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文兴
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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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世界历史试读：
前言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几千年来，人类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兴盛与衰微，辉煌与悲怆，和风丽日与血雨腥风，多少事如烟而逝，多少事留传百代，多少人悄然而去，多少人浮沉史海……浩瀚的历史长河铸成了灿烂的世界文明。人们从各种历史书中认识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了解了林林总总的大小事件，可究竟哪些事、哪些人是真实而可信的呢？
在漫漫的世界历史长河中，有太多的世界历史真相被人们忽略；历史又是由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观察和记录的，避免不了时代的烙印和记录者的偏见。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抑或掩盖战争罪责以愚弄欺骗人民而刻意扭曲篡改历史，抑或由于时势所迫而神化乃至打压历史，于是历史逐渐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不是被蒙上了神秘虚伪的面纱，就是早已肢残破碎、面目全非了。
历史车轮碾过之处，真善和丑恶泾渭分明，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辨别善恶的真实的镜子。但当我们切实靠近这些英雄之时，他们是否真的如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真、善、美？当我们走近那些鬼雄之时，他们是否又是真的疯狂暴敛、凶残无道，假、恶、丑？历史上那些纷繁的事件又有着怎样的内幕与隐情？在世界文化与艺术的殿堂中，在神秘莫测的精神世界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又是否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说过：“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有昨天，而昨天里面复有前天，由此上溯以至于远古；过去的历史今天仍然存在着，它并没有死去。”现实属于历史，未来是历史的延续，也将属于历史，人类发展史就是有着自己方向的千回百转的不竭江河。只有正确地了解昨天，才会更好地建设今天。只有分辨歪曲的假象，揭开误解的面纱，才能真正抚摸历史，展望人类文明的前景。
本书的旨趣正在于引领人们回首过去，从被颠倒的黑白中、从被隐藏的真相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纷乱交错的事实中、从被误读的历史中去追踪历史原貌的蛛丝马迹，重新解读人类文明的真实历史，使我们在建设今天和走向未来中不至于迷失前行的方向。壹时势混沌的“英雄”
古语说：“时势造英雄。”然而，历史上很多人物却是被历史学家们刻意美化了的。千百年来，人们被历史上的一些片面的观点禁锢了思想，致使他们盲目崇拜那些“神圣”而“伟大”的英雄和大师们。而那些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人，其实原本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揭穿图坦卡蒙死于谋杀的谎言
在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King.Tutankhamun）的陵墓上镌刻着这样一行墓志铭：“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死亡的诅咒，仿佛昭示了这位法老所经历的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图坦卡蒙原名图坦卡顿，是第18位埃及法老，约于公元前1336—1327年统治埃及。图坦卡蒙法老是埃及著名法老埃赫那吞的王后尼弗尔提提的女婿。埃赫那吞执政20年后去世，图坦古埃及法老卡蒙继承王位，由老臣阿伊辅佐摄政。继位时，他只有9岁（一说10岁），娶了比他大三四岁的安开孙巴阿顿，后者是埃赫那吞的第三个女儿。图坦卡蒙执政10年左右，便猝死于首都底比斯，逝世时只有18岁。这位年轻法老的意外死亡，犹如阵阵疑云，诱导探索者们竭尽所能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穿越时空，触摸那个久远而神秘的古埃及世界。
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和卡尔纳冯伯爵（Lord Carnarvon）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二十王朝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下发现了图坦卡蒙的陵墓，使这座尘封三千多年的古墓得以重见天日。该陵墓内由甬道、前室、墓室、耳室和库房组成，墓室内有众多壁画，以宗教活动和仪式为主。除了墓室外，其他各室内都布满了数以千件的家具、器皿、雕像、武器、王杖等各式造型别致、做工考究的陪葬品，其奢华性和墓室的完整性震惊了整个考古界。但除却墓穴内让人眼花缭乱的陪葬品、举世闻名的金面具以及那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的法老的诅咒外，人们最为关注的还是这位年轻法老本身。当考古学家们移去木乃伊头部纯金的面罩，揭开裹在木乃伊脸上的最后一层面纱时，竟发现年轻法老的脸上靠近左耳垂处有一道明显的创伤痕迹。由此，考古学家推断法老可能死于政治谋杀，还推测这次刺杀可能发生于国王熟睡之时。当这一推测公布后，立刻引发轩然大波。
从图坦卡蒙墓穴内的情形来看，墓穴又窄又小。他的死亡是很突然的——好像墓穴还没有修好就匆匆下葬的样子。乍看上去好像不是为王族准备的，而且装饰也很潦草，墓穴四壁的壁画上泼溅了许多颜料，也没有人去擦拭干净。而一些让世人瞩目的陪葬古董，其实并不是法老本人的日常用品。因为考古发现，这些古董上原本刻着别人的名字，图坦卡蒙的名字是在把原有名字擦去后临时加上去的。而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也不像其他法老一样慢慢用防腐香料浸体，而是将成桶的防腐香料倒在木乃伊上。这些迹象显示，这位法老的死亡相当突然，可能是基于某种特殊的事件引起的。
同时，从当时政局分析，也存在被谋杀的可能性。十八王朝的埃及政局纷繁复杂，宗教系别冲突尖锐。图坦卡蒙王的前代法老埃赫那吞推崇宗教改革，迁都阿克塔顿，拒绝崇拜阿蒙神，由此引发了新旧教派之间长久的斗争。作为备受争议且树敌过多的埃赫那吞的继承人，图坦卡蒙很可能由此卷入政治复仇中而被暗杀。一位扮演着历史学家和侦探双重角色的名为鲍勃·布雷尔的人甚至根据零散的文物、卷宗、陵墓推断出了犯罪嫌疑人：摄政王阿伊和军队统帅霍朗赫布。阿伊在前任法老在世时就是宰相，后来辅佐9岁的小图坦卡蒙登基。实际上，图坦卡蒙在位期间，一直是他在执掌国家大权，而且深得图坦卡蒙的信任。阿伊的杀人动机可能是觊觎法老的宝座，而在图坦卡蒙死后他确实当上了下一任法老。在图坦卡蒙墓中的壁画上有主持图坦卡蒙葬礼仪式的内容，而当时有权主持这一仪式的是确定有继承权的人。另一个证据可能更有说服力：在一枚戒指上考古学家发现了阿伊与安开孙巴阿顿二人的名字，后者恰恰是图坦卡蒙王的遗孀。身为军队统帅的霍朗赫布常常教图坦卡蒙狩猎、驾驶战车，这些活动提供了谋划一次事故的充足机会。如果图坦卡蒙真的是死在路上，尸体在霍朗赫布运回之前就可能腐烂了。这一点倒可以解释为何木乃伊上额外倒了好多防腐香料。霍朗赫布弑君的动机，最可能是自己篡权登上王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于手中掌握军权的他并不难。
