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行为伦理学(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肖群忠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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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行为伦理学(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试读：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伦理学是思想世界的价值硕果，它可以为时代提供前进方向，可以为民众的生活与实践提供合理化的建议，可以为人们的人生幸福提供思想智慧，因此，我常常因为30多年的伦理研究和思考而感到由衷的喜悦与快乐！

30多年来，中国社会全面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与这个时代同行的伦理学思考者和工作者，我常常思考如何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地诠释这个时代的伦理生活，以实现伦理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创新。这不仅有利于推动伦理学学术进步，而且有利于为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伦理实践提供科学的诠释和合理化的建议，这也是我由衷的一种学术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提出并倡导“生活伦理”的研究，转眼间已经10年了，我和我的团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目前取得的成果就是这本《日常生活行为伦理学》。

早在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并进而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的这两段话表明了生活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作用，并指明了学术进步的正确方向。

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进步，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促使人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时代伦理诘问：伦理是为了生活，还是生活是为了伦理？或者再具体一点说：是伦理源于民众的生活并为了更好地指导民众的生活，还是生活屈从于既有的教化伦理，让这种教化伦理约束民众的生活呢？显然，不仅民众鲜活的生活要求我们去研究、解释、评估、引导，而且连党和政府也发出了伦理要面向生活、贴近生活、指导生活的号召，可见，对“生活伦理”进行系统研究或者创立一门贴近中国百姓生活实践的“生活伦理学”，不仅是时代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伦理学走向进步的必由之路，甚至是伦理学实现研究范式重大转型的催化剂。

什么是生活？它虽然被人习而不察但却包含着人生之道、行为之方、心灵之素、处世之道与社会风气。生活是人谋生的活动以及人对其存在意义和价值、合理活动方式的追求。生活之价值与意义的探索，必然使人们形成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观，也必然以一定的观念、规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观念、规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就是生活伦理。因此，伦理源于生活，是生活观念与价值规范的凝结。什么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指那些日复一日所发生的平常的生活。它显然不同于人的政治生活、制度生活，这种日常生活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活与伦理的关系如何？显然，生活对于伦理来说具有存在的优先性，而伦理则赋予生活价值与意义。生活是事实存在，伦理是价值意义。生活是伦理的来源，伦理提升生活的意义。日常生活与伦理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而且通过风俗直接交集在一起，伦理在最初产生时，就是一种习俗。日常生活伦理就是指直接产生于日常生活中的，与习俗、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保持高度一致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日常生活伦理的特点有：（1）具有基础性与先在性；（2）其实然性与应然性高度统一；（3）具有习而不察的自发性与世俗性；（4）具有经验性与具体性。所谓日常生活伦理就是从民众合理生活方式中凝结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品质、社会风尚。生活伦理的形成经由了两种途径：（1）生活伦理化（集俗成礼）；（2）伦理生活化（化礼入俗）。

所谓生活伦理，就是存在于民众实际生活中的，人们主要根据生存方式和实际需要，从生活实际经验中得来并实际应用于生活的伦理。所谓教化伦理，就是由统治阶层倡导，居于社会正统地位，用于教化民众而以此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念，是来自上方的、由上向下灌输的、希望人们普遍遵守的伦理。教化伦理与生活伦理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差异：（1）二者的主体不同。教化伦理的主体是国家，其实际代表者主要是官员、意识形态的教化工作者。生活伦理的主体则只能是民众。（2）二者的根本目标和基本立场不同。“为了社会”还是“为了人的生活”，这是教化伦理与生活伦理在根本目标上的不同。教化伦理是由社会利益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它是社会、国家及其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利益而对民众提出的价值观念导向和行为义务要求。教化伦理所要达到的目标主要是秩序与和谐。它的基本立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也就是说教化伦理总是站在社会、国家及其统治者的立场，为其倡导的主导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进行辩护。生活伦理的基本立场是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和物质、精神利益。这种生活伦理所要追求的目标是安宁和幸福。（3）二者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不同。教化伦理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是“礼义为上”，具有鲜明的道义论特点；生活伦理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则是幸福主义的，具有鲜明的功利论色彩。（4）二者调节的社会生活领域不同。教化伦理具有某种公共性、群际性、族际性、国际性，也就是说教化伦理调节的是人与团体、国家、社会、世界之间的道德关系。生活伦理则具有私人性、人际性，有的学者把它称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也就是说生活伦理主要调节的是民众在私人生活和私人交往过程中人与人或者说是个人与个人的直接人际关系。（5）二者在表达形式和传承方式上不同。由于教化伦理是社会利益与统治者利益的自觉表达，而且它往往是以系统的、理论的形式予以表达的，所以它是典型的社会意识形式。生活伦理则是在民众的生活中直接产生的，是民众生活方式的直接体现，又由于它是以非系统的、常识的形式予以表达的，所以它是以民众社会心理的形式存在的。从文化积累和传承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承载方式和传播方式都是不同的。以中国文化为例，在古代，教化伦理主要体现在士大夫的宏篇巨著中，得到了国家权力的肯定并被国家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加以推行。如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在汉代以后就具有了这样一种教化伦理的正统地位。民间生活伦理则主要存在于民间流传的谚语、传说、家训、童蒙读物、戏曲鼓词、民间信仰，以及民间文人的一些切近生活的言论等民间文化形式中。

