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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要力石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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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修订版）试读：

前言

王韬

传略 中国近代报刊开拓者王韬

王韬是我国近代报刊的开拓者之一。他在香港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循环日报》。他的办报思想和他所开创的报刊政论文体，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后改名瀚，苏州吴县(今苏州)人。王韬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毕读经书，旁涉诸史，具有颇深的旧学功底，18岁中秀才。1849年，他受雇于英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所创办的墨海书馆从事编辑工作。王韬受雇墨海书馆近13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外国传教士编译了许多书籍，并参加了编辑上海第一个中文刊物《六合丛谈》的工作。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他熟悉了报刊业务，并为今后自己办报刊打下了基础。在此期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862年他因向太平天国上书献策攻打上海一事，曾被清政府通缉，避走香港，改名为韬，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

王韬在香港期间，受聘于英华书院。除从事著述、翻译外，还担任了《华字日报》主笔。1867年后，他两次出国游历，到过日、法、英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使王韬眼界顿开。他有感于中国落后，确立了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1870年欧洲爆发了普法战争，这年春，王韬由欧洲返回香港，开始在香港《华字日报》上陆续发表了著名的《普法战纪》。该书“大抵取资于日报者十之三，为张君芝轩所口译者十之四五，网罗搜采，得之他处者十之二三。”(《弢园文录外编·普法战纪前序》，《弢园文录外编》第229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这组文章详细记述了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战争的全部过程，以及欧洲各国政治、经济的新情况，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国内不少报刊曾加以转载。

1874年2月4日，王韬、黄平甫和温清溪经过几年的筹备，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报纸《循环日报》，王韬自任主编十年。其宗旨为“强中以抑外，诹远以师长”，最能吸引读者的是经常出现在该报的评论。王韬重视言论，将报纸作为宣扬改良主义的政治讲坛，大胆议论和揭露社会时弊，发表富国图强的主张，迫切要求社会变革，批评时政。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以“弢园老民”、“天南遁叟”、“忏痴庵主”等笔名，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开创了报刊政论文体。他的政论万变不离其宗，反复阐释一个“变”字，全面系统地宣传他的变法主张。王韬第一个在报纸上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针对封建专制，他提出了“重民”主张，强调“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他提醒当局“勿以民为弱”，“勿以民为贱”等。(《弢园文录外编》第22页，中华书局1959年10月版)他说：“泰西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然后他分析君主之国和民主之国在中国实行的弊病，对君民共主之国(即君主立宪)表示推崇，“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弢园文录外编》第24页)王韬提出改革封建专制政体的主张，振聋发聩直接影响到戊戌变法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王韬在《停捐纳》、《除弊》、《尚简》等文章中，批评清政府统治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揭露捐纳式卖官鬻爵。他指斥行政官员“唯知耗民财，殚民力，敲骨吸髓，无所不至”，最后提出一系列改良主张：改革律例，简化繁文，清仕途，裁冗员等。他还强调要学习外国先进科学生产技术，“以其为长，夺其所恃”。(《弢园文录外编·洋务下》，《弢园文录外编》第34页)他提出造战舰、制枪炮、练兵将、固边防、建铁路、开厂矿、造良土、举真才、兴保甲、通贸易、识洋务、严法纪等等一系列变革措施。王韬的政论涉猎内容极为广泛，内政外交无所不谈。直接关系到国内外发生的时政大事，一一评价其措施、褒贬其得失。王韬在《越南通商御侮说》、《越南当亲法自存》等文中，提醒清朝当局“势处今日，要当速为自保计。”在《中外合力防俄》、《俄人志在兼并》等文中，抨击了“俄人志在兼并”邻国的恶毒用心。此外，王韬还对欧洲政局、国内的鸦片贸易，洋务弊端等一些时政大事进行评论。

王韬的政论摆脱了桐城“义法”、八股文的影响，冲破了封建义理章法的束缚。他的政论文章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不拘泥章法，不墨守陈规。“时势不同，文章亦因之而变”(《弢园文录外编·三岛中州文集序》，《弢园文录外编》第258页)不拘一格，只求明白清楚，敢于直陈时弊，为政论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为政论时代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新文体的出现，一方面是变法革新的内容需要，一方面是在香港他荫庇于英国殖民当局，清政府鞭长莫及，故此敢于放胆直言。

王韬的政论，浅显易懂，篇幅短小，内容集中。王韬的文章常常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通俗明了。他的《达民情》论证了治国变法之道，语言明白流畅简洁，开篇即是“天下虽大，犹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扦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他的文章铿锵有韵，读来琅琅上口。王韬不追求华丽的辞藻，不用冷僻的典故，稍有古文基础的人，都可以看懂他的作品。这些特点是符合各种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知识结构的读者需要的。为了日报便于刊登，他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1000字左右。选录在《弢园文录外编》中的179篇文章，超过1500字的，仅占所有政论文章的10％。为了力求文章短小，他对重大题目的论述，采取了分篇连载的办法。如变法和重民问题，他都分上、中、下三篇发表，每篇保持在1200字以内，类似这种分篇发表的政论，仅在《弢园文录外编》一书中，就有十余篇。

王韬以他崭新的文体风格，一扫当时文坛使人窒息的封建义理章法的气氛，使读者耳目一新。有人曾评价王韬的政论文体，“冲出了古文辞的门径，平易畅达，切实有用，开始成为群众的读物，走上社会化的道路”，“在散文发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游国恩等人编：《中国文学史》第3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王韬是中国近代较早具有办报思想的人。他长期接触西方报刊、游历国外，因此他的办报思想，受西方报刊影响很大，加上他自己的办报实践，逐步形成了他的新闻思想。他专门论述办报思想的文章有：《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在《弢园文录外编》和《弢园尺牍》两本书中，他也有不少关于办报思想的论述。归纳起来，王韬的办报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主张“日报立言”，报纸要宣传政治。为了宣传变法自强和振兴中华，王韬宣称创办《循环日报》的目的是：“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弢园尺牍·上潘伟如中丞》)他利用《循环日报》宣传反复论证“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他鼓吹仿效西方，赞美日本明治维新后走西方的道路而取得的成效。《弢园文录外编》中的近200篇文章和《弢园尺牍》的百余封信中，几乎篇篇都是在阐述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

其二，冲破封建专制禁锢，要求开放言禁。王韬反复陈言要仿效西方办报方法，允许各省创办新报。他在《循环日报》上发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的专论，指出办报要“指陈时事，无所忌讳”，以形成“言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清议之风。为了证明这种“言论自由”的合理性，王韬举出了中国古代圣贤尧、舜设直谏之鼓，诽谤之木博采舆论的典故，试图说明言论自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达到能合法地将言论自由引入新报的目的。

其三，重视报刊的职能和作用。王韬认为报纸能使国家的军政大事迅速地“上行而下达，朝会而夕颁”；报纸可以起到“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的作用；还能起到“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的作用。这样对内可以防止吏治腐败，在外交纠纷中，可防止西方各国在华报刊抑中而扬外，甚至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王韬极力劝喻清朝当局自设西文日报，发挥报纸“达内事于外”的作用。把报纸当作外交斗争利器的认识，始自王韬。

王韬所代表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是他的新闻思想和报刊政论文体，不仅对我国近代报刊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为我国新闻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撰写的数百篇文章，后选辑成书，名为《弢园文录外编》，这是我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先后著有诗词、散文、传记等有关著作数百万言。他的《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两本著作，对后来的纪实性通讯和旅游通讯文体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1884年4月，王韬得到李鸿章的默许返沪定居，晚年一直给《申报》、《万国公报》、《格致汇编》等报刊撰写文章。他还从事著述和教育工作。他做了格致书院院掌，创办了弢园书局。

作品 停捐纳

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几有市道焉。内官自郎中始，外官自道员始，以次递下，一切皆有价值，而更复减价折值以广招徕。从此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扌晋绅矣。其用赀尤多者，即可领凭赴任。其指省分发，需次省垣者，亦复随行逐队，听鼓应官，公然以为民上自居矣。但得与上游相识，或有世交旧谊，立可得优差，或分派之厘税各厂，月取数十金或百余金。而问其果皆实心办事否，则月至不过数日，余皆委之司事而已。各厂事简而人众，不过上游以此为调剂而已。其所以靡费朝廷之府库者，不知凡几，是挟数百金、数千金，而月收其利至于无算。但在厂当差数年，而捐纳之赀早已全偿，及其挨班得缺，取盈于民，尚忍言哉!

近日行捐员考试之法，以观其通否，而所出之题则策论也。闻悉系倩人代作，不过照例纳金以饱阍役之囊橐而已，若是者，仍非甄别以文字，而仍索取其货贿也。其有不觅代倩，不纳苞苴者，则必墨污其卷，涂改其字，俾置劣等，盖法立而弊生如此。夫所谓捐纳者，原与科甲不同，使必能以文字争长，则又何必舍科甲而就捐纳哉？今必试之以必不能之事，而曰不能则汰之，是亦冤矣。况乎居官莅民。独在区区之文字乎？其见亦傎矣。

为上游者，独不可于接见之顷，询之以时务，试之以谳狱，示之以疑难案牍。只于数语之间，即可觇其才识，自此二三次或四五次，其胸中所蕴，能堪治民与否，当必昭然洞悉。才者进之，不才者退之，固易易耳。无奈今之为上游者，只以情面为瞻徇，请托为引援，钻营为阶进，财贿为升擢，逢迎结纳为与畀，惟便其一己之私而已。其所谓贤者未必贤，所谓才者未必才，官方何由澄叙，宦途何由整肃哉？

原夫捐纳之初，已以利始，至此而责其志趣卑污亦晚矣。捐纳之弊，大者病国殃民，小者空糜廪禄，故不废捐纳，天下终不得治。然则今日各省所有之捐员，将尽沙汰之乎？抑另试之以别事，使其各效奔走乎？吾请为上者大加察核，汰其不肖、不才、不能者，而擢用其贤者、才者、能者。沿海之地，则先试之以洋务，其在他省，则先理财各事试之，果其不竞不贪，而后委之以民事，必倍昭其郑重，而彼自奋矣。

或曰：为仕者贵乎通达政体，明察利弊，以爱民之实心，行爱民之实政。往往见科甲出身者，仅知诵读诗文，迂腐之气不可向迩，否则自恃为正途人员，骄凌贪愎，为人所不敢为。而捐员之抚字催科，反出其上，故才居报最行堪卓异者，多出之捐员之中。是则何途无才，捐员何不可与科甲、保举两途齐驱并驾哉？不知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盛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蒙故以为捐纳一途，万不可不停。

然则今日军需兵饷所以补苴正赋者，将从何出？此时帑项已极形其支绌，再裁此款，其势实难，此筹国是者断不肯听也。吾以为无难也。捐纳一途，但当如汉家纳粟之例，畀以虚衔，而不能给以实缺，此外则如虞廷金作赎刑之例，但许赎罪而不能求官。且每年诏各直省督抚，痛裁糜费，厘税各厂止设一官以专责成，其余一切罢之，即以羡余归之国家。且亦思捐例日开，捐员日多，现已有壅挤之患，再阅数十年，将所谓官者，满街悉是，遍地皆然，烂羊续貂之诮，重见于今日矣，岂盛朝之所宜有哉，矧乎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物，整顿鹾纲，鼓铸钱文，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举行之？

呜呼!宜废者不废，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国计之所以日绌也；当行者不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利权之所以日落也。徒令天下有心人抚怀宦习，蒿目时艰，虽焦唇敝舌，大声疾呼，而终至于无如何也。(选自《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2002年1月版)

赏析 “卖官鬻爵”何时休？

黄远生

传略 “报界奇才”黄远生

黄远生被誉为“报界奇才”。他仅活了三十岁，专门从事新闻工作只有五年，却以自己的非凡努力，为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对新闻通讯文体的创立有着开山之功。黄远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爱国志士，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专职记者。

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德化(今九江)人。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1903年考中秀才，同年又考中举人；次年又考中进士。两年内连中三榜，在省内名声大噪。但是，他不愿进入仕途，走马上任做知县，而选择了到日本中央大学专攻法律。在日本，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尤其是受到日本维新思想的影响。1909年黄远生归国，为谋生计，暂时混迹官场。但是，他时时感到青春潦倒，无限苦闷，感到官界充斥着腐败和愚暗，到处是巧取豪夺，蝇营狗苟，玩弄权术，一片乌烟瘴气。正值黄远生厌弃官场之时，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宣布了封建王朝的覆灭。一种剧烈的社会变革，一个划时代的政治运动，一种强烈的时代思潮，必然会引导或者驱使一批青年走上新的道路。

1911年，黄远生开始记者生涯，先后担任过上海《东方日报》、《时报》、《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主编过《少年中国》周刊，编辑过《庸言》月刊；还为《东方杂志》、《论衡》杂志、《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他以撰写《时报》、《申报》的《北京通信》而驰名报界。其通讯令人耳目一新，人们争相阅读，并加以仿效。他以其深厚的中西学问基础、超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一举成名，被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誉为“报界奇才”。1915年12月25日，黄远生不幸在美国旧金山遇害。他的著作，由其挚友林志钧集为《远生遗著》，收著作237篇，其中通讯167篇，占总数的四分之三。黄天鹏曾说：“自黄远生出，而新闻通信放一异彩……为报界创一新局面。”(黄天鹏：《新闻文学导论》，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版)

黄远生写通讯非常重视采访活动。他千方百计追踪事情始末、因果，挖掘第一手材料。由于他做过前清翰林，曾留学日本，日文、英文精通，所以他以记者身份采访，社会各界不敢怠慢。常人不能去的地方他可以去，对一般人不敢访问的达官贵人他能访问。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追根寻源，为他的通讯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写通讯善于抓重大政治问题，抓住在一个时期众所瞩目的问题进行报道。民国初年，政治动荡，党争纷扰，革命与改良，民主与专制反复较量，斗争形势错综复杂。黄远生凛然无畏，利用报刊对民国初年黑暗的政治，衰落的经济，失力的外交等重大问题一一如实披露。他的通讯集中报道财政、外交两方面的尤多。袁世凯以国家领土主权作抵押向六国银行团进行数额巨大的借款活动。黄远生前后共发通讯18篇。这一系列报道活灵活现地勾画了袁世凯一帮军阀政客卖国求荣的丑态，同时揭露了英、法、德、美、俄、日等帝国主义之间勾心斗角，对中国人民敲诈勒索的罪行。他目睹民国元年大借款等财政问题；又看到我国丧失了外蒙古数千里地，以及日本居然提出二十一条等外交问题，感到非常痛心。他把这些关系国家存亡、人民生计的问题向全国人民进行了如实报道。他的文章被时人称为“民国初年政治斗争的实录”，甚至认为“不看过他的通讯，就不配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动态”(曹聚仁：《报人典型黄远生先生》)。这是对一个忠于职守的新闻记者的最高赞誉。正是由于他以及其他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敢于向人民报告真象，才推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袁群众运动。

他的报道涉及面很广，有民初风云人物的记传，如《记太炎》、《谒黎》、《内务总长之研究》、《王治馨》等；有党争政争的纪实，如《新政府之人才评》、《枯窘可怜之政争》、《弹劾案与新内阁》、《报界之风潮》等；又有交通、教育、司法、财政、外交等各方面情况的实录。他以访问纪实、文件转述、调查统计等形式，对民初纷纭复杂的各种斗争，变化莫测的人物作了真实的反映。

黄远生的通讯真实、系统，写人记事客观、公正，不存偏见。他的通讯有的是一事一报，有的重大问题往往是连续报道，组成系列。他善于从繁冗纷乱中抓住要害，清析而详述之。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锻炼人罪，戏弄威权，他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于1912年8月15日枪杀了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前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制造了一起中外震骇的谋杀案件。为此黄远生连续写下了三篇通讯：8月23日写了《张振武案始末记》；28日写了《张振武案一礼拜之经过》；31日又写了《张振武案之研究》。他真实记录了张振武被害的经过，各类人物的态度、社会各界的反映、并巧妙地以一些议员、特派员的答辩为死者辩诬。还有，关于“南北议和”，黄远生也写了4篇文章进行系统报道。

黄远生的通讯行文饱含感情色彩，并具有极强的讽刺力，“纪述则须眉毕现，评议则山岳为摧。”他善于捕捉细节，用极简捷的描写，勾勒出形神毕现的人物形象。他常把人物、场景和内心感受融为一体，夹叙夹议，时而叙事，刻露尽相；时而议论，生趣盎然，画龙点睛。黄远生的通讯《外交部之厨子》是一篇辛辣无比的作品，通讯写了一个“连接宫禁，交通豪贵”的前清厨子飞黄腾达的经过。记者先是选取厨子可力回西太后对抗李鸿章；清廷司员“待厨子以丈人之礼，称为老伯，见厨子则鞠躬”等几个典型的细节，揭露了清朝官场的荒唐腐败。然后写道：“外务部之厨，暴殄既多，酒肉皆臭，于是厨子乃畜大狗十匹于外务部中而豢养之。……故京人常语谓外务部为狗窑子，窑子京中语谓妓院也。”此处说狗及人，故意混淆，诙谐杂出，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这里既显示了远生驾驭文字的本领，又可看出他的刚正性格和凛然气概。他说：“余既不能修饰其思想，则亦不能修饰其文字。若真有见之发怒而冷笑者，则即余文之价值也。”

黄远生的通讯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的，但他才华横溢，运笔自如，行文流畅多趣，极为读者喜爱。他的通讯标题别致、鲜明、形象、蕴蓄了作者的情感，又形象地点出了全篇主旨。如《蝉曳残声过别枝之弹劾案》、《乔装打扮之内阁》、《杨士琦：电影中之交通总长》等等。他的通讯形式也极灵活，除记述式外，还常用漫谈式、书信式、日记式等。此外，他还在通讯的前后加上题解，末尾写上附白，指导读者阅读。他写通讯善于熔中西文化于一炉，汇古文、口语为一体，语言简捷、短促、整齐、读起来轻松流畅、节奏鲜明。

黄远生不仅新闻通讯写得出色，而且在新闻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首先，他论述了报刊的使命是“发挥真理，阐扬幽隐”。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提出，报纸应主持正论之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并且要“专向有权贵之人督责”，要“为民生社会请命”。黄远生不畏权贵，敢于指斥时弊。他抨击“袁总统者能扶植个人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力。”当时有人主张报纸不应干预政治，远生表示反对，他认为“专见空发论”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报纸的言论、新闻报道，当然要结合社会实际，要有针对性而发。他认为一个记者的职责是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

其次，他主张新闻报道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系统。他写通讯所用材料，差不多要由本人直接得来才用，反对“逞意悬谈、腾其口说”，“一人杜撰，万报腾写”，“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他主张报刊以传播新闻事实为根本，报道“当一面求其精确，一面求其系统”。黄远生这一主张初步揭示了新闻报道的内在客观规律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报界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的客观要求。

再次，他提出了新闻记者必须具备的修养。他在《忏悔录》中，对记者提出了“四能”的修养要求，认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脚腿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黄远生提出的新闻记者的“四能”，是他自己采写经验的总结。“四能”全面准确地概括了记者从采访到写作的客观规律，“四能”是对一个新闻记者的严格要求，它有力地指导了采访写作，也为采写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黄远生以自己的新闻实践改变了中国近代早期报刊以政论为主体的发展轨道，翻开了中国新闻史上新的一页，使记者工作由被人视为“文人末路”逐渐成为一项严肃的人们向往的职业。

作品 囍日日记(其一)

俗语有所谓重喜日或双喜日者，若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初十日可谓之重喜日或双喜日矣。盖大总统就职是此日，共和纪念国庆日亦此日也。此日此日，其为吾民国永远纪念之日矣。

然此最可纪念之日，吾曹新闻记者乃有两重厄运：一庆祝总统就职之庆祝员，须穿大礼服；是日(初十日)晚间外交部茶会，又须穿晚礼服。保存国粹之吾曹，向以对襟马褂为大礼服者。至此乃不能不东西借凑成两套之礼服，其困难不下于大借款矣!

十日午前八时起床，外微雨滴沥，而畴昔之夜，大雨倾盆，街市中泥深三尺矣。吾曹乃如古礼壮者之始，第一次冠戴高帽子，第一次穿大礼服。御车而出，绕顺治门入御河桥赴北海，由金敖龟玉虫东(北海中牌楼之名)而出，蜿蜒以至于西华门之午门。盖前门一带路线，因阅兵而暂绝交通故也。沿途以雨故，行人殊稀。余之前，有一马车一骡车，皆赴参礼者。而最奇异者，此骡车乃奋迅于马车。余之洋车其速亦不下于骡。盖是日全城马车赁贷一空。余之不知姓名之同伴，乃不能不雇此缓于骡车之马车以往。亦足见事到紧急关头，则骡车亦可当作马车跑，视御者何如耳。

至御河桥一带，则车马渐多渐鱼贯。警卫之军警亦渐盛，沿途皆树榜示，告行人以赴西华门者，从此路——从此路。余最所感佩于北京警察者，即此等处矣。

至西华门下车后，门前有金服辉煌之警卫，有礼服灿烂之部员，共同查验，查验庆祝员券、查验警卫门证、查验徽章。吾侪乃深知泰西古人制作大礼服之妙用，盖非此即无许多口袋怀藏如许证券也。一金冠者，验余庆祝券而祥读之曰：职位——新闻记者黄远生，乃与余目礼而进之。吾乃私心喜自负谓此金冠之武士，实对于吾曹之新闻记者加以尊礼，以余等职位至尊故也。

入门步行，则见无数之戴高帽子著礼服者之三三五五而进，亦有爱惜大礼服而遮洋伞者。即入门，两侧左右皆行政官、司法官休息室。中阶之右侧，则议员休息室，中外新闻记者休息室，蒙藏市民代表室。又银行团休息室，则在议员与新闻记者之中间。余笑谓一议员曰：“吾曹与诸君同是舆论机关，接席而居，差可无惭，若彼银行团者，吾曹敢与之比肩哉？”

中外新闻记者休息室中，日本人略多，欧人殊稀。内务部对于各休息室皆派招待。余是日因穿大礼服，适忘带纸烟，乃向招待员乞一纸烟。吾人因此一烟之微，乃不能不佩内务部之德政也。

杂谈——幻想之中，视时表已十时十余分，而总统至矣，导以金冠蓝服持戟之武士约二三百人。总统乘八人肩舆，复导以四舆，即侍从文官梁士诒、夏寿田，侍从武官军事处总长荫昌，次长唐在礼是也。夏君亦总统府秘书，湘人，专掌与各省军人接洽事，其名字新见于吾之通信，故述之。

少顷，吾侪乃随接导者，自休息室鱼贯而又入一门。此门之右侧，乃清皇室代表(溥伦)休息室，左侧乃各国公使休息室。余斜见各使休息室，博冠衮服已灿烂而煊华，意其已毕集矣乎。

休息室中，入后乃分东西两侧面立，国务次长局长高等文武官员等立东侧，吾辈及银行团及其他官吏等立西侧，议员则居中而立。此处谓之礼堂，即太和正殿也。殿中有一台，礼堂二字，即悬于台上。前此室座交叉以国旗，吾侪立西侧最偏，故台中光景不甚明瞭矣。

吾曹入而排班时，金冠蓝服持戟之武士，即导从总统入门者，分向而立之于两侧之前，排班既定。赞礼官程克，按照礼单，一一唱赞。其先总统入席立台上，(对议员而立)宣誓——读宣言书——鞠躬——唱万岁而礼毕矣。“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此遵照总统选举法所定而读之誓词也。先是仪节单，本定议员亦立两侧，与吾曹同等者，就职之前，曾演礼三日。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于初九日特往争之于朱启钤等曰：“议员系证人资格，不可与行政官同立，宜居中听总统宣誓，否则将成为宪法问题。”于是乃改侧立者而中立焉。事后又有报馆从而论之，谓议员与议院异，议员亦一个人，不得于院外行其议员职务。总统仍应向国旗宣誓，不应向议员宣誓，可谓吹毛求疵矣。

宣言书极长，总统捧而宣读之，故亦极费时光。总统精神甚矍铄，音吐甚朗，军服灿然。余左右外人闻读至所有前清条约协约私约等，一律遵守有效，为之欣然。

以余侪立西侧最偏，为大众所不及见。故中人及日人中于鞠躬时颇有阙礼者，惟西人则如礼而鞠躬，有以见忠信笃敬之教，惟欧西人守之最笃也。

礼毕后，庆祝员乃同赴武英殿茶会，据规则，凡庆祝员皆得赴茶会。又有非庆祝员，而由国务员特别招待，另具请帖者。武英殿茶会，此五字何等冠冕。不料入殿后，惟见高帽而礼服者，重重叠叠而立。但见人形，但闻人声，不见食品。余未早食而出门，此半日之日，计全恃此一茶会，乃努力向人丛中窥探。始得见一仆持了满盘之甜面包，沿途抢掠。适至余前，余之良心乃命余抢取三块，分出人丛而立食之。出时，刘成禺、汪彭年、汤漪等指余而笑。呜乎诸君，乃不知人到饥饿时，其可笑乃有百倍于我者耶。

是日议员到共四百余人，国民党人甚多。其余之不到者，或因雨，或因大礼服没处借也。余之一生，乃已有二次得见总统就职之光荣。第一次袁总统就职，即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其时蔡元培、汪兆铭为南京代表，迩日光景甚为寂寥，与此日之盛大庄严者迥别。二者相较，令人已感知吾中华民国，已由荜路蓝缕之时期，入于重熙累洽之时期，此后庄严民国之现象亦当若此耳。

参礼毕，时约十一时三十余分。此后为总统见外交团，见清皇室代表，庆祝员不得见之。余乃借武英殿侧内务部招待员办事处之电话，拍发专电报告，时已十二时矣。(选自《远生遗著》，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5月增补影印第一版)

赏析 囍日的一场喜剧

邵飘萍

传略 “铁肩辣手”邵飘萍

1936年的夏天，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借着摇曳的烛光，毛泽东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自己成长的历史：“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毛泽东作为新闻学会的会员，除听课外还多次到邵家中去拜访，聆听老师的教诲。毛泽东曾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转引自方汉奇、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1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8月版)从中可以看出，邵飘萍对毛泽东影响之大。

邵飘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献身的革命烈士。在封建军阀的屠刀下，他用一支辛辣的笔，牵动着政界、军界以及社会名流的情绪，记录着时代的风云。他为宣传和捍卫真理而威武不屈，笑傲苍穹，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为真理而战的颂歌。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名振清，笔名飘萍，少小聪慧，14岁中秀才。他喜欢读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并与民主革命家张恭过从甚密。张恭于1904年在金华创办了政治性文摘报纸《萃新报》，所摘多鼓吹革命的言论。这为飘萍后来终生从事报业，打下了思想基础。1906年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接触了大量进步书刊，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欲依靠报纸舆论的力量干预政治，改变祖国贫弱面貌。他曾说过：“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

1912年，他到杭州，与杭辛斋携手创办了《汉民日报》，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为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飘萍。邵飘萍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的无所畏惧精神，在逆流中奋进，写了大量的新闻和评论。为此，他曾经3次被捕，坐过9个月监牢。1913年《汉民日报》因揭露袁世凯而遭到查封，邵飘萍也被捕入狱，后来，他被夫人汤修慧营救获释。为探求真理，他东渡扶桑，攻读于日本政法学校。邵飘萍身在异国，心忧国难，1914年目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勾结，心急如焚。他与潘公弼、马文车3人共同设立了“东京通讯社”，向京、沪、汉著名报纸发通讯。适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际，邵飘萍将条款内容电发国内，以激起人民奋起反抗。

1915年12月，蔡锷树起护国讨袁大旗。邵飘萍回上海，支持云南义军征讨袁贼。在沪上笔政三报，护国讨袁，署名“飘萍”在《申报》、《时报》发表文章。同时署名“阿平”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段时间他在《时事新报》就发表署名“阿平”的社论36篇，时评134篇。邵飘萍高举反袁大旗，为护国义师导向，誉满全国舆论界。

1916年夏，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为该报撰写“北京特别通信”，先后共发表250余篇。这年7月，他愤慨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中国舆论，便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又独立创办了《京报》。同时，他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为新闻学会的导师，向毛泽东、邓中夏等学员讲述新闻业务，又把《京报》作为学员实习的园地，并把讲稿整理成《实际应用新闻学》出版，书中邵飘萍特别强调人格和报格。他认为“报纸应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只有“以事实和真理”教育读者，才能取信于读者，影响国民的精神面貌。他强调记者要到第一线去“探究事实”，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去判断新闻的价值，并讲述了自己的许多成功的采访经验。邵飘萍是新闻界的全才，尤其以采写新闻消息和通讯而著名。他用一支笔搅动政界、军界的情绪，使那些故作雍容大度的政客、军阀暴跳如雷，而又束手无策。因此，冯玉祥将军曾说：“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邵飘萍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宣传者。早在“五四”前，《京报》就揭发了军阀的种种罪行。五月三日，北大学生开大会，许多高校也派代表参加。邵飘萍应邀向学生们详细介绍了巴黎和会的经过和决议，并号召大家挺身而出，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会上群情激昂，决议五月四日游行示威。第二天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邵飘萍不但在《京报》上大块、专版地安排报道，而且还针对时局，每日发评论。在运动开展的头两个月内，他就发表了署名文章40余篇，为推动五四运动开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京报》大量刊登了揭发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卖国丑行，引起了段政府的极大仇恨。1919年8月22日《京报》突然遭封禁，飘萍闻讯后从屋顶逃出，化装成工人逃到日本。

邵飘萍到日本后，除了做大阪《朝日新闻》的特约记者外，用了大部分精力研究各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着重学习和研究了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7月邵飘萍回国，9月17日复活了《京报》，在头版显要位置，为他在日本时赶撰的专著《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作了广告。这两本专著，前者对马克思的唯物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作了详细介绍；后者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这两本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风行全国。1923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05周年，《京报》专门发行了纪念特刊。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它大量报道列宁的后事，并出版《列宁特刊》一张，大量刊登有关列宁的新闻、通讯及图片，以便通过评价列宁的丰功伟绩，向中国人民宣传十月革命的成就和马列主义。

1923年我党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京报》从2月6日到22日进行了隆重而热烈的报道。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京报》作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连续宣传，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泛，形式之多样、旗帜之鲜明，在当时国内各报刊中是首屈一指的。据不完全统计，以“飘萍”署名的评论文章从6月1日起至7月中旬，就达28篇之多。这一年，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自觉地做一名无产阶级的记者，为宣传真理而斗争。《京报》创刊时，邵飘萍欣然命笔，大书“铁肩辣手”4个字悬于编辑室正面墙上，以自勉和激励同仁。“铁肩辣手”取自明朝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只是，将“妙手”改为“辣手”。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邵飘萍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

1926年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京都立即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中。飘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到出事地点和有关医院调查采访，连夜赶写的讨段檄文《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和《日英之露骨的干涉》等文章。惨案发生后12天内，《京报》发文章113篇，《京报副刊》从439号至475号刊登有关惨案的文章103篇。同时，《京报》还印发特刊50万张，唤醒民众奋起讨贼。4月的北京，政局十分混乱。邵飘萍被白色恐怖包围着，街上的反动传单说他是“卢布党”记者，京报馆和邵家的电话受到监听，住所被监视，邵飘萍处境极端危险。他曾一度把《京报》交夫人汤修慧照常出版，暂时避难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奉系军阀抓不到邵飘萍不罢休，就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2万大洋为诱饵，收买与飘萍有过旧交的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外号张夜壶)。此无耻文人诱骗邵飘萍在4月24日回报馆时，事先已经埋伏在那里的30名侦缉抓捕了邵飘萍。4月26日凌晨，将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在未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就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他处以死刑。邵飘萍永远地走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存。数十年过去了，邵飘萍的业绩仍然使人荡气回肠，心潮澎湃。

作品 我国与世界战局(一四)

对德外交问题，今已实行预定计划之第二步。但所以有今日之事实者，虽云方针预定，亦因时势推移，四围景物均足造成此境。我国一遇此境，将如游胜地者，步步前行，竟忘其足之劳苦与腹之饥饿。又如探险之家，虽得一险，旋亦如夷，因弃其夷，又就他险，回头非岸，欲罢不能。然则此非我国存亡生死，孤注一掷，国民与政府所当祛尽私心，奋其智力，图举国一致之实，以为中华民国将来历史上造成一新纪元之时乎!记其经过，并及各种问题，爱国士夫，以省览焉。

