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蒙娜丽莎微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意）安东涅塔·皮尼亚泰利·帕拉迪诺（Antonietta Pignatelli Palladino）著 王宝泉 译审 刘湃 宋承杰 向菲 译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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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的蒙娜丽莎微笑试读：

尽管本书作者不是一位汉学家，但她做出了这样一个“怪诞”的推断：达·芬奇可能了解一些东方的哲学、数学、几何学、绘画和建筑学等文化知识，特别是中国的道教思想对其产生过重要影响。下面这幅达·芬奇的亲笔手稿就是众多佐证之一。

通过本书不长的篇幅，作者尝试了以“评估和想象”的方式来分析这些东方知识元素是如何从当时世界的“中部地区”到达西方世界的，这就涉及了人们与临近地区和远方地区进行沟通交流的问题，这会涉及消费品和地域的物质交流。当然，每一次交往几乎都会伴随着广义上的文化知识交流。在中西方的交流史上，丝绸之路是重要的渠道之一，可惜关于这一条路的记载，虽然史料丰富，但年代的记载却不够完善，同时，军事战乱和文化宗教“战争”也导致了很多历史文献在丝绸之路上“消失”。

达·芬奇是否受到过东方文化的影响？至今在文化和艺术界还尚无深入研究，而本书的出版，无疑会成为开启这一问题讨论大门的敲门砖。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建达第一章丝绸之路，幻方之路引　言达·芬奇的思想体系与中国有多少联系

天才发明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莱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绝对的旷世奇才，对西方科学和艺术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如果在今天，有人提出达·芬奇的思想中含有千丝万缕的中国元素，那么我想，多数人，特别是欧洲人，都会将这一命题定义为天方夜谭。有趣的是，本书所要谈的正是这样一个颠覆性话题。

在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带领读者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思维旅行，重新涉足于古老的丝绸之路。这条路始于西安，途经新疆吐鲁番、中亚撒马尔罕、中东巴格达，到达君士坦丁堡后继续向西延伸，有一条深入地中海，经埃及、西班牙，最终到达罗马；还有一条则经希腊到达亚平宁半岛，贯穿拉维纳、帕维亚、威尼斯和米兰等历史名城，进入欧洲大陆。应该说，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东西方的贸易之路，这条路与食盐、大米、宝石和香料等多条商路“共生”。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文化之路。这条路实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互联互通，西方人通过这条路到达东方的重要地区，将西方文化之种播撒在当地最古老的图书馆中，作为交换，他们则得到了东方的商品和技术，了解了东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精髓，这其中，就包括中国道教的九宫图奥秘，而本书所要谈的达·芬奇作品中的中国元素，正是出自这一奥秘。

不过要知道，九宫图的西渐之路并非一路平坦。由于当时还没有复印技术，九宫图的相关文献均以手抄稿的形式进行传播，这些手抄稿通常被卷起后装入麻袋中，随骆驼商队一起向西前行。这一旅途要经过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样最艰苦的地带，还要经历风沙等最艰苦的气候磨难，这都为九宫图的西行制造了无数困难。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历史学家雅库比（阿拉伯语：）在其著作《列国志》（阿拉伯语：　，Kitab al-Buldan）中对此进行了最早记载。尽管在严寒酷暑中旅行艰苦异常，但商队还是承受住了巨大考验，他们跋山涉水，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带的险要峡谷，最终奇迹般地走通了这条道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全球化现象，这在如今仍堪称一大惊世壮举。而与丝绸、大米等物质商品一起，九宫图手抄稿作为文化产品，也历经一路风吹雨打的洗礼，最终到达了西方。

从公元19世纪中叶起，这条路将被统一命名为“丝绸之路”。

中国远古神话的“三皇”，指的是三位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半人半神的君主，他们运用神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他们的统治下，人类社会度过了长时期的安宁。中国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这三位神明分别是：伏羲、女娲和神农。作为文化普及，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位神明：

根据神话传说，伏羲与女娲兄妹相婚，他们被认为是中国人文制度的始祖。神农，又名五谷帝仙，传说中国古代的农业技术就是由神农传授的。神农的生卒年份大约在公元前2838年至公元前2698年，这位神话英雄被称作是中国的农业之父，他教会了人们如何靠耕种五谷来充饥糊口，以此来避免捕杀动物。此外，神农还发明了针灸，被认为是中医始祖。

除“三皇”外，与中国文化起源有关的神话还有很多，比如西陵氏养蚕的传说。相传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发现了蚕能吐丝，于是就将这一秘密在她的人民中传播开来，从此，中国人学会了养蚕。为了感谢西陵氏带来的福祉，人们将她尊为“蚕神”。中国人非常珍惜养蚕这项技术，曾努力保守着其中的秘密，不向别国外传。

从以上这些古老的中国神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耕种、针灸和养蚕这些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而作为同时期产物，九宫图的起源也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那么，它的起源又伴随着怎样的神话传说呢？

据传在公元前2008年时，洛河涨水，洪涝成灾，为了使大水退去，当地人举行了祭祀活动。奇怪的是，每次祭祀过后，洛河中就会浮上来一只乌龟，而洪水却并未退去。多次祭祀之后，一位孩童发现，每当这只乌龟在涨水时浮上来后，龟背上都会出现奇怪的花点图案，当时的智者认为这些花点代表的是数字，如果将这些数字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在3×3规格的9格正方形中，纵向、横向和两条对角线上的三个数字之和都为15（如下图）。人们将这一现象解读为河神的意愿：希望人们建造河堤来抗洪。最终，人们靠这幅图的指引治水成功。这幅图被称为洛书，也就是最早的九宫图形态。智者们认为，九宫图揭示了大自然的运行规律，从数字1（代表万物之始），到数字9（代表万物之终），每个数字都有吉祥之意，数字5在九宫图中间，代表着万物的和谐运行。横向、纵向和对角线三个方向的三个数字之和为15，代表着阳历24节气中每节气为15天，在九宫图中外框8个数字的奇偶变化则预示着道教阴阳的交替变化。