1968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的X光透视更是给“谋杀”说添上了重重的砝码。他们发现，在死者的脑腔中有一块曾移位的骨头，而在后脑勺处有一片颇似血凝块的阴影。研究小组的哈里森博士称：“这团阴影边缘并无异常，但事实上可能是由一次脑膜内出血造成的，而这大概是后脑遭到重击的结果。反过来说，这一击极有可能就是导致死亡的原因，也就是说图坦卡蒙很有可能死于一次谋杀。”无疑，这一物理学发现似乎彻底揭开了图坦卡蒙王猝死的真因，而阿伊则为杀王篡位的真凶。
但是，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并没有因为貌似定论的推断而停止，法老的诅咒也并没有阻止人们探询真理的脚步。随着最近一系列新的发现和理论的出现，图坦卡蒙的死因之谜又重新被认识：原来这竟是一段被误读的历史，图坦卡蒙并非死于他杀。
首先，谋杀说本身疑点重重。图坦卡蒙在位期间，正值埃及十八王朝的末期，和他的前代——“异教徒”国王埃赫那吞坚决推进宗教改革不同，年幼的图坦卡蒙面对阿蒙祭司和旧势力贵族的重压，选择了妥协退让。他接受了旧教徒的主张，终止了前王的宗教改革；把都城从阿克塔顿又迁回底比斯，恢复对阿蒙神的崇拜；归还阿蒙神神庙的领土和财产，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图坦卡蒙”，意为卡纳克的太阳神庙发现的太阳神雕像，以法老埃赫那吞的形象形成了神像的上半身。“阿蒙的化身”，咒骂埃赫那吞为“天下的罪人”。他的一系列举措，使得一度被压制的僧侣势力又一次抬头。可见，图坦卡蒙王并不是一位有着自己鲜明政治主见的法老，而更倾向于妥协，在新旧势力冲突时站在了“保守派”这一边。当然，这与他的年纪不无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势下，被前王打压的僧侣们是不会基于对前王举措的嫉恨而去报复图坦卡蒙的。而从实力对比来看，以大祭司为首的旧势力在当时还占据着优势，出于政治的需要他们不会放弃图坦卡蒙这样一位年幼、顺从的法老而采用叛变的方式颠覆政权。所以，图坦卡蒙为旧势力贵族谋杀的说法也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老臣阿伊是两代君主的辅臣，几十年间深得二位法老的赏识重用。尤其在图坦卡蒙在位期间，法老尚幼，很多重大决策，包括迁都、向僧侣势力的妥协实际上都是由阿伊作出的决定。1954年，在卡纳克发现的一块石碑上写着阿伊是图坦卡蒙的共同摄政王，也说明了阿伊在当时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作用，而年幼的图坦卡蒙在政治上十分依赖阿伊。从这点上看，阿伊不会与法老有实质上的意见分歧。由于分歧导致篡位谋杀的可能性非常小。“没有争端的暴行是愚蠢的。”认为霍朗赫布为凶手则更为荒谬，因为图坦卡蒙王死后，他并没有任何篡夺王位的举动，而王位也最终落在阿伊身上。
其次，谋杀说没有任何史学的文献资料直接说明谋杀的存在，或者间接表示有类似谋杀的事件发生。甚至连墓室发现者之一，埃及学专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亦从未提及是谋杀。至于上述X光片上的痕迹，同样也不能证明是遭人故意击打。柏林勃兰登堡科学和人类学学院的一位专门研究图坦卡蒙的学者说：“人人都喜欢推测，但是至今却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些推测。”
为了进一步从自然科学角度探究这位神秘法老的死亡真因，最近，考古界和科学界联手，用一辆载有特殊装备的车辆从“帝王谷”将这位法老王的木乃伊从坟墓中移出，用高科技设备对他的头盖骨和肋骨进行立体摄影，从而最终确定了其死亡原因。
很快，研究小组公布扫描的结果：3300年前的这位18岁的古埃及法老并不是死于谋杀。在短短的15分钟CT扫描中，研究人员针对木乃伊的不同部分拍摄下了1700多张图片。研究显示，图坦卡蒙身形纤瘦，健康，没有营养不良或传染病，但他有轻微唇裂。CT片还显示，这位年轻的法老有微小的腭裂，不像是装饰用的胡须或其他面部装饰造成的（影像）。他的门牙很大，同其家族里的其他法老一样，牙齿有覆咬合特点。哈瓦斯表示，图坦卡蒙的尸体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看见图坦卡蒙脸部的轮廓，就连他的脚趾和手指也是保存完好。发现图坦卡蒙法老“藏身之地”的埃及最为著名的考古学家、埃及古物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哈瓦斯表示，研究小组针对有关图坦卡蒙被谋杀的种种说法展开调查，但没发现其后脑曾被重击的证据，也没其他迹象显示涉及谋杀。
至于1968年X光检测所发现的图坦卡蒙木乃伊头骨骨折，真正的原因是由于墓穴的发现者英国探险家霍华德·卡特首次发现时造成的，而并非在3300多年前造成法老死亡的原因。在北美放射学会年会上，代表埃及古物最高委员会负责这项国际研究的阿沙里夫·萨利姆博士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这同时也印证了哈瓦斯发表的未发现图坦卡蒙遭后脑重创的言论。
扫描的发现表明，真正造成法老死亡的竟是腿部的创伤。在CT监测中发现，图坦卡蒙的左大腿骨有一道明显的骨折裂痕，依据裂痕的深度，推测他死前可能严重弄伤大腿。虽然骨折本身不会对生命构成威胁，但研究者同时发现伤处有细菌感染的迹象。在三千多年前的埃及，细菌感染无异于灭顶之灾，没有任何医疗措施能够有效地治愈。年少的国王自幼身体瘦弱，当腿部伤情出现了感染并进一步扩大时，他的生命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关于这个裂痕，尽管有人提出也可能在防腐处理过程中造成，但是很快便被否决。因为在古埃及，法老们最为重视的就是逝世后肉身的防腐处理，这会关系到他们能否转世或为神。他们会提前几十年选择陵墓，墓室内要进行空气处理，施加各种巫术，以确保法老陵墓的封闭性和安全性。法老的葬礼通常也是一国最隆重的仪式，要由最好的祭司主持，不可能会出现这种低级的纰漏。在防腐方面，古埃及人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有自己一套严格的处理程式，还要与宗教仪式并行，经过处理的木乃伊可以经过几千年而完好无缺。所以，在防腐处理中造成法老骨骼的严重损伤是没有可能性的。由此可以推测，正是腿部严重损伤造成的细菌感染让这位年轻的法老送了命。
腿部受伤导致细菌感染的死因，使得一直以来盛行的“法老谋杀说”破了产。几千年前的谜案终于有了定论，背负“杀王篡位”恶名的老臣阿伊也终于沉冤得雪。被打扰了几十年的图坦卡蒙也被再次送回陵墓，开始了继续的长眠。这段被误读了许久的历史也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其实，对历史的误读并不可怕，毕竟那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神秘的往事。重要的是，要抱有正确的对待历史的态度，不因可能而轻信，要不断地在认识的道路上去伪存真，深入解析，还历史一个清白。恺撒“无心插柳”成为史学家
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是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后人不但为他高超的军事和政治领导才能所折服，还因《高卢战记》这部伟大的著作而把他视为一位不凡的史学家，认为恺撒具有很高的将征服高卢的经历记录下来以便传承于后人的意识和撰述才能。
高卢战士在杀死自己的妻子后，宁可自尽也不愿向罗马人投降。
然而事实上，恺撒原本无心完成一部名垂千古的史学名著，著书立说也并非完全是出于个人目的，他凭借《高卢战记》一书成为史学家，纯属“无心插柳”的结果。