(一)第二步实行前之三次会议。

政府此次实行外交方针，有与宪政发生极大关系之事实，不可以不表。即数日以前屡与议员谈话，及第二步未实行之先，即以外交方针请求国会之赞助是也。两院议员悟政府之诚心，审国家之利害，亦即大多数表示赞成矣。国会投票揭晓之日，正德国答复到达之期(十一日)。实行第二步之时机，于是益迫。而具体的发表之讨论者，尚经过三次会议。

(A)星期一之特会。

本月十二星期一国务院例无会议，是日以国会既已赞成，德国又已答复，乃开国务特会。未开会之先，梁任公亦到国务院与段总理为长时间之谈话。是日之会，伍外长未列席，由伍梯云君代表。报告其要项，即：(一)为研究德国复文措词，我国应如何发表。(二)拟定分致各省密电，令其准备一切。(三)讨论京津等处处置德人之方法。自上午十一时起，至下午五时始散。结果大体业已决定。

(B)星期二之例会。

十三〈日〉星期二例有国务会议。是日，遂专议外交问题，更就昨日结果为具体的讨论。如国务院拟就之命令、布告，皆曾提出为文字之修正。更决定第二日发表。未发表以前，上午十时全体国务员照例赴总统府开一联席会议。外交部则订各国公使于翌〈日〉之下午，诣外交部迎宾馆谈话。此会上午十二时起，下午四时始散。

(C)总统府联席会议。

今日(十四)上午十时，全体国务员依预定时间齐集于总统府。先由段总理报告三日来外交经过情形，并以令稿等呈阅。大总统言：余之意见惟视人民多数意见为从违，今政府外交方针既得国会之赞助，应即明白宣布，以慰人民之望。惟有宜注意者，关于国家之领土主权与人民生计，当绝对保其不受伤害，且应取得确实保障。命令、布告，于此发表。

(二)电召驻德颜使回国。

前日，国务会议已有密电致颜公使，令其预备护照，整理行装，听候归国之令。颜使未有回电。现时交通阻滞，电文往复须一星期，昨晚乃正式电令其回国矣。

(三)发表之时间与令告。

第二步发表为今日(十四)上午十二时。其命令、布告语甚简要。命令注重保护德侨办法。布告则说明断绝国交不得已之理由。原文已以专电报告(载十五日本报)。

(四)正式照会德国公使。

政府一方发布命令，同时即正式照会驻京德国公使辛慈君。并以口头通知，限四十八小时以内下旗离公使馆(自今日上午十二时起计算)。其照会原文特录如左：

政府致德公使照会文云：“外交总长伍为照会事：关于德国施行潜水艇新计划一事，本国政府为注重世界和平及尊重国际公法之宗旨，曾于二月九日照达贵公使，提出抗议。并经声明，万一出于中国愿望之外，抗议无效，迫于必不得已，将与贵国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等语在案。乃自一月以来，贵国潜艇行动置中国政府之抗议于不顾，且因而致多伤中国人民之生命。至三月十日始准贵公使照复，虽据称贵政府仍愿议商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办法，惟既声明碍难取消封锁战略，即与本国政府抗议之宗旨不符。本国政府视为抗议无效，深为可惜。兹不得已与贵国政府断绝现有之外交关系。因此，备具贵公使并贵馆馆员暨各眷属离去中国领土所需沿途保护之护照一件，照送贵公使，请烦查收为荷。至贵国驻中国各领事，已由本部令知各交涉员，一律发给出境护照矣。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大德国钦命驻华全权公使辛。中华民国六年三月十四日。”

(五)迎宾馆各国驻使之晤谈。

外交部于昨晚通知驻京各国公使馆订今日下午二时与协商国公使谈话，说明对德宣布断交之理由。下午三时，则与中立国公使晤谈。各国对于我政府此举，均甚满意。今日之迎宾馆，一时甚形热闹云。

(六)在京德兵军器问题。

我国以辛丑条约之结果，在京之各国使馆均置护兵。此次与德绝交，护兵之武装即应解除。以记者所知，德护兵改装归国者，业已不少。现不过二十余人。但有一问题，倘德使以侨民利益托中立国公使代为处理，该使馆之不动产应允许其保留。惟属于军器者，有步枪数十杆，机关枪四尊，是否应交中立国公使管理，抑交付于我国，现尚未见实行。

(七)天津德国租界问题。

天津地方，德国开有租界。今虽断绝国交，仍可以租界事托中立国领事代理。但天津并无中立国领事，如荷兰为中立国，而天津事务乃托比利时领事代理者。德国天津领事闻颇有愿交我国之口头谈话。盖交与比利时，实非德人之所心愿也。但此际又有一问题，天津德界，依约我国不能派兵前往保护，故此次提议修正条约，其意亦即在此。删除是等太不平等之条约，闻协约国均甚赞成。惟日本则以亲善之意言，修正须往复磋商，颇需时日，中国不妨派兵前往，其经过英法日租界，皆缪为不知可矣。日本对此出简捷了当之办法，诚为可感。但此有须审慎者，派兵前往，不过暂时之事。他日事过境迁，条约依然存在，此可知非适当之处置矣。闻政府之意，目前办法，德领如以之交与中立国代理，我政府可以允许。若愿交付我国，则当然前往接收。且天津警察可以武装，闻颇能尽保护之责任云。

(八)对于德人裁判权问题。

中德断交而后，德国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是否收回，此一问题也。但此须视其委托他中立国与否为断。闻政府所主张，凡有会审公堂之处，仍归公堂会审。至于他处，则应归我国司法机关办理。(选自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赏析 中德断交的历史实录

邹韬奋

传略 永远站于大众立场的著名记者邹韬奋

邹韬奋的名字在新闻界和出版界已如雷贯耳，目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有三项奖：韬奋新闻奖、韬奋出版奖、韬奋新苗奖。毛泽东同志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毛泽东1944年11月15日题词)邹韬奋永远站于大众立场上，完全彻底地为大众服务的精神，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乳名荫书，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1912年他到上海就读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因为他崇拜梁启超，钦佩黄远生，立志做新闻记者，后考入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主攻西洋文学，副修教育学。1921年邹韬奋大学毕业，先后做过上海纱布交易所英文秘书、时事新报社办公室主任秘书、上海青年会中学的英文教席。1922年他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邹韬奋1926年10月任《生活》周刊主编，正式开始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他一生创办了6刊1报，3次流亡，1次入狱，永远站于大众立场上宣传抗日救国，矢志不移。

1933年1月，邹韬奋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7月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生活书店)，当选为经理。不久因国民党当局迫害，流亡国外，先后赴欧洲、苏联、美国进行了两年零一个月的考察，对比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伦敦潜心研究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和飞跃，深刻认识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思想。他还为《生活》周刊写作了大量旅行通讯，后辑为《萍踪寄语》一书单独出版。《生活》周刊1932年发行量每期达15.5万份，创造了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记录。而国民党政府却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先是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等四省邮递，后又禁止在全国邮寄。1933年12月16日《生活》出至第8卷第50期，被国民党政府以“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为借口密令查封。

邹韬奋1935年8月回国，经筹办，11月16日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该刊详细报道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并发表了许多义正辞严的评论，提出了“结成全国救亡联合战线”的口号。该刊的立场得到了群众拥护，发行量很快达到20万份，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莫大恐惧。1935年底蒋介石多次派人找韬奋谈话，或许以高官厚禄，或以死相威胁，企图迫使韬奋屈服，均遭到韬奋的断然拒绝。1936年2月19日《大众生活》只出了16期，又被国民党当局下令封闭。

韬奋于1936年3月初被迫第二次流亡香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柳湜等人经过三个月左右的筹备，于6月7日在贫民窟创办了《生活日报》；8月接受中共南方局的建议和全国各地读者要求，宣布《生活日报》迁上海出版，后终因国民党当局百般阻挠而未能复刊，在上海出版了《生活星期刊》；11月发生“七君子案”，无辜入狱，在狱中仍坚持斗争，坚定地表示要做“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1937年7月底获释，8月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年底去武汉。1938年6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将《抗战》三日刊与柳湜《全民》周刊合并，出版《全民抗战》三日刊，销数很快达到了30万份，10月武汉失陷，迁重庆出版，积极宣传抗日。该刊直到1941年2月22日出至第157期被国民党封禁。皖南事变后，韬奋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行径，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面对反动派的疯狂迫害，再次流亡香港。他1941年3月5日抵达香港，5月17日就复刊《大众生活》周刊。日军攻陷香港后，赴广东东江游击区。1943年1月到苏北解放区，3月患耳癌秘密到上海治病。1944年病逝，中共中央接受他遗书中提出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韬奋毕生从事报刊活动，形成了独特的办报思想。他主张办报要为大众利益服务，为读者利益服务。他强调办报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邹韬奋：《〈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1928年11月18日)他创办报刊，“不以赢利为目的”，“全靠自己的正当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力求自己的发展。”(邹韬奋：《〈生活〉五周年纪念特刊预告》，《生活》周刊第5卷第52期，1930年12月7日)他总是为读者、作者和同事着想：尽量降低报刊售价，尽可能提高稿酬，尽量改善同事的待遇。他说：“我办报办刊物，向来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钱为铁则”，对于别人的“赠款”，不管是出自好意(如陈济堂的赠款)，还是恶意(如王伯群的贿赂)，他一概拒绝。他严格限制广告的刊登，“不忠实的和有伤风化的广告，虽出重金”，他也“一概拒绝刊登”。他强调广告要同新闻、言论一样向读者负责。(邹韬奋：《〈生活〉五周年纪念特刊预告》)“九一八”以后，韬奋主办的报刊和生活书店所出的书籍与期刊，始终坚持为最大多数的群众服务，始终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民主、坚持进步，满足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不同需要。

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增辟了《读者信箱》专栏，以后每主编一种刊物，都保持这一专栏，这在我国报刊史上尚属首创。韬奋用“全副精神答复”处理读者来信，“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第154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邹韬奋：《本刊所受的刺激》，《生活》周刊第4卷第10期)读者来信一小部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大部分信给予回复。后来读者来信多了，他确定四个人专门负责处理来信，复信立卡存档，每封复信韬奋都要亲自过目，签名后寄出。他为读者提供信息，交流思想；代读者办事、购物；组织读者参加社会活动。他成为读者的“好朋友”，读者也是他的良师益友。《生活》周刊从第2卷第47期起，韬奋开辟了“小言论”专栏，并在其他报刊保留这个专栏，每期一篇或几篇，大部分由他自己执笔。“小言论”针对广大读者最关心和最焦虑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用简洁通俗的语言，犀利的文笔，写下一篇篇针砭时弊的言论，“竖旗文坛，横扫千军，刺透反动派的肺肝，尽了大众喉舌的光荣职务”。(陈毅：《纪念邹韬奋》，见《韬奋的道路》第12页)

韬奋很重视报刊的个性或特色。在编辑方针方面，他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有创造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第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他所办报刊的独特风格是：“在内容上是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在文字方面，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第7页)

他强调《生活》周刊要用“生动的文字”，要用“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来同读者见面，“其注意之点不但在‘报有价值’，尤在‘报有趣味’”。(《人民的喉舌》，《韬奋论报刊》第10页)他既不赞成老生常谈，也反对“滑头面孔”，而提倡寓教育于趣味之中。邹韬奋这样创办报刊在当时是少有的。因而，他所办的报刊在激烈的竞争中能盛誉不衰。

韬奋重视报业的经营管理，积累了丰富的报业经营管理经验，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报业经营管理思想是很丰富的，主要表现在：其一，社务管理民主化，采用了带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制度，全体同事都是管理者，又都是被管理者，依靠大家来管理。其二，科学分工，提高办事效率。其三，实行“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

伟大的爱国者邹韬奋，一生追求进步，追求革命，从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在斗争中他百折不挠，乐此不疲地创办报刊，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不愧为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

作品 华美窗帷的后面

记者上次曾经谈起伦敦一般居民的住宅，除贫民窟的区域外，都设计得很清洁讲究，在马路上就望得见华美的窗帷。但在这华美窗帷的后面究竟怎样，却也不能一概而论。像记者现在所住的这个屋子，从外面看起来，也是沿着一条很清洁平坦的马路和行人道，三层洋房的玲珑雅致，也不殊于这里其他一般的住宅，华美的窗帷也俨然在望，但是这里面的主人却是一个天天在孤独劳苦中挣扎地生活着的六十六岁的老太婆!她的丈夫原做小学教员，三十年前就因发神经病，一直关在疯人院里，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二十岁的时候就送命于世界大战，第二个儿子也因在大战中受了毒气，拖着病也于前两年死去了，女儿嫁给一个做钟表店伙计的男子，勉强过得去。于是这个老太婆就剩着一个孤苦伶仃的光棍。这个屋子她租了二十年，房屋依然，而前后判若两个世界，她还得做二房东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活，租了六个房客(中国房客就只记者一个)，因租税的繁重，收入仅仅足以勉强糊口，每天要打扫，要替房客整理房间，要替各个房客预备汤水及早餐，整天地看见她忙得什么似的。她每和记者提起她的儿子，就老泪横流，她只知道盲目地怨哀，她的儿子给什么牺牲掉，她当然不知道。处于她这样前后恍然两世的环境中，在意志薄弱的人恐怕有些支持不住，而她却仍能那样勤苦地活下去，我每看到这老太婆的挣扎生活，便觉得增加了不少对付困难环境的勇气。

房客来去当然是不能十分固定的，遇有房客退出，她的租税仍然是要照缴的，于是又增加了她的一种愁虑。记者搬入居住的时候，她再三郑重地说，如果住得久，她要把沙发修好，要换过一个钟，我听了也不在意，第二天偶然移动那张老态龙钟的唯一的长形大沙发，才知道不仅弹簧七上八下，而且实际仅剩了三个脚，有一个脚是用着几块砖头垫着的，至于那个钟，一天到晚永远指着九点半!地上铺着的绒地毯也患着秃头或瘌痢头的毛病。她三番四次地问我住得怎样，提心吊胆怕我搬家，我原是只住几个月，便马马虎虎，叫她放心。至今那张老资格的沙发还是三只脚，那个钟还是一天到晚九点半!她往往忙不过来，索性把我的房间打扫整理暂时取消，我一天到晚忙着自己的事情，没有工夫顾问，也不忍多所顾问。有一次有一位中国朋友来访我，刚巧我不在家，她对这位朋友把我称赞得好得异乎寻常，说她的屋子从来没有租给过中国人，这是第一次，现在才知道中国人这样的。后来这位朋友很惊奇地把这些话告诉我，我笑说没有别的，就只马虎得好!这几天有一个房客退租了，她便着了慌，屡次问我有没有朋友可以介绍(这位老太婆怪顽固，不肯租给妇女，说不愿男女混杂，并说向来不许有“女朋友”来过夜)。在资本主义发达特甚的社会里，最注重的是金钱关系，一分价钱一分货，感情是降到了零度，没得可说的。

我曾问她为什么不和女儿同住，免得这样孤寂劳苦，她说如果她有钱，尽可和女儿同住，一切关于她的费用，可由她照付，如今穷得要依靠女婿生活，徒然破坏女儿夫妇间的快乐，所以不愿。在现社会里，金钱往往成为真正情义的障碍物。

附近有个女孩子，十四岁，她的父亲是在煤炭业里做伙计的，平日到义务学校就学，每遇星期六及星期日便来帮这老太婆扫抹楼梯及其他杂务，所得的酬报是吃一顿饭，取得一两个先令，人虽长得好像中国十六七岁的女子那样大，但因贫困的结果，面色黄而苍白，形容枯槁，衣服单薄而破旧，她每次见到记者，便很客气地道早安，我每看到她那样的可怜状态，未尝不暗叹这也是所谓“大英帝国”的一个国民!

当然，记者并不是说这一家“华美窗帷的后面”情形便足以概括一般的情况，不过在社会里的这一类的苦况，很足以引起特殊的注意，尤其是在经济恐慌和失业问题闹得一天紧张一天以后。由此又令我联想到另一件事。前天我在伦敦的一个中国菜馆里请一位朋友同吃晚饭，谈得颇晚，客人渐稀，不久有一个妙龄英国女子进来，坐在另一桌上，金发碧眼，笑靥迎人，沉静而端庄，装束也颇朴素而淡雅，从表面看去，似乎无从疑心她不是“良家妇女”，但这位朋友却知道她的身世凄凉，因受经济压迫而不得不以“皮肉”做“生产工具”。我为好奇心所动，就请认识她的这位朋友把她请过来，请她同吃一顿饭，乘便详询她的身世，才知道她的父亲也是参加世界大战而送命的，母亲再嫁，她自己入中学二年后，便因经济关系而离校自食其力，在一个药房里的药剂师处当助手，做了两年，对此业颇具经验，但后来因受不景气的影响，便失业了，忍了许多时候的苦，才在一个商店里找到一个包裹货品的职务，小心谨慎地干着，不久又因经济恐慌而被裁，于是便加入失业队伍里面去了，多方设法，无路可走，除求死外，只得干不愿干的事情。她此时虽在干不愿干的事情，但因青春美貌还能动人，所以对“男朋友”还能作严格的选择，我说青春易逝，美貌不留，不可不作将来打算，不择人而嫁，便须极力寻业，她说嫁人不能随便在街上拉一个，很不容易，寻业已想尽方法，无可如何，并说比她更苦的女子还多着哩，有不少女子终夜在街上立着候人，直到天亮无所获而垂头丧气，甚至涕泪交流的，所在多有。据记者所见，她的话并非虚伪的，平日我夜里十点后总不出外，最近因参观几个大规模的报馆，往往深夜始归。那样迟的时候，公共汽车及地道车都没有了，汽车(“taxi”)又贵得厉害，只得跑腿。上月三十日夜里参观泰晤士报馆(“The Times”)，走过日间很热闹的大街叫做Charing Cross的时候，已在夜里两点钟后，果见两旁行人道上每隔几家店门便有女子直立着等候什么似的，因怕警察干涉，仅敢对你做媚眼，或轻声低语，这类“站班小姐”大概都比较的年大而貌不扬，找不到“男朋友”只有“站班”的资格了!(1933年11月8日晚，伦敦)(选自《韬奋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10月)

赏析 伦敦生活侧面的真实描述

顾执中

传略 战斗记者顾执中

战地记者顾执中以其机智、勇敢的品质，至今为他的民治新闻学校的学生怀念着。有人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那么，在烽火连天的20世纪，战地记者是最及时、最生动、最忠实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渴望一见真相的千千万万公众的人，而顾执中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顾执中(1898-1995)，从小家境贫寒，饱尝苦难。1923年从一家教会中学毕业后，就进入上海《时报》当驻外记者。1924年担任景林堂夜中学校长。开始了他的记者兼教育家的生涯。1927年到《新闻报》工作，后任采访部主任。北伐时，他深入前线随军采访。1931、1932年他两次到东北，冒着生命危险调查“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真相。其中第二次是随李顿调查团前往的，发表了长篇报告《东北吁天录》。顾执中精通日语、英语、德语，这在当时的记者中是很少见的。1934年2月，他赴欧洲考察新闻及新闻教育，到过法国、英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捷克、波兰、前苏联、丹麦及美国、日本等地。1940年8月，他在上海遭到汪精卫特务的阴谋暗杀，颈部中弹，经抢救脱险。随后赴缅甸考察旅行。在缅甸任《觉民日报》主笔。后又旅居印度加尔各答，任侨报《印度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直至抗战胜利才回国。解放后，顾执中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任编审，1963年退休。他的作品有：《西行记》、《到青海去》、《报海杂忆》、《考察报告集》等，英文著作有：《我们用笔战斗》、《让我们活得长寿快乐》等书。20世纪80年代，已耄耋之年的顾老依然关心着祖国的建设，经常外出旅行，勤奋写作。其中1984年发表于《法制日报》的《万里环行感想多》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教育方面，顾执中先生于1928年创办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任校长，为我国早期新闻事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顾执中首先是一个战地记者。战地记者(war correspondent)是新闻工作者中专门从事战地新闻采访与报道的那些人。无论是在世界大战的巨型舞台上，还是在局部战争的弥漫硝烟中，最及时、最生动、最忠实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给千千万万公众的，就是那些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以生命为赌注、去摄录战争场面的特殊的新闻人——战地记者。顾执中就是中国战地记者的杰出代表。北伐战争时期，他随军活动在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中。饥寒交迫时，他在破门板上写新闻，数千字的新闻报道，一气呵成。他的这种倚马可待的功底正是他作为一名战斗记者的特长。

顾执中作为名记者，他机敏勇敢，株守阵地，从不脱漏重要新闻。1922年6月1日，作为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的顾执中，从前门车站获悉，张作霖在京眷属，已于凌晨乘车出关，张本人也出走在即。张作霖出走，使形势急转直下。顾执中主张把这一条新闻立即拍发上海《新闻报》，但《新闻报》驻京办事处的人员害怕张作霖留在北京的军队迫害，当时已有几位爱国人士被害，苦苦劝阻发电。顾执中就改用付现款的私人电报发出。电报内容则用可以猜出的隐语：“弟已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由郭务远先生代为管理。”收电人是陈达哉。他是《新闻报》编辑中最为机灵的一位。不出所料，上海《新闻报》就在6月2日发表了张作霖出走的消息。这条消息对当时的战争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顾执中作为名记者的机敏和勇敢从这件事可窥一斑。他能把看似不能办成的事办得很漂亮。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同时又将信息及时传递出去。这也是一般记者所难以做到的。

顾执中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新闻教育家。他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较早培养新闻人才的摇篮，在几十年的办报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指导了新闻人才的成长。

首先，他提出记者要有武装得很好的头脑，就像士兵要训练，没有训练就是乌合之众，不能打胜仗，新闻记者也是这样。新闻记者需要有一个武装得很好的头脑，头脑是战斗的指挥者，新闻记者一生的成败跟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武装头脑。马列主义的政治主张、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新闻记者用以武装头脑的利器。用这一利器来武装其头脑的新闻工作者，工作的效率一定高，战斗一定胜利。他还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党作为武装新闻工作者头脑的一部分。他指出，如果一个记者没有爱祖国、爱人民的品质，就算像张季鸾、陈布雷那样有才华，也不过会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爱祖国、爱人民才能使浩然之气涵贮于胸，永远为后一代的新闻记者所景仰。

其次，新闻记者要有高尚的品质。他指出新闻记者的品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要诚实。做人要诚实，写东西也要诚实，这是记者采访、编辑和发表新闻的基本要求。对于不可靠的消息一定要查实，要追根到底，把关把得严，把得好，新闻才不会出现失实的情况。第二，要勇敢。新闻记者必须勇敢，必须有勇气，才能在残酷的战斗中胜利。这是他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的切身感受。面对或明或暗的敌人，专做坏事的流氓，残民以逞的军阀，新闻记者必须要有勇气，才能对付他们的敌人。特别是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炮火横飞之中，采写消息，写稿，拍发电报，随时都有伤亡的危险。这时的新闻记者必须要有勇气才能为正义而斗争，用自己的笔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第三，要有对事物的分析能力和预见性。顾执中指出凭主观愿望的分析和预见，不会得出正确的结果。我们必须要以客观的辩证唯物的方法来提高记者分析、预见的正确性。有的战地记者由于战争经验的积累和对战争分析的准确成为了战略学家。作为战地记者的顾执中就曾准确地判断日本将发动太平洋战争。这种对时事的正确分析，来源于正确的思想方法和长期积累的各种常识。还有，目光要远大，对人对事物，都不能从表面的肤浅的现象做出判断，要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观察，才能做出正确的分析和预见，这样的新闻记者才是合格的记者。

顾执中作为当代中国新闻界的耆宿，在60年的新闻生涯中，写了大量的新闻作品。顾执中的作品很多，其中考察报告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有着他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色。他对自己的考察报告也很重视。他认为，记者的课堂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把五彩缤纷的社会和世界报道出来，使读者从中得到启示。顾执中的一生“足遍天涯”，他的考察报告范围很广，从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到风土人情，无所不察，无所不写，内容也十分丰富。

首先，从思想方面说，他的作品体现了作者重视实地考察，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作风，也体现了他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品质。面对重大的问题，他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自己进行分析和判断。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读到作者的勇气、朝气、事业心。在他生活的年代，能做出这样大量的考察报告，是要担很大的风险的，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通过考察报告，告诉我们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只有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愿为新闻事业献身的人，才能有所成就。

其次，从写作方面说，顾执中的考察报告，具有独特的特点，其一，针对性，有的放矢。他的每一篇都不是盲目的写作，而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新问题，及时总结新鲜经验，予以推广，以促进社会的发展。顾执中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根据事实和形势的发展的特点，准确地选好写作角度，抓住矛盾的焦点，集中而深入地写一个问题，这样使他的作品针对性强，对现实工作就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其二，直接观察，反复思考。他的调查报告都是基于他的所见所闻，他不但要亲自用眼睛看一看，还要用耳朵听一听，把直接观察到的情况，串起来，条理化、系统化，把零星的材料变成有理可寻的、脉络清晰的报告。他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把他的所见所闻梳理成优秀的报告。其三，点面结合，具体生动。他的调查报告基于大量的确凿的典型事实，以具体的事实为基础，有过程、有典型、有数据，对比鲜明、生动、形象。他也很注意点面结合，既有全面了解的情况，又有典型事例。全面情况使人能从全局看到问题的全貌，典型事例又使人的认识，不会以偏概全，流于笼统浮泛。

作为老一代新闻工作者，顾执中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他对新闻工作的那种献身精神，他的拳拳之心，他对祖国的、对人民的那份深深的爱。

作品 万里环行感想多

去夏7月，我和老伴又离京外出旅行了。7月6日到了上海，行程是一千四百六十二公里；8月21日赴苏州，25日赴常州。27日又回上海，共行程三百三十四公里；9月15日，从上海坐长江轮到武汉，其行程是一千一百二十三公里；9月21日赴重庆，其行程是一千二百二十七公里；9月28日赴成都，其行程是五百零四公里；10月1日又从成都返北京，其行程是二千零四十八公里，环行一大圈，共六千六百九十八公里，合一万三千三百九十六华里。八十六岁的病后不久的老翁，能旅行这样长的路，小伙子们自然不免称之为壮举。

可是，我并没有什么放纵于山水的豪情，我只是看看人，看看地，看看水，看看其他一些事物而已。关于那些地方的祖国的好水好山，已有许多人写过，描绘过，我不愿再重复，我只愿谈一些在这次旅行中的感想。二

我们在各地看人，看人不是一件难事。在亲友家中有人，在电车公共汽车中有人，在商店中有人，在饭店中有人，在马路上更是到处有人。没有人认为看看人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在亲友家中，看见人的时候，特别是在上海，好像在他们的已老的父母和成长的子女中间，其关系是不折不扣的亲骨肉，而其感情，有的像朋友，有的像敌人。有的子女天天闹，闹到街道，闹到工作单位，闹到派出所，甚至闹到法院。家庭多纠纷，而纠纷的中心，多在夺产分产上面。有的家庭，父母并没有什么产，但只要他们有一间房间住，也成为纠纷的中心。有些子女只盼望父母快点死，他们就可有更宽敞的住所。这些人心中只有钱，眼中只有物质，胸无大志，寸光鼠目，是多么可鄙!我主张以法律规定：子女不一定享有父母的遗产权，父母有权把产业捐给国家，捐给社会团体，或他们所喜爱的照料他们的任何人。

在上海时，我们乘的电车或公共汽车特别多，也时时注意着车中所有的人，特别是司机和售票员。我奇怪地感觉到今年的司机，开得与往年有所不同，将到站的时候，不是减低速度，平稳地停着，而是突然刹车，使乘客立足难稳，不免颠颠跌跌。只有一次，我们坐上55路公共汽车时，那辆车的司机，是按照常规，减速驶向车站停下的。有的女司机也喜欢跟人家闲谈，路又不阔，车辆多，她开着车直冲上去，与前面的车彼此相隔只有半尺左右，而她手握方向盘，还要用她的樱桃小口，跟人家瞎聊天，不出事故，真是我们乘客的福气大。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售票员，跳上车来上班。车开了，他还在抽纸烟。我盯着他看，看了好久，他才把烟蒂丢在窗外。他也不顾乘客死活地跟女司机在开车时闲谈。总而言之，他们中有些人，在工作时的纪律是不好的。至于乘客们对老、弱、病、残、孕妇，以及手抱婴孩者的照顾，也不及北京那样普遍。

12路无轨电车在鲁班路的终点站，在路旁时常有三、四处，有不少退休老人跟青年人中年人，围着矮桌坐着，成群地打扑克，自上午一早起到深晚止，我们在赶车时，经常遇见他们。在别的路上，也时常看到这种情况，我心中迷惶地感到这些老年人拿着国家所发的退休工资，得以享受晚年的清福，为什么不发些余热出来，去教育他们的青年一辈，从事于品德上的锻炼和知识上的学习呢？还有在我居住的地方——日晖二村，在一条阔逾一丈的通道上，施工挖一小沟，泥土堆滞于道，不能行走，为什么施工者没有留出一条羊肠小道来(这毫不困难)，以减少居民的不便和痛苦呢？他们还堵塞了从7层楼上下来的楼下垃圾道，使垃圾堆积如山，瓜皮鱼肠等臭气冲天，影响卫生，有碍居民的健康。拖延好多天，等我们在9月15日，离开上海时，还没有解决。施工人不管，居委会不管，民警不管，如此众多的居民也不管，活像是个无政府区域。

有一次，坐车到中山公园站，下车，想转车到中山北路，去拜访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朋友。因为驶往那里的67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搬了家，找不到，我们就去向一个坐在长宁路愚园路尖角旁的女售票员问讯，不料她不开口，一言不发，只把手向后指指，一点热情也没有。我们只得另外再找一位行人问，走了几分钟，才算找到了。又一次，老伴拉我伴同她到淮海中路一家比较有名的鞋铺，去买一双女布底鞋。当我老伴在人丛中，正紧张地询问尺寸号码的时候，一个女店员硬跟那个和我们做生意的男店员闲谈不休。我只得含笑请求他们，暂时停止聊天，等我们这笔小买卖成交后再继续。她只好对我们眨着白眼，忍痛停止了。

9月3日的上午，有一个已故老友的孙子来看我。他现年十八岁，今夏毕业于高中，但已被录取，考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原因是上海的许多青年，怕被分配到外地，不愿考大学，投考的人数一少，平均六名中，就有一人被录取，所以他就有机会立即进大学学习了。我问他将来毕业时，怕不怕被分配到外地去工作，他毅然答道不怕。我盛赞他真是我的老朋友的好孙子，不像有许多青年，宁愿在窄狭的亭子间中过苦恼的生活，而不愿到祖国的广大河山，心雄志壮地锻炼自己，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三

这次我们在祖国的大地上，旅行了一万三千多里，望望这个大地，时常想着在这个大地上的运输问题。当今祖国的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运输事业如不能跟上去，与之配合，则各地工厂所要用以燃烧的煤和其他原料，都难以及时供应上来。关于这一任务，飞机是不能接受的；轮船速度慢，容量比较小，而且除长江、珠江外，如黄河、闽江以及在重庆以北曲折蜿蜒的嘉陵江等，都因河道中到处有礁石，不能行驶，也难负此重任；公路汽车行驶，速度是高些；但在我们缺少高速公路和大车的情况下，运载量仍受限制，同时汽油的消耗量也很大，故我以为只有铁路火车的运输，才能胜此重任。

这样，我就切实主张要大力整顿铁路，大力添筑新线和铁路复线。去年我从上海，坐火车到厦门的时候，就主张从厦门修筑一条铁路经福建的诏安，广东的沿海线到汕头，海丰，一直到惠阳，接上到广州的铁路线。今年9月下旬，我从武汉坐火车到重庆的时候，我主张从南京、芜湖起，修筑一条铁路，沿长江经安庆、九江、广济、黄岗以抵武汉，使祖国自北到南，近海沿海有一条完整的铁路线，使上海到重庆，沿长江，横贯祖国的中枢，也有一条完整的铁路线。此外从云南的昆明到广西的南宁市之间，也需要有一条铁路线，昆明的铁路线也应向西展开，经禄丰、楚雄、南华、祥云、下关、保山、龙陵而达滇西端畹町。解放后，祖国的铁路线以高速度发展，其荦荦大者，如陇海线飞到西安，飞到兰州，飞向新疆的乌鲁木齐，又飞越宝鸡到成都，从成都飞向昆明。现在正在努力从青海飞向西藏的拉萨。今后，希望祖国的铁路事业，会有更大的发展，以适应祖国“四化”建设的需要。新线要增加，对老线的利用也要加强。现在运输压力大的几条老线，如果尽快修成复线，加大列车运输量，逐步实现电气化，其中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四

