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敏跃,田春生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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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与中澳资源合作比较研究试读：
导论
中国与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能源、矿产资源合作，已成为中国与俄、澳两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中国与两国加快了能矿资源合作的进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乌克兰事件后，中俄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在一些资源经济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中澳的资源经济与贸易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资源投资前所未有。因此，对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两对重要资源合作关系的历史、发展、现状与合作领域，对它们合作关系的优劣与合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比较研究，对于中外资源合作的路径与中国的资源保障，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在中、俄、澳三国，政府和学界均重视中俄、中澳资源关系的研究，文献著述颇丰，但均限于分别对两对合作关系的研究和评估，对于中、俄、澳资源经济和中俄—中澳两对资源合作关系之间的比较和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为弥补这一缺憾略作尝试。“资源”概念内涵丰富、涵盖面广、界定复杂、看法不一，从中俄、中澳资源合作现实出发，本研究中的资源仅包括具有较好的经济价值和所占较高的资源贸易比重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能源和矿产资源。
在此基础上，作者构建本书的架构、方向、内容与特色。
一、中国学术界对中俄能源合作的研究与评述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中俄资源合作的研究，以中俄能源合作为主，大致分五个类型与研究层面。
第一，从中俄经贸合作角度论述两国能源合作的现状、进展、问题、合作方式与发展前景。该层面的重点是对中俄能源合作进程中的积极因素与不利方面予以分析，就中俄能源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构想、思路与对策。
第二，自俄罗斯能源外交和中俄能源战略的视角，论述中俄能源资源合作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中国学者较为深入地对俄罗斯能源外交和能源战略、俄罗斯的能源发展与能源政策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提出中国所应采取的对外政策、中俄经贸合作与中国的能源战略。代表性论著包括：《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1]该书被认为是中国研究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开山之作，它论证了俄罗斯利用其独特的能源潜力以实现振兴本国经济和增进国民福利；《俄罗斯的能源战略与外交》[2]一书也有学术地位，该书阐述了俄罗斯在国际能源格局中的定位、俄能源战略与能源外交、影响和制约俄战略的主要因素、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对外政策等五大问题。其他论著，如《中俄能源合作——战略与对策》、[3]《跨世纪中俄资源合作》、[4]《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5]《能源外交概论》[6]等，都集中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中俄能源合作的认知。
第三，从中俄经贸具有的“经济互补性”和“相互依赖性”的视野，论证中俄能源合作的互利共赢与合作前景。诸多学者将中俄资源合作的经济互补性和利益的共赢性，视为中俄能源合作的现实基础，认为中俄能源合作是“天生的一对”，从国际大环境与大背景看，中俄能源合作非常有利。[7]
第四，自扩大能源合作有助于促进中俄全面合作的立场加以展述，认为中俄能源合作是两国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8]冯玉军提出了中俄能源合作对俄的利益：首先，中俄能源合作满足了俄的资金需求，使其得以完成重要的能源战略部署；其次，开发远东和东西伯利亚是俄罗斯21世纪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能源开发与利用是这两个地区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途径，中俄能源合作符合俄开发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的战略安排；再者，有助于俄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降低油气出口市场过于单一的风险。[9]
第五，以俄罗斯能源型经济（或说“能源依赖型”经济）为抓手，对俄经济中的所谓“能源化”趋势与特征加以论述，因为，俄能源依赖型经济的特点，在中俄经济合作与能源合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有学者认为，中俄经济合作应立足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在此基础上，选择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分工与交换。中俄经济和产业结构特征，对双方经济关系有两方面影响：一是决定了自发贸易（即市场主导的商品交换）的空间，即产业互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俄罗斯的资源密集型产品；二是这样的经济合作结构，引发了两国经济合作的长期可持续性问题，使得两国经济关系须从互补性贸易走向战略性合作。[10]一些研究者认为，俄近年来的经济表现出了对能源依赖的“资源陷阱”、“荷兰病”及“资源诅咒”等特点，俄经济发展形成了同质的“俄罗斯病”。
从中国学界对中俄资源合作的研究内容看，总体上中国学者对现阶段的中俄能源合作给予肯定。多数学者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双边能源合作。中俄能源合作和其他领域的合作一样，既具有互补、互利和互需的内在要求，也具备发展和深化合作的良好外部环境和条件。尤其是，中俄两国是近邻，在能源合作的地理条件和安全方面有独特的保障性优势。能源合作既是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与投资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充实与发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领域，中俄双方存在能源利益的契合点。[11]