恺撒所写的《高卢战记》七卷，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从公元前58—前52年，每年的事件写成一卷，是研究古罗马军事历史的重要文献。他把这部书叫做Commentarii，即《随记》、《手记》之意，表示直陈战事，供人参考而已。在叙述过程中，他处处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洁。由于恺撒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第一个亲身深入到高卢西部和北部、到过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亲眼目睹过当地的山川形势与风俗人情的人，因此，《高卢战记》又成为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到萌牙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的记述，成为后人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
恺撒一生戎马倥偬，根本不得闲暇来舞文弄墨，只是迫于庞培及其党羽的政治阴谋而不得已提起笔来从事写作的。正如黑格尔所说：“他编著历史，就会把自己的目的作为历史的目的来处理。”西方一些学者把《高卢战记》说成是恺撒为拉选票而写的小册子，或者说是一个竞选的文件。真实记述历史是古典史学家所遵循的原则，但恺撒不是为单纯记述历史而写历史著作的。他的《高卢战记》带有明显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是由当时写作的历史背景所使然。
公元前100年，恺撒出生于古罗马的一个贵族家庭。由于他的家庭与民主派领袖马略来往甚密，因此，恺撒从步入政坛的那一天起就被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
他从一开始就受到元老院的排挤而站到民主派的一边，并逐渐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凭借家族的威望和亲戚的提携，公元前84年，恺撒当上了朱庇特神的祭司，后来又当了财务官、司法官、工务官。公元前61年出任西班牙总督，他在西班牙建立了自己的一支军队，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元老院的赏识。
当时罗马政坛混乱，马略的军事改革使军事将领与军队紧密结合起来，军队日益成为统帅夺取政治权利的有力工具。长期出入政坛的恺撒深知金钱和军权的重要，但在当时罗马政坛上，论资财他比不上克拉苏，论军功他比不上庞培，处于劣势。于是，恺撒巧妙使用权术与克拉苏、庞培结成秘密同盟，史称“前三头”同盟。在克拉苏和庞培的支持下，恺撒当选为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
任期届满后，恺撒明智地选择了担任高卢总督，因为当时高卢大部分还未被征服。恺撒利用征服高卢的机会，培训了一支能征惯战，“只知有恺撒，不知有国家”的唯他命是从的军队。利用这支军队征服高卢，使他和他的手下都大发横财。恺撒的成功遭到了克拉苏的妒忌，于是克拉苏率军东侵，不料全军覆没，战死异乡。这样，原来的三足鼎立变成了两强对峙。
公元前54年，恺撒的女儿尤利亚去世，恺撒与庞培的联姻关系也告结束。公元前52年，高卢并入罗马版图。恺撒权势的增长，既使元老院心怀戒惧，也使庞培产生妒忌。元老院竭力拉拢庞培，庞培逐渐倒向元老院。同年，元老院通过紧急法令，授权庞培征集军队、平定骚乱。不久，元老院又任命庞培为“没有同僚的执政官”，实际上开始了庞培在罗马的独裁统治。庞培上任后，利用职权提出现任高级官员、卸任高级官员以及担任行省总督应有五年间歇期，把锋芒指向恺撒；并把自己在西班牙的统治权延长五年，完全不提恺撒的高卢总督是否延长的问题。一些贵族还群起攻击恺撒，
要求解除恺撒在高卢的总督职务，让他交还兵权。公元前49年，恺撒在高卢的任期届满，元老院下令恺撒遣散军队，立即返回罗马，否则以罗马“公敌”论罪。在这种情况下，恺撒被逼无奈指了指剑柄说：“这家伙是能延长期限的。”公元前49年1月，恺撒进军罗马，迅速荡平庞培在罗马的残余势力，掌握了罗马政权。《高卢战记》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成的，大约写于公元前52—前51年的冬天。很显然，恺撒是在面临庞培与元老院暗中勾结，对他大肆攻击和暗算，欲置其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写作的，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保卫自己的措施。由此，他的写作动机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高卢战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恺撒有三个目的：
1.自我辩护。恺撒在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通过了一项《犹理亚反贿赂法》，法案规定，行省长官本人无论是否带有军队，如未经人民大会或元老院许可，均不得随意越出行省，也不得对别国发动战争。不过，恺撒为了获取资财和培植私人武装，除了战争之外别无他途。但是，以元老院敌视他的立场，自然是不会批准他发动战争的。恺撒巧妙地利用罗马人民和元老院唯我独尊、人莫予夺的心理，在叙述他在高卢未经元老院批准而发动的每一次战争时，都强调战争的起因是由于罗马人民和元老院的尊严受到了损害。
在叙述厄尔维几人的战争时，恺撒写道：“恺撒想起执政官卢乌斯·卡休斯曾经被厄尔维几人杀死，他的军队也在被击溃以后，被迫钻了轭门（对战败者的一种污辱）。”在讲述对日耳曼人的战争时，恺撒写道：“他知道屡次被元老院称作‘兄弟’、‘亲人’的爱社依人，正在受日耳曼人的奴役和统治，这对罗马这个堂堂大国来说，包括他本人不免都是一种耻辱。”关于对不列颠的征服原因，恺撒说：“因为他发现差不多在所有高卢战争中间，都有从那边来给我们的敌人的支援。”
最能表现恺撒自我辩护这一目的的例子是：在公元前55年对登克德里和乌西彼德斯这两支日耳曼人的战争，当敌方的首领和长老前来求和时，恺撒却乘机扣留了他们，然后向群龙无首的日耳曼人发动进攻，43万日耳曼人几乎全被杀，而罗马人没有损失一个。这次战争的消息传到罗马时，恺撒的行动受到指责，他的政敌们，以马克斯·朴尔斯·加图为首甚至建议元老院把恺撒交给登克德里人和乌西彼得斯人，以保全罗马的荣誉。因此，恺撒在《高卢战记》第四卷中，就详细叙述了他进行这次战争是因为日耳曼人的八百骑兵首先攻击罗马的五千骑兵，而日耳曼人的首领和长老求和完全是伪装和玩弄诡计，是缓兵之计。很显然，恺撒是在为自己辩护。
2.树立自己的形象。通读《高卢战记》，不难意识到恺撒是想通过全书向罗马人表明，只有他才是罗马国家真正的捍卫者和英雄。正是由于他矗立在北方，才有罗马的安宁和繁荣。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从不忘记偶尔插上一两句话，提一下自己在战斗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自己所受士兵的爱戴。
在叙述与厄尔维几人作战时，他写道：恺撒首先“把自己的坐骑送到老远看不见的地方，后来又命令把所有别人的马也都这样送走。让大家面对同样的危险，不存在逃脱的希望”，表现了他身先士卒与罗马军队同甘共苦的品格。
恺撒还借高卢人之口夸赞日耳曼人勇敢非凡，最后又写日耳曼人败在恺撒手下，以此形成对比来衬托他本人的英勇善战。恺撒力图使罗马人知道，面临着能征惯战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恺撒和他的军队经过艰苦的战斗，深入到高卢西部和北部、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不仅保卫了罗马的北部边防，而且把罗马的国界扩展到莱茵河和不列颠。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和他的部下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他为罗马立下的汗马功劳。然而，恺撒没有得到罗马人民的感激。相反，元老院里贵族派和庞培一伙却趁恺撒在高卢奋战之机，在首都散布流言蜚语，百般中伤、恶毒攻击他，其用心险恶可见一斑了。