在这次旅行中，我感到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问题，未能立即解决。它是什么呢？自然是水的问题。

到上海不过几天，就有亲友们跟我蹙额谈起上海的自来水问题。原来现在上海自来水的水源，污染得十分严重。吴淞口外，长江与黄浦江的衔接处，水黑如墨。苏州河有的地方，甚至臭气扑鼻。在这种水中，不但鱼虾绝迹，对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也是很大的威胁。虽然上海自来水公司正在设法另改水源，不过一时难以实现，至少还要等待两年之久。有人说，现在上海自来水漂白粉的气味特别重，又说尽管如此，上海人每天每人实际上几乎要喝一匙尿。这样我们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和上海人一起，天天在吃尿，岂不可笑。不但上海的自来水不洁，北京的自来水含钙量也太多。

由于全国城市的用水量不够，我们就不得不提倡节约用水。不过其重点不但要放在工业上，而且也要放在居民身上和商店身上。号称为水鸭子的上海人，用水就特别厉害。我们住在北京的人，每月水费，即使在夏天，每人也不过二角左右。而上海人，每月将近六七角。

最严重的威胁是每年夏天在许多地方，必然地要发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洪水。前年五月，我们到南方旅行时，湘南、粤北发生洪水，冲毁了路轨，使衡阳段的火车停止了行驶。6月间到厦门，听说江西境内的火车，因洪水受了影响。等到从厦门、福州回到上海，又听得沪厦铁路因洪水而中断。5月14日，国务院发出了通知，要求对黄河长江等七大江河加强防汛工作。去年夏天我们在上海，多次胆颤心惊地倾听着长江的洪峰汹涌东下，危焉乎殆哉。洪峰冲过武汉、九江等地的广播消息，不绝于耳。千万人出动，昼夜不敢稍懈，如临大敌。9月间我们将离沪西行时，亲友们劝我们不要搭武渝的火车赴重庆，不要搭成京路经宝鸡等地的火车返北京。因为那里大水时发，岩石崩坠，火车常中断出事。但我们此时以为炎夏乍过，暴雨不会再来，不听劝告。不料，9月18日，我们的长江轮将抵汉口时，见对岸水高及树腰，洪水犹未退尽。行经武渝铁路，以及成京铁路，在高山大巅中行驶时，唯未遇到暴雨和山洪毁轨等事故，但是10月3日安抵北京以后，10月7日，我们所乘的那段回京的铁路线，在孟源和华山车站之间，因连降暴雨，造成山体滑坡，火车运输中断。经过35小时的抢修，才于8日下午二时恢复通车。至于武渝线的安康地区也因连降大雨，汉水上游又出现洪峰。由于预报及时，抢救得力，得以无恙。9日晚洪峰转入了长江。安康在今年7月31日曾遭受特大洪水的袭击。由于祖国地势的西高东低，洪水的危害，连年不绝，至少已有数千年了。

要把水害转化为水利，治水实为长期的重要课题。目前治水之法，筑坝防汛与分洪是不够的，还必须浚蓄并施。目前，自潼关起向东流的黄河段，河身已高出地面。长江下游的蓄水库如鄱阳湖、龙感湖、武昌湖等无数湖泊，不但面积缩小，湖底也变浅，减少了对长江洪水的蓄贮作用。此外，如我们在旅行中所见的闽江，自北向南流向重庆的亘长的嘉陵江，河道中多布满了浅滩与礁石。这许多河，都需要浚，就是要把它们的河道挖深，把阻碍航道的浅滩、礁石挖去。

在西部的高山、高原地区，我们也应该普遍地挖池、挖湖、挖塘、挖水库以蓄水。使西部之水，留为西部用，使洪水减少流量。这是要长时期地搞下去才能生效的。所以我们不但要在洪水时期，防汛筑坝，开道分洪，也要在洪水不泛滥的季节，进行造湖造池的普遍的蓄水工程。水利专家不仅要精于水利上的知识和技术，也应有治水的战略思想。五

关于我们的人口问题。十亿人口确是很多，但祖国的中西部，依然是地广人稀。例如新疆，有面积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其人口才一千多万，差不多相当于面积只有五千八百平方公里的上海的人口，如果把密集在祖国东部的人口，有计划地逐渐中移或西移，则对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定然非常有利。根据我们这次旅行亲眼目睹的，武汉、重庆、成都等中西部城市，现在都在扶摇直上。在经济建设方面，相当发达。在形式上，有的地方还要比北京、上海为好。我们应当以人口向西、中流动的政策，来支援祖国中西部的建设与发展。六

尽管我的感想，是如此肤浅，都是道人之所道，但却是我花了许多时间，许多精力，在那次万里旅行中，所能收获到的一些小小的成果。能力已尽，我愿未尝，唯有感到愧恧而已。追记于北京寓所

注：此篇发表于1984年。(选自《顾执中考察报告》，新华出版社，1986年6月版)

赏析 情真意切 针砭时弊

胡愈之

传略 新闻界的行家胡愈之

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时，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写游戏文章《绰号赋》，给鲁迅取了个绰号“假洋鬼子”。鲁迅知道后，对这个调皮学生没有批评，仍然在期终品行评语栏给予“及格”。从此，学生们对鲁迅格外敬重了。此学生就是胡愈之，他不仅调皮，而且还是一个“小报迷”，爱读书报杂志成癖。俗语说：“八岁知八十”。这句并不很科学的话，放到胡愈之身上还满合适的，十几岁时的爱好，成了他为之献身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前奏。

胡愈之(1896-1986)，笔名伏生，浙江省上虞人。生长在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就喜欢报纸，课余钻到他父亲以前订的《申报》、《汇报》、《新民丛报》以及《浙江潮》等报刊堆里，把它们分门别类剪贴、装订。他还帮助弟弟仲持、从弟伯恳办起了用黄草纸抄写的《家庭杂志》、《家庭三日报》与《后咫园周报》，居然出了两年。

1914年，胡愈之中学未毕业就考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他全靠刻苦自学成才，成为著译丰富的作家和翻译家，也是出色的新闻、编辑、出版家及国际问题专家、政治评论家和世界语学者。他关心中国的社会变革、热心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时期，他在《东方杂志》做编辑，曾连续发表文章，提倡科学和民主，并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

胡愈之的最大特点是把记者、编辑生涯与他革命的政治斗争、进步的社会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他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创办了《公理日报》，揭露帝国主义在华暴行，鼓舞群众，指导运动。他在《东方杂志》出版《五卅事件专刊》，发表《五卅事件纪实》的长篇报道，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7年3月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胡愈之又与郑振铎等一道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参加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挺身而出，联合同道，公开发表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信。他亲眼看到闸北青云路上人民群众被血腥镇压的惨状，于当晚起草了一封抗议书，并由郑振铎、吴觉农等7人签名，以公开信的方式在4月15日的《商报》上披露。之后，他已无法待在上海，只得借钱买了船票，流亡到法国。1928年初，他到法国巴黎大学研习国际法，学习期间他深入法国工人中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生活，还到欧洲几个国家考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促使他思想上从唯物主义、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1931年回国途中，他在苏联莫斯科作了一周访问，更坚定了他社会主义救中国的信心。《莫斯科印象记》就是他这一次旅行回到上海后写下的长篇报告文学。他以亲自观察、亲身体验，真实而生动地报道了新生的苏联社会，澄清了国内许多人的不少误解，也制止了不少谣言，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胡愈之办报的一贯宗旨是为人民办报，依靠人民，把报纸办成人民的喉舌。1931年，他支持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愿望，旗帜鲜明地宣传团结御侮、抗日救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1932年1月14日，他与邹韬奋、李公朴、戈公振等联合发起，在该刊登出了《关于援助东北义勇军捐款之声明》，号召全国同胞踊跃捐款，支援爱国将领马占山的抗日斗争。“一·二八”淞沪战役中，《生活》周刊又为十九路军募捐，成为规模巨大的抗敌动员组织，影响日益扩大，销数骤增到15.5万份，成了当时全国发行数最高的刊物。他们早知《生活》周刊迟早要被查禁(在1933年12月16日被反动派密令停刊)，胡愈之向邹韬奋建议，开办生活书店。所以，在1932年又共同创办生活书店，出版其他进步书刊，在旧中国建立起了一个进步新闻出版事业与文化宣传的重要基地。同年，他还担任哈瓦斯通讯社中国分社编辑主任。

1933年，胡愈之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把新闻出版工作当作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有力武器，为祖国、为人民的解放而忘我奋斗。1934年，他又与金仲华等创办并主编《世界知识》杂志，引导人们开拓眼界，把自己的斗争与全世界人民的进步事业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1935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救国会和开展救亡活动。为了接替《生活》周刊，生活书店又立即创办《新生》周刊，这时邹韬奋已被迫流亡海外，由胡愈之秘密领导，1935年6月，《新生》周刊因《闲话皇帝》，掀起了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编辑兼发行人的杜重远被判刑，出至2卷22期又被迫停刊。

1936年2月，邹韬奋的《大众生活》周刊被查封，他面临被捕的危险，流亡香港。邹韬奋在香港筹备《生活日报》，电召胡愈之去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于1936年6月7日办起了《生活日报》。他们在贫民窟出版，在租来的小屋办公编报。小屋阴暗潮湿，一天夜里，胡愈之正在埋头写稿，忽然一条大蜈蚣爬进了他的裤脚管里，以后，他只好用绳子把裤脚扎紧以防蜈蚣等小动物的突然袭击。他们住的条件更差，租不起单独的房子，只好夜宿碌架床。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周刊和《每日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战宣传。上海沦陷后，他在孤岛组织力量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打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使广大的人民从中了解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真实情况，鼓舞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他又为出版《鲁迅全集》奔走擘划，尽心竭力。1938年5月，他到武汉担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在这期间，他与张铁生、千家驹等出版了《国民公论》，并与范长江等一起发起筹建了国际新闻社。

抗战开始，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到延安参观，毛主席与他谈了话，他高度赞扬共产党是真抗日，准备回到南洋去宣传。他要廖承志介绍一个人去帮他办报，廖就推荐了胡愈之。1940年10月胡愈之按照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赴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阵地，团结广大侨胞共同抗敌。12月1日他受聘主编《南洋商报》，这时报纸归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及其弟李玉荣所有，报纸缺乏言论，编排也较粗糙。经过一个月调查后，他正式接手报纸工作，对报纸进行改革。他几乎每天发一篇社论，具体阐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语言通达简练，深入浅出，雅俗皆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流亡于苏门答腊。日本投降后，他回到新加坡，创办并主编《下风》周刊和《南侨日报》，任社长和总编辑，通过这些报刊，及时宣传了党的政策，在华侨中扩大了中国革命的影响。

胡愈之能对中国人民的新闻出版事业有所贡献，不仅靠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而且还靠他的一支锋利之笔，他有相当高超的写作水平与翻译多种语言的能力。1933年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杨杏佛被刺后继续坚持公开斗争，因而被列入黑名单，因为他懂几种外语，特别是懂新闻业务，又懂电报翻译，所以他进入法租界哈瓦斯通讯社中国分社工作，既解决了生活问题，又为他的革命活动找到了挡风墙。他从法国刚回到上海，重新受聘主编《东方杂志》也是因为他德才兼备。他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书，因为事实新鲜，文笔畅达，一版再版。1937年6月12日刊登在上海各大报纸，轰动全国的报道《爱国无罪案听审记》就是出于他的手笔。在苏州高等法院听审救国会“七君子”的新闻记者当晚乘快车赶回上海，立即向胡愈之、张仲实汇报情况，胡愈之一边听一边写，秉笔直书，顷刻间就写成了一叠稿纸，同时一边叫人刻写油印，分送各报。这篇生动而详实的特写，活灵活现地描绘了法庭上爱国志士的正义斗争与法官无理审理的窘态。胡愈之还擅长写国际政治论文，他的一些叙景抒情、记事怀人的小品文，也是文情并茂、清新俊逸，被赞为新文学作品中的一绝，被称为是“新闻出版界的佘太君”。

胡愈之1948年从新加坡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5月任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负责民主党派工作和出版、文字改革等方面的工作，曾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为发展我国的新闻出版、文字改革和人民外交事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品 莫斯科印象记(节录)

日本的世界语者秋田雨雀先生于参加十月革命十周纪念游俄归来后写了一本《青年苏维埃俄罗斯》。在那书里，他说：

知道苏俄的将来的，便知道了全人类的将来。

苏维埃联邦正在改造的途程中，它的将来，还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单就目前说，十月革命却已产生了许多奇迹。而就我所见，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

在莫斯科使我最惊奇的，是我所遇见的许多成人，都是大孩子：天真，友爱，活泼，勇敢。有些人曲解唯物主义，以为苏维埃的生活是冷酷的、机械的，反人性的。我的所见，恰巧是相反。我在那里是一个生客，但是住了一二天，就觉得个个人是可亲的、坦白的、热情的。

但是想起来这也并不足以惊异。因为苏维埃革命，是以废除掠夺制度、奴隶制度为目的的。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剥削别人或向人求乞而生存；这样成人与孩子间的鸿沟自然是给填平了。

说布尔什维主义是“恨的宗教”的，分明是在说谎。试想国家、种族、阶级、身份的成见除去了以后，再有什么能阻碍人与人的相爱呢？自然，阶级斗争还在猛烈地继续着。但愈是在勇猛的火线里愈显出人类大众的同仇敌忾。雷马克(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成为时下流行读物，不就是因为他所描写的战壕中的camaradrie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吗？

奴隶打破了锁链以后，奴隶便是大勇者。不然，对于苏联产业改造的超亚美利加的速率，便无法解释了。

要是我们的知觉还未完全麻痹了，当着这伟大的创造和这些诚实、勇敢、热烈的创造者的面前我们是不免要面红耳赤的。

为了表示我的惊奇与愧作，并为了酬答莫斯科的朋友们的礼让与善意，我才写了这一本小书。

本书的目的，也就不过如此。除此外，我劝告读者，对于本书最好不要有什么大奢望。

诚然，现在有许多人，颇想明了苏联的内情。但我这一本小书却不能给他们一个满足。我只是偶然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除了首都以外，占全世界陆地六分之一的苏维埃联邦，我都没有到过。靠了这一点浅薄的经验，想明了苏联及其空前的革命事业的实迹，那简直是梦想了。(为了使这些关心苏联内情的读者，不至过分地失望，我愿意把本年天津《大公报》所载的“苏联特约通信”介绍给他们；虽然这位通信员的观点并不和我相同，但我敢相信在国内关于苏联的新出版物中，这是仅有而比较忠实的一种。)

要是有人想从我这书中，找出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的失望一定是更大了。因为观念和主义是别种目的用的。我并没有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写这本书，这是很明白的事。也许竟有人截取了我的文字的片段，去卫护他自己的观念主义，或攻击别人的观念主义，那么，只好由他们去胡缠，我哪里理会得这许多。著者　一九三一·七·二八于上海跨进普罗之国

从巴黎开来的国际列车，通过波兰境内最末一个车站后，便鸣着悠长的汽笛，放低了速度开行。不上一回儿，已到了苏联边境。这样地旅客便从白色的法西斯国家，跨进了赤色的苏维埃国家，可是并不曾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从车窗向外探望，只见路轨的两旁，有两列的红军放着步哨。这些哨兵都披着黄色皮大氅，臂上和帽上缀着红星章，枪上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个个全是雄赳赳，顶呱呱。他们，他们原来是世界第一个无产国家的前线的守卫卒，他们要防御全世界的布尔乔国家的袭击，自然格外要耀武扬威，才见得普罗国家是不可轻侮的。

进了俄国边境，车便在奈戈莱罗亚(Negoreloe)车站停下。旅客照例在这里检验护照行李，随后换车开往莫斯科。从西欧第一次到俄国的旅客，对于入境检查，都不免有戒心。但就我个人的经验，入俄境的检查并不比法、德、英、比等国的入境检查更麻烦。俄国的检查员，对旅客很和气，不像别国税关吏那样地板起面孔。下车的中国人，除我以外，有两个青田小商人。我们的行李只约略看了一看，并不留难。只有我们旁边一个日本人，像大学教授的模样，带的箱笼很多，却一件件地细细检查过，连随带的德文画报和日记册都一页一页地翻阅过。税关内部的布置，和别国税关并没有什么差异，所不同的就是壁上满贴着赤色的标语，此外还有赤色救济会的招待所。在车站上最觉得可异的，是站上办事人员的从容不迫的态度。站内的搬运夫替客人提行李，老是慢吞吞地走着，客人催促着，他也不理会。检查员也是如此。绝不像在别国车站所见的那样匆忙紧张。有人说这是斯拉夫民族的习性，所以如果你只到了俄国的车站，你便不能相信，他们是在厉行五年的工业化计划，是在用着所谓“布尔什维的速度”，追赶美国的生产阶段呢。莫斯科车站

清早醒来，车已快到莫斯科了。铁路两旁渐渐看见许多建设房屋的木架。到了莫斯科近郊，在建筑中的房屋愈多，有的是在建造工厂，有的是盖着工人住所。大概是五年计划的建筑设计的一部分罢。除了这些已落成未落成的新建筑以外，到处便只是一片冰雪。我来是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莫斯科乃至俄罗斯的北部，整个埋葬在白雪底下。早晨的微弱的阳光，从雪地上面反射，闪耀着眼目，风景却是梦想不到的美丽。

在我将从巴黎出发以前，很早我就想了种种方法，请求驻在巴黎的苏联总领事，准许我在莫斯科停留一星期。巴黎领事署说是作不得主，便替我拍电去问莫斯科政府，可是莫斯科的复电只准许通过，却不许停留。所以我只办了个过境护照，在莫斯科下车停顿是早已绝了望的。不过从俄国西境到西伯利亚的列车，照例要在莫斯科停车八小时。我想利用这非常宝贵的八小时。看看赤都的大概情形，所以在出发以前，就写了几封信给莫斯科的世界语同志。在以前我并没有和俄国世界语同志通过信。这次我是从工人世界语的团体的年鉴中，随便找出几个地址，寄信去，告知我到莫斯科的日期。果然，正如我的预期，车进了莫斯科站时，远远已看见两个女同志手挥着小绿星旗(世界语的旗帜。——编者)在迎接着。一位是在中央邮政局工作的R女同志，另一位是在她的同部练习工作的少女。下了车，进了车站，又有两位，N与L同志(请读者匆生误会：对于苏维埃人民如称“先生”或“女士”，便是一种不能饶恕的侮辱，所以我在本文里，只好依着他们的习惯，称为“同志”或“女同志”，虽然俄文的Tovarisch，世界语的Kamarado，译作“同志”是很不确切的)也在等候着。异国的世界语同志，初次见面时，照例是和见了家里人一般的亲切。中国人讲着世界语来到苏联的更是不常有。所以他们见了我也就和我见了他们一样的欣喜。R女同志便问我在莫斯科能住几时，我说午后就要动身走。他们都说，在这里只停七八个钟头是看不到什么的，如要看看，至少也得住上十天五天。我就说了因护照办不成虽想停留而亦不能停留的原委。于是N同志与R女同志提议和我同去向莫斯科当局交涉，会得到停留的准许也未可知。我想不到还有这样的机会，自然是接受他们的提议了。

他们也不很熟悉请求停留的手续应该怎么办。于是先引导了我到车站内O.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英文译名的缩写。——编者)的办公室里去询问。一听到了O.G.P.U.这名称，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不是在西欧一般人所称为神出鬼没、狡诈残酷的苏俄政治警察机关吗？可是一到了那里，我便大为失望。O.G.P.U.的办公室，原来是空空的，中间只有一张破旧的长桌，桌上放着一架电话机，几本破烂簿册。桌旁坐着一个着黑色制服、腰系手枪的人，正在低着头写字。我们进去后，那人就起立招呼。N同志代我说了原委，那人就打了几个电话，随后向我们说，应该到莫斯科市苏维埃去交涉。于是我们便辞了出来。假使在西欧，有人知道我曾去过莫斯科的O.G.P.U.，他们不会相信我还能生还的!奇景

出了车站，在车站门前的广场上，我便看到了奇景。

因为这时候正是冬日，一岁中最寒冷的季节。冬日的莫斯科真有着生长在温带、热带的人们所梦想不到的奇景哩!这是一片银世界。大地整个的被白雪笼罩着。建筑物和电杆木都披着缟素。飘扬在车站顶上的赤帜，交叉在广场上的红色标语带，格外显出些威风。微弱的太阳光照在雪地上，柳絮一般的雪花却在空中飞舞。这是可惊的美丽的景物，是风景画家所不易找得的题材。据说莫斯科过了十一月后直到三月为止，几乎天天飞着雪花，但也天天见着太阳。生活在西欧的人，冬日被昏黑的雾气包围着，不易见到日光。生活在南部的人，又整年是烈日当空。在这里的冬日，却有着和别处全然不同的景色。

冷可是冷极了。温度总是在零下二十到三十度。在街上是不能驻足的，因为朔风吹来，是刺刀样的尖利。街上的人们都披着茸茸的皮大衣，除了面部以外全用皮毛紧紧地裹着，脚上都着了胶皮的靴套。有了这些御寒的工具，也还是冷到不可忍耐。可是空气却很清冽，使人精神格外地振作。

R女同志和我说：这几天莫斯科正在举行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二十五周纪念。二十五年以前的今日，天气也是和现在一般严寒，当时莫斯科罢工工人，和军警对抗，在露天死守到二十四小时，全不退缩。革命的热情，竟把寒冷冲散了。还有那年列宁去世，恰巧也在这最寒冷的时节。莫斯科几十万的民众，都去向列宁的遗体行最后的敬礼。因为人太多，许多人要在露天站立十余小时，方才能够挤到列宁的身旁。R女同志是亲自看到的。当时满街站着的人，都已兴奋到忘却寒冷了。煤油、盐、面粉和傻子的故事

在街上，经过了一个广场，现在是把这地忘却了。在那里是用绘成色彩的木板，制成整队的兵士、工人、机关枪、步枪等半面的雕像。形式如新派的戏台布景。据R女同志说，今年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二十五周纪念，这几天刚过了纪念祝典。在二十五年前，政府军队与工人曾在此处巷战，相持数日之久。现在广场上陈列的，便是当时血战的实况。

在莫斯科街上的商店，尤其是大商店数目非常少，而且这些商店全没有明显的市招和诱人的橱窗陈列，因此使莫斯科街市，显出与其他世界大都市的街市完全不同的面目。在革命后的莫斯科，只有在新经济政策施行的初期，私人商业曾经繁荣过一时。但现在私人商业几乎完全消灭了。只有在偏僻的街巷、火车站旁，还有些投机的小贩，从乡间运来面包及糖果，在地上摆着摊贩卖。此外一切批发零售的商店全是国营，或由合作社经营的。平常日用品的商店，是分区或分业设立的。住居在每一区域，或每种职业的人，都各有指定的商店。除了糖果玩物等不重要的物品，可随意购买外，一切日用必需品，必须凭券购买，各人都有限制。这券又分成五个等级，对于第一级，即小孩与老人，购买限量最大，其次为体力劳动者，再次为公署及机关职工，再次为自由职业者，限量最少者则为教士、前贵族资产阶级及一切不劳动者。

在未来俄国以前，我据许多经过俄国的人报告，都说莫斯科的商店都非常拥挤，每家店铺的门口，都有数十百的顾客等候着，主妇须从早晨等候到傍晚方能买得一块面包。我在莫斯时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每家店铺门内都挤满了人。有几家门外排成了很长的“尾巴”。据说近来已好多了，在数年前商店买客还要拥挤得多，这是因商店数目少，而凭券购买每次有限量、不能多买的缘故。但不是这样，便不能防止投机，这自然是过渡期不可避免的困难。

经过了一家煤油店铺的门口，门前的“尾巴”特别长，从街头起一直接到街尾，大约两三百人，都是不做工的老人或管家妇，手提着铝罐或油瓶，在待候着。我便问R女同志，苏联不是产出很多的石油，而且每年大量地输出国外吗，为什么煤油店铺的门前有这么长的“尾巴”？“俄国的石油多，但是俄国傻子更多。”R女同志回答说。

她继续着说明。她说俄国的石油是尽你怎样用也用不完的。但有的傻子会相信谣言，恐怕买不到石油，都争先恐后地去买来藏在家里。因此石油店铺的门口，便挤得水泄不通了。她说，有一次，莫斯科忽然起了一个谣言，说是国营商店的盐快卖完了。于是全莫斯科的管家妇都挤到店铺里去买盐。俄国的盐当然不会缺乏的。但盐是随时从海滨运来，在莫斯科贮存的数量不会十分多。假定每人多买了半基罗格兰姆，莫斯科三百万人口，一下子便多买了一百五十万基罗格兰姆，自然不到两天就卖完了。第三天莫斯科真的买不到盐，于是便起了极大恐慌与纷扰。过了四五天，大批的盐从海滨盐厂运来了，大家才知道是“庸人自扰”。“我再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R女同志笑着说：“我们邻居有一个老年妇人，是在纱厂做工的。有一天，她和我说，她遇到一个大困难，就是家中的面粉太多了，堆积了半间屋子，没地方去贮藏。我问她为什么会藏了这么多的面粉。她说是三四年来积存起来的。原来她的粮食券上规定，每5天可以买一基罗格兰姆的面粉，预备人家做糕饼点心的。但她只是孤身，平时就在工厂食堂内吃饭，从不做点心，可是每隔五天，她一定去买了一基罗格兰姆的面粉，放在家里，积了三四年，就堆满半屋子了。于是我劝她：面粉还没有用，以后不要再去买了罢。这位老妇人便说那可不行，因为这一基罗格兰姆的面粉，是写在券上的，是她应得的权利，权利是断不能放弃的。你想，这样的傻子，你能在别处找到吗？”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

回到福金街二号，已经是午后七点了。在我们的寓所的楼下的大礼堂内举行的旅馆劳动者的大会，便即开始，我和R女同志都以来宾的资格被请出席。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为了比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旅馆业劳动者生产竞赛的结果。我从R女同志和大会主席某君的说明，方才明白了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的理论与实际。

劳动者的生产竞赛，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和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冲突的。一般布尔乔的理论家，攻击社会主义，都说社会主义一旦实行后，个人的竞争完全消灭，人类进步必将停止。因为物质利益为一切人类活动的唯一动机，社会主义者既反对一切为个人利益的竞争，则人类必相率游惰苟安，社会将日见退步。这种论据初看是很近情理，但在实际上，却完全不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并不否认物质利益为人类活动的鹄的，并不否认人类的竞争心、好胜心为社会进步的要素。不过对于竞争心、好胜心的如何利用，却与布尔乔的观点全然不同。布尔乔虽主张个人自由竞争，但在布尔乔社会中，只有资本家与资本家可以互相竞争，无产者却始终处于奴隶的地位，绝对没有为个人利益而竞争的可能。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唯有在阶级的统治消灭以后，人类方能有平等的机会，自由发展其个性与才干。又布尔乔社会的竞争是完全自私的，为个人利益的。大资本家压倒了小资本家，使小资本家成为无产者，永远沦于奴隶的地位，无所谓怜恤与同情，这是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竞争所造成的必然的局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不然。个人对个人的掠夺既完全消灭，各个人都为了社会全体福利而竞争生产。这竞争的结果，并不专为个人利益，却使全般生活标准提高，因之能力弱小者与能力强大者同样蒙其利益。竞争愈烈，则一般人的物质生活亦愈提高，这样方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竞争的真义。

在布尔乔社会，人都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生产，绝不顾及全体的利益。例如加拿大的富农，因为要抬高麦价而焚烧大批存储着的食粮，却不想到世界上有着无数嗷嗷待哺的饥民。又如资本主义国家厉行产业合理化而不顾到大批工人将因此贫穷失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不然。人为了社会全体的利益而生产，但社会全体的利益，仍是各个人的利益，所以一切生产的增加和改良，是于整个社会有益而于任何人都无伤害的。以此为目的的生产竞争，方是公平的合理的生产竞争。

在苏维埃联邦，革命的初期，工人和农民，大多数还保持着布尔乔社会的传统观念，以为工厂与农场收归国有之后，一切的生产物，既全属于国家，所以个人不必为生产而努力。在革命初期生产力的减退，工农业的衰颓，成为普遍的现象。后来经过数年的宣传训练，劳动者开始明了他们是为公共的利益也是为自身的利益而劳动，一切生产增加，唯一的享受者为劳动者自身，不像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增加的生产都装入资本家的口袋，而于劳动者全无利益。因此增加工厂生产率，减低产品成本，在苏维埃国家，乃以工人自己的志愿、工人自己的努力来企图。为社会全体增加生产，视为工人最大的荣誉。在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又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的运动，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竞赛，乃是大众直接干涉生产的意思，这是代表苏维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在以前，工厂虽属于工人所有，但工人只是支配工厂生产而已。一切生产计划、组织及程序由工人所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及生产会议决定。工厂主任、工程师、技师在生产会议内，向工人提出工作计划，由工人辩论修正，经全体决议后，方将计划实行。在这时期工人对于生产只限于支配。但到了五年计划的时期，单是支配生产已是不够了。第十六次苏联党代表大会宣言，非有大众的积极干涉，五年计划的实现，实为不可能。果然，从这时期起苏维埃经济由工人支配生产的形态，进而为工人干涉生产的形态。最初一部分工厂内的少数青年工人组织所谓冲锋队，预定某种工作的标准，自告奋勇，以求贯彻。同时并向其他工人竭力宣传鼓励，激发群众的热情，利用此热情以谋生产的增加。这冲锋队的员额不久扩充到工厂全部，后来扩充到了别的工厂，乃至于全苏维埃的托拉斯。

这些冲锋队决不是胡乱定出一个标准，因为这样一定是要失败的。他们是根据了可靠的统计数字，按照他们日常工作的经验，来定一个生产标准限度。大多是由各工厂的代表大会决定。决定标准限度以后，便订下竞赛契约，订了契约以后，到了决算时期，如生产能力能超过预定限度达最高点的，在工人中间认为最大的荣誉，反之如不能如约达到限度的，则视为怠惰耻辱，由工人大会判定名誉的惩罚。

竞赛契约的方式，有由一工厂的全体工人与别一工厂的全体工人互订的，亦有由各个或各班工人相互订定的。个人的生产竞赛，最初是由东罗福敏(Naro Fomine)纺织厂一个女工所发明。这女工曾经宣言：“我将竭我的能力以提高工作生产率，同时并竭力减少布匹的线纹脱漏，竭力注意织机的清洁保持。我已约定了和我同班工作的几位同志共同加入。”经这位女工的发起，不久奈罗福敏厂约四千名男女工人都加入了竞赛，在短时期内该工厂的生产率提高了许多，产品成本及耗废也大见减少。

最普遍的例则为各工厂的互相竞赛。这是由同业的、或非同业的两方订了契约，在某限期内，增加生产效率。例如维堡(Vyberg)工厂的工人约定减低生产成本超过原定计划所定的数目，约卡曼斯克(Kamensk)造纸厂工人共同加入竞赛。结果，维堡厂的生产成本减低14.5％，其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减低成本只7.5％。同时卡曼斯克纸厂经竞赛结果，造纸成本减低5.7％，纸版成本减低18.3％，机器修理费减少20％。此造纸厂工人又约他家造纸厂工人共同加入生产竞赛。不久全体造纸业的成本大大减低。

