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梅兰妮·克莱因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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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精神分析试读：
献词
怀着感激和钦佩之情
纪念卡尔·亚伯拉罕
译文修订说明
梅兰妮·克莱因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的英文初版是由艾利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翻译的，它几乎与德语原版（1932）同时出版。斯特雷奇夫人与克莱因夫人本人就本书的英文译本进行过详细探讨，在克莱因夫人的认可下，这个译文版本成为该书的官方译本。包括法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版本，也是以该英文版为基础进行翻译的。
尽管如此，两个版本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差异：
一、在英文版翻成之后，克莱因夫人对德语文本有一些修改，造成两个版本之间一些无法解释的差异。
二、除此之外，英文初版特意删除了德语版本中的一些特定章节。其中最重要的省略是第十二章中A先生的案例，以及B先生的部分案例史。在出版的时候，出于审慎的原因删除这些案例实属合理。但是，在后来直接译自德语的新版法语翻译中，却包含着A先生的案例。
三、德语版带着口语化的特征与风格。很显然，它即便不是克莱因夫人在伦敦的演讲稿原文，也是以演讲稿为基础撰文的。这便能解释文中的诸多重复，因为那在口语中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书中频繁出现详细冗长的脚注，这些脚注包含了一些不适合在演讲时陈述的内容。考虑到阅读方便，原始版本的翻译去除了重复的内容，但现今的版本出于准确性的需要，还是将它们收入了。作为演讲者的习惯，德语版使用的人称是第一人称单数“我”，而在原始的翻译版本中，“我”被复数“我们”取代了。修订后的译文重新使用了单数形式，以保留口语演说的风格。
总之，新的译本尽可能忠实于德语原著，尽管可能牺牲了一些行文风格上的要求。
新的译本采用了旧译的段落划分方法，新的观点另起一段，因为这样比较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而德语的习惯则不同，新观点会在前一个段落的末尾就开始引入。另外在修订译本中，有关弗洛伊德的所有引言，都是依据英文标准版（Standard Edition）。
新的译本对专有名词也做了一些修正。例如，"Wisstrieb"在旧版中译为“epistemological instinct”（认识本能），现在被译为“instinct（or desire）for knowledge”（求知本能）。“Phase der H chstblüte des Sadismus”在旧版中译为“phase of maximal sadism”（最强施虐期），修订后，除了克莱因本人在第三版序言中仍采用此说法，新版本的其他部分均译为“phase when sadism is at its height”（施虐高峰期）。“Gegendst ndlich”早期译为“concrete”（具体），现在译为“presentational”（表征），以便与“具体思考”的“具体”相区别。
根据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标准版惯例，所有外加的文字都用方括号标出。脚注并未根据德文版本进行标注。凡译者注都在脚注编号后添加了英文字符以示区别，如第三章本人添加的脚注1a和1b.托纳（H.A.THORNER）1974年4月于伦敦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以我从事儿童精神分析的观察实践为基础写成的。我原先的计划是，在第一部分介绍我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所用的技巧，在第二部分阐述我在临床工作中所积累的理论成果，目前看来这些理论正适合于作为我分析技巧的基础。但是在我撰写此书时（这本书拖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完成），第二部分的理论却大大超出我的预期。对成人的精神分析实践，加上对儿童的分析经验，使我能够将我对儿童最早期的发展阶段的观点应用到成人心理学，并得出个体早期发展阶段的精神分析理论。这些成果我将在本书中进行详细阐述。
本书的所有结论与贡献，都基于弗洛伊德所传授的知识体系。正是站在他的肩膀上，我才得以进入幼童的心灵，尝试分析和治疗他们。除此之外，我也通过直接观察儿童的早期发展，获得现今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充分验证了弗洛伊德在成人精神分析领域的发现，也代表了我致力于将他的理论在儿童精神分析等领域的应用与深化。
