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形象传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曹劲松,费爱华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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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形象传播试读：

今年9月，我再次应邀前往南京主持“第五届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市长论坛暨宜居城市发展咨询会”，来自世界各地的52个城市市长或市长代表参加了讨论。他们纷纷佐以生动的案例和故事介绍各自城市的发展活力、创意产业和宜居环境。南京世界名城市长论坛经过了近8年的实践，已经成为中国主办的公共外交和城市形象传播的良好平台。

公共外交也称公众外交，它与政府外交组成国家的整体外交。参与公共外交的本国公众可以从各种角度表达本国国情，说明国家政策，表现本国文化，介绍外国公众对本国有兴趣之处，并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同时也在互动交流中了解对方的观点。公共外交的作用在于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从而更有效地增强本国文化的吸引力和政府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表现本国的国际形象。一个国家的形象或是一个政府的形象传播，是一种具有特别意义的营销。公众承担的公共外交主要通过人际交流传播国家形象，而政府新闻发言人则是承担着公共外交和与本国公众沟通的双重责任：对外国政府和公众说明本国的最新国情；对本国公众公布政策和公务，以得到公众的支持和监督，发布的内容通过媒体传播政府的立场和作为，从而提升国家形象和声誉。

三年前，曹劲松与庄传伟合著出版了《政府新闻发布》一书，并获得了成功，他们从传媒时代的政府公关策略破题，以我国现行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与实践为依托，系统地梳理了政府新闻发布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主要类型等一系列学理问题，并对政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媒体沟通和形象传播等实践环节进行了理论概括。三年后，我又欣喜地看到曹劲松与费爱华的新著《政府形象传播》，他们进一步围绕政府传播中的形象诉求，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观点和实务，为政府传播实践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参考。

在开放的媒介环境下，政府形象传播一定要走出固有的“单向传播”模式，走向有针对受众群的“对话”，围绕法治、廉洁、诚信、高效、创新、民主等政府价值核心，以政府行为为形象立足之本，以社会真情为形象立言之基，以正确舆论为形象立德之要。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政府形象管理和维护机制，精准决策、精心策划、精致展现，积极破解政府形象传播的现实困境，大力提升政府的形象和声誉。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新媒体（Web2.0）传播时代，上网者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一个国家和政府的形象不是靠媒体来塑造的，是靠国家本身的建设与政府自身的行为形成的，而媒体只是在传播这个现实，传播具有感染力的基础是尽量客观。改善和提升政府形象的关键在于提高政府自身的诚信度，政府的任何决定、措施都要考虑舆论的反应。一个合格的政府要训练自己的官员像管理资产一样，精于国家和政府品牌的管理，要熟知自己所负责的领域和世界舆论随时的变化，善用传媒，既实事求是，又保护和发扬本国的形象和政府品牌。

政府形象传播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公众对政府形象的认知与公正评价也非一朝一夕即可达成。在信息传播高效便捷的今天，政府只有坚持做好与媒体和公众的交流、沟通、对话，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和批评，并及时改进和完善，才能赢得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行为认可和形象赞誉。政府形象说到底是人们对于政府这一特殊社会角色主要特征的认知和记忆，它是通过一系列的客观事实传播产生的。消除传播中的失实、失真、失衡，构成了政府形象传播最基本的策略。

曹劲松和费爱华的新著《政府形象传播》除了在政府形象传播构成、传播模式、传播责任等方面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外，特别注重政府形象传播的实践应用研究，对政府形象传播策划、塑造方法、形象管理和维护机制等加以概括和提炼，对于各级政府形象传播的实务操作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全书就政府新闻发言人如何适应在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维权意识和国内外众说纷纭的网络舆论环境中工作，提出了破解路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值得政府官员参阅和思考。2012年11月5日导论形象就是旗帜

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的立场、观点和看法，既是政府赢得公众的必要条件，也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资源。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行政的无形力量，能够在公众认同、支持和配合的社会氛围中，深化自身改革，完善公共服务，提升政务效能。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形象不仅是对内传播、获得自身号召力和民众支持力的旗帜，而且是对外传播、实现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旗帜，两者是内在统一的整体。如何树立政府形象的旗帜，是任何一个现代政府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实施科学的政府形象传播战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象传播理论支撑和实践运行机制，对于各级政府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好领导、组织和管理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节 传播时代的形象战略

随着媒介技术革命及其应用创新的快速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生态和人们信息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流速大为加快，信息总量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信息渠道多元畅达，信息传受的个体选择自主多样，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媒介融合的传播时代。在传播时代，基于信息要素整合与传播加速，人们的社会感知力显著提升，一方面对社会组织形象和个体形象的认知与诉求比以往更加强烈，并且能够通过自身的信息交往参与到形象认知活动中来；另一方面，个体的形象认知积累与判断结果对群体社会行为的影响也比以往更加深远，人们的社会态度、认知心理、情感共鸣和价值判断更趋向于自主信息交往基础上所作出的选择。形象传播不再局限于生产企业及商家依据客户和消费者心理所制定出的营销与传播战略，而是拓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只要作为社会主体的组织或个人与公众有交往诉求，就必须有相应的形象战略，才能实现主体公共关系管理的最优化和形象传播效益的最大化。对于政府传播来说，其形象诉求直接与赢得民众支持相关，形象力、传播力和公信力成为政府形象战略的三大基石。

