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一超,施光明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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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集团化：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践演绎试读：
总序
浙江人素以“敢为人先”而饮誉，创新是浙江精神的“关键词”，也是浙江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基因”。
在浙江这块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热土上，教育事业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倘若解读如火如荼的教育发展态势，不难发现：正是“创新”这种不竭的动力催生出累累的教育改革硕果，推动着教育事业不断地走向兴旺发达。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浙江的教育工作者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领风气之先的智慧，矢志改革，锐于探索，掀开了浙江教育崭新的一页。
要改革，要创新，要敢为人先，离不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就教育而言，教育事业要实现健康有序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对科学的探索，离不开教育科研的强有力支撑。事实上，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科研兴教、科研兴校、科研兴师在学校教育中已成共识，群众性的教育科研工作风生水起，后浪推着前浪，并由此推进着浙江省教育改革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值此步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我们觉得有必要展示一下浙江省教育科研的重大成果，这不仅仅是留存十年的“印痕”，更重要的是从不同的侧面展示教育改革是如何迈出一步又一步坚实的步伐，展示“创新”所赋予我们事业的力量与价值。
为此，我们组织《浙江省21世纪教科研究精品成果文丛》的评选、编写和出版工作。今年年初，我们首先组织全省各地申报“精品成果”项目，将新世纪头10年取得的课题研究成果报上来，组织专家对这些成果进行筛选，确定了11个项目进入“文丛”选题，然后要求成果持有人按照专著的要求重新编写，最后选定了10本专著编入《浙江省21世纪教科研究精品成果文丛》，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综观《浙江省21世纪教科研究精品成果文丛》选辑的10本专著，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着眼新的理念，诠释并改革传统学校教育。镇海中学办学的个性化诉求体现了一所百年名校对教育价值的全新追求，杭州长寿桥小学的“课程整合”和金华金师附小的“项目学习”对传统的分科教学作出了大胆的挑战，北仑淮河小学则从综合实践活动入手构筑了学生成长的一个精神家园。
2．立足教育内涵，开展并提升了深层次的教育创新。义乌实验小学凭籍“文化立校”之径努力打造书香校园，温州瓦市小学用“创新教育”引领着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从而使学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金华东苑小学在学校德育中积极探索“回归自然”这一新的教育取向努力彰现德育的亲和力。
3．探索区域教育特色化发展的创新之路。“文丛”中有三本书是由教育局长领衔的课题研究成果，通过研究与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区域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区域教育的显著特色。如杭州市教育局局长徐一超的“名校集团化”项目，淳安教育局局长管国良的“小课程研究”项目，东阳教育局局长陈绍龙的“校外体艺制度”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而形成的区域教育特色已成为浙江教育的亮点，并促进了区域教育特色品牌建设。
4．借助教育科研机制提升实践智慧层次与水平。“文丛”所选的10本书，无一例外都是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的研究课题，都经历了选题的论证、资料文献的分析与借鉴、研究思路的研讨、研究过程的调整与完善等科研手段，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来自实践的感悟与经验，并使之获得了理性的力量和深刻。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文丛”属于“立此存照”。我们期待着：在新的十年中，浙江的教育会有更大更辉煌的创新成就，浙江省群众性的教育科研工作会有更多更丰硕的创新成果。
——期待教育的明天将不断翻开绚烂的新页。2011年12月序
2002年，杭州市出现了全国第一个公办教育集团——求是教育集团，作为一个新生事物，逐步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2004年9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从此，名校集团化办学就成为杭州市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到2010年12月底，全市共建立教育集团177个，成员单位663个。其中中小学教育集团96个，成员单位383个；学前教育集团81个，成员单位280个。六城区中小学名校集团化参与面达67.7%，幼儿园名园集团化参与面达32.8%，中小学生与幼儿受益面分别超过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全市义务教育段城乡学校已组成339个互助共同体，共计755所学校参与，覆盖面达98.2%；城乡幼儿园互助共同体覆盖率达55%。与2004年相比，教育集团在数量上增加了5.3倍，成员单位扩大了近10倍。这些以名校为龙头的教育集团涵盖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办学模式也呈现出多样化。毋庸讳言，在杭州市出现一大批教育集团，与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倡导和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那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有赞同者，认为是基础教育改革的一大创新；有反对者，认为这一做法违背了学校发展的规律，各持己见，莫衷一是。
当集团化办学从一项出自基层学校的探索，逐渐转变为政府介入的制度创新，并上升为一个区域内的组织行为时，就会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从而出现质疑、争论，这些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集团化办学做出理性的剖析。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停顿过对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思考与研究。
公平，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追求目标。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而教育公平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杭州地处东南沿海，是经济发达地区，从1991—2010年，连续20年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发展速度，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城市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五位，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03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186元。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杭州百姓追求的公平还是有饭吃、有房住。那么，今天，杭州的百姓在衣食无忧之后，追求的公平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显然，教育公平已经成为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内容。杭州市委、市政府正是看到了百姓的这种需求，提出了“不让一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通过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扩张优质教育资源，推进教育公平。
追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诉求，而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能否在基础教育阶段实现教育公平，乃是决策者制定和实施公共教育政策时的首要考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名校集团化办学不失为是推进教育公平的一条有效途径。
当对教育公平的要求已成为全社会的呼声之时，教育也必然要做出相应的回应，于是，均衡发展便成为当代教育发展的理念和追求目标。通过促进区域内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提供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和保障，是教育发展的必然价值取向，也是集团化办学的出发点和重要指向。于是，集团化办学又有了它的第二重价值，即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名校作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是在社会、政府多方扶持和支持下，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而逐渐形成的稀有公共资源，如何让这种宝贵的公共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可以有多种途径和方法，如与薄弱学校结对帮扶，帮助其他学校培养师资等等。其中，名校集团化办学无疑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通过名校+新校、名校+弱校等方式，来帮助这些学校得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名校集团化实际上是集团化办学的一种特殊形态，或者说是一种典型形态。
当然，在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各种问题，如由于一些学校内在的扩张冲动欲使得集团发展速度过快，导致教师培养难以跟上；又如从单一学校发展为教育集团后，管理不能适应；再如在相当一部分集团中，都还没有建立起法人治理结构和专业治理结构等等。“任何一项改革，结果都是未来的，成本却是现在的。” 显然，简单的对集团化办学进行肯定或否定，都不是一个教育科学研究者应有的态度。我们之所以对集团化办学这一教育现象进行剖析，目的正是想提高改革的实践理性，规避和减少制度变迁带来的种种风险，使教育改革不走或少走弯路。作者2011年6月于杭州
第一章 绪论
进入21世纪，杭州市的基础教育在基本普及15年教育之后进入到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在价值取向上更为注重内涵发展与整体均衡。此时，随着城市发展提速，区域间以及学校间的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愈演愈烈，教育潜在的结构性矛盾日趋尖锐，如不从整体上提升学校教育水平，就会导致教育资源的结构性浪费，甚至还会激化社会矛盾，于是教育均衡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杭州市为破解教育均衡发展这一新的难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名校集团化作为一种全新的办学模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第一节 名校集团化办学的背景
综观世界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教育的变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休戚相关，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的变革与重构往往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时代痕迹。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名校集团化办学的背景进行审视，以透析此项改革的深层次意义。
一、背景：时代发展对城市及其教育的重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和特征，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等等，都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一）城市化的推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城市化的程度决定了国家的发达程度，而城市教育的水平，则体现并代表了城市的发展水平。
1．城市化的表现
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宗教、人口等的集中之地和中心所在，并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就出现了城市。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极其缓慢。只有到了近代，随着产业革命的掀起，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才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所以，城市化过程是随现代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开始的。城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城市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化首先表现为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步提高。（2）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原来从事传统低效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向从事现代高效的第二、第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转换，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
城市化是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城市是高消费群体聚集所在。城市化使得大批低收入居民群体转变为高收入居民群体，因此城市化过程又是一个市场不断扩张、对投资者吸引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也是越来越多的国民在发展中享受到实惠的过程，是一国中产阶级形成并占主体的过程。（3）城市化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农村和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不断提高、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城乡一体化的过程。（4）城市化过程是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由于大部分的国民从事着先进的产业活动，有着较高的生活质量，因此，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将建立起根本区别于农业社会的城市社会新秩序。人们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自由地进行更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自律、自尊、自强成为社会风尚。这是现代文明的灵魂，是城市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2．城市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进行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是一个含义更广的反映现代城市发展过程和阶段的综合概念，不仅仅指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同时还反映城市发展的质量，包括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追求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生态环境的全面进步。
首先，城市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突出的表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体系的结构组成和地区分布发生变化，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改善。
其次，城市化促进了城市功能和城市体系的完善。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外部之间的相互联系，使地域的局限性逐渐消失。在城市化进程中，除了培育出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外，还要带动具有特殊功能或不同特色的新兴城市和专业城市不断发展，使得区域城市体系不断完善。
再次，城市化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由于城市具有集中的优势，在提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交通、通信、信息、人才、技术条件方面具有农村无法替代的作用。因而，城市化的水平提高，有助于工业规模经济和城市聚集效益的充分发挥。城市化的聚集性突出表现在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增长。工业、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高度聚集，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巨大的影响。
3．城市化唤醒了公众的教育意识，形成了巨大的教育需求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已成为几乎所有的技术革新、新思潮、新观念的发源地。有了近代城市，才产生了公共教育、义务教育这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形式。城市化的推进引发各国城市对教育、对人才需求的激增，直接推动着教育的发展。
英国是世界各国由中古农本封建主义文明向近代工商资本主义文明转型的先驱，是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最早开始城市化也是最早实现城市化的国家。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也进入了城市化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大机器工业出现，农业资本主义化，同时由于“圈地运动”的影响，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大批失地农民流入城市，转入工业部门。这一切都给英国教育以决定性的影响。
传统的英国教育的领导权一直不在国家手中，而是操纵在罗马教廷属下的英国天主教教会手中。工业革命使生产过程机械化，要求工人接受一定水平的教育，成为合格的熟练工人。但是在19世纪初，英国学校数目很少，不能满足产业革命带来的客观实际需求。这一矛盾促使英国在19世纪初开始实施国家直接接管教育。英国政府于1834年颁布“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受教育，这为正式颁布“初等教育法”打下了基础。
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大批没有文化的农民涌入工业地区，出卖劳力。这些劳动者及其子女都迫切地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以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于是，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案，试图解决这个尖锐问题。在“工厂法”的基础之上颁布的“初等教育法”，为英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保证。至此，实施初等教育和强迫教育已成为国家的专责，教育国家化的制度终于在英国形成。
美国的经济是沿着农业工业化的道路发展起来的。美国的领导者认识到科学的耕作技术和管理方法是农业发展的关键，深感发展教育已成为国民经济前进道路上的迫切问题。城市化加速时期美国教育发展的总趋势是加速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迅速发展普通中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终于建立了公立的、普及的、免费的、非教派的教育制度，即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的单轨的公立学校制度，人人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在这一基础上，普及教育的理想为全民所接受，并加以实现。1852年马萨诸塞州颁布了美国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的第一个强迫义务教育法令。
从总体上说，至20世纪上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经过加速阶段，基本上建立起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城市所创造的财富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使教育能满足公众需求。同时，城市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各级各类人员的职业需求，引起了对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的新要求，促进了教育种类、专业的增加和教育内容的丰富。（二）知识经济的发展引发对人力资源的追求
知识经济是正在孕育产生和成长中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的最新态势，也代表着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它将成为在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