针对影响中俄能源合作的因素与问题的研究，归纳学者们的观点，大致有：（1）中俄能源合作中的地缘政治因素。有论点称，中俄能源领域出现的问题与其说经济因素是主要障碍，不如说是地缘政治目标对地缘经济目标渗透的结果，导致政治问题在经济层面表现出来。中俄合作更多关注安全领域，而非经济领域。中国和俄罗斯都是重视政治（安全）利益、而不重视经济利益的国家。[12]（2）能源合作中存在经济利益差异和利益分歧。[13]一些制约因素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对今后中俄能源合作的影响不容低估；中俄都需要推进两国的能源合作，使能源合作成为两国战略协作与和平发展的支撑。[14]还有学者以中俄“安大线”之争为例说明，俄在能源管线上的摇摆态度完全是从其国家利益考虑，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上看，“安纳线”或“泰纳线”比“安大线”对俄罗斯更为有利。“俄罗斯的能源外交思想，直接影响了中俄输油管线的建设，也将对中俄能源合作带来长远影响。”[15]（3）能源合作中的价格问题。中、俄在油气价格上的纷争是中俄合作面临的难题之一，以何种价格向中国出口能源成为困扰俄罗斯的一大问题，也是阻碍中俄能源合作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16]（4）能源合作中缺少技术合作。合作的领域和方式较为单一，以石油天然气为主，主要采取能源贸易的合作方式，而电力、煤炭等领域的合作相对滞后，缺少能源技术合作的支撑。（5）对于中俄能源合作模式的质疑。有学者提出，中国亟须重新审视中俄能源合作模式。现有的中俄能源合作模式偏离了市场原则和商业逻辑，政府和企业被捆绑在一起，使双方企业的合作在政治上拥有支持和保障。从中俄天然气谈判的艰难历程可见，坚持以政代商的“一盘棋”合作模式，结果可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17]（6）中俄能源合作的障碍被认为有：双方互信不足，例如“中国威胁论”仍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俄部分精英中；俄罗斯方面依然没有摒弃“老大哥”的思想；中俄两国转型期间在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考虑自己的稳定发展，造成短期内价格不易谈拢；中俄都在进行改革，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在两国的发展思路尚未完全确定的情况下，难以很快在谈判中达成一致；两国内部利益集团存在矛盾；两国文化差异较大，表现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文化碰撞时有发生；美国因素、日本因素、韩国因素、蒙古因素、印度因素等外部因素对中俄合作造成干扰。[18]因此，中国亟须再度审视中俄能源合作模式。
对于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一些学者以为，中俄两国互为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棋局和对外关系中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在这一国家关系大前提下，中俄经济关系以及两国的能源合作将会持续发展。有些学者看好中俄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资源合作开发，认为无论从中俄要素互补性还是从资源开发的国际化看，中俄合作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自然资源是21世纪中俄经贸合作的热点之一。也有学者提出，俄罗斯正在实施向东看战略，中国应抓住这一战略机遇，与俄罗斯共同打造能源经济共同体。[19]但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开展能源合作首先考虑的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而俄罗斯通过能源外交获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时，有时并不顾及中国的利益。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俄罗斯政府与学界对中俄能源合作的观点与评述
俄罗斯研究中俄能源关系的机构，集中在两个地域。一是莫斯科，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以及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为主；另一是远东地区，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为主，其研究领域更多关注俄罗斯的资源及其出口。
俄罗斯学界近年来的主要论点大致包括：
第一，对中俄能源合作持积极肯定的论点。一些俄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中俄能源合作潜力巨大，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合作，这种合作应建立在共赢的基础上。[20]俄能源外交和地缘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日兹宁认为，“俄中两国在加强能源合作方面有利益契合点”，持续而快速发展的中国能源市场，有利于俄扩大能源出口，也有利于其扩大相关技术设备和服务的出口。日兹宁还认为，俄罗斯实施扩大亚太地区能源供给政策和加快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划，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俄中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战略利益一致等诸多因素，促使两国彼此成为“重要而自然”的能源合作伙伴。
俄杜马能源委员会主席格拉乔夫充分肯定中俄合作的进展，同时指出，在能源方面，双方还需协同努力，不仅要在量的方面有新的发展，在质的方面也要有所突破。[21]俄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萨涅耶夫认为，俄同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对俄十分重要，这是俄能源战略中“东方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可提升俄能源安全，还可帮助解决地区间矛盾。[22]俄一些学者和企业家认为，中俄合作有助于俄摆脱对资源型经济模式的依赖和资金短缺的困境，[23]能使俄摆脱能源出口过多依赖欧洲市场的局面，这对中俄两国政治、外交都能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对中俄能源合作持质疑或负面的评论。俄国内对于与中国发展资源型经济合作存在担心和戒心。主要论点可概括为：（1）中国附庸论。一些俄罗斯人认为，俄能源战略将使俄沦为初级能源供应国，从而“被定格在附庸地位上”。该观点指出，资源出口、资源型经济和依赖资源拉动经济增长，并非俄经济发展的长远之计。（2）中国威胁论。俄罗斯的疑虑和问题之一是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论”，或者说，俄对中国企业对俄投资心理上有戒心，担心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俄经济构成威胁。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教授、著名汉学家格尔布拉斯表达了对中国移民进入远东及当地俄罗斯人“中国化”的忧虑。（3）中国掠夺资源论。俄一些人始终担心中国“掠夺”其资源，害怕中国的崛起进一步拉大两国经济差距。在行动上表现为，俄能源公司并不愿意让中国的油企参与竞拍俄石油企业股份。俄能源政策研究所所长米洛夫说“俄罗斯对外国在自然资源领域直接投资进行限制，首先考虑的是‘中国因素’”。[24]
第三，承认中俄间的利益博弈和价格分歧。诸多俄专家认为，中俄能源合作中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主要体现在两国的石油管道之争和天然气价格争议方面。俄向中国输送天然气项目，由于双方在价格上存在分歧而搁置多年，直至2014年双方才达成一致，这说明两国在能源合作中有各自的利益诉求，需通过相互博弈达成一致，而并非一味地迎合对方，这也符合市场的运作规则。[25]
三、中国学术界对中澳资源合作的研究与评述
中国学术界关于中澳资源合作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五个类型与研究层面。
第一，研析中澳资源合作的现状、进展、问题与前景。在研究论著中，既有以中澳代表性矿产资源合作为分析对象，也有以中澳能源合作为探索对象。这是因为中澳资源合作不仅包含多种重要的矿产资源的贸易，如铁矿、铝矿，也包含能源贸易，如煤炭、液化天然气和新兴能源。
第二，论述中澳资源合作的方式，尤其是矿业投资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前景。有研究认为，中澳资源合作的方式渐趋多样化，如主要贸易方式从现货贸易走向长期合同、简单的贸易渐渐让位于参股和共同开发（主要表现为矿业投资），以及合作领域的延伸（从铁矿、氧化铝为主的矿产到液化天然气和煤炭等能源）。不少学者研究中国企业对澳矿企的投资，总结相关问题和经验，认为中国企业选择投资澳大利亚矿业，要从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澳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审批程序出发，秉着互利共赢原则”，[26]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27]和股权策略。[28]
第三，从中澳经济贸易具有的“互补性”角度，论证中澳资源合作的互利共赢与合作前景。学者们认为，资源互补性是中澳资源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保障，由于这种互补性的存在，中澳资源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光明。