一切的生产竞赛，都是由工人自动发起，自动决定标准，自动订定契约。这工人直接动员，为增加生产而斗争，是五年计划时期苏维埃经济的一个特征。政治·劳动·行乐

不单是工厂劳动者，此外机关的职员、文化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农业劳动者，也都用社会主义竞赛的方法，促成物质的精神的生产的增加，谋一般生活标准的提高。那晚我所参加的集会，便是在苏联常见的竞赛大会之一。这次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旅馆业劳动者的生产竞赛。出席的有这两大城市的旅馆业服役者的代表一百五六十人。在这中间有旅馆经理、会计员、侍者、仆役、厨娘、搬运夫等所派的代表。莫斯科无产者旅行社的主干致开会辞。R女同志在我的耳旁把演辞逐句翻译，大旨是讲五年计划实施的情况，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恐慌与苏联工业化急速成功的两相对比，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压迫。他说目前世界无论那一国，都有数十万到数百万的失业工人，只有苏俄不但没有失业问题，而且今年苏俄工业还缺少二百万名的劳动者，正苦无法补充；单就这一点已足证明社会主义生产方法的优长。最后他又说旅馆业劳动者应该努力增加并改良工作，以促成五年计划的实现。因为旅馆业者看似不重要，实在和社会主义的建设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厨房的饭菜如烧得不好，滋养料减少，则各地来旅行的劳动者的健康将因而受损，结果一般的生产率，自然因而减低。又如各旅行社所张贴的壁报，内容往往敷衍成篇，绝少精意。这虽然是小事，但来旅行社住宿的，各国的旅客都有，他们读了这些肤浅空洞的壁报，会对苏维埃国家，生出不良的印象，这间接也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所以旅馆业的全体劳动者，都应严守生产纪律，不论大小事务，都应用全部心力去干，方能扫除五年计划前途的障碍。

经过这演说后，大会公推主席团五人，其中一个是厨娘，一个是搬运夫。我因为是远客，也被选入主席团，这在苏俄的习惯，是当作一种对公共的客人的敬礼。我想辞却，没有得到许可。于是我起立，向大会表了谢意，并略说了几句祝贺苏联五年计划从速实现，社会主义成功的话。我受了全场的鼓掌欢迎，不觉面红耳赤。

但被选入主席团后，我不得不移坐到主席台上去，这样便和R女同志隔离得很远，没有人替我翻译，于是我对于以后各人的演说辩论，反不甚了了。大概以后是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旅馆业的代表分别报告最近时期的工作情形和生产增加的实况。有关于一般营业的报告，有关于房屋清扫的报告，有关于厨房的报告。经两地比较的结果，大体都超过了竞赛契约所定的限度，对于各门的生产增加情形，两地的旅馆业劳动者互有短长。随后又由各代表提出关于改良旅馆业务的种种建议，并指责现在的错失，虽极细小的事件都经过长久的讨论。这样的会议，一直延长到三个钟头。到了晚间十点，方才唱着《国际歌》，宣告闭会。

会议完毕以后，举行宴会，全体的代表来宾一齐列席。菜是比平常特别丰厚，因为在竞赛会议的时期，厨娘们自然格外要显出些手段。不过在苏俄的一切宴会里照例是没有酒的。宴会完毕大家仍回到礼堂，举行盛大的同乐会。在这同乐会中跳舞和游艺的节目相互间隔着。大家经过一顿饱餐后，尽情地游戏作乐，把适才三小时的会议疲劳，生产竞赛的工作紧张，一时间都忘却了。

游艺的节目，大部分是具有地方民族色彩的。演艺的人大概是预先邀请，或者是请住在旅行社的各地旅客担任。其中有克里米亚的革命歌曲，高加索地方的双人对舞，土耳其音乐，鞑靼的民歌及跳舞。歌舞的人都着了本地特异的服装，光怪陆离，东方色彩，非常浓厚。最后更有一个节目，是朗诵著名无产作家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的诗篇。

每下节目终了时，夹着十分钟的跳舞，在场的人一齐加入。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并且加入了苏联的民众跳舞。在苏联跳舞艺术也和音乐、图画、雕刻一般，是普罗化的、民众化的，和布尔乔的跳舞艺术完全不同。据说，在俄国，为提倡民众的娱乐起见，由国家开设跳舞学校，聘请跳舞教师。在春夏间，天气较温暖时，跳舞教师常在街上把来往行人拦住，教以新式跳舞。这跳舞不像目前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跳舞那样整齐矜持。本来俄国的民间跳舞，都是一种群体的集团的跳舞，革命后的新派跳舞不过把这种民间流行的跳舞，加以改良而已。最普通的舞，是把在场的人分成男女两列，先由女的绕成一个大圈子，拉着手，按着音乐调子左右行走。男的也在圈子外边站着。待音乐停止时，女的一齐向外捕捉近旁的男子，如男子逃避的不快而被捉住时，便被送到圈子的中心，席地而坐，算是女子的俘虏。随后是由男子捉女子，也是如此。这一类的跳舞，会激发大众的狂欢，使你感到群体生活的愉快。比之于布尔乔社会一对对男女各自拥抱着的跳舞，完全是另一种情调。

这样，以政治宣传、工作报告开始的会议，却以大众歌舞欢笑终场。据说，这是苏联劳动者集会的一般的程序。政治训练、劳动、狂欢的行乐，这代表了了“苏维埃”生活的三方面。标准工人住宅

一月三十日午前，去M.N.街，访问V.0.K.S.的总部。今天R女同志不能来，她派了她的第二个儿子R同志来替我引路。R同志是十六岁的少年，在公立学校的最高年级读书，不久快毕业了。今天是校中的假日，所以代替了他的母亲来陪伴着我。他到了我的寓所，和我谈了些关于校生活的话后，我们便一同出门。

V.O.K.S.这组织的目的是谋苏联和外国学术文化界的联络合作。主要的工作是向国外交换学术书籍杂志，并且已用英、法、德和世界语发行一种介绍苏维埃文化生活的月刊杂志。此外是招待来游苏俄的一切外国文化工作者。会所是前贵族的邸第，建筑和设备都富丽而舒适。办事员大部分是女子，能讲英、德、法语和世界语。我会见了主任，索取了一些关于五年计划及苏联文化事业的报告小册，随后又约定了次日由他们派人陪伴，去参观克里姆林、共产党大学和无产作家协会。因为我特别感到兴味的，是在文化方面的设施，所以他们允许介绍我去参观上述的地方。可惜后来因为约期困难，时间匆促，不曾去访问无产作家的团体，会见几个大名鼎鼎的新俄文艺代表，我至今还引为遗憾。

可是凭着完全偶然的机运，当我还未出V.O.K.S.大门，便得认识了一位无产作家U同志。U同志是世界语者，本是来V.O.K.S.访友的，在门口和我们撞见了，他带着好奇试探的心理，用世界语向我问话。当他发见了我是从中国来的世界语者时，便十分的喜悦。我们虽然是不意地相遇，后来却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尽力援助我指导我。我在莫斯科虽只七天的短时间，却窥测了苏维埃生活的种种方面，这一大半应该特别感谢U同志和R女同志他们两位。

U同志是在苏维埃联邦内鞑靼共和国的首都喀山(Kasan)出生的，今年还不到四十岁。在革命以前，他是喀山地方的纺织厂工人。一九一七年加入布尔什维党，投身红军。赤白战争中，建立过军功，被任为司令官。内战停止后退伍，开始用鞑靼文写小说，并充莫斯科几家报纸的文艺新闻记者。这样他便成了革命后新兴的许多无产作家之一了。

我问他苏俄文人及知识工作者的生活待遇怎样。他说，一般地对文人待遇并不比普通体力工人优厚。他要是单靠了写小说卖稿，生活不见得十分富裕。可是他除了无产作家的资格外，同时是红军退伍军官，是有功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因此他可以享受到许多特权。例如住宅的租金特别便宜，几等于免费。在街上坐电车不必买票，及其他等等。(最有趣味的，是莫斯科电车照规则只许从车尾上去，从车前下去，但他凭了红军退伍军官的证书，却可以从车前上去，从车尾下去。)因此他对于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

U同志约了我们去他家吃中午饭。饭后方陪伴了我去参观。他的家在莫斯科城南近郊地方。我们坐了约四十五分钟的电车，下车又步行了约十分钟，方才到他家。这一带尽是新建的工人住宅。每一所的住宅，都占着大约十余亩的地位，都是七层或八层的钢骨水泥建筑，据说是模仿美国式的家宅建筑。外表是灰白色，四周是一大片草地，全被雪盖上了。室内的设备很朴素，但升降梯、自来水、煤气灶、热水汀、电灯、电话，各层都设置齐全。这样的大住宅，在邻近一带有四五所，都是同一样式，都是在这两三年来新建的。U同志指示给我近旁的一所，说是专给聘来的美国专家居住的。此外则是平常工人住宅。每一住宅内，大约可以容纳四五百的工人家庭。据说中国工人也有住在里面的。U同志和我说，同样的标准工人住宅，在莫斯科的四郊，正在大量建造着。在五年计划完成以后，莫斯科的工人的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这新式家宅。这样，住宅恐慌的问题，便可以解决了。

新式的工人住宅，不但建筑的外表是完全一致的，室内的布置设备，也差不多是一个式样。每一个工人家庭，大概占着一间十余平方尺的屋子，窗是向旷地开着。日光和空气在郊外是不愁缺乏的。这一间屋子便当作了寝室、餐室和休息室。另外又有两小间附属屋子，一间是浴室兼便所，另一间是灶房。烧菜是用煤气炉，屋内都有热水汀，所以很清洁。电话是住宅内各户公共用的。无线电收音机则每家都有一具。房租没有一定的数目。因为国家做了房东，二人按照收入多少来付租金。收入较多的租金付的多，收入少的租金也少了。U同志的住屋，也是照着上述的式样。每月连房租、电灯、自来水、煤气、电话、无线电费，总共是付出三十卢布。这数目照着莫斯科的生活程度，简直只够作零星耗费，等于不付房租。但因为是红军退伍军官的缘故，他才能得到额外的便宜，平常工人所付出的，大约要比这数目更多些。R女同志的历史

在回到福金街去的电车里，R女同志叙述她自己的历史。她说；“我生平经过无数忧伤患难，在十年前我万想不到我还能亲见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我能过这样幸福的日子!”

原来R女同志是匈牙利人。在大战前，她是一个匈牙利的世界语运动者。在当时托尔斯泰一派的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思想，风靡全欧州，她是受了这影响而学世界语的。她在匈牙利京城布达佩斯创办了当时著名的世界语刊物。她对于世界语文字的精通，在当时匈牙利是数一数二的。后来因为加入了政治社会运动，便渐渐把世界语的工作抛弃了。

一九一五年，大战进行的时期，他和他的丈夫R同志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中的反对战争派，即布尔什维克。当时的领袖列宁、托洛斯基还流亡在西欧。俄国革命后，中欧一带革命，达到了最高潮，结果在佩拉·昆(Bela Kun)(现通译为库恩·贝拉，下同。——编者)指挥之下，产出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她的丈夫R同志便是这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邮电人民委员。这中欧唯一的苏维埃政府，不到数月便遭倾覆。政府要人到处流亡。R同志夫妇改换了姓名假扮欧战时俄国俘虏，由万国红十字会送往俄国。但R夫妇不曾到过俄国，又不能说俄国话，还带着三四个孩子，混在俄国俘虏队里，一不小心，便会露出马脚。这一路困难可想而知。这样的侥幸到了莫斯科。到莫斯科时虽然已出了险，但俄国话不能讲，俄国情形不明了。他们虽然是布尔什维克党员，但一切证据在路上已完全毁灭，无从证明。亏了库恩·贝拉和瓦尔加教授认识他们，向莫斯科当局代为证明，他们一家方在莫斯科住下了。

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后来R同志因和R女同志个人感情不合，独自回到中欧仍去做革命工作。R女同志则在莫斯科中央邮局做工，并看护小孩。

因为她是老党员，所以在邮局占重要地位，邮局职员也都尊重她。她几次想脱离邮局职务，未得许可。这次陪了我在莫斯科走了几天，她更觉得邮局工作太枯燥，想把生活变换一下。因此又向邮局提出辞职。到我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她和我说，已得了辞职的准许。以后她想到乡间去做农村文化工作，因为她最爱和农民在一处。但因为他的大儿子还未在莫斯科学校毕业，所以一时还不能到乡村里去。她暂时想在无线电大学(用无线电授课的)任职员，或在一家少年日报当编辑。

在我写此文前数天，接得一个可惊消息，R同志从国外乘飞机回莫斯科，在半途飞机跌坠死了。我想R女同志一定非常悲痛。我在这里附带表示我的同情与敬意。纺织工厂

一月三十一日早晨，U同志陪伴着参观三山(Trehgor-nuja)纺织工厂。R女同志也去参观。

三山纺织厂本是大战前一个私人所有的旧工厂(现在是国立工厂)，只有一部分是新建的，而且不能算作莫斯科的最大工厂。但因U同志本是纺织工人，他懂得纺织业的专门技术，而且又和这个工厂管理人相识，比较方便，所以介绍了我们去参观。这工厂有三千余工人。里面工作分纺纱、机织、染色、发动机等许多部分。设备和上海的大纱厂不相上下。最使我惊异的，是厂内卫生设备的完全。因为平常纱厂内——尤其是锭子间——空气往往非常窒塞。上海的纱厂工场，里面污浊的如同人间地狱，自然不必说。就是我在伦敦、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所见过的工场，也收拾得不甚清洁。但是在这纺织工场内，我停留了三小时，各部分都去看过，空气和在平常家宅一般清洁。虽在寒冬，门窗紧闭，因有通风洞的装置，工场内部全无化学药品的气息。地上不见尘埃。机器陈列的都有次序，而且留着很大的空隙，供人休息行走。这是平常工场内所不易见到的。据说苏联工场对于卫生设备，非常注意，虽费了很多的钱，亦所不恤。

工人工作时间，分为两种：熟练工人，每天工作七点钟，中间包括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不熟练工人每天工作七点半钟，除去了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外，实在工作仍只有七点钟。此工厂已采用不间断工作制，机器永远开动着，工人日夜分三班轮流工作。每工作四天，分班休息一天。

在锭车间内，每一工人管四架锭车。这工作非常简单，不需要熟练的技术，我问这工场内的一个女工，赚多少工资，她说每月是七十卢布，这是全厂最低的工资率。连同一切的补助工资(即疾病保险、保产金等)计算在内，和战前的工资比较，是增加了一倍多。

厂内有育儿所，专备女工进厂工作时寄放婴孩之用，雇有保姆看护，工人进厂，把孩子寄托，工作完毕时仍带着回家。工人几乎全都在工厂内进膳。共有两个食堂：一个在工场内部，地方不甚大，单备热水、茶、面包、糖果、点心，备工人于工作中间随时取用茶点；另在工场外面新建一个大食堂，则为工人进膳之所。这食堂可容四千人，收拾的甚为清洁整齐。食堂内有大讲台。食毕即可改作大会场。食品定价很便宜。平常一餐，一汤、一肉、一点心，连茶和面包，只费三十五个戈比。比在无产者旅行社的食品价目，又便宜多了。

工厂附设艺徒学校，学生是未满二十岁的青年工人，每天除在工厂做五、六点钟的工以外，便学习工作技术两点钟，和普通工人一样领取工资。

在染色工场和一个工人谈话，知道他是在莫斯科大学念书的。他对于工作已有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所以管着重要的工事。他和我说对于这样的生活，非常满意。他每天做七点钟的工，在大学上三四点钟的课，又因他担任着许多社会的文化的工作，每天为了开会、演说、辩论，又费去三四点钟。这样除了睡觉以外，简直没有一分钟的休息。可是看他的样子似乎并不觉疲劳。在苏联党的许多青年分子，生活大概都是如此。

我问他们工厂内管理权操在谁的手中。他们说关于技术部分的事，有工程师技师计划管理。工厂主任则由政府委任，但工人代表所组成的工厂委员会，有建议及监察权。主任须受工厂委员会的监督。关于雇用或辞退工人，及工资等由工厂委员会决定。工厂主任不称职时，工厂委员会随时可请政府撤换。所以实际上工厂管理权，除技术的部分外，全在工人代表之手。主任亦几乎无例外地是工人出身，而在党内有地位的。因有工厂委员会的严密监督，所以管理人营私舞弊，或官僚化的事，不易发生。据说，革命初年，因从工人出身的工厂主任，往往欠缺技术知识，以致把工厂事务弄得很糟。后来把这些不胜任的管理人，送到大学工科补习数年，此种困难，方才逐渐减少。各工厂主任，因为大部分是党员，所以比普通工人更为劳苦，往往整日夜不停地工作。有许多主任同时还在大学校里上课。

在工场外面一块空地的角上，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俄文字，据说意思是“黑角”。这“黑角”是为了惩罚怠惰的工人用的，在这指定的一片上地上，插着十余个木制的平面雕像：有的抱着一个大酒瓶；有的昏沉沉地睡着；有的像一个小偷的模样；有的张着大口，吹法螺；种种丑态，不一而足。每个雕像上都写着人、名和所犯的事由。据说，凡工人，有舞弊及偷盗情事，或工作怠惰，不能实践自己约定的工作标准的经工人代表所组织的法庭判决，方在“黑角”内陈列示辱。其情节较重的，工人法庭可加以罚金或开除的处分。但一切惩罚，都由工人团体解决，工厂管理人不加干涉。

在工场内部墙上，钉着许多破坏的机件，零碎切断的纱线和布匹，旁边都写着几行俄文。我当初不知道是什么，问了他们，方知道是一部分工人因作工时不当心，毁坏了机件或纱线、布匹，于是把这被毁坏的东西，钉在墙上，旁边写着毁坏者的姓名，损失的数目，当作一种警告。这些都是维持工作纪律的方法。苏联的工人把工作纪律看的很重。违犯纪律的，必由工人共同加以惩罚。因为在苏联工人是为大众而生产，不是为少数人赢利而生产。若不守工作纪律而使生产受损失，即是对于大众的损害，是非惩罚不可的。

另有一种惩罚方法，更有趣味。自从采行五年计划以来，苏联政府颁行一种新式“勋章”，名叫“奥勃洛摩夫章”。奥勃洛摩夫(Oblomov)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讽刺作家冈察洛夫(Gontcharov)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描写一个缺乏意志而游惰不做事的青年，是对于当时俄国的颓废青年的一种讽刺。这小说在俄国流行的很广。因此在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劳动者当初加入了竞赛；自己约定生产的某种标准，而到了限期却不能履行时，便送给他这样一个勋章，罚他必须把这“奥勃洛摩夫章”时常佩在胸口。这样的惩罚，简直成为一种有趣的恶谑了。

在工厂门口，看到了苏维埃选举的候选人名榜。原来这几天正待举行莫斯科市苏维埃选举。在选举以前，照例把各工厂各候选人名单揭贴在工厂门口。在未选举以前，工人如对于名单上所开列的候选人，有认为不满意的，可提出检举，取消其候选人资格。这Trehgornaja(现通称农业集体化。下同。)工厂的候选人有十余个。U同志说，这些候选人几乎全是纺织工人。其中有一个是从前这工厂里的工人，因干革命工作，在芬兰被捕，监禁已数年。现在把他列作候选人之一，乃是表示工人们对于这位革命同志的敬意。克里姆林

莫斯科这个城市，第一次见于历史记载，还不过是八百年前的事。但到了十四世纪初年，莫斯科已成为东西行旅的要道，部族征战的重镇。东方蒙古的游猎部落，西方大俄罗斯、立陶宛的封建贵族，都在这大平原上杀来杀去。一三〇〇年，俄罗斯人的祖先，在莫斯科河(Moskva)左岸小山上用泥土木料，建造了一个堡垒，预备给各地避兵祸的难民，在这里躲掩。这堡垒后来就叫克里姆林(Kreml或Kremlin)。“克里姆林”在俄文便是城砦堡垒的意思。后来莫斯科城市逐渐扩大，克里姆林也经数次改建，成为城市守卫的中心。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大帝占领莫斯科，曾在克里姆林设起宝座，可是不到几天，便被俄罗斯农民赶跑。想不到这八百年来酋长、贵族、帝王、教会争战掠夺的城砦，却成了普罗列塔里亚的统治中心，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历史便是这样地开着玩笑的呵!

现在的克里姆林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邦政府和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所在地，所以警卫非常森严，平常人是不容易有机会进去。我因了V.O.K.S.的介绍，方得进去看看旧俄皇教堂博物馆。同去的还有一对美国人夫妇。我们在大门口等候的很久。看着那些进里面去的，都是长着满脸大胡子，穿着褴楼不堪的旧皮外套，腿上染满泥土的大汉，据说都是从高加索、克里米亚、滨海省等远处来的农民代表或工人代表。在别的国家里，这些人连进县知事衙门里去都要被撵走的，现在却可以在全苏维埃联邦的中央政府里自由出入。反之我在伦敦的唐宁街(首相府所在地)，巴黎的Palais Royal(法语，皇宫。——编者)(国务院所在地)一带看见坐着汽车进出，穿戴着燕尾服大礼帽的绅士先生们，却没有权利进克里姆林了。

克里姆林是一个五角形的城砦，面积大约有一百英亩，高居莫斯科城市的中心。周围建筑着砖石砌成的高城墙，绕城约有中国四五里路。共有五座城门(但平时只有一门开着)，每座城门上面都有一座城楼，高可望见莫斯科全市。五座城楼全是著名的古建筑物。克里姆林里面最著名的是几所大教堂。其中最古的是东方式建筑的乌斯宾斯奇大教堂(UsPenskiy Cathedral)，为前俄皇、俄国总主教、莫斯科主教登位之地。又勃拉哥维斯千克大教堂(Blagovyeschensk Cathedral)，则为俄皇作礼拜并行大婚典礼的教堂，藏有名画甚多。希腊正教向为俄国国教，其历代宝器及总主教墓，都在这城墙之内。所以克里姆林向为俄国圣地，革命以前，进克里姆林城门，须一律脱帽，和紫禁城下马一样的情形。现在已把一部分的宫殿教堂改为博物馆。我去参观时，有两个教堂内部，正在搭着高架，从事修理。据说为了留作后代参考纪念，政府对于这些宗教遗迹，不但不去毁坏，而且还费了许多钱，去修理保存。

在西欧的时候，常听到教会的宣传，说苏联对于宗教尽力摧残。许多教堂都被拆毁，教士被枪杀，去年罗马教皇还居然为了此事提出抗议，檄告全世界。大有欲重兴神圣战争之意。据我在莫斯科所见，许多教堂还开着。不过到教堂去作礼拜的，只有那些老妇人，青年人是没有一个进教堂去了。有的教堂因为再没有人去作祷告，经附近的工会决定，改设工人俱乐部或学校，这是事实。但说把一切教堂都拆毁，以目前苏联之居屋缺乏，布尔什维克党决不如此傻气。至于教会财产归为国有，教士不能不劳动而得食，这也是事实。但宗教信仰依然许人民自由，政府并不干涉。不过革命后的青年受新式学校教育和文化宣传的影响，都已变了无神论者。“神圣俄罗斯”的招牌是已不能再挂上了。列宁墓

从克里姆林出来，便去看列宁墓。列宁墓背靠着克里姆林城墙，前面就是每年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举行劳动者大示威的有名历史纪念地红场。

在我的想象中，以为列宁墓应该是一座巍峨的建筑物。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应该埋葬在像麦加的回教堂那样巨大的殿堂里，至少也应有像巴黎Invalides(法语，意译为残老军人院。——编者)内拿破仑墓那样的规模，方才可供全世界平民大众的凭吊。但我走到红场前面时，便大大地失望。原来这列宁墓不过是一座低矮的构成派的建筑物。外表颇和巴黎国葬院(Pantheon)相类似，但只有四分之一的高大，雕饰和一切苏联新建筑物相同，是非常单纯。和墓后的克里姆林城墙，左旁的高大而华丽的城楼相比较，更显出这建筑物的谦卑。不过整个的气概，却是雄壮而朴素。墓的前门宽不过二三尺。来参观的人在门前排着单人的队伍，鱼贯而入。进了门便向左转弯踏着瓷砖砌成的石阶，走下墓道，正中便是棺木，棺木下层是铜制的，上层是一个玻璃罩。列宁的遗体露出半身。颈部和右臂靠在枕上和被上。玻璃罩内面有反光镜的装置，所以状貌看的很清楚。观众绕着从前经过，全屋静寂无声，随后从右旁偏门走出门外。据说，每天列宁墓开放的时间，参观的人是如流水般来往不绝的。

墓门上面砌着列宁的名字。墓内却没有半个字。连一切图画雕刻的装饰全没有。

我是在巴黎所演的电影里第一次看见过列宁。他从办公处缓步出外，头戴着工人小帽，右手夹着一个皮夹，一边和一个老年的教授谈话。使我吃惊的是他那种谦卑的模样。身躯和腿比常人短小。但广阔的肩头，高耸的额部，英锐的目光，显出他是一个非常的人。这次看到他的遗体，使我也有同样的印象，只是两眼半闭着，已经不能反射出锐利沉着的光芒了。

列宁墓两旁，数十丈长的石阶，据说下面是埋葬着数百革命的献身者的遗体。但现在是被一尺余厚的白雪掩盖着，看不出一些踪迹。

在苏维埃国家，英雄主义与个人崇拜是不存在了。但阶级斗争的战士，仍然有着他们的“不朽”!苏维埃选举会

午后六时，到福金街六号的联络工人俱乐部，因为莫斯科世界语同志在这里召集会议，特意邀我去出席。这俱乐部是一所三层楼的很精致的建筑，屋内装饰非常华丽。在革命以前是一个著名大茶商的第宅。这茶商是以输入中国茶致富的。据说，李鸿章聘俄时，应茶商之请，也曾到过这屋子。革命后由政府没收改作联络工人(即邮政，电报、电话、无线电职工)俱乐部。内部设备很完全。有书馆、音乐室、体育室、补习学校等。更有儿童游戏室，备着小桌小凳，一切玩具，职工们来俱乐部的时候，便把小孩在这里暂时寄托。

因去的时候还早，俱乐部的大会议厅里，正在举行家庭苏维埃妇女代表选举。世界语同志们便介绍了我和另一位意大利世界语者同到选举的会场里去旁听。

在苏联，选举不但是产出劳动者代表的一种过程，而且是训练民众的一种方法；所以不用议会政治国家所习用的个别的秘密投票制，而用集团的公开选举制。如前节所述在选举期前，各处推出候选人，将名单张贴公共处所。到了选举的时期，五百人以上的工厂或机关里，劳动者各有其工厂或机关内开选举会。人数未满五百的工作机关，则就附近地段合并二个或数个工作机关，开选举会。其余自由职业者则集合各个同业者开选举会，连日莫斯科举行市苏维埃选举，我在街上看到许多选举人的队伍，前面用乐队引导，整队行走，拿着标帜，喊着口号。据说这些都是未满五百人的工作机关职员或自由职业者，排队前去参加选举会的。

我在联络工人俱乐部所看到的，是家庭妇女的选举会。在苏联只有体力劳动者与精神劳动者有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权。但劳动者的妻，因为抚育儿女，家庭工作过繁不能到工厂工作的，也同样享有选举权。

走进了会场里面，第一使我惊奇的，是那选举会场的布置。这会场是前茶商第宅中的一个跳舞厅。在一端建造了一个大主席台。主席台上和两旁悬挂着数尺方的大字，和两个用木板雕成的巨人，用电光配合，恰如新派的戏台布景。满场都是彩色的电灯。两旁楼厢上排列着音乐队。这是何等壮丽辉煌的排场。主席台下面一排排整齐地坐着的却尽是从三十到五六十岁的中老年“管家婆”。她们一个个都瞪眼，向着主席台上静听。这些家庭妇女因年龄、环境的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比较地不大习惯，但就外表看来，似乎她们对于每一段演说，每一个决议，都非常留神，而且很感兴味。

选举会开始时，照例是各种报告，接着是候选人演说，宣布各人的主张。会场中有几个人起立向候选人诘问，候选人都加以答辩。演说完毕后，举行选举。选举是用举手法，每提一个代表选出时，乐队便奏《国际歌》，全场欢呼。

当主席发见我们在旁听时，便要求我上去说几句话。这些列席的家庭妇女，见一个黄脸孔的人走上台来，都大声高呼。我接着说了贺辞。场中有个比较年轻的女子起立问我，说上海纱厂女工每天做十二点钟工作，在中国农村里妇女被翁姑丈夫随时殴打欺侮是不是事实。这一问使我十二分难受。

实在的，每天十二点钟的劳动，在苏维埃的妇女，已经是不能想象了。现在她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的平等地位，已有了确切的保障，所以虽然在不久以前，她们也受过类似的屈辱，却已不再记忆了。两世界

二月三日薄暮，赶到了城南车站，上了火车，不到两分钟，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车便开行了。我还来不及和送别的朋友们一一握手，这样便匆匆地离开了普罗列塔里亚的首都!

在横断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列车中，整日只看见车窗外白雪纷飞，居屋、牲畜、家宅、田庄全被埋在冰雪中，整世界披上了缟素。每隔半天或一天，列车停在一个大车站，才看得见人类的活动。在荒凉的乌拉山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crdlovsk)，可望见离车站不远新建的大城市。电车和公共汽车往来不绝。工人住宅的摩天建筑，矗立在车站后方。据说这里的铸铁厂，雇工十万人，已是欧洲最大的，数年后将扩充成为世界最大的铸铁厂。经过奥木斯克(Omsk)、伊尔库次克(Irstusk)一带，到处可以看见新建的伐木工厂和集体农场的经理处。这自从原始时代以来，埋没在冰雪里，在从前只见鲜卑游牧部落，在近代专供流放政治囚犯的世界最大荒原，现在眼见得要被电气化和机械化所征服了!我们怎能不惊叹人类生活力的伟大呢!