一、 形象力决定软实力

形象力是基于人的认知活动的一种对象化的存在，其力量来源于形象主体，但并不直接通过自身展现，而是由对形象主体的认知者来反映。形象力的形成过程需要人的认知参与，形象力的大小取决于人们对形象主体的认知结果，并通过人对形象主体的态度表达、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呈现出来。可见，政府的形象力与其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对社会基础的建设等硬力量不同，它是一种基于公众价值认同的精神软力量，但这种软力量“形”软而“神”不软，体现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渗透力和作用力反而为硬力量所不可比拟。从根本上说，政府形象力决定了其赢得民心的软实力，人心齐、泰山移，没有什么力量比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力量更大。

形象力虽然要通过对象化的方式来体现，但其源头还在于形象主体的价值选择与行为事实，并且通过形象主体与公众的信息交往过程去实现。政府要构建自身的形象力，实质上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行政事实的正向价值，二是政府与民众之间良好的信息交往和意见互动。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政府与公众的价值共识，体现到政府的行政作为上来；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畅达官民交流互动的渠道，并使之成为政府服务公众、接受监督、引导舆论的信息桥梁。构建政府形象力的认知源头和认知过程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需要在形象战略中加以统筹。

在改革与开放的时代进程中，社会价值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个体化的特征，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价值共识必然存在波动性和发展性，公众对政府的服务诉求和形象期待也会发生变化。在动态中实现社会价值的共识，必须加强核心价值的引领，将人的主体精神追求与政府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向有机统一起来，在实现物质生产与生活现代化的过程中，促进人的精神品格的提升，实现人的现代化。

二、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

传播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信息集聚与扩散的高速化和低成本化，借助各种媒介的内容传播成为人们信息交往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它一方面导致社会信息量的急剧膨胀，人们被海量信息所包围，信息垃圾和垃圾信息无处不在；另一方面，人们的注意力成为传播过程中的稀缺资源，只有牢牢抓住人们对信息内容的关注，才能实现有效的传播覆盖。可见，信息内容的传播并不直接等同于信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其关键在于特定内容的信息能否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传播力，进而转化为影响人们认知的力量。从传播的社会影响机制出发，传播力决定了影响力，缺乏传播力的事物在泛信息化时代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传播力的大小需要由客观的传播效果来评价，而不是由传播过程的内容多寡及呈现方式来判定。因此，传播力要素的构建必须从受众需要和接受的受者本位出发，以传受双方互动为基础，加以科学定位和过程优化。抽象地说，引发关注、实现关注、持续关注，是构成传播力的三个根本要素，具体而言就是在信息内容上满足受众需要、在传播路径上得到公众认可、在意见交流中形成认知共鸣。在媒介融合与人的媒介化时代，传播是社会主体间能动的交往过程，传播行为是相互的、传播过程中双向的，人们的信息需要可以在传播活动中被激发，内容关注可以被媒介引领，意见达成可以因交往对象而变化。总之，任何传播活动都处在一种动态的由信息失衡到信息平衡的反复演进中，而传播力的形成与作用的根本机制就在于消除或降低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失衡。

借助于大众媒介的政府形象传播，其对公众的认知影响力取决于其传播力的大小。应当说，政府信息对于媒体和公众而言都是被高度需要的，因为它涉及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了解和判断。但是在事件先行的传播环境中，人们对政府形象的认知大都源自事件传播，积累于事件判断，符合于政府形象的正向事件传播成为其传播力构建的核心所在。传播力对于形象传播来说也是双刃剑，如果负面形象的传播力大于正面形象的传播力，就会造成负面形象对公众的消极影响，这是任何政府形象传播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着力构建政府形象的正向传播力，不仅要善于依据政府行政的基本事实加大信息传播的有效覆盖，让公众了解和认知一个真诚为民服务的政府；而且要学会在负面事件出现的情况下，化危为机，在不利的事实中表明政府立场、履行政府责任、改进政府工作，树立值得公众信任、带给公众信心的政府形象。

三、 公信力决定生命力

公众对组织形象的认知结果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价值评判，而人们社会交往中的核心价值是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组织形象能够给公众带来希望和力量。只有被公众寄予希望和力量的组织，才会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对于市场主体而言，诚信是公众价值评判的核心，没有诚信的企业必定为市场竞争所淘汰；而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公信力是赢得公众支持和信赖的基石，社会对政府公信的价值评判不仅决定了其形象品质，而且决定了政府的人心向背。

构建政府公信力既是贯穿于政府各项工作中内化的发展诉求，又是通过将政府与公众互动交往的事实付诸传播，进而展现政府形象的外化需要。可以说，公信力是政府形象的生命，如果在政府形象中没有了公信力，那么政府也就失去了公众的认同和支持。当政府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会被公众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政治学称之为“塔西佗陷阱”。参见张音、张新苗：《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人民日报》2012年6月26日。政府要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就必须在日常公共事务和突发公共事件中增加透明度，让公众在了解事实真相的过程中，形成对政府的公信认知与评价。

在网络传播时代，政府传播的信息真假不再由官方媒体所垄断，而是可以为广大的公众个体参与甄别，并形成强大的监督和评判力量。善用公共传播力量，加强政府权力的阳光运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能够使政府公信形象得以树立和传播，产生积极的社会认知效应。反之，政务信息的不透明、不公开，只能使政府公信力在这一公共传播力量中被消蚀、瓦解。第二节 形象传播的理论依据