倘若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倘若这本书能够为精神分析学大厦的建设添砖加瓦，那么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弗洛伊德本人，他不但盖起了这座大厦，并使其具备了持续发展壮大的根基，而且引领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新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开展新的工作。
我必须提及我的两位老师，桑多尔·费伦齐医生（Sándor Ferenczi）与卡尔·亚伯拉罕医生（Karl Abraham），他们在我精神分析发展生涯中承担着重要角色。费伦齐是第一位引我走进精神分析世界的人。他帮我了解到精神分析的真正本质与意义。他对“潜意识”与“象征”等概念强烈而直接的感觉，以及他和儿童心灵进行沟通、建立联系的能力，对我理解儿童心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使我意识到我在儿童分析领域的禀赋。他本身对儿童精神分析兴趣甚浓，并鼓励我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这个领域在当时还鲜少有人涉足。他尽其所能鼓励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在我开始上路之时给予我许多支持。正是费伦齐，奠定了我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的基础。
卡尔·亚伯拉罕医生是我的第二位恩师。我很幸运找到这位老师，他具备一种能力，能鼓励他的学生将最好的潜能用在精神分析上。在亚伯拉罕眼中，精神分析的进展完全倚赖于精神分析师本人，倚赖于他的工作质量、人格特质以及学术造诣。我一直将这些高标准放在心里，在这本关于精神分析的书中，我尝试归还我欠这份精神科学的情。不管在临床实践还是理论上，亚伯拉罕很清楚地了解儿童精神分析的巨大发展潜力。在1924年于德国乌兹堡（Würzburg）召开的第一届德国精神分析师年会中，他提及了我的一篇论文，那篇论文写的是一名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对此他说了一番令我永生难忘的话，他说道：“精神分析的未来，在于分析技巧。”对幼童心灵的研究，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或许乍看起来有些奇怪，然而当时亚伯拉罕对我工作的信心，鼓励我继续沿着我开始的道路前进。我的理论成果，其实只是亚伯拉罕思想的自然延伸，这一点我希望在本书中能有所呈现。
过去几年中，我的工作得到了恩斯特·琼斯医生（Ernest Jones）真心诚意的慷慨支持。在儿童精神分析刚刚起步之时，他已经看到它未来在精神分析发展中的角色。正是在他的邀请下，我才得以于1925年在伦敦的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以客座身份做了第一次讲座。这些讲座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则来自于1927年我在伦敦的一些演讲，主题是“儿童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成人心理学”。琼斯医生作为儿童精神分析倡议者的坚定信念，开启了英国研究儿童精神分析的道路。他本人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多重要贡献，例如早期焦虑情境的问题、攻击性对于罪疚感的意义，以及早期阶段的女性性发展。在所有关键点上，他的研究结果都与我的研究联系紧密。
我也想借此机会感谢其他的英国同事们，感谢他们对我的工作设身处地的理解和热诚的支持。与我有着共同信念与私人友谊的妮娜·塞尔（Nina Searl）小姐，对英国儿童精神分析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儿童精神分析师的培训方面做出了长足的贡献。斯特雷奇先生和太太（Mr.&Mrs.Strachey）对本书的付梓功劳卓著。他们不仅精准地翻译我的文字，而且在写作上给了我非常宝贵与富于创见的建议。我也要感谢爱德华·葛罗夫医生（Edward Glover），感谢他对我的工作始终如一的兴趣，以及他的仁慈批评对我的帮助，特别是协助指出我的理论与现存广为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相类似的地方。我同时也非常感激我的好友琼·里维埃夫人（Joan Riviere），她积极支持我的工作，而且准备在各个方面随时给予帮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真心感激我的女儿梅莉塔·舒米登堡医生（Melitta Schmideberg）。她为本书的付梓倾注了许多心血，也提供了相当宝贵的帮助。梅兰妮·克莱因1932年6月于伦敦第三版序言