社会日益世俗化、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些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对民众日常生活伦理的研究，不要站在以往圣人为民众立法的高高在上的立场上，也不要自以为掌握着道德真理而摆出一副要教化民众的架势，现代道德中的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现代伦理意识是一种在平等主体对话协商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共识。一种伦理体系，如果严重脱离民众的实际生活，就将成为伪善。因此，当代中国伦理学要想进步，真正发挥指导民众生活的作用，就必须实现立场和视角的转换。生活是伦理和道德产生与发展的源泉，若离开生活本身而从某一既定的伦理体系与道德原则出发来解读现实生活，就会本末倒置。加强对民众日常生活伦理的研究，将是中国伦理学新的突破点和生长点。

伦理学，作为哲学之价值论的核心，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就更应首先从事实与价值统一的层面面向生活、关注生活、描述生活、诠释生活，寻求生活的意义，指出生活的目标，揭示生活的价值，建构生活的规范，实现生活的目的，指导现实的人生。道德面向并贴近生活而不仅仅是面向并贴近政治，面向并贴近民众而不仅仅是面向并贴近官方，面向并贴近实践而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倡导，这也许正是我国当代道德建设的真正突破口。道德要源于日常生活并指导日常生活，这才是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的真正出路。

在我们看来，生活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日常生活行为伦理；（2）日常生活交往伦理；（3）民众价值心理研究。如果要简单地给上述三个方面各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行为、交往与价值心理。这三个方面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相互联系的逻辑体系。生活伦理首先要面向生活行为，对生活行为现象进行伦理分析与诠释，以指导民众建立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人的生活是社会生活，因此，人有其生活和交往的不同场域与交往对象，生活伦理应该从群体的视角和实存现状的角度来研究这些交往伦理，做出描述、分析、评估和引导。人的生活和交往都是在一定的深层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分析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心理，帮助人们厘清价值冲突，以正确的价值观指导民众的生活，这将是生活伦理学的归宿和目的。

从上述对生活伦理学研究之内容的描述中，我们感到这个研究主题与计划是很庞大的，人际间的交往伦理与社会群际性的交往伦理是有交叉的，对指导人们实践的价值心理与价值观念的厘清也有相当的难度。因此，后二者的研究工作尚待来日。当前，我们把生活伦理学的研究首先定位到“日常生活行为伦理学”，即上述的第一个方面。日常生活行为总是具体的、外显的，因而也是较易把握的。我们的中心问题就是：日常生活行为是由哪些伦理传统、习俗规范影响与指导的？日常生活行为体现了哪些文化传统与伦理规范？在时代与生活发生了变化的当代，究竟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与伦理规范才可以重新引导、规范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才可以使我们更有价值、尊严与合乎伦理地生活，才可以使生活更美好、更幸福？

日常生活是指那些日复一日地发生的、平常的生活。日常生活，是维系人的生命存在和延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庸常的、反复的生命活动，即日常实践或日用常行。按赫勒的理解，所谓日常生活，是“指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这一看法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与个体之生存、延续的联系。我们每个人要维持自己的生存，都离不开衣、食、住、行。寒冷时没有衣服穿，我们就会冻病甚至冻死；饥饿时没有食物吃，我们就会饿死；没有房子住，我们就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如果失去了腿脚而不能行走，我们的生活就会留下很多遗憾；如果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我们就会行之不远。其实，我们的生活不仅离不开衣、食、住、行，而且离不开语言或者言语，即说话。有意识、有表达、有交往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会说”。如果不是残疾人，1～2岁就会说话了，不仅会喊自己的爸爸妈妈，而且会表达生活的意愿和需要，如“我饿了”等。人要生存和发展，无论对工作的意义如何看，一般都要先有个工作，否则我们就可能无所事事。我们不仅需要工作，也需要休闲；不仅需要休闲，还需要娱乐。这一切都以身体健康为前提，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正常状态；如果失去健康，我们的生命存在和生存质量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健康既是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一种专门的生命活动，如锻炼身体、养生是为了更健康，医疗则是通过治疗疾病来维护人们的健康。我们在娘胎中被孕育，一朝来到这个世上，由此就开始了我们的人生之旅，它既有起点，又有终点。正是基于对日常生活之生命存在状态和生命活动的上述理解，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伦理学”研究包含了服饰、饮食、居住、行旅、言语、工作、休闲、娱乐、健康、生死十大领域的研究探讨，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目前，言语伦理与健康伦理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我们希望本书再出增订本时能补齐。