形象传播既是形象主体通过媒介向受众施加认知影响的过程，又是受众根据自身社会交往需要，对不同社会主体进行认知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形象主体与社会认知主体之间存在着互为主体的相互作用，双方都处于能动状态，需要从交往的视角解析形象传播。特别是在媒介工具已经融入个体生活的现代社会，人的媒介化与媒介个体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对于政府形象传播的研究与实践必须超越传统的宣传模式，即以形象主体为本的单向传播模式，从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复合视角，探究形象传播的内在规律和作用机理。

一、 心理学——解析个体对形象认知的建构过程

政府形象是政府的表现与特征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体现了公众对政府认知的总体评价。对于个体认知而言，这种形象总体评价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心理建构过程，并随着个体社会化的持续深入，在形象信息积累的基础上，呈现出日趋复杂的认知结构和反复优化的价值判断。人们对政府形象的认知可以从被动与主动两个方面的信息交往状态来考察。从人被动的信息接受来说，任何形象信息的刺激都会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形成差异化的认知反应，个体将接受到的形象信息与自身已有的认知积累和价值框架相比较，或强化、或修正、或重组已有的认知判断，更新自己对政府形象认知结果。从人主动的信息获取来说，出于自身对特定形象主体的认知需要，个体会主动寻求其相关信息，并与其他社会成员开展交流，验证信息来源、讨论意见观点、调整认知结构、形成形象判断，使自己对于政府形象认知进一步丰富起来，更好地实现自我社会生活的目标。实际上，社会成员信息交往的被动态与主动态是交织在一起的，并最终落脚到个体主动的认知建构这一核心环节上来。个体只有通过能动地对政府形象信息加以吸收、加工、储存和再现，才能转化为自身的认知成果，并将对政府形象认知的价值判断应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选择上来。

从个体心理活动的认知建构过程来看，政府形象信息的内容表达与传播必须要有可感知的具象性，以促使人们形象认知和思维的生成。形象认知的最大特点在于对所认知事物的“脸谱化”和人格化，将各种信息感知与自我价值判断不断地加以融合、概括，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种或一系列具体化的形象建构。在相同的认知环境下，如果政府形象的表达能够突出具象化内容，充分运用人物、故事、场景等要素来进行传播，就有利于人们在认知接受上的形象建构，远比以概念、数字、定性判断等内容进行的形象传播效果要好。人的形象认知建构具有总体性和模糊性的特征，其过程并不在于对所有形象细节的刻画，关键在于能够促使某些形象认知点的形成，人们常常会通过这些形象认知点，结合自身认知经验，将认知对象的总的形象生成在自己头脑中。而人的这种总体形象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对认知对象的其他方面进行“合理”想象，并融入自己特定的情感体验。

任何形象认知建构的过程，都不是个体单纯的理性活动，而是融入了感性经验的复合性心理活动。感性认知是理性认知的基础，理性认知是感性认知的升华。对于政府形象认知而言，人的理性认知过程不仅是在个体情感活动伴生下进行的，而且当人们对认识对象缺乏深入了解时，感性体验所起的认知作用常常是决定性的。因此，在形象认知的建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感性认知因子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这些因子通过人的情感体验所形成的心理召唤作用，以实现政府形象传播对个体产生的最优化效果。当然，个体形象认知建构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与个体积极的情感体验相伴的大多是获得正面的形象认知，而与个体消极的情感体验共存的则多为负面形象。在调动个体进行政府形象认知建构的过程中，积极的、愉悦的情感接受与共鸣，有助于在理性上形成正面的形象判断和正向认知积累。在不同个体那里，感性与理性因子的形象认知建构作用必然存在着差异，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共同体亦是如此。只有将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的形象传播活动，才会更好地促进个体实现其形象认知的建构过程。

二、 社会学——洞析公众对形象主体的角色期待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存在，承担着特定的社会角色，政府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实质上就是公众对政府这一特定社会角色的认知、评价、认同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社会角色不仅是特定对象在社会生活中一种地位的体现，需要通过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等予以体现；而且公众对特定的社会角色也会形成一种行为期待，期望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承担好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构成了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基础。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表现为其形象传播提供事实内容，而人们对政府社会角色的评价也就成为影响政府形象认知的关键所在。

从社会角色的类型划分上，可以有先赋与自致、自觉与不自觉、规定与开放、功利与表现等不同的标准，反映出不同社会角色主体的内在本质与人们对角色对象的外在要求。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一方面将自身置于各种不同情境的社会角色之下，完成自我的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也从角色扮演出发，对社会组织及其个体的表现加以对比、衡量、评价，形成对不同社会对象的形象认知。政府组织这一特定的社会角色是自致和自觉的，其组织成员的角色具有鲜明的规定性与表现性，反映出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准则、法律制度、基本秩序和道德规范。因而，公众也就对政府及其组织成员的表现有着特定的角色期待，并将这种角色期待与现实中的政府角色表现加以对照。当两者一致时，就能够形成对政府的角色认同，构建起良好的政府形象认知；反之，就会造成对政府形象的负面评价。