3.为了威吓敌人。军队是恺撒手中的利剑。他在书中多次提到军队的忠诚。如在萨比斯河战役中，恺撒军队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下，他这样描述：“恺撒在后军的一个士兵手中抢过一面盾——因为他自己来的时候没有带——就向阵线的第一列赶去，一面叫着百夫长的名字，鼓励着其他兵士……他的到来给士兵们带来了希望，他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各人都想在统帅的亲眼目睹之下，表现出自己即使身历险境时还骁勇善战到何种程度。”
在讲到动员军队对日耳曼人作战时，恺撒着意讲述各军团指挥官和百夫长对他所作的保证：“他们既不怀疑、恐惧也不妄自干预作战机宜，认识到这是应由其统帅绝对掌握的事情。”他在书中另一处画龙点睛地写道：“如果他（日耳曼人首领）杀死了恺撒，就可以讨好许多罗马的显贵和要人——他是直接从他们自己的使者的口中得知的——恺撒的死可以替他换来所有这些人的感激和友谊。”这不啻是告诉政敌们：恺撒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毫无所知，但他有自己的军队作后盾，那些政敌们最好能好自为之，不要自取灭亡。
恺撒写作《高卢战记》，虽然渗透着恺撒个人的政治动机，但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当时罗马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小农业已完全被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取代。当年台伯河上那种小公社的城邦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统治需要，加强国家机器向帝制过渡已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恺撒的政治目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他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撰写《高卢战记》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恺撒的《高卢战记》，虽说有浓厚的自我辩解的色彩和强烈的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但它毕竟是一部历史著作，是一部恺撒征服高卢的实录，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高卢战记》一书中记述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有关早期日耳曼人、高卢人和不列颠人的社会史、民族史、宗教史方面的大量史实，散见于作者对战争的叙述中。由于恺撒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第一个深入这些地区与古代高卢人、日耳曼和不列颠人打交道的人，因此，他的《高卢战记》就成为了解这些民族、地区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成为描绘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早期生活状况的力作，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资料。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时，也大量引用了恺撒的《高卢战记》中的史料。从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史学家本来就很少，留下来的史料多散佚不全。唯独恺撒的《高卢战记》是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因此弥足珍贵，在罗马共和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恺撒写作《高卢战记》具有浓厚的政治目的，这或多或少地影响史实的客观性，但它毕竟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可见，文韬武略、政绩赫赫的恺撒书写史书虽说是无心之举，但他“史学家”的地位却也因此而奠定。拿破仑并非中毒身亡
长期以来，关于拿破仑的死因，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一直存在诸多分歧：有人说他是砒霜中毒而死，有人说他死于医生的误治，有人说他是死于胃出血，还有人说他是被情妇所杀。其中，以死于砒霜中毒的说法最盛行。可是，日前美国科学家宣布：拿破仑死于胃癌晚期，胃肠出血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而非此前人们广为传说的砒霜中毒，这使得历史上的拿破仑死亡之谜终于为世人所解。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到英属南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17时49分，这个曾给法兰西带来巨大声誉和灾难、曾把欧洲闹得天翻地覆的历史巨人，长眠于此。拿破仑去世后，当年医生的尸体解剖和临床症状结论是：他死于胃癌并发症。当时，做尸体解剖的是拿破仑的私人医生弗兰斯西科·安东马奇，一同在场观看的还有5位英国医生。因此，医生在尸体解剖时做手脚的可能性不大。
可是在20世纪60年代，瑞典牙医斯滕·富尔舒沃德首先怀疑拿破仑是因慢性中毒而死。他曾读到拿破仑的仆人路易·马尔尚的回忆录。从这部回忆录中了解到，拿破仑在被流放期间经常忍受慢性疼痛，他当时就怀疑拿破仑是因慢性中毒而死。拿破仑的继承人保留下来这位君主的部分头发，专家找到了这些头发，并将其中的几根送到英国哈威尔的核化验室进行化验。结果是头发中的砷含量很高，超过正常人的20~30倍，长时间的慢性砷中毒会达到如此高的指标。砷是一种有毒的化学元素，其化合物三氧化二砷就是剧烈的毒药砒霜。拿破仑作为非常谨慎的人，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心理，他怎么会轻易中毒呢？
一位加拿大富商本·韦德尔，向法国《快报周刊》表示，他要拿出50万美元对拿破仑的尸体开棺，进行毒物学鉴定，以确定拿破仑的真正死亡之因。韦德尔称，拿破仑是在圣赫勒拿岛被囚禁期间由于长期砷中毒而致死。韦德尔把拿破仑的几根头发标本送到英国的实验室进行过科学化验，并得到FBI的确认。化验结果表明，在拿破仑的头发中砷含量非常高。为此，韦德尔撰写了《拿破仑是否因中毒而死？》一书，法国参议院还就此举行一次会议，邀请有名望的法国专家发表意见。在1995年，韦德尔成立了国际拿破仑协会，专门从事对拿破仑的研究工作。普通人头发中含砷量极低，而拿破仑头发中的含砷量比正常人头发的含量高出多倍，化验结果无疑支持了韦德尔的观点。后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法国巴斯德大学又对拿破仑的头发进行了分析，从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砒霜。这一结果再次证实了拿破仑“中毒”的说法。