具体来说，九宫图中的偶数代表着“阴”，奇数代表着“阳”，数字5则代表着五行中的“土”，4和9代表着“金”，2和7代表着“火”，1和6代表着“水”，3和8则代表着“木”。

随后，洛书成为风靡于亚洲各地的护身符原型，具有向上帝祈福的象征意义。人们往往在九宫图的形态基础上，在金属，特别是珍贵金属或是皮革上刻上不同图案，作为挂件戴于项上，用以祛灾避邪。

这些护身符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交易品，与盐、大米、香料、宝石等其他商品一道，从远东地区传到了当时的世界各地，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护身符呈圆形，代表上天，中间的方孔代表大地。下图为一些实例：

除宗教用途外，九宫图对人类更大的贡献体现在数学领域。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数学家对九宫图在数学领域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汉朝《九章算术》的第八章通篇来阐述解方程原理，其中的数字就是按照九宫图的模式进行排列，而宋代数学家杨辉在其著作《详解九章算术》中，更是对九宫图的数学作用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通［1］过丝绸之路，九宫图首先传入了印度和波斯，随后由阿拉伯人传［2］［3］入欧洲。阿拉伯著名数学家塔比·伊本·库拉于公元9世纪初在巴格达将九宫图的手稿文献从古希腊语和叙利亚语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大约在990年，九宫图被记载到阿拉伯文献《精诚兄弟会典》（阿拉伯语：　）中，这是一部由巴士拉的阿拉伯学者们编纂的百科

［4］全书。

被称为“智者”的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Alfonso X），对占星学颇有研究，他在公元13世纪创建了著名的托莱多（Toledo）翻译学校，促进了阿拉伯典籍在西班牙的传播。在他的政策推动下，该机构中的学者们编写了古代占星学典籍《阿方索星表》（西班牙语：El libro del saber de Astrologia），同时，阿方索十世自己也参与编写了《碑文》（Il Lapidario）一书，其中总结了占星学与炼金术的相关概念，将每一种矿物与一颗行星相对应，每一颗行星又对应着一个特定规格的九宫图。今天的梵蒂冈图书馆收藏着一部关于这一主题的西班牙语手稿（手稿年代为1283年），该手稿可能就是由阿方索十世所著。

在公元14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占星学家保罗·达戈马利（Paolo Dagomari）发表过一篇关于九宫图的论著，这部文献的手稿现存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中。在这一史料中记载了6×6与9×9规格的九宫图（所在手稿文献编号为2433，相关内容在第20—21页），分别代表着占星学中的太阳与月亮。另外，达戈马利还出版过一部名为《算术，天文及自然和医学的秘密》（Trattato d’abbacco，d’astronomia e dei segreti naturali e medicinali）的相关论著。

随着数学在欧洲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欧洲数学家开始思考如何将数学运用到其他领域中。1464年，德国数学家约翰·缪勒（Johannes Müller）曾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做过一场关于数学价值与用途的专题讲座，他认为，数学在所有中间科学中都可以发挥其量化科学的作用，这里所谓的中间科学涵盖了天文学、音乐、透视学（即光学）等多领域学科。约翰·缪勒认为：对于艺术家、手工艺家和器具制造者来说，数学都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工具。

1444年，德国神学家尼古劳斯·冯·库斯（Nikolaus von Kues）编写了著作《数学的完美》。毕业于帕多瓦大学的意大利数学家托斯卡内利（Paolo da Pozzo Toscanelli）是著名建筑师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好友，他曾教授著名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数学知识，并帮助其进行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的建筑计算。

到了文艺复兴之前和文艺复兴期间，九宫图已经与组合算术、炼金术和占星学等学科一样，成为众多学者非常痴迷的一门学问。方济各会教士、著名数学家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下图为其肖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从事广义上的应用数学研究，曾在组合算术和固体几何的研究中做过大胆尝试，把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的知识运用在相关研究中，其中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围绕着九宫图展开的。这么说来，他能对九宫图产生研究兴趣就不足为奇了。在其手稿著作《数字的力量》（De viribus quantitatis）中，帕乔利这样写道：“数字从1到9，排列在3×3的正方形九宫格中，每个数字都代表着相对行星的直径长度。”（下图为帕乔利的相关手稿）可见，当时帕乔利已经把九宫图知识运用在了天文学中。第一节　丝绸之路

在简单了解了九宫图对欧洲科学发展的影响后，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条将九宫图从中国带向欧洲的丝绸之路。

188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ofen）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德语：die Seidenstrasse）这一概念，用来指代连接中国古都长安（今陕西省省会西安）和地中海东西两岸的各条交织的商路，这条路的终点是西方重要的古都——永恒之城罗马。这条路途经的地域长期由各民族的游牧民涉足，大方向由东向西延伸，在亚洲地域还有由北向南贯穿的路线。没人能够确切地知晓这条路是如何形成的，也没人知道它具体是在何时出现的，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在这条路上，分布着在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几大文明，这些文明通过这条路完成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与临近文明之间的互联互通。下面我们将对丝绸之路上的这几大文明进行详细介绍。首先来了解一下伟大的波斯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留下的足迹——波斯御道。第二节 波斯御道与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

波斯御道的起源远比它这个名字的出现要早。公元前2500年苏美尔人就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而波斯帝国则“诞生”于公元前7世纪，最早由不同的游牧部落聚集到一起，定居在现今伊朗南部地区。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世纪下令建造“御道”，其总长2699公里，东起波斯波利斯，西至小亚细亚中部古国吕底亚（Lidia）的首都萨第斯（Sardi），位于现在土耳其境内。

所谓“御道”，实际上是波斯人修复了难以涉足的古道后，再与当时已有的道路系统进行连通创建而成的。沿着波斯御道，可从当时的都城波斯波利斯出发一路到达巴比伦、尼尼微和地中海沿岸。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Erodoto）曾将波斯御道全程走遍，他写道：“御道的路况极好，波斯信差通过骑马和接力的方式能在9天内走完全程，将外交信件和文书带给波斯国王……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些波斯信差还要走得快了……不论是雨雪、炎热还是夜之黑暗，都不能阻止这些信差以极限速度完成他们的工作。”