政府形象既是公众对政府的整体印象和评价，也是政府组成人员对所在组织的印象和评价，政府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始终处于组织内部与外部双向的对象性的被评价之中。政府形象传播要取得公众良好的认知效果，必须首先取得政府组织内部成员的高度认同，使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完成好自身个体的社会角色扮演，塑造良好的政府官员形象。同时，面向公众的政府形象也必须建立在这一特定社会组织的角色扮演基础上，满足公众对政府的角色期待，实现政府组织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政府官员个体形象、群体形象、政府组织形象三者之间是内在统一的，在社会角色扮演上具有共性特征。因此，在关乎政府形象的社会角色塑造上，应当尽可能地将三者的角色表现一致起来，既要在总体上避免角色的异质化，又要防止各自的角色失调。在现代社会媒介融合的传播环境中，任何政府组织及其组成个体的角色冲突、角色模糊、角色中断和角色失败，都会导致政府形象的危机事件。把握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本质与内涵，满足公众对政府角色的期待，是实现政府形象传播理想效果的前提。

三、 传播学——分析舆论对形象传播的议程影响

政府形象是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品相，是公众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对政府印象的集合。从大众传播的功能来看，一方面虽然媒体传播的内容本身并不能最终决定人们怎么想，但可以影响和左右人们想什么，进而通过媒体传播议程推动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另一方面，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能够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促使人们将拟态环境中的事实表达迁移到现实环境中来，进而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认知和行为结果。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媒介融合已不仅在不同的媒介传播方式上建立了融通的桥梁，实现全球多媒体和跨媒体的传播，而且将人的现实生活媒介化、信息化，促使人与媒介的融合，将媒介虚拟现实与社会生活现实牢牢地融为一体。现代传播技术的应用已经改变了原有的传播秩序，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再是单纯的媒体信息的受众，而是能够成为拥有话语权和传播能力的传播者，媒介传播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政府形象传播不再是媒体组织的专利，而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参与其中的社会公共生活实践。在全民共建的传播环境中，民众的口头舆论能够迅速转化为媒介舆论，某一个体对政府的形象认知与评价也能够快速演化为公众关注的舆论热点。社会传播环境和传播秩序的变化，既给政府形象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使形象信息得以快速地、无障碍地到达媒介覆盖的各个角落；同时也对政府形象信息的传播控制提出了挑战，媒体议程选择的主导性让位于公众议程的先导性。

基于互联网的传播条件为社会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促使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高度融合的同时，更加放大了传播议程在社会舆论生成、演化与结构上的作用。各种意见领袖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地发起各种议题，公益化的媒体组织和商业化的媒介机构共同角力传播议程，使传播议程的走向和趋势更加复杂化。政府形象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公众所关心和关注的话题，如何运用有效的传播议程实现传播效果的优化，成为政府争取和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方面。在已经媒介化的社会现实中，政府除了主动运用媒体所开展的形象议程外，面对各种突发的、不确定的、非预期的复杂舆论变局，必须具备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针对不同事实和意见所引发的舆论关注，及时把握舆情走势，主动介入到传播议程中来，正确引导舆论，塑造政府形象。

媒体事件既是传播议程的具体承载，也是形象传播的技术表征。人们对媒体事件的关注主要基于事实与意见两个方面，前者以真假为评判标准，后者以善恶、对错等道德法律范畴为价值尺度，两者共同作用于人的形象认知建构。人们对于政府形象的认知积累，就是建立在一系列反映政务事实与意见的媒体事件所承载的传播议程上。在现代媒介环境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发起议题，虽然并非所有议题都能获得有效的传播议程，但便捷高效、互联互通的媒介平台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议程可能，实现了议程来源的多样化和议程本身的增量化。随着个体媒介端点技术的丰富与广泛应用，人们依托博客、微博等个人社交平台建立起的信息交往越来越发达，每一个社会成员尤其是意见领袖启动涉及政府形象的议题并获得有效议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当下，各级政务微博和官员个人微博方兴未艾，从传播功能上看，它们都是政府形象议题的设置者和有效议程的推进者。因此，充分发挥政府及其官员自身在传播上的议程功能，并与传统媒体组织的议程设置相结合，是实现新媒介环境下政府形象传播的有效路径。

四、 管理学——探析主体对形象塑造的权变处置

政府形象是政府符号化的社会体征，涉及到政府形象的表达主体和认知主体，前者提供支撑形象符号的现实内容，后者则实现形象符号的认知转换。政府形象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双重塑造过程，政府和公众共同决定着形象的形成。一方面，政府形象源于自身塑造，即政府自我建构的形象，这是政府形象的现实基础所在；另一方面，政府形象成于公众塑造，即公众认知的政府形象，这是政府形象的社会认知所在。因而，政府形象存在着政府自造与公众再造两个维度。政府形象传播要在这种互动的双重塑造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科学的形象管理策略和机制。由于形象塑造的过程是动态的，与之相适应的形象管理也必须从动态出发，运用权变管理的思想，以具体情况和具体对策的应变为基础，形成有效的形象管理方式。

权变管理理论脱胎于系统管理和经验管理理论，突出强调管理是在不断变动的条件下通过反馈方式趋向组织目标的过程，以实现在开放的环境中各种管理要素的相互协调，最终实现管理效果的优化。当前，政府形象传播恰恰处在一个高度开放的媒介环境和舆论环境中，社会个体的高度参与性与政府形象媒体事件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使政府形象管理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因子导致的动态社会环境。这就需要建立积极有效的政府形象管理机制，通过建立媒介和舆论环境自变量与形象管理理念、原则、技术等因变量之间的权变关系，确定对当时当地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因此，从权变管理的应用上来说，其本质是基于动态应变思维下的一种临机处置和实践操作技术。