第四，研究中澳两国能源政策，分析其对于中澳能源合作的影响，提出中国所应采取的能源战略。在200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分别就中国的能源政策和中澳能源合作问题发表了演讲，指出“增强国际合作”是中国能源政策的特点之一，“解决中国问题，要在立足国内的同时，扩大与世界能源国的合作，适度利用国外资源，作为国内能源供应的补充”。[29]文章“澳大利亚能源安全政策演进研究”[30]论证了澳大利亚的能源安全政策的演进过程——从战后的国家主义能源安全政策到后来的自由主义能源安全政策，再到21世纪初倾向于国家主义能源安全的政策。“澳大利亚能源新战略评析”[31]一文，则详细解析了澳能源新战略的三个内涵：一是加大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能源市场的发展和能源使用多样化；二是强调能源技术革新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三是继续参与国际多边、双边能源协议，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上述两文均分析了澳能源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启示，提出了涉及中澳能源合作的建议。
第五，从中澳资源合作视角，论述澳大利亚矿业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尤其是中国对澳资源业的投资。中国学者通过对澳重要矿产资源现状和问题的分析，提出中国实行资源储备的重要性以及中澳重要矿产领域合作的前景，特别是中国投资澳能矿产业的现状和前景。例如，有学者通过研究澳铁矿资源、生产和发展计划，分析中澳铁矿贸易和合作的必要性和条件，[32]以及在对中国投资澳铁矿业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析中国企业所遇到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33]
中国学界总体上对中澳资源合作持肯定态度，认为澳大利亚是中国发展资源国际合作的恰当选择，两国经济尤其是资源结构上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资源的互补和互需的内在要求以及互利共赢的目标，促进了中澳资源合作。学者们认为，在政治层面，澳大利亚稳定的政局，与中国总体友好的外交关系，是发展和深化中澳资源合作的良好外部环境和政治条件。[34]资源合作既是中澳两国经贸合作与投资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充实与发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重要意义。
学者们也指出了中澳资源合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包括：（1）价格问题。澳矿企规模大，在定价上有优势，卖方垄断已成气候，其引发的价格争议和分歧，成为影响中澳资源合作的因素之一。如2003年中海油与澳大利亚高庚液化天然气项目谈判失败，以及铁矿价格曾经的连年攀升，导致中国钢企与澳矿企之间的价格战等，主要为价格矛盾所致。[35]（2）资源合作机制较为松散。有学者提出，相较中俄两国关系，中澳两国间资源合作的政府间对话、谈判层级较低，有关资源合作方面的机制功能性不够显著，也成为影响两国资源合作的重要因素。[36]（3）国际因素的竞争或干扰。首先，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同盟，在国际事务上美澳两国常持相同观点，中国开展与澳大利亚的资源合作，难免有时要考虑美澳关系的影响。其次，日澳、韩澳资源关系也对中澳资源合作的进程构成影响。2003年中海油与澳高庚液化天然气合作项目败于日本是这个影响的最好例证。（4）中澳资源合作的障碍还有：双方互信有欠缺，尤其是澳方对中国的信任尚待提高；“中国威胁论”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澳大利亚，比如澳方对中国投资澳矿业持矛盾心态，限制中国投资的呼声在澳国内时有泛滥；此外，澳方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忧虑，对澳大利亚资源受制于中国的担忧，以及中方企业缺少对澳方的法律法规和各种政策的了解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两国资源合作构成影响。
四、澳大利亚政府与学界对中澳资源合作的观点与评述
澳大利亚资源研究机构主要有两类：以高校为主体的研究机构，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政府部门所属的研究单位。总体而言，学者和政府机构比较一致地认为，澳大利亚丰富的资源是国家得以富裕的源泉，澳应该也能够为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供应。
澳政府研究部门出版了诸多专著、论文和报告，关注中国能矿产业的各领域，旨在为对华合作提供指导。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外交贸易部就预测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和战略未来将愈益重要。[37]数年后，澳外交贸易部进一步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巨大的人口数量与日益的开放性必将令其成为澳大利亚愈加重要的商业伙伴，[38]中国对澳原材料尤其是能矿产品的需求将持续攀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澳大利亚因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将更多地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而非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受害。[39]
澳大利亚国内关于中澳资源合作的研究观点大致包括：
第一，重视与中国的资源合作，希望成为中国稳定可靠的资源供应国，同时拓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加深在低碳清洁能源开发领域的合作。矿业专家赫加特表示，中国企业投资澳矿企，既能为资金紧缺的澳企业解困，又能为中国提供丰富的资源供应，双方合作是一种完美的“婚姻”。澳学者和专家还认为，澳大利亚已经绑上了中国经济列车，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影响澳大利亚未来几十年繁荣和发展的最重要国家，双方都承受不起资源合作关系的破裂或倒退，因此对中澳资源合作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第二，对中国发展和中澳资源合作有一些担忧。这些担忧可概括为：（1）由中国崛起论演变到中国威胁论。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被部分澳学者和官员视为中国已经全面崛起，由此产生在安全领域对中国的担心。2009年澳政府公布的《国防白皮书》，直指“中国威胁”；在资源合作领域，他们对中国企业投资澳能矿业存在心理障碍，担心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会对澳经济构成威胁；澳知名经济学家哈珀的观点体现了澳对待中国投资的复杂心态，他一方面表示“正是‘同中国的密切联系’使得澳大利亚避免陷入西方国家在危机爆发后普遍遭受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他提出澳大利亚应当重新审视《1975年外国收购与接管法》，尤其是“国家利益”条款，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应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40]（2）中国资源附庸论。澳大利亚有人认为，澳已成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俘虏”，或是“中国后院的采石场”。[41]他们担心，随着中澳资源合作的深入，澳资源慢慢受控于中国，因而在中澳资源合作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反对或阻挠的声音。如在2009年中铝收购力拓股权一事上，一些反对者频频以“担心中国控制澳大利亚国家资源”为由呼吁政府阻止收购。当时澳独立参议员色诺芬声称，中铝收购成功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资源的占有”。（3）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可持续性的忧虑。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这使得一部分学者和官员担心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忧虑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将对澳大利亚构成冲击。（4）对于澳资源经济与资源出口拉动经济的特点，以及对澳是否遭遇“荷兰病”表示担忧。主要由中国资源饥渴促动的澳矿业繁荣和前几年过高的澳币汇率带来了对生产力的腐蚀，工资和商品价格上涨，劳动力短缺。一些学者担心澳经济已患上“荷兰病”，认为矿业繁荣过后，发展滞后的制造业将无法承担矿业潮退却造成的经济滑坡。[42]