1．知识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人们对知识经济概念的理解存在着差异，目前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定义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所给出的界定。该报告指出“人类正在迈进一个以知识资源的占有分配为基础进行知识生产分配使用为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所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知识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而言的新型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知识经济具有与传统经济不同的性质。（1）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在所有的知识中，与经济增长联系最为密切的知识是技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也变得极为重要。OECD主要成员国投入研究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1993年，全部OECD国家工商业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有将近2/3投入到技术产业上。在制造业中，高技术行业的工资高于平均工资水平，但同时却促进了生产力的最大增长。（2）知识是整个经济发展和增长以及企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取代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知识的发展。在微观上，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市场信息瞬息万变的今天，企业决策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的传播和处理，快速灵活是现代社会对企业决策和管理的基本要求，这就要求企业家和管理者要具备管理知识、管理技能和足够的信息。（3）知识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是知识经济的要求。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知识的创新和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将加快，整个经济和社会中不断出现新的知识、新的事物。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产业。企业中也不断出现新型的员工和新的问题，需要新的对策和管理方法。因此知识领域在不断更新。（4）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知识经济强调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强调快捷服务和个性化商品的生产，强调按照用户需要提供有效产品和服务，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与利用，而芯片技术、光缆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以及软件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存储和传播的方式，大大加快了知识应用的速度，并大大提高了知识商品化的能力，为知识经济的到来创造了技术条件。（5）知识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是人的素质和能力。知识经济社会中，经济发展中的知识含量很高，对作为社会生产中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人，提出更高的要求。科技的开发、运用和发展都离不开人，信息的沟通和服务要依靠人，因此无论哪个行业的发展都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经济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素质。在知识经济时代，需要劳动者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坚实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勇于开拓创新的能力。（6）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知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创新、科学技术、信息等最终都需要通过人来创造、掌握和利用，才能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人力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本性资源，这一资源是实现社会经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的源泉。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总之，知识经济的特点是以知识和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并逐步取代过去那种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换取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如果说在工业经济社会中，原料、设备、资本和劳动力等有形资本是发展经济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科学技术和管理等知识资本才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资本运作中，知识资本作为独立的资本要素将发挥极大的作用，并渗透到其他资本形式中，使其他资本的价值增殖更多更快。
2．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开发
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要素，以人力资本为核心，以高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体系。知识经济中充分体现出知识作为第一资源的重要性。作为知识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的知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最明显的特点是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的贡献越来越大，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并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但这几个特点都必须依附于人力资源，都必须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主体。因而具有知识的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繁荣进步与否取决于其拥有的创造知识和利用知识的人力资源。人及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创造力始终都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1）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知识和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在知识经济中，随着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整个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智力成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经济活动都以知识为基础。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对知识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占有。在经济生产的诸要素中，知识占主导地位，知识和科学技术取代了资本、劳动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2）知识和技术的载体——人力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对知识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占有。而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必须以人为载体，必须由人类掌握和利用，才能产生效益，也必须通过人才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人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的主体，是知识资源的载体。人力资源是知识和技术的载体，任何一门知识、一项技术无论其复杂还是简单，它的传播和普及必须依赖科技人员、各种层次的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作为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源泉，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将是人力资源的竞争。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之间有这样一个循环的逻辑关系：人力资源→经济增长→知识经济→知识和技术→人力资源。具体地说，人力资源带动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力量和源泉，并且随着人力资源的积累，经济增长方式或基础发生变化，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源的增加而不是依赖物质资本的增加，于是知识经济出现，而知识经济的发展要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而人力资源是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所以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真正源泉和基础，人力资源存量的提高会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3）知识经济与人力资源开发之间内在的因果互动关系。一方面，人力资源开发为知识经济的到来准备了条件。首先，人力资源开发通过正规教育、职业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而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使得整个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从而使整个经济呈现出无穷的活力，并越来越依靠人的智力资源。其次，人力资源开发对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的发展和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为知识经济的到来奠定着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到来促进了人力资源开发。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教育和培训手段不断改进，使教育变得更为简便和快捷，为人力资源开发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另外，知识经济的到来更加强了人力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强化了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重要性在全社会范围内深入人心，教育成为最重要的基础产业，人们对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关注，这样就为人力资源开发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3．知识经济时代城市教育的功能
教育是发展知识经济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第一举措。知识经济要发展教育、培训，要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也是发展教育、职业培训，提高知识和技能。城市教育在发展科技、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人力资源的竞争，说到底是教育的竞争。（1）城市教育是促进现代城市高度文明的根本动力。在现代城市中，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教育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性决定因素。同时，教育不仅使城市保持充裕的人力资本，而且不断使人力资源增长。丰富的人力资源已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世界许多国际名城，如剑桥、硅谷、伦敦、东京等，因为拥有强大的科技教育背景，具有发达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体系，拥有云集的世界一流大学，进而推动这些城市成为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国际性大都会。因此，城市的教育水平是城市现代文明的源泉和根本动力，决定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实力。（2）城市教育是推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教育投资提高了人力资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产业变革中，无论是重大科学技术的创造发展和普及运用，都需要以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形成的整体劳动力为基础，才能使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结合，推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以知识和人力资源开发为依托的经济增长方式，强调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配置，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知识和人力资源开发与城市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只有受过更多教育的高素质劳动者，才有能力理解、消化和吸收新技术，才能将知识转换为社会生产力。（3）城市教育是提升现代城市综合实力的基础条件。教育使人力资源增值，而人力资源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据美国劳工部对1948—198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源泉的估算表明，教育和知识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2%，超过物质资本的贡献率(37%)。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对98个国家和地区入学率与人均GNP增长率之间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国家综合实力差异，主要不是由资源禀赋、物力资本引起的，而是因为各自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不同。妨碍穷国赶上富国的原因，是缺乏人力资本，即教育不发达、人才和知识不足、人口素质低下。因此，教育对城市的生产能力、生活质量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影响，教育在提高城市综合实力方面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4）城市教育是提高现代城市居民素质的重要途径。知识的生产、获取和应用的主体是人。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教育是使城市居民摆脱愚昧，弘扬理性，拥有尊严的最佳手段，这就意味着学习已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英国著名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要把科学内容和方法引入学校教育，让每个人知道怎样过完美的生活。”因此，个人必须不断地摄取新知识、更新旧知识，通过持续地接受教育，及时掌握新信息、新观念、新思想，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避免陷于“知识贫困”而被边缘化，才能不断适应信息化社会中的城市生活。（三）市场化的环境要求学校向真实需求的市场靠近
随着几十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和办学理念的革新，再加上整体社会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的学校组织已经生存在一个崭新的社会环境当中。这个独特社会环境的最本质特点就是经济领域的市场经济对其他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各个领域纷纷导入市场竞争机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体制改革之后，一个新型的、适应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教育体制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但众所周知，由于转型期社会总体政策环境的影响，教育政策的公平等问题仍然存在。伴随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市场经济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因，教育公平问题日趋尖锐。事实上，现在我国的基础教育是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双重体制约束下的道路上艰难运行，全新的发展目标急需一个良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来实现自身发展的飞跃。这种发展动力在本质上表现为向能满足基础教育的真实需求的市场靠近。
在现代城市中，市场已经不仅是一个影响基础教育的重要因素，而是基础教育必须生存的环境了。因为，虽然当前的学校组织在各自的招生区域内有着垄断性，但家长却可以通过其他合法途径选择更佳的学校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尤其是当基础教育各个学校之间存在着办学声誉的竞争时，对于社会资源的争夺造就了学校的市场化生存之事实，基础教育必须考虑市场的规律与法则。对于基础教育而言，市场化生存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市场化生存条件下，充分认识并利用市场竞争规律来获得最佳发展。
在市场化生存条件下，在基础教育的最重要受益者——公众那里，已经形成了教育品牌的概念，而且这种品牌是有市场交换价值的，名校也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品牌价值来交换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在市场化生存之后，人们普遍认识到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的重大价值，名校充分利用外部社会环境对市场竞争效应的趋附，实现对名校教育品牌价值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当我们将眼光从国内转向国际时，市场化的教育品牌经营更是不可抑制。在全球化的时代，教育服务作为一种服务商品，其竞争也是全球性的。
市场化生存条件下的各个学校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意学校品牌的价值，明白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对于学校的发展来说，合理的教育品牌定位是竞争中获胜的前提。学校应对教育市场进行科学调查，然后根据学校自身经济实力、教学资源、周围环境、竞争势态、发展空间进行综合分析，确定自己最适合扮演的角色，进行教育品牌的目标定位。
二、动因：催生名校集团化办学的直接因素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凡是综合实力处于前列地位的城市，其重要特征是：第一，城市丰富的教育资源、智力资源和提供的优质教育服务是城市的重要特点之一。在这些城市，受到优质的教育，与得到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能够享受高质量的周到服务一样，是其最大的魅力之一。第二，教育发达已经成为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尤其是历史悠久的名校以其优良的传统、先进的教育理念、独特的办学特色，往往成为城市精神文化发展的源头和城市精神的象征。
杭州市作为省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直领跑全省，杭州市比全省提前3年率先于2001年实现基本普及15年教育。于是，杭州教育有了更高的追求目标，那就是实现优质教育均衡化，使杭州的绝大多数孩子能在基础教育阶段享受优质平价教育。同时，城市加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也使人不得不思考和关注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在诸多因素的直接作用下，杭州开始了名校集团化办学。
0（一）“上学难”引发的思考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上学难”的问题。具体而言，“上学难”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与城市化进程相生相伴的“好上学难”，即受到城市教育资源的制约，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面临着“上学难”；二是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广大人民群众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愿望不断上涨，而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严重不足，而引发了“上好学难”。
1．城市化进程加速引起的人口剧增导致教育“上学难”的矛盾凸显
在杭州市的城市化进程中，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稳定的社会状况，优越的城市居住空间，使得大量外来人口纷纷来杭创业。这些外来人口，给杭州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为杭州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到来，才使得杭州能够连续10多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与此相关的是，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读书问题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秋季，在杭城中小学就读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2万余人，而到2009年秋季，已达17.49万人。显然，如何让这些弱势群体的子女在杭州享受平等的基础教育，不仅涉及教育公平问题，也涉及杭州城市经济发展的后劲与社会的稳定。
2．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优质教育需求导致了“上好学难”的矛盾凸显
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对儿童的一生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中，教育带给人的影响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综合素质和社会地位。“不让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正成为众多家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博弈时所持的指导思想。也正如现代教育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所说：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地位和权力因素。不可否认，现代社会中，知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地位。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于是，他们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也日趋高涨，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好学”，到名校去读书，接受优质教育，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但是，由于杭州市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使得人民群众的这种愿望难以实现，于是，“择校”问题也应运而生。为了能让自己的子女读上好学校，许多家长不惜动用各种力量，交赞助、迁户口、租房子、做假证，放弃套房住集体宿舍，放弃大套住小套，放弃新居住旧房，这对教育部门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由此可见，杭城家长希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杭城百姓“上好学”的呼声日益突出。这种来自社会广大民众的需求和呼声无疑加速了名校集团化的进程。（二）教育公平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公平，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追求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杭州百姓，已经从温饱走向小康。2010年，杭州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为68398元，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为86642元，按国家公布的2010年平均汇率折算，分别达到10103美元和12797美元。人均GDP为1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线，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杭城步入“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杭州百姓追求的公平还是有饭吃、有房住，那么，今天杭州百姓在衣食无忧之后，追求的公平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教育公平已经成为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内容。杭州市委、市政府正是看到了百姓的这种需求，遂提出了“不让一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通过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扩张优质教育资源，推进教育公平。（三）谋求优质教育资源利用率的最大化
基础教育阶段，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群体之间的教育发展不平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由于教育资源拥有的数量不同，拥有的质量不同，拥有的程度不同，其结果就导致了效率不同，发展不均衡。在有限的教育资源中，如果搞“天女散花”般的平均主义，并不解决问题，只能造成优的更优，次的更次。市场经济的法理是，教育资源的流向总是向着优质的学校集聚，那些低次的教育资源本身就是一种浪费，必然要遭到市场的摒弃。市场的需求就是要不断扩张优质的教育资源，使原有的资源分布朝优质化方向发展。实施名校集团化办学，就是一个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过程。一方面，通过名校的办学扩张，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名校的集团化，进一步带动新建学校、薄弱学校的快速发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大化。