政府形象传播本身就是一个形象管理过程，需要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对政府形象加以有效的树立和维护。如何在复杂的媒体格局和舆论环境中，形成和放大公众对政府认可、支持、拥护的积极形象，避免和缩减消极的形象，及时修复和重建因危机事件受损的政府公信形象，是政府形象传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路径离不开权变管理的思维与策略，使政府能够掌握自身形象塑造与传播过程中涉及各种管理要素的应变处置方法，实现政府形象传播的良好社会效果。第三节 形象传播的现实意义

形象传播是内涵于各种传播活动中的社会认知建构行为，无论是对于社会组织还是社会个体来说，其在公众心目中所形成的形象认知将会直接作用于自身的社会交往实践，进而促进或阻碍其社会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对政府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而言，政府形象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其在民众中寻求支持与合作的成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民心向背。面向高度媒介化的社会，树立形象传播的责任意识，制定科学的形象传播战略，加强对形象传播实践的管理，提高形象传播的品质与效率，已成为各级政府必须予以重视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充分认识并积极发挥形象传播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导向作用，是政府在新形势下善用媒体的具体体现。

一、 形象的关注效应放大了社会影响

形象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某一组织、群体或个体的总体印象，并通过认知主体所持有的基本立场、交往态度、价值评判和情感好恶、意见表达、行动选择等一系列社会行为反映出来。无论是静态的、物质化的、单向作用的产品形象，还是动态的、能动化的、双向作用的社会组织及其个体形象，都具有引起人们认知兴趣和关注的共性特征。对于处于社会交往中的主体来说，有效地感知客体形象，是完成自身社会化和进行社会活动的前提。社会成员只有了解和把握自身需要交往的对象的种种情况，才能有的放矢地选择合适的自我行为表现，以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交往关系。而对交往对象的形象认知则是个体行为选择的首要环节，人们对交往对象的形象关注自然较其他方面更为优先和强烈。因而，良好的形象展现与传播，能够放大社会组织及个体在公众中的积极影响，并在注意力稀缺的信息时代获得宝贵的传播资源。特别是对于政府形象而言，良好的组织形象和官员形象能够更好地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使体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府主张与决策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得以顺利实现。

当然，形象对于任何社会组织而言都有好坏之分，公众对于形象的关注也来自于两种相对的评价与认知方向。一种是积极的评价、正面的形象认知，另一种是消极的评价、负面的形象认知，两者在社会舆论场都会被放大开来。无疑政府形象传播所追求的效果是积极的、正面的形象塑造和社会认知，而在新闻传播中往往是消极的、负面的形象事件传播速度更快，对政府形象的杀伤力最大。惯常的正面形象宣传多以主题宣传、典型宣传、会议宣传等方式进入新闻传播，容易使人们产生接受疲劳，其传播效果衰减明显，对于提升人们对政府的形象认知作用有限，远不及负面个案的舆论关注导致的对形象认知的解构和重构。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将政府形象传播有效嵌入到与人们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传播中来，从中体现政府高度负责、积极作为、秉公办事、务实服务的价值坐标和客观事实，让公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新闻信息所内涵的形象认知。同时，对于政府形象危机事件处置一定要果断，尽可能防止负面形象在社会认知中的积累和蔓延，及时阻断危机的发酵链，正本清源，还政府形象于清白。

可见，形象关注效应对于政府形象传播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放大正面形象效果，也可以使坏形象得以传播开来，其关键不在于说好不说坏、多说好与少说坏，而在于支撑正面形象认知的客观事实。符合民众意愿、满足社会期待的好的事实当然带来好的政府形象，与之背离的坏的事实就会导致人们负面的形象评价，而政府针对坏的事实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则完全可以成为有利于自身形象的新的事实。在政府形象舆论引导中，事实永远处于第一位，引导则处于第二位，意见引导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否则舆论引导就成为空中楼阁，形象塑造也就成为无本之源。政府让事实说话、媒体用事实说话、公众以事实评价，最终通过事实赢得公众良好的形象认知建构，既是政府形象传播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也是实现社会对政府形象关注的立足点所在。

二、 形象的品牌价值提升了公信地位

人们对于社会对象的形象认知虽然来源于由具体事实构成的对象信息，但人们的认知过程不是对这些信息机械地简单累加，而是在接受对象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复杂的再加工活动，依据个体的社会经验、知识积累、逻辑判断、价值尺度等主观要素，建构起客观对象的形象认知。人们对特定事物形象认知的建构，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其抽象过程伴随着个体的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而形象认知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成为识别和接受该对象新信息的主观参照。政府在社会管理活动中，长期坚持人本、公正、务实、廉洁等为民服务的宗旨，并通过具体的管理行为获得公众的形象认同。良好的形象积累塑造了政府公信的品牌，成为社会生活中支撑法制和伦理秩序的坚固基石，政府官员作为这一公信品牌的化身，成为公众社会交往中的角色期待。坚守和巩固政府良好的形象，就会使形象在人们认知中成为相对稳定的主观参照，其转化而成的符号化品牌的价值就会在传播中凸显，为更多的社会个体所接受，政府形象传播的积极效果将有效提升其自身的公信地位。