这项研究历时五年，实际加上酝酿准备历时已经有十年了。研究过程与快乐同在！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面向生活的伦理学研究总是令研究者充满关怀，其中的实践价值和社会认可的获得总令研究团队中的成员感到快乐！在研究团队中，除了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属于学友外，其他八名成员均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指导的已经毕业或者在读的博士，这保证了研究工作的有效性。所有分论题的研究都受到了我的学术思路的指导和影响，所有的研究写作计划都是在我的指导下制订的，毕业的学生和学友会经常交流研究思路与写作计划，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则是在我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的。这个项目很好地与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了，其中，服饰、饮食、工作、娱乐等章都是以一本博士论文为基础浓缩而成的。有些已经毕业的学生，不仅以此课题作为自己长期的学术研究方向，而且以此方向培养自己的学生；不仅在重要学术刊物《文化与哲学》上发表了论文，而且以此论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饮食伦理”一章的作者在不同年份以此论题为中心，拓展研究，分别获得了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研究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共发表了20多篇相关学术论文，这些阶段性成果体现了社会对相关研究的认可，令我们感到欣慰。

本书是我在自己学术生涯中所完成的一项由我领头而多人合作的集体成果。最初，我总是担心学生写不好，但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学术合作。今天，当本书完成之时，我心里无比欣慰。一方面，这么范围广泛的研究，以我一人之力，很难完成。另一方面，也确实应该相信新一代年轻学者的能力，实践证明他们值得信赖。虽然各章的思想、学术与文字水平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年轻学者的文献积累、学术态度、驾驭能力和文字表达都还是有相当功力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问题领域，通过这种合作，为学生确定了一定时期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特长，他们都有可能在该领域成为开拓者，因为很多论题在国内都是开研究之先河，他们也给出了比较好的答卷。在这些答卷中，有的以研究精深、系统见长，有的以具有哲学反思和批判性精神见长，有的以经史合一、言之有据见长。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虽然团队成员各自研究，但全书秉持的生活伦理学的文化-道德观视野是相同的，经史合一方法是相同的，思考主题和思想关怀是相同的。全书的学术质量和学术责任应该由我负责，在组织、引导、监督研究的全过程中，我一直力求学术态度上的科学严谨，以期取得较高的学术质量。虽然很多内容还有改进的空间，但我对本书在问题、体系、方法和各分论域内容的创新方面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本书对伦理与生活的关系特别是伦理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以独特的学术视角和创新精神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日常生活行为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与以往教化伦理学的致思方向和学术风格全然不同，这种全新的日常生活行为伦理学是面向民众的、生活的、实践的；是科学的、诠释的、反思的；是既“说事”又“说理”的，其应然的“道理”是从传统或者现代的“事实”中概括出来的，其“事实”是“道理”的基础，“道理”是“事实”的“应然”，而不像以往的教化伦理只是一味地给人们讲“应然”之理。这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生存的事实和意义的探索的统一，这也是我们经史合一方法的最大特点所在。因此，我们的研究不仅有视角的转化，而且包含方法论上的变革。我们的研究把叙事描述与诠释分析相结合，把历史透视与现实观照相结合，把社会观察与文化分析相结合，把价值批判与规范建构相结合。通过视角和方法的变革，欲实现下述研究目的：（1）探寻生活的意义；（2）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3）形成生活伦理的价值观念和规范；（4）指导民众的日常生活。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对推动中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转型，对促进伦理学的学术品质和科学精神发挥，对提升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对提升民众日常生活的伦理文明程度，发挥一些助益作用！2018年3月16日于北京总序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凝聚道德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中心环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道德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先后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多篇文章中都强调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对道德建设做出了全面的论述和部署：“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道德的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思想道德建设解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道德建设的保驾护航。当前中国的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然而，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正在不断发生变化，原先的道德基础受到严重冲击。在此情况下，道德建设需要全体国民集体参与，需要全体国民成为道德的守护者、监督者和表率。只有全面地了解、反映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的现状以及遇到的新问题，并结合相关理论提出解决对策，才能真正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素质，才能不断改善社会和国家的道德环境，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道德建设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伦理学作为与人类道德发展密切相关的哲学分支学科，需要跟上时代进步的步伐，从理论上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

为此，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宏观背景下，为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伦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我们策划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是一套开放的丛书，首批出版10卷，集中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最关切的伦理道德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陌生人之间的伦理、日常生活伦理、公务员道德建设、信息伦理和网络社会伦理、消费伦理、福利伦理、分配正义以及规范性和道德推理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探讨。丛书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创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市场经济条件下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有哪些规律，人们日常生活伦理有哪些特点等，这套丛书首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其次，政德建设是当代中国最具先导性的道德建设领域之一，对全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这套丛书不仅对公务员道德状况进行了研究概述，而且对中国特色政德建设的一般规律、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究。

再次，当今时代，信息伦理和网络社会伦理的公德问题日益突出，这套丛书对数字化生存的道德空间、网络道德建设问题表达了重要关切，进行了深入探讨。

又次，消费、福利、分配是经济伦理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加快，人们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拉大，经济领域中的消费、福利、分配问题日益成为伦理学研究和关注的对象。因此，这套丛书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最后，社会道德建设归根结底离不开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和道德行为选择的理性化，这套丛书专门从伦理学基本原理研究角度选择了这两个与道德建设密切相关并具有一定学理深度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规范性和道德推理问题。