同时，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可以提高规模经济。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要考虑资源的有效利用，就是效率问题。学校提供服务产品，这个服务产品通俗的说法就是学生，严格的说法就是提供教育服务。服务产品的生产与其他产品的生产一样，都涉及一个规模经济的问题。由于通过集团化的过程实现了物质资源和管理资源等资源共享，它的规模经济是有保障的。因此，从效率上来看，它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四）学校发展（生命）周期呼唤新的发展空间
义务教育实行“就近入学”政策，事实上造成了学校招生的垄断性，而这种垄断也让学校的发展直接受制于所在行政区域生源数量与质量的影响，学校发展缺乏主动权。随着杭州城市不断扩展，居住区域发生变化，但大多数名校的布局仍是原有格局，与居住区的变化出现并不同步。由此而产生了新的矛盾，即随着杭州城市布局的调整，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和教育资源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原先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校，由于城市迁徙和功能转变，老城区由原来的住宅区转变为商务区，生源锐减；另一方面，广大家长对商住区新建学校的办学水平、师资条件又难以认可，新建学校满足不了家长让其子女“享受优质教育”的愿望和要求。其实，学校也和人一样，有其生命周期。而且，学校的这种生命周期往往与学校周边的环境变迁相一致。因此，作为政府部门，就应该根据学校发展的这一特点，为名校寻找新的发展空间。显然，集团化办学既可以为名校发展提供新的出路，又可为新建学校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提供载体。
教育集团是应教育资源的扩张需要而发展。当一所名校原有的发展空间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时，就面临着如何进一步的扩张问题，或原地改建，或搬迁新建，发展存在瓶颈制约；当一所名不经传的薄弱学校，面对生源的逐年减少，教师不断流失，到了濒临关门的时候，也同样面临着一个生存发展问题。两者的对接点在哪里，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实施名校集团化办学，可以有效地解决学校组织的重组、改造、扩张、兼并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提高整体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是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一种实现组织形式。（五）行政驱动：解决“上学难”问题、推进教育公平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发展教育，政府是第一责任人，这个意识的确立和工作的到位是决定一切的。杭州的名校集团化办学从一项出自基层学校的探索，逐渐转变为政府介入的制度创新，最终上升为一个区域内的组织行为。2004年9月，当政府明确提出“实施名校集团化办学战略”之后，杭城刮起了一股“名校集团化”的旋风，一时间，各区、县（市）纷纷揭牌成立教育集团。
早在2001年的浙江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浙江省教育厅联合相关政府部门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拓宽教育融资渠道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其中规定：“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加快教育事业发展，各地可探索组建以优秀学校为龙头，跨地区、跨类别学校的教育集团。教育集团要以资产和教育教学为纽带，充分发挥优秀学校的教育教学优势和品牌效应，通过资产合作人员重组、输出教育管理，实行连锁办学，盘活教育存量资产，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造薄弱学校，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2002年6月，杭州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率先实行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决定》，其中也明确指出：“可以以优质学校为龙头，组建跨地区、跨类别学校的教育集团，通过资产和人员重组，改造薄弱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到2004年9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2007年和2009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又分别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名校集团化战略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名校集团化战略的实施意见》。从此，名校集团化办学就成为杭州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这些政府行为，既为杭州市积极探索集团化办学提供了政策依据，同时，更成为也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
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的教育需求以及政府的重视等因素，共同推动了以社会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为追求目标的名校集团化办学，并成为杭州基础教育阶段办学模式改革的一大创新亮点。
第二节 名校集团化办学的设计
名校集团化，作为教育集团的模式之一，之所以为教育行政部门与办学机构所推崇，是因为大家期待着通过这种途径来化解教育均衡与教育优质、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的冲突，能够在均衡教育与优质教育的张力中获得发展。推进名校集团化战略，从本质上说，就是要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张和名校管理、文化等的迁移，最后整体促进教育的公平优质均衡发展。所以，推进名校集团化是战略，是手段，目的是让每一个适龄儿童享受优质的教育。对这一事物的出现，我们应该做系统的、科学的思考，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它的健康发展。
一、研究目标
本研究认为，推行名校集团化办学，坚持教育的公益性，以扩大优质资源、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为目标，实现优质教育的平民化、普及化。通过对名校教育品牌的使用与推广，尤其是名校办学理念与学校管理模式（文化）的总结、提升与推广，来发挥名校在推动地区教育发展中的领军作用，以此推进区域教育的整体发展与优化；通过名校打造的教育集团，来间接地扩大与放大名校的办学规模与办学影响，缓解当地民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解决“择校难”与“择校热”的问题，达到推进区域教育均衡的目的；探索多样化的办学模式，重点要在教育集团内部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下工夫，即要构建科学、有序、快捷、高效、安全的管理体系，核心是要提高教育集团各个成员单位的教育质量，即要确保量的扩张的同时实现质的提升，并不断培育“造血功能”，保障优质师资队伍的有效供给。通过名校集团化战略，探索出破解“上学难”特别是“上好学难”问题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成效最大的一条重要路径，走出杭州特色推进优质教育均衡化、平民化、普及化的一条成功之路。
二、基本理念
名校集团化战略的理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
通过名校集团化战略，推进名校优质资源均衡发展，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品质，着力破解“上好学难”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化、多样化教育需求，使杭州的绝大多数孩子能在基础教育阶段享受优质平价教育，实现教育公平。
三、现实意义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名校集团化战略的现实意义，乃是要走出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教育均衡化之路，乃是要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一）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是实现杭州优质教育均衡化的必由之路
杭州要实现的教育均衡化应该是优质教育均衡化。过去我们使用得比较多的是普及化、平民化这样一些概念，实际上均衡化与这些概念在内涵上是相通的、一致的，无非是表述方式不同。优质教育平民化的含义就是优质平价，让平民也能享受优质教育。当然，推进优质教育均衡化也是有风险的，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可以规避优质教育均衡化的风险，真正做到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益最好。（二）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是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的最佳结合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大发展，靠的是改革；当前我国教育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根源不在于改革，而恰恰在于改革滞后；解决这些问题，出路仍然在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和教育投入体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两大重要任务，一方面，通过实行名校集团化办学，创新我市的办学体制，用足、用活、用好名校资源，促进教育的均衡优质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实行名校集团化办学，创新投入体制，盘活国有教育资产，促进国有教育资产的优化配置，实现国有教育资产保值增值和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三）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是实现名校资源效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
名校不是单位资源，不是部门资源，更不是个人资源，它是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历程中，由国家、社会特别是校长、老师、家长、学生共同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一种典型的、稀缺的宝贵公共资源。而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正是实现名校资源效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四）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是实现“教育质量上去、教育费用下来”的关键之举实施名校集团化的最终目标，就是“教育质量上去，教育费用下来”，普及优质平价教育。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在推进名校集团化过程中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目标。要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真正做到经济效益服从、服务于社会效益。我们要努力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这一目标。（五）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是实现“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有效途径杭州市统计局对3000多户样本进行了文化程度与月平均收入及发展机会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见表11），一个人的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以及发展机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可以说，只有缩小教育上的贫富差距，才有可能缩小经济社会上的贫富差距。
从表1-1可以看出，劳动者的收入与其文化程度是成正相关，一名大学本科毕业劳动者的月收入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者月收入的2.4倍，一名博士的月收入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者月收入的3.8倍。同时也说明，一个人的发展机会与文化程度同样成正相关，一名硕士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可获得的发展机会，比小学文化程度劳动者要整整高出20个百分点。这一调查，从深层次揭示了许多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家庭要节衣缩食让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原因，这些家长希望通过努力，使自己的孩子不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正是实现优质教育平民化、普及化，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的有效途径。
四、实施方针
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质并举、以质为本”的方针。
首先，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组建名校集团是一种创新，在形式上绝对不能搞“一刀切”，成功的模式可以多种多样，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真正做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其次，要坚持量质并举、以质为本。对于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一部分人确实心存疑虑，担心名校“牛奶稀释”，担心“金字招牌”含金量下降。我们应该承认，在推进名校集团化战略过程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风险。对此，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
(1)以管理求质量。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一定要坚持标准化管理。要输出品牌、师资，更要输出管理，包括教学、人事、财务、后勤管理等等，真正做到标准化管理。这也是求是教育集团及其他教育集团的成功经验。
(2)以质量上规模。要在坚持质量的前提下，逐步扩大规模，而不能盲目扩大规模。我们追求的是最佳办学规模，而不是最大办学规模。
(3)以规模增效益。上规模无疑是名校集团化的目标之一，我们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追求最佳办学规模，争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真正实现名校这一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实现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目标。
上述3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有管理才有质量，有质量才有规模，有规模才有效益。
五、基本原则
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不仅需要有先进的理念，还需要有正确的原则，才能保证名校集团化能够健康推进，不走或少走弯路。（一）坚持量质并举的原则
把注重质的整体提升与重视量的扩张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在名校输出品牌、师资、管理上狠下工夫，大力推进名校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迅速提升基础教育整体办学水平。（二）坚持深化改革的原则
在坚持教育内容、方法和手段改革的基础上，把办学体制和投入体制改革作为重点，使两个层面的改革相结合，力求取得最大突破。（三）坚持均衡普及的原则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满足人民群众让子女享受优质平价教育的愿望，真正实现优质教育均衡化、普及化。（四）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各地应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选择和探索不同的集团化办学模式，尤其要加大名校对五县（市）学校的辐射和带动，实现名校优质资源的最大化。
第二章 名校集团化的机制架构
当一所名校从单体学校走向教育集团之时，其成功与否的内部关键就在于运行机制是否科学、高效。教育集团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机制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它以一定的运作方式把集团的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使它们协调运行而发挥作用。在设计教育集团的运行模式时，应该把机制的构建作为重点来把握，这有助于教育集团提高管理效率，提高管理措施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使教育集团从根本上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
第一节 名校集团化的内涵
和教育领域内的其他重大改革一样，名校集团化办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在辨析、争论中发展。名校集团化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也不是一种从众行为，是教育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的结果，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必然。
一、教育集团的历史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了旺盛的教育需求与公共教育经费不足的矛盾，公众对公立教育系统的管理僵化和低效率的指责日益强烈，于是许多国家进行了教育改革，出现了个人、社会团体、合作组织、公司企业等非政府单位和部门大力兴办各种类型和形式的教育机构，为公众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并形成学校竞争的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尤其是民办教育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打破了公立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促使了我国多元办学体制的形成。国内外的各种办学主体都在努力寻求有效的办学模式来促使教育资源利用最大化，从而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率。集团化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运作和配置模式，被借鉴使用到教育组织中，出现了一种以集团化方式运作的办学组织——教育集团。（一）教育集团概述
教育集团一经问世，在规模、管理方式、运作机制等方面都表现出与一般单体学校不同的特征。而且，教育集团自身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形态。
1．教育集团的涵义
教育集团在国外形成一定的声势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在我国则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因此，没有成熟和规范的模式，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生成因素使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在这种状况下，很难对教育集团的涵义作出一个准确的界定。
一般来说，目前的教育集团可以分为两种大的类型，一类是紧密型的教育集团，即由一个教育投资公司（或组织）投资兴办若干所学校，这些学校只有一个法人，有统一的办学理念，管理章程和运作模式，不少民办教育集团大都属于这种类型。一些采用校区制的公办教育集团尽管属于国有资产，但在集团运作上也是如此。另一类是松散型的教育集团，即由若干所学校结合成一个教育集团，这些学校均为独立法人，集团设立理事会，协调所属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显然，如果我们要对教育集团的涵义做出界定，那么，可以如下描述：教育集团是为了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主要是通过一定的产权纽带或契约纽带，由多个学校及其他教育相关产业构成，有共同认可的办学理念，以学校经营为主营业务的教育联合体。
2．教育集团的基本特征
教育集团更多地引入了企业经营的理论，在学校的教育教学之外，借鉴企业的运作方式进行教育资源的开发与整合，因而具有与企业（集团）和单一的学校机构不同的基本特性和规律。
但与企业（集团）相比，教育集团无论在规模、运作规律、发育程度、生存环境都与其存在着质的差异。因此，从比较的角度来说，对教育集团的特征描述更多地着眼于它与一般学校机构（包括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差异，以说明教育集团的形成过程中从单一走向群体过程中体现的特殊性。（1）集团资源的规模性。从资源的拥有量来看，教育集团具有规模性，这是教育集团区别于一般性教育机构的首要特征。教育集团的规模不仅包括学校数量，教职工数量等，也包括资金规模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技术规模、设备规模等。（2）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教育是一个投资庞大的事业，教育集团对资金的巨大需求及其自身的多元组织成分（教育公司通常是股份公司）决定了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民办学校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为了先声夺人，动辄投资过千万，甚至上亿也不罕见。一个教育集团的资产往往多达数亿，因而通过投资者初始资本的滚动积累是不可能达到的。教育集团的经营者通常采取金融手段，采用教育股份制、买壳上市、合伙投资、风险投资、品牌入股、借贷抵押等多种方式以达到一定的资金规模。（3）组织结构的层次性。从教育集团的构成来看，教育集团往往是围绕一个核心学校和集团公司的数个学校机构和相关产业机构的联合体，为了实现对成员学校的控制，必然在学校层面之上形成一个核心管理层。此外，由于成员机构和核心机构在联系纽带方面存在差异，教育集团可能形成更多层次。（4）集团管理的专业性。教育管理的专业化突出地表现在集团层面上的核心部门——集团公司，它通常由专业人员组成，承担专业管理公司的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处于集团层面的管理公司或总部，是教育集团组织中的投资决策中心、财务控制中心、目标管理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心。（5）集团功能的多样性。大型的教育集团除了具有一般学校的功能之外，还往往具有教研开发功能、教育服务功能等。部分教育集团在提供人才培养与培训的同时，开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列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从事着管理输出、教材开发、教学设备生产等多样化生产和经营，提供社会实践、就业指导、图书出版、多媒体开发等多方位的服务，把业务经营范围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二）国外教育集团的发展历程
教育集团的兴起始于国外，若要考察教育集团的历史，首先必须对国外教育集团的发展历程做一番梳理。
1．国外教育集团的生成背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私立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就已有网络化、连锁式的大型教育组织机构出现，但国外教育集团的真正兴起始于80年代末90年初，进入90年代以后，早期建立的教育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的教育集团又不断涌现。国外教育集团在90年代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发展，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1）公立学校私营化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民营化的趋势席卷全球，教育界也受到冲击，出现了教育民营化发展的浪潮，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公共部门的民营化趋势席卷全球，教育作为公共部门中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的一个部分，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