公信力是政府最重要的形象品牌，它不仅体现在现行的各种社会制度中，使人们的利益获得处于公平的社会规则之下；而且体现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诚实与信任，在公众与政府之间搭建起诚信互动的桥梁，进而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个体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交往的道德互信。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决定着社会公信机制是否有效，并影响着社会生活中的诚信体系建设，政府公信品牌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标尺。建设政府公信品牌需要在政府、媒介、公众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政府通过政务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公民问政等多种方式，树立和维护自身的公信形象；媒体通过对政府与公众交往的事实报道和意见参与，彰显和激励政府公信，揭露和批评与之相悖的无信、失信现象，推动和传播政府公信形象；公众借助媒介扩大问政范围、表达利益诉求、参与社会管理，凭借个体直接经验和媒介信息传播形成对政府公信的形象认知，并转化到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来。

形象树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形象解构却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完成。从这个角度上讲，形象是“易碎品”，需要备加珍爱与呵护。政府公信形象是逐步积累起来的，“有事找政府”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基于长期对政府行政作为社会认知基础上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依赖，虽然客观上导致社会管理中无限责任政府的定位，但在主观认知上却在塑造着政府公信的口碑品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不是减少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部分责任，而是建立更加高效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更加完善的社会服务机制，提高公众的社会生活质量。因而，政府公信形象的维护必须立足于服务民众，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引导和满足公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同时，对于与政府公信形象相左的组织行为和官员个体行为，必须及时处置、严肃问责，划清失信个案与政府整体公信之间的形象界线，使政府公信形象不因孤立个案而在公众心目中瓦解和崩溃。

三、 形象的社会声誉促进了资源集聚

任何组织、群体或个体的形象一旦形成，必与社会声誉相伴，积极的、正面的形象认知获得的是好声誉，消极的、负面的形象认知则落得坏名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树立好形象、赢得好声誉，是各种社会主体开展形象传播所追求的一致目标。基于良好的组织形象的社会声誉，带来的不仅是公众的态度认可、意见赞誉和行动支持，进一步巩固和提升该组织的社会地位；而且能够促进组织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要素的集聚，既包括人才、资金、技术等硬资源，也包括交往、传播、信任等软资源，为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开拓新的社会空间。政府组织尤其需要通过自身良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获得民众和其他社会组织给予的社会声誉，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赢得更多合作、支持和信赖，使社会根基更加稳固、社会秩序更加和谐、社会发展更具活力。

在政府形象传播中，政府良好的社会声誉源自公众的认同，这就要求政府的现实作为与形象传播诉求内在地一致起来，并在政府的社会目标与公众的利益诉求之间建立和扩大共识。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的利益处于多元化的状态，不同的群体和个体的利益诉求存在着差异。如何将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集合有效地转化为公共利益，不是由政府简单定义的，而是经各方意见充分商讨，达成妥协一致的结果。政府只有通过积极、有效的民主决策程序，将社会成员的多元利益诉求转化为公共利益，才能在社会目标上与公众达成共识，在社会管理上赢得民众合作。以尊重民众意愿和促进社会发展为出发点、以完善公共服务和增长公共利益为落脚点的政府作为，不仅支撑起政府组织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而且由于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而获得社会赞誉。政府良好的社会声誉可以为其实现更大的社会目标集聚更多的社会资源。

在民众参与的现代媒介环境中，社会个体不仅是传播议题的有效提供者，也是社会舆论意见的积极参与者。尽管有的学者研究指出在互联网上真正发起议题的仅为用户的1%参见格雷姆·特纳：《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但公众参与传播已是事实，并且具有持续增长的传播力量。传统的口碑传播借助个体化的媒介表达，进入到大众传播领域，成为形象传播议程的重要方面。政府形象的社会认知不再由传统媒体所垄断，而是由更多的社会个体直接参与其中，政府的社会声誉维护也需要建立在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与意见表达的基础之上。第一章政府形象传播构成

政府形象传播是一个由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指向和传播载体等多项因素构成的，具有自身结构功能和特殊行为的复杂系统结构。刘小燕：《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结构解析》，《新闻大学》，2005年春。构成这一系统的主要有四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政府的价值理念，政府价值是指导并规范着政府及其成员的决策和活动的各种价值观、理念、理想、行为规范等，既是政府形象的内核，也是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的内核；二是政府的行政过程及其绩效，这构成了政府形象传播的主要内容，我们称为政府形象传播的本体系统；三是借助各种媒介对政府形象的展现，或者说是“对政府行为的解释”，这是狭义的政府形象传播，我们称之为政府形象传播的推广系统；四是公众对于政府形象的认知和评价，这既是政府形象传播的结果，也是政府形象“口碑传播”的重要形式，这里称之为舆论系统。围绕政府价值这一形象传播的内核，由形象传播的本体系统、推广系统和舆论系统三大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与制约，从而形成一种自洽的政府形象传播系统。第一节 政府价值