这套丛书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的学术支持，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的编辑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此一并致谢。书中难免存在疏漏，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期待这套丛书作者和编者的辛勤努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与回应，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吴付来2018年9月15日序言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八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八十年。从1937到2017，从延安的陕北公学，到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正定的华北大学，再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历史沧桑，斗转星移，中国人民大学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八十年来，几代学人进行了殚精竭虑的学术探索，在治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杰出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发扬老一辈学者的笃实学风，同时借鉴了西方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有力推动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积淀，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内学科门类建设齐全，研究领域日渐拓展，研究水准不断提升，呈现出人才辈出、欣欣向荣的学术繁荣景象。

2017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部门下发了《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名单，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中国史、统计学、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14个一级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入选学科除统计学为理学学科外，其余全部为人文社会学科。

中国人民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和14个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是鼓励和认可，更是鞭策和期许。我们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如果我们将“双一流”的入选视为中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阶段开启新的征程的信号，那么当前，中国人民大学已经站在新的历史坐标点上。我们需要总结历史，更需要开拓未来。

2016年中，学校科研处的同志与我们谈起，他们准备在校庆年启动一项名为“百家廊文丛”的持续支持工程，希望通过多年连续性的资助，把学校各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所撰写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择优出版，系统性地展示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的整体学术水平。科研处作为管理和服务教师科学研究的机构，一直把提升科研品质、打造学术精品作为部门的责任。但是，客观讲，中国高校的文科科研经费投入还是有限的，怎样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需要、最出成效的地方，是中国人民大学多年来认真思考的问题。为了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科研处也做了许多有益的谋划，推动了学校科研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校庆年首度推出“百家廊文丛”，具有几层特殊的意义。首先，“百家廊文丛”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深厚学术实力。本年入选的多部著作各具特色，有的资料翔实，有的论述细密，有的条理畅达，有的富有文采，足以彰显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的学术实绩。其次，体现出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群体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沉人文情怀。有的学者耐得住寂寞，苦坐书斋；有的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遍寻一手数据。再次，丛书是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人大学者与国内外的学者之间架起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百家廊文丛”如能持续坚持下去，就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值得期待。

大学因学术而显厚重，因学者而富气象。“百家廊文丛”首批推出的著作，选题丰富多元，特别是对基础学科和学科基础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对于“基础学科和学科基础”的强调和看重，一直以来也是我校科研工作的指导方针。“百家廊文丛”如果能做到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就成功了。好的学术成果一定要能沉淀下来，而非过眼云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中国人民大学长期秉持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优良传统，始终践行着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不论是在抗战烽火中，还是在建国伊始；不论是遭受了“文革”的磨难，还是在改革开放中凤凰涅槃，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一方面坚守书斋、甘于清贫，另一方面又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民大学的命运从来与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而人大学者从来志向远大，他们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我们推出这套文丛，正是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文脉，弘扬砥砺奋进、实事求是精神的有益之举。“百家廊文丛”的名字，非常契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实际。因为“百家廊”是中国人民大学校内的著名风景，在李东东同志创作的《人民大学赋》中有云：“百家廊，檐飞七曜，柱立八荒，凝古今正气，汇中外学术。”我们认为，这几句话就是对即将面世的首批“百家廊文丛”的最好诠释。“百家廊中百家争鸣”，这套文丛是献给历经岁月沧桑、培育桃李芬芳的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校庆的一份心意，祝愿这所伟大的学校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往开来、再续辉煌。

是为序。导论

早在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指出，“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认为哲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或者“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才值得过”这个问题，用今天的提问方式来表达就是：“我们该怎样生活？”这是哲学、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生活哲学与伦理学就是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推动人们形成正确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实现幸福美好的生活。

马克思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并进而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这两段话告诉我们，一切学术研究和著述都应以诠释、指导生活为基础，为旨归。伦理学作为一门以人和人的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更应该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只有如此，才能取得真正的学术进步，从而为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和人生幸福做出贡献。

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第一节 生活、文化与伦理

生活，我们天天都在过，但似乎习而不察，生活是什么？生活与日常生活是完全等同的吗？从人生总体角度来看，我们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是生活为了符合伦理，还是伦理为了促进生活幸福？文化与伦理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生活伦理学所要回答的前提性问题。一、生活及其本质

何谓生活？简单说，“生活”就是生命的存在以及为了谋求生命存在与寻求人生价值而展开的人生活动。

谋生就是谋求生命的存在，即生存，生命的存在一定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此，人要谋求生命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就必须进行谋生的活动。作为文化承载者和有意识的主体，人肯定还要追求活着的意义与价值，因此，“生活”一词就必然包含人们对生活的意义、合理的生活方式的追求。综上所述，生活不仅是一种谋生的客观生命活动，而且是一种对生活的意义、合理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这才是人的“生活”。如果仅有“活命”和“谋生”，那么就难以区分人的“生活”和动物的“生存”；反过来说，是生活的“意义”“价值”“观念”“方式”这些精神性的、文化性的要素使人的“生活”区别于动物的“生存”。