在波斯王国这片庞大的土地上，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国家长期共存，而阿契美尼德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它们统一到了一个领导者之下。在宗教领域，波斯王国并不干涉地方保留各自的信仰，这对于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波斯御道上的第一位外来征服者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ssandro Magno，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作为公认的历史上最为杰出的战略家之一，他仅用12年时间就“统一”了从现今埃及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直至印度南部的辽阔地域。也可以说他正是沿着波斯御道完成了这一征服伟业。

普鲁塔克（Plutarco，46年—125年）在《比较列传》（Vite Parallele）中的描述足以证明波斯王国及其道路体系的伟大，当然还有亚历山大的威名：“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掠夺了波斯波利斯城，他使用了两万头骡子和五千匹骆驼来运送王城抢来的财宝。”［5］

公元前333年，亚历山大大帝在伊苏斯完胜大流士三世（Dario III），占领了波斯帝国所有沿地中海领土，从而保证了他在挺进亚洲腹地的过程中不会后背受敌。亚历山大大帝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攻陷了叙利亚、腓尼基和埃及。他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建起了亚历山大港（Alessandria），并冒险穿越了浩瀚的沙漠到达锡瓦绿［6］洲，在阿蒙神庙受到祭祀的青睐，受封成为法老的合法继承者。在此之后，亚历山大重新回到亚洲。

值得一提的是，在向东征服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大帝坚持认为占领巴克特拉（Bactria）至关重要。巴克特拉是巴克特里亚国（Battriana）的都城，与粟特（Sodgiana）接壤，后者位于中亚西部，［7］靠近帕米尔高原，是连接东西方商路的战略要地。

公元前323年6月10日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去世。马其顿人庞大的帝国随即土崩瓦解，分裂为多个小国，其中最重要的是托勒密一世（Tolomeo I）所继承的埃及王国。作为亚历山大最忠诚的将领之一，托勒密参与了对抗波斯帝国的所有战役，并接受了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即不断扩大亚历山大港的影响力，使马其顿皇帝的丰功伟业能够代代相传。亚历山大城建于公元前331年，值得一提的是城内设有［8］一座图书馆，后来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最为重要的图书馆。第三节　汉朝与罗马帝国

汉朝和罗马帝国在世界古代历史中具有不可置疑的重要地位。这两个灿烂的文明孕育出了外在形态截然不同的霸权统治，但其内在的结构却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外两个王朝都设立了诸多法律规则，不但影响了其后几个世纪的历史，更为一些沿用至今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打下了基础。

汉朝与罗马帝国都认为各自是当时已知世界的中心。在两者间的贸易往来中，帕提亚人扮演了重要的中间商角色，他们最为重要的贸易品之一就是丝绸。关于丝绸的制作，老普林尼（Plinio il Vecchio）在其著作《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中曾写道：“最早的生产者是所谓的‘赛里斯人’（Seri），这一民族以其在森林里所产的丝线而闻名。他们把树叶浸入水中抽出树叶上的白色部分。正是由于在遥远的东方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贵妇们才能够身着清透的衣衫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下……”

罗马帝国和汉朝拥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希望将活跃在那条“古代最重要的商业和文化之路”上的所有“中间商”全部予以清除。他们的军事目标和共同敌人就是波斯，后者的大量财富都源自其地处欧亚商道中间的优越战略位置。

对波斯发动战争是几乎每一位罗马皇帝的夙愿。但当时的帕提亚（Partia）具有极其高超的外交手腕，总能通过灵活的对外政策，纵横捭阖于东西方之间，使汉朝和罗马帝国从未取得过直接的联系。

公元前130年开始，汉朝加强了向中亚地区派驻使节的力度。在［9］张骞与中亚各国建立联系后，汉武帝对发展和中亚（西域）的商业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费尔干纳（Ferghana）、巴克特里亚和帕提亚三个国家。

帕提亚是波斯以北的一片区域，位于今天的伊朗东北部。其统治者安息王朝曾属于一个古代伊朗部落，后在亚历山大大帝同时期定居于此。帕提亚帝国最辉煌的时期是公元前1世纪，其领土西至幼发拉［10］底河，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东南部，向东直至伊朗东部。

罗马帝国和汉朝最有可能发生的一次接触，或者说冲突，是在公元1世纪，当时的罗马在图拉真皇帝（Traiano）统治之下。两大帝国各自的边界已几乎在美索不达米亚靠近泰西封城（Ctesifonte）的地［11］区触碰到。随着帝国在中东地区的扩张，罗马人开始与印度和［12］中国进行贸易，同时他们也大力发展海上运输，尤其是在征服了埃及之后。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e）曾写道：“在奥古斯都时代，掌握了季风的规律后，每年有几乎120艘船从红海沿岸的米奥斯贺而莫斯（Myos Hormos）扬帆驶向印度。”

但是，与东方开展贸易的结果是罗马耗费了自己的大量黄金。老普林尼在书中对此有过这样的抱怨：“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每年向帝国要去1亿金币！”第四节　东罗马帝国

连接东西方的纽带上还有一个特殊之地，即拜占庭。这座城市建于公元前605年，其建立者拜占斯（Bysaz）被认为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拜占庭地理位置特殊，同时扼守博斯普鲁斯与赫勒斯滂（达达尼尔）两条海峡，作为重要港口连接了东西方之间的所有商贸活动，同时也是连接当时已知世界两个端点的“海上大门”。

公元4世纪，拜占庭被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改名为君士坦丁堡。532年由于民众暴乱，整座城市几乎毁坏殆尽，后由查士丁尼皇帝（Giustiniano）进行了重建。在那一时期，君士坦丁堡依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控制了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商业运输活动。当时的欧洲国家由于蛮族入侵日渐贫穷，比起他们，拜占庭人更愿意与远东地区开展贸易，其中就包括中国。中国生产丝绸出口，同时从拜占庭进口叙利亚出产的陶器和织物。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货币，发现于印度南部的普杜库台（Pudukottai），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无论对于君士坦丁堡还是西罗马帝国，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最大障碍仍旧是帕提亚，要到达中国就必须经过其领土。查士丁尼皇帝试图通过开辟新路线来解决这一问题，他的想法是走海路，经过红海和印度洋最终到达中国。公元6世纪，两个从中国回来的拜占庭僧侣向罗马皇帝揭开了丝绸生产的奥秘。据史料记载，从公元5世纪开始叙利亚地区就有了桑蚕养殖活动，并很快扩展至整个小亚细亚。但不久之后，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崛起，拜占庭帝国失去了那一地区的土地，丝绸制造业被迫进行调整，桑蚕的养殖逐渐迁至巴尔干国家和意大利沿［13］地中海区域。丝绸生产成为帝国的垄断行业。第五节　阿拉伯人的统治