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无法避免地包含着道德价值的决定和选择，任何个人或组织概莫能外。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同样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主张，并在政府行政过程之中予以贯彻和追求。政府价值是政府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结合国家、社会、公民和自身总体需要的一种效用和思想价值观念的体系，包括政府的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发展目标、管理哲学、法律意识、道德观念、文化认同、审美理念等。政府价值是通过政府与国家、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以及政府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它“体现了政府的理念以及政府对政治价值的信念与追求”谢庆奎：《政府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9页。。

一、 政府价值类型

政府价值作为政府形象的内核，是政府形象传播的指导思想，广泛运用于政府内外部传播活动中。政府价值应该清晰、凝练地表达，在内部组织传播中，通过文件、会议、宣讲、动员等方式深入、持久地灌输，以使每一位政府组成人员充分理解、认可并具体实践。在外部大众传播中，政府价值的主要目的是凝聚人心、提升执政合法性和政府形象，客观上也通过外部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政府价值予以对照并实施监督。按照本质不同，政府价值可分为理想价值、实践价值和行为价值三种类型。

1．理想价值

理想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反映了政府所追求的希望、理想和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创造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了个人能够过上理性的正义的社会生活，政府的根本宗旨就是创造和保护公民或社会的“公共幸福”。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政府价值在于“殚精竭虑地增进公共福利”。通常情况下，现代各国政府所公布出来的理想价值一般比较相似，主要内容包括自由、平等、公平、发展等方面，区别只是各自拥有不同的侧重点。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由通过选举或其他方式所产生的执政政党所主导的，所以政府价值往往全面体现了执政政党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所构成，并成为一定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黄新华：《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3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以来，尽管各届政府的行为、理念随着时代的不同各有不同的特色，但其主导价值观——理想价值仍旧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价值具有重大区别。

2．实践价值

政府价值的第二种类型是实践价值，实践价值处于理想价值的统摄之下，是政府为实现其理想价值选择一定的路径、方法，其中所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观，比如民主、福利、经济发展、公平优先、效率优先等。很多西方国家实行两党制，通常情况下其中一党偏向于公平优先，而另一党则偏向于效率优先，一党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多一点，而另一党上台后则强调政府对市场干预少一点，等等。

在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政府具有基本相同的理想价值，但实践价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人民公社时期政府的实践价值是“一大二公”，改革开放后政府的实践价值是“发展是硬道理”、“市场经济”、“改革”等等，21世纪以来政府的实践价值则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另外，不同地区由于其发展水平、领导人的认识各不相同，其政府的实践价值也有较大差距。2011年上半年引起一定争议的所谓“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恰恰体现了这一点。重庆提出“先分好蛋糕，再做大蛋糕”的价值，而广东则提出“做大蛋糕”第一的价值。又比如个性官员仇和当政昆明时，树立了“速度”、“公开透明”、“发展第一”的政府理念，从公开的施政思路看，优化投资环境、大力招商引资是昆明的第一要务，这与之前昆明政府的实践价值不同，以致当地政府官员明显感到“不适应”。

不同的政府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差别构成了不同政府之间区别的标志。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经这样形容当时的英国政府：“我们的价值观也确定了我们与反对者间的界限。”陈林、林德山：《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0页。当代西方政府之所以在政治道路以及政策路线制定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政府的价值取向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对未来目标、政府模式以及政府功能的选择。因此，某一政府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政府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其他政府的重要标志。

3．行为价值

政府价值的第三种类型是行为价值，即政府对自身基本属性和实践行为所做出的价值界定。比如服务、效率、廉洁、“大政府”、“小政府”等等。其中，公正廉洁是政府行为的最基本要求，是政府获得合法性的最根本因素，也是民众对政府形象、政府行为最为关注的方面。“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公生明，廉生威”。政府组织是社会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拥有很大的权力，这些权力只有掌握在公正廉洁的机构手中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央政府的行为价值有了一定的变化。1998年朱镕基出任总理后在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政府建设成一个廉洁的、高效的、廉价的政府。”朱镕基：《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5页。可见朱镕基表述的政府行为价值是廉洁高效。而2003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确立“现代政府”的理念，“现代”、“公共服务”和“法治”成为新一届政府行政理念的基石。在我国，一个地方的政府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注意挖掘、培育和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个性。这种独特的形象风格和形象个性会使一个地方的政府在与周边地区的政府相比具有一种独特的识别性和竞争力。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强调优化政务环境和商务环境，为招商引资和企业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有的地方政府突出人才培养和引进，通过招才引智促进科技创业和产业转型等。

二、 政府价值元素

尽管由于历史传统、经济社会状况不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政府所秉持的价值观有很多区别，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拥有公权力的组织机构，政府无论秉持何种意识形态，都拥有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元素，它们构成了政府价值理念的基础。

1．法治

人类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亚里士多德就主张把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作为达到“美好生活”的唯一可靠可行的手段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237页。到了现代，无论政府的性质如何，法治及其所代表的精神已被人们广泛认同。法治已成为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判定政治发展的基准之一。法治意味着秩序，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普遍性，意味着政府要按照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规则行事。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服务型政府实现行政方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式科学化、法治化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依法行政必须依法治府，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和权限的法定化、政府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国家机构公务员的录用、任命、考核、奖惩等方面的法定化。另一方面，政府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应遵循宪法、法律和法规规章制度，政府机构及公务员应做执法、守法的模范。

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是与法治的发展相联系。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确认市场主体的资格，明晰产权关系，尊重并保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和自由权，保障商品交换过程的有序、安全、公正和化解多元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这些都有赖于法制的完备。因此，法治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没有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对政府的要求，也是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中的公众对政府的期望。