五、本研究的内容和特色（一）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探讨和回答以下问题：（1）在当今世界经济秩序发生变革、金砖国家经济崛起、全球资源品价格波动的背景下，对于资源型经济的经济属性、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的特征，需要重新加以认识。为此，本课题选择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这两个资源禀赋和资源出口大国作为分析和比较对象，以了解资源经济的作用以及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2）资源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依赖资源的出口实现国家经济增长，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对于资源的依赖程度有多大，用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说明这一现象？本研究运用“超绝对利益”（即超比较利益）学说，对资源出口型经济进行分析，因为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就某些自然资源产品进行交易时，具有这些自然资源的国家享有超绝对利益。在这些自然资源产品中，石油作为必需和难以替代方面较为突出的产品，其超绝对利益表现得比较明显。[43]本研究认为，诸如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这样的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享有超绝对利益；只要国际市场上具有超绝对利益的资源型产品没有替代商品，资源产品就具有绝对的价格优势。（3）资源型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关系，是否以资源经济为主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难以使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本课题需要解答的重点理论问题之一。本研究提出，正是因为具有超绝对利益的资源型产品的非替代性，而其开采又需巨额投入，在俄罗斯，国家对这些产品一般实行国家控制和价格垄断，从而导致这些领域的市场竞争难以充分展开。（4）最后，本研究对于中国与这样的资源经济国家经济合作模式的特点和影响，以及中国与这样的资源经济国家的经济合作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更加适宜，提出了见解。
本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中俄、中澳经济合作以资源合作为主要方式和内容。当前，全球资源品随着需求的增减，其价格在上下波动，而中国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源品进口国。但俄、澳出于自身利益和资源不可再生等因素考虑，不可能无限度地生产和出口资源，因而在未来，这些国家资源出口的比重、资源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均须加以关注。同时，由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中俄、中澳资源合作中，始终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需要中国给予充分关注与加强研究。只有在中国充分掌握他们的资源存量、基本现状、结构构成与发展战略等的情况下，才能够了解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资源经济对中国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影响因素和程度等，以利于我们未雨绸缪，为中国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二）本研究的观点与特色
本研究的突出特色是，着重于中俄、中澳资源合作及其比较分析，而不限于对俄、澳资源经济本身的分析。俄罗斯与澳大利亚都是中国重要的资源合作伙伴，但中俄与中澳资源合作的领域和方式既有共同点，亦存在差异，本研究将比较和论述这些共性与差异。
共同点主要表现为：中俄与中澳都是近年来与中国经贸关系发展较快的国家，俄、澳与中国的贸易交往，都主要体现为两国与中国的资源合作，以向中国出口资源产品作为主要的出口商品，中国是这两个国家最大的资源出口对象国；一旦中国削减自两国的资源进口，将直接影响两国的经济增长；或者，一旦中国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趋势，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受影响，经济增长减弱。
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能源战略层面。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基调是：“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俄罗斯能源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长期而稳定的能源供应，以及世界能源市场的可预测性。”[44]传统上，俄更重视对欧洲的能源战略，但俄2003年公布的《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和2009年出台的《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指出，俄将加大向亚太地区出口油气的力度和步伐。俄推进中的“能源外交”重心东移和“新东方战略”，以及中国日益重视并推动的“走出去”能源发展战略，为中俄双方扩大能源资源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澳大利亚多年来制订的能源和外交战略，均突出了加入亚太经济发展进程的构想。2009年，澳政府公布了《国家能源安全评估2009》，2010年，又颁布了评估和指导性文件《澳大利亚能源2010》和《澳大利亚能源资源评估》。澳联邦和州政府制定的所有指导文件均认为，澳应该为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资源供应，继续参与国际多边和双边能源合作，尤其是更有效地与中国和印度进行合作。
第二，合作主体与机制方面。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机制的差异最为突出的一点，在于政府作用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俄、澳在能源市场经济上的体制不同。中俄能源合作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和推动，在这种“政府导向型”合作模式下，中俄能源合作机制的系统性结构，有利于两国政府集中商讨双方所关心的问题，更有效地实现能源合作的互利共赢。中澳资源合作则主要依托企业和民间，采取以市场交易为主的方式，由企业自主决定和自主协商资源品的进出口。很多人认为，相较于中俄合作机制，中澳能源合作机制类型多样，较为松散，双方推动能源合作的资源较难聚合，各个合作机制之间有待于加强协调和沟通；此外在中澳两国于2013年4月宣布建立国家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之前，有关能源合作的政府间对话、谈判层级较低，功能性不够显著，有针对性地解决合作难题的能力较弱，不利于中澳之间的长期能源合作。但实际上，中澳资源合作的规模长期来一直大于中俄资源合作。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认知产生了偏差。放眼全球，有多少国家需要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来主导与他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呢？中俄两国都处转型期，市场经济制度有欠缺和不足，正是由于中俄两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成熟，以及国有经济成分占合作中的比重较大，才要求双方领导人或政府更多的参与、支持和协调双边经济合作。比较中俄、中澳经济合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增强我们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决心。