因为大雪严寒，连机关车轮都给冻住了，本来从莫斯科七天可到满洲里，直到第八天午后方到。到了满洲里后，便换坐了赴哈尔滨的中东路快车，开车已经是黄昏时候。一群饥饿倦怠的长途旅客都拥入了餐车。中东路餐车的大菜，烹调十分讲究。吃完了以后，我闲坐着倾听邻座旅客们的谈话。

这餐车中不过十余个客人，因为八天来同在西伯利亚车中，有一大半，我都已认识了。其中有一个是在巴黎住过很久的波兰小商人，到上海去谋事的。另一个是南京C大学以重金聘去担任田径赛教授的德国少年。这两个人都生得瘦小机警，因为是第一次到东方，所以爱见人问中国生活情形。此外是一对四十余岁的德国人夫妇，带着一个小孩。男子是上海美最时洋行“大班”。这“大班”夫妇虽然不是体育专家，可是都生得肥胖结实，比我们那位田径赛教授，要肥大到三倍。在西伯利亚车中每次我经过头等车的休息室，见着这一对胖夫妇并肩坐着，我总要替那只沙发叫屈。另有一对较年青的夫妇，是奥国人，也在上海做事，我不知道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六个围在一只餐桌谈话，小孩则坐在桌角，拿刀叉玩着。因为除了我们那位“武学教授”以外，其余五个人都是去上海的，所以他们的谈话的中心是关于上海的生活。谈话全用着英语。虽然他们的英语全是怪腔不成调的。“X先生，今晚你该饱嚼一顿了。在西伯利亚车中每次开饭你总是叫苦不能下咽的。”奥国太太向着波兰商人说。“是啊，幸亏我们带了许多啤酒、饼干、一大捆上等的腊肠，要不然，我的丈夫早就饿死在西伯利亚冰窖中了。”是胖太太粗糙的声音。“共产党要钱真是凶，西伯利亚车上这样坏的菜，却要四个马克呢。在上海花了这些钱，我们可以吃两顿上等菜，而且连威士忌酒都在内呢。”“对啦。上海真是便宜。那次我叫仆欧拿两元钱，去买来一只大母鸡。上海两元，你想，只三个马克。现在银价跌了，才只一个半马克呢。”“这还不算啊。我那次自己到小菜场去，一元钱就买了一只活鸡。”“上海的仆欧才更便宜啊。我们家雇的男工，每月只拿十五元工钱，才只十二个马克一个月……又勤力，又忠心。中国人都是这样忠心的。”又是“大班”娘娘的声音。“有这样的事吗？我在俄国车站，叫脚夫提了三个小皮夹，就花掉六个马克呢。想不到上海是这样便宜的。”于是C大学的教授发言了。“It’s very，very，very cheap，so cheap……”(“这是很，很，很便宜的，如此的便宜……”——编者)“哗啦啦!……”

正说的高兴，坐在桌角的孩子，把桌上盆子打落在地上了。我被这声音惊醒，才恍然觉悟，我是已从一个世界，旅行到别一个世界了。

回想在莫斯科七天的生活，和在那里所看见所接触的风景人物，恰如隔夜的梦痕，已无从追寻。(选自于友《胡愈之》，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8月版)

赏析 真实可信的新俄国印象记

王芸生

传略 驰骋报坛的王芸生

王芸生是现代中国卓越的一报人，著名的政论家，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社会活动家。他以文思敏捷，词锋犀利，富于感染力的政论见长。他见多识广，写言论往往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纵论上下古今，激情洋溢，令四座生风。

王芸生(1901-1980)，原名王德鹏，原籍天津市静海县，出生于天津城西佟家楼村。他家境贫寒，青年时代当过茶叶店、布店和木料行学徒，业余自学成才。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天津洋务华员工会成立，他当选为宣传部长，主编《民力报》，发表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文章；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积极宣传进步思想，报纸办的虎虎有生气，也显示了他的才华。1926年先参加国民党，后又参加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党员可以两党互跨)。1927年6月2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王德鹏启事》，因感党内斗争激烈，灰心失望，决心脱离一切党派，专心做新闻工作，以文章报国。1927年春，王芸生开始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所办的《华北新闻》写社论，期间曾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论战。1928年出任天津《商报》主笔，文笔锋利，屡次评说《大公报》社评之论点，为《大公报》张季鸾所器重。1929年他与《商报》老板在观点上发生争执，愤而辞职。同年张季鸾不记前嫌，介绍王芸生加入《大公报》。王芸生在《大公报》开始无固定职责，同人戏称为“编辑部行走”，后来主持副刊《文学》编务，历任该报编辑、主笔、总编辑。新中国建立后，继续主持《大公报》工作，任该报社长，直到1966年《大公报》被红卫兵查封，历时37年。王芸生曾被选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北京新闻学会顾问，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5月30日在北京逝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电请张季鸾，要《大公报》主张对日缓抗。张因发表《明耻教战》社评，在“缓”字上大做文章，又嘱王芸生写中日关系的文章。王从1931年9月开始，往来平津之间，奔走于北平各大图书馆，广泛搜集资料，撰写文章。自1932年1月11日起，每天一篇，每篇文章前都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在《大公报》逐日连载两年。原计划从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起，写至1931年止，以落实“明耻”。但仅写至1920年，即因中日局势紧张而中辍，曾出专著七卷。所缺以后十二年史实，延至1980年改用大事记体裁补足，分八卷由三联书店于1982年修订出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抗战后期，王芸生在重庆每半月一次为蒋介石讲述中日关系史甚久，即据此书。此书考察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关系，特别是日本侵华史，唤起国民警觉。王芸生因其成名，被提升为编辑部主任。

1935年日军进逼华北，大公报社决定创办上海版，由王芸生负责天津版编辑业务。“八一三”抗战后，张季鸾由沪赴汉创办《大公报》汉口版，上海版笔政始由王芸生负责主持。这期间他写了大量言论，揭露汉奸的无耻卖国，激发军民的抗敌情绪。1937年12月14日上海版停刊时，他连发两篇社评：《暂别上海读者》和《不投降论》，前者宣布《大公报》因拒日军检查新闻而被停刊；后者表明：“我们不怕失土丧师，万万不能投降。”“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违反国家利益的事情万万做不得。”两文义正辞严，表明中国人民不做亡国奴的豪情壮志，颇为鼓舞人心。1932年1月起，王芸生开始为《大公报》作社评，经其筛选，于1936年由《大公报》上海馆出版《芸生文存》第一卷。1937年将抗战烽火中写的几十篇文章，包括《六记北方青年》汇编成《芸生文存》第二卷出版。

1938年以后，王芸生在汉口版、重庆版所写社评很多。1938年3月，李宗仁指挥台儿庄大战歼敌获胜，王芸生闻此兴奋不已，4月2日写《北方健儿吐气》，4月8日写《台儿庄胜利以后》，既赞扬爱国将士英勇杀敌的可歌可泣，又沉痛悼念为国捐躯的英烈。张季鸾在重庆患病期间，王芸生任《大公报》重庆版代理总编辑，社评多出自他之手。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重庆，社评即由王负责主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2月22日的《拥护修明政治案》，揭露香港陷落时中航机载运豪门眷属及洋狗飞渝事，并及外长郭泰祺挪公款六十五万元买公馆事，提出“肃官箴，儆官邪”。1943年2月2日，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强调河南灾情，触怒蒋介石，《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是年3月王芸生与朋友苦于抗战的艰辛，曾发动“爱恨悔”运动，认为“耶稣济世是由于爱，马克思倡社会革命是由于恨，佛陀普渡众生是由于悔。爱、恨、悔都可以产生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王芸生、曹谷冰《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被认为是“替共产党作宣传”，而被迫停止。1945年后，他所写《为江浙人民呼吁》、《我看学潮》等社评，指责国民党当局搜刮民财，钳制舆论，镇压学生运动，受到官方报纸的点名“围剿”。

抗战胜利后，王芸生情况不明，思想摇摆。他发表过《莫尽失人心》社评，揭露国民党“五子登科”的劫收丑闻；也发表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未点名)切断津浦路的《为交通着急》的社评。1946年4月13日，王芸生由重庆回到上海主持上海馆编辑部。1947年2月27日，王代表《大公报》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在日本访问了十六天，写了十二篇报道，随即由报社出版《日本半月》一书。以后他发表过反美扶日和不赞成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的社评多篇；也发表过反共的《可耻的长春之战》，因而遭到重庆《新华日报》社评的痛斥。

解放战争时期，《中央日报》总编辑陶希圣出面曾三查王芸生。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王芸生1947年12月29日发表过《何必防闲学生运动》社评，遭到南京《中央日报》的总编辑陶希圣出面指名攻击，《中央日报》发《爱护学校，爱护自己》，说学生和王芸生不在租界，何能自外于法律，此为一查王芸生。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政府援引《出版法》勒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他7月10日写《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在上海版发表，社评说“言论与发表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例有保障的规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人民可以公开抨击政府施政，在野党在宪政轨道中尤以推翻政府为其能事，那非但不犯法，且是一种特权。”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发社评《在野党的特权》，社论罗织罪名，极尽诽谤之能事，说“王芸生君是新华社的应声虫”，此为二查王芸生。7月18日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答南京中央日报两点》，指出《中央日报》有意省略字句，断章取义，进行诽谤。7月19日《中央日报》发表了《王芸生之三查》社论，向王芸生猛烈开火。这时右派报纸也加入围攻的行列，一时乌烟瘴气，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1948年11月，王芸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离开上海，经台湾，到香港。在香港时，亲自主持《大公报》港版笔政，11月10日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社评，表示靠拢人民，使报纸明显转变。1949年2月27日，踏上北归之途，3月18日抵达北京，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行列。同年6月17日在上海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出任上海大公报馆社长兼总编辑，并为新闻界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王芸生在解放前所发表的言论，虽然瑕瑜互见，但是毕竟瑕不掩瑜。而其文笔之精审，则是颇为读者所称道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已是大公报社社长，不再主持笔政。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晋京谒见毛泽东，使大公报1956年9月30日迁北京出版，“文革”期间被迫停刊。王芸生这一时期主要致力于文史学术著作，修订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中日人民友好事业奔波。1955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台湾史话》。他旧学深厚还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韩愈与柳宗元》(《新建设》1963年第2期)、《论二王八司马政治改革的历史意义》(《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黄遵宪吟诗为日本担忧》(《世界知识》1979年第7期)、《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读书》1979年第6期)等等。

作品 看重庆，念中原!

昨天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信，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大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十七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荒灾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多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现时的重庆，正为庆祝平等新约而欢欣，诚然值得欢欣，我们还应该有些戒慎恐惧之情。现时的重庆，正近旧年，虽在限价令下，而百物跳涨，鸡卖到二十五元一斤，鸡蛋二元二角一枚，猪肉照限价十四元一斤，但分量不够，且搭上烂肠子，硬骨头，划算起来，比黑市还贵。一般摩登的食品店，卖空了架子还有人买，人们宁愿今天先撂下花花绿绿的钞票明天再来拿货。尽管贵，总有人买。这情形若叫河南灾民听见，不知作何感想？

谈到限价，就这半个月来的经过情形看来，真令人思绪纷纷，不知从何说起。管理物价，不是极科学的事。行政效率若差，社会若无守法习惯，很难望弄好。目前重庆的情形，价是限了，限高了的就合法的高了，限低了的也跟着高了，纷纭复纷纭，买者卖者，遍市廛尽是违法之人。报载总动员会议已设立军法执行监部，安得监狱千万间，尽囚黑市违法人？在限价令下，这半个月来，任何事业与个人都已受到正的或负的影响。我们所能说的仍是上月十五日实施限价之日所讲的几句话：“这次限价是一个试验，假使失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政府必然将抛弃一切温和的办法，根据国家总动员法，严厉管制一切物资的生产集中与分配。换句话说，政府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我们为什么又重复这一段话？老实说，是因为对河南灾情有感而发，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如此，还可以稍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读者诸君如欲捐款赈救河南同胞，本报愿尽收转之劳。(选自1943年2月2日《大公报》重庆版)

赏析 对比之中的震撼力量

杨刚

传略 生命之火在革命中燃烧的女记者杨刚

火，是生命。杨刚是一团烈火，她的精神是一团烈火，燃烧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她的生活“像天空的手指永远挑动竖琴”，“弹着生命浓郁的音乐”。她是一位革命家、作家，是共和国纪念碑底座上一颗储满火的隧石。她是一位女强人，聪明、勇敢、勤奋、坚贞。她有过家庭，也有孩子；但是她把炽烈的感情、深挚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杨刚(1905-1957)，女，原名杨季徽，又名杨缤，笔名杨刚，湖北沔阳人。杨刚出生时家道中兴，伯父、父亲都在外做官。她有四个哥哥，三个姐姐。她的父亲倔强而固执，母亲对人忠厚，慷慨大方，见义勇为。杨刚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因受祖母的明显的“重男轻女”影响，从小以男孩为伴，养成了男孩的脾气。而父亲的倔强，母亲的慷慨大方，以及哥哥、姐姐等人的言行，在无意识中都影响了她。五岁时，杨刚上了家塾，开始了那个时代人生最初的熏陶：读“四书”、“五经”及文史古籍；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的新式教科书及地理。

1922年，杨刚进入江西南昌美国教会美以美会创办的葆灵女子学校学习，接受了洗礼，但五卅惨案的鲜血使杨刚对基督教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她学识超群，爱与同学谈论政治，说得头头是道，辩论问题，坚持己见。1926年，革命军北伐时，南昌的学生们也掀起了拥护北伐的热潮，她带头剪辫子，上街游行示威，在街头巷尾给老百姓讲解革命道理。动荡的中国社会陶冶着她，使她在不大熟悉的政治跑道上，找到了起点，并在自己尚未成熟的思想里坚定了人生的选择。

1928年，杨刚因学习优秀被葆灵女子学校保荐，免试进入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她的勤奋、聪明和渊博的学识，独立思考的性格和风度，很快赢得了美国女教授包贵思(Grace M.Boynton)的好感，并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时，她开始用笔名杨刚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在校时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因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皮肉都被打烂，始终坚贞不屈。获释后她再度活跃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在学生会设立的平民教育部任部长。这年冬，北方左联成立，她被推选为常务执委，后又兼任宣传部长，在燕京大学内组织左联、社联、文学研究会等。1932年春，北平社联创办《北方青年》周刊，通讯处就设在杨刚宿舍，收件人改为杨刚，几个月后刊物停了，杨刚的名字留下了。后因工作劳累她病倒了，未能按时毕业，随下一年级参加活动，因与党组织负责人发生口角，竟导致退党。1933年毕业不久，杨刚到了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中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1934年，应燕京大学新闻系美籍教师埃德加·斯诺的邀请，回到北平，与萧乾一起协助他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这是中国新文学被介绍到国外去较早的一个译本。杨刚在斯诺的要求下，用英文写短篇小说《日记拾遗》，收入《活的中国》，署名“失名”。这篇小说是她短篇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后易名《肉刑》，于1935年发表在《国闻周报》上。1936年10月担任《大众知识》杂志编辑，宣传抗敌救亡，1937年4月停刊。

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等，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写的是苦难的普通人物、革命者，有的是揭露敌人的残忍，有的是反映了人们的认识价值。

1938年杨刚到上海，由夏衍、潘汉年等同志代表党组织审查，重新加入党组织。她经四哥杨潮介绍，进塔斯社上海分社做英文翻译。这期间，她写了大量散文，出版了《沸腾的梦》散文集。杨刚的创作，既不是娱乐自己，更不是消遣别人。但她的作品绝不是廉价的口号，是用艺术的力量唤起人民的觉醒。

1939年9月，杨刚到香港接编香港版《大公报》文艺副刊，任主编。她在《重申(文艺)音诣》一文中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由“绅士”变成了“战士”，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刊登了诸如沙汀的《贺龙将军》、丁玲的《我怎样来陕北》等文章。杨刚还主编《学生界》副刊，沟通全国学生界的思想、情绪、智识，报道他们的生活、组织与工作。杨刚接编后设立《活页百科全书》专栏、《大家谈》专栏等，对该刊进行了革新，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注意思想修养，走向进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杨刚化装转移到东江游击队，为游击队训练班讲课，作训练工作。三个月后，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秋，侵略者发动了浙赣战役，她不顾朋友的劝阻，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Wilsred Burchett)同行，冒险采访。她历时两个多月，行经湘、赣、闽、粤四省，沿途多风雨、泥泞，一路上尸横遍野，到处是断垣残壁，历尽辛苦、坎坷，写了《万木无声之赣东前线》、《请看敌人的“新秩序”》等通讯十多篇，在重庆和桂林两地《大公报》刊出。这些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前方军民舍生抗敌的热情，以及“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的末日，“飒飒秋风，为时不久。”文章结集为《东南行》。

杨刚的战地通讯具有独特的魅力。在她的笔下，旅途中的一草一木都有情，都渗透着民族自救自强的精神，反复宣传中国必胜的精神。她唤醒国人打破幻想，认清敌人的所谓“新秩序”就是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她一贯主张在抗战中歌颂与暴露并重，她的战地通讯，揭露了部分群众的麻木；并指出：“我们不怕敌人的”新秩序，“但是却要防备我们自己的旧秩序，不许它阻挡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从苦难中间彻底解放。”(杨刚：《请看敌人的“新秩序”》，重庆《大公报》，1942年9月12日)旧秩序就是指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这里杨刚发出了政治民主之声。

1943年，她到重庆，主编重庆、桂林两地的《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并兼任大公报的外交记者，周旋于到渝访问的国际知名人士和驻渝的外交使节、外国记者之间。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并开始在他的领导下，以编辑和记者的身份，“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语，才华横溢，议论风生，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的钦佩。”(《杨刚文集》，第5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是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那里中央银行工作的郑侃不幸遇难。丈夫的死亡，也曾使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杨刚毕竟是一位革命战士，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去从事必须为之捐躯的伟大事业。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的女儿，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把女儿送到延安。

在美国，她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莱德克列夫女子学院就读，除了学习，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采访，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然后写成报道、通讯。那时，她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她还参加中国共产党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她采写的《在美国南方》、《蓓蒂》及系列通讯四十多篇，在《大公报》的“美国通信”发表。以内容充实，分析深刻，文字生动有力，使“美国通信”成为《大公报》的名牌栏目，吸引了无数读者，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后结集为《美国札记》通讯集出版。

1948年，杨刚回国，继续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任社评委员，促使《大公报》转变立场。1949年去天津主持《进步日报》。全国解放后，历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主任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主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务，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因车祸造成脑震荡后遗症不幸逝世。一生走南闯北，云游八方，席不暇暖，居无定所。但是，在她的经历中，做记者的时间最长。著作有：《杨刚文集》、《沸腾的岁月》、《我站在地球中央》等。

作品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我必须把这篇通讯直接写给你们，才能够把这一次首都人民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的一切尽可能真实地传达给你们。说尽可能真实是容易的，要做到，可是很难。因为10月1日这一天是太伟大，太丰富了。甚至在今天，24小时之后，它的余风还在。街上还是红红绿绿的跳舞队、秧歌队、游行队。24小时之后，依然满街都是红旗，都是锣鼓。从湖北来的老先生、老太太摇头赞叹，说昨天那一场大会是“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从上海来的老先生说：“啊，总算活到了这一天，见到了!”从华北来的人激动得发不出声音，只是连续地、低低地赞叹：“啊，好伟大呀!好伟大呀!”从华南来的人也说；“这是有生以来没有见过的啊!”上海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晓得陈毅市长。昨天，陈市长望着天安门前红旗的大海激动地说：“看了这，总算是此生不虚了!”这是确实的。昨天天安门广场的大会完全具体地表现了一个初诞生的新国家的气象和本质：伟大，庄严，团结，民主，尤其是领袖与人民的融合一致。它使人人相互亲爱，使人人要求向上，要求自己学好。

广场是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的一个大十字。全场容量有的说是20万，有的说是30万人。新造的旗杆在广场内正对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地点在旗杆以南。在开会以前向筹委会登记要参加庆祝大会的人数太多，筹委会怕广场不能容纳，再三限制下来的结果，光是从旗杆到中华门，即十字形垂直线的下半截，那一部分所登记的人数已经是20万人。十字形的横臂那一部分，除了一条马路之外，御河内外以及马路外边全是队伍。军队还不算在内。因为军队是四个师，根本就不在广场里面。广场外面两边街道上还有没能入场的群众队伍。即便是经过了限制，广场果然还是容不下这么多人。群众要求带锣鼓音乐队也不能办到。因为如果是几十万人都在场上打起锣鼓、扭起秧歌来，大会也就无法开了。事实上到后来，群众自己的呼喊已经大大地补足了锣鼓的声音。

队伍从早上六七点钟就到了广场，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农民队伍是四五点钟就从乡下动身来到天安门，参加这个他们第一次能够参加的大会。远远望去，整个广场上红旗翻卷像红海奔腾。在红旗下面，一片片的是穿了各种颜色衣服的队伍。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浅蓝色，有的是浅黄，有的是灰色，清清楚楚好像是精工规划的花圃一样，丝毫不相混杂。广场前面，白玉桥两边搭起了两座台。一座是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团的观礼台。再前面就是天安门，楼上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

红旗飘卷，队伍静候。正在这时，城楼上面主席台前忽然发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庄严声音。山鸣谷应，四处都响起惊天动地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于是广场上的欢呼声立刻翻江倒海地爆发与城楼上互相呼应。这时候，按照预定程序，主席亲自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这是经过电流来操纵的。城楼上有一个电钮开关，按相反方向写好了“升”“降”二字。主席把电钮拨向“升”字，我们的红旗就顺了旗杆自己向上飞升。主席看着旗子，说“升得好!”主席说出了我们千千万万翘首瞻仰旗子的人心里的话。我们的旗子从此是庄严而稳重地向上升了，它升得好。

接着礼炮惊天动地震响起来。每一炮所发出的巨大震响，据说都是由54尊大炮同时发出来的。这54尊炮的数目据说是用以代表政协54个单位。54尊炮同时发出28响礼炮，那声音真是山摇地动，象征全国人民坚强而雄伟的团结力量。

掌握着人民坚强而雄伟的力量，主席向人民、向全世界宣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确定地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整天想封锁中国、扼杀我们的美帝国主义，将是个难题，会使它头痛又头痛。

转眼就是阅兵了。四个师的部队全在广场外面东边等候。总司令下令阅兵时，四位野战军的将领分列左右，站在总司令旁边。第一野战军是贺龙将军，第二野战军是刘伯承将军，第三野战军是陈毅将军，第四野战军是罗荣桓将军。阅兵令下，就由原来在广场东端站在指挥车上的聂荣臻将军引导，四个师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由东而西，缓缓入场，一个接一个地从主席台下白玉桥边走过去。队伍的服装、颜色、队形、行动完全整齐一致。每一个方阵都像一个人一样行动。甚至于连马队里所有马的腿脚都是一出一进完全一致的。所有成排的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地前进，绝无任何参差，使一字显得没有丝毫歪曲。当阅兵进行的时候，整个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广场屏息无声，只有军乐队奏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雄壮的乐声和整齐的步伐配合，在大地上动荡。正在这时，14架飞机飞临上空，广场爆发了如雷的掌声。飞机里除了我们的空军外，还有诗人马凡陀。

当广场上的人民队伍分队出发时，已经开始黄昏。星星点点，灯笼火把接二连三地燃了起来，很快，整个广场在夜色中透明了，并且颤耀着红的星星，黄的星星，紫红的，大红的，金黄的，橙黄的，愈向夜，广场愈益像大地自身活了一样，遍地灯笼火把颤颤跳荡，像人民无边无际的欢乐和希望化身在我们面前跳跃。队伍分东西两个方向，向外出动。蓝色的拿着紫色灯笼的队伍，黄色的拿着大红灯笼的队伍，灰色的拿着金红色火把的队伍，浅蓝的拿着深桃红灯笼的队伍，还有黑色的拿着黄色灯笼的队伍，蜿蜿蜒蜒，交互环绕，像一幅巨大的活动的织锦，各按各的方向走出会场，丝毫也不发生混淆或者紊乱的状态。队伍行动时唱着歌，但更多的是呼口号而且时常是连续不断地喊着；“毛主席万岁!”这使得广场不但是以颜色和光辉活跃着，同时它还在连续不断地发出巨吼!地面这时又从许多角落放起了无数五彩照明灯球，像整个开了灿烂的光明的花朵。

毛主席是一直和人民在一起的。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主席一直是站在城楼边上睁大眼睛望着下面的群众。他的脸上时而庄严，时而微笑，他的手几乎一直是高举着，向群众有力而迅速地摆动，时时刻刻听见他向着群众高呼，这是一种与人民共同的呼声。他的半个身子时常是伸出栏杆外面去举手招呼群众。在这里完全看出主席是怎样全心全意地热爱人民，他的这些动作，完全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对人民强烈的阶级的爱，使他自自然然就会这样随时不断满含着召唤地高呼，使他的手老是要举起来招呼人民，使他像母亲一样地向人民把身子伸出栏杆外面去，要把他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广场上川流不息的群众最初似乎没有看到城墙上自己的领袖在招呼他们，因为城楼上的灯光并不是很强的。他们一面呼着口号，一面走到面对城楼的时候，就要站住，更高地呼喊。当他们呼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主席就从播音器里面高呼：“同志们万岁!”并且时时用亲切的呼声和群众的呼喊相应合。很快，群众就发现了自己的领袖还在他们中间，并且用高呼和他们说着最亲切的言语，他们立刻就要求打破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而要一直朝北过白玉桥向天安门城楼走来，然后再由白玉桥上转出去。他们的要求成功了。于是一条条红色的火龙似的群众队伍都向主席走来，他们挤在桥上，拼命从肺腑里发出呼喊：“毛主席万岁!”主席从楼上回答他们，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有人害怕主席会疲倦，但主席丝毫也不觉得，放了椅子在他背后，他也不肯坐下去。这时候，领袖和人民完全融合一致是具体显现出来，一种伟大的、严肃的、温柔的幸福之感贯穿着人们的全身。有人哭了。有人暗暗地赞叹不已，说：“怎么知道中国还有这一天呢!”

这时候，原来已经出了广场的许多人听到这样情形，又回来了。他们是很早就出了广场参加了游行的。他们的队伍已经散了。但是又集合了走回广场来。是队伍，就自己在广场上重新摆起方阵，奏起军乐。是一般人民，就集合了走到桥上来大声喊口号，大声唱歌，尽情欢乐地跳跃、舞蹈。大会指挥在播音器上再三劝告他们回去休息，才逐渐地散去。

亲爱的上海兄弟姐妹们，我不能不把这个伟大日子这样繁琐地报告你们。这是由于我无能的笔没有法子把像昨天，乃至于毛主席领导建立国家的这十天以来的历史时间恰如其分地向你们转述。但是我确信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

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具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日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来的大梦一定会实现。昨天我看见的庆祝大会，就是保障。(选自《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

赏析 记下共和国的第一次狂欢

徐铸成

传略 “职业报人”徐铸成

著名报人徐铸成一生共有30多年从事新闻工作。他早年从最基本的采访、编辑工作起步，1938年开始担任《文汇报》主笔，后来一直主持《文汇报》或《大公报》。徐铸成是我国著名记者、编辑、评论家和新闻学家，他的职业生涯鲜明地体现出一个报人的职业责任感。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课余向天津《庸报》投稿。1927年转至保定河北大学学习，同年夏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课余为几家通讯社撰稿。1927年底，徐铸成以半工半读方式加入国闻通讯社；1929年调至天津《大公报》，担任体育、教育、经济、各地新闻等版编辑，在此期间因采访华北运动会和有关阎冯联合反蒋及陈济棠反蒋活动消息等，受到报社的青睐；1932年至1935年任《大公报》驻汉口特派记者，兼为京沪两家报纸拍发电讯，为汉口《大中报》、《大光报》撰写社论。

1936年，徐铸成调任《大公报》上海版要闻编辑，兼为《国闻周报》编“一周大事记”，撰写“一周大事述评”。1938年1月，《文汇报》以英商名义在“孤岛”上海创刊，徐铸成担任主笔，承担了所有编辑和社论的写作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文汇报》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揭斥敌伪阴谋，鼓励孤岛人民发扬爱国主义，得到爱国同胞的热烈支持，成为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1939年《文汇报》被敌人封闭后，徐铸成转任《大公报》香港版编辑主任直到1941年12月，主持港版笔政两年半；香港沦陷后，又担任《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重庆《大公晚报》主编。抗战胜利后，徐铸成历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上海《文汇报》总主笔及《文汇报》香港版总主笔；建国后继续担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期间曾赴京任《教师报》总编辑)，后转入出版界，担任《辞海》及《汉语大辞典》编写工作。

在三十多年的报纸工作中，徐铸成所作的社论、专论和新闻通讯等稿件达2000多篇，300余万字；在海内外出版有《报海旧闻》、《旧闻杂忆》、《旧闻杂忆续篇》、《旧闻杂忆补篇》、《新闻丛谈》、《新闻艺术》、《张季鸾先生传》、《徐铸成新闻评论选》、《风雨故人》等著作共17种。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徐铸成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同许多闻名的报人一样，他曾因为善于挖掘“内幕新闻”而成为媒体的招牌。1928年阎锡山和冯玉祥酝酿联合反蒋，但当冯玉祥到达太原时，阎锡山却把他软禁起来，借此向蒋介石要钱要枪。冯玉祥的部下做了一番努力才逐步扭转危局。1930年春天，徐铸成到冯玉祥驻太原的办事处采访，看到几个秘书正在打麻将，立刻估计到冯玉祥已经脱身出走了，因为冯治军甚严，如果他在家的话部下是不敢打牌的。徐铸成赶到冯玉祥的总参议刘治洲家采访，见面就问：“冯玉祥离开太原了？”对方大吃一惊，神色紧张地反问：“啊？你怎么知道？”这个简短的对答，完全证实了徐铸成的判断。徐铸成就这样通过一桌麻将和采访对象的神色语气，获得了冯玉祥脱身出走的重要信息。以后他又经过深入的访谈，摸清了冯阎将再度联合的政治动向，在当时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政治新闻。

在徐铸成的新闻作品中，更能体现他敏锐、深刻思想的是新闻评论。从1933年到1957年搁笔，徐铸成的社论写作延续了20多年，所写社论、时评、短论共2000多篇。

徐铸成的新闻评论体现出鲜明的新闻性，视角极为广阔，从国际到国内，从重大事件到百姓的生存状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美国人今天怎样抉择》、《维希当局的严重实验》、《希特勒出马了》、《意大利做的什么梦》等针对国际局势，《勉沦陷区民众》、《为学费发愁》、《可怜的孩子们》、《“九·一八”十二周年》、《论当前的民主运动》等涉及战争中民众的生存状态、当局者的政策、国内的政治时局等方方面面，这些评论纵横捭阖，冷静透彻；有的甚至只用一两段、二三百字，如《失足恨》、《多此一问》、《一个笑话》、《一唱两和》等，或只攻一点不及其余、尖锐无比，或引用由头引伸开去，言有尽而意无穷。

立论高是徐铸成新闻评论的另一个特点。他往往善于从由头出发将论题引申、深化，在分析事件本身的同时由此及彼进行深入分析，摆脱了就事论事的模式，引人深思。1938年，国民党“下野”将领周凤歧被爱国者枪杀在寓所。北伐战争前，周凤歧是浙军第三师师长，驻守在九江，但常受到孙传芳嫡系的排挤，后来接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为第二十六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攻克九江及蒋介石进攻浙江省省城都受到周凤岐的支援。但在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中，他充当了反革命屠杀的工具，勾结“共进会”包围总工会和纠察队。后来他的部队被改编、吞并，由此引起对蒋介石的愤恨。1938年，周在敌人的劝诱下准备就任“军政部长”时被爱国者枪杀在寓所。这样一个民族败类的死亡是大快人心的事，但徐铸成考虑到，痛痛快快地骂一顿固然可以让读者痛快一阵，但这意义并不大。于是，他写了《周凤歧之死》，从社会、个人的角度仔细分析汉奸的心理，分析他们权欲与良心的斗争，指出他们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同时指出中国的抗战建国必然要经历长期的痛苦挣扎，需要割去腐肉，灌输新血，每个人都要自强不息，努力更生，否则就有被排除抛弃的一天，以此劝诫正在徘徊犹豫的人。

为了更有效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徐铸成往往采用灵活多样的手法，使评论呈现出摇曳多姿的态势。1945年《大公报》在上海复刊。虽然没有公开的新闻检查，但国民党依然采用特务威胁、党部干涉、造谣、围攻等手段控制舆论，《大公报》在徐铸成的主持下，除了公开披露国民党制造事端的真相外，还刊发了许多社论，这些由徐铸成亲自执笔的评论采用灵活的手法如小题大做、大题小做、指桑骂槐等，同反动势力作斗争。1946国民党政府仿照美国，宣布车辆一律右行，此前中国一直仿照英、日的交通规则，所有的车辆、行人都是左行。就此事，徐铸成写了一篇社论，题为《车辆靠右》，借这个题目暗暗批驳反动政客关于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谣传。1945年反动政客宣传解放区的土地革命如何残酷，并声称国民党政府也要进行土地改革而不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将之称为“以右手兴左策”。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进行正面批驳，作者借交通规则的改变喻示以“右手行左策”行不通。文章由国民党政府交通规则的变化论起，纵论国内政治变革，指出政治也如交通一样需要轨道，要有决心，应顺应历史潮流，号召国人抓住时机向着共同目标努力前进。

在长期的新闻工作中，徐铸成形成了对于新闻工作的独特认识。他的新闻观体现出唯物主义特点，他认为“社会上(国际的、国内的、本市的以及宇宙的)新发生的、为大多数人们所关心的、有意义的事实，就是新闻。事实是第一性的，虚构的自然不是新闻，新发生的事实，如果不为大多数人们所关心而又无意义的，也不可以算是新闻。”(徐铸成：《漫谈新闻和新闻评论》，《新闻丛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因此，新闻一定要真实，注意客观性，不能虚构，也不能夸大或片面，进行宣传要通过事实的手段来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新闻总是有一定倾向性的，总是伴随着一定的新闻评论的性质，近代报纸上的标题、导语的倾向性更明显，因此，新闻不能搞客观主义，不能有闻必录。

在新闻的写作方法上，徐铸成提出“新闻烹调学”，认为写新闻要像厨师进行烹调一样，注意编写新闻的技术性、艺术性问题，使作品色、香、味俱全。他认为报纸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为党的政策服务的，应当依靠新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不应办成公报和通令。报纸具有宣传工具和商品的两重性，因而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沟通党和人民群众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十分注意质量，注意传播方法和宣传实效，要了解读者的水平和基础，写文章时口气要平等，不能采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应该讲与人民大众有关的、普遍关心的新闻。

徐铸成非常重视编辑工作。他认为编辑的功夫体现在让报纸成为既有一种整体感又富有多层次多色彩效果的精神宣传工具。编辑要判断出新闻的价值并对文字上不妥当的地方进行加工，同时要制作出有吸引力的标题。在徐铸成那里，新闻标题不仅是字面上的概括，而且是精神上的概括。在实际工作中他也常有神来之笔，如“戴笠精神不死”、“梁漱溟一觉醒来，和谈已经死了”等等。此外，徐铸成还非常重视版面的编排，常常运用版面语言表达报纸的意向，他认为办报纸要研究版面布局，版面应新颖，不能千人一面。

对新闻记者的素质，徐铸成认为记者应该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应具备对新闻的判断力。他认为，历史、地理、国际、政治知识是记者知人论世的必备常识。在汉口任《大公报》记者时，徐铸成在工作之余有计划地学习，仔细研读《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和《晋书》、《读通鉴论》等，还广泛阅读文艺作品。除此之外，新闻工作人员还应能够迅速对新闻做出评价，看出新闻的“成色”，识别新闻的真假。

报人影响力的建构不仅仅依靠业务和技术能力，更重要的是作为职业工作者的人格和历史责任感。徐铸成有20年在主持“笔政”，在《大公报》和《文汇报》30年，不论这两张报纸的政治立场有多大差异，他的办报态度都很严肃认真。他说“我自己水平有限，但自以为一直是‘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办报’的职业报人。”(徐铸成：《报海旧闻》前言，《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认为新闻工作应该恪守两条原则，“一是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二是敢于发议论决不人云亦云，或哗众取宠”。(徐铸成：《漫谈新闻和新闻评论》，《新闻丛谈》，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如此看重报人的品德，认为虽然我国近代新闻史上出现了不少名记者，也有不少办报有成就的事业家，但未必都能称为报人，所有关于报人品格的标准归结为一点就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保持立言者的良心，坚持正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观点确立了衡量报人价值的尺度，即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良好的职业人格作为评价的基本准则。徐铸成的新闻生涯也印证了这个准则。

作品 无题

在这化日光天之下，科学昌明之时，实在不应再来讲那些怪诞不经的故事，但这几天耳闻目睹的，尽是些鬼魅昼行之事，长日多暇，姑妄言之。

也许因为上海人太苦闷，需要刺激，许多电影商，正加工制造神怪影片，十字街头，更布起鬼影幢幢的广告，一片蓬蒿，僵尸杂陈；胆小的人看了，真有些触目惊心。关于僵尸的传说，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但恐怕谁亦没有真真见过；现在既赫然呈露在目前，倒不妨乘机一加鉴赏。据笔记小说所载，僵尸大概是一种介于鬼怪之间的东西，凭借已死的尸体，向人间作祟。它比鬼更可怕，因为它有固定的形质；它比妖怪更阴恶，因为它虽明明是个吃人的怪物，却还装成一个人的样子，大摇大摆，行于通卫，去诱杀一般认识不清的人。

我们相信人性本善之说，生前无论如何为非作歹，但既经死了，灵魂早失去了，头脑早凝固了，如何还能出卖尸体，去干那种丧天害理，杀人不见血的勾当？但是鬼魅之害人，是无孔不入的，一个人既已死了，就应该早早入土为安，一经鬼魅附身，便无法掩其凶恶残酷的面目了!