其二，知识经济的崛起，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不满足于公立学校的低效僵化、与现实的脱节。为了解决这种状况，一方面是进行教育改革，调整教育内容；另一方面，则是力图通过教育民营化来提高学校办学效率。
其三，社会多元化及其相互联系的增强，使社会对教育的选择性日益强烈。同时，教育投入的不断增长，使一些国家的政府希望通过民营化来拓宽教育投入的渠道，筹措更多的教育经费。
由于上述原因，使教育民营成为一种潮流，其中，公校私营尤其成为欧美各国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公立学校私营化是指公立学校把部分教育服务从公共领域转向私营化领域，即在维护政府和学校委员会办学权（学校的公共性）的前提下，增加私人和私营机构在公立学校中的投资服务项目，包括管理经营学校的生活费用、事物供应、交通工具、医疗卫生、教学技术、教育测评、课程革新、教师聘用等方面。通常公立学校的这些服务项目在人员培训、人事管理、设备提供等方面单独所需的经费按合同规定由私营公司承担，不占用学校原公共教育经费。
私营公司承包经营管理学校，公司和学校形成的联盟就具有集团管理的一些特征。私营公司对一些学校的共性管理活动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提高了管理效率，节约了学校经营成本。公司与学校通过协议形成了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构成了一个以契约为联系纽带的松散联合体。这种联盟没有产权关系为联结纽带，公司与学校的合作只是通过契约来维系，而且这种合作只是阶段性的，一旦学校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就可结束合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因此，它与教育集团又有所不同。但它的出现和发展影响了教育集团的产生，它的一些管理理念、经营思路和管理方式等被教育集团所吸收和借鉴。（2）教育的产业属性获得肯定。数十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最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这就是“硅谷”。有人在对这一成功案例进行总结后，肯定了教育的产业属性。之后，关于教育产业的命题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人们对教育的产业属性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肯定教育产业属性的观点认为：教育作为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现象，具有与经济组织相区别的特殊性，但也具有产业性的一面。产业是经济领域的概念，“指生产同一性质的物质和劳务产品的组织的集合”。国外经济学家对国民经济部门进行产业划分，是从“所有能得到报酬的活动都是生产性的”观点出发，而划分出三个产业的。可见，“产业的特性，首先就是生产，而非其他”。教育之所以是一种产业，首先，因为它具有生产性，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教育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其次，是因为教育组织——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又都为社会生产着同一性质的产品，所以，社会教育组织的集合，当然是一种产业。近十年来，国外教育市场化浪潮迅猛发展，教育在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被视作未来一段时间内最热门的产业和最具有开发潜力的市场之一，不少企业间接或直接介入教育领域。（3）企业集团运行机制的成功启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也持续提高，这就促使各个企业的组织形态及企业之间的结合关系不断进行变革，最终出现了企业集团这一组织形式。企业集团的基本内涵是将经济领域中分散的实体以集团形式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庞大的经营运行机制，并以规模优势实现企业经营中的规模效益和利润最大化。企业集团是一个包含了多种功能、多个环节的复杂组织，是企业组织形成演进的高级阶段。作为社会生产横向联合、纵向拓展、多样化经营的结果和企业组织形式演进的最高阶段，企业集团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为企业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要求，以企业集团组织为基础的企业扩张不仅可以节约交易费用，还可以充分利用经营资源，实现规模经济和广度经济，具有较高的激励力度。
借鉴企业集团的运行机制是源于学校和企业在组织层面的相似性。在组织层面上，无论学校还是企业，都是人类为更有效地实现特定目标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在与社会进行价值交换的层面上，在获取组织生存与发展资源的意义上，他们都是通过向社会提供价值（产品和服务）来实现的。只要在学校之间还存在着类似于企业间的竞争压力，提高质量和改进教学就将成为学校的自觉追求。因此，作为人类生产活动，学校完全有可能借鉴企业集团的运行机制来增强学校的活力，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率。
2．国外教育集团的发展概况
在国际范围内，教育集团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教育集团大多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筹措资金、普及教育的需要而由一些学校通过滚动发展形成的，这方面以巴西Objetivo／UNIP公司、印度的DELHI私立学校连锁网络、巴基斯坦的Beaconhouse学校系统等为代表，这些学校发展迅速，现在经营着成百上千的学校，在学校的扩张中，出现了集团总部，以及基于集团层面的教师培训中心、教育科学研究中心等，对学校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和服务。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民营教育力量的崛起，出现了新的教育集团形式——“公校私营”（publicschoolsprivatization）运动中的教育公司。教育公司“大规模地运用其他竞争性行业中高超的企业发展和产业重组的手段和工具，高速教育资源配置关系，建立规模竞争优势”。这种以教育公司进行“公校私营”的现象到20世纪90年代成为流行全美的一个新现象，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受美国教育改革的影响，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教育私营化之风，如英国“教育行动区”计划；在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甚至俄罗斯也出现了教育私营化的发展迹象。
公校私营以美国的爱迪生学校公司（EdisonschoolsInc．）为代表，到2002年秋，它已承担着150所学校83000名学生的管理经营，是美国公校私营运动的“领头羊”。而传统的私立学校在教育产业化的推动下，通过滚动发展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如美国的诺贝尔集团（NobelLearningCommunities），现在经营着179所K12学校近3万名学生。这种私立教育集团的扩张，不仅表现在纯私立学校的数目上（到2002年，累计收购了55所私立学校），也通过接管特许学校来实现集团的扩张。这一时期私立教育集团在世界范围内也同样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比较有影响的如南非的Educor、新加坡的英华美教育集团、新加坡的卓越国际特许（加盟）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等等。与早期相比，现在国外教育集团的发展呈现如下特点：（1）公立学校开始被纳入教育集团化发展的轨道。如世纪之交被美国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备受美国经济界和教育界关注的公立学校私营管理，就是对公立学校实施集团化管理的典型例证。（2）组建跨国教育集团，拓展海外教育市场。如始创于加拿大的拉萨尔学院集团，以及新加坡的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等，现都是著名的国际性教育集团。（3）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教育融资。由于教育集团比一般单体学校的规模更大，因此，所需的投资也更大，这就需要寻找新的融资渠道，许多国家的教育集团采取了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教育融资的做法，如上文提到的美国公校私营的爱迪生公司、NIIT、拉萨尔、英华美等，都是上市公司。（4）围绕教育培训开展多种业务的经营，成为教育集团扩张的新战略。如巴西的COC教育公司，现已进入电视和广播等媒体领域，拥有一个覆盖500万人口的商业电视台和一个教育电视台，还拥有自己的出版社。
3．国外教育集团的类型分析
综观国外教育集团的发展过程，这几十年来出现的数量众多的教育集团，从其成长过程角度归类，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1）加盟式教育集团。加盟式教育集团形成和扩张的主要机制是通过对存量教育资源的整合，比较典型的方式有联合、合作、托管、承包等。在国外现有的教育集团中，通过这些途径形成和发展的加盟式教育集团超过半数。如美国公校私营的领头羊爱迪生公司就是通过与学区、学校签订管理合同的方式，接受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或学校的委托，对相应的学校实施管理。而职业生涯教育公司实施的则是吸收改造为主的业务拓展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加盟方式形成的教育集团，加盟各方并不只局限于同类型、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培训，有的甚至吸纳了其他与教育相关的行业，如出版、电视等。（2）派生式教育集团。派生式教育集团的拓展方式主要是通过教育机构增量的递加来实现的。其中，特许经营是许多大型教育培训集团拓展业务规模的重要方法。具体而言，派生式教育集团通常采用以下两种特许经营模式：一是由被授权人每年支付学费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使用授权人品牌、教学材料和结束培训的补偿；二是由被授权人通过购买授权人的教学资料以及相应的质量控制颁发来获得使用授权人品牌的资格。采用前一种模式者如南非的Educor和印度的NIIT；采用后一种模式者如巴西的Objectivo、新加坡的英华美等。
经过特许经营发展起来的教育集团，其下属的各个办学点基本保持着集团认可的主干课程体系，但在此基础上也开发、开设一些符合办学点所在地区需求量较大的本土化课程。如由新加坡英华美与上海高校浦东继续教育中心合作在1993年成立的PCEC新加坡英华美(上海)学院，坚持“利用英华美办学特色，为中国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技术和商务技巧方面的培训服务”为目标，以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和实用技能为中心，以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培养适应国际竞争、富于开拓精神的外向型、复合型人才为重点，开设了商务管理、执行秘书和行政管理、西方会计、计算机和英语等专业，80%以上的学员在毕业后6个月内就职于中外合资企业。（三）我国教育集团的产生与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教育集团，成为一种新的学校组织形式。
1．我国教育集团的兴起
我国教育集团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产生以来，现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教育集团主要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首先产生，目前也主要集中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教育集团的产生，除了与当地经济状况有关外，还与当地的教育发展状况和教育政策环境直接有关。
我国教育集团的兴起始于民办教育。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到90年代，我国民办教育已全面复兴，不仅表现在民办学校的数量上，而且在民办教育办学模式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民办教育事业经过多年的运营和积累，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民办教育因为规格提升的需求，经历了从单一学校向群体学校发展的过程，即出现了大投入、高起点的教育集团。虽然其发展还很不成熟，有着许多不合市场机制的“中国特色”，但在不断地摸索创新中，教育集团已逐渐开始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影响力。同时，教育集团的外部氛围、实践氛围也渐趋成熟。这其中有以企业或企业集团投资运作、以资金为纽带形成的教育集团；有完全是通过学校的滚动发展而形成，并开始涉及多方面与教育相关产业的教育集团；有通过企业投资，公立学校彻底改制而形成的教育集团；也有一些以公立学校品牌为纽带，以输出管理为主要方式的教育集团。到20世纪末，教育集团已成为民办学校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大有逐步取代现有分散的、个体性的办学模式的趋向。它在筹措教育资金，满足人民群众享受优质教育需求，促进教育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教育集团不仅在民办教育领域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公办教育系统中也得到发展。一些政府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事业单位等，力图采用教育集团这种办学形式，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快速扩张，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如名校教育集团化办学就是出于这种目的，并且发展势头迅猛。
2．我国教育集团出现的成因分析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原因，教育集团在我国的产生与教育产业观念的传播、民办教育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1）教育产业观念的广泛传播为教育集团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教育集团产生提供理论支持的是教育产业论，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始于1979年的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被学术界引入国内，出现了关于教育商品化的争论。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发表，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加快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将教育归入第三产业，并作为发展的重点。将教育纳入第三产业的序列，直接催生了教育产业论。有关教育产业的论题遂成经济界和教育界探讨的热点。
当教育的产业属性得到肯定，教育被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时，当同一主体下个体规模扩大、数量增多时，由单一学校向群体学校发展，组建教育集团，从而提高教育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教育集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2）民办教育的发展为教育集团的出现奠定了实践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出现和逐步发展，突破了国家一统天下的办学体制，经过80年代初中期的办学混乱和无序竞争，到90年代初，经历了市场的优胜劣汰，许多学校已站稳脚跟，日渐壮大。如果说，教育产业观念传播为教育集团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民办教育的兴起和逐步发展，则为教育集团的出现奠定了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随着一些民办学校的不断发展，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就必然要经历从单一学校向多所学校发展，从而导致组织管理结构的改变，由此，出现了引入个体联合的有效组织形式——集团。（3）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为教育集团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享受更好的教育，从而引发了对优质教育的庞大需求。同时，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又呈现出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教育的底子不厚，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教育的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但仍然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尤其是对优质教育的需求，由此而形成了供需之间的矛盾，“择校生”的出现和屡禁不止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这种状况促使一些学校采用各种形式创办分校、校区、加盟校、连锁校，等等，成为教育集团的雏形。显然，巨大的社会需求，为教育集团的出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三）我国教育集团的产生模式
在现实中，各个教育集团是在不同环境下产生的，从而导致了教育集团的多样性，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教育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1．以名牌效应为纽带
为了解决“上好学难”与“择校热”的问题，也是为了向民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优质均衡教育，名校集团化办学模式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所推崇，也为各地著名中小学所热衷。各地争相以当地著名中小学为创始单位，以他们的教育品牌创立教育集团，通过教育集团的教育品牌和教育力量，来改造与优化薄弱或者相对薄弱学校，通过教育集团对新生学校的托管与创办，来提升整个教育集团的教育质量。这类集团近年来在一些沿海城市发展迅速，一般做法是：以一所公办名牌学校为核心，带动集团内其他学校(可以是公办的，也可以是民办的)的发展。名牌学校要向其他学校输出管理、师资和教学，有的也给予一些经费上的支持。当然，作为回报，集团内的学校在办学稳定之后，一般会每年向母体学校交纳一笔不菲的管理费用。
在集团学校间的联系尚处于松散阶段时，这类集团多数只是通过“挂牌”，将重点学校品牌加以简单扩张。
2．以资金为纽带
这类集团一般由民间投资，可以分为两种投资形式。一种是由实力较强的企业集团或财团进行先期规模投资，依托其雄厚的资金投入创办起来后，再滚动运行，扩大投资范围，连锁发展，建成学校系列。由于这类学校的硬件设施起点标准高，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学校的办学资金全部来自教育公司，后者是前者的投资者和举办者；学校作为独立法人，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行自主办学。
另一种是由社会力量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出资，运用股份制手段融合资本，成立股份制教育投资公司（教育集团公司），由公司投资建立系列学校，组成教育集团。各个出资者是教育集团公司的股东，依据其出资额的多少享受股东权利和承担有限风险。集团公司是学校的举办者，以入股融资方式取得社会资本的使用权；集团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企业化管理，以投资办学为主旨，负责资金的运作，通过合同所办学校承担有关服务，获取报酬。学校也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实行自主办学，独立经营。
3．以政府为纽带
这类教育集团是经当地政府批准产生的，是政府的一个直属事业单位。这里的“政府”既可能是教育行政部门，也可能是县（市）级人民政府。一些政府部门为了拓展教育筹资渠道，或为了提升当地的教育竞争力，营造教育品牌，在教育局或是人民政府的主导下，成立一个直属的教育集团，由教育集团直接管理若干所学校。教育集团一般是作为教育局或政府下的事业单位，具有事业法人资格，实行企业化管理。教育集团前期资金由政府部门投入，以后逐渐实行自负盈亏。教育集团的主要职责是进行教育资源配置，盘活教育资源，进行资本运作；学校则实行校长负责制，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和进行管理。
4．以企业学校为纽带
我国许多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为了提高本企业的职工素质和培养专业人才，往往办有许多子弟学校或职工学校。这类学校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些学校不断得到企业经济上的支撑和银行的信贷，逐步扩大了办学规模，改变办学模式。为了事业的发展和教育的有效管理，相应的教育集团应运而生。另一种情况是在市场经济下，一些企业难以承受学校发展之重，面临着减负脱困的任务。有的企业自身生存受到威胁，根本无法继续支撑这么多学校。面对这种形势，一些企业把所辖的学校进行转制，成立教育集团来经营管理这些学校，原来的企业则不再直接管理学校。
上述教育集团的模式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国家教育投入不足而造成的教育供需关系日益紧张的状况，促进了教育的加快发展，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更多的教育选择。
二、名校集团化的内涵
当我们对教育集团的发生发展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后，就需要进一步对名校集团化的内涵进行分析。（一）概念界说
杭州的名校集团化办学有别于国内外的各种教育集团，它主要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实施集团化战略。具体地说，名校集团化办学，是指在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主导下，以当地一些享有较高社会声誉的著名中小学为发起单位或者创始单位，通过名校输出品牌、办学理念、管理方式、干部和优秀教师、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等，进行集团化办学。因此，名校集团化，实际上是以名校为母体学校形成的教育集团。（二）内涵解析“名校”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相对于一般的不出名的普通学校而言的。“名校”是指“校园文化积淀丰厚，社会知名度高，为求学者所向往，在校学生及家长有较高满意度、社会满意度和行业认定度”的学校，学校能提供优质教育，使受教育者成长得更健康，进步得更快更大，特长发挥得更鲜明，而不是指只依赖优质生源、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精英式教育的学校。名校的构成要素很多，主要有名校文化、名师名校长、办学特色、教育质量、社会贡献等几个方面组成。名校是一种稀缺资源，名校的教育是优质的教育，名校的优质教育具有强烈的市场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的，这也正是名校集团化办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名校是历史形成的产物，是几代人和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名校应负有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如果名校资源得不到进一步扩张、辐射，以回报社会，就是名存实亡，要被历史、社会所淘汰。为此，名校也面临着一个动态的发展问题。是不是名校，不是历史说了算，也不是由学校自己说了算，而是应由社会来评定。
名校集团化办学是一种新型的办学组织形式，是一种符合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集团化的办学模式，是对领先于时代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现代企业运作方式的有机结合。这里的教育集团不同于企业意义上的经营性集团，名校组建教育集团并没有提高收费，也没有改变招生办法，教育集团仍然属于公益性的教育事业。教育集团只是一种集团化的管理方式，是对教育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教育集团的办学优势主要表现在资源、质量、人事和资金等方面的扩张与共享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社会效益。
三、对名校集团化办学若干问题的辨析
当集团化办学从一项出自基层学校的探索，逐渐转变为政府介入的制度创新，并上升为一个区域内的组织行为时，就会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从而出现质疑、争论，这些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应该对这些质疑做出理性的思辨，以减少制度变迁的时间和规避制度创新带来的种种风险，使名校集团化办学这一制度创新成为一个稳定的行为。（一）来自市民群众的担忧：“牛奶会不会被稀释”