第三，资源出口结构方面。俄罗斯主要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和产量巨大，而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5％，本国的能源消耗相对较小，其石油、天然气产出很大部分用于出口。中澳能源合作的重点在煤炭、天然气、铀矿和能源技术。虽然澳大利亚的煤炭、天然气储量不算高，但其人口相对其能源储产量而言小得多，因此其产出大多用于出口。此外，澳大利亚在清洁煤技术、煤层气生产和煤层气转产液化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澳大利亚是全球铁矿、铝土矿、铜矿等金属矿生产和出口大国，中澳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是中澳两国资源合作的重要构成。
第四，决策与管理机制方面。在俄能源决策机制中存在着联邦政府、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油气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因此俄在能源合作谈判、签订协议、合同执行等方面往往受到多方掣肘。中石油被迫退出收购斯拉夫石油公司、收购斯基姆尔石油公司股权争端、中俄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的久拖不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市场经济制度较为发达，在政府层面主要有联邦和州两级政府的决策机制，各级政府负责国家、州或地区产业发展规划和指导原则的制定，旨在鼓励、促进和扶持相关产业发展，为产业进步提供政策支持，对重大的投资项目予以审核。但企业的规划、生产、贸易、投资、对外合作等具体营运事务，由企业自己承担和负责，政府不予干预。政府与企业间的职责较为分明，管理机制相对较为成熟，更反映市场竞争机制的需要。巩固和提升中澳经济合作特别是资源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国资源的长期稳定供应，亦有益于推进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1]郑羽、庞昌伟：《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2]袁新华：《俄罗斯的能源战略与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3]戚文海：《中俄能源合作——战略与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4]宋魁：《跨世纪中俄资源合作》，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版。[5]徐小杰：《新世纪的油气地缘政治——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王海运、许勤华：《能源外交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7]黄佳音：《创新思路 推进中俄油气合作》，《国际石油经济》2013年第7期。[8]李福川：《从地缘政治看中俄能源合作》，《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5年第9期。[9]冯玉军：《中俄能源合作的现状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3日。[10]曲文轶：《中俄经济结构异同及其对两国经济关系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1期。[11]方婷婷：《中俄能源合作影响因素与现实选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12]方婷婷：《中俄能源合作影响因素与现实选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13]田春生：《中俄经贸合作关系新析——经济利益的视角》，《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14]王海运：《中俄能源合作的有利因素与制约因素》，《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3期。[15]柳树：《俄罗斯能源外交思想对中俄能源合作的影响》，《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16]方婷婷：《中俄能源合作影响因素与现实选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17]朱玥、李毅：《检讨中俄能源合作》，《财经》2013年第26期。[18]黄佳音：《创新思路 推进中俄油气合作》，《国际石油经济》2013年第7期。[19]怀畅：《中俄有必要构建能源共同体》，《环球时报》2013年1月16日。[20]段鸿彦、董宣：《中俄能源合作互利共赢》，《中国石油报》2013年4月9日。[21]贾渊培：《中俄能源合作需要质变》，《中国能源报》2013年6月5日。[22]张琪：《中俄能源合作：互信才能互利》，《中国能源报》2013年1月10日。[23]段鸿彦、董宣：《中俄能源合作互利共赢》，《中国石油报》2013年4月9日。[24]宋魁：《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见http://www.chinavalue.net/Biz/Article/2010-12-8/193502.html。[25]任瑞恩、张言：《中俄能源合作是“互利共赢”而非“附庸”》，《经济参考报》2013年5月31日。[26]姜宝才：《新形势下中国对外矿产资源领域投资形势分析及建议》，《冶金管理》2008年第11期。[27]康淑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投资的热土》，《中国煤炭》2008年第8期。[28]唐大千、靳茂勤：《对澳大利亚矿产投资：机会与策略》，《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6期。[29]马凯：《中国能源政策与中澳能源合作》，在博鳌亚洲论坛2005年年会上的演讲，见http://www.sdpc.gov.cn/nyjt/nyzywx/t20050810_41380.htm。[30]李刚：《澳大利亚能源安全政策演进研究》，《资源与产业》2010年第2期。[31]唐小松：《澳大利亚能源新战略评析》，《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32]方宗旺：《澳大利亚铁矿开发现状及未来趋势分析》，《现代矿山》2009年第1期。[33]孙少勤：《中国投资澳大利亚铁矿石资源的现状、主要问题与应对策略》，《市场周刊》2008年第11期。[34]黄庐进、周锡飞：《浅析中澳能源合作问题》，《经济论坛》2007年第16期。[35]侯敏跃、韩冬涛：《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比较研究——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探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36]侯敏跃、韩冬涛：《中俄、中澳能源合作比较研究——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探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37]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DFAT（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Iron＆Steel in China＆Australia，Canberra：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1995，p.12．[38]Economic Analytical Unit，DFAT，China Embraces the World Market，Canberra：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2，p.215．