2002年10月，科学家对拿破仑不同时期的头发样品进行了测定，仍然发现这些头发中砒霜含量极高。这一发现正是某些人推测拿破仑是因砒霜中毒而死的根据。但这些样品中的砒霜含量几乎一致，并均匀分布在整根头发上，表明头发上的砒霜是来自于外部环境，而非拿破仑摄食到体内的。也许，当时的欧洲列强担心，如果拿破仑再次逃离圣赫勒拿岛，他有可能会改变欧洲的势力均衡状态。因此，谋杀的可能性极大。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张芝联认为，对头发鉴定中毒的说法不是很可靠。他说，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有一定的依据，但由于头发获取的年代不同，就会导致化验结果的完全不同。比如，有些头发可能在死者发病前所取，而有的是在发病后所取。另外，头发的化学成分会因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出现很多变化。
根据统计，对给拿破仑下毒的人有如下几种猜测：
1.谋财害命之说。下毒的人名叫查尔斯·蒙托隆，蒙托隆当年是拿破仑的好友，利用这个身份，他秘密在其饮用的酒里放了砒霜。有文件说，拿破仑在其遗嘱中为蒙托隆留下了价值200万法郎的金币。英国史学家钱德勒认为，这个说法非常可信。因为，他在蒙托隆后代家中发现的文件中发现，身为律师的蒙托隆当时已经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故产生了“提前获得拿破仑遗产”的这一想法。从蒙托隆第五代子女家中发现的书信中，也为“下毒”的说法提供了“确凿证据”。
2.反对者谋害之说。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蒙托隆是法国保皇党和英国的走狗，而这两派力量均希望能“尽早除掉拿破仑”，以防止他再次回到法国“闹革命”。当年，为了防止拿破仑从南大西洋逃跑，英国派遣了一支舰队及众多士兵来监视圣赫勒拿岛。有人称，在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兄弟阿图瓦公爵指使下，蒙托隆曾多次阴谋杀害拿破仑。担心拿破仑复出推翻君主政体的，正是这位作为王室继承人的公爵，因此组织和资助暗杀拿破仑的行动。不过，也有历史学家表示，蒙托隆参与暗杀拿破仑的说法是没有确切证据的猜测，因为“他根本没机会接近拿破仑的酒杯”。
3.为“爱”中毒之说。提出这一说法的，正是当年“投毒者”的后人——弗朗索瓦·德·孔戴·蒙托隆。蒙托隆一直对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度过的最后日子进行研究，他提出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一本手记。这本手记记录了关于他的祖先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生活的情景。手记中说，伯爵在圣赫勒拿岛上经常给拿破仑吃含有小剂量砷的药。伯爵说，他此举不是为了暗杀拿破仑，而是出于“爱”。他希望通过给拿破仑服食毒药，使“伟大的皇帝”发病，身体日渐衰弱，从而最终允许拿破仑返回欧洲大陆接受治疗。
4.恐怖壁纸之说。滑铁卢战役失败后，拿破仑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他所住的卧室里贴了一种特殊的墙纸。这张墙纸不到1米长，其成分中有一种绿色涂剂，富含高浓度砒霜。含有砒霜的墙纸受潮后蒸发出水汽，水汽中也充满了高浓度的剧毒砷化物，使整个卧室空气受到污染。拿破仑因长期呼吸这种有毒物质，导致慢性中毒死亡。英国文献专家理查德认为，这张墙纸里所含的砒霜或许能证明砒霜是导致拿破仑死亡的真正原因。他还认为，即使拿破仑真的死于胃癌，这种有毒墙纸也加速了他的死亡。
除了中毒而死的猜测外，还有一种拿破仑死于灌肠的说法。
不久前，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的一篇报道又提出新观点，认为拿破仑是被一名庸医一天天的灌肠所“灌”死。这是新闻炒作还是有新的科学证据？历史学家对此将作何解释？2004年，美国旧金山法医病理学家史蒂文·卡奇提出了自己的新发现———拿破仑死于一名庸医导致的灌肠医疗事故。他认为，拿破仑生前出现胃部不适及肠痉挛等症状，而他的医生天天用灌肠的方法缓解症状，导致拿破仑体内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引起心律失常而亡。卡奇分析说，医生当时用了非常不卫生的、像大注射器一类的器械，把通常用来引发呕吐的酒石酸氧锑钾注入拿破仑口中。拿破仑因经常呕吐，体液中的钙离子大量丢失，出现水电解质平衡紊乱，最终引起脑供血不足。在这种不合理的治疗下，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仅两天就命丧黄泉了。
不过，法国史专家张芝联说，灌肠说只是一种推测，目前还没有看到可靠的依据。关于拿破仑的死因有多个版本，这些死因虽然都只是推论和猜测，至今还不能拿出确凿的科学证据，但科学的进步会让我们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为什么有这么多专家对拿破仑之死如此感兴趣呢？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科学的进步使科研越来越细化，人们对一个微小的实物就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二是拿破仑是名人，科学家可以从对他的研究中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过去，还有人说拿破仑死于胃癌。英国医生对他的尸体解剖后曾发现有溃疡，这很可能是拿破仑在弥留时用药中含有大剂量氯化汞和锑造成的。拿破仑在被俘之前就患有小便困难和大腿浮肿。同他一起被关押的人也证实，拿破仑经常感到剧烈头疼、爱出虚汗、牙龈肿胀和出血，有时他显得大病缠身，有时他又神采飞扬。从1819年起，拿破仑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内部器官开始同他作对，1820年病情加剧，他已经很少出游，马也早就不骑了，他也不像过去那样健谈，变得寡言少语，时常陷入沉思。可当病情稍稍减轻时，拿破仑就力图鼓起周围人的勇气，他甚至开玩笑说：“癌是从体内来的滑铁卢。”
一位叫科斯坦的专家在研究了拿破仑生前的病历后，认为拿破仑死于胃癌无疑。据病历中记载，拿破仑死前上腹部剧痛难忍，打嗝呼出的气味非常难闻。科斯坦说，这些症状很像胃癌病人。据悉，报告中用医疗术语暗示，医生在拿破仑体内发现了一个胃瘤，这就是胃癌最有力的证据。研究人员还发现，拿破仑平时总喜欢把右手插在马甲中，这个细微的生活习惯正反应了他一直遭受严重胃痛的折磨。科斯坦表示，他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详细分析验尸报告的人。
2002年10月，应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的邀请，法国三位权威人士利用同步加速器射线对拿破仑遗留下来的头发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断定：拿破仑死于胃癌，而非有关专家推测的砒霜中毒。这三位人士分别是里科代尔、舍瓦利耶、梅耶尔。研究人员表示，拿破仑的癌症属于晚期，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其他器官。
据说，拿破仑的父亲也死于胃癌。不过，他自己的癌症最有可能是溃疡造成的细菌感染引起的。统计学证实癌症具有遗传性。拿破仑一家三代人中大多死于胃癌，其中包括他的祖父、父亲与三个妹妹。这引起了医学界对胃癌遗传性的关注。据专家介绍，胃癌的遗传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存在着纯遗传性的胃癌，也就是说由父母等直系亲属传给下一代的。（2）胃癌的遗传性更多的是体现在遗传物质上，它不同于遗传病，父母有就一定会传给下一代。拿破仑长期行军作战一般都是吃腌制食品，很少接触到水果和蔬菜，这种饮食习惯增加了他罹患胃癌的可能性。