在名校集团化发展过程中，最令家长担心的问题是：“牛奶会不会稀释？”即当一所名校扩张后，随着班级的增加，缺少足够的优秀教师，结果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应该承认，“牛奶稀释”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优秀教师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名校快速扩张以后，教师队伍的建设就会显得更为紧迫。但是，也应该看到，今天的教师成长方式已经与以往有了很大区别。传统的“师徒式”、“传、帮、带”的教师培训方式，已不再适应今天的教师成长特点，而更多地依靠团队合作、资源共享。同样，今天决定教育质量高低的因素，也不再仅仅取决于某一位或几位“好教师”，而是教学管理、教学资源、教师水平、学习方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说，“名师”已经不是构成名校的唯一标准，“名师”的集聚并不能造就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地”；而集团化的过程将有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扩散和均衡。
因此，名校在集团化办学后，一方面，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实现教师间的联合备课、教学会诊、教学研讨等活动，发挥名校优秀教师的领衔作用，可以促进子体学校教师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名校向子体学校输出科学、高效的教学管理方式，这样，就能保证教育质量不受影响。退一万步，即便有“牛奶稀释”的现象，也是暂时的，从整体上看，一所名校在进行适度、有序的扩张后，不会出现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相反，随着集团化办学的推进，集团内的原有学校将成为新学校的“人才基地”，新学校的师资和管理就可以以集团内其他学校的教育教学资源为依托，实现集团办学的“二拖一”、“三拖一”，避免“牛奶稀释”。（二）来自子体学校的担忧：学校文化是否会趋同
每一所学校都有着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论这种文化是否深厚、优秀。在名校集团化的过程中，名校把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给集团内的子体学校，并逐渐成为集团共同的文化，而子体学校的原有文化则逐渐消失。由此，便带来一种担忧：名校集团化加剧了文化趋同，使得一批学校丧失个性。
毫无疑问，只有优秀的学校文化才能孕育出优秀的学校教育，学校文化是凝聚学校群体成员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学校发展的强大内驱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名校之所以有名，正是因为名校有着深厚积淀的优秀学校文化。在名校集团化的过程中，通过优秀文化的传播、认同，带动子体学校的发展，提升教育水平，成为优质学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文化“趋同”带来的是一个好的结果，是一个有利于学校发展的结果。另外，一直以来，在学校文化建设中，我们所注重的是校园文化的建设，而对学校文化中的教师文化、学生文化、管理文化、制度文化却有所忽视。而集团化办学在学校管理和制度建设方面所引起的变革，必将催生学校文化多方面、多层次的变革。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现实中，子体学校的文化并不会简单地消亡。因为文化传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融合、再生的过程，子体学校原有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会在新的文化中得到体现，消失的则是那些不合理的、与现实发展不相吻合的文化因子。同时，随着集团化办学，为学校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有助于形成更加开放、民主、兼容的集团文化。
当然，就名校而言，确实需要关注集团内校际之间的文化差异，切忌把文化输出的过程变成一个文化兼并的过程，而应努力遵循学校文化发生、发展的规律，兼容并包，广采博纳，形成既能体现集团理念，又能体现子体学校个性的新的集团文化。（三）来自专家的担忧：国有资产会不会流失
根据我国《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规定，政府是基础教育的主要办学主体。近些年来，随着我国非公立教育机构的急速增加和教育需求的不断旺盛，涌现出了一批以教育开发经营为主要组织方式的民办教育机构，成为我国教育经营方式的有益补充。集团化办学能从民办教育集团借鉴哪些方面的经验，以求得办学效率的最大化？
杭州大部分名校集团的母体学校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名校集团的法人代表（校长）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委派。和通常以公司法人注册的教育集团不同，名校教育集团更多地在组织形式上借鉴了产业型教育集团，而不用担负资本寻利和使资产增值的任务，因此，提高区域内优质基础教育的覆盖率成为名校集团的目标。由于杭州的名校教育集团尚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教育集团的规模还不够大，发育尚不成熟，很多集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集团层面的协调控制机构，往往只是通过集团内部的龙头学校开展相关业务。因而，目前这种公办、国有民办、民办多种体制兼而有之、多个法人和多种融投资方式并存的教育集团，确实会让人产生“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忧。
显然，这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在教育成本均摊、产出和成本核算等方面做出规定，并进行宏观调控和有效监控，以防国有资产的流失。（四）来自专家的质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作用何在
教育的均衡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持久动力。教育公平是政府的基础性责任。教育作为公共事业，政府不仅是投入主体，而且要为公共教育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加强监管，对公办教育的布局和教育经费投入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以使基础教育在区域内布局合理。
作为政府，在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做“学校和市场不愿做和没有能力做的事”，保证教育的公益性与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公平，使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满足广大群众“上好学”的愿望。而在集团化办学中，政府的作用应该是：
1．注意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使教育集团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与产业集团有别，教育内部资源具有不可复制的特点。因此在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政府应考虑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教育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不因为名校集团化的推进，使得未进入名校集团化的学校受到利益伤害。
2．注意名校集团的办学规模——名校集团的边际效益是否递减
家长和孩子对名校的渴求，是因为在名校中学习可以享受优质教育，一旦优质教育资源因快速扩张而受损，就会降低品牌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名校在走集团化办学时必须把握好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平衡。换言之，名校集团要遵循“在规模扩张的同时确保质量提高，在质量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张规模”的原则，在扩张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名校的品牌效应，又要充分利用名校的教育教学优势，在输出品牌的同时，积极输出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及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教育教学骨干，以提高集团内部的教育质量。如杭州二中教育集团在短短的几年里，由1所学校变成有5个成员学校的教育集团，其扩张速度不可谓不快，但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后劲，需要休养生息的时间，需要修炼内功。所以，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进行宏观调控，以免出现因过快扩张而导致名校品牌受损。
3．加强政策行为，帮助有典型意义的教育集团的健康发展
经验表明，集团化办学中的很多问题需要边实践、边研究。要不断完善集团化办学的管理机制和质量督导机制，推动集团化办学健康发展，这也是集团化战略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关部门应及早介入其研究和发展过程，使其不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停滞不前或倒退，帮助集团规避发展中的风险，以防杭州教育集团发展中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同时，相对公办教育集团而言，政府对民办教育集团应该在更大程度上加强市场监管和制度安排，以使营利性教育组织获得提供教育服务的合法性，保证教育的公益性。
4．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长期以来，教育被作为纯粹的事业性行业而受到国家的扶持，产权不清、责权不明、经营理念缺乏、运作技术低下、行政干预过强等弊端往往被遮盖，严重制约了学校的现代化发展。制度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规则，在市场经济更强调产权和契约、社会发展更追求民主和讲求责权的背景下，更要求积极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一是建立新型政、校关系。公办学校政、校不分，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总是将学校看成是自己的下属机构，学校难以依法自主办学。名校集团化办学强化了学校的自主发展、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职能，政府及其教育行政职能部门需要从具体的指令性行政管理转变为宏观性调控管理，打造现代教育集团。
二是健全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教育改革最可靠的办法是赋予学校及其领导们作重要决策的自由和权力，学校一旦掌握应有的自主权，就能主动解决学校中不适应社会要求，不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不利于调动教师与学生积极性的诸矛盾、诸弊端，就能自主发展、自我约束，就能有压力、有活力，就能主动投入改革。
在现有的教育集团中，既有独立法人的教育集团，也有多法人的教育集团。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集团内学校的运营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名校集团化的推进，将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教育领域。然而，学校，尤其是国有学校，是社会公益性非营利机构，因此，明晰教育集团的产权制度，健全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厘清集团内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已成为当前不可规避的问题。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有关法规，使学校具有一定的规避风险能力，保证国有资产增值。
三是加强校本治理和专业治理。走名校集团化发展之路，意味着需要构建新的管理机制、运作模式、文化等等，这些都无现成经验可以借鉴。而要摆脱“路径依赖”，就需要加强校本管理和专业治理。
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还有许多人们担心的问题，如规模扩张后，引起学校管理缺位；又如学校择校费减少，影响名校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再如教育行政影响范围缩小等，这些质疑、担忧都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第二节 名校集团化的运行机制
当一所单一的学校发展成为包含若干个教育组织的教育集团时，不仅表现在外在的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的管理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会面临发展困境。
一、传统公办学校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的分析
传统公办中小学承担着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和传授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任务。一直以来由各级政府举办，接受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其学校组织的特点是半科层性半专业性组织。
中小学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少年儿童进行教育的基本单位，其目的就决定了学校作为社会组织机构与政府行政部门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图2-1 某中小学组织结构
从图2-1可以看出，传统的公办中小学采用的是矩阵式的组织结构。既有纵向职能部门联系，又有横向跨职能部门的联系，是将集权与分权结合。既讲分工又重视协作的一种组织结构。公办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学校的管理人员掌管着学校中人、财、物、决策、评优以及技术职务的晋升等所有资源的分配。校级领导、中层领导、教职工构成了学校的行政系统，其中校级领导和中层领导构成学校的管理层。学校通常根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学指导意见，以目标管理为抓手，自上而下层层落实、自下而上层层保障的目标管理体系，并普遍实行量化管理。和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一样，公办学校的办学体现出较鲜明的行政本位的倾向。概而论之，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教育行政部门是公办学校的直接管理者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大、中、小学进行了校长负责制改革试点工作。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中小学基本实行了校长全面负责、党组织保证监督、教职工民主管理的管理模式。
但事实上，校长只是教育行政部门意志的实施者。根据我国的法[1]律法规及传统学校管理的惯例，教育行政部门拥有12种权利：①制定和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权；②教育机构设置、调整审批权；③教育计划、课程、教科书和学生用书审定权；④学校管理权（教学、财务、人事）；⑤招生、考试、录取、学籍管理权；⑥教育教学技术职称赋予权；⑦学位授予权；⑧主管教育机构的人事任免权；⑨对下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工作和学校教育工作的指导、监督权；⑩对同级其他行政部门的教育工作的协调、监督权；对违反教育法行为的处罚权和强制权；对同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的建议权。教育行政部门把学校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纳入到行政管理体系中。教育行政部门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构成与学校的上下级关系，而学校的人事、财务、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选用等方面的权力并不归属于学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教育改革可以发现，鲜有“自下而上”的有影响力的教育改革。（二）学校组织结构科层化
与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相一致，学校的管理层级也沿用科层管理体制。学校管理人员被纳入或参照干部管理体系。通常，学校设有校长一名、副校长若干、教导（务）处主任、政教处（德育处）主任、办公室主任、总务处主任、教科室主任等。而能担任学校管理任务的老师往往是优秀的学科教师，在担任职务的同时也享有了权力，正所谓“教而优则管”。各科室则是执行教育行政部门任务的基层组织，是政府组织在学校内的延伸。当然，科层制的管理定人定岗，会有利于各种政策、方针的上传下达，有助于学校常规工作的开展和任务的完成。（三）学校组织管理绩效模糊和偏差
传统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决定了学校组织管理是任务型的管理模式，即完成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交付的任务和应对检查。而学校作为一个专门的育人组织，使教育对象符合社会的需求和个体自我发展的需求是学校追求的终极目标，这就导致了学校管理中的诸多问题。
首先，传统的学校管理是一种外控的管理，即校长的决策更多的是根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指示、要求，而不是从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此，缺少学校管理的自主思考、自主定位。
其次，传统的学校管理是一种线性的一元管理，即根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统一要求、统一任务、统一行动，而使得学校丧失校本特色，丧失个性。
第三，传统的学校管理偏重于物的管理，而忽略文化管理。教育是人的活动，教育管理追求的不仅是让学校各项教育教学活动规范有序的运行，更重要的是关注师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提升师生的价值追求，把学校变成一个学习共同体。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学校组织管理不利于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不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使得管理绩效偏低。
二、名校集团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
2001年，杭州人均GDP达3000美元，人民生活从温饱向小康过渡；同年，杭州市基本普及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十五年基础教育，教育发展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普及。考察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杭州名校集团化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杭州市经济发展从后工业时[2]期向信息化迈进的转型阶段。也就是说，杭州名校集团化的发展正迎合了杭州社会经济转型的需要，并与此有必然联系。“如果激励、促进创新的条件存在，正常的人将会而且愿意创新。”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教授认为，“有效地开发社会资源的第一个条件是有效的组织构架。”也就是说，组织构架是否合理和科学，直接影响到组织能否高效地运转。因此，剖析杭州的名校集团的组织结构，便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影响名校集团组织结构与管理的要素
正所谓“任何一项改革，结果都是未来的，成本却是现在的。”分析名校集团组织结构与管理的要素，将有助于增强杭州市教育改革的实践理性。
1．教育行政机构
政府是公办学校的办学主体，对本区域内的教育事务具有传统及法定的话语权和控制权。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通过文件、政策制定和行政手段对学校行使管理权。然而，政策、文件、法规的制定有一定的时效性和范围性。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某些领域的教育改革实际上是教育现实与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博弈的过程。如“择校”问题即是受教育者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愿望与划定学区内所能提供教育资源的不一致所导致。
2．教育市场的发展
基础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其提供者主要是政府，但也不排斥其他组织、私人企业、非营利机构或公民个人。而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则是政府利用公共开支开办的公办教育的重要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受教育者的需求（未成年的受教育者的需求往往由家长决定）多样化必将导致各级各类教育办学形式和种类的多样化。学校间（包括公立学校）竞争的加剧，对教师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信息传递和交流充分的情况下，势必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格局，教育市场将得到进一步培育，公立学校将与其他类型办学机构一样面临对社会资源的争夺。
3．学校
教师作为专业技术群体和学校的主体，其发展目标和途径与学校作为科层组织的发展目标和途径是不一致的。科恩、马齐等人认为学校是个“松散结合”型组织，因为：学校组织目标往往比较含糊，而且经常变化；学校教育的技术手段模糊不清；参与学校决策与行动的[3]人员具有流动性。这就决定了学校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显得非常关键，对学校的自治和学校的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校长作为一校之长，是学校利益的代言人和政府指令的执行者。在社会转型和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校长不但应该是教学领域的专家，而且更需要是管理方面的良才，只有这样的校长，才能在办学过程中兼顾学校、政府与社区（家长）多方的利益，才能通过民主管理和学校自治，引导学校不断发展。
4．其他因素
除了教育管理的刚性架构外，其他行业发展（如房地产业）、基金会等也会对集团化办学形式产生影响。（二）杭州名校集团的组织架构与管理的核心因素
制度创新与组织管理结构创新是杭州推进名校集团化的两大特色，制度创新前面已经述及。在此，需要进一步对杭州名校集团的组织架构中的核心因素进行分析。
当前，学校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受教育者（有时表现为家长）越来越挑剔，技术更新越来越快，政府监管越来越到位，其他行业（包括企业和社区）的管理水平越来越高，对学校的影响和挑战也会越来越大。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固守原有的管理方式，只能是学校发展的下下之策，不可能做到可持续地发展。在集团化办学的组织系统中，领导、远景、组织架构、质量控制、文化是管理的五大要素，如果能协调好、综合好，教育集团就能正常运行（见图22）。图2-2学校组织架构的核心
1．领导
领导水平与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群体达到目标的程度。在公办学校中，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按照上级部门旨意，接受性地开展工作这样一种模式。然而，教育集团却与单体学校不同，面对集团化办学，更需要领导在诸多不确定的，甚至是风险性的信息中，把握改革方向与事态的发展，成为决策性的力量。只有给教职员工塑造出一个从单一学校走向集团型学校办学的美好远景，并形成教职员工心中的愿景，才能激励和感召员工为之而奋斗。在西方管理学中，愿景（vision）、激情（passion）和权威（authority）是构成领导魅力的三要素，而影响力则是领导的核心品质。通过领导的个人魅力及制度、规范、文化、氛围的设定，激发员工的事业激情，找出改革的节点和方向。领导在管理转型间发挥“外部适应，内部整合”的作用，对教育集团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管理
任何改革都会面临内部整合的问题，当一个教育集团建立后，如何开展集团化办学是紧接着要考虑的问题。通过组织学习的方式，将集团的远景和行为实践制度化，可以减少改革的陷阱。其中组织构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它直接关系到管理的执行力和绩效。组织构架的核心在于部门设计。部门设计的核心在于拟订其中每个人的责、权、利，并对工作进行分解。在此，我们以求是教育集团的组织管理为例[4]做进一步分析。
求是教育集团在成立初期，采取的是以老带新的管理格局。管理战略主要是将老学校拥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向新学校输出，在短时间内促成新学校的发展，相应地使学校整体资源得到优化，为老学校的再发展找到了新的发展契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规模。这一阶段可采取以老带新的管理组织式结构形式，如图23所示。图2-3 以老带新的管理组织结构
由于初期的帮带管理配置，为学校的发展积蓄了管理力量，经过一段时期的持续发展后，当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拥有两个以上的校区，且学校间的发展比较均衡时，这时管理跨度与复杂程度相应增加。这一阶段的管理战略重心是要发挥管理的规模效益，增强管理的专业化程度，同时保持管理的高效精简。这时适宜采取条块相辅的整合管理结构，如图24所示。图2-4 条块相辅的管理组织结构
当求是教育集团进一步发展成长拥有了更多的管理自主权。这一阶段的管理战略重心应是完善调整，突破普通学校的管理组织结构，建立现代教育集团的管理组织结构框架。这时管理组织结构就需要建立网络矩阵的管理组织结构，如图25所示。图2-5 网络矩阵整合的管理组织结构