公元7世纪到12世纪，阿拉伯人的统治持续扩张。从政治、经济、商业，乃至文化的角度来看，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位置都显得十分重要，它们成为连接东西方古老文明的桥梁，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交流愈发频繁。而此前，这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仅局限在中国和印度。

在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数学和占星学的思维中，东方的数学思想，包括中国、印度、巴比伦，与西方的数学思想，比如希腊和古希腊，在这一时期都有着充分的融合。阿拉伯人发现印度数字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各国。这就是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阿拉伯数字。

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阿拉伯人把都城建立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后来在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都城迁往了巴格达。大马士革是在遭遇了一场为期六个月的包围后被占领的。在哈里发·倭马亚王朝第一任统治者——艾比·苏富扬（Abi Sufyan）的带领下，从661年到680年，大马士革成了哈里发的都城。这个庞大的帝国，横跨大西洋、中亚，一直延伸至印度河。在当时的大马士革城，修建了新的居民区、楼房和医院；供水设施得到了改善，彼时修建的纳赫尔·雅济德（Nahr Yazid）运河，至今仍然存在。然而，这一时期的辉煌，却随着阿拔斯王朝登上权力的宝座而终结。阿拔斯王朝推翻了倭马亚王朝，［14］并迁都至巴格达。第六节　蒙古帝国

自伊斯兰王朝往后四个多世纪，统一从西方到中国的领土是由蒙古人完成的。1206年，蒙古各部落统一，并诞生了一位卓越的领袖——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迅速扩张领土，领土范围从中国向东延伸至地中海西岸，向南至波斯。

在统一的领导下，如此大面积的领土统一，使得东西方的文化和经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路线很可能集中在更靠北的地区，即西起黑海，而非地中海东岸，然后沿北纬45度向前延伸，而不是穿越南部的帕米尔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1261年，几个来自欧洲北部的商人，成为最早抵达中国的欧洲人。后来，过了许多个世纪，才有其他的欧洲人来到这片土地。从那以后，就有很多传教士和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开启他们的旅行。

这其中，有史料记载的，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71年，在他17岁的时候，曾随父亲和叔叔来到了东方。马可·波罗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部支线，穿越波斯，最终抵达北京忽必烈可汗的官邸。在那里，他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沿海路返回意大利，途经苏门答腊、印度，登陆霍尔木兹，后又辗转君士坦丁堡，最终回到威尼斯。公元14世纪，西方和中国的文化、商贸往来十分频繁。当时，在中国北京，还建立了第一座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府。

早在1260年，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波罗（Niccolò）和他的弟弟马特奥·波罗（Matteo）就曾出发前往东方，他们此次旅行为后来有马可·波罗随行的旅途做了铺垫，关于这次旅行马可·波罗本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进行了讲述。

尼科洛和马特奥兄弟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这次旅行将他们带到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蒙古帝国的领土已经扩张至此。他们身上带着欧洲生产的镶有珍贵宝石的饰品，准备敬献给亚洲富庶的君主们。

两兄弟先到了萨莱（Sarai），这里距今天的阿斯特拉罕（Astrachan）不远；尔后又到了蒙古帝国的都城不里阿尔（Bolgara）。他们穿过大草原，走过中亚，一直来到契丹（catai），即中国北部。他们在堪巴禄克（Cambaluc，蒙古人所谓可汗之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受到了鞑靼人（Tartari）的君主、中国皇帝忽必烈可汗的接见。

波罗兄弟出发的时候，身份是商人，然而他们却把这一场商贸活动，演变成了可汗与教皇之间的外交行为，进一步建立了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连接。

后来，他们留在忽必烈身边效劳，由于“没有什么缘由可以让他们离开”，这一待就是17年。马可·波罗把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通过《马可·波罗游记》告知后人。他传递出了一种正面的信息，包括容忍、乐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在七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彰显出它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另一条丝绸之路。这条路处在更加偏南的地方，其起点位于今天的广州，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这里被称作“Zaiton”，经海路，越过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印度，以及东非。在游记中，马可·波罗描述了一段对广州的回忆，他把这里比作“东方威尼斯”，他写道，“广［15］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

丝绸之路是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相互交流的最为重要的源头。正是由于这种全球化的最初雏形，佛教得以跨越艰难险阻的喜马拉雅山脉，来到中国、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伊斯兰教才可以抵达中亚。新文化总是应运而生的，而陈旧的内容则会随着岁月陨落，难逃被践踏的命运。【注释】

［1］ 4×4规格的九宫图由印度数学家瓦拉哈米拉（Varahamira）在公元11世纪发明。

［2］ 塔比·伊本·库拉（阿拉伯语：Thābit ibn Qurra，826年生于哈兰，901年卒于巴格达），阿拉伯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精通古希腊语和叙利亚语，曾将多部古希腊语和叙利亚语典籍翻译为阿拉伯语版本。他是当时巴格达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当时，在巴格达的翻译工作都是由在特定领域的饱学之士负责的。另外，数学家法雷西（Al-Farisi，生于1260年，卒年不明）曾根据中国和印度典籍方面的知识，编写了一部关于组合算数的概要书籍。