[39]Economic Analytical Unit，DFAT，China's Industrial Rise：East Asia's Challenge，Canberra：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2003，p.63．[40]傅云威：《中国在澳大利亚投资陷迷局 中国威胁论升温》，《中国证券报》2010年6月1日。[41]尼尔·休姆：《澳大利亚遭遇资源诅咒？》，2012年6月25日，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172/?print=y。[42]郑讴、张梦颖：《澳大利亚寻求破解资源诅咒之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日。[43]关于国际贸易中的超绝对利益，参见李翀：《论国际贸易中的超绝对利益》，《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3期。按照李翀教授的解释，超比较利益与超绝对利益的内涵大致相同。[44]C．日兹宁：《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温刚译，《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71页。第一章中俄与中澳资源合作的历史第一节俄罗斯和澳大利亚资源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一、俄罗斯资源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俄罗斯广袤的国土面积、大跨度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地质结构，使其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矿产资源。俄罗斯的人均土地资源占世界第三位，仅排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之后。俄罗斯自然资源总量居世界首位，特别是在全球各国短缺的森林、土地、矿产、水等资源方面，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优势非常明显。俄拥有占全球22％的森林资源，国土的森林覆盖率达69％，有全球20％的地表淡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俄国家辽阔富饶的土地资源、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极低的人口密度，为俄形成“资源型经济”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资源型经济”的形成，是由国内经济和国际因素两方面的原因促成。转轨时期，俄曾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然而随着国际油价的一路上行，1999年俄经济开始表现快速增长的态势，1999—2008年GDP年均增长6.98％，其中2000年的增长率达到两位数的10％。理论界认为，俄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其拥有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及国际油气价格的不断上涨，资源领域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出口，逐渐成为支撑俄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俄经济步入了新的增长期。由此，俄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强化。表1.1 2000—2013主要年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accounts/。图1.1 2000—2013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资料来源：同表1.1。
从国内原因看，俄转型以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经济，走出“转轨型衰退”的困境，将促进经济增长与实现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和首要目标。在此情况下，俄政府推动并发挥俄在能源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使能源的生产、开采和出口都得到迅速发展，能源资源不仅成为拉动俄经济的重要部门，也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据估计，这一领域吸纳了俄外来投资的近40％，外国投资约70％集中在燃料动力和原材料两大领域。从国际因素看，国际市场高油价幸运地为俄资源出口提供了历史机遇。1998年后，国际石油价格持续高涨，巨额“石油美元”拉动了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石油资源的出口，成为拉动俄经济复苏与增长的主要力量。
显然，俄罗斯的能源资源禀赋为俄提供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使俄能很快走出危机，实现增长。俄经济增长始于21世纪初，是以所出口的燃料能源和资源品价格的上涨为条件的。截至2005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荷兰，且非常接近巴西、墨西哥和韩国。同时，能源原材料部门的快速发展，为俄赚取了大量的外汇，这对于稳定俄罗斯社会，弥补经济转型的成本，促进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积极有益的作用。进入21世纪，俄罗斯的能源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油气及其他资源品的生产与出口，对俄经济发展的巨大拉动作用日益显现，形成了俄罗斯的“能源型经济”或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表现出一些典型的特征。
其一，经济增长中资源产业占据主导地位。1990年代以来，俄政府在金融、财税等方面对能源产业实行倾斜政策，资源型企业占俄总投资额的3/4。近年来，俄预算的约50％、GDP的30％、外汇收入的64％，来自石油和石油制品的生产加工及出口。这些指标表明石油、天然气等产品的出口决定了俄罗斯的经济和出口态势。
其二，资源依赖性的经济结构。俄罗斯的石油开采业等燃料动力部门的比重进一步上升，特别是能源开发与原材料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支柱产业，在1992—2010年仅石油和石油产品便出口了大约50亿吨。目前，俄出口商品结构中，原料占89％，其中能源占64％。原料性商品所赚取的外汇不仅帮助俄应付了经济危机，而且获得了偿还外债和进行改革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不仅如此，俄政府制定国家年度预算收支的重要依据，便是国际市场的油价行情以及俄罗斯的石油价格，俄政府根据对每一年度的油价预测，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财政预算收支数额确定不同的方案。当政府对油价预计在高位时，就调高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政府开支，反之则予以调低。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现实也表明，国际油价的起伏波动，对俄经济和财政收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图1.2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在财政预算中的份额（1994—2013）资料来源：俄罗斯国家财政部：The Geopolitics of Russian Natural Gas，February 21，2014。
其三，经济中一直保持能源生产与出口的较高比重。俄罗斯经济中的“能源化”趋势和能源型发展模式，造成俄经济受到外部因素的严重影响，对国际原油市场的高度依赖，成为俄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的重要根源。这种现象在俄外贸出口结构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包括能源在内的原料出口占俄2007年出口总额的85％以上，其中燃料能源产品占56.8％，金属及其制品占16.9％，化工产品占6.6％，而机械产品出口只占7.5％。俄加工工业的产值高于采掘业产值，加工工业的增加值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石油加工、天然气加工、金属冶炼，并且其中大部分加工产品用于出口。由于俄能源生产和出口的巨大利益和利润，外国直接投资在2007年有50％余集中于采掘部门，流向加工部门的不足15％。而行业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也吸引着国家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纷纷向能源行业流动。