在本书首次付梓后的几年里，我有了一些更为深入的研究结论，主要是关于婴儿周岁以前的生活。这些结论使我对某些重要假设有了更为细致的阐述，在此我将予以呈现。本序的目的，正是想让读者对这些修正的实质有所了解。目前我所想到与此有关的假设主要有：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婴儿会经历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y）状态，这状态与“施虐高峰期”（phase of maximum sadism）关系密切。小婴儿也会经历破坏冲动，以及对原始客体的幻想所带来的罪疚感，这原始客体是指他的母亲，主要是指母亲的乳房。而这种罪疚感会使婴儿具有一种倾向，想要修复与被伤害对象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细致地勾勒婴儿在这一阶段的心理面貌，我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调整研究重点与时间顺序是不可避免的。我区分了婴儿在最初6个月到8个月生命中的两个主要阶段，将其称为“偏执心理位置”（paranoid position）与“抑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我之所以选择“心理位置”这个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童年早期一再出现的焦虑与防御的特定现象集合，当然这些现象也并不都发生在童年早期，它们在儿童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可能出现了。）
在偏执心理位置阶段，婴儿的破坏冲动和被害焦虑占主导地位，这个阶段自出生之始一直延续到第三、第四个月，甚至第五个月。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改变对施虐高峰阶段的时间定位，但高峰阶段施虐特质与迫害焦虑间的紧密联系不曾改变。
抑郁心理位置紧随其后，大约形成于半岁左右，它与自我发展的关键步骤息息相关。在这一阶段，施虐冲动与施虐幻想乃至迫害焦虑渐渐失去威力，婴儿能够将完整的客体内射，并且多少能够将客体的各个方面以及自己对它的情绪进行整合。他们对客体的爱与恨纠缠不清，这使得他们非常焦虑，生怕客体的内在和外在受到伤害或破坏。抑郁与罪疚感使婴儿极力想要保护爱的客体或使他们再生，以此修复他们破坏冲动与幻想所造成的结果。
抑郁心理位置的概念不仅带来对早期发展阶段时间定位的改变，也增加了我们对小婴儿情绪生活的了解，因此大大影响了我们对整个儿童发展的理解。
这个概念的提出也为我们理解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又撕下了一层面纱。我仍旧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大致产生于半岁左右，但我不再认为这一阶段是施虐高峰阶段，因此我将重点放在婴儿与父母的情绪关系以及性关系的初始点。所以，尽管在某些篇章中（如第八章）我提出俄狄浦斯情结在施虐与恨意中产生，然而我现在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始自婴儿带着爱恨双重情感转向第二客体（即父亲）的时候。（在第九、十和十二章中，我用其他视角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那时的看法与此观点比较接近。）我认为，抑郁的情感源自于害怕失去深爱的母亲，母亲作为内在与外在客体，是早期伊底帕斯欲望的重要诱因。以此，我将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和抑郁心理位置关联在一起。
我也想根据过去十六年中的工作积累，对本书中的颇多表述进行更新与修正。但这些修正并不会对原有的结论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因为本书中的观点，基本上也是我现在持有的观点。而且，我工作的最近一些进展，都是基于书中原有假设，例如：内射（introjection）与投射（projection）的过程从出生起即开始运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化的客体渐渐促成了超我各个方面的发展；内外客体的互动关系自婴儿期早期就已开始，并大大影响了超我发展和客体关系；俄狄浦斯情结其实很早就已发生；带着神经质特征的婴儿期焦虑是精神病的重要标志。此外，在本书中呈现的游戏技巧（该技巧于1922和1923年发展出来），其要点都仍然有效。我后来的工作对它进行了优化，却不曾改变它。梅兰妮·克莱因1948年5月于伦敦引言