［3］ 在750年之后，得益于几位哈里发对于文化艺术事业的资助，很多来自叙利亚、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被召唤到巴格达，这座城市也由此成为继亚历山德里亚之后新的文化之都。此外，位于印度和希腊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也为巴格达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做出了贡献。哈里发马蒙（al-Mamun），在一次梦到亚里士多德之后，曾派使团出访拜见拜占庭皇帝，以收集在寺庙中的希腊文手稿典籍。之后，马蒙在巴格达设立了一所翻译学校，学校拥有一所可与亚历山德里亚博物馆相媲美的大规模图书馆，在学校中，云集着饱学之士与翻译专家。翻译家们负责将古希腊文的科学和哲学典籍先后翻译成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这就要求当时的翻译家们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文化功底，同时还要精通希腊文，这些也是当时的叙利亚宗教民族特有的素质。实际上，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人，从他们皈依基督教那一时期开始，就对希腊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希腊的哲学与科学典籍情有独钟。

［4］ 古希腊语是指由希腊民族所说的语言，这里的希腊民族既包括在希腊境内的希腊人，也包括在从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5世纪以来定居在其他地区的希腊人。古希腊语在公元6世纪到公元15世纪演变为中世纪希腊语，或称拜占庭希腊语，从公元16世纪起被现代希腊语所取代。

得益于阿拉伯文化的贡献，九宫图的深入研究逐渐传入西方国家。在公元13世纪，马努埃尔·马斯科波洛（Manuel Moschopoulos）在分析了阿拉伯人布尼的著作后，编写了一本关于九宫图的书籍，在书中，从3×3，4×4，直到9×9的7种不同规格的九宫图被用来指代当时为人所熟知的7大行星，7个九宫图的规格大小按照当时迦勒底人规定的7大行星大小次序来排列。

马努埃尔·马斯科波洛曾是君士坦丁堡大学翻译学院里最富有学识的翻译家之一，他曾受到来自巴格达翻译学院的阿拉伯数学家布尼的启发，编写过一部关于九宫图的数学论著。马斯科波洛师从一位名叫普拉努德（Planude）的拜占庭僧侣，这位僧侣曾作为使节出访威尼 斯，他写过名为《印度人算术》（Aritmetica secondo gli Indiani）的数学著作。马斯科波洛于1316年去世。

［5］《历史》由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罗多德著于公元前440年至公元前429年，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流传下来的历史散文。书中详细描述了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之间发生的战争。《对传》，也叫《希腊罗马名人传》，内容包括23对名人传记，每一组都讲述一个希腊名人和一个罗马名人。这一系列名人传记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通过把名人两两配对比较的方式揭示他们共同的缺点和美德。

［6］ 汉斯·约阿西姆·格尔克（Hans-Joachim GehrKe），德国弗赖

堡大学古代历史系教授，在其著作《亚历山大大帝》（Mulino出版社）中详细考证了波斯波利斯城被掠夺的细节，以及亚历山大大帝在征讨并灭亡波斯帝国的进程中经过的波斯御道陆路及海路情况。在所有格尔克提供的例证中，我们引用其最为重要的一个：南路从中国出发，向南穿过四川和印度直达印度洋。通过诸多沿海港口继续向西方延伸（经过亚丁湾进入红海及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直到在某一点上连接马其顿海军统帅尼阿卡斯（Nearco）的海上航线。“这次旅行带来了关于波斯御道和阿拉伯半岛更为确切的信息，阿拉伯半岛通过一片多山海岬和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直接来到波斯沿海地区。当尼阿卡斯的舰队到达霍尔木兹海峡时，亚历山大正在不远处的卡尔马尼亚进行休整，于是两人顺利会师并举办了狂欢庆祝活动。但随后马上又踏上了各自的征程：尼阿卡斯的舰队沿海岸继续前进到达苏萨后北上底格里斯河，而亚历山大则率军沿着波斯御道一路杀到波斯波利斯。”“尼阿卡斯，生于克里特，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海军军官。公元前326年被亚历山大任命为舰队司令派去寻找从印度到波斯的海上航线，同时搜集沿海地区的准确情报。他在结束任务后写了一篇详实而可靠的报告。”——普鲁塔克

［7］ 汉斯·约阿西姆·格尔克（Hans-Joachim GehrKe）写道：“马其顿统帅亚历山大为了避免粟特人的顽强抵抗，决定和反抗部落首领奥克夏特斯（Ossiarte）的女儿罗克珊娜公主（Rossane）结婚。”

以下这副精美的壁画中可以看到亚历山大和罗克珊娜对话的场景。这幅作品是詹巴蒂斯塔·克罗萨托（Giambattista Crosato）1753年以亚历山大大帝为主题所作系列壁画中的一幅，也是公元17世纪威尼斯画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目前陈列在威尼斯马尔切洛宫的舞会厅中。［8］ 法勒鲁姆的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lerum）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Teofrasto）的朋友，也是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图书馆的创建人。

［9］ “费尔干纳（大宛），巴克特里亚（大夏）和帕提亚（安息）都是幅员辽阔的国家并且盛产珍稀物品。当地人定居在一处，从事着和汉人差不多的劳动。但他们的军队非常孱弱并且看重中国所产的丰富商品。于是汉朝每十年都会派大量使节到这些国家，其中有叙利亚的塞琉西王国，安息（帕提亚），奄蔡（后改名为阿兰聊国），条支（迦勒底），天竺（印度西北部）。”《后汉书》

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节张骞向汉武帝报告说在费尔干纳（大宛）见到一种骏马，奔跑时流出的汗呈血色，是所有马中最有耐力的。当时的汉朝正受游牧民族匈奴人的侵扰，汉武帝决定训练骑兵对抗匈奴。马是草原游牧民族主要的交通工具和最忠诚的伙伴，但在汉朝 军队中并不多见。

汉武帝派出多名使节携带礼物前往费尔干纳（中国人当时称其为“大宛”），向国王交涉希望能得到汗血宝马。但是大宛国王拒绝了这一请求，于是汉武帝在104年派将军李广利率领六千人进攻大宛国都城，但并未攻下。汉武帝第二次派出六万人大军终于得偿所愿，把“天马”带回中国，并约定每年大宛向汉朝进贡两匹良马。

［10］ “永元9年（公元97年），甘英奉班固之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经条支等国到达安息（帕提亚）西界的西海（波斯湾）沿岸……”（《后汉书》卷八十八记载“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后汉书》是中国官方纪传体史书，写于公元5世纪，参考了大量史料和前朝文件，内容涵盖公元25年至229年整个东汉时期的历史。）

