而接受我的这部著作，那会使我大失所望。相反，本书最核心的“科学”论点是，过去和现在一直有一个全球经济，在本书所考察的历史时期中实际上没有什么中心，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也没有什么中心。根据本书所提供的史实可以断定，到1800年为止，欧洲和西方绝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中心”的话，客观地说，不是处于边缘的欧洲，而是中国更有资格以“中心”自居。但是，即使是这种“中心”，也必须通过考察全球经济整体才能得到合法的确认，甚至由此才能获得提名。本书所传递的主要的“意识形态”信息实际上绝不是什么“中心论”，除非是人类中心论，当然最好是生态中心论。
由于本书提供了一种更充分的整体主义全球“树林”框架，以对全球经济社会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和其他读者一样因此而对本书产生兴趣，并从中有所获益。此外，如果我们对18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经济进行这种分析（如本书第2、3章），就会发现把中国称作“中央之国”是十分准确的。因此，本书就至少初步揭示了某种观念，用以取代西方胜利者的意识形态，即他们对欧洲特殊“大树”和（或）所谓抽象的“市场魔力”的赞扬。但是，本书还提示了一种观念，用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同样属于意识形态的发明，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甚至还有“封建主义”概念。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此类东西，但后人盲目地接受和使用这些概念，从而把欧洲发生的真正的世界经济发展错当成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最后，我还希望凡是想考察——甚至改善——中国在现实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中国读者，能够对本书中的全球框架和政治经济-人口分析感兴趣并有所获益。我将因此而感到满足。我把共同的人类（中心）事业概括为“多样性的统一”。如果本书甚至能够在这个共同的人类（中心）事业中对某些中国读者有所裨益，那么本书的写作和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就是值得的。安德烈·贡德·弗兰克1998年12月25日初稿1999年4月4日改定于蒙特利尔前言我认为，学者应该回顾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给我们提供一份有关的记录。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它们最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历史写作过程……历史的撰写者并不是旁观者。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活动的。费正清（1969：vii）
在这部著作中，我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这个术语出自艾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我将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我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都必须分析整体。对于“西方的兴起”就更是如此，因为事实表明，从一种全球视野来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主导的亚洲部分发生了什么。我将从这种更全面的全球视野和目的出发来展示历史事件，从而说明在世界整体中“东方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的兴起”。这种方法将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兰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
正如费正清指出的，撰写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将遵循他的忠告，为读者提供一份关于我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记录。我将只列出思想历程中最重要的站台，以免用无关紧要的个人私事来浪费读者的时间。但是，我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某些往往在无意之间对我有所启发的人，并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
我的人类学家朋友锡德·明茨（Sid Mintz）和我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不停地争论。他总是谈“文化问题”，而我总是用“结构问题”来反驳。结构问题第一次引起我的重视，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2楼旁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主持的研究班时。我在那里接触到了整体主义，了解了社会科学追求整体主义的重要性。在研究生休息喝咖啡时的“研讨会”上，我提出雷德菲尔德忽视了结构。或许，我是在以前的几个学期里旁听来访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雷蒙特·弗思（Raymont Firth）和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的讲演时获得这一思想的。我之所以说“旁听”，是因为我当时在经济系攻读博士，被认为是应该到社会科学楼4楼上课的。从那时起，芝加哥大学的这个系以及商学院、法学院的相关专业的成员和毕业生（有些是我的经济系同学）已经获得了向全世界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一半左右，其中五人是在最近六年内获得的。但是，我却连续三次未能通过国际（inter-national）经济学——这是我在4楼的强项——的博士考试；而在“经济学”前的形容词中的这个连字符和斜体字的意义，应该在这本著作中变得十分明显。前一句话也多少能说明为什么我在2楼觉得更舒服。但是，我在自传体的《发展的低度发展》（Frank 1991c，1996）中已经讲述了不少我的“政治兴趣”以及理论思想情况。因此，这里我仅谈谈看起来与这部声称重写历史的著作最直接相关的情况。
1962年，我去了拉丁美洲，随身带着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名字，还带着他早期写的有关世界资本主义如何插手促成中美洲地区的形成（或低度发展）的著作。1963年，我在里约热内卢写了《论资本主义的低度发展》（1975）；1966年，我在墨西哥的一家全国性报纸上与罗多尔佛·皮戈洛斯（Rodolfo Puiggros）展开论战，他捍卫当时流行的说法：拉丁美洲原先是封建社会（收入Frank 1969）。1963年的手稿就是从对流行理论的批判入手的（这部分修改后于1967年发表，题为《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学的低度发展》，后收入Frank 1969）。这是对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楼和图书馆所接触到的各种理论的尖锐批判。与眼前这部著作有直接关联的是，我的批判主要针对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和《社会体系》（1951）向我们这一代人传达的韦伯社会学。我以前的导师、现在的好友贝尔特·霍斯利茨（Belt Hoselitz）以及我的朋友曼宁·纳什（Manning Nash）等人把这种社会学应用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理论”。在读了我的草稿之后，南茜·豪厄尔（Nancy Howell）建议我只谈他们的理论，而不必提到这许多人。我当时这样做了。这一次，她劝我在这部著作里也这样做，尤其是涉及她的地方。但我不太情愿了。