要扑灭僵尸，最好的方法，是多多培养人间之正气；因为它们无论如何凶恶，究竟只能横行于阴森森的鬼域；在青天白日之下，或人气充塞的地方，它们决不能混迹其间，乘机作怪的。大家把心志坚定了，胆气放大了，时时留心，刻刻戒备，万一它们竟敢闯入人间，那只有发动群力，毫不客气地把它扑杀了。大家知道，扑杀的不是这可怜的尸体，而是附在尸体上的杀人的魔鬼。其次，大家的精神要健全，千万不可为魅影所迷惑，以为鬼影幢幢，而与人间何世之感。现在，正当黎明之前夜，黑暗虽充塞在若干角落里，但光明将来临，灿烂的阳光，将普照大地，一切鬼怪妖魔，将无所遁形。这些失去灵魂出卖尸体的僵尸，自然更无所逃夭天地之间了。

那些装扮僵尸的广告商人，看来很聪明，实在非常笨拙。在这华灯四照人声鼎沸的闹市上，谁都不会相信有鬼魅出现的。布景无论怎样像真，究竟掩不住幕后的许多真事物；“人物”无论怎样生动，究竟是以许多布草扎成的，以各种颜色涂成的；三岁的小孩，亦能看出它只是一个毫无灵魂不能动作的废物，天上的清风明月，人间的浩然正气，告诉你们这些作伪的人，一切勾心斗角，只是心劳日绌罢了!

一切自暴自弃的废物，让它们去暴尸露体，供人玩弄，受人唾弃罢!所有有灵魂的人，都应足踏实地，发奋自雄，为未来的光明世界，增加一些光辉。(选自徐铸成《徐铸成新闻评论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赏析 此处《无题》胜有题

范长江

传略 记者的楷模范长江

1935年7月14日，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邀通讯员的名义，从成都出发，历时10个月，经川西，过陇南，走六盘，越祁连，沿河西走廊，绕贺兰山，跨内蒙古，西达敦煌，东止西安，北止包头，途经48个县市，总行程达6000余公里，进行西北考察。他的旅游通讯陆续在《大公报》发表，首次向全国人民公开正面报道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对增进人们了解红军起了重要作用。他的通讯揭露了国民党西北地方政治统治黑暗，经济凋敝，文化落后，军阀倾轧，民不聊生。他的报道谈古论今，意趣横生，写人状物引人入胜，议论风生入木三分，知识渊博，史地常识丰富，又处处洋溢着正直高尚的民族民主主义精神，被广大读者所喜爱。范长江的西北通讯在《大公报》发表后，汇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该书从1936年8月开始到1937年底，曾连续9次重印，成为当时最热门的畅销书。“西安事变”后，范长江于1937年2月3日，只身进入举世瞩目的事变中心西安。第二天，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初次见到范长江，握手后便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的人，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方蒙：《范长江传》，第17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2月版)周恩来对范长江的评价肯定了范长江做记者的敏锐的政治观察力。

范长江历经曲折才走上记者之路。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青少年时期家道中落，靠母亲的手工劳动来维持生活，供其上学读书。1927年他在吴玉章所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期间，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血腥的屠杀教育了范长江。他离开了学校，参加了贺龙的20军学生营，旋即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流落广州汕头、福建一带，衣食无着，险些丧命。1928年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因不满“九一八”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而离开学校。1932年初到北平，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工读生活，下半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日军侵占山海关，范长江深感民族面临的危机，积极参加抗日救援活动，并为北平的《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投稿，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1935年他以《大公报》特邀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西北采访。

1936年夏天，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录用为正式记者。绥远抗战期间，他到前线采访，从百灵庙和红格尔图一带发出了大量通讯。这时他听到“西安事变”爆发，预感到中国政治即将发生重大转折。为弄清事变真相，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乘用各种交通工具到达西安。1937年2月4日通过杨虎城将军找到周恩来，作了竟日之谈。后由西安到延安，2月9日夜晚，毛泽东与范长江作了彻夜长谈，讲解了十年内战的经过，阐释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等，使范长江顿开茅塞，豁然开朗，也促进了他的世界观转变。他原想留在陕北搜集材料写长篇，因他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到延安采访的中国记者，毛泽东劝他利用《大公报》在全国的影响，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范长江日夜兼程2月14日赶到上海，在《大公报》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15日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之日，报纸到南京，蒋介石看到与其报告大相径庭，勃然大怒，责骂了总编辑张季鸾，下令检查范长江的信件。1937年他的绥远和陕北采访的通讯在《大公报》发表后，又集结成《塞上行》出版。

范长江的西北采访报道，奠定了他在新闻界的地位，使他成为久负盛名的记者和新闻工作的领导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范长江立即奔赴抗日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往返于各战区，写出了大量战地通讯。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推选范长江、恽逸群、袁殊等为总干事(后以11月8日定为记者节)。上海沦陷后该会迁武汉，1938年3月15日改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是年3月30日，他与徐迈进、陈同生等同志在汉口召开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青记”成为团结抗日进步青年记者的中心。1938年10月范长江因与张季鸾、胡政之政治观点分歧不可调和，便脱离了《大公报》。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1938年10月范长江与胡愈之、孟秋江等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向国内外报道抗日战争的实况。是年5月，范长江在重庆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4月8日他与邹韬奋等人一起在香港创办了《华商报》，向海内外宣传党的主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进入苏北解放区，先后担任新四军苏皖鲁边区新闻学校校长、新华社华中分社、华中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他到达南京，参加了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团，是代表团对外发言人。解放战争期间，他为中央第四大队长，跟随毛泽东及党中央转战，负责中央宣传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历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等职。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8年12月27日，为他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将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范长江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优秀品德永存。

范长江不追名逐利，有远大理想和抱负。他认为记者“这个职业关系社会太大，不是一个普通吃饭的事情。”在记者面前摆着金钱与物质享受，又有压迫和威胁利诱，因此“新闻记者要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他说，一个记者的名字，如同工厂、商店的招牌，工厂商店的名声搞坏了，就没人去买它的东西；一个记者的名声坏了，就没有人去读他的作品，不相信他的报道。范长江珍惜记者的名声，生活在自己正当收入中。1938年从武汉撤退后，《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欲给范长江配备专用汽车、电台，让他随蒋介石的大本营行动，在重庆、香港两地《大公报》发稿。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他放弃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范长江坚决拒绝了他的意见，并脱离了《大公报》。

范长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记者。他说：“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他的西北采访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研究抗战爆发后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他的绥远和陕北之行，第一是研究国内民族问题；第二是研究国家统一的途径问题；第三是研究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解问题。他的通讯回答了群众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范长江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深入第一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在枪林弹雨里驰骋，出生入死，为民族的解放，祖国的新生作出了不懈努力。他的西北采访，跋涉于原始森林，爬雪山，过沙漠，乘羊皮筏子渡河，历尽艰险，见人之未见，闻人之未闻。他做战地记者，总是设法跑到前沿阵地，跑到战壕里，了解实况和战士们的情绪，进行报道。“八一三”他在江湾前线；“台儿庄大战”他就在离台儿庄1公里半的南棠棣铺的前线指挥所，目睹了我部队乘胜追击，敌军狼狈溃退的情景。抗战爆发后，范长江从芦沟桥到保定、上海和西北战场。一直跟着军队，前边都是打败仗，这是第一次打了胜仗。他十分高兴从战地发出两份报捷专电，回报社后又写了《台儿庄血战经过》、《台儿庄血战的故事》等生动具体真实感人的通讯。哪里有战事，哪里有灾害，哪里就有范长江。

范长江开朗热情，善交朋友。他常说，做记者重要的是交朋友，而且要交各式各样的朋友，上自军政要人，下至黎民百姓，什么人都要交，朋友越多，新闻来源越多，越能写出有分量的报道。从《中国的西北角》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朋友无所不有：从政府的部长，军队的司令，以至土司、活佛、喇嘛、纤夫、水手等。他去采访还尽量帮助人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并经常同被采访对象保持联系。正是这种广交朋友的气概，使他采访路子广，新闻触角多，同时代的记者，几乎无人可比。

范长江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他主张“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喜欢读书，也读了大量的书，尤其爱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因读书专注，西北之行骑骆驼过沙漠时，摔伤了腰。读他的西北通讯，犹如走进了历史的知识长廊，既有蜀汉三国的故事，又有汉唐名将西域的事迹，还有古代诗人对西北的描绘；甚至还有他对《辞海》地理描绘错误的纠正。他强调学问无边，要不断积累，持之以恒。

作品 动荡中之西北大局

去岁“双十二”事变，不特震动全国，亦且使世界惊奇，国人对此事之观察，大体多偏于感情的、对人的方面，而对于此事件演变之经过及其目前的实况，似不无相当隔膜。“双十二”以来所演成的政治形势，其内容关系于我国家民族前途甚为重大。但此种政治趋势，尚在未定期中，将来之为祸为福，要视中央当局及全国人士对此事了解之正确与否，与乎处置之方法，是否妥善为断，尤以在此三中全会期间，对此事之前途有决定的关联。记者奉社命视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亲历陕甘宁三省，曾与各有关方面作详挚之研究，深觉西北局势之重大机微与紧迫，非中央当局与全国人士加以真实之觉察与断然之措施，将遗我艰难之国家以不可想象的恶果。“双十二”以来全国人对于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不外“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立即抗日”等流行的政治宣传，而实际西北领导的理论不但不同于上述各说，而恰与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动向，为反人民阵线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在某种政治商讨之下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至于对外应有一定步骤与充分准备一点，在和平统一的前提之下，除少数感情冲动者外，实无人加以反对。

此种观察，当使国人感觉惊诧，然而如能了然于此事之经过，亦当觉此种结论，乃属于当然。“双十二”事件张学良与杨虎城所采用之“手段”，一方面破坏国家纲纪，军队纪律，而尤以用兵变方法，袭劫统帅，除法律与道德上造成重大责任外，万一对蒋委员长之安全上稍有不慎，很有酿成大规模内战之可能，当事者对于此点，今亦深致其恐惧之回忆。然而“双十二”事件之发生，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共产军以事后参加之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的形势。“九一八”以前东北军之是非，各方自有公论；然而“九一八”以后，东北人身受国破家亡之惨痛，流离漂泊之辛酸，由于事实之逼迫，“重返家园”之心情，普遍于每一个东北人心意中，然而回顾自身之力量，决不能单独达到“回家”之理想，张学良氏海外归来，即率部坚决拥护领袖，执行中央“围剿政策”。努力自效，以待时机。但是东北军在西北展开剿匪期中，由于一再之重大损失，由于俘虏与实际接触之结果，于是政治信念动摇，秘密往还加多，去年以来，陕北剿匪工作，实已停止。于是东北军转而希望转变中央之政策，张对中央一再讨论之结果，而自身则已无法统驭其部下。绥远抗战爆发，更刺激张部之动摇，再加以许多人事上的摩擦，使问题益趋复杂。张在此种情势之中，以请求蒋委员长容纳其主张之心情，加上一时之昏急，遂发生临潼之不幸。

陕军之下级干部，亲见东北流离之苦，兼受绥战之兴奋，与受共产军之宣传，剿匪政策之执行，早成疑问，上级当局再因势而加上若干当前利益之考虑，与夫内心的不安，对“双十二”之支持，遂有与东北军并驾齐驱之势。

经江西封锁突围而出，困苦流徙二万五千里而至西北之共产军，在艰难流徙中对过去政策曾加以深刻的反省。内感行动过程中事实之教训，土地革命虽因于中国农村之性质，可以随时发生，而斗争之前途，距政权之获得为期甚远；外感国际情势之严重，眼见今日自身寄托之国家舞台，沉沦可待，遂渐舍弃阶级斗争之策略，而采民族革命的政纲。其在西北之方针，固然一方面修改自己之政治路线，以待对内政治问题之开展，一方面倡言立即对外，以博国人之同情，而实质上对内之期待甚为殷切。其与张杨部队之往还，盖为对内政治问题上入手之初步。“双十二”之突发，共军并未参加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四日之后。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理论上反对狂热的群众与青年干部，指“双十二”为革命政党所不采的“军事阴谋”，谓此举有酿成长期内战的非常危险，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强烈之反对。

张学良陪蒋委员长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离开西安之后，青年派与群众大哗，后得张留京消息，战争空气达于沸点。经月余之酝酿，青年派军人与政治工作人物，逐渐有自由活动之势，而对方则三位一体，感情激荡，不可抑制，甚至激成少壮军人计谋暗杀高级将领十六员之大变。二月二日王以哲竟因此而遭阻击。当时局势混乱，势不可已，而坚决主和痛责少壮军人，首先以急行军撤退者，仍为共产军。

现在共产党之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为之证明。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认为中国不能倡导人民阵线，盖人民阵线为国内的对立，中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御国家之生存；同时不必反对法西斯，因实质上中国无法西斯，法西斯之条件，一方面侵略国外的弱小民族，一方面压迫国内的工农，中国国内任何势力皆无此第一条件也。

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统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

西北目前的局势，已成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不是过去任何一件地方事件可以比拟；同时不能不了解西北局面下军民一般的心理。第一，厌战悔祸之心异常普遍；第二，大多数的军民绝无推翻国民政府的企图，最多不过是政策的商讨；第三，连过去坚强的反对派算上，对于蒋委员长勤苦谋国的精诚，已有深切的了解，只望从政治机构的改善上促进和平统一，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三中全会现已开幕，对于当前的政治大问题，当然要有一番缜密的商讨。不但水深火热的西北军民切盼着这次会议给他们好消息，全国民众也以异常关切的心情期待着。(选自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上卷)，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9月版)

赏析 震惊朝野的“特大新闻”

梁厚甫

传略 温文尔雅的“自由记者”梁厚甫

他慈祥的脸上戴着一副眼睛，颇有儒雅风度，衣着考究，经常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之中，为人处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宽厚。他就是梁厚甫，著名的美国华裔国际评论家。1908年生于广东佛山，原名梁宽，笔名厚甫，是佛山“梁园”家族成员之一。梁家世代为书香门第，受家风熏染，他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7岁时，父亲为他请了一位启蒙老师，教授《三字经》、唐诗和描红写字。一年多的时间，梁厚甫就能将所学的诗文倒背如流，毛笔字也写得中规中矩。父亲见他求知若渴，又聘一位宿儒教他精读《诗经》、《左传》、《四书》及秦、汉、唐、宋等名家的作品，并替他修改短文。几年以后，他的学问大有长进。于是又大量翻阅父亲收藏的线装古籍。其中读得最多的是唐代陆贽的奏议。多年留心观摩父亲的书法，小小顽童的毛笔字也令人刮目相看。幼年所学国学知识为他日后从事新闻写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功底。上小学时，父亲又为他请了一位英文教师，每天两小时的英文学习奠定了他的英文基础。以后，他曾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大学部学习。1933年毕业后，赴上海工作数年。工余之暇，在东吴大学进修法律。

1937年，梁厚甫新婚燕尔，正逢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他携妻迁港，任香港《大公报》英文电讯翻译，并为其写时事评论，从此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生涯。后在香港《工商日报》短期工作。1941年底，日军南侵，香港沦陷，他举家隐居澳门三年。直至1945年，才返港定居。出任《工商日报》的总编辑。不久，他与同学黎君等创办了《新生晚报》，自任总编辑。该报虽为晚报，但每日正午12点先于其他晚报发行，且又能弥补日报之不足，因而很受香港工商界人士的欢迎，午饭时常常是人手一份。晚报副刊特色鲜明，办得颇为成功。由梁厚甫执笔的连载专栏《经纪拉日记》，最招人喜爱。专栏所载评论首创了兼用文言、白话、广东语的文体，被称为“三及第体”。行文精简明快，不堆砌名词术语，见解独到，鞭辟入里，嬉笑怒骂皆成文，成为香港通俗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1959年，梁厚甫举家移民美国。身在异邦，他仍然勤奋好学，笔耕不辍，一面孜孜不倦地研究新问题，如美国对内、对外政治、经济、军事政策，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等，一面专注于新闻特写文章。作品多刊载于新加坡《南洋商报》和香港《明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长篇文章多发表在香港《良友画报》。他的文章还常被《参考消息》等报择要或全文转载，声名也渐为中国人民所知，文章享誉海内外。他在香港发表的文章由天地图书公司辑成数册出版，反响颇大。

旅美后的梁厚甫以“自由记者”、“自由作家”的身份写文章。无文职束缚，无限稿烦恼，自由创作，更是精品迭出。文章风格独特，自成一体，更见其创作功力。

梁厚甫的文章路子宽，范围广。一方面指的是他的文章体裁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有通讯、评论、杂文、随笔等。另一方面是指他的文章的题材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从中国的哲学谈到中国的书法，从美国的总统竞选谈到美国的堕胎问题，纵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石油储备，展望未来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等，论题之多，令人目不暇接。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感都可拿来做文章，可长可短，对读者有价值就行。做文章关键是勤奋，做一个有心人。梁厚甫曾写过一篇《怎样写美国通讯》的文章，总结他20多年写美国通讯的经验，归纳起来就是勤于思考，勤于读书，刻苦钻研，认真分析。

梁厚甫文学功底深厚，知识渊博，写文章时，旁征博引，古谚俗语、诗文典故信手拈来。《经济之癌——石油与黄金》这篇通讯主要讲美国通货膨胀问题。一千多字的文章两处巧妙运用诗文典故。他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来说明，美国的民主自由是进步的，是好事，但因为石油价格直接影响美国人的生活，搞政治的人处理不好石油与经济问题，就会被美国人民运用民主拉下马。在谈到香港人窖藏黄金价值之高时，他又引用了一句古训“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恰当地说明黄金的输进也是造成香港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香港人不能不引起重视。梁厚甫还善用贴切的比喻，把较为复杂深奥的问题解释得通俗易懂，更使文章妙趣横生。还来看这篇文章，他把石油比作美国的经济之“癌”，当世界油价过度提高，石油又会成为美国经济上的“抗癌素”，比喻得多么恰如其分!文中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明知“癌”可转化为“抗癌素”，却仍用限价的办法令使国内石油价格延缓上升呢？作者巧妙地打了一个比方：“这可用一个医生为喻，一个好的医生，会劝病人节食，亦会劝病人减少胆固醇的吸入量。但开始的时候，这一个医生，必然为病人所腹非。美国的石油问题正是如此。”接下来再解释历任美国总统采取的对策读者就好理解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因此大增。

梁厚甫写的通讯、评论常常是开头不拘一格，结尾耐人寻味，仅一头一尾足以引人入胜。《美国商界的“年轻化”》用了一句中国人用俗了的成语“乳臭未干”来开头，别开生面：“一批年轻人是美国西部商界的风云人物。用一句成语来描写，都是‘乳臭未干’。尽管是‘乳臭未干’，但他们已是掌握了半个美国经济的人物了。”这些年轻人到底有什么能耐能这么牛呢？读者一定会被引得迫不及待地往下看了。《美国是否民主国家》则干脆紧扣标题，用设问和反问来开头：“如果问：美国是否民主国家？大家总以为我问得荒唐。美国是民主国家，早已为世界公认，还应该有此一问吗？”也有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也有以当前的焦点、热点事件为引子开头的，总之是不拘一格。含蓄的结尾仅举一例，如《“抵制国货才是爱国”》的结尾这样写到：“罗曼·罗兰说，自由自由，多少人假你的名义来骗人。现在也可以套上这一句话，说道：民主民主，多少人假你的名义来发怪论。我的怪论是：美国的月亮，比任何地方的月亮都小。”我们该怎么看待美国的自由民主？你自己去考虑吧。作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也给你留下了回味的余地。

梁厚甫的文章还善于以小见大。他的文章大的题材很多，小的题材也不少。从《白宫的老鼠》作者联想到美国众多令人头痛的问题，得出结论：“安禄山之乱，唐玄宗的宫中，也是老鼠为患，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从《排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里根的“一句外行话”引出作者对学无止境的感叹。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小事，他都能看出其中蕴涵的不平凡的道理。

有人这样评价梁厚甫的文章：宽厚中透露着“鬼马”。“鬼马”是广东话中的古怪精灵之意。你看梁厚甫文章的标题：《人鬼战争》讲的可不是鬼故事，而是美国的对外军事策略。《擦牙总统》其实要告诉读者，做美国的总统真难。《橘过淮则为枳》则说的是美国的移民后裔是美国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像《“口水多过茶”》、《慢慢来》、《半杯酒》、《美国的桃花源》等等不一而足，标题古怪，内容精灵，构思别出心裁，论理独树一帜，岂不“鬼马”？

不过，梁厚甫的为人压根儿不“鬼马”，蛮宽厚的。

作品 齐桓晋文之事

春秋战国之交有两霸。一个是齐桓公，一个是晋文公。既然是两霸，则齐桓晋文都是霸主，那是不争的；但是两个霸主，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线。

齐桓公走的是什么路线呢？《千字文》有两句话，把他的路线概括起来，就是“桓公匡合，济弱扶倾”。这八个字很好，毫不费力地把齐桓公的政策，写得活灵活现。即是以济弱扶倾的手段，来达到其匡合的目的。匡合以后，当然可以称霸。晋文公采取的政策刚好与齐桓公相反，即是以力征经营为手段，以求树立其霸权。话说天下大势

究竟齐桓公聪明呢，还是晋文公聪明呢？我们不能凭主观来决定，而应当理解天下大势。今天天下大势是什么？一句话，是蒺藜满地之局。蒺藜是一种有刺的蔓生野草，满布地上。表面看来，是一片青苍，但如果赤足踏上去，就会叫苦连天。不但人是如此，马也不能例外，所以唐诗有一句话：“虏骑奔腾畏蒺藜。”这句话所称的蒺藜，实际不止于草本的蒺藜，而是人造的蒺藜。把尖锐的铁钉子满布地上，你如果做赤脚大仙，那你就够受了。

所谓“满地蒺藜”之局，其义如下：

(一)东欧变色以后，一些人喜不自胜，以为世界从此天下太平，但是，现在事件平定下来，人们提出几个小疑问号，这几个小疑问号，会变成为一个大疑问号。小疑问号是：为什么苏联这样容易的放弃东欧？苏联对统一的德国原不放心，为什么苏联这样的乐于看到德国之统一？法国和德国是世仇，为什么法国今天，竟乐意于让德国做欧洲的老大哥？把这三个疑问号连接起来，就是一个大疑问号：是否德苏法早有预谋，苏联以东欧来换取德国，要结成一个德苏法的轴心？我们对这样的轴心，是不能轻视的。因为，就经济力量来讲，欧洲本来是第一，而美国第二，苏联第三。如果大哥与三哥并合起来，问题就出在二哥的身上。

(二)今天的戈尔巴乔夫，诚然是丛脞一身。不过，“包羞忍辱是男儿”，我们仍得一看苏联的实况。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经过一番努力，建成一个在军力上纵不能超过美国，至少也是一个受了美国畏忌的国家。这样的实力，至今仍然完整。今天美苏虽然签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苏联仍有足够的洲际导弹，仍有足够的核潜艇。如果苏联的军人忽然神经失常，一声揿钮，至少可以与美国同时变成为邱墟，或者说，同归于尽。

既然苏联还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今天的戈尔巴乔夫，皇皇如丧家之犬呢？这是有原因的。苏联由斯大林启其端，而勃列日涅夫承其绪，都患了急性病，以为世界革命，指顾可期，于是，没命地不要面包而要大炮。这好比有钱人家，只买金银珠宝而不买粮食和衣物，并且以金银珠宝，分送人家。自难怪有“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之一日。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每天给予古巴美金100万，而给予莫桑比克等非洲国家50万。给越南多少，尚无统计。这不是每星期每月而是每天，论援外之阔绰，苏联远在美国之上。

苏联人民购买日用品，都要轮候。由赫鲁晓夫时代而至勃列日涅夫时代，有加无减。这是有原因的。苏联为着要保持卢布的高价格，人为地把日用品和粮食的价格降低。经济原理告诉我们，政府的收买价格过低，生产者就不生产，另图别业。在戈尔巴乔夫的初期，人们轮候粮食，除了自用之外，还把多余的卖给人家去饲牲畜。因而人们对轮候，乐此不疲。因为，轮候不是为着饱肚皮，而是为着做生意，做生意是要付出时间的。轮候等于上班。

综括来讲，苏联的经济，可以说是严重失调，但未至于全面崩溃。苏联的军力，求称霸世界已不可能，同归于尽，是绰有余裕的。满地蒺藜之局还是满地地雷之局？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一件事：今天苏联的经济与军力，崩而未溃，但明天的德国(或者说，欧洲)，会成为美国的对手方，可能性是肯定存在的。因此，我们认为今天是满地蒺藜之局，语气还可能轻了一点，重一点，就是满地地雷。

为美国来借箸代谋，应该走晋文公的路线还是齐桓公的路线呢？当然以齐桓公的路线，危险较少。事实上，今天布什政府，有很多的迹象，走的正是这一条路线。“桓公匡合，济弱扶倾。”

先谈匡合。匡合就是点算美国可资依仗的国家。美国可资依仗的国家，当然以英国为首，加拿大也不会跑向别的地方。七大工业国家中，除去了美英加，留下来的是德法意日。由于苏德之接近，苏联对欧洲已减少威胁，因此，德法意至少在内心上已和美国有所距离，不如美苏对抗时认美国为可以急则相依。除去了德法意，留下来的是日本。在苏联未肯把北方四小岛交还以前，日本对美国不敢明说一个不字，但如果苏联放弃四小岛，日本未来的动趋，谁都不能说得准。鉴于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抢在英国首相梅杰的前头而访问中国，其间是大有透露性的。

就匡合的意义来讲，今天齐桓公的处境，实在并不太妙。

美国热心于促成中东和会，这不无济弱扶倾的意义，其目的，是造成中东方面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力量的均衡。美国这样做，是明智的。不过，做得到做不到，恐怕连布什和贝克，都认为未可知。这不是说，以色列本身有力量，可以抗衡美国，而是说，美国的机器里面，有无数的保险丝，当机器运行起来的时候，会闪出火光，忽然中断。

这些保险丝是什么？就是美国国内犹太裔的美国人。这些人，满布于美国的非官方与官方的机构里面。当机器运行起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抗命，仅是一时不慎，弄断了电流。如果追问责任，大家只能耸一耸肩。晋文公处下风

事实上，今天这样的保险丝，已充塞于民主党里面。民主党之所以收容这样多的保险丝，并不是为美国的前途着想，而是为着对付共和党，要报一箭之仇。自从卡特下台以来，共和党盘踞白宫的宝座，已十多年了，今后望下去，共和党再盘踞四年至八年，实际是易如反掌。何以故？在中东方面，布什抑制了侯赛因以后，早已声望大隆。然而百尺竿头，仍再进一步，莫斯科高峰会以后，美国的老百姓认为，布什已替他们搬走了心头重石，“驯悍记”表演得十分成功。是否真的成功，有识之土可能认为，还待商讨，但是，大部分的美国老百姓，惯于接受票面价值，认为让一个老谋深算的中央情报局旧人做总统，实在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们民主党哪里有人？民主党心所谓危，故不能不延揽保险丝，搞小动作，企图停止中国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也是小动作之一端。

在中东和会问题上，民主党的小动作将会层出不穷。民主党向来认为，对中东问题，民主党是识途老马。以色列之复国，是由民主党的杜鲁门搞出来的。卡特在位的时候，曾搞过戴维营会议，令以色列和埃及的领导人，聚首一堂。因此，中东和会如想成功，布什不能不向民主党来领教。民主党之一厢情愿，打不动布什。布什自己知道，凭自己的声望，以色列愈反抗，自己的声望愈隆。以色列之反抗，可以转移阿拉伯国家的人心。以色列亦可能和民主党一般，搞小动作，但亦以小动作为限。深一层来讲，美国国内的犹太裔人，虽然盘踞要津，但仇家不少。黑人和西班牙语系人，对犹太人向来不满，其他非犹裔的高加索人，有些虽受犹裔人的雇佣，但到了票箱前边，怎样投票，外人是无从知道的。

这就是说，今后四年以至八年，美国还是共和党的天下，亦是说，今后四年以至八年，由于德国和日本的羽毛未丰，齐桓公要匡合，还是可以匡合的。共和党谋士之言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迪玛(Lowed Dittmer)，人们多称之为共和党的谋土。最近迪玛教授发表文章，提倡“一家三口说”(menagea trois)。这也是“桓公匡合，济弱扶倾”的注脚。什么是“一家三口说”呢？那就是认为，往日世界大三角之说，已不复存在了。代之而兴的，是“一家三口说”。三口虽然不是三角，但依然是三。不论美国如何之强大，始终无法统三为一。以下是迪玛教授的基本论点：

在“后冷战时期”中，由于莫斯科与北京之接近，在战略问题上，“中国牌”依然是值得重视的。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对此不能掉以轻心。虽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又是继美苏之后出现的核大国，无视中国，是不智之举。“一家三口说”与“世界大三角”说之所以不同，由于三方可以从“三角对抗”而变成为“三口成品”。今后三方的关系是日趋缓解，而不是日趋紧张。

迪玛教授承认，在目前来讲，“一家三口说”是战略上的，也是受了客观条件所制约的，不是说，会一成不变。如果世界出现了“剧变”，如核威胁之类，往日三角对峙之局，仍可能出现。(按：所谓剧变，应该是指：(一)苏联军人突然失去理性；(二)德日不受美国的羁縻而另寻别路，拉走了苏联或中国；(三)美国逼到中国和美国擘纲巾之类。核威胁不过是概括性的示例。)