最近，瑞士专家指出，从拿破仑穿过的裤子可以看出他死前体重逐渐下降，这证实他死于癌症。瑞士巴塞尔大学医院解剖病理学院和苏黎世大学医学史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联手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共分析了12条拿破仑生前穿过的裤子。其中有4条裤子是他被流放之前穿过的，另外8条是他在流放圣赫勒拿岛的6年间穿的，包括他临死前穿的那一条。研究者们还比较了从死于胃癌的病人的尸检报告中获取的体重下降的信息，然后他们测量了健康人的腰围，并由此推出腰围和实际体重之间的关系。随后，这些信息被用来推测拿破仑死前几个月的体重情况。研究者们宣称，这表明在拿破仑生命的最后六个月里，他的体重减轻了11~15公斤。拿破仑流放期间穿过的12条裤子的腰围变化和胃癌病人的完全一致。参与研究的巴塞尔大学医院专家艾利桑德罗·鲁格里说：“我们相信尸检报告的说法，拿破仑的确是死于胃癌。”
在世人看来，拿破仑是继亚历山大大帝、恺撒以及成吉思汗之后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歌德曾说，拿破仑的魅力，即使是死神和时光也无法削减。因此，探明拿破仑这一伟人死于胃癌而非砒霜之真相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贝多芬耳聋背后隐藏的秘密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是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8岁开始登台演出，很早就显露了音乐上的才能。1792年，他到维也纳深造，艺术上进步飞快，创作了大量充满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包括交响曲《英雄》、《命运》；序曲《哀格蒙特》；钢琴奏鸣曲《悲怆》、《月光》、《暴风雨》、《热情》等。他的作品受18世纪启蒙运动和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个性鲜明。在音乐表现上，他几乎涉及当时所有的音乐体裁，大大提高了钢琴的表现力，使之获得交响性的戏剧效果；又使交响曲成为直接反映社会变革的重要音乐形式。贝多芬集古典音乐的大成，同时开辟了浪漫主义音乐的道路，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尊称为“乐圣”。
贝多芬一生坎坷，没有建立家庭，在他26岁创作和精力都正处于巅峰的时期，开始耳聋，起初是听不到高音，到晚年时全聋，只能通过谈话册与人交谈。多年来，人们无不为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巨匠的意外而惋叹，但是，令世人意想不到的是，贝多芬的耳聋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一种疾病——梅毒，并且这种可怕的疾病缠绕了他终生，令他痛苦不已。
在贝多芬生活的时代，许多人认为贝多芬得过梅毒。1912年，专门研究贝多芬的学者和医生西奥多·佛利莫（Theodorvon Frimmel）写道：“贝多芬的耳聋仅是症状，这疾病本身有另一个名字。”塞耶也说，贝多芬的疾病许多人都知道，病名则羞于启齿。一位耳科医生亚当·普利兹（Adam Politzer）还提到有两张有贝多芬名字的治疗梅毒的水银药膏的处方。但是，大家都选择回避这个问题，或者保持沉默。这可能由于当时贝多芬崇高的社会地位，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而不敢造次。诺伊迈尔写道：“他的不朽作品神圣不可侵犯，今天没有人敢表示轻蔑的批评。贝多芬的音乐让我们觉得好像进入圣殿，内心充满景仰。”
直到20世纪青霉素发明之前的数十年，当时世界对梅毒研究的兴趣正高，才有更多的医疗工作者投入了这项研究，贝多芬耳聋之谜才得以揭开。
贝多芬的好友也是他的医生安德烈亚斯·贝托里尼（Andreas Bertolini）提供的资料表明，年轻时的贝多芬除了有时肠胃痛之外，相当健康。当时他已经在向海顿学艺，同时他卓越的钢琴即兴演奏，在维也纳的王公贵族中也享有盛名，包括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鲁道夫大公都拜贝多芬为师。但是，他在维也纳的第一年，有一次发烧改变了他的一生。阿洛伊·魏森巴赫（Aloi Weissenbach）也是贝多芬的医生，他提到1797年另一次发高烧：“他曾经患有严重的斑疹伤寒，从此神经系统受伤，甚至可能损及听觉，对他真是一次大灾难。”
对于这次“意外的伤寒”的本质，早在1907年，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医生之一、优秀的梅毒研究专家奥斯勒爵士便提出质疑，他认为贝多芬感染伤寒其实是因为梅毒。在梅毒的教科书中，我们能够发现，耳聋通常是在初次发烧第一年之后出现的症状。这是第八对脑神经受损所造成的。耳鸣发作时，老是听到铃声、嗡嗡声或嘶嘶声；先是听不到高音，然后是所有的音域，包括说话的声音。失去听觉是渐进的，有时候会减轻，经常是在压力之下失去听觉。以梅毒造成耳聋的迹象为起点，我们从贝多芬传记中找出以下蛛丝马迹，贝多芬开始耳疾的时间恰好是在26—27岁，而贝多芬的第一位耳科医生诺伊迈尔写道：“贝多芬耳聋最可能的原因，是内耳或迷路的听觉神经失调。”“一开始几乎没有发觉，随着内耳或是听觉神经结构的病理变化，不知不觉中失去听觉。”拉金（Edward Larkin）说：“贝多芬的耳聋是渐进的，有一阵子还是停顿的。”贝多芬自己也说：“一开始是听不见高音。”他在耳内放棉花以抑制低音，造成很大的痛苦。1801年7月1日，贝多芬写信给卡尔·阿门达（Karl Amenda）说：“告诉你，我最有价值的财产，也就是我的听觉，已经严重损毁了。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已经发觉有这个症状；但是我什么都没说，现在已经变得更糟。我们必须等待，看看是否听力可以恢复……我所说的请你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些与梅毒引发的耳聋症状完全吻合。
这种持续严重的耳部疾病，在贝多芬年老时终于演变为完全失聪。1810年，贝多芬狂怒之下跌倒在地，他写道：“我爬起来之后，发现自己耳聋，医生说神经已经受损了。”在贝多芬逝世后，对他耳部的解剖报告中显示，听觉神经已经萎缩，缺乏正常的一层髓磷脂，而且左边的听觉神经比右边细。耳科医生肖恩·塞拉斯（Sean Sellars）说：“解剖发现脑干周围有变化，显示有局部的脑膜反应，这可能是梅毒引起的脑膜发炎。”
另外，梅毒中期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虹膜和眼睑内层的粘膜一再发炎。贝多芬为纪念鲁道夫大公谱成《庄严弥撒曲》，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完成的。他写给申德勒的信上说：“晚上我必须盖住眼睛，我应该好好照顾双眼，斯美塔那写信给我，叫我不应该写这么多笔记。”当时，他眼睛的状况几乎可确定是虹膜周围发炎，包括虹膜和结膜（联结眼睑和盖住眼球的细致粘膜）。
但是，梅毒是一种潜伏性很强的疾病，一旦感染就可能会潜伏在很多其他的疾病背后，导致其他许多可怕的疾病症状，因此又被称为“伟大的模仿者”。那么，贝多芬除了耳聋和眼睑发炎外有没有其他症状呢？由贝多芬的医生提供的病历中，我们发现了这样的记载：严重的肠胃痛、可怕的头痛、有只手指的指甲受感染必须动手术、下颚长脓疮动手术、风湿病引起肺部严重发炎、风湿病痛经常复发中有一次“可怕的风湿发作”、“胸部因为痛风引起关节炎”、黄疸病、食道和鼻子流血、眼睛痛了五个月必须待在黑暗的房间戴上眼罩，以及心脏衰竭。他经常心律不齐，还将此编写入音乐（钢琴奏鸣曲《告别》），晚年时脸部抽搐。这还只是部分症状，安东·诺伊迈尔（Anton Neumayr）含蓄地写道：“贝多芬晚年很可能有忧郁症。”