我在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著作中一直坚持认为，“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低度发展的发展”。我认为，在这种“低度发展”中，关键性的因素与其归结到当地人民身上或说成是当地的“内在”因素，不如说是由“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造成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我在当时的著作中和以后一段时间的思考中都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智利时写的一部有关该体系发展史的分析性著作使用的书名是《世界积累，1492—1789年》（1978a）。这部著作只写到1789年，因为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迫使我和家人回到我的出生地柏林。
智利政变以前的事件已经促使我跳过两个世纪来考虑当今世界资本积累的经济危机，我把智利政变看作这种危机的表现。这是我在其后20年间的几部著作和许多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在我的思想里却有一种暗中的怀疑：如果“这个体系”是在1492年诞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所宣称的是从1450年起出现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产生的。在此之前，应该有某种东西，可能也是成体系的东西，导致了哥伦布和达·迦马的航海活动，进而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
我在智利时曾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1974）的护封写了一段广告词。我是这样写的：这是“关于一种世界经济早期发展情况的描述；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于恰当评估以后的全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部著作一问世就会成为一部经典”。（它也确实成了经典。）另外两段广告词是由布罗代尔和沃尔夫写的。布罗代尔是这样写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但是，他们从未想到的……也正是沃勒斯坦的思想的独到之处：这个整体（这个世界体系）为欧洲历史的这个主题提供了一个新框架，而且……极其令人信服”。沃尔夫是这样写的：这部著作对于理解世界体系的发展将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将不得不面对这部著作，与它争论，引用它和学习它，这样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确立自己的新起点”。我之所以引述这些广告词，是因为它们对于下面谈到的事态发展太有预见性了。
有些事态的发展是平行的潮流，因为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Frank and Gills 1993）的前言中已经提及，无须在此赘述。但是，我希望至少在这篇前言中能够综合地追溯这些情况，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本书的缘起和目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埃里克·沃尔夫撰写《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1982）是想论证，这些民族是如何在丧失自己的许多幸福和文化的情况下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因为他的主题是，这些民族是有一种历史的，因此他在这个标题后面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出版商不喜欢这个问号，把它去掉了。出版商永远不喜欢问号，所以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ichael Barratt Brown）的著作《帝国主义之后》（1963）也有同样的遭遇。沃尔夫的编辑斯坦利·霍尔维茨曾邀请我为该书写出版推荐书，但因家事缠身，我只好推辞了。我对这部著作极为赞赏，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在前言中以沃勒斯坦和我的上述著作为他本人的先驱。在1990年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我曾公开表示对埃里克的敬意。当一名研究者说我的著作对沃尔夫产生了某种重要影响时，我立即指出，埃里克和他的著作早就对我具有最重要的影响，为我指明了去拉丁美洲的道路——正是埃里克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关，在殖民时代已经如此。
从事后看，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我被迫拒绝为沃尔夫的著作写推荐书是对的。在阿姆斯特丹，有一次在我家吃饭时，我告诉他，他的这部著作中表现出的“大倒退”使我感到震惊，因为书中说“资本主义”开始于1800年，而不是开始于他过去曾使我信服的1492年。第二个原因是，自从这次餐桌谈话后，我发现毕竟有更多的理由使人赞同他这部著作中的观点——正如我现在这部著作所展示的。因为如果有“资本主义”这种东西的话（我现在对此表示怀疑），似乎应该像沃尔夫所主张的那样，把它的开端定在自1800年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但是现在我还认为，他和我在沃勒斯坦的著作护封上提到的“世界体系”比我们三人想象的要早得多。但是，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把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来，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写了《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在这部著作问世的几年前，有一份杂志的专刊曾专门讨论她阐述自己观点的一篇文章。应编辑的邀请，我写了一篇评论（1987）。这促使我回过头来思考我原先“暗中的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阿布-卢格霍德肯定了这种更早的起源，并揭示了她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但是她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异样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前身。她接受了沃勒斯坦的说法，即现代世界体系是在1450年以后独立（重新）发明出来的。我在另一篇关于她的著作的评论中发挥了我的主要批评论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一个新发明，而是阿布-卢格霍德所说的至少从1250年就已经存在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1990b）。如果这个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确定的开端1450年以前已经存在了200年，那么为什么不会更早一些呢？
在《世界积累，1492—1789年》的前言中，我引用并发挥了另一个告诫，我称之为“费正清第二法则”：“绝不要从开端开始。历史研究应该向后推进，而不是向前推进……要让问题引导着你向后回溯。”（Fairbank 1969：ix）这里的“问题”就是“世界体系”的起源及其性质，而它引导着我的历史研究回溯到我能发现证据的最早的时代。如果“这个体系”的开端不是在1800年，也不是在1492年或1450年，甚至不是在1250年，那么很可能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当然，沃勒斯坦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会说，“长波周期是决定性的”这个道理早已说清，而且已经得到公认。在他看来，这种周期是在1450年以后开始上扬的，但是在1250年到1450年间是下落的，以前在1050年到1250年间曾经上扬（Wallerstein 1992，1989年以未定稿形式被传阅）。作为《评论》的主编，他十分大度地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争论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基于许多理由（包括沃勒斯坦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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