西方的传媒，过度地渲染苏联力量之解体，过度地鼓吹苏联必然放弃马列主义。事实上，苏联是富家儿落难，怀着钞票去行乞。

在一段长时期，中国仍将走社会主义路线。但是，中国所走的，将不是保守僵硬的社会主义路线。亦即是说，对西方文化，是具有吸收性的。

姑不问迪玛教授是否戴了有色眼镜来看问题，但对于一些凭直觉来看问题的人，不无暮鼓晨钟之效。(选自《梁厚甫文选》(下卷)，新世纪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赏析 一篇“鬼马”的评论

赵超构

传略 善写专栏的新闻家赵超构

人们称赵超构(林放)有“三不朽”。古人说的“三不朽”，是《春秋左传》所谓“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我们可以说他的三不朽是为记者立德，为共和国立功，为人民立言。那就是：1944年访问延安，写出了能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相媲美的《延安一月》；创办新中国第一张晚报《新民晚报》成功；60年来手不停笔写作杂文万余篇。

赵超构(1910-1992)，笔名林放、沙，生于浙江瑞安县龙川乡，龙川乡今属文成县，是明代开国元勋刘基的家乡，因以刘基谥号“文成”为县名。他出身“三代带廪”的书香门第，曾祖父赵恒东，祖父赵廷儒、父亲赵标生都是廪生。赵母端庄贤淑，平和善良，但体弱多病，超构生下来就吮吸畲族山村农妇的奶汁长大。山区农民淳厚的气质，孕育了超构质朴、勤奋、坚忍不拔的品性。他终身“以牛为师”，60年笔耕至最后一口气的新闻人格，从这里可以找到起因。14岁以前在龙川乡读私塾，15岁考入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艺文中学。“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生命的航程中发生了转折，革命的风风雨雨，唤醒了他的爱国心，他和许多同学上街游行，抵制日货，脱离了教会学校。1926年考进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一中)，省下零用钱买了大量进步报刊和书籍，不自觉地组合新闻杂家的知识结构。1929年东渡日本，参观、访问思考探索救国的道路。一年的考察思索使他认识到，经济是社会的命脉、基石，要改变贫穷、落后、愚昧的旧中国面貌，关键在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回国后，1930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经济系，克服了数理化基础薄的种种困难，以优秀的毕业论文《世界短期资本之研究》完成学业，论文发表于1934年6期的《东方杂志》学术刊物。这年他放弃了学校推荐的上海银行工作，投身南京《朝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辑与主笔，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报人生涯。在六十年如一日的笔耕中，焚膏继晷，孜孜兀兀，经常一日一文，力耕数以十计的专栏。

赵超构于1934年，怀抱经济专业知识，踏进报坛，矢志以“言论报国”、“走韬奋的路子”，从经济评论与“小评”专栏开笔。他一进《朝报》马上显示了他的经济学识与新闻言论才华。他发表的经济专论有《数字上的中国经济》、《评中国银行的报告书》、《中国金融危机之诊断》等数十篇。《数字上的中国经济》一文，通过一系列数字，透视资金的流转之停滞情形，由于资金集中于都市，都市又集中于上海，内地农村资金干涸，引起农村经济崩溃，工业危机，工商业破产等，最后他尖锐地指出，原因在政治经济的完全不自主，资本主义国家正藉倾销、关税以转嫁其恐慌于农业国，我国如此，其他殖民地何属不然。举其一二可见其经济实学与科学分析之一般。他从经济评论、国际评论，逐步转移到社会批评的《小评》专栏。“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朝报》立即给予报道，他主持的《小评》以比平时多一倍的篇幅，刊载了《十二月九日》、《外交纠纷》、《新的“反动”》等六篇小言论。接连又发表了《请放开民众运动》、《不应责备学生》、《如何抚慰学生》等小评论，为“一二九”运动伸张正义，驳斥汉奸卖国贼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污蔑。他以“沙”发表的小评论，鞭挞社会丑恶，要求抗日民主，重视体育评论，具有一定的文化沉思与思想力度，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写了《驳广田谈话》、《有进无退》、《王道·乐土·火坑》等一系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评论。后来局势危急，《朝报》先撤至武汉，继续出版。这时他发表了大量评论，并广泛搜集材料编辑出版了《战时各国宣传方策》。1938年1月15日，创刊于1929年的民间报纸《新民报》，由南京迁至重庆复刊。赵超构的父亲年近花甲要他赴渝，他决定脱离迁昆明的《朝报》，加入重庆的《新民报》。他在《新民报》，先编辑国际新闻，不久改任主笔，专写社论和小言论。

1941年11月1日《新民报》晚刊创刊，赵超构以“沙”为笔名，刊于二版的“今日论语”专栏也于创刊号出台。“今日论语”专栏是解放前赵超构撰写的主要言论专栏，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年之久。开始时，由张慧剑与赵超构轮流执笔，刊至1943年6月暂停。从1943年8月1日起“今日论语”移至《新民报》日刊继续刊出，成为赵超构个人专栏。1946年5月1日，他前去上海创办《新民报》晚刊，“今日论语”专栏转移此续刊一直出到1948年冬。脍灸人口的“今日论语”专栏，赢得读者。

赵超构开笔于1943年6月18日成都《新民报晚刊》副刊《出师表》头条位置的“未晚谈”专栏，终笔于1992年逝世前。未晚谈“专栏是中国新闻史上坚持时间最长、跨度最大的一个杂文时评专栏。”未晚谈“历经新旧两个社会，波折三起三落(1943-1948；1960-1966；1982-1992)，时跨半个世纪风云，”兑现了他“写呀写呀直至最后一口气”才终笔的诺言，是赵超构人格、报格、文格的结晶。他用数以万计的专栏评论，构筑蔚为奇观的小言论长城，是我国报刊史上名副其实的专栏作家。

赵超构的专栏评论内容极为丰富。他以世象、社会批评为主体，笔触所及，宏观宇宙之大，微观苍蝇之末；上至领袖伟人，下及平民凡人，乃至“有理教太公”的小娃娃。纵笔所至新闻热线人物当以千计。所评世象、社会问题，常常引起社会舆论效应，其文常为权威报刊转载，其言常常触及最高决策层的神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与重视，甚至引为决策依据。

赵超构的专栏评论在师承邹韬奋小言论及鲁迅杂文风格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杂文借鉴了韬奋那种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直言快语抨击时政的特点，又学习了鲁迅那种幽默、讽刺、尖锐、泼辣的杂文味。他的杂文是新闻性随笔式杂文。他常常信手拈来，随物赋形，挥洒自如，涉笔成趣，含有的深刻的历史沉思与浓郁的文化意蕴。因而被时人称之为“林放式杂文”，并认为“达到了中国报纸上艺术性短文、评论的新高峰”。

赵超构走的是由编辑、主笔而记者的独特道路。1944年5至7月间，在评论界享有盛名的赵超构，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重庆出发，行程九千里，历时70天，特别是对延安进行了为期34天的参观、考察、访问。重听，“一向无记笔记习惯”的他，就凭心记、感悟、理解，写下了约13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于7月30日和8月3日，分别在重庆和成都《新民报》陆续刊出，于10月18日登完，当月集结出版。《延安一月》，首次客观公正地报道了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并提出“新社会试验区”的新概念，立时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延安一月》，采访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王震等，还采访了丁玲、陈学昭、陈波儿、范文澜、王实味等。他对人物的描写绘声绘色，对人物的评点以及处境的把握准确。该书5个月就重印了三次，销量达数万册，引起轰动性社会效应。毛泽东看了后说：“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把这篇报道比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日本也很快翻译此书出版。(晁鸥、则玲：《赵超构》，第51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4月版)

赵超构是一个敬业的报人，勇于探索晚报之道，不断提出新的办报主张。他在《朝报》开笔不久，便与马寅初笔谈探索“傻报”之道，以“认真”(记真事、认真理、讲真话)、为“为民喉舌”的“傻报报人”为追求目标。在他60年报人生涯中，几乎年年都有谈办报之道的专门文章。历经长期的新闻实践与探索。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著名的“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的晚报方针，接着又勇闯禁区，发表《关于社会新闻的一些意见》。“文革”后，在《新民晚报》复刊时，年逾古稀的他还提出了“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的十六字晚报方针，其办报宗旨，衍化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他的鼓吹下，20世纪80年代一度掀起晚报热，报纸销路上扬至160万份。

赵超构既是新闻家又是社会活动家。他的社会活动也十分活跃，毛泽东七次接见他，并作竟日长谈、长夜之谈。他是《新民晚报》终身社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记协副主席、全国晚报协会会长、上海市政协常务副主席。

赵超构以牛为师，甘愿为人民“掏一把出来”，“一笔曾当百万师，手不停椽至去时”，一生笔耕不辍，出版有《世象杂谈》、《林放杂文选》、《未晚谈三编》等著作。

作品 初见毛主席

毛泽东先生招宴，是在6月12日下午6时，那天早上便发来了浅红色的请柬，招待人同时说明，希望我们在下午4时就去，为的在晚餐之前可以先和毛先生作长谈。

对于一个中央领袖的宴会，我们是没有理由敢于迟误的，大家都准备好了，上车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未免不郑重，而颇想去穿一双袜子，但招待人坚决保证说，毫无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渡过清浅的延河，驶行了10分种，在山谷中露出一所长方形的洋式建筑，那便是中共办公厅和大礼堂了。再驶近一看，环绕着这建筑的山腰，排列着无数的窑洞，那是办事人员的住宅，车子一直驶进大门。门口站着两名卫兵，是我到陕北来所见到的最整齐的红军。

我们被引导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这个客厅，也是延安最漂亮的了，又长又宽，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可以坐四十个人的丁字形桌子，洁白的桌布，摆着鲜花，壁上除了四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两边，一幅是斯大林委员长，另一幅是毛氏本人的。

客人们纷纷到来，各找着对手谈话，我发现许多延安干部穿着草鞋来会见他们的领袖，这颇使我安心。因此。我也就坦然靠在沙发上，依着我的习惯，伸着赤裸裸的两只脚，点上一支此间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解除了所有客人的局促与矜持。

等候了半支烟的工夫，毛先生昂然走进来。

由周恩来先生介绍，毛先生和我们一一握手。

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谈话会大约继续了三个小时之久，先由毛先生说一段话，再分别答复各报记者提出的问题。

几十分钟的话，如拼作一句讲，就是“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认为惟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统一，也惟有民主的政治，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这种议论本是我所预料的，我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异。使我觉得意外的，倒是他的词句异常的审慎平易，语气虽坚决，可不像一般延安朋友那种“张脉愤兴”的样子。我当时想，假如把毛先生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也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事实上，对于民主的原则，我们任何人都几乎没有什么异点可资辩论，至于民主的程度，以及这一党对于那一党派所施行的民主作怎样的估计，那就难说了。

一边想着，一边倾听，日色渐渐向晚，通红的夕阳映着满堂辉煌。我一眼看到毛先生背后的油画上，斯大林委员长左手倚着桌子，伸着右手，摊着掌心，眉飞色舞地面对我们，似乎在雄辩，又似乎在向我们说教。

这时候，一种思潮蓦然在我脑中起伏。斯大林不是一个伟大的坦白的现实主义者么？他从来不创造什么空中楼阁的漂亮议论，他的议论一贯是为现实的斗争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对于承受斯大林作风的中共领袖们的议论，与其从议论本身去理解，实在还不如从他们环境的需要去理解——只有这样，才易于接触真相吧!

晚餐以后。我们在大会礼堂看戏。

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场。

对于平剧缺少修养的我，这四出戏，算是比较能够理解一点的，在开幕前的锣鼓声中，我静坐在最前一排，胡乱地思索着这四出平剧是否也有共产党的宣传意味，《打渔杀家》之为革命剧，大概是无异议地可以通过了。《鸿鸾禧》是否表现恋爱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古城会》有没有强调关羽精神？而《草船借箭》是否有类乎此间所传说的游击战故事？

用这类的眼光来看戏，本是大杀风景的事：以这样的观点来评戏，实在也是很幼稚的，但在当时，却无论如何驱逐不了这样的思考。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现坐在我右侧，和我并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

一时，我有点感到局促，但立刻便觉坦然了。因为此时见到的毛先生，并不是今日下午坐在主席位上肃然无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了。大概是吃了几杯酒吧，两颊微酡，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和我们谈话。

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

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

散场时，已经夜11时，毛先生以微笑送客。在归途上，缺月衔山，清光似水，朋友问我今天得到了什么印象，我明快的答道：“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在这里，不妨带便谈一谈我对于毛泽东先生的印象。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以内的权威是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毛泽东说一声“组织起来”，于是通过干部，通过报纸，以至于无知识的乡农都说“组织起来”。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自然，单从宣传作用上去理解毛氏的权威，是不公道的。在造成毛氏权威的因素中，他本身的特点也绝不能抹煞。他本身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曾以这个问题就教于许多共产党人，同时自己也冷眼的观察，综合起来，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舶来品，在过去所有的共党领袖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原版翻印共产党理论，却不知道怎样活用到中国的社会来。在以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这种作风的不受欢迎，是无可避免的。毛泽东则不然，他精通共产党理论，而同时更熟悉中国历史。据说，从中学生时代起，历史是他最喜欢的课程，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斯大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中国的史书包括许多统治民众经验，同时也指示许多中国社会的特性，精通了这些，然后可以知道在某种程度以内尊重传统的力量，或利用旧社会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此外，再加上共产党所有的组织宣传，以及列宁斯大林的经验，毛泽东成功了。

边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上面的论断。这个有机会时再说，我现在先提一两件小事为例。

在我们想象，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溢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妆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综合品。在边区，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是要被笑为落伍表现的，“打倒洋教条主义”是他们整风运动之一点，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的教训，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之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

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工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工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

我无意介绍共产党党员对他们领袖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批评或者有溢美之处。我也不想在这里判断毛氏在政治上的功过是非，因为这是颇费口舌的工作。我现在只分析了毛氏比他们的一般干部有什么特别优长之处，这是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人们所应该知道的。(这是《延安一月》中的一章)(选自晁鸥、则玲《赵超构》，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4月版)

赏析 以“平视”角度看延安的毛泽东

萧乾

传略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

萧乾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这种多重身份构成了其多姿多彩的人生。他的报告文学和特写，多以读者所关注的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为题材，用事实说话，不发空论，具有很强的新闻性。萧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国在欧洲少有的几个战地记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参与国际报道的记者。

萧乾(1910-1999)，原名萧炳乾，出生于北京一个贫寒的蒙古族家庭，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年少时，父母相继去世，从此，他为了生存，为了追寻理想，独自在世界上漂泊和奔波，开始了“未带地图的旅人”生涯。1926年，他考入北新书局当学徒，同年，因参加北京崇实中学的共青团组织而被捕。在保释后，化名萧若萍，到广东汕头任国文教员。童年时代的悲惨经历，青年时代的漂泊生活，造就了他顽强、正直、敏感、忧郁的个性，也使他踏上了崇尚自由、追求光明的征程。1930年秋，他考入了辅仁大学英文系，三年后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师从于美国教授、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并在他的启示下选择了新闻与写作的道路。

1935年，萧乾毕业于燕京大学，随后进入《大公报》，主编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兼任旅行记者，由此投入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新闻与写作事业。在随后的差不多4年时间里，他先后精心编辑着《大公报》“文艺”副刊，使这块副刊成为当时对新文学贡献较大的报纸副刊，“其作用不亚于五四时期的‘学灯’副刊”。(李辉：《人生扫描》，第13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他所写的有关鲁西水灾区的一组报道《流民图》，推动了赈灾工作的开展；抗日战争初期，他写的农民领袖林炎发的报道《林炎发入狱》和民工抢修国际公路的报道《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新闻特写突出了萧氏的“长项”——旅行特写，奠定了萧乾在《大公报》乃至中国新闻史上名记者地位。

1939年10月，萧乾抵达伦敦，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报道战时的英国。1944年，萧乾放弃剑桥学位，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驰骋欧洲战场，亲历两次伦敦轰炸，冒着战火硝烟，随英军几渡英吉利海峡，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河畔，为《大公报》采写报道。联军攻入柏林后，作为第一批进入柏林采访的记者，他深入到希特勒的元首府，目睹了第三帝国的崩溃。他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从欧洲战场前线源源不断地向国内发回最新的战地报道及战时特写，《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到莱茵前线去》、《南德的暮秋》等作品都以颇具特色的犀利笔触和满怀正义的激情，愤怒地控诉希特勒的法西斯暴行，热情讴歌了欧洲人民反法西斯的英雄业绩，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军民。战后，往来于欧美两洲，他又相继采访报道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英国大选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等重大历史性事件，这些都成为中国记者引以为荣的骄傲。基于这些经历，他被称为“跨越时空的世界级记者”。

萧乾的通讯报告新闻性强，材料丰富，善用典型事例，内容翔实，文字活泼洒脱，手法富于变化，因而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又能给人以艺术感染，对当时以及后人颇具影响。作为《大公报》的记者，他在国内外进行广泛采访，写了大量通讯报告，对于国内的抗战现实，他“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人生采访·题记》)。一方面赞颂了国民党军队下层军官士兵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支撑抗战局面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则揭露了“这个古国在种种现代花样下，蕴藏着怎样根深蒂固的腐朽卑污”(《人生采访·题记》)。《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以动人心魄的笔墨，描绘了2500万民工“铺土、铺石，也铺血肉”的事迹，对修路民工唱出了热情的赞歌，表现了人民群众无比的创造力；同时作品还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不顾筑路民工的生计和死活，使他们在过着几乎乞讨的艰苦生活和不安全的施工条件下成千上万地死亡的罪行。萧乾也有赞颂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作品。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以绚丽多彩的笔墨，展示了战时英国伦敦“善与恶”、“好或是坏”相交织的五花八门的景象。

他的每一体裁的作品，都可跻身于杰作之列。他也无可争议地被人称为“作家”、“翻译家”。其实，对于这些称呼，他自己更喜欢的是“记者”、“报人”。作为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从投身于新闻事业那天起，他的笔就永远与人民、社会和生活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从早年他深入鲁西水灾现场采访写下的震动全国的报告文学作品《鲁西流民记》、抗战时期写出的《刘粹刚之死》、《血肉筑成的滇缅路》，还是在二战时期所撰写的颇具特色的新闻特写，抑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新闻报道中，我们都可以看出萧乾的新闻特写的一个重点就是对人的关注。

我们从他慢慢形成的性格特点和文风来看，他最适合的写作题材就是新闻特写。作为斯诺的学生，萧乾和他的老师一样，并不喜欢盲目地追求新闻热点，而是静静地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人在一定条件下的存在进行关注。在他记者生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的特写就体现了他的风格，在对于二战的特写中，我们几乎看不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战争场面描写，而是德国飞机轰炸下的英国妇女，大诗人艾略特去做防空的巡视员，甚至是小动物在二战下的命运。读者通过他敏锐捕捉到的那些看似细小和生活化的细节可以知道和了解战争中战争后发生了什么事，战争中人民的命运是怎样的，同时他对问题的看法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读者。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正是如萧乾这样，并不是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于读者的目光之下。他知道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从怎样的一个角度上让读者看到事件的真相，投入到新闻事件当中去，而忘记记者的存在。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萧乾的心是永远向着苦难中的人民的，他的文章从来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无关紧要的描写，他紧紧抓住了人这个决定性的元素，通过对形形色色人物的记述描绘了一幅辽阔的欧洲二战风云图。在他的笔下，坚毅的人民、凶恶的侵略者都与当时的环境相结合，这也使他的的战场新闻特写直到现在还能穿越时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此外，萧乾是中国记者从欧洲战场讨经验给国人以消息的第一人。他明白，重大事件有英美新闻处不惜工本的专电和军事新闻影片，不用他操心。所以他写伦敦轰炸，就专写小事。或如作水彩画，在设计和用色上都十分细心，或使其成为一幅明朗生动的速写。他的作品中有英国人民在钢铁崩裂，房屋坍塌，生命存亡未卜的情景中，如何永远不失去其从容和幽默，不失去对战事好转的信心的描写，使读者体会到在不幸与死亡之中又蕴涵着生机，引起国人一种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在萧乾的作品中，他将“新闻叙事”和“文学抒情”结合得恰倒好处，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萧乾，一个颇具传奇经历的人物，一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为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他，是二战期间少有的中国随军记者，随盟军转战欧洲战场；作为作家的他，曾被誉为“京派作家的后起之秀”；作为翻译家的他，在80多岁高龄时，仍然与夫人文洁若女士一起着手翻译英国著名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所经历的人生风雨，正折射出8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世事变迁。

作品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有谁还记得幼时初初涉足“罗汉堂”的经验吗？高耸的石级，崇丽的堂宇，乳鸽雏燕在阴森黑暗的殿顶展翅盘旋，而四壁泥塑的“云层”上排列着那一百零八尊：盘膝而坐的，挺然而立的，龇牙笑着的，瞪眼嗔怒的，庄严、肃穆，却又诙谐，一种无名的沉甸压在呼吸器官上。

旅行在崭新的滇缅路上，我重温了这感觉。不同的是，我屏息，我微颤，然而那不是由于沉甸，而是为那伟大工程所感动。正如蜿蜒山脊的万里长城使现代人惊愕得倒吸一口凉气，终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也将抱肘高黎贡山麓，感慨万千地问：是可能的吗？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车路，三百七十座桥梁，一百四十万立方尺的石砌工程，近两千万立方尺的土方，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不曾动用巨款，只凭二千五百万民工的抢筑：铺土，铺石，也铺血肉，下关至畹町那一段一九三七年一月动工，三月分段试车，五月便全路通车。

你不信，然而车沿怒(潞)江岸，沿梅子箐驶过，筑路的罗汉们却还在屈着腰，在炽热的太阳下操作。车驶到脚前他们才闪开，立在那陡岩绝壁的新缺口。山是巉峭森凛得怕人，亚热带古怪的藤蔓植物盘缠在硕大的木棉蜂桐上宛如梁柱。汽车爬坡时，喘吁也正如幼时登罗汉殿石级那样吃力。千千万万筑路罗汉们：秃疮脑袋上梳着小辫的，赤背戴草笠的，头上包巾、颈下拖着葫芦形瘦瘤的，捧着水烟筒的，盘坐捉虱的，扶着锹镐的，一个个站在路边，或蹲在山脚，定睛地望着。(嘿，悬崖上竟跑起汽车了，他们比坐车的还高兴!)罗汉们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脚的闺女。当洋人的娃娃正在幼儿园拍沙土玩耍时，这些小罗汉们却赤了小脚板，滴着汗粒，吃力地抱了只簸箕往这些国防大道的公路上“添土”哪。那些羞怯的小眼睛仰头望到我时，真像是在说；“你别嫌我岁数小，在这段历史上，我也搓了一把土哩!”二、桥的历史

挖土铺石凭的还仅仅是一股傻力气，桥梁和崖石才是人类血肉的吞噬者。异于有钢架的火车桥，公路的桥梁时常是在不知不觉中便开过去了。有一天，也许你会跨过这已坦夷如平地的横断山脉，请侧耳细听，车轮下咯吱吱压着的有人骨啊!长城的修筑史已来不及搜集了，我们却该知道滇缅路上那些全凭人力搭成的桥梁是怎样筑成的。并不是“上帝说有桥，于是就有了桥”，每座桥都有它不平凡的来历。修胜备桥的桥基时，先得筑坝，把来势凶猛的江水迎头拦住。然后用田塍上那种水车，几十只几百只脚昼夜不停地踩，硬把江水一点点地淘干。然后还要筑围坝，最后下桥基。下桥基的那晚，刚好大雨滂沱。下一次，给水冲掉一次。这时，山洪暴涨了。为了易于管理，一千多桥工是全部搭棚聚住在平坝上的。江水泛滥到他们的棚口，后来侵袭到他们的膝踝。可怕的魔手啊，水在不息地涨，终于涨到这千多人的胸脯。那是壮烈凄绝的一晚：千多名路工手牵着手，男女老幼紧紧拉成一条受难者的链索，面着这洪泛(液体的坟土!)绝望地哭喊。眼看它拥上了喉咙，小孩子们多已没了顶，大人嚎啕的气力也殆尽。身量较高的，声嘶力竭地嚷：“松不得手啊!”因为那样水势将更猖獗了。——半夜，水退了。早晨，甚至太阳也冒了芽。但点查人数的结果，昨夜洪流卷去了三四十个伙伴。

如果有人要为滇缅路建一座万人冢，不必迟疑，它应该建在惠通桥畔。怒江在全国河流中踞势之险峻，脾气之古怪，读者或已闻名了。《禹贡》里的“黑水”据说就是它，老家在西藏泡河老，经西康循他念他翁山和柏舒拉岭而入滇，是中国西南部一条巨蟒。它的东岸屏他念他翁余脉的怒山，西岸便是害得汽车呜咽喘嘘三小时的高黎贡山，(属喜马拉雅山系，来头自也很大!)山巅虽然有时披雪，躺在山麓下的怒江，温度却时常在105度，有时热到118度。江流多险滩，水质比重又轻；既无舟楫之便，即想利用江水冲运木料也不易。当惠通桥未修成时，每年死在渡江竹筏上的人畜不计其数。一九三一年有侨商捐修了一座铁索桥，造福往来商旅，功德无量。惠通桥工程虽浩大，还仅是沿用旧墩，加强原有载重力而已。但其艰险情形，听了已够令人咋舌的了。

惠通桥的铁工是印度人，木工是粤人，石工多是当年修筑滇越铁路的云南人(他们个个都有一段经历)。但还有并无专技却不容泯没的一工，那是“负木料者”。为了使桥身坚固，非使用栗木不可，十个月修桥，有半年时间都用在搬运木料上。如果栗木遍地皆是，自然就没有什么神话意味了。然而栗木稀少得有如神话中的“奇宝”。它们长在蛮老凹(属龙陵)，藏在原始的深山密箐中。七八天的路程，摸着悬崖，在没人的鬼剑草丛中钻出钻入，崎岖得不可想象。半年来，有近百人经常在蔽不见日的古森林中，披荆斩棘地四下寻觅，砍伐下来，每天又有几百人抬运。好沉重的栗木啊!每十五个人搬运一根：七个抬，八个保驾。这样搬了一千根，才筑成了这座驮得动钢铁的桥。

筑桥自然先得开路。怒江对岸鹰嘴形的惠通崖也不是好惹的家伙。那是高黎贡山的胯骨。一百二十个昼夜，动员了数万工人才沿那段悬崖炸出一条路。那真是活生生一幅人与自然的搏斗图，而对手是那么顽强坚硬。一个修路的工头在向我描述由对岸望到悬崖上的工人时说：“那直像是用面浆硬粘在上面一样，一阵风就会吹下江去。”说起失足落江时，他形容说：“就像只鸟儿那么嗖地飞了下去。”随之怒江起个漩涡，那便是一切了。但这还是“美丽”点的死呢。惨莫惨于炸石的悲剧了。一声爆响，也许打断一条腿，也许四肢五脏都掷到了半空。由下关到畹町，所有悬崖陡壁都是这么斩开的啊!

一个没声响但是更贪婪的死神，是那穿黑袍的“瘴毒”，正如阴曹地府里有牛头马面，当地人也为这神秘病疫起了许多名称。如龙陵、芒市段的双坡、放马厂、芭蕉窝等地，据说是流行着：一、泥鳅痧——症象同一般发痧，腹痛，土治法是把胸脯刮出红筋。但红筋若翻过肩膀，生望便濒绝了。二、哑瘴——发烧，把手放到脑顶上都觉发烫。随后又发冷。渐渐神志昏迷，不能讲话。据说患者延至三天必死。三、肛疔——一位路工指导员曾染此症，病象是骤冷骤热，呕吐昏晕。死后发见肛门内有菜子状疹豆。四、羊皮痧——头痛，皮肤起红点；燃之以火，噼啪作响。及红点一黑，人即完事。另外，还有无数种神秘病症。总之，永昌以南的路工死于瘴毒的数目很可惊人。如云龙一县即死五六百，筑梅子箐石桥的腾越二百石工，只有一半生还。

虽然有些人武断地否认瘴毒的存在，直谓为“恶性疟疾”，而许多云南朋友又把这“如一股旋风，腾地而起”的“五彩虹氲”说得那么神秘。我不谙医学，不便妄作论断。但只要看看边地筑路工人的生活情形，即知死亡以种种方式大量侵入，原是极其自然的。这些老少英雄们很多是来自远方的，像蒙化、顺宁、腾冲。公路并不经过他们的家乡——时常须走七八天的路才能抵达。他们负了干粮(还有没粮可带的穷人，白天筑路，晚上沿门讨饭)。爬山越巅地走到工作地点，便在附近的山坳里扎了营。地势是低洼潮湿的，四面为蛲岩围起。一路上，山箐里这些“棚”中腾起缕缕炊烟，棚子其实只有两根木棍作支架，上面散铺着树叶，低矮到仅容一个人“钻”进去。遇到阴雨，那和露宿实在分别不大，而赶工的时期刚好就在雨季。那小棚是寝室、厨房，又是便溺坑。白族路工炊饭的燃料是捏成饼形的牛粪。

这便是为烈日晒了一天的罗汉们晚上安歇的地方!三、历史的原料

龙潞段上有位老人，年纪已快六十了，带着儿孙三代，同来修路。放工时，老先生盘膝坐在岩石上，捋着苍白胡须，用汉话、白族话对路工演讲这条国防大道的重要，并引用历史上举国反抗暴力的事迹。他不吸水烟筒，但喜欢闻鼻烟。生活是那样苦，他却永远笑着。他是用一个老人的坚忍感动着后生。在动人的故事中，这是唯一不令人听完落泪的了。到了保山，我才知道连这位老头儿也为瘴气摄去了。临死，他还望了望那行将竣工的公路，清癯、满是皱纹的脸上，浮起一片安详的笑容。

沿途我访问了不下二十位“监工”，且都是当日开天辟地的先驱者。追述起他们伙伴的惨剧，时常忍不住淌下泪来。干活太疲倦，因昏晕而掼下江的；误踏到炮眼上，崩成粉末的。路面高出山脚那么多，许多人已死掉，监工还不知道；及至找另外的尸首时才发现。像去年四月二十五日，腊猛梅子箐发放工资时，因道狭人多，竟有路工被挤下江去。等第二天又有人跌下去时，才在岩石缝隙发现早先掉下去的。

残暴无情莫过于黑色炸药，它眼里没有壁立千仞的岩石，更何况万物之灵可不经一锤的人!像赵阿拴明明把炮眼打好，燃着。他背起火药箱，随了五个伙伴说说笑笑地往远处走了。火捻的延烧本足够他们走出半里地的，谁料他背着的火药箱装得太满了，那粉末像雪山蛇迹般尾随在他们背后。訇地一声，岩石炸裂了，他们惬意地笑了。就在这时候，火却迅速地沿了那蛇迹追踪过来，而且直触着了他背着的火药箱。在笑声中，赵阿拴同他的伙伴们被炸到空中，然后落下江心去了。

更不容埋没的是金塘子那对好夫妇。男的打炮眼，一天挣四毛，女的三毛，工作是替他背火药箱。规定每天打六个炮眼，刚好日落西山，双双回家。

有时候我们怪马戏班子太不为观众的神经设想，而滇缅路上打炮眼的工作情形如果为心灵脆弱的人看到，也会马上昏厥的!想在一片峭岩绝壁上硬凿出九米宽的坦道，那不是唾手可成的。打炮眼的人是用一根皮带由腰间系住，一端绑在崖脚的树干上。然后，人如桥上的竹篮那么垂挂下来。挂到路线上，便开始用锤斧凿眼。仰头，重岩叠嶂，上面是乔木丛草，下面江水沸锅那么滚滔着，翻着乳白色的浪花。人便这样烤鸭般悬在峭壁上。待一锤锤把炮眼打好，这才往里塞炸药。这并不是最新式的爆炸物，因而在安全上是毫无保障的。为了防止它突然爆炸，须再覆上一层沙土，这才好点燃。人要像猿猴般即刻矫健地攀到崖上。慢了一步，人便与岩石同休了。

那一天，这汉子手下也许特别勤快。打完六个炮眼，回头看看，日头距峰尖还老高的。金黄色的阳光晒在大龙竹和粗长的茅草上。山岚发淡褐色，景色异常温柔；而江面这时浮起一层薄雾，一切都在鼓励他工作下去。“该歇手了吧!”背着火药箱的妇人在高处催着他。她本是个强壮女人，但最近时常觉得疲倦，一箱火药的重量可也不轻呢!

他啐了口唾沫，沉吟一阵。来，再打一个吧!