因此，在研究“生活”时，我们一定要研究客观的社会生活和人的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唯有有意识自觉、价值引导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因此，也可以说，“生活”是人谋生的活动以及对其存在的意义、价值、合理生活方式的追求。“生活”这个词的核心含义是：生存与意义。“生存”就是活着或存在，它是前提；“意义”则体现着生活的价值与本质。那么，什么是“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常常包括如下疑问：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生活指向一个什么目的？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众多哲学家和普通民众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人作为万物之灵，其存在与活动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可以探索、创造价值与意义，因此，对生活之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创造，正是人与其他万物的不同之处。对生活之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创造，必然会使人们形成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观，这些也必然会以一定的观念、规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观念、规范、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在我们看来就是生活伦理。因此，伦理源于生活，是生活观念与规范的凝结。

要理解把握“生活”这个范畴，似乎还应该把握“生活”的若干特征：

第一，人是生活的主体。理性自觉与意义追求是人的生活的特质。生活是人的生活，生活只能由人来完成、来主导，人通过生活才能成为“人”，人在生活中存在，在生活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一切生物都要谋求生活，即个体生存与种族繁衍。动物的生存是完全依靠本能以适应自然的生活，而人的生活则是一种理智与理性的生活。所谓理智与理性的生活，就是指人对外在的生存条件不是被动地适应，而是通过主动地改造自然、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来服务并改善自己的生活。在这种为了生活、服务生活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就是社会文明，这其中不仅包括社会的物质成果，而且包括社会的精神成果。这种精神成果，不仅包括智力性的科学技术成果，而且包括对善的生活、合理生活方式的理解与追求。因此，所谓人的理智与理性的生活就是一种合乎科学规律、善的价值观念的生活。

第二，意义和价值的追寻与建构是生活的本质。追寻合理的生活方式，不仅是人类群居的需要，而且是人追求善良、健康的生活的内在需要。用中国哲学话语来讲，就是“成物”与“成己”。所谓“成物”，就是创造外在于自己的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对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所谓“成己”，就是在这种“成物”的创造过程中，使人自身内在的心智能力和道德人格得到发展与提升，人在行善利他的行为过程中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即慈善家、道德家、君子或圣贤。这种“成物”“成己”的创造文化、文明的生活，按中国古代经典《左传》所提出的“三不朽”观念来讲，“成物”可表现为“立功”“立言”，“成己”可表现为“立德”。

生活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动态展开过程，是人生的过程和体验，它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直接同一的。人是一种有意识的存在，这个存在既包含对过去的记录和反思，也包含以未来为指向的规划和憧憬。一个丧失对过去的全部或部分记忆的人，与一个不能规划或想象未来的人一样，只能过一种非常不完整的生活。与更充实的人生相联系的是人生计划，它是一个人的一组连贯的、系统的目标和意向，包含着一个人的持久价值承诺。在这个意义上，人必须有过一种好生活的理想，有对幸福的期待和追求，有自我完善的憧憬和目标，要不断实现从现实的我到理想的我的超越。意义和价值是未来、理想赋予我们的，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和人生没有了目标，那么就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或者说这种意义和价值就会有所减少。生活不仅要有目标，而且要有目标的实现和愉快的感受，这是幸福的组成部分。前者可能是幸福的客观要素，而后者则是幸福的主观体验。身体健康、丰衣足食、美丽的家园、良好的人际关系、安全公正的社会、健康的心智、快乐的心态、自我价值与尊严的实现，这些幸福的要素都是我们每个人所期盼和向往的，它们使我们的人生和生活有了目标与价值。

虽然生活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但是人的生活却有共同的本质、普遍的准则。生活的本质是人在自然和社会空间中，通过享受、占有、内化并创造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围绕人的生命存在和发展，所实现的有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能动的活动。人的生命存在是生活的基点，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追求是生活的展开过程，而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实现则是生活的归宿。生活的社会性决定了生活需要伦理的指导和调节。二、生活与伦理

生活与伦理的关系如何？是生活为了伦理，还是伦理为了生活？

显然，生活对于伦理来说具有存在的优先性，而伦理则赋予生活意义和价值。生活是事实存在，伦理是价值意义。生活是伦理的来源，伦理提升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伦理作为对人之意义和价值的追求，其目的肯定是使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对意义和价值的追求，以人的存在为前提，是人的生活的本质所在。

在生活与伦理的关系上，伦理以生活为前提，伦理源于生活，伦理是一定民族之文化核心价值观、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一定的伦理如果脱离了其生活本源，就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异己力量，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活”先于“善”，生活先于伦理，伦理“参与”生活而不仅仅“规范”生活。人为了“活”，有时可能会被迫放弃或违背“善”，这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倡导生活要有伦理，其本意在于让伦理影响、规范并引导生活。

强调生活之于伦理的这种先在性，就在于强调伦理源于生活，在发挥作用方面，一定要注重伦理生活化，也就是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一定要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贴近实践。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不脱离生活，才能内在于生活，才有生命力，才会实际发生作用。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不要高高在上，总是外在地强行规约生活。存在先于本质，生活必然先于伦理。“如果将人的本质规定类比为道德，将人的存在类比为生活，那也就可以得出人的生活先于人的道德之见解，而人正是通过后天的道德生活实践来生成和塑造自己的道德本质的。”