贝多芬在晚年变得脾气暴躁，举止怪异，以至于大家都在传言贝多芬可能精神失常了。德国一位作曲家告诉歌德，说贝多芬精神错乱。夏洛特·布伦斯维克写道：“昨天获悉贝多芬已经发疯。”拉金描绘出贝多芬的晚年情景：“健康一直很糟，情绪低落，精神很紧张，多疑，觉得受迫害，在压力之下很不稳定，有时候狂躁，易冲动，有攻击性，要求完美，耳聋，易怒。”贝多芬曾经将一锅炖肉倒在侍者身上。梅纳德·所罗门总结说：“神经异常的征兆——突然发怒、无法控制情绪状态、对于金钱越来越着迷、觉得受迫害、无缘无故怀疑，持续到贝多芬过世。这都让维也纳人认为，这位最伟大的作曲家，是个极端怪异的疯子。”而所有这些症候，又都与梅毒麻痹性痴呆阶段的症状吻合。
可这样一位音乐巨匠是如何染上梅毒的呢？确切原因不得而知。一种说法是，贝多芬患有“先天性梅毒”，而梅毒病症可能遗传自他的父亲。持这一说法的人，通过研究贝多芬的头骨，认为他所具有的明显的鼻梁凹陷和方形头颅，这些都是先天性梅毒的特征性体征。先天性梅毒患者约有20%~30%会在20—30岁之间发生单侧性的听力缺损，而贝多芬正好是在这个年龄段发生了左侧听力减弱，最后发展到双侧。而其他原因导致的耳聋多半是双侧性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源于高危险的性行为。贝多芬终生未婚，但有证据证明贝多芬生前经常上妓院。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解读贝多芬写给朋友智梅斯卡（Zmeskall）的信件，其中提到“Morsche Festungen”，字面上的意思是“发臭的堡垒”，其实就是指妓院和妓女。在好几封信中，他提到“堡垒”都跟性、疾病、危险以及感伤有关。例如：“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太重视肉欲──形形色色堡垒的经营者、主管！”“我不必再警告你，小心不要在附近的堡垒受伤。”“远离那些发臭的堡垒，那些堡垒的攻击比那些妥善防护的堡垒更要人命。”“要热心防卫帝国的堡垒，你也知道，他们早就失去童贞，已经遭受好几次攻击。”“我衷心感谢你，亲爱的Z，谢谢你提供堡垒的信息，我想你一定认为我不希望停止到软而湿的地方。”这些情况表明，贝多芬并非像有些传记作者所说的“贝多芬是处男”。但是，贝多芬对于这种行为也充满了矛盾和自责，“只有肉体的欢愉，没有灵魂的交流总是粗鄙的；之后，丝毫没有高尚的感觉，只有遗憾悔恨。”他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多，渴望有正常的感情，厌恶并防备着这种行径；但另一方面，纵观其一生，并没有出现那个和他灵魂相通的人。因此，在无望中，他只得继续留恋于“发臭的堡垒”。
不论感染的原因是先天还是后天，梅毒确实给这位大师带来了一生的痛苦。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落后，虽然在1797年便发现梅毒引发的耳聋迹象，但一直被当成单纯的病毒感染，直到1806年才开始由贝托里尼医生进行医治。此时，这疾病已经有十年了。尽管他到处访求名医，试过许多奇怪的疗法却发现梅毒难以根除。而在众多疾病中，失去听觉最令他沮丧。他不断尝试各种方法：格哈德·威林医生（Dr. Gerhard von Vering）以某种树皮为他治疗，原本还以为这样可以减轻他的耳鸣，但没有效果，只是在他的两臂造成痛苦的水泡。格拉夫医生（Dr. H. Graff）建议磨碎新鲜的辣根，以棉布包起来插入耳朵内也无效。约翰·施密特医生（Dr.Johann Schmidt）则建议电疗，直接以电流治疗他的听力。甚至在贝多芬死前七个月，他还满怀希望地提到有个治疗耳聋的新方法——把绿色核果仁的外皮泡在微温的牛奶中，然后滴几滴入耳内。由于使用水银作为医治药物，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其他的汞中毒症状。被顽疾缠绕的贝多芬痛苦异常，他的信件充满悲戚之情，因为身体上受到折磨，每封信都在描述他的失望。1821年11月12日，在写给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的信中，他哀叹说：“高贵的朋友！不要考虑我这个不体面或自私的天才——过去一年到现在，我都在生病；夏天得了黄疸病，持续到八月底。”他对智梅斯卡吐露秘密说，明年他不会在伦敦，而是在坟墓里。他还说，感谢上帝，他的角色即将演完了。
1827年3月26日，这位饱受折磨的音乐奇才谱下了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个音符，却留给世人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今天，当我们倾听《欢乐颂》时能否想象这是一位梅毒晚期病患者的作品？揭开贝多芬耳聋背后的实情，并非仅仅为了回顾历史，也是为了生命的顽强而歌颂。林肯：“伟大解放者”还是“种族歧视者”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美国第16任总统（1861—1865）。他因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和领导南北战争取得胜利而闻名于世，并与华盛顿、罗斯福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由于在南北战争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林肯一生都被“伟大解放者”的光环所笼罩。然而，无情的事实是，这位以推动种族平等事业著称的伟人，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
林肯生于肯塔基州，出身社会低层，家景贫寒，父母是目不识丁的农民。1830年，在西进运动的推进下，林肯一家迁入伊利诺伊州。林肯幼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很早就独立谋生，是一名出色的木工和伐木能手。他当过船夫，打过短工，做过店员、村邮务员。通过自学，他在1836年成为律师，并当选为州议员。1847年当选众议员。依靠个人不屈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在经历了无数失败和挫折后，林肯终于在18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有的“平民总统”。就任后，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积极推动“西进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随着领土的进一步扩大，在新兴的州上实行哪种制度的问题逐步尖锐和升级，以林肯为首的北方政府赞同新领土成为自由州，但却遭到南方种植园主的顽固抵抗。1862年2月，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主在里士满另立新政府，4月份发动叛乱，向北方突然发动军事进攻，林肯政府被迫迎战。一场决定美利坚民族未来发展之路的旷日持久的内部战争爆发了，史称“南北战争”（1861—1864）。内战初期，由于准备不足，北方军队节节败退。为了扭转战局，林肯总统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团结民众的法令：1862年5月，《宅地法》实施，规定公民只需要交纳10美元登记费即可获得美国西部160亩土地的耕种权，耕种满5年后，便可以获得该土地的所有权。对于长期处于封建种植园主压迫下的人民来说，土地甚至比生命还重要。这项法令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广大人民对于土地的渴求。次年1月，一项影响更为深远的宣言书正式颁布，这就是《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依照该宣言，在南方各州参加叛乱的黑人奴隶立刻得到解放，但没有参加叛乱的南北边界蓄奴州的黑人奴隶除外。这是自北美大陆被发现占领以来，黑人奴隶第一次被政府宣告拥有法律上的自由权。在这一宣言的强大作用下，美国大约有400多万黑人奴隶获得了自由，他们在对南方奴隶制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导致了战事的逆转并成为最终成为胜利的中坚力量。由于这一宣言是在内战期间作为战时的一项军事措施颁布的，只具有临时效力，所以在内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先后于1865年和1868年以第13—14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立了宪法地位，最终正式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在消除种族歧视、真正达到人权平等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林肯也因为该宣言获得了民众巨大的支持，并在1864年总统大选中再次当选。