甘英是汉朝著名的使节、探险家和军人，他留下了关于当时中亚国家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的详细报告。在帕提亚受阻后，为了使探险活动不以失败收场，甘英从其他渠道获得了罗马帝国的信息并上报给朝廷。他正确地判断出了罗马帝国位于丝绸之路向西方向的终点：“……土多金银奇宝。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后汉书》卷八十八）尽管未曾到过罗马，甘英却是古代最接近西方的中国人。

［11］ 泰西封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由于它特殊的战略位置，成为罗马皇帝的征服对象。罗马帝国最后一次试图占领该城是在283年，但奥勒留皇帝攻破泰西封不久后即染病去世。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泰西封被拜占庭帝国夺取，后在637年被纳入了阿拉伯哈里发的版图。

［12］ 古罗马的地理学家对当时的中国非常了解。“中国”这一名字和其地理位置在托勒密地图中有详细记载。托勒密世界地图，根据托勒密《地理学》（约150年）于公元15世纪重绘而成。地图最右端标有“赛里斯”（中国），此外还有“塔普拉班”岛（Taprobane），也就是斯里兰卡（比实际要大），以及“黄金半岛”（马来半岛）

［13］ 553年至554年，“中国-印度”技术传到查士丁尼皇帝的宫廷中，从而揭开了丝绸生产工艺的神秘面纱，大量生产的丝织品成为 “外交礼物”在签订外交协议时被赠予其他国家。

［14］ 阿拔斯王朝对其所占领地区的民族的文化采取保护态度，他们还积极开展翻译工作，把古代的经典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些作品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有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比如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这些译著为阿拉伯经典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也为接下来穆斯林学者的自主研究插上了翅膀，同时也对后来意大利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托勒密平面球体图上关于东亚和东南亚的详细图恒河湾居左，东南亚半岛居中，中国南海居右

［15］ 公元14世纪，泉州城是一个主教区，由方济各会修士管辖。那时的泉州，是很多商人、传教士，以及外国游客的目的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与中国女人通婚，并在这里永久居住下来。大部分人回到了意大利，带回了丰富的手工制品和手抄本；也有的为意大利各公国和教会的图书馆带回了不少典籍。第二章丝绸之路上的图书馆引　言

图书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经历了和平与战争、爱与恨、自由与奴役、贫穷与富有、残酷与同情、建造与毁灭这些截然相反的事件更替后，人类往往会通过留在书籍上的文字、图画和图解向后世子孙讲述自己在世间的那段“停留”。在每场战争刚刚落下帷幕后，所有的征服者在占据新领土和屠杀敌人的同时，都会产生那种无法抑制的冲动去毁灭敌人的文化，随之，人类用木板、文卷、纸莎草、手抄稿、支撑杆和模子所创造出的描述自己和过去的记忆，也都会消失无遗。

然而，这部毁灭记忆的“憎书史”，却又因征服者的阅读和新建的图书馆而形成了一部既荒诞又颠覆的“爱书史”。此外，图书馆的历史也是一部从未中断过的历史，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政权、思想和宗教会免于对图书馆的突发性利用。

历史上最早的焚书事件之一是由秦代有“始皇帝”之称的秦始皇制造的。公元前221年，各路诸侯群雄割据的中国在秦始皇的统治下实现了大一统，他此后也成了第一位被历史授予皇帝头衔的君主。为了让所有人都不质疑皇权，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提议，按照当时的传统标准，下诏命令焚毁除技术类书籍外的所有古［1］书，以消除人们关于著名典籍的记忆。第一节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

编年史中所记载的第一座图书馆是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城（Alessandria）于公元前332年由马其顿帝国皇帝——亚历山大大帝（Alessandro Magno）所建。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马其顿帝国版图分崩离析成几股不同势力，其中一部分是由托勒密一世所建立的埃及托勒密王国。托勒密一世（Tolomeo I）曾为亚历山大大帝生前的心腹爱将，参加过马其顿帝国的所有东征战役。在托勒密一世的统治下，之前就被选为埃及王国首都的亚历山大城成为当时全球的贸易中心。经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建议，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修建了名为“布鲁却姆”（Bruchium）的图书馆，该图书馆随后成为埃及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博物馆。该馆一直不乏知名的图书管理员，其中包括语法学家——阿里斯托芬（Aristofane di Bisanzio），以及他的学生——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o di Samotracia）。图书馆中典藏了来自地中海、中东和远东等多地区的70万余卷手稿文献。托勒密一世死后，其子托勒密二世（Tolomeo II）延续了父亲的“文化政策”，在他的统治下，亚历山大成为一座繁荣的国际化都市，在那里孕育了多种学术文化，包括以欧几里得（Euclide）为代表的数学方法论，以萨莫色雷斯的阿里斯塔库斯为代表的天文学，以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ene）为代表的地图制图学以及以赫洛菲洛斯（Erofilo）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o） 为代表的医学，等等。［2］

关于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如何消失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第二节　中国莫高窟图书馆

中国古城敦煌地处几条最重要的丝绸之路中的一条上，公元19世纪，人们在敦煌的一个石窟中发现了一座“图书馆”，内部存有军事报告、乐谱、医药处方、道教典籍、天文图和数学文献等。距这一发现7年之后，两位考古学家——斯坦因（Aurel Stein）和伯希（Paul Pelliot），在莫高窟内发现了近2万件价值连城的古代手稿文献真迹，这些文物随后“出口”到了欧洲，大大丰富了欧洲各博物馆的文化遗产。除这两位考古学家外，当时还有很多欧洲探险家都借助古代丝绸之路将艺术品从中亚“出口”到欧洲。另外，在莫高窟内还发现了一幅公元9世纪的中国地图。［3］

该地图为210厘米×25厘米的卷轴文献，图上标绘了由至少1345颗恒星组成的257个恒星堆。除了表现苍穹（表现方式类似于将一个球体投影到一个圆柱体上，西方世界大概在1400年左右才掌握了这项技术）之外，图上还展示出了一些光线极其微弱的星体，这些星体仅靠肉眼是极难发现的。