伦理需要融于生活，或者说生活中应该渗透着伦理。换句话说，生活虽然是伦理之源，但却需要接受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的指导。但这种指导最好不是强加于生活的，而是生活内在需要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必须落实于生活实践。“道德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生活，是为了人生活得幸福。远离人、远离生活、远离幸福的道德，必然是异化的道德，人、生活、幸福也必然远离它，抛弃人、抛弃生活、抛弃幸福的道德，也必然被人、被生活、被幸福所抛弃。”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弗兰克纳认为，“社会必须记住：道德是用来帮助人们善的生活的，而不是要对他们进行不必要的干涉。道德为人而设，不是人为了道德”。

另外，生活确实也离不开伦理的指导，伦理使人的生活更合理、更能体现人性的光辉、更能实现人的幸福。一个不讲伦理的人，他的生活不可能是美好的。没有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的指导与约束，生活就没有和谐，就没有光明。“在社会中，没有人认为流氓、无赖可以出人头地，流氓、无赖们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不公正的生活很容易成为缺乏保障和让人忧虑的生活。如果有人靠偷盗、诈骗发迹，那么他的财富最终极易化为乌有。”

伦理使我们纯粹的“自然生活”提升为“伦理或德性生活”。人们基于纯粹生理需求满足的生活是一种“自然生活”，而有人类文化与伦理指导的生活则是一种属人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伦理生活”。自然人经过“人化”后，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纯粹自然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人化”了。但也不可否认，处于不同人生境界的人，其“人化”“文化”“道德化”的程度是不同的。现代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在其《新原人》一书中把人生境界分成“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个层次。他认为，处于自然境界的人对生活的自觉性不高，“少知寡欲”“不著不察”，过着一种原始自然的生活。处于功利境界的人，其行为都有他们所确切了解的目的，但这种目的都是获利，而且都是获私利。处于道德境界的人，他们都知道人的生活离不开他人与社会，人要取得生活资料，就必须尽伦尽职。处于功利境界的人，其行为目的是求利，处于道德境界的人，其行为目的是行义，即遵照“应该”以行。行义之人，其行为不以求自己的利为目的，而是利人助人。处于天地境界之人的觉悟更高，他们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生活与道体完全合一，彻底觉解，知天乐命。

生活是生命的存在与延续，伦理是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规范体现。直面生活不仅要反思生活，而且要提升生活。伦理离不开生活，生活需要伦理来提升。生活只有经过文化、伦理的塑造与引领，才是真正人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生活。文化、伦理的价值就在于塑造与引领生活。

生活伦理的探讨与建设是为了伦理生活，但它并不等于伦理生活。追求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追求伦理是为了伦理生活。伦理生活是人的生命活动中已经具有伦理价值并符合伦理规范的善生活。它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道德思考与道德习惯。道德思考反思、批判现实并建构理想道德生活，而道德习惯则反映、体现现实生活。在人的伦理生活中，道德思考与道德习惯是统一的。为了追求理想的伦理生活，人们不断反思并改造现实的伦理生活，这构成了人类伦理生活的动态过程。三、日常生活

生活这一概念虽包含着上述丰富的含义和本质，但在狭义上往往是指与“政治生活”相区别的“日常生活”。“不同的社会对于何为‘日常生活’有着不同的观点。然而，它们都大致将‘日常’定义为日复一日所发生的事情，它们是那些源于寻常‘却没有明显标志的事情’。”“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状况有效地称之为‘生活世界’（life world），这个术语是在即将进入20世纪时由现象学派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创造的。”

日常生活是指那些日复一日地发生的、平常的生活。日常生活，是维系人的生命存在和延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庸常的、反复的生命活动，即日常实践或日用常行。按赫勒的理解，所谓日常生活，是“指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这一看法注意到了日常生活与个体之生存、延续的联系。我们每个人要维持自己的生存，都离不开衣、食、住、行。如果寒冷时没有衣服穿，我们就会冻病甚至冻死；饥饿时没有食物吃，我们就会饿死；没有房子住，我们就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如果失去了腿脚而不能行走，我们的生活就会留下很多遗憾；如果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我们就会行之不远。其实，我们的生活不仅离不开衣、食、住、行，而且离不开语言或者言语，即说话。有意识、有表达、有交往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就在于人“会说”。人要生存和发展，无论对工作的意义如何看，一般都要先有个工作，否则我们就可能无所事事。我们不仅需要工作，而且需要休闲、娱乐，而这一切都是以身体健康为前提的，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正常状态；如果失去健康，我们生命的存在和生存质量就会受到威胁。因此，健康既是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一种专门的生命活动，如锻炼身体、养生是为了更健康，医疗则是通过治疗疾病来维护人们的健康。我们在娘胎中被孕育，一朝来到这个世上，由此就开始了我们的人生之旅，它既有起点，又有终点。人的日常生活，我们都会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国汉族人正月初一要过年，正月十五要闹元宵，五月初五要包粽子，八月十五要吃月饼。清明节、冬至、大年三十还要去给祖先上坟。同时，每个生命个体一般都要经历出生、成年、婚嫁、丧葬等人生历程，生、老、病、死也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正是基于对日常生活的生命存在状态和生命活动的上述理解，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伦理学”研究才包含服饰、饮食、居住、行旅、言语、工作、休闲、娱乐、健康、生死十大领域。