从管理一所学校到管理由多所学校组成的教育集团，管理面和空间都在不断增加，管理的层级却需要减少，管理的职能和重心都落在了集团内的管理部门，即中层身上。其中，学校中层不但是学校教师，且是学校的管理层，身兼双重角色。不仅要协助集团决策层做好集团的宏观规划，将决策层的意图转化为有效的组织行为，不仅关涉到管理部门的职能设计及执行力问题，且对集团内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质量监控的重任也落在了管理部门的身上。因此，中层干部需要增强学习力，管理水平要向专业管理不断迈进。而集团领导也要为中层树立得当的职业发展目标，发挥其工作潜力，并不断激励。
又如，采荷二小集团的管理体系由理事会、执行系统、考核评价系统、督导评估系统组成，简称“一会三系统”（参见图26）。根据集团规模发展的实际需要，这一管理体系将教学科研与教师培训合并、团队工作与学生管理合并，同时在集团层次上增设了专门的考核评估和督导评估部门，在整体上强化了采荷二小教育集团统一管理能力的同时，凸显了日常运作、考核、评价三大功能的管理新模式。图2-6 采荷二小教育集团的管理构架
3．文化
厘清和发扬原有学校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加强文化更新，加强制度设计和安排，增强制度的公正性，减少人际冲突，将集团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远景内化为集团型学校的价值。文化包含的不仅仅是学校文化，还有管理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及教师与学生的亚文化等。在集团化办学中，不仅应该有文化的建设，还应有文化的整合。集团化办学的实践证明，观念的融合比技术层面的改进更加重要，打造开放与兼容的集团文化是集团化办学的重中之重。有关内容在第二章中已经有所涉及，不再赘述。（三）名校集团化办学的运行机制
与单个学校的办学机制不同的是，集团化办学更表现为学校集合的竞争力和学校之间的组织机制的顺畅运行，更表现为学校间和学校内的核心竞争力和运行机制的外在的和内在的有效性，以使集团内成员学校在龙头学校的带领下显示出“后发展优势”。因此，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转变资源配置的模式，是实现共享型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所在。解读名校集团办学的成功实践，可以发现，推动集团化办学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运行机制，可以用集团化办学的三维运行机制，即滴水模型图来诠解(见图27)。图2-7集团学办学的三维运行机制（滴水模型）示意图
为了使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上述示意图的含义，我们对集团学办学三维运行机制的滴水模型做进一步的说明：
1．“滴水”的组成（内因）
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学校办学的好坏取决于学校文化、目标定位、组织设计、制度建设、教育资源和质量体系等要素的丰富程度。其中，名校文化的传播是集团发展的灵魂；基于准确目标定位的集团战略选择与特色发展是集团优质教育资源扩张的基本途径；名校集团的组织设计与制度建设是名校集团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教育资源的专业化经营与教育质量的系统管理是名校集团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扩张的基本方法。
2．“水面”“水面”隐喻集团化办学所处的环境。同样的“滴水”在不同条件下的“水面”上所形成的扩张力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在集团化办学运行中，应注意采用“环境细分”策略，依据名校本身的特色，在行业的空白点或以行业最高水平切入相关的教育市场。
3．“滴水”的高度（势）
在此，“滴水”的高度（势）隐喻集团化办办学的发起者（名校）在内因六要素方面的成效。成效越大，滴入水面所引发的扩张力度也越大。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事实上所有学校都含有内因六要素，为什么只有名校有扩张的可能？那是因为名校在这六个要素方面更具优势，富有成效，赢得社会的认可。“善战者，求之于势”，纵观集团化办学的成功经验，无不在内因的诸项中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名校的“势”越大，其向相对“弱势”的学校扩散、辐射，和品牌带动的能力就越强，以使集团化办学达到1+1>2的效果。
4．“三个维度”（外因）
当然，学校能否进行集团化发展还取决于良性扩散的机制是否建立，即还受政策因素、环境因素、信息化技术的因素的影响。（1）政策因素：当地政府的教育发展规划、与集团化办学相关的政策法规，其作用是扶持或限制。（2）环境因素：区域经济的发展，当地教育市场的需求，学校的地理位置，同类学校的竞争等，其作用是推动或竞争。（3）信息化技术因素：集团化办学区域分散所带来的管理、联系等信息交流问题，需要现代信息化技术的帮助，其作用是支持或滞后。
正因为学校间办学差距的客观存在，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名校发挥引导作用和学校间教育资源共享的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
名校集团的运行机制是“三个维度”与“六个发展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机制。
三、名校集团在组织管理变革后应注意的问题
长期以来，教育被作为纯粹的事业性行业而受到国家的扶持，产权不清、责权不明、经营理念缺乏，运作技术低下、行政干预过强等弊端往往被遮盖，严重制约了学校的现代化的发展。制度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规则。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政府，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并基于自身的成本——收益计算来推动制度变迁。在市场经济更强调产权和契约、社会发展更追求民主和讲求责权的背景下，更要求学校职能与政府职能分离，建立学校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和形成学校与社区、社会的互动关系等，实现教育主体的回归和保证学校的发展与社会要求相一致。教育集团力图在上述方面有所突破，但是，随着集团组织管理的变革，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教育集团采取相应的措施。（一）处理好教育集团与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
一直以来，校长是一校之长，也是政府命令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执行者，还是学校与外界，包括社区的联系人。校长的这种角色，使得公办学校政、校不分，这是与长期以来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总是将学校看成是自己的下属机构分不开的。校长对学校的“管理”多于“领导”；行政部门的指令性多于指导性。近年来，依法自主办学受到广泛认同。探索中的集团化办学强化了集团自主发展、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职能，包括对集团内部的人事管理、学生管理、资源利用、处理与家长、社区及公共团体的关系、对教学质量进行监控等，政府变对学校的具体指令性行政管理为宏观性调控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集团会和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发生矛盾。因而，教育集团要正确、妥善地处理好与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否则，会影响教育集团的正常运行。（二）建立健全学校法人治理结构
教育改革最可靠的办法是赋予学校及其领导们的重要决策权。学校一旦掌握了应有的自主权，就能主动地去解决学校中不适应社会要求，不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不利于调动教师与学生积极性的各种矛盾、弊端，就能自主定位、自主发展、自我约束，就能有压力、有活力，就能主动投入改革。
现有的教育集团，包括独立法人的教育集团和多法人的教育集团两种类型，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集团内学校的运营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多样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名校集团化的推进，将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教育领域。然而，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作为社会公益性非营利机构，因此，明晰教育集团的产权制度，健全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厘清集团内部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已成为当前不可规避的问题。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有关法规，通过市场适度调节，使学校具有一定风险规避能力，保证国有资产增值。（三）加强校本治理和专业治理
走集团化发展之路，即意味着集团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运行、集团发展和决策的制定、教职员工的管理、集团文化的再塑造都在进行中，集团化办学存在着“路径依赖”。集团化办学中出现问题不可避免，在一定意义上也没有经验可借鉴，要从集团所具备的条件、现有的文化及所在社区的实际需要等因素出发，进行校本管理和专业治理。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将有助于集团化办学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对教育集团的管理层激励，加强管理人员（尤其是校长）的责任意识和进行适当的声誉激励和物质激励，建立教师发展基金等都将有助于集团化办学。[1] 李连宁，孙葆森.教育法制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35—136.[2] 杭州市统计局2003年发布的数据表明，杭州市三大产业的比重为60.7∶51.67∶42.26，农业比重已达到工业化后期水平。[3] 范国睿.学校管理的理论与实务［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1.[4] 李勤《转型与重建：对集团化学校管理组织结构变革的探讨》一文对此部分有贡献。
第三章 名校集团化的多角度审视
自2002年杭州首个公办教育集团成立，杭州中小学完成了从个体学校发展到学校规模化发展的历程。近十年的名校集团化进程，杭州中小学发展模式实现了组织形式、管理方式、学校文化等多方面的创新与跨越。
第一节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
名校集团化的价值审视均衡、优质的教育发展格局是早在本世纪初就实现了“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义务教育、高中段教育的十五年基础教育”的杭州教育的必然目标。而追求教育公平是实现杭州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关键。
一、教育公平：名校集团化办学的社会指向
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提高公民素质的保障，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追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诉求，是名校集团化办学的出发点和重要目标。（一）教育公平是名校集团化的价值取向
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能否体现教育公平就成为制定和实施公共教育政策的必然选择。而促进区域内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和保障，是教育发展的必然价值取向。
教育公平问题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伴随着社会大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教育公平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公平包含着三种含义，即平均分配、机会均等、合理的差距。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公平来自认同。杭州市已于2001年在浙江省率先基本普及了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教育的十五年基础教育。对教育公平即可理解为：政府应当尊重和平等对待每一位儿童，应当为每个儿童提供真正接受基础教育的条件；对有天赋的儿童和处于出生比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儿童提供一定的补偿教育，通过适当的资源配置不使教育差距人为拉大。教育公平是教育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和准则，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平等两个基本方面。（二）教育公平要追求教育权利平等
对于已普及15年基础教育的杭州市来说，政府既是教育和学校的举办者，又是管理者。教育活动的计划与规划、资源配置、过程管理、教育服务的提供等全部由政府提供。教育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工具和个人社会价值的诉求，为儿童提供一般的教育应该是国家的责任。基础教育作为公共事业，在区域内进行集团型推进，即意味着受众利益群体的定位和范围调整。学校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权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受教育的自由权。受教育者在义务教育阶段虽然没有是否接受教育的权利，但有接受什么样教育的自由权。即：有选择教育形式的自由权；有选择学校的自由权；有权接受他认为是好的、适合其发展的教育自由。第二，受教育的要求权。受教育者要求相同的就学机会、教育条件，得到相同的教育效果，消除个体间差异的权利，受到适合其发展的教育权利。第三，受教育的福利权。受教育者有权从国家、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和个人那里接受法律规定的权利。（三）教育公平要追求教育机会均等
通常意义上的教育机会均等是指给所有人公平的发展和竞争的机会。在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更进一步的理解应该是，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均等，即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上以社会正义为指向，消除基于偏见、意识形态或既得利益的不公平限制；在教育质量上以实现基础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为导向的质量观。实行集团化办学，就是力求在较短时间内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名校作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是在社会、政府多方扶持和支持下，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而逐渐形成的稀有公共资源，推进优质教育大众化是名校的历史责任。如何让这种宝贵的公共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名校集团化办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比如一所新建学校，如果走“爬坡式”的发展道路，往往收效太慢，但如果将名校的先进管理经验、优秀师资等教育资源迁移进来进行整合共享，那么它的成长肯定会实现“跑”的速度，缩短新校的发展周期，成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快速扩张，满足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名校作为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者，作为政府和社会教育投入的受益者，理应承担起反哺社会、回报社会，为政府分忧的使命。集团化办学正是名校最大限度地回报社会，向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优质服务的操作平台和有效载体，以实现基础教育普及公平与效率的双赢。
二、均衡发展：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教育追寻
当对教育公平的要求已成为全社会的呼声之时，教育必然要做出相应的回应。于是，均衡发展成为当代教育发展的理念和追求目标。杭州，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在追求教育的均衡发展时，名校集团化成为一条有效途径。（一）通过名校集团化办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内的覆盖
受经济、教育发展水平的制约，各个地区对教育均衡发展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杭州，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教育权利的选择，已不再仅停留在“人人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利”上，转而追求“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人们的受教育需求呈现出不断向质的需求转化的趋向，即要求自己的子女能够“上好学”，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这种对优质教育的追求，导致的直接表现，就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择校风”。
面对长期以来老百姓“上好学”难的问题，尽管杭州市教育行政部门采取种种办法来解决“择校”问题，但由于名校资源的分布不均，仍无法满足民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和对教育资源进行选择的权利。以西湖区为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布局结构的调整，1999—2003年间，西湖区每年新增常住人口2万余人，新增学生近1000人，需每年新建24个班规模的小学、初中各1所。而这些新建学校由于缺乏社会知名度，家长不愿意将孩子送到这些学校去就读，结果，助长了“择校”之风。
显然，教育均衡发展只有走优质教育资源扩张之路，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符合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而名校集团化办学，让新校、民校、弱校搭上名校这部“电梯”，在一个相对较大的区域范围之内，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这无疑有助于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二）通过名校集团化办学，丰富公共教育资源
虽然近年来杭州市国民经济发展呈快速协调发展的势头，但即使是像杭州这样每年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性经费确保“三个增长”、“两个提高”的城市，仅依靠政府投入仍然无法满足广大市民对高标准、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市教育发展的“瓶颈”。在名校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通过引导、吸纳、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来丰富教育资源，促使教育资源合理增生，使教育的高位运行建立在更为厚实的资源基础上，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为教育发展服务。
一是对附属于教育的某些领域进行市场化经营。如杭州求是教育集团下设杭州尚正教育服务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求是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两个独立法人单位，拱宸桥小学教育集团下辖新成功教育研发中心，以此来优化教育领域的教育资源，从而使优质教育资源向学校外部辐射而成为公共教育资源。
二是依托名校品牌效应，吸引社会资源投入教育。如杭州二中教育集团依据学校的品牌资源、师资和管理，分别形成了杭州二中分校、杭州二中树兰学校、杭州二中国际部、江南实验学校等多种办学体制共存的教育集团；杭州中策职业教育集团作为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中学，先后与江干职业高级中学、舟山沈家门职业中学、楼外楼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松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杭州杭菜研究会、杭州雷迪森酒店、杭州黄龙饭店等八家单位，校企联手实现资源共享。
三是以集团化办学、市场化运作，凸现品牌运营优势。如杭州绿城育华教育集团由浙江省地产界的知名企业——浙江绿城集团下设的浙江绿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创建。杭州绿城育华教育集团引入的法人治理结构，进行产业化开发经营，现已形成了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段教育一体化的，有一定特色的办学格局。目前，教育投资公司已投资建成的学校有5所，正在建设中的学校有6所，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向省外扩散；桐江职业教育集团采用股份制形式，以资产为纽带，以教育为主业，实现资产合理配置和优化，产教结合，做大做强职业教育，做精做优职业教育，以集约化、产业化、多元化的经营模式开拓市场，谋求发展。（三）通过名校集团化办学，使弱势群体也能分享优质教育资源《联合国人权宣言》提出：“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为弱势群体儿童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和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条件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问题有关的人最关心的问题”。现代社会教育在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中具有“筛选器”的作用，家长、社会、受教育者都对教育寄予厚望。不让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不仅是家长的责任，更是社会的责任。
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同一社会中，也存在着弱势群体，包括下岗、待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等。他们的经济来源少，生活相对贫困，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也同样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享受优质教育。在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状况下，他们的这种愿望很难得到实现，既不能体现教育公平，也影响社会稳定。而通过集团化办学，扩大优质教育规模，使弱势群体子女也能享受高水平的教育。以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为例，随着杭州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杭州市的流动人口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杭州中小学就读的为5.1万人，2003年增加到6.5万人，2004年达到8.3万人。杭州市90%的公立学校接纳了80%的民工子女。在此同时，一些办学质量较高的民工子弟学校开始集团化办学，如杭州明珠教育集团下设石桥中学、明珠实验学校和明珠幼教中心等7个校区，主要承担下城区流动人口子女的学前、小学和中学教育的任务，至2005年7月，共有来自22个省、市的学生3500名。该教育集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环境、人口、可持续发展教育”、“做中学”、“世界遗产教育”、“全纳教育”等项目学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官员库斯汉认为该校为流动人员子女提供正规基础教育的做法是现代社会全纳教育思想的体现，学生学业水平大大高于国外同年龄段学生，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
第二节 学校竞争力提升：名校集团化的组织管理创新
学校需要发展，发展源于需求。但学校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在校学生数的增长、校园面积的扩大、学校设施的更新等数量方面的变化。一所学校如果只在不断改善学校硬件设施上下工夫，而不注重办学理念和办学水平的提高，不能提供大众所需要的优质教育，就会丧失对学生的吸引力，最终走向衰败。杭州正是以提升学校竞争力为指向的名校集团化之路来促进学校内涵发展。
一、学校核心竞争力：名校集团化的学校发展模式转型
早在20世纪末，杭州就已经基本完成学校布局调整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杭州教育面临着转向提升教师专业素质和学校文化等软实力建设的转型升级。（一）学校发展核心竞争力
杭州市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对所有学校的撤并、新建和改造的工作。但学校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教育经费投入的增加、在校学生数的增长、校园面积的扩大、学校设施的更新等数量方面的变化。一所学校如果只在不断改善学校硬件设施上下工夫，而不注重办学理念和办学水平的提高，不能提供大众所需要的优质教育，就会丧失对学生的吸引力，最终走向衰败。