但是，虽然历史证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发表是有效的、及时的以及必要的，却不能由此判断出宣言的倡导者林肯就是一位积极推动种族平等的先驱，是一位忠实的“种族平等主义者”。史学家们也在肯定《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里程碑般作用的同时，对林肯本人的政治倾向产生怀疑，认为该宣言的发表并非出于林肯本人对黑人农奴制的反对和对人权平等的追求而采取的“自觉的和主动的行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慑于废奴派的压力和战事的压力。而美国黑人作家兼黑人杂志《伊波尼》的执行总编辑本内特不久前推出的新著——《逼上荣耀：林肯的白人梦》一书更是明确地宣称，林肯颁布实施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纯粹是“一场骗局”，林肯“其实是个种族主义者，与希特勒没区别”。同时作者还说“林肯既狡猾又爱撒谎”，美国人民不应该再称他“诚实的艾比”（林肯绰号）。
林肯的种族观念与其生活的时代不无关联。林肯出生于19世纪初，当时《人权宣言》所宣扬的“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理论虽然得到了广大资产阶级和民众的支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在世界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但黑人仍被排除在“人”的范畴外，贩卖奴隶被视为正当的商业活动。在北美大陆，虽距独立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国家的独立并没有带来黑人的自由，从殖民时期就形成的依靠剥削黑人奴隶获取巨额利润的大种植园经济更是占据着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在奴隶制种植园里，黑人奴隶不但是奴隶主买来的，而是奴隶主们的私有财产，不但要受到剥削，还要受到种族歧视。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林肯自然会受到社会主流观念的侵袭。
林肯从小的生活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的思想形成。林肯的父亲是一位农民，他在西雅图有一块农场，小林肯从小便在农场生活。农场中的人们经常拿黑人开玩笑、讲粗口，并且常有人虐待黑人。青年时代，林肯作为水手随船到达南方奴隶贸易中心——新奥尔良城。在拍卖市场上，他亲眼目睹了黑人被作为奴隶被买卖的过程，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黑人与白人的天差地别。只接受过一年正式教育的林肯无力辨别“财产”与“黑奴”在本质上的不同，无力理解平等是超越种族与地位的。在这种环境的熏染下，逐渐地，他开始认为黑人与白人的不平等是理所应当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刻地烙印在林肯的心中深处，左右了他一生。
1836年，林肯通过自学成为律师。但职业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他对于黑人的看法，他经常蔑称黑人是“黑鬼”，还常常和朋友开贬抑黑人的玩笑。甚至变本加厉地认为黑人这种劣种族，应该被驱逐出境。这种极端的想法，在林肯后来进入政界后又多次表露并付诸实践。现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林肯学者，被美国学界公认为“林肯学”的第一把交椅的南北战争专家麦克菲尔逊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表示，林肯为时代所囿，确实带有种族偏见，“也确曾有过将黑人殖民海外的构想”。
成为总统后的林肯，也并未像人们后来所想象的那样致力于争取黑人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政治权利。相反，他却继续着自己年青时埋下的“歧视理念”。他曾在两次国情咨文中主张把黑人驱逐出美利坚大陆，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正统性和稳定性。本内特早在1968年发表的《林肯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吗？》
罗伯特·李在协议上签字，向北方军统率格兰特投降。
一文中指出，林肯一直坚持认为驱逐黑人出境是解决美国黑奴问题的良方。在《宅地法》颁布之前，他曾主张将美国的西部专门留给白人，并支持一项禁止黑人在他们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定居的法律。林肯甚至还认为，黑人是引发战乱的根源，内战的爆发应当归咎于黑人，他宣称：“如果是为了我们白人，就不会爆发战争。”
即使在战争爆发后，林肯总统还是没有立即放弃他的种族观念，不愿立刻废除奴隶制度。在《宅地法》颁布之后，他仍然十分犹豫，态度不够坚决，对于废奴制之外的途径还存有幻想。
对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制定的初衷，也远非《美国反对奴隶制度协会章程》所说的“诉诸于人民的天良、善念和利害……我们相信对于被压迫者、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对于我们的后代、对于上帝，我们有义务尽我们法律范围内的力量来消除奴隶制度……”如此神圣而正义，林肯政府的初衷十分的实际：宣言不会给黑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却会给资产阶级带来丰厚的回报。最直接的促成其颁布宣言的原因是基于战争的迫切性，急需要争取人们的支持。《宅地法》虽然可以促使更多的人支持北方军，却无法从实质上迅速提高军队的人数和战斗力，而当时美国数量庞大而又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就是黑人奴隶，如果能够动员黑人奴隶们加入到北方军团中来，那么在短时间内就能够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一旦黑奴获得自由，势必会极大削弱南方军团的战斗实力和经济供给。更深一层原因来自于战争结束后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推动作用：广大解放的、获得人身自由的黑人们在战场上为了获得的自由而浴血捍卫；而当战争胜利后，他们才发现，梦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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