但是，2014年以来，由于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特别是国际能源价格的跳水，导致俄经济陷入困境，其能源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已经不在，而其能源型经济的弊端却日益凸显，即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主要依赖能源类商品的生产与出口，也被俄学者称为“经济的结构性放缓”的矛盾，严重影响到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普京坦承，西方国家就乌克兰问题对俄实行多轮制裁的影响只占“25％或者30％”，他说，造成俄当前经济困境的主要因素来自外部，但俄自身也需摆脱依赖能源出口，实现经济多元化。[1]梅德韦杰夫表示，俄以往采取的以能源与原材料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已走到尽头，不利于技术进步，不能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此，俄将着力推动技术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澳大利亚资源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澳大利亚采矿业始于煤矿的开采，可追溯到18世纪后期殖民地建立初期。1791年，澳大利亚首先发现了煤矿，为早期经济发展和对外输出提供了资源产品。后陆续发现了银、铅、铜等矿藏，但那时尚不具备使矿产成为支柱产业的条件。最先推动澳矿业繁荣的，不是目前的最大宗出口产品铁矿和煤，而是黄金。1850年代肇始的淘金热，使大规模的黄金开采和加工延续了几十年，并为国民经济贡献巨大。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初的1901年，采矿业产值占GDP的10％，其中四分之三由黄金产业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暴跌，澳黄金产量急剧萎缩，从1901年的103吨降至1921年的24吨和1931年的19吨，采矿业在GDP中占比跌至2％。[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成为英美在远东地区的兵工厂，由此带动了其军火、冶金、造船等工业的发展，资源的开发和开采受到重视。
20世纪60年代，包括煤矿、铝土和铁矿石的大量矿藏被发现，开启了澳大利亚由资源开发促成的经济繁荣期。1960年，澳年产铁矿石仅为440万吨，至1972年，铁矿石产量达到6300万吨。铁矿石原本完全用于国内钢铁生产，后逐步大量出口。在铁矿石产业发展过程中，澳政府与企业注重吸引外来投资，主要是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的投资。
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澳尚依靠进口来满足本国对于铝土的需求。1955年，在昆士兰发现了一处规模大、品质高的铝土矿区。这一矿区于1963年投入生产，1972年，铝土的年产量已达1050万吨。西澳和北部地区也相继发现了大规模矿区。截至1973年，澳已探明铝土矿储量达47亿吨，年产量1580万吨，均居世界首位。由此形成了澳大利亚矿业煤、铁矿以及铝土三足鼎立的局面。
同期，澳大利亚石油天然气也相继得到开发。1961年，澳首个石油项目在昆士兰投产，为澳美合资。随后在西澳的巴罗岛以及巴斯海峡启动了开发项目。此外，澳大利亚的铜、铅、锌等的生产在这一阶段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澳采矿业产值明显增长，其中净产值增长了357％，总产值增长了459％。表1.2 澳大利亚采矿业主要经济指标资料来源：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澳大利亚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
虽然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发展遭遇一定困难，但矿业投资开始复苏，资源产业进一步发展。除煤矿、铁矿、铝土矿之外，天然气产业异军突起。1971年，西澳州西北大陆架发现气田；1979年，联邦和西澳州两级政府核准生产和出口天然气；经多年建设，1989年，向日本输出首船液化天然气，宣告了澳大利亚进入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行列。
20世纪90年代，澳经济稳定发展，但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服务业迅猛崛起，至2000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逾70％。同期，制造业的比重下降较快，农业、矿业以及建筑业在经济中的占比相对稳定，波动有限。表1.3 1991—2000年澳大利亚各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资料来源：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历年数据整理所得。
进入21世纪，澳经济继续稳步前行。虽然2008年后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但依靠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对资源的强劲需求，澳成为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受到此次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最近10年，澳大利亚经济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平稳，但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20世纪90年代，澳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28％，2001至2012年的年均增速为2.98％；90年代澳经济增速的标准差为1.75，近十年来增速的标准差为0.93。[3]增速标准差的降低表明经济增长波动较小，稳定性趋强。表1.4 2000—2012年部分发达国家GDP增长率资料来源：World Bank Data Bank。
其次，相比大部分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保持了较高增长率。2001至2012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0.75％，美国和英国分别是1.64％和1.5％，澳大利亚则为2.98％。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严重受挫。当年和第二年，日本、英国、美国的经济皆为负增长。而澳却分别在2008年以及2009年保持了3.83％和1.45％的增长率，和其他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段时期，澳矿产品出口，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突出，澳大利亚迎来了新一波矿业繁荣。表1.5 澳大利亚矿业产值及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资料来源：Geoff Armitage，Resources and Energy Statistics 2012，Canberra：Bureau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Economics（BREE），2012.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资源出口大国，资源品输出在其对外总输出中优势明显。表1.6显示，自2002至2012年，澳资源品出口占出口比重均在50％以上，且逐年上升，2011—2012年度升至72.2％。表1.6 澳大利亚资源出口贡献率资料来源：Geoff Armitage，Resources and Energy Statistics 2012，Canberra：BREE，2012.