法治本质上是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和控制。从规范层面上看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人治的政府，从政府现代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法治是现代民主制的产物，也是民主在制度层面上的要求。

2．廉洁

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是衡量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基本素质的一个决定因素，也是基础性要素。希望政府官员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人民群众的普遍意愿。政府官员谋求的只能是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其根本目的和价值追求是为公众服务，建设现代的服务型政府。政府能否保持清正廉洁，不仅直接关系到民众对政府形象的感受和评价的高低，而且更关系到人心的向背。没有政府的廉洁，政府就没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就会丧失社会表率和榜样的作用。不过由于政府掌握人民授权的公权力，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容易滋生腐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先后有40多个执政时间超过30年以上的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2011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相继发生“茉莉花革命”，几位长期执政的强权人物下台。上述政党和个人倒台的原因纷繁复杂，但执政期间由于缺乏监督而产生的严重腐败是其共同特征。

中国政府一直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宗旨。这使得公众不管是否意识到政府官员是契约的履行者，他们对政府形象优劣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政府及其官员是否廉洁和忠诚。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政府作用的有效性、政府的服务质量、政府的办事效率、政府工作人员的士气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等等，无一不与政府行为的廉洁与否密切相关。任何一个腐败丛生的政府，效率和信用必然下降，其形象必然受损。然而在当今，腐败这一“社会政治价值和政治规范的畸变”俞可平：《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公害。尤其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对公权力监督的薄弱，权力资源的异化使得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在这种情况下，廉洁作为政府价值的一个元素就显得特别重要。

3．诚信

诚信是政府的生命线，是政府行为价值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政府得以长期存续和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是取得公众信任和支持、提高行政效率、改善行政环境的关键因素。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要做到诚信，政府首先要做到公正。在整个经济社会生活中，政府充当了“裁判”的角色，行使着“裁判”的职责。“裁判”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依照法则进行公平、公正的评判。政府要在公众中树立起真正的权威，就必须在施政过程中，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把政府的行为约束在法制的轨道上，以追求公正、公平。

不过最近几年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诚信出现了严重问题，并继而引发了社会整体诚信的滑坡。上海市政协一项调查数据说，64.8%的人关注的主要诚信对象是政府，同时警察和公务人员都被列为不可信任对象。而对政府信任崩溃的后果是政令不通，政策的执行力大打折扣，经济交往成本被抬高，人与人之间缺乏安全感，社会道德底线一步步失守。社会弥漫不信任情绪，每个人都难独善其身，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政府“诚信建设”刻不容缓》，《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11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1107/3442306.shtml。

政府的公信力是诚信社会的基石。一个良性的社会应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完整的诚信链条。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中，政府的诚信即政府的公信力始终处在核心和主导地位。个别地方政府之所以出现诚信危机，是因为长期以来，从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的招录升迁、职责权限到权力的运行规则、程序、方式等都很难为外人所知。因此，实行政务信息公开是政府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政务信息体系，推进中央和地方的政务公开以及基层的镇（街）政务公开、社区（村）政务公开等，做到“公开是一般，不公开是例外”，将办事的政策、程序、过程、结果公之于众，让群众明白，受群众监督，逐步增强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

4．高效

市场经济是一个高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各市场主体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同企业一样也存在着效率问题。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必须履行培育市场、扶植中介组织、维护正当竞争和打击违法行为等职责，而这些都是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耗费为代价的。因此政府必须讲求效率，即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保庚：《中国政府形象管理研究》，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1页。只有这样才能合理、有效利用资源，保障人民的最终利益，体现政府“为民”的本质。

政府效能直接关系到公众利益的实现顺畅与否，公众对政府的很多具体评价都是建立在对政府工作效率和绩效的感受和认知基础上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公众要求政府予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虽然通过政府工作最终有了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一过程中的不同工作效率则会使公众形成截然相反的评价和印象。

做一个高效政府，首先要做一个责任政府。责任政府是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府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履行法定的职责；二是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因失职、渎职、违法而造成的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如果政府缺乏责任机制，决策失误、执行不力、行为偏差，作风腐败等现象就会大量出现。而要避免这一切，就必须建立并落实责任机制。它既是一种规范机制，又是一种纠错机制。它的运行情况及效果已成为人们评价政府行为的重要依据。

要提高效能，政府必须牢固树立为公众服务、为市场服务的意识，建立高智能型的、理性的决策机构和精干高效的执行机构，简化工作程序，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加强政府与民众的信息沟通，建立灵敏的信息反馈机构以及严格执法的监督机构，保证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5．创新

时代不断发展，各国政府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与时俱进。对内要求政府适应管理事务的变化，不断调整其职能和机构，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对外要求政府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维护政策稳定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改革创新管理机制、管理方式和调整政策，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条件，创造良好的环境。张晓锋、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

创新是政府面对时代发展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具有的精神品格。我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我国社会管理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如果不及时调整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就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01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统筹兼顾、协商协调，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科学管理、提高效能的原则，立足基本国情，坚持正确方向，推进改革创新。”《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人民网，2011年5月3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4779718.html。

6．民主

中国是一个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则是这一理念在政治上的体现。在国家生活中，民主不仅仅表现在形式上，更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政府应当真正关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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