这“规定”外的一个炮眼表征什么呢？没有报偿，没有额外酬劳，甚而没人知道。这是一个纯朴的滇西农民，基于对祖国的赤诚而捧出的一份贡献。

但一个人的体力和神经的持久性毕竟有限，而自然规律原本无情，赤诚也不能改变物理因果。

这一回，他凿完了眼，塞完了药，却忘记敷上沙土。

訇地一声，没等这个好人爬远，爆炸了，人碎了；而更不幸的，火星触着女人的药箱。女人也炸得倒在崖边了。

江水还浩荡滚流着，太阳这时是已没山了，峰尖烘起一片红光，艳于玫瑰，而淡于火。

妇人被担到十公里外工程分段的茅屋里，她居然还有点微息。血如江水般由她的胸脯胁缝间淌着，头发为血浸过，已凝成稍粘的饼子。

过好一阵，而且就在这妇人和世界永别的前一刹那，她用搭在胸脯上的手指了指腹部，嗄声地说：“救救——救救这小的……”

随后，一个痉挛，这孕妇仅剩一缝的黑眼珠也翻过去了。

这时，天已黑了，滇西高原的风在旷古森林中呼啸着，江水依然翻着白浪，宛如用尖尖牙齿嚼啃着这悲哀的夜，宇宙的黑袍。

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吭歌，你可也别忘记听听车轮下面咯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少的原料。一九三九年三月(选自傅光明《萧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版)

赏析 “文字写生”的魅力

陆诒

传略 战地百灵——陆诒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每周画报》的一名青年编辑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主动请缨，自愿上前线采访。从此在中国抗战前线便常常见到他的身影。他就是陆诒，那年刚刚二十一岁。

陆诒(1911-1997)，上海浦东人。1930年当小学教员时利用业余时间就读于顾执中先生在上海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1931年进入新闻报社任编辑。在“一二八”淞沪之战的枪炮声中，他主动请战，上火线作现场采访，从此开始战地采访生涯。历任《新闻报》记者，《大公报》战地特派员，《新华日报》编委、采访主任。抗战胜利后，任上海《联合晚报》采访主任。全国解放后，任上海《新闻报》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四、五、六届委员。

从当记者的第一天起，陆诒就成为一名出没于枪林弹雨的战地记者，在八年抗战中，他约有四年在战地奔波采访。从长城抗战、百灵庙战役，“七七”事变，“八一三”抗战，娘子关战斗、台儿庄战役，直到保卫大武汉战役，他足不停步，手不辍笔，都亲临现场采访，用一篇篇朴实无华、真切翔实具有感染力的战地通讯和人物访问记及时向读者报道，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镜头和一页页珍贵的史料。从1939年到1940年，他从重庆《新华日报》出发，越秦岭，渡黄河，奔赴山西战场，进入中条山到太行山和晋东南；然后穿过长城边缘的峻极关，翻越太行山颠的摩天岭，走向河北平原，到冀南、冀中、晋察冀边区及北京附近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报道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全民抗战”的光辉业绩，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诒正在新加坡，他报道了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缅甸的经过和滇缅边境的战役。抗战胜利后，又报道了国共谈判和民主运动，直到1949年的“十一”开国大典，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和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他的足迹和笔触始终与人民革命斗争息息相关。他的记者生涯中大部分是战地采访，因此，陆诒成为与范长江、孟秋江齐名并获广大读者欢迎和信赖的战地记者，也被夏衍称为“抗日战争时期三位出色记者之一。”

在陆诒的记者生涯中，他写下了无数记录历史的篇章。其中有军政界风云人物的通讯，如《傅作义热泪盈眶》、《马兰村访萧克》、《朱老总胸有成竹》、《周恩来派我见陈诚、访叶挺》等。有战地纪实《娘子关激战》、《踏进台儿庄》、《热河失陷目击记》等。还有关于团体、民主人士、普通老百姓、战局等方面的访问和实录。他以自己的脚步和笔记录了一段风雷激荡的历史。

在漫长的采访生涯中，陆诒总是不满足于从司令部得到战讯，而要走向前沿阵地亲自观察亲身体验。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百看不如一干。”战地采访尤其如此。深入战争前线进行直接观察，往往使记者得到切身体会，使新闻报道具有真情实感，读者读了也会在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1938年台儿庄战役期间，陆诒和范长江没在徐州等战报，而是连夜徒步几十里，赶到设在距台儿庄仅三里的前线指挥所，目击当时我军全线反攻的激战情况。第二天清晨，又目睹敌军狼狈溃退，他们又冒着敌机轰炸，通过运河上的军用浮桥，踏进了余烬未熄的台儿庄，遍访当地军民，用亲眼目睹的真切、详尽的事实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报道了台儿庄战役的经过。例如通讯《踏进台儿庄》中写道：“凯旋门系白骨筑成，自由花是热血灌溉，事实确是如此。台儿庄内还有不少我军英勇战士的尸体，有的虽然全身焦黑了，仍然屹立在墙角，左手持枪，右手高举手榴弹。有的双眼圆睁直视前方，令人肃然起敬。……我军掩埋队正在掩埋阵亡之军民尸体，到处散发着臭气和火药味。在此门内，还有日军弹药库爆炸后的遗迹，子弹壳和烧焦了的木板狼藉满地。日军骨灰盒在旁边堆得像座小山丘。”这些形象逼真、身临其境的细节描写，不亲临现场，亲眼目睹是不可能得到的。

为了得到第一手材料，陆诒多次历险，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承德冬夜撤退从卡车上掉进山沟的雪坑，在宛平城观察日军阵地时突然遭到日军机枪扫射，徐州突围一杆枪一匹马昼伏夜行冒着敌军炮火冲过封锁线，严冬在临汾到西安的火车顶篷上过夜，以及坐在风雪载道的西兰公路的货车顶上，都险些丢掉性命。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正是一次次出生入死的采访活动，那些珍贵的历史瞬间才得以在他笔下定格、留存。

陆诒提倡在采访实践中广交朋友，虚心拜群众为师。努力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和新闻线索。1938年5月徐州被围，各路军部署突围之时，陆诒没有去找正在紧张工作的将领，而是自己就近找部队，出示战地记者的证明文件，表示愿意随军突围。可是当时军队正忙于出发作战，匆忙之间，一个班长模样的人认为他是要求投军的，就为他在部队花名册上补了一个名字，发了一支枪一匹马，还叮嘱他：“你就跟咱们好好干，当心，如果你丢了枪，我就要你的命!”陆诒没有辩白，而是跨上战马，背起马枪，与战士们一起突围战斗，每到驻地，他就像骑兵们学习，一样先遛马、下鞍、喂料、饮水，把牲口招呼好了，然后才进屋子休息。这样与战士同吃同住同战斗的生活了10天。1938年在重庆有一段时间陆诒觉得时局沉闷，新闻线索较少。报道也枯燥乏味，读者不爱看。周总理建议他深入群众，访问了下层人民。他深受启发，访问一些售票员、船夫和擦皮鞋的难童，写了一些访问记和特写，受到读者欢迎，这一次他又尝到了眼睛向下，深入群众、深入生活的甜头。

陆诒在新闻采访中不仅勤于跑，而且勤于记，十分重视资料和积累，至今仍保存着当年的全部采访笔记，几十年发表的文章剪报和各种资料，包括文件、照片，如周总理的手迹等。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连载《战地萍踪》能准确无误地写出当年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者的谈话，全靠他当时作的第一手观察记录。后来结集出版《战地萍踪》和《文史杂忆》两本书。积累资料之重要性，记者们都明白，做起来似乎也不难，可是要真正做到并一直坚持下来则非易事。这是值得每一位后来的新闻工作者认真学习的。

作品 神通广大的游击队

井陉和获鹿这两县的土地大部已经沦陷，但当地人民仍然不愿意在敌人“大东亚新秩序”统治下做奴隶，他们配合我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前仆后继，战斗不息。

这两个县处在平汉、正太两条铁路之间的三角地带：南部和西北部虽然紧靠险峻的山区，东部是一片平原。河流有从娘子关流入的绵河，保持冬不结冰。农产品虽五谷都有，但旱田的麦收常不可靠，所产粮食仍不能自给。当地著名的物产是煤，抗战前有井陉、正丰两矿，规模宏大，都用机器开采，供给平汉、正太两路作燃料。抗战爆发后，这两大煤矿已为敌人占有。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由石家庄进攻娘子关，就在这时候井陉和获鹿两县沦陷，当地即呈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坏人横行。两三个日军竟然可以肆无忌惮地从这村跑到那村，伸手要鸡子，要“花姑娘”，要任何东西。稍一不遂，即开枪杀人。富有者早已逃难走了，穷人只能在痛苦的深渊中挣扎。当时太原失守，八路军奉命挺进敌人后方，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这个消息曾使沦陷区同胞眼前呈现一片曙光。千盼万盼，真像大旱之望云霓，结果却来了一个工作团，里面都是一些年轻小伙子，男女都有。他们也是手无寸铁的，只背着简单行李从这村走到那村，宣讲抗日自卫的大道理。起初，当地老乡们怀疑他们连自己能不能自卫也是个问题。

工作团不仅向群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而且领导他们用几条土枪和自制的手榴弹进行游击战争，首先是打击敌伪，肃清土匪。每次战斗之前都作详细调查和充分准备，战后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连打几次胜仗，在群众中逐渐建立威信。经过半年多努力，各村自卫队、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组织逐步成立，接着就成立四个区自卫队和井陉办事处。一九三八年七月，由上级抗日政权委任县长。当时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县政府化整为零，分成前方和后方两个办事处进行工作。三九年以后，因为井陉游击支队已经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县政府得以在支队的有力掩护下进行政权工作。

在正太铁路以北，已经开辟抗战工作的村庄，属于井陉县的有一百六十四个，属于正定县的有六十多个，而在这带的日军据点只有十九个，他们处在广大乡村的包围之中。正太铁路的沿线车站都驻有日军守备队，铁路沿线的村庄虽名为“爱护村”；实际上绝大多数村民都是坚决抗日，拥护抗日政权和抗日军队的。

敌人组织“爱护村”，为宣传护路特编出护路歌，歌词说：“有福靠近铁路住，享受益处何其多。”但眼前的事实怎样？列车满载日本的奢侈品、鸦片、白粉、浪人和妓女疾驶而来，载走的却是粮食、牛、羊、鸡、鸭以至自己的媳妇、儿子和小孩……农民看到伪钞上画着一条龙，都说总有一天会飞上天，飞到不知所踪，钞票一文钱也不值。欺骗或许能奏效一时，但总掩盖不了事实。强迫村民来爱护他们所不愿爱护的铁路，其结果适得其反。

沦陷区流传许多群众英勇抗敌的故事。罗钵村的马国琳和方山村的张晚义，过去都是不务正业的人物，村里人对他们侧目而视。但当敌军烧杀到他们村上的时候，他们就用土炮架在危崖上阻击敌军，连发十几炮，杀伤敌军十五名。村里人称颂他们是“神炮手”、“好小子”。马国琳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张晚义则参加了井陉游击支队，继续战斗。

矿工韩志忠，任井陉游击支队的侦察参谋，他曾护送我通过正太路日军封锁线，以前他和康镛威、李士珍等组织一个游击小组，潜入井陉煤矿，用煤铲砍倒日本监工毛利三郎和一户久怡，把他们两人缚获，交给游击支队。

合肥人高先时是正丰煤矿的工程师，集合职工一百多人举行武装起义，击毙敌矿警多人，彻底破坏了矿内机器，率领职工参加井陉游击支队，编为支队的第三中队。他熟悉煤矿的地形和情况，经常袭击煤矿，迫使他们不能正常生产。

华北日军纵火焚烧了农民的房屋，流血成河，它梦想建立其“和平的新秩序”，结果是迫使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都拿起武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井陉游击支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即为例证。

我是取道井陉，在娘子关前面突破正太路日军封锁线，循着太行山脉策马南行重返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

经过平山县境时，正逢农历正月半，正如平山县蓝县长所说，农村中过元宵节的盛况比往年更加热闹，每个村庄，不管有无驻军，都挂灯结彩，喜气洋洋。女人和小孩穿得红红绿绿，广场上锣鼓喧天，有踩高跷的，有唱京戏的，各显神通，纵情狂欢。初见这种热闹景象，不禁愕然!难道被称为晋察冀边区模范县的平山也在提倡过元宵节？

细看灯笼上的宣传画和村上花花绿绿的标语，始知他们正是利用农民过元宵节，大力开展春耕运动的宣传活动。从前农村中每家门口总是画着青面獠牙、怒目提刀的将军做门神，如今画的新门神是一位荷枪实弹的八路军战士同一位手执红樱枪的农民自卫队队员并肩而立，配上“军民合作保家乡，赶走日军享太平”的春联，非常得体。这种以新内容充实旧形式的宣传方式，正在华北敌后战场普遍推行，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晋察冀边区天然的温泉共有三处，一在龙泉关附近，一在阜平县的城南庄，但这两处都比不上平山县的温堂温泉好，可惜这地方已经沦陷。温堂原是平山县的一个小镇，距县城四十多里，日军占领该镇后，就修公路、建碉堡，作为沿滹沱河西进通往盂县的一条交通线。边区军民曾不断袭击温堂日军，破坏温堂周围的公路。

二月十一日下午，平山县王家店自卫队队员四十多人，要求到温堂去袭击敌人，得到游击支队首长许可。她们由妇救会长张老太带领，在傍晚到达目的地，隐蔽在温堂对面的山峰上，晚上八时开始进攻。日军急从炕上爬起，仓卒应战，枪炮声响了一晚，但不敢轻离据点。十二日上午九时，平山县城日军分两批增援温堂，一路上焚烧民房，屠杀民众。这时我正规军已看准了日军的弱点，突然向日军猛烈进攻，附近自卫队配合作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伤亡重大。激战至十三日下午四时，日军全部向平山县城退却，温堂为我军收复。

十五日下午，我参加温堂镇举行的祝捷大会，到会军民达五千多人，空前热闹，大会上最受人称赞的是王家店中队的妇女自卫队，她们带了土枪、红樱枪和手榴弹等武器昂然进入会场。当妇救会会长张老太讲话时，台下掌声如雷。我听到人群中在议论：“别说娘儿们没劲，扔起手榴弹来可厉害极了!”“娘儿们都有两下子，咱们男子汉还怕当兵，那真是见不得人啊!”

离温堂南行，翻山越岭，历时两天，到达军分区的井获游击队队部。井陉、获鹿境内，日军到处设据点，派重兵守备。石家庄是华北日军重要据点之一，经常驻军两千多人。井陉煤矿又是敌人实行“以战养战”的生命线，如果当地煤矿停产三天，则正太和平汉路上的火车头势必休息。因此日军以这个战略要地必须死守。

井获游击队要在日军据点密布、重兵防守的地区发展壮大，坚持游击战争，除了加紧战斗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前任支队长和政治委员都是在作战中英勇牺牲的，军区选派了蒋支队长来继续作战。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干部，身受十次重伤，右手残废，只靠一只左手放左轮手枪。他三天不打仗，就要坐立不安，到任不到八月，作战已达一百四十三次。曾配合工人起义，两次冲进井陉煤矿作战，缴获枪支和弹药，取得胜利战果。这支游击部队现已发展成为拥有三千人枪俱全的武装力量。

蒋支队长只派十个战士和侦察参谋韩志忠同志送我过正太路，他对我说：“韩参谋神通广大，对正太路的情况了如指掌，你跟他走，决无问题。”三月二日下午五时，我们这支小小队伍，翻过娘子关前最陡峭的山峰——观音坨，向正太路前进。离铁路尚有五里，后面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原来占据孙村的日军袭击王庄，距我们只隔半里。我们队伍迅速散开，每人找好地方隐蔽着，警惕地静待韩参谋的命令而行动。枪声只响了五分钟就沉寂下来，韩参谋说：“今晚上我们得上抬脑山过夜。”我们就走上冰雪载道的山路，大雾笼罩，崎岖难走。走到山顶，已经深夜。这时大雾消散，山峰的轮廓兀突地向远处延伸，韩参谋兴奋地指点我俯瞰井陉两大煤矿的电灯和正在爬行的正太路火车。山上的老乡从村里跑出来欢迎韩参谋，亲切地喊他“老韩”，大家争着邀请韩参谋一行住到他家里去，使老韩颇感为难。

韩志忠参谋原是井烃正丰煤矿的矿工，抗战爆发后，他组织工人武装起义，活捉日本监工，押送到抗日游击队。从此，他英名远扬，妇孺皆知，尤其是当地煤矿工人对他非常敬佩。他不仅是一位工人领袖，同时也是一个智勇兼备的指挥员。他对正太路两旁的人物和地形很熟悉。

他身材高大，粗眉圆眼，性格豪爽，待人和蔼可亲，群众关系好。三月三日在抬脑山上，我目睹韩参谋忙了一个上午，他写条子通知我们必经之路上的村庄，又指派两名侦察员到铁路沿线摸清情况，周密布置一切。

晚上八时，我紧跟韩参谋和十个战士下山出发，经过四个“爱护村”，每村都有预先布置好的两位向导等候我们，逐村带路前进，不到一小时就走到铁路边。附近一座铁桥旁边，有着守铁路的自警团团员五个，硬要老韩到岗楼去喝杯茶再走。有一位老汉对韩参谋说：“东洋兵现在不沾了(意思不行了)，上次我们有两个团路过，驻岩峰车站的十几个日军急忙换了便衣，来到我家里求保护。现在车站日军只不过六、七人，别怕他们出来，他们总要到十时以后才敢出来巡逻。”老韩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极为友善。

正太路两旁都是险峻的山峰，如果日军伏击我们的话，任何一个深沟山谷里都可以架上机枪，用密集扫射的火力网来阻拦一切进路。日军虽占领“点”与“线”，但他们在人民战争的包围中仍然是既盲且聋的“孤军”。

雪夜行军，过了铁路不到两里，前面又是一个大村庄。起初，我估计总是绕村而过，不料老韩带着队伍大踏步尽往村里走，菜油灯微颤的光芒透过纸窗，照射着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屋子里还有老乡们的谈笑声。我一看表，已经十一点，经过白天辛勤劳动的农民难道此刻尚未睡觉？

老韩让我们在屋前停下，他自己去轻轻敲门三下，这是联系的暗号。紧接着，两个老乡跑到门外来欢迎，一个十岁的儿童走在我们前面掌灯照亮，欢天喜地地把我们接进屋里。一位农民救国会主任用埋怨的口吻对老韩说：“明明你通知我们十点钟到的，却等到这个时候才来，我们焦急不安，六十岁的老村长也枯坐久等……这一切都不要紧，为你准备好的馍都凉了。”老韩讲了一连串抱歉的话，才把气氛转为缓和，老乡们招呼我们烤火、喝茶。这时，银髯飘拂的老村长从邻室走出来同大家热烈招呼，他和老韩是老朋友。据老韩介绍，他是天津国术馆中的拳教师，精通武术，抗战后回到家乡，送两个儿子参加八路军，自己留在村里做抗战工作。

王老村长对待我们像对自己的子弟那样体贴入微，他走到我们的身边，拍拍肩膀，逐个地摸摸我们军服的厚薄，恳切地叮嘱我们说：“夜行军时，衣服要穿得暖一点，饿着肚子行军，最伤身体了。今晚上你们一定要吃点东西才放你们走!”老韩和我们再三推辞都不行，结果吃了一顿他们早就为我们准备的名副其实的半夜饭——黑豆与玉米。翌晨二时，我们与王老村长和老乡们依依惜别。

走上大尖山，回顾铁路以北那耸峙矗立的群山中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我的脑海中不断映演三月来的印象……背着简单行装日行八十里的妇运干部、村口查问路条的儿童团团员、在战地上露天上课的抗大分校师生，还有成千上万的自卫队队员带着土枪、红缨枪、手榴弹和担架，紧跟边区的子弟兵上前线去参加战斗。现在我将离别他们，心里怪难受。

山麓在黎明中苏醒，我们走到南尖村宿营。当地人民生活特苦，刚刚经历日军的“扫荡”，一堆一堆的破砖碎瓦和满目凄凉的残垣断壁，向着人们控诉敌人的残暴。粮食早被日军抢光，有的人家因坚壁清野尚未取回粮食。我们只有十几个人，但在当地要买到几斤黑豆，还得靠老韩和村长作最大的努力。

路南的井陉县政府设在吴家台，这是一个山沟里的小村庄。县长吴锡彤同志是当地人，年纪不过二十五岁，穿一套农民的棉袄裤，佩带自卫手枪。他见到我带了照相机，有点诧异，问我是干什么的。老韩为我作了详细介绍，他才同我热烈握手说：“深山里交通不便，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新闻记者到这里来。整个县政府除我以外，还有两个科长和一个勤务员，我们全部武装力量只有两支手枪和三条步枪，正在组织人民自卫队进行游击战争。”(选自韩辛茹《陆诒》，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1月版)

赏析 清水出芙蓉

彭子冈

传略 爱憎分明的彭子冈

老一辈人都对抗战时期重庆新闻界“姐妹花”还记忆犹新，《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浦熙修，与《大公报》记者彭子冈，两人住处很近，同龄，都有弟弟在延安。她俩经常一道采访，被新闻界誉为一对“姐妹花”。她俩共同揭露国民党要人“重狗轻人”丑闻一事，在当时新闻界传为佳话。

彭子冈(1914-1988)，原名彭雪珍，江苏苏州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官费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北京一些大学任教，幼年的她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她读小学时，曾经在全县作文比赛中名列前茅，上中学时，开始向《中学生》杂志等刊物投稿，为叶圣陶所赏识。1932年认为自己原名中“珍”字俗气，即开始以男性化“子冈”为笔名，在《中学生》第41期发表思索和探讨问题的短篇小说《狱囚》。1934年，只身到北平，以彭子冈的名字考取中国大学英语系，业余常为《大公报》副刊撰稿。

两年后，子冈应《妇女生活》杂志负责人沈兹九的邀请，到上海担任该刊记者。她以《妇女生活》记者的身份，采访过江西革命根据地，在北京采访过女作家谢冰心，在上海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写出了《伟大的伴送》，旗帜鲜明的报道了“民族魂”的安葬。她加入到送葬的行列，体会、反映着群众的心理：“太阳在头顶上闪，人的心阴着。一片黑暗，人有点昏眩。”“记起了鲁迅先生的遗志，肩胛上觉得有个担子压上来。大家不自觉地把手挽得更紧，失去了父母的孩子不是会更亲热吗？”(子冈：《伟大的伴送》，《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2号，1936年11月1日)这是神来之笔，不是投入送葬的行列，没有内心将鲁迅视作精神上的父亲和导师，就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篇特写传神地写出历史性的葬礼，具有新闻报道、历史文献和文学欣赏的三重价值。她的许多文章具有这种特点。

一个人的事业总有她辉煌的时代，对于一位女记者彭子冈来说，她的辉煌时代是从抗战开始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子冈开始到《大公报》当记者。那时她穿着布旗袍，推着旧自行车，与丈夫徐盈奔波于赣州、瑞金、宁都的崎岖山路。此后，他们的《巨变中的江西农村妇女》、《赣南的凄怨》、《一个女人的忧怨》等反映江西农村妇女生活的特写便不断问世。1938年，夫妇二人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虽然一心想去延安，但是后来服从周恩来的指示，她未离开国统区。长期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以“单线联系”形式，写下了许多重要新闻。她以满腔热血和激情，写下了《扑灭现代刽子手——武昌被炸区域之惨象》、《烟火中的汉阳》、《缄默的采茶女》、《船夫的话》、《女佣座谈会》、《堂姐史良会见记》，还有鼓励人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给母亲们》、《李宗仁夫人会见记》、《访黄炎培先生》、《绿川英子偶访》。特别是1945年以后，她采访了重庆谈判，写下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四十四日的毛泽东》，这是她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历程。尽管此后的人生岁月中，她曾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1957年，她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迫害，但是无法改变她的辉煌和自信。

整个抗战时期，子冈基本上在重庆，写了不少出色的新闻、通讯。她笔下，有72岁的敌后游击司令，有从东北到华北坚持抗战的英雄，有积极报名上前线的新兵，还有在敌人后方从事救护、宣传、动员、组织等热心为抗战事业服务的各行各业的人士，书写了民族危难时期的爱国英雄谱。昂然出入于名士之门，是子冈成为名记者的重要因素。初到重庆，她就去采访宋美龄，“颂而不谀，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宋美龄自抗战以来扮演的形象，大公报破例为子冈晋级加薪。她从此在大公报有了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1940年3月31日，宋氏三姐妹首次联袂飞抵重庆。她奔波了两天，在孔公馆会客厅门口等候多时，终于见到宋庆龄。她把与宋庆龄见面握手的情景与自己对宋庆龄的仰慕，以及耳闻目睹的宋庆龄的英勇事迹，凛然正气，糅合在一起，写成了《孙夫人印象记》，抓到了一条重大、鲜活、高质量的独家新闻。这是一条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注视三姐妹的和解的特大新闻。1943年7月4日宋美龄访美经印度飞重庆，专程前往印度迎接的孔二小姐同机到达。她在《“七七”六年及其它》中报道说：“她们的行李极多，此行自然有许多重要文件及礼品，二卡车装得满满的。有人走近一大而四方方的盒子，受到了叮嘱：‘小心点，别走近来，这里是手表’。”(桂林《大公报》，1943年7月11日)寥寥数言道出了“第一夫人”及其外甥女借专机走私洋货的丑闻。在重庆她还为在桂林出版的《大公报》，写了不少反映重庆社会现实的报道。

解放战争时期，她又转至《大公报》北平办事处担任记者。此后，她先后在《进步日报》、《人民日报》和《旅行家》杂志工作。写出《官厅少年》、《老邮工》和《雪亮的眼睛》等著名佳作。还先后随各种代表团出访欧亚七八个国家，出版了《苏匈短简》。

1957年，她和丈夫徐盈均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她重新担任了《旅行家》杂志主任编委，出席了第四届文代会。1980年，写了一篇优美、深沉、催人泪下的散文《熙修和我》。这一年她突患脑血栓，致使半身瘫痪。但她仍充满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工作热情，在儿子徐城北的配合下，陆续写出了约30篇文章，发表在国内外一些报刊杂志上。

彭子冈采写的新闻带有鲜明的特色：

其一，爱憎分明的感情发自胸臆，流于笔端。

子冈的通讯、特写乃至消息，大多是情景交融，评述有序。她不仅及时地真实地报道所发生的事件，而且爱憎分明的感情发自胸臆，流于笔端，使新闻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震惊中外的“七君子”被捕事件发生后，她去采访女律师史良。她写出了慷慨激昂的《堂姐史良会见记》，在文中她向国民党政府大声疾呼：“睁眼看看凶险的外敌和沦亡的土地人民所受的荼毒，我们怎么能够再来分散同胞的力量!我们要和平；但对于侵略者，我们要抗争!”(《子冈作品选》第15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话激励着亿万要求抗日救亡同胞的心。

1938年7月12日，日寇轰炸武昌后的街头，她写了《武昌被炸区域之惨象》，“沿街电线上挂着炸飞了的布片衣襟，而有人去取下来，也许那上面还粘着血肉。小孩在拾碎玻璃，穷人冒着飞扬的灰尘在寻找压在瓦屑下的衣物箱笼，有时嗅到一阵血腥，挖出来一只腿，一只胳膊，或是一个辨不出眼睛鼻子的焦黑头颅……死者家属跑过来认，刹那间竟认不出是不是自己的父母子女。”她宣誓“敌人的炮火毁不完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吓不倒我们抗战到底的信念，活的为死的复仇，活的为正义而奋斗!”。(子冈：《扑灭现代刽子手——武昌被炸区域之惨象》，汉口《大公报》，1938年7月13日)她的心在流血，强烈的感情溢于言表。

子冈写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及时地向全国报告了这个“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面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她必须客观、真实报道。她用“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和平的民主自由的人士在九龙坡机场迎候，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毛泽东到雾都重庆的政治氛围。并针对国民党反动宣传中一向把中共领导人描绘得蛮横粗野，子冈特别注意写了毛泽东的衣着、言谈、举止，刻画了共产党领袖人物伟大而质朴、亲切而平易的形象。子冈把毛泽东描写成了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子冈此文，与方纪的《挥手之间》并称双璧。这篇1500字的特写，据说是一个半小时写成的。曾收入延安编辑出版的有关毛主席去重庆的文集，其中的一些细节至今还被人称道。

其二，子冈的新闻报道，有强烈的时代感。

子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去透视生活，去捕捉富有时代气息的新闻，因此她能够十分尖锐地剖析社会，针砭时弊。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陪都重庆，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她记录了这个时期重庆各阶层妇女的境遇和风貌。在《女佣工座谈会》中，她记下了女佣工郑君贤的话：“究竟我能为抗战做点什么呀？现在是只能偷着看看旧报，虽然越看心里越不舒服，难道我们就永远伺候着人低声下气地吃一口残饭吗？打仗的也是吃这么点饭，可是他们活也活得有劲，死也死得光荣……”(《子冈作品选》第51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音容笑貌逼真，时代气息强烈。在《擦鞋童献金救国》中，她写八个擦鞋童给大公报社送去18元1角5分钱，托报社捐献给抗战。她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们一律穿着蓝工服，每人肩上挂的不是书包，不是糖果，而是放着擦皮鞋应用品的一只沉重的木箱，除了团名外，上面还镂着‘自力更生，抗战到底’八个大字……艰苦的生活洗去了他们这段年龄应有的忸怩与羞怯，八个小孩大踏步地走出来，一脸笑，一脸汗，一脸灰尘……”(《时代的回声》第1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八个爱国抗日儿童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她更多地写了《重庆的米和煤》、《陪都近闻》、《重庆心声》等大量社会新闻，以凝重的笔触，勾画出重庆物价飞涨、奸商囤积居奇，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的乱世图景。

1946年初她到北平，1月10日，停战令下，她写了《和平颂》。2月18日她去山东兖州采访写了《济南小组在兖州》，用伪军吴文化的话，巧妙地揭露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编伪军挑起冲突的事实。她飞赴解放区张家口，通过五六天的采访，写了一组题为《张家口漫步》的特写，连载于天津、上海、香港的《大公报》上，描绘了边区人民欢乐自在的生活和文化艺术界欣欣向荣的景象。

作品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接毛泽东先生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和平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这也许可以作为祥和之气的开始罢。

机场上飞机起落无止尽，到三点三十七分，赫尔利大使的专机才回旋到人们的视线以内。草绿的三引擎巨型机，警卫一面维持秩序，一面也没忘了对准了他的快镜头。美国记者们像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这一镜头，中国摄影记者不多，因此强调了国际间关心中国团结的比重。塔斯社社长普金科去年曾参加记者团赴延安，他们也在为“老朋友”毛泽东先生留影。昨日下午六时有重庆对莫斯科广播的节目，普金科看看表，慰心地笑了。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九个人。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边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

这里有邵力子、雷震两位先生，这里有周至柔将军，这里有张澜先生，这里有沈钧儒先生，这里有郭沫若先生……多少新交故旧，他们都以极大的安定来迎接这个非凡的情景。“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频繁的开麦拉镜头阻拦了他们的去路，张治中部长说：“好了罢”。赫尔利却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儿是好莱坞!”

于是他们作尽姿态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

张部长在汽车旁边劝：“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很凉快的。”结果决定毛先生还是暂住化龙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与山洞歇凉。

毛、张、赫、周四人坐了美大使馆二八一九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一辆二八二三号的篷车给毛先生使用，也随着开回曾家岩五十号了。侍从室组长陈希曾忙得满头大汗。

记者像追着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他和郭先生仔细谈着苏联之行，记者问他对于中苏盟约的感想时，他说：“昨天还只看到要点，全文来不及看呢，”我以为他下飞机发的中英文书面谈话甚为原则，因此问他：“你这谈话里没有提到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这次洽谈是否仍打算在这两件事上谈起呢？”

他拍着中文书面谈话说：“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还要看蒋先生的意思怎么样。”

对于留渝日期，他说不能预料。他翻看重庆报纸时说：“我们在延安也能读到一些。”他盼望有更多的记者可以到延安等地去。

张部长报告蒋主席电话里说：八点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想让毛先生等稍事休息后再赴晚宴，作世界所关心的一次胜利与和平的握手。(1945年8月)(选自《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4月版)

赏析 记下那历史的瞬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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