如果说处于教育改革进程中的教师需要专业化发展，那么作为专业化群体的教师组织——学校更需要专业化发展。处于变革的时代，研究学校在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的意义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那么作为集团化办学与单体名校相比，能体现出的竞争力的侧重点又有何不同呢？在对杭州诸多名校集团化学校办学的个案分析中，我们认为，学校品牌建设与现代化的学校管理是名校集团化发展重要的两翼，品牌建设和有别于单体学校的管理是构成名校集团化的核心资源，也是构成集团型学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学校的发展也是不断地探索核心资源，并且把核心资源变成核心竞争力的过程。
所谓核心竞争力，是指能使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优势。一般来说，品牌、师资力量、管理和学校文化是学校的核心资源，它们之间相互融合，不可分割，是构成学校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见图31）。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资源本身不等于核心竞争力，只有资源的利用、资源的组合才能构成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资源要有一定的独特性。学校的发展也就是不断地探索核心资源，使资源间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并且把核心资源变成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图3-1学校的核心资源与核心竞争力（二）学校品牌与核心竞争力
名校集团中的龙头学校，是在社会、政府多方扶持和支持下，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而逐渐形成的稀有公共资源。如何使这一宝贵的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名校集团化办学无疑是一种有意的探索。如杭州市名校集团中的诸多龙头学校都是历次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有良好的教育质量和社会声誉。如天长小学的差异教育曾是20世纪80年代教育整体实验改革全国四大模式之一；求是小学曾进行一体化德育、整体优化数学、特色化艺术教育、小课题研究性学习等一系列教育科研。因此，名校品牌在百姓心中的信誉就比较高。然而信誉缘于品质。援引经济学的观点，当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品牌的溢价，即愿意为[1]品牌支付的价格就越高。如图32所示。图3-2 产品质量与消费者愿意支付
名校品牌集结了名校的办学文化和思想、优良的师资和管理制度，因此品牌作为学校的软性资源可以在与其他学校同等办学条件下，发挥品牌效应，吸引和聚集到优秀的学生。但通常百姓（往往是家长）在信息不对称（家长和学生对学校内部不能作细部了解）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只是对学校信誉（即名校品牌）的信任。用此观点可解释为什么百姓对名校“择校”风气日盛。这也就是为什么某些被业内人士认为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较好的学校，却会遭遇班额不足的尴尬。而对于新建学校和农村学校来说，如果走“爬坡式”的自我发展道路，往往收效太慢，但如果将名校的先进管理经验、优秀师资等教育资源迁移进来进行整合共享，那么它的成长肯定会实现“跑”的速度，缩短新校和农校的发展周期，成功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快速扩张，满足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在推行名校集团化的初期，业内外人士对名校扩张后原有的龙头学校的教师队伍素质是否会下降有过担心，曾有过“牛奶会不会被稀释”的担忧。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教师成长方式已经与以往有了很大的区别。传统的“师徒式”、“传、帮、带”的教师培训方式，已不再适应今天的教师成长特点。随着科技的普及和教育教学内容与组织形式的改进，现代教师的成长更多地依靠团队合作和资源共享。同样，今天决定教育质量高低的因素不再取决于某一位或几位“好教师”，而是教学管理、教学资源、教师水平、学习方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另一方面来说，“名师”不是构成名校品牌的唯一标准，“名师”的集聚并不一定能造就优质教育的“高地”；而集团化办学的过程将有助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扩散和均衡，有助于龙头学校品牌的推广。
当然，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教育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以适应并推进社会的发展。校长作为学校的法人代表是学校发展和变革的策划者和推动者。校长的办学理念决定着学校变革与发展的方向，决定着学校的办学特色。特别在杭州进一步推进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龙头学校的领衔校长（通常是名校校长）不能仅仅限于维持现状，而应主动思考教育的规律和分析学校内外的现实条件，寻找学校新的发展契机，有意识地指导学校发展和促进学校发展。当然，在集团化办学中，我们并不提倡“贴标签”式的品牌输出，而应包括有先进的理念、完善的机制和成熟的师资队伍，通过对集团化办学的条件评估，实行集团化办学的准入制度，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如杭州下城区成立的由朝晖中学、朝晖实验小学（原朝晖一小、五小）、现代实验小学（原朝晖二小、六小、朝晖现代城配套小学）组成的首个“欧盟式”教育集团利用朝晖中学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家长代言人制度、朝晖一小的家庭志愿者队伍和科技教学、朝晖二小的爱心少年活动、朝晖五小管乐队、朝晖六区小学民乐队等原校的特色品牌，实现集团下属（成员）学校资源共享。
二、组织构架调整：名校集团化的学校管理模式升级
名校集团化的实质是对学校组织形态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传统名校集团化办学这一形式改变了传统学校依靠行政与学校自身力量发展的方式，把学校组织模式改造为新型的学校联合体——教育集团。（一）名校集团化组织中的力量系统
加拿大迈克吉尔大学教授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提[2]出的“组织中的力量系统”模型（见图33）有助于我们理解名校教育集团这一组织系统。图3-3 组织中的力量系统
明茨伯格认为，所有组织都受外力和内力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外力与内力保持平衡对取得效果非常重要。下述七种力量影响着组织的运作：
(1)领导或指挥。这是一个整体的组织的首要指标。如果领导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很难使组织中的各个部分有序前进。
(2)效率。试图使成本与产出的关系最优化。除了那些最受保护的组织以外，所有的组织都必须关心其生产率，而生产率常会导致生产的缩减。
(3)熟练。意味着要完成需要高水平知识和技能的任务。离开了专业知识，大多数组织都不能生存下去。
(4)专注。组织的某些部门专门为特定的市场服务。没有这种专业化，要管理好复杂的组织是很困难的。
(5)创新。一个组织需要为了客户及其自身去发现和发展新的办法、新的服务和新的产品，只有这样，组织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
(6)合作。意在为组织整体行动的目的找出并利用一个共同的理念。明茨伯格用“理念”一词，包含了比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文化更多的内容。他用的这个术语，包括了诸如规范、传统、信念、价值等概念。对明茨伯格来说，这些因素是组织的宝贵能源，并在组织中起着“黏合剂”的作用。
(7)竞争。与合作相反，组织也面临着竞争，不同的利益群体经常会采取让人不可接受的或非法的态度和行为争夺权力。
组织中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可以理解为上述七种不同力量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在每个组织中，这七种力量都有可能起作用。（二）名校集团化组织中的管理
名校集团化的组织管理将有助于学校品牌构建和深化学校品牌的内涵。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如果集团型学校仍然沿袭原单体学校的管理方式将导致机构繁杂、管理效率低下。显而易见，集团型学校是从组织结构上对学校单元进行重构。这意味着每个集团学校要立足于原有学校的组织管理体系进行改革或改良，即必须从内部推动集团自身的发展。将其他集团型学校行之有效的东西作为经验直接照搬有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每所学校都必须循着自己的发展过程前进，并使之制度化，这已成为集团化办学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首先，形成对集团化办学的意义和统一认识是首要任务。不但是学校的校长、管理者和教师，而且包括学生、家长和社区人士在内都应当统一对集团化办学的认识。因为对于集团化办学这一新生事物来说，其探索过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人都是带着原有的经验和预期假设来看待的。其中也不排除部分参与者有“盲人摸象”之嫌。因此，向集团化办学成员宣讲集团化办学的理念，使所有成员对集团化办学有一个清晰且统一的认识，激发组织成员对集团化办学的热情和形成组织成员对集团化办学的合力是迈向集团化办学进程的重要一步。在集团的草创时期，总结学校的发展历史，统一教师对集团化办学的思想认识，形成新的文化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加盟型或兼并型教育集团而言，更体现为集团成员要对集团中优势先进文化理念的认同、融合和重构。
其次，要实现组织结构的重构，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管理结构。从单一优质学校到集团化学校，不仅仅是量变，更是一场质变。随着管理规模与幅度的增量，管理的实质也发生了变化，管理组织结构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才能与集团学校的快速发展相匹配。知识管理和专业化分工已成为集团化办学有别于传统学校管理侧重于完成教育主管部门任务的主要特点。在以制度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集团化办学管理平台上，我们已经看到集团型学校的管理层如何整理信息，将其转化为知识，并把这些知识整合在组织自身的价值、战略和经验之中，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组织发展的决策。网络技术的支持是集团管理顺利运转的关键，它弥补了集团下属学校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的差距。利用网络平台，根据管理规模的需要，教育集团可开发校园信息平台、内部管理平台、家校联系平台、教学资源管理平台，为集团化实施扁平化管理提供技术平台和支持。如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在从连锁办学发展到集团化的过程中，不断研究改善职权配置，依靠网络，加强横向协作，建立起以年级组和教研组为重心的扁平化管理结构，保持管理的精简高效。从1997年到2002年10月集团成立，学校机构设置党、政、工等校级领导一直保持着4~5个人的编制；集团所属学校只设中层部门；每个总校长都充分发挥综合管理能力，分别兼任各个学校的校长、工会主席、总支书记等职务，在面上统筹一条，在块上兼管一块；采荷二小教育集团在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会三系统”（即理事会、执行系统、督导评估系统、考核评价系统），明晰集团的管理网络；十三中教育集团在从连锁办学到集团化的过程中，确立了“条条管理、块块落实、条块结合、统筹协调”的管理思路，构建起扁平化的集团管理网络。从1995年连锁办学开始，学校统一设置党、政、工校级领导，总校长全面负责集团工作，对集团的人、财、物有统一的支配权；3位副总校长面上分管集团的一条线，块上分别负责一个下属学校日常工作的开展。下属学校只设中层部门，将管理的重心放在年级组、教研组。扁平化的管理网络，保证了集团的高效能运作；明珠教育集团建立了以校务委员会为主体的理事会，赋予校长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校长属于一级管理层，副校长协助校长工作；学校内部设立了七个中层职能部门：学校事业发展部、学生成长部、教育研究部、教务管理部、现代技术应用部、后勤服务部、资产管理部，属于二级管理层，直接受校长领导，直接对校长负责。集团内的教学设施、设备统一调配使用；师资通过集团内部中、小、幼之间的“辐射”、“流动”，以强带弱，整体提高水平。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组织结构和管理绩效是相辅相成的，应当避免的是管理结构的僵化导致管理绩效的下降。在传统学校中，管理人员（学校中层及校级领导）身兼教师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在传统学校管理中存在这样一个预设：只有好教师才能成为管理人员。然而，集团化办学带来了管理岗位职能的变化，要求专业化的管理人员。这使得做一个好教师和一个好的管理人员，成为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两难选择。人事管理体制的单一化成为集团化办学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因此，现代学校的组织结构逐渐向扁平化与网络状结构发展，应保持管理的精练与弹性。在管理理念上强调授权赋能，回归本位管理的精神，在学校组织内领导者应尽量授权给学校成员，让学校组织成员共同参与学校的决策，积极建立多元而顺畅的管理沟通渠道，促使学校成员达成共识，形成发展共同愿景。（三）名校集团化组织中的制度
制度化管理有助于管理者有据可依。优质教育资源的不断扩张和输出有赖于高质量的教育。建立集团化办学的人才培养机制是集团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如“一流企业做标准”的观点已被企业界所认同一样，制定管理标准和制度成为教育集团发展的重要一步。各项管理、岗位、奖惩制度的制订，使集团内部管理更加专业化，让学校从传统的“人治化”走向了现代管理的“标准化、制度化”。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在总结修订管理制度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集团管理体系。在总结原有的求是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岗位执行落实各项制度的不同要求制定出300多份工作制度，通过制度细化了每个工作岗位的职责，标明了集团内成员的“责、权、利”。制度化的工作岗位职责不但是管理的准则，同时也是进行集团教育质量监控的准则。当然，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很好地“嵌入”集团管理结构和学校文化中去，长此以往就会产生“排异反应”，管理制度和标准就会被搁置，不能很好地发挥效应。一种好的制度安排和设计所提供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系列的行为规则，同时还有许多隐藏在这些规则之后的价值观念。只有让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接受这种价值观念，并自觉地把制度设计的行为规则变成自己的行为规范，成为自己自愿行为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制度才是真正有效的。求是教育集团每年对目标管理体系进行“打补丁”式的修订、完善和提高，使管理标准切合岗位和责任需要。
(1)资源共享制度。集团成员校共享名校品牌和各成员校教育资源，协同开展教学研究和课题研究的制度设计，以保障集团成员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2)依照章程办学。名校集团中的成员学校依据集团章程，从人事、教育教学、后勤、学生管理等方面对集团与各成员校的责、权、利进行规约，明确集团的办学理念、发展目标、管理体制。
(3)研讨制定集团发展战略。通过制定集团战略发展，协调不同办学水平，不同学校传统，甚至是不同区域间成员学校间的办学理念和发展目标；商议集团学校的重大事项，促进各成员校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的对接。
(4)学校质量评估。为确保成员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师资水平能达到大致相同的水准，集团通过制订统一的质量标准和考核方式，对各成员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师生发展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评估和督导。
三、新学校文化：名校集团化的发展底蕴
学校文化是一学校区别于另一学校的重要标志。名校之所以有名，在于深厚的文化底蕴，表现出治学严谨、人文关怀、理想追求、创新激情。只有优秀的学校文化才能孕育出优秀的学校教育，学校文化是[3]凝聚学校群体成员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学校发展的强大内驱力。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也是一种先进文化对另一种先进文化的认同、引领和改造。
从一个组织的角度来看，文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隐文化，包括观念、心理等精神要素；二是外显文化，由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组成。其结构关系可由图34表示。图3-4 文化要素的结构关系
当然，在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原有文化面临稀释，新文化来源更加丰富，成员个体（如教师和管理者个体）、群体（如教研组）和组织（如管理文化）都面临着对原有文化的心理突破和扬弃，对新文化的接纳、认同的过程。文化的冲突和整合都在所难免。创设一个民主、开放的文化氛围和搭建有利于集团文化创生的平台将有助于新集团文化的产生。
学校新文化的衍生基本按照价值观念的提升（观念文化、心理文化的再定位）——行为文化的实践——物质文化的更新——制度文化的记录这一过程来实现。而观念文化和心理文化的转型即标志着集团文化转型的成功。技术的变化和学校（集团）规模的变化催生新的学校文化的创生。当新的教育集团规模形成时，如仍囿于原来的学校文化，对原有的文化不进行解析和扬弃，必将从行为上和观念上阻碍集团化的进程。
与原先单体学校的校园文化不同的是，集团文化的形成更多地表现为，是子体学校在对集团文化理念理解基础上产生出的组织行为。所以，在对子体学校要求理念、价值观一致的前提下，要保护各子体学校文化种类和层次的多样化。
当将学校作为一个改革的基本组织结构进行分析时，亦即意味着对学校原有文化结构的突破与新学校文化创生的形成。教育有四个最基本的文化功能——保存积淀文化、传递文化、选择文化和创新文化。文化传承的载体是教育，文化通过教育而层级积累。学校作为一个极具文化意义的组织，集团型学校的管理运作也折射出学校文化重构和新型文化创生的改革之光。
随着名校集团化的推进，学校与学校在协同办学、兼并、合作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培育学校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特别是改革当口的文化，在学校组织内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引导和凝聚作用，并通过对学校文化的重组和构建促进集团型学校的发展。（一）领导者是新学校文化形成的主导因素
以社会公平为最终价值诉求的集团型学校的产生，从形成途径上看存在着连锁、加盟、合作、嫁接等多种办学形式，不同文化的整合和新文化的形成是必然，其间也包含着多种文化的接触、竞争和选择。减少因文化冲突而产生的内耗是新集团学校实现文化顺利整合的必然趋势，而学校领导者势必成为集团型学校办学理念传播、新学校制度安排、学校成员新价值观念形成的主导者。
教育的发展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学校文化的形态往往表现在观念、精神等意识形态方面和行为、环境、制度等物质形态方面。因此，学校文化生成和延续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新学校文化的创新更非一日之功。正如加拿大教育改革家迈克尔·富兰（MichaelFullan）所说：“那些致力于教育改革的人，就是那些致力于社会发展的人；[4]那些致力于社会发展的人也就是那些致力于进化事业的人。”学校领导者的视野和办学远景将决定集团文化的战略选择和新组织中的文化力的构建与提升。
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集团型学校，社会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部分动因改变了学校原有的结构性关系，原有的管理模式、结构体系和社会时代的要求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学校管理和文化等诸方面也面临着艰巨的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说，处于探索阶段的集团型学校[5]更需要的是“领导意义上的领导”，而不仅是教学方面的“领袖”，更应具有宏观整体意识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面的专长。当然学校领导指的是“一个团队”，而不是校长个人。而值得注意的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和提高优质教育资源受众面为导向的集团化办学的探索，在改革以前并不能预知其一定成功。因此，学校领导在意识到变革过程的复杂性的同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学校变革的氛围，加强学校变革过程中的决策、策划、实践、反思、调整、重建等，以应对学校变革过程中暴露出的不适应和矛盾。（二）新学校文化选择的原则
文化犹如生命。一旦组织生成，文化也就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之中。而对于集团化办学来说，形成与集团化办学形式相适应的学校主流文化是集团型学校成功的必要条件。思路决定出路，对集团型办学的学校来说，筛选和继承原有文化的优秀成果，和选择与创新新文化内涵同样重要。因为，随着时势变迁，原有学校文化中的某些因子必然会因为不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而被淘汰或裂变，形成新的因子。而新学校文化选择标准的确立就是通过对文化传统的扬弃和创新来实现的。
(1)沟通与信任。对于一个处于变革中的群体来说，建立组织成员间良好的相互关系是成功的核心因素。而只有当组织成员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时，才有成功的可能。而良好的沟通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渠道和途径。对于集团化办学这一新生事物来说，其探索过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人都是带着原有的经验和预期假设来看待的。其中也不排除部分参与者有“盲人摸象”之嫌。有效的沟通可以让组织成员充分理解学校变革的意图和发展的远景，洞悉学校发展的方向，调动组织成员的参与改革的欲望和实现更高目标所需要的能动性，并为组织成员发挥个人才智提供支持。
(2)制度与效率。从社会立场来说，杭州名校集团化是学校管理面对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一种应对。因此不论以何种形式形成的教育集团必然面临管理组织形式的变化、组织行为方式的变革和制度规则的重新安排。从单一优质学校到集团化学校，不仅仅是量变，更是一场质变。随着管理规模与幅度的增量，管理的实质也发生了变化，管理组织结构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才能与集团学校的快速发展相匹配。而对于已突破原有传统规模的集团型学校来说，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显得更加重要，也使组织成员的行为有据可依，也可以避免集团领导因人际关系带来的“改革陷阱”。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随之带来的是管理的规范化和各项制度系统的关联性，特别是对管理绩效起决定作用的核心制度间的强耦合性。
(3)竞争与激励。作为一项改革要让组织成员了解改革的意图和促使组织发展的核心动力，让组织成员感受到变革所带来的成就感，以激发推进改革的新的能量。诚如弗洛伊德（Freud）所言：“前景越辉煌，不确定性就越高，而人追求这一前景的激情就越强烈。”从这个角度来看，组织文化的培育就是“创造那种领导者与其成员以更强[6]烈的情感智力进行合作的组织”。在组织中倡导适度的竞争和采用适当的激励手段，保持组织的活力、动力和持续力，防止组织成员因惰性和惯性导致的运行不畅和受阻。当然，文化与制度是双刃剑，结构调整、制度变革是整体改革中不可绕过的两道坎，在改革的过程中适度掌握竞争与激励的度，直接影响到集团型学校转型的成功与否。
(4)主流与多样。社会多元化理应倡导多样化的文化，社会转型也使文化需要重构。而无论是哪种办学形式的教育集团在倡导集团文化的同时，也因子学校的生源不一、管理风格不一、所在社区的不同，更应保护子学校文化的独特个性。当集团化办学规模的扩大，学校管理层可能会对某些学校形成的不良亚文化或隐性文化有所忽视，关注集团文化多元性的同时，也应倡导集团的主流文化。[1] 张维迎，李其主编.管理与竞争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4，74.[2] ［挪威］波·达林著.理论与战略：国际视野中的学校发展［M］.范国睿主译.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50。[3] 施光明.对集团化办学办学的文化审视.杭州市教育局编.杭州市集团化办学办学论坛汇编，2005(3).[4] ［加拿大］迈克尔·富兰著.变革的力量（续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03.[5] 杨小微.转型性变革中的学校领导［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4.[6] ［加拿大］迈克尔.富兰著.变革的力量——深度变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28.