图上显示出当时的学者们已经了解了北斗七星绕北极星逆时针季节性旋转这一现象。在公元前2世纪的一座陵墓中，发现了一卷1.5米长的丝带，上边绘有29个彗星图案。经研究表明，丝带上的图案可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

下图为该丝带修复后的图样。在这段从马王堆发掘的丝绸上，绘有29个不同形状的彗星图案，以及与这些彗星有关联的各种疾病和灾难。据考究，这件文物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第三节　阿拉伯图书馆“求知哪怕远到中国。”——穆罕默德《圣训》《布哈里圣训实录》 ——布哈里（810年—870年）［4］

在对外扩张过程中，阿拉伯人对占领国的各种文化采取了“吸收”政策。“智慧之家”就是一个例子。最初，“智慧之家”是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ārūn al-Rashīd al-Hikma）的私人图书馆，随着之后拉希德之子马蒙（al-Ma-mūn）即位成为新任哈里发，“智慧之家”得以从832年起开始扩建，成为规模最大的政府文化机构之一。在鼎盛时期，这座图书馆内的藏书量一度达到了惊人的50万册。随后，“智慧之家”成为一所翻译学校，波斯、中国、印度、叙利亚和犹太等多民族的科学家在此齐聚一堂。这座图书馆还配备了一座天文台。在公元9世纪初的巴格达，天文学是每一位学者的必修课。随后，哈里发马蒙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又建立了一座天文台。为马蒙服务的地理学家和数学家们，把中国、波斯、印度和希腊的天文学知识汇集在一起，进行了对比研究。

在这些文化中心任职的学者们取得了在当时来看相当高的学术成就，尽管他们的名字都应被读者知道，但考虑到本书的主人公是达·芬奇，这里我们只提几位达·芬奇直接或间接“读到”过的学者。

在达·芬奇《大西洋古抄本》手稿的第611页，有一份由达·芬奇本人所列出的很有价值的名录，由这份名录可知，达·芬奇曾经查阅过“智慧之家”的一些阿拉伯学者的著作，而正是得益于这些学者，“智慧之家”才得以闻名于世。在这些学者之间进行协调工作的是波斯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Al-Khawarizmi，780年—850年），他的著作对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今欧洲人所说的“代数”［5］（Algebra）一词，就是从他一部著作的书名中衍生而来的 ，而“Algebra”一词的本义为“多样性”。第四节　西班牙阿拉贡王国图书馆

在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阿拉贡地区时，博学多才的萨拉戈萨君主姆伊卜恩（Al Mu-ibn）于公元11世纪末在有 “欢乐之宫”美誉的阿尔加费里亚宫（Castillo de la Aljaferia）内创建了一所名为“Sēfer ha-Melakîm”的“数学图书馆”。姆伊卜恩是一个对科学、哲学和艺术都充满兴趣的王子，在数学家和几何学家的辅助下出版过一部名为［6］《完美之书》的著作。

1085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在夺回托雷多城后，并没有阻止翻译学校的继续运行。翻译家们将工作精力聚焦在数学和占星学文献的翻译上面，采取了直接从阿拉伯文翻译的译作方式，而非从希腊文翻译。最有意义的译著之一当属由来自意大利提沃利的普拉托（Platone Tiburtino）所译的《天文论著》（de Motu Stellarum）。在托雷多的众多翻译家中，杰勒德（Gherardo da Cremona）翻译了多门学科的著作，他的翻译成就也因此显得尤为突

［7］出。

在公元12世纪，被称作“智者”的国王阿方索十世（Alfonso X）下诏将托雷多翻译学校官方化。在那一时期，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当属来自意大利诺瓦拉的坎帕诺（Campano da Novara），他同时在托雷多大教堂担任牧师。坎帕诺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占星学家，也曾是教皇乌尔班四世（Urbano IV）的神甫，乌尔班四世将他誉为当时四大杰出数学家之一；此外，坎帕诺还担任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o VIII）的私人医生。1255年，坎帕诺发表了一部拉丁文译［8］版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Elementa geometriae），对这一著作进行了重要评价，并引入了五边形各角的计算方法。这部译著分为15册出版，被使用了将近两个世纪，后来于1482年在威尼斯以“举世闻名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书名印刷。在乌尔班四世的“邀请”下，坎帕诺还从事天文学研究，在其著作《行星理论》中，他从几何学角度描述了各行星的运动，同时介绍了天象仪的制作方法。坎帕诺于1298年去世。

由西班牙托雷多学校翻译的著作Picatrix对文艺复兴时期的隐逸派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部译著虽然没有印刷版，但在公元15—16世纪通过手抄本形式被广泛传播，于1256年从阿拉伯文翻译成西［9］班牙文。［10］

国王阿方索十世本人写了一部名为《阿方索星表》的书，该书将幻方与当时人们熟知的行星联系在一起。［11］

1258年，由旭烈兀（Hulegu）率领的蒙古军队入侵巴格达，这座伊斯兰文化中心惨遭一场浩劫，“智慧之家”图书馆也未能“生还”，惨遭摧毁。当时有这样的记载：“底格里斯河先是被一本本扔［12］进河中的书墨染黑，然后又被人血染红……”第五节　梵蒂冈罗马教廷图书馆

据史料记载，公元4世纪罗马教廷中即有一个专门存放卷轴的地方（拉丁文：Scrinium），不仅作为档案室，更重要的是发挥了图书馆的作用。公元8世纪末，教皇阿德里安一世时期出现了“图书馆馆长”这一职务，当时由狄奥菲拉托（Teofillato）担任。公元13世纪，教廷图书馆作为机构不复存在。馆藏书籍散落四处，一方面这是由于历任教皇在多个城市间的不断迁移：最早是佩鲁贾，随后是阿西西，最终在阿维尼翁；而另一方面，罗马直到公元12世纪后才成为天主教的首善之地，在此之前，早期的教廷除罗马之外，还有其他三个宗主教区：即安提约基雅、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这些地方也各自拥有庞大的图书馆。382年，教皇达马苏斯一世将哲罗姆（Girolamo）和米兰主教安布罗乔（Ambrogio）召至罗马，授命二人对《圣经》旧约和新约进行翻译和注释。这项任务旨在“对抗”当时的亚流主义异端。同时期罗马教会开始对异端信奉者实施迫害，大量书籍被列入禁书目录并焚毁，此举破坏了世俗文化甚至宗教文化的大量珍贵证据。这一现象在文艺复兴前后时期随着宗教裁判所的肆虐达到了巅峰。