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为了吃、穿、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去奔波、奋斗、交往。这种日常生活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按马克思的说法，这种日常生活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就是说人的日常生活是人的其他历史活动的起点。

制度生活是指人在特定的制度体系中展开的生活。在制度体系中，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念受到制度、社会给定的规范的约束，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往往通过与社会制度和规范相符的程度来加以判断，这些制度不仅具有规范的意义，而且具有法律的意义。制度生活往往不具有自在性，不是人的自在生活，而是一种社会制约性的生活，制度生活要求人们遵循制度和规范。日常生活是人的一种自在性的、自主性的生活，是在非制度约束情景中的生活。日常生活具有明显的自生性、习惯性和情感性等基本特征，这种生活“缺少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空间，人的行为以重复性的实践为特征，他直接被那些世代自发地继承下来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经验、规则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所左右”。尽管日常生活也受到社会制度和规范的影响，但在日常情景中，日常生活总是试图摆脱社会规范给定的约束。制度生活比日常生活更具有思维和理性的色彩，制度生活往往具有模式化、稳定性的特征，而日常生活则更具有情感性和情景性的特征，更具有活力，因而往往是生机盎然的、丰富多彩的。当然，日常生活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的，它同样具有生活的规则，只是不像制度生活那样认可制度或规则的理所当然。

日常生活确实具有某种客观的既成性、自在性。所谓既成性，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在出生来到这个世界时，就面临着国家、民族、家庭等既成的客观环境，这不仅是他只能认同、接受而无法选择的，而且他还会无形地受到这些既成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些既成客观环境塑造着他的生活习惯、日常趣味，制约着他的行为方式。所谓自在性，既指独立于人的目的性，也指与自觉相对的非反思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日常生活完全没有反思性，只是日常生活这种习而不察的特点，较之在一定意识形态或者制度指导约束下的高度自觉性而言，反思性与自觉性要稍微弱一些，这是对日常生活的主体来说的。对于一名日常生活的研究者来说，揭示人们日常生活行为背后习而不察的文化原因，则是一种非常自觉的研究活动。

西方文化比较强调生活世界与理念世界或者终极关怀的疏离，比如宗教，大多是以否定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从而超越现实世界，进入极乐世界为旨归的。可是，中国哲学却非常强调日用即道的观念，即强调人生、人伦之理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人生之道、人伦之理并不远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本来就没有什么道，人走得多了，就成为道路了。道，是人所共由之。因此，生活极高明的道理就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与人伦交往中。因此，“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的道，必须贯彻、完成于人伦日用中。

日常生活虽然离不开人与人的交往，但却体现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维护、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与确证，或者说，日常生活主要以个体为承担者。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一个人一天不吃饭还可以，如果几天不吃饭，生命就可能出现衰弱现象。这种维护生命存在的日常生活，相较于人的政治生活、科学生活、艺术生活，具有先在性。虽然各民族和地区的日常生活大体上差不多，但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所指出的，“即使是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换言之，每一个群体的生活世界是由这个群体的文化所塑造的。个人的生活世界，是由他们所属的不同群体中所有相互交织的文化力量组成，并且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语境所构建。”人类是文化的存在，人类的行为取决于人类不同的观念和态度——文化，也就是人类长期以来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或）养育人类成长的特定社会群体所形成的文化。“一个特定的群体如何思考和做某一件事，是由该群体的文化而非本能决定的。”反过来说，日常生活在自身延续的同时，也以习俗、常识、惯例、规范、传统等形式使一定民族与人群的文化成果得到了传承。因此，生活伦理学应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文化的诠释分析和价值评估。四、日常生活与伦理

在空间维度上，日常生活是由社会行动联结而成的，它不仅是生存、谋生的行动，而且包含人际间性的交往活动，可分为个人之“日用常行”和人际间的“人伦关系”两个方面。两个方面的重合构成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图景。正如德国学者许茨所说：“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文化世界。它之所以是主体间际的，是因为我们作为其他人之中的一群人生活在其中，通过共同影响和工作与他们联结在一起，理解他们并被他们所理解。它之所以是一个文化世界，是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日常生活世界从一开始就是意义的宇宙，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意义结构（a texture of meaning）。”这就是说，一方面，日常生活是实践的、行动的、交往的现实生命活动。另一方面，这种实践的、行动的、交往的现实生命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习俗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决定的，这两方面的交集使“日常生活世界”结构得以形成和维持。

日常生活中的人，首先是以个体性的“我”而存在的。生命、生活总是“我”的生命、生活，别人取代不了“我”的活动、选择与决定，“我”的生、老、病、死必须由“我”来承担。当然，人的存在和生活肯定也是社会性的、交往性的或者说人际间性的。“我”之生命存在，是由父母的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因此，“我”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要面对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如果“我”父母生了不止我一个，那么“我”就还要面对兄弟姐妹的长幼关系。“我”长大了，结婚了，就会面对夫妻关系；“我”在社会上讨生活、求发展，就要面对师生、朋友、同事、上下级等关系。这些日常活动与交往，离开了伦理的规约与指导，将无法顺利进行。