第三节 行政推动与规模效应：名校集团化的规模发展
教育的均衡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和持久动力。教育公平是政府的基础性责任。教育作为公共事业，政府不仅是投入主体，而且要为公共教育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并加强监管，对公办教育的布局和教育经费投入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以使基础教育在区域内布局合理。
一、行政推动：区域名校集团的跨越式发展
作为政府，在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做“学校和市场不愿[1]做和没有能力做的事”。名校集团化从个别学校的办学行为转变为规模化发展的政府行为仅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这一方面得力于杭州市政府的敏锐性，也使得区域内教育资源得到均衡发展，满足广大群众“上好学”的愿望。（一）行政推进解决“上学难”与“上好学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向城市和中心城镇集聚，教育资源分布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转移，城乡收入差距、不同人群收入差距存在着扩大的趋势，由此产生了“上学难”问题。据调查，2001—2005年间，杭州江干、西湖、萧山、拱墅四区在校小学生的增幅逾10%。少数“名校”面临空前的择校压力，随之带来社会矛盾激化、加剧交通问题、导致教育资源的结构性浪费等问题。
杭州的实践证明，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通过输出名校的品牌、理念、管理、文化、师资，通过“名校+新校”、“名校+民校”、“名校+名企”、“名校+农校”、“进校（进修学校）+新校”、“教科所+新校”等多种形式，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做到办好每一所学校，是解决“上好学难”的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益最大的一条路子。
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有利于妥善解决基础教育发展空间不足问题。现在发展基础教育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缺钱，而是缺地。如果输出的不是名牌学校，接受方就没有积极性；名校进入新区和开发区，对提升新区和开发区品位档次，对加快新区和开发区建设，都有重要推动作用。这绝不是一般学校能替代的。引入一般学校是一种负担，[2]引入名校是一种资源，这就是名校和一般学校的差别。（二）行政推动实现中小学校跨越式发展
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是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投入体制改革的最佳结合点名校集团化办学说到底是一种体制创新，这种体制创新同时又带动了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品牌创新。一方面，通过实行名校集团化办学，创新我市的办学体制。进一步明确名校发展目标，制定名校标准，实施名校标准化建设，在确保教育质量的前提下，用足、用活、用好名校资源，确保小学、初中、高中的增量资源向名校集中，促进优质教育的均衡化。另一方面，通过实行名校集团化办学，创新我市的投入体制，盘活国有教育资产，促进国有教育资产的优化配置，实现国有教育资产保值增值和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
在多次调研的基础上，2004年9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在全市实施名校集团化办学战略。同年，杭州市教育局制定了《关于实施中小学名校集团化战略的若干意见》和《杭州市中小学名校认定标准及办法》。2006年，杭州市委、市政府正式颁发《关于实施中小学名校集团化战略的若干意见》。2007年又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杭州市居住区配套设施建设管理条例》。截至2010年，通过名校集团化战略，全市共建立教育集团150个，成员单位549个，六个城区已有64.4%的中小学和30.03%的幼儿园实施集团化办学，组建297个“城乡学校互助共同体”，占全市义务教育段学校的97.3%。全市优质教育覆盖率，学前三年入园率97.4%，优质学前教育覆盖率达67.2%，城区达81.9%；优质义务教育覆盖率63%，城区达86%；初升高比例97.85%，优质高中招生比例74.85%，城区达89.1%。缓解了“上好学难”状况，使更多的人能就近享受更好的教育，推进了区域内的基础教育公平化。
二、规模效应：名校集团化的优质教育资源扩张
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是名校集团化的办学目标。名校集团化办学首要把握好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平衡。换言之，名校集团要遵循“在规模扩张的同时确保质量提高，在质量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张规模”的原则，即在扩张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名校的品牌效应，又要充分利用名校的教育教学优势，在输出品牌的同时，积极输出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完善的管理制度以及优秀的管理人才和教育教学骨干，以提高集团内部的教育质量。（一）名校资源区域性扩张
通过“名校+新校”、“名校+民校”、“名校+名企”、“名校+农校”、“进校（进修学校）+新校”、“教科所+新校”等多种名校集团化办学模式，使一大批新区配套学校依托名校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有效地破除了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瓶颈”，推动了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实现了教育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良性互动，社会效益显著。如求是教育集团由原来求是小学28个班，81名教职员工，1300余名学生，发展为下属浙江大学附属小学、求是（竞舟）小学和求是（星洲）小学三个成员学校，共91个教学班，教职工243人，学生数4300余人的教育集团，为新城区入住居民提供了便捷、优质的教育服务。如拱墅区将名城左岸花园的配套小学作为拱宸桥小学的新校区，带动了左岸花园新小区的人气。上城区在复兴地区18号地块，依托杭州师范学院第一附小新建杭师附小分校；在钱江新城5号地块，依托娃哈哈小学，新建娃哈哈分校。江干区依托杭州师范大学的资源优势，在丁桥区块新建丁兰小学；采荷实验学校将结合新建的钱江新城九年一贯制学校，形成江干区高起点中学、小学一体的集团化办学；拱墅区大关中学教育集团将大关商务区地块配套中学划为大关中学教育集团新校区；成立大关小学教育集团，将拱宸桥桥西配套小学A划为大关小学教育集团新校区；将待建的沈塘桥新华造纸厂地块待建的30班规模小学划为卖鱼桥小学教育集团新校区；将拱墅区南部地区规划待建的一所小学划为拱宸桥小学教育集团的新校区。（二）名校资源向农村覆盖
名校集团化在城区积极推进的同时，也加大了名校集团化办学在农村的推进力度，建立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教育发展新模式，快速提升农村学校“软实力”。2005年上半年，为实现城市优质教育向农村辐射，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推进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杭州市教育局推出了名校集团化办学的又一种实现形式——“城乡学校互助共同体”。到2006年底，全市有557所城乡学校加入“城乡学校互助共同体”，占全市义务教育段学校的64%（其中，城区学校跨区域结对率达75%，小学为79%，初中为67%），学生覆盖面达70%，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三）促进名师资源扩张
名校集团化办学对于教师成长和教师结构的改善是一个创新平台和重要契机。一方面，名校集团注重外引“补血”，以名校品牌吸引全国各地优质师资加盟、充实集团；另一方面，注重内培“造血”，促进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化发展，激励教师拓展专业自主空间，构建团队合作模式，提高教学品位。教师同伴互助在集团化条件下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教师的整体专业素养得到迅速提高，也使名校集团成为名师“孵化器”。同时，名校集团化培养了一批适合集团化管理的新型学校管理人才，成熟了一批优秀校长。据浙江省教科院抽样调查显[3]示：超过75%的教师和超过80%的集团领导认为，集团化办学背景下教师成长比常规情况要快，其中认为快1~2年的分别占40.4%、25.5%，认为快3~4年的分别占30.6%和39.2%，认为快5年或以上的分别占5%和98%。超过70%的集团领导认为，集团化办学背景下学校发展更快，认为快1~2年的占30.8%，认为快3~4年的分别占34.6%和39.2%，认为快5年或以上的占9.6%。[1] 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84.[2]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在基础教育工作调研时的讲话：“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2004年6月23日根据录音整理）。[3]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借助制度创新提升区域教育均衡化水平——杭州市“名校集团化”办学实践调查.
第四章 名校集团化办学的主要运作模式与特征
2002年10月，杭州市成立了首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求是教育集团。由此开始了杭州市名校集团化办学的实践探索。2004年9月，杭州市委、市政府颁发《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提出了“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实践探索，出现了一些被广泛认可的既有典型性，又有独特性的集团化办学运作模式。
第一节 名校集团化办学的运作模式
集团化办学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产物，是从企业集团组织形式移植而来的教育规模化经营的新型组织形式。教育集团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其所处的发展背景、资源配置、文化特色、师资状况及利益关系等的差异，组成、组合方式和运作模式也各不相同。
一、名校集团化办学的基本类型
名校集团化是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应运而生的。名校是这类教育集团的核心，集团凭借名校的优势，通过输出管理、师资和教学经验等，创建新校、变革弱校、发展民校，实现教育集团办学的多样化。从教育集团内部组织结构看，名校教育集团主要有以名校为纽带的横向校校结合体和纵向的多层结合体两种办学类型。（一）以名校为纽带的横向校校结合体
横向校校结合体是指由若干所同一教育层次的学校组成的教育集团。这类教育集团由于所属学校都属于同一教育层次，教育对象年龄一致，教学内容相同，因而往往比较容易运作，并获得成功。
1．新老结合体
即由名校（老校）作为办学的主体创办新校，由政府或社会（配套）投资，由名校直接参与校园建设，并直接将新校作为名校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由名校承办。
新老结合的集团办学形式其优势显而易见，对名校而言，开办新校，可以实现办学的规模化；对新校而言，一是可以实现高起点发展，在建设新校园的过程中，名校会吸取老校园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并竭力体现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所以新校区的硬件建设通常都有一定的超前性；在软件方面，新校则可以利用名校的品牌、师资等优势资源实现高起点发展。二是可以实现快速发展，新建的学校关系比较简单，在集团化过程中可以避免新老学校之间观念冲突、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等问题，有利于快速发展。三是可以实现特色发展，集团学校内部在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办学愿景一致的前提下，鼓励新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培育自己的特色，形成个性化的办学风格。
新老结合集团化办学要关注：老校（名校）要传承学校文化，输出办学理念、管理经验，使新校能和老校（名校）一样，尽快建立并健全符合整合办学要求的教育、教学标准；建立便于多校区管理和新校区名校化的管理机构，确保管理顺畅和管理目标的实现；建设一支高质量的优质师资队伍，使名校集团的教育、教学质量保持高水准。
2．公民结合体
由公办名校输出品牌、输出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管理经验以及一定的师资力量，负责管理民办学校，双方按照办学贡献，依据合同约定收取合理的办学回报。
这种名校集团化实际上是通过存量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而形成的，一般由公办名校担当龙头学校，承担其类似教育管理型公司的责任，遵照一定的标准或原则，对某些教育机构进行托管、承包等，实现多个教育机构间的相互整合。通过这种整合，使名校的无形资产找到了扩张的有效途径，并把名校的办学优势和民间资本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民办学校的高标准、高起点发展，也改变了普通民办学校收费高而质量差的不良社会形象。公私结合体的教育集团也有两种具体形式：一种是公办名校和民间投资建设的民校的结合体；另一种是公办名校和国有民办学校的结合体。
3．强弱结合体
以名校为龙头，将办学规模小、社会认可度低、生源缺乏的薄弱学校，进行重组，从而提升弱校的办学质量，实现弱校向名校的跨越式发展。强弱结合的名校教育集团在发展过程中，一般是强校（名校）通过将自己的先进办学理念、优质教育资源和成功管理经验，“嫁接”到薄弱学校，来帮助薄弱学校快速成长的。
4．校企结合体
这是一种由著名企业与名校联合办学，以名企创办名校或名企与名校联合办学，实现校企结合的集团化办学形式。集团通过品牌共享，文化共融，名企对名校提供理念、信息、资金、管理等多方面的支持，名校进一步提升名企的社会形象，名校与名企实现共赢。
校企结合的集团化办学形式主要通过加盟的方式对存量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一般是由几个教育机构或非教育机构，通过与教育部门、学校签订管理合同，接受地方教育部门或学校的委托，对相应的学校进行管理。（二）以名校为纽带的纵向多层结合体
纵向多层结合体是指由不同层次的若干所学校组成的教育集团，这类教育集团由于包括了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高校等不同层次的学校，因此管理难度相对较大，运作机制也更为复杂。
(1)校校结合体。以名校为核心，由不同教育层次（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学校组成。集团通过不同教育层次学校的一体化办学，使其特有的教育理念得到充分体现，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教学风格。
(2)校企结合体。这种形式的教育集团以职业教育集团为主，通过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互动，实现双赢。学校通过让企业参与学校教育，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变化的形势；企业通过参与学校教育，获得高素质劳动后备力量，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名校集团化办学的运作模式
由于各个教育集团的组成学校不同，因此，在集团化办学实践中，出现了不同模式的教育集团，概括起来，杭州市的教育集团大致有以下七种运作模式。（一）“名校+弱校”“名校+弱校”的办学模式，是指通过名校对弱校的重组或引领，提升弱校办学质量。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学校之间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强校”与“弱校”的差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平衡不断扩大，这也是老百姓“择校”的客观原因所在。要解决这种状况，就需要对“弱校”给以大力扶持。但是，单纯的扶持并不能真正使“弱校”变强，因为“弱校”之所以弱，最根本的地方是在于理念、管理、文化等软实力上。“名校+弱校”这一模式，正是通过将名校先进的教育理念、管理方式、优秀文化传统等输出给弱校，从而使弱校在名校拉动下得到快速发展。杭州采荷二小教育集团就是其中之一。
案例41名校＋弱校——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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