从公元1世纪开始持续的“传播福音政策”促进了对于东方和远东各国文化及科学知识的了解，而在所有前往东方传教的人之中，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修士无疑是最为积极活跃的。

下文中提到的传教士们，其作品都曾被达·芬奇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所参考。

埃拉兹穆斯·奇奥莱克·维泰洛（Erazmus Ciolek Witelo，约1230年—1280年），也被叫做维泰里欧内修士，是一名波兰方济各会修士，同时也是神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翻译了一系列光学和透视学领域的书籍，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哈曾的光学著作。罗杰·培根（Ruggero Baconi）是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同样也是一名方济各会修士。作为哲学家他非常注重对于现象的观察，尽管其思想中仍可看出神秘主义和传统炼金术的影响，但罗杰·培根被认为是科学研究法的先驱之一，并且极受佛罗伦萨新柏拉图学派的推［13］崇，该学派的创建人为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

威廉·卢布鲁克（Guglielmo di Rubruck，约1220年—1293年）是一名佛兰芒方济各会修士。他随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一起参加了1248年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53年5月7日，奉路易九世之命，卢布鲁克前往蒙古向鞑靼人传教。他在亚洲的旅行报告现藏于罗马教廷图［14］书馆的档案室中，其中明确记载了蒙古帝国古都哈拉和林城的情况。另一位方济各会修士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也在蒙古帝国时期完成了这样一次旅行，在其著作《蒙古史》中他详细描述了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包括景教、道教和佛教在内的各种宗教思想。第六节　帕维亚维斯孔蒂图书馆

帕维亚的维斯孔蒂城堡建于1360年。1482年，米兰大公“摩尔人”卢多维科（Ludovico il Moro）的首席秘书巴尔托洛梅奥·卡尔科（Bartolomeo Calco）聘雇达·芬奇负责工程、水利、军事、建筑、绘画和雕塑等一系列项目，随后又委任他和布拉曼特（il Bramante）一起对帕维亚城堡的几个厅堂进行装饰。达·芬奇将大厅绘成天蓝色以代表天空，并用纯金做成星星进行装点；布拉曼特在吊桥两侧布置了几个手持弯刀的武士和迎接宾客的少年侍从。

维斯孔蒂城堡建有四座塔楼，其中之一被用作图书馆。达·芬奇在米兰公国效力于“摩尔人”卢多维科的时期，帕维亚城堡的居住者是阿拉贡的伊莎贝拉（Isabella d’Aragona）和吉安·加莱亚佐·斯福尔扎（Gian Galeazzo Sforza）。

帕维亚城堡的女主人及图书馆的守护者是阿拉贡的伊莎贝拉，米［15］兰公爵夫人，阿拉贡家族的后裔。有关达·芬奇在帕维亚的活动被记录在了1490年6月8日的一份米兰公文中，这份文件可证实当时邀请了两位艺术家——达·芬奇和乔瓦尼·安东尼奥·阿马德奥（Giovanni Antonio Amadeo）对“帕维亚主教堂的修建工作进行监理并提出建议”，由主教堂负担达·芬奇在撒拉逊酒店的食宿费用。达·芬奇关于教堂和水利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手稿的B部分。达·芬奇《艾仕本罕手稿》第5页还记录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即把一个古剧场改建成独特的讲堂，“……在那里可以讲经布道，可以聆听弥撒”。 达·芬奇在帕维亚期间结识了乐器制作师洛伦佐·古纳斯克（Lorenzo Gunasco）。在后者给曼托瓦侯爵夫人，埃斯特家族成员伊莎贝拉的书信中写道：“我见到了达·芬奇，他给我展示了一张阁下您的画像，非常惟妙惟肖，画得太好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特里斯塔诺·卡尔科（Tristano Calco）同样是巴尔托洛梅奥·卡尔科保护下的一位文人和历史学家，米兰的安布罗西安图书馆中藏有一张他的羊皮手稿，上面特别记叙道：“伊莎贝拉与‘摩尔人’卢多维科及吉安·加莱亚佐在托尔托纳的会面是由莱昂纳多·达·芬奇主持的，所有庆祝活动也由典礼官达·芬奇组织策划和安排：首先在托尔托纳，随后前往维杰瓦诺和米兰大教堂，最后在米兰斯福尔扎城堡举办世俗婚礼和名为‘天堂庆典’的庆祝活动。”

非常有意思的是达·芬奇还为吉安·加莱亚佐和伊莎贝拉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Francesco Sforza）绘制了一幅画像。

阿拉贡的伊莎贝拉从小被灌输以坐拥意大利最高权位之一的自觉和自傲，但与此同时她长期抑郁寡欢，深感孤独。关于这一点，费拉拉埃斯特家族派往米兰的大使贾科莫·特洛蒂（Giacomo Trotti）曾写道：“这位新晋公爵夫人留下的眼泪比吃进去的东西要多，她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女人，我所说的都千真万确……她极富才华并且拥有不输任何人的美貌……”

伊莎贝拉在签署名字之前会加盖一个特殊的印章“米兰公爵夫人，阿拉贡的伊莎贝拉，‘唯一不幸之人’”。第七节阿拉伯文化对卢卡·帕乔利的影响

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在摩尔人卢多维科（Ludovivo il Moro）的宫廷里教授数学，他也在帕维亚（Pavia）待过短暂的一段时间。1496年，帕乔利认识了莱昂纳多·达·芬奇，并成为他的数学老师，二人亦师亦友。在天文学的研究笔记中，帕乔利曾这样写道：“在天文学领域，他表现出超凡的才华，甚至比托勒密（Ptolomeo）还要技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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