澳大利亚资源经济发展历程揭示，国际市场需求是其资源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国际市场对矿产品的需求急速增加，同时矿产品价格趋于攀升。就澳大利亚而言，当时，日本经济大发展对澳资源产业的推动无与伦比。澳地处亚太地区，具备地缘优势，对日贸易运输成本相对较低。恰逢此时，澳大利亚发现了大型矿藏，包括铁矿、铝矿、铀矿等。澳当时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失败，正受到经济可能衰退的威胁。面对国际市场对资源需求的良机，政府和企业抓住机遇，选择了外向型资源开发战略，在资源产业发展方面充分和合理地利用外部机遇，以资源业腾飞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外向型资源开发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吸收外资投入资源产业。众所周知，矿业发展前期需要投入巨资，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矿场开发，设备购置和研发等，且投资周期长，见效慢。即便澳大利亚矿藏条件十分优越，想在短期内建立起面对国际市场的超大规模采矿业和矿产加工业，仍不可能仅靠澳大利亚本国的经济实力。于是，吸引外资成为澳大利亚采取的政策之一。当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处黄金时期，发达国家的资金加速外流。随着外资的流入，澳矿业在短期内取得了长足发展，带动并维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矿产品的大量出口，改善了对外贸易结构，为澳赚取了大量外汇。借此契机，澳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得以提升。同时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整体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虽然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澳大利亚的经济有起伏变动，但其依靠自身资源优势作为经济推动力之一的发展模式得以持续。
澳大利亚资源产业的增长也得益于技术的进步。新技术的发展为资源商业化以及市场化奠定了基础。例如，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开采始于19世纪70年代，由于天然气体积庞大，运输成本高，最初仅限于国内使用。然而，随着天然气液化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降低，天然气成为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天然气液化技术可使天然气体积减小600倍，天然气储罐的发明使得天然气的运输变得安全经济。这些相关技术的推广推动了澳大利亚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和出口。近十年来澳大利亚煤层气产业的推进，也是源于技术上的进步与应用。
多年来，澳大利亚相继建立了诸多研究机构，如1949年成立的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此类研究机构的设立，在技术领域为资源产业发展提供巨大支持，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澳大利亚保持资源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原因，在于其资源产业不是“独立”发展，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与其他产业的互动，在相互作用之下持续繁荣。其他产业领域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为资源产业的创新打下基础。一批专业型工程公司的出现形成了创新型工业，为矿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设备和技术。因此，澳大利亚不仅是矿产品出口大国，也是矿业生产技术以及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主要输出国。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建立了确保产业间互动的制度，形成了技术变革推动资源产业发展的机制。第二节中俄与中澳资源合作的缘起一、中俄资源合作的起源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俄之间开始探索两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合作。开拓中俄之间以能源合作为主的资源合作，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领域。俄罗斯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能源出口是俄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中国有庞大的投资和消费市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需要能源供给的保障，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石油进口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俄能源合作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中俄正式将资源合作提上两国的经贸合作日程。以1996年叶利钦访华时签署的《两国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定》为标志，两国高层领导和政府部门、地方与企业都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较为详尽的方案，并签署有关协议。1996年，中俄决定设立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委员会，开启两国能源外交序幕。此后，中俄开展原油管道建设相关谈判，并于2009年最终达成中俄“贷款换石油”协议，两国在能源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双赢。
20世纪以来，中俄两国加快了以能源合作为主要内容的资源合作进程。特别是近年来，中俄能源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石油、天然气、核能、煤炭、电力、新能源、能源勘探、能源开发、能源精加工和销售等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俄在石油领域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10年9月中俄原油管道全线竣工；2011年1月1日，中俄原油管道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中国东北方向的原油进口战略要道正式贯通。中俄也已就深化石油上下游合作达成一致，并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2014年5月，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和《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
尽管中俄以能源合作为主的资源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但难以否认的是，两国间的经济合作是主流，互利共赢是大趋势，合作稳定向前、不断推进。最为重要的是，中俄两国在资源禀赋、能源合作和市场供需等方面体现着很强的互补性，这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互补是中俄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使两国的资源合作持续发展。
中俄资源合作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一）合作起始阶段（1996—1999）
1996年4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双方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辟了中俄关系史的新纪元。双方签署了《两国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定》等14个双边合作的文件，正式拉开了中俄能源合作的序幕，使得中俄能源合作，成为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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