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明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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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与大学生谈心：袁明谈大学精神与青年视野试读：
一、学者简介
袁明，女，汉族，1945年8月生，上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后赴河北、陕西等地工作；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1982年获法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3年起，曾先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赴英国牛津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赴乔治亚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以及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作研究，经常应邀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讲；她长期兼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美国纽约“亚洲协会”董事会董事、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顾问、英国牛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会顾问、日本立命馆亚太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务。著有《国际关系史》《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1945—1955年的中美关系》等著作，发表过多篇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英文论文；在北京大学长期主持开设全校本科生通选课“美国文化与社会”。
二、正文
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袁明：“教授茶座”是一种创新形式，在咖啡厅里喝茶是创新，师生坐在一起轻松、自由地聊聊北大精神，活动本身就是北大精神的体现。今天的题目是“大学精神与青年视野”。和你们这些青年学生在一起，我好像也变得年轻了。人和人之间有这么一种气场，就是融成一股气，你看不见它，但是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北大精神，谈谈大学与社会，交流一下我们要有的全球视野。我先讲几点我的思考：
第一，我是1962年进入北大读书的，深刻感受到昂扬、饱满是北大人的一种精神传统。在国家相对封闭的年代，北大学生是昂扬的，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国门打开跟进世界潮流，北大学生依然是昂扬向上的，同学们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这是更具自信、更接近现实、更加面向世界的昂扬状态。
第二，当今时代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全球大学都在思考的问题。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对大学精神有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和社会对我们的要求又是怎样的？现在的大学与社会非常贴近，互动越来越多，这和旧式的大学很不一样，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我曾去哈佛商学院、哈佛法学院，以及有着近85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走访发现，他们的师生和我们这里思考的问题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第三，大学生要不要坚持独立思考？我的体会是一个人在学习成长中永远会有问题，永远不能满足坚持独立思考，这是大学学习的魂。支撑我生命的，支撑我在学校做事的，根本上就是独立思考。我进大学时先读的是英语，后来选择国际关系是基于某种独立思考。因为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曾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工作生活八年。那个地方书很少，只有一本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通过读书和独立思考，我隐约感觉到了这个国家是要改变的。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专业，开始学习国际法。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回到了北大，做了方向的选择。我独立思考后认为，我要学一个和国家发展更贴近的专业，那就是国际关系、国际法。
第四，为什么要有全球视野？这是我习惯讲的。近年来，在每年的北大本科新生党员培训班上，我都要讲一讲“全球视野与大国青年”这个题目。北大学生应当注重培养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能力。北大是常为新的，国家和个人都要面对未来，未来的能力很重要，要具有内在潜力和让你不断变得更好的能力。全球视野就是一项着眼未来的重要能力。
坚守精神追求 坚定事业选择
学生：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进行选择。临近毕业的时候，一种可能是读博士，一种可能是进入政府部门或央企，选择的过程很痛苦、很纠结。想请您指导我，该如何甄别出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如何在大学里提高选择的能力。
袁明：这是这个时代大家共有的问题，这种问题在以前分配工作的年代并不存在。那时，一个学生大学毕业后国家负责分配，不用自己去操心，也没什么选择，一辈子的工作好像很早就有一个安排，这是计划经济的模式。跟我们这代人相比，你们现在的选择多了很多，自主性被呼唤出来，确实不一样了。当然，选择要靠你自己做，路要靠你自己走，提高自主选择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独立思考，需要学会分析判断形势，需要把握自我的能力，也需要不断积累经验。
学生：我以前高考填志愿也不知道自己想选报什么，中学老师说你就随便选一个，学着学着就有兴趣了，但我后来发现，除了一些天才以外，大多数普通人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有的人活了一辈子到最后，都不是很了解自己。我认为，应该要广泛学习和涉猎，多实践，开阔视野，多了解社会、了解身边人的生活，从而发现更适合自己的专业。
学生：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思考。周国平先生《精神的故乡》一书中曾说，人要学会独处。这让我想到，你需要发现自己内心的声音，不为外界困难所干扰；书中还说人要成为自己，要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或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内心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不知道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去实现我的目标。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方面抱着对未来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抱着对未来的希望。北大的多数学生都有着自己的学术兴趣或是社会理想，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理想也许会受现在所学的局限。正如您所说，真正学会选择、做好选择需要一个过程。
袁明：人与人在精神上的交流、理解、互补和共鸣很重要。精神追求是永远的，同学们要不断充实精神世界。物质上有基本的温饱就可以了，但是精神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要想办法去充实。这也许正是同学们学会选择、做出正确选择的根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多姿多彩。比如说，整天对着机器做事情，可能会感觉很枯燥、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可以去读诗，可以把精神追求一直保持下去，让你的精神世界无限饱满。记得我在北大学习西语的同时，曾经修过中国文学史，给我们1962级上了一年课的老师正是袁行霈教授。他那时候刻钢板油印，给我们编教材，讲的那些诗，进了我们的脑子以后都化成我们自己的理解，这个时候学校给你的东西，任何人别想从你这里抢走。北大给你很多有益的东西，形成了你的知识储备和能力，你要不断地让自己保持一种学习的心境，你的精神不能缺失，一定要饱满。
回过头来说，各位同学现在是刚开始经历困惑，如果从生活的表象来看，它还是粗糙的。这种粗糙是什么呢？毕业压力、职业选择等问题对每个人都很现实，没有是非对错，但作为生活的表象，这些都会过去，你的心还会沉下来；不过去的是你自己，希望同学们不要受眼前事情的太多困扰，你要做回你自己。毕业离开北大后，你可能就要进入大社会了，在一个新的地方，面对和现在不一样的环境，面对新的困惑，要更好地去做你自己。北大的环境是优越的，大家在这里憧憬理想、获得友情，享受大学时光，更要学习如何做个好人。等到真的要去实打实地做事了，面对很多柴米油盐的事情，压力可能会更多的。但是我想，从北大学习成长起来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压力或是艰辛，都不应丢失理想，都要做好人、做好事。
给大家讲一讲我和韩启德老师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的故事吧。那个年代很无奈，我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每当遇到春荒的时候，连个玉米面糊糊都没有，只能吃槐树叶、槐花和一点杂粮。不过，在如此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我脑子里有一种不变的信念。我在黄土高原上的陕西临潼扎根基层整八年，在那里，我常想着远方的母校北大，因为我是从这里出来的，北大是我心灵的归宿、精神的支撑。
韩启德老师那时和我都住在陕西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边，我们两个人即便在同一个县，也相隔八十里路，他在渭河北边的一个公社卫生院做农村医生。那是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任何设备，但是，方圆多少里之内的农民都知道韩医生，因为他是用他在上海医学院学到的全部医学知识，用心为百姓看病。有时候，他为了救一个患病孩子会几天几夜不睡觉，几天几夜守着这个小病人，最后救活了，心里面说不出有多高兴。有时候，他半夜去给病人出诊，骑着自行车，有的地方根本没有路啊，一下子就翻到沟里，好在当时年轻，也没太大的事情。然后，他爬上来，把自行车也扛上来，接着骑几十里路再去给老乡们看病。因为没有书，他那段时间读的最多的就是教科书，包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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