日常生活与伦理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而且通过风俗直接交集在一起，因为伦理在最初产生时就是一种习俗。习俗就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积累起来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人类社会在不发达的发展阶段，人的生活主要是求生存的日常生活，因此，这种社会条件下的伦理还不像后世发达社会中的伦理那样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在这种条件下，风俗与伦理有更多的重合性，因此，日常生活与习俗、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后来社会文明发达了，产生了制度、政治、知识等更加自觉的非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教化）伦理，但传统、习俗、常识、戒律等伦理形式还是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日常生活伦理与习俗的密切联系，使它与历史传统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它所继承的因素较多，变化的因素就较少。在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伦理奉行“道在日用常行间”，这意味着，日常生活的言行举动无不与伦理要求联系在一起，洒扫应对进退之中无不要求符合礼仪礼节，从寻常百姓的待人接物到皇亲国戚关乎社稷的祭祀朝拜，都无不为庞大的礼仪制度所覆盖。当然，这也是相对的，人类文化的进步，一方面需要保留传统与习俗，另一方面也需要与时俱进、移风易俗。新习俗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人的价值信念和生活方式，因此，日常生活与伦理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五、日常生活伦理的特点

日常生活伦理就是指这种直接产生于日常生活中的，与习俗、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保持高度一致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它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日常生活伦理具有基础性与先在性。日常生活伦理在人们的生活中具有基础性与先在性，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须臾离开的。在人们的生活中，这种日常生活伦理，对生活于一定历史文化中的个体来说，具有某种基础性与先在性，按罗尔斯的说法是一种“社会整体的契约”，对人们的观念与行为选择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型铸作用。正是这种基础性与先在性，使日常生活伦理更具客观性，更具普遍的约束力，而基于反思自觉的信仰与教化伦理则具有更多的应然倡导性。适应、遵循基于社会文化传统的日常生活伦理，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文明素质。

第二，日常生活伦理的实然性与应然性高度统一。“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的问题与‘应如何’的问题往往并不彼此相分。以常识而言，作为日常生活的调节者之一，常识不仅提供了对日常事实的解释，而且也构成了引导人们如何做的行为规范。同样，习俗、惯例、传统等等，也既涉及对世界的理解或规定，又包含着日常生活中应如何做的要求。从饮食起居的生活习惯，到洒扫应对等日用常行，都可以看到‘是什么’与‘应如何’的统一：对生活需要的意识以及对社会伦理关系的把握，往往同时也规定了相应的行为方式。”伦理规范、习俗或习惯通常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得以保持延续性和同质性的基本内容，它们原本就与日常生活世界相生相长，这说明，日常生活伦理，较之意识形态的教化伦理，具有实然与应然的高度统一性、知行合一性。意识形态立足教化，因此，可能具有更多的应然指向性，从而有可能疏离生活。我们的生活固然离不开一定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主流伦理的引领、规约，但确实也需要一种更加亲民的日常生活伦理。当然，日常生活世界并非自然就是规范化的、秩序化的，由于日常生活是异质成分驳杂混存的，稳定的生活秩序需要不断进行修补、调整才能得以保持，所以日常生活世界道德秩序的建构所做的工作是进行还原性的、合理性的理论论证，这恰恰也是日常生活行为伦理学所要做的工作。

第三，日常生活伦理具有习而不察的自发性与世俗性。日常生活伦理规范多是日常生活中普遍流行的、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是日常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对于道德主体来说，日常生活伦理虽然已经成为普遍的行为模式，但在意识上却不是非常自觉的，并且会被无意识地认为，践行这些伦理规范是理所当然的。正因如此，日常生活伦理世俗性强，超越性差，实用性与灵活性强，普遍性与原则性弱，会因不同主体、关系、情境而改变伦理态度与规范原则。但这并不是说它就没有任何基本的、普遍的德性与规范，按照赫勒的看法，“遵守诺言、讲真话、感恩和基本的忠诚是日常生活伦理的基本原则。尽管这四种德行在无数场合被抛弃，但它们依旧代表着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方面，舍此我们几乎没有机遇成功地驾驭日常生活的激流”。

第四，日常生活伦理具有经验性与具体性。从学理化或者制度化方面来比较，意识形态的教化伦理自觉性、抽象性高，日常生活伦理则总表现出质朴、具体的特点。日常生活伦理规范既然是规约具体日常生活的，那么它肯定会表现出一时一事何者当为、惯为的具体性，这种经验的、庸常的具体规范更能指导具体的实践，更能在主体间产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共感与共识，从而得到主体的普遍认同，因此，就更能有效地塑造、建构、指导、规约人们的日常生活。六、文化与伦理

生活对伦理的先在性，伦理对生活的依赖性与引导性，要求我们以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伦理的来源和本质。“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唯此所谓人生，并不指个人人生而言。每一个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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