儿童分析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当时弗洛伊德主持了病人“小汉斯”的精神分析。这是儿童精神分析的发端，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小汉斯的年龄不及五岁，这个案例的成功，证明了精神分析方法可以在幼童身上得以运用。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意义是，这次分析毋庸置疑地证明了备受质疑的“婴儿期本能趋向”（infantile instinctual trend）在儿童身上的存在，这一点弗洛伊德已经在成人身上发现了。此外，小汉斯的这个案例让我们对儿童精神分析满怀期待，即对幼童的深入分析完全可以超越成人精神分析，使我们对儿童的心灵世界有更为深刻准确的认知，同时也能够对整一个精神分析学理论做出重要的基础贡献。但是这份期待在很长的时间内未能实现。多年以来，在精神分析领域，儿童精神分析一直是一块鲜少有人涉足的蛮荒之地，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临床实践。尽管很多精神分析师，特别是胡戈·赫尔姆斯医生(H.v.Hug-Hellmuch)曾进行过儿童精神分析，但并没有开发出一套与分析技巧及其应用相关的规范。正因为如此，在儿童精神分析方面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知识的潜力还有待开发，也因为如此，那些长久以来在成人分析时广为接受的原理和方法，用在儿童身上时还有待澄清和证实。
也就是在近十年，才有更多的人涉足儿童分析领域。主要出现了两个流派，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娜·弗洛伊德，另一个则是我本人。
安娜·弗洛伊德根据她在儿童“自我”（ego）方面的发现，修正了一些精神分析的经典技巧，并独立开发出一套潜伏期儿童的分析方法。我们的理论在某些特定的方面有所差异。根据她的观点，儿童无法发展出“移情神经官能症”（transference-neurosis)，所以分析治疗的基础条件是缺失的。她还认为，成人精神分析方法不能应用于儿童，因为儿童的“婴儿期自我理想”（infantile ego-ideal)仍然太弱。而我的观点则与之相反。根据我对儿童的观察，儿童也可以发展出与成人类似的“移情神经官能症”，只要我们运用与成人精神分析相一致的方法，避免所有的教育手段，并彻底分析儿童对精神分析师的负面冲动。另外我也观察到，即便运用深度分析，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来说，超我（superego）的严厉性也很难缓解。另外，只要不诉诸任何教育手段，精神分析不但不会损害儿童的自我，反而会强化之。
毋庸置疑，在临床数据的基础上对两种方法进行详细比较，并且从理论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评估，将是一件有意思的差事。但目前我能做的，只能是用这些篇章来展示我的分析技巧和得出的理论成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儿童分析仍然知之甚少，所以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从各个角度使大家了解儿童分析的主要问题，并致力于将已有的成果进行汇集整理。第一部分儿童分析技巧第一章儿童分析的心理学基础
精神分析学将儿童精神分析拓展至新的领域。对儿童的精神分析观察帮助我们了解到，即便在儿童早年，也会经历性冲动与焦虑，并可能遭受严重的心理挫伤。儿童并非是“无性”（asexuality）的，而所谓“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也并不存在。这是我们通过对成人的心理分析与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所获得的结论，而对幼童的心理分析实践也证实与补充了这一点。
就让我从我的小病人开始吧。我将通过早期的心理分析，勾勒该病人的心理面貌，并辅之以案例说明。这个病人叫做莉塔，开始治疗时只有两岁零九个月。她对母亲的偏好结束于一岁末。随后，她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对父亲的偏爱，以及对母亲的强烈嫉妒。例如，她十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常常一再表达与父亲同处一室的愿望，并喜欢坐在父亲膝上与他一同翻书看。到十八个月的时候，她的偏好再次转变，母亲重新成为她的最爱。与此同时，她开始出现夜惊与害怕动物的症状。她变得越来越黏着母亲，憎恶父亲。两岁伊始，她的行为变得更加矛盾、难以管教，最终在两岁九个月的时候，被带到我这里治疗。那时，她有显著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存在强迫性的仪式动作，她无法控制的淘气行为与带着悔意的乖巧表现交替出现。她喜怒无常的情绪发作符合忧郁型抑郁症的所有表现。除此之外，她还有严重焦虑，对自己的玩乐有着压抑的行为，她也无法忍受任何挫折，还存在过度悲伤的现象。如此种种，使得此孩童几乎完全无法管教。
莉塔的案例清晰地显示出，她十八个月时出现的夜惊，其实是她面对俄狄浦斯冲突时的神经官能表现。她表现为反复夜惊的焦虑及愤怒的发作，以及其他一些症状，与早期俄狄浦斯冲突引起的强烈罪疚感紧密相连。
下面我将援引另外一个案例，来考查这些早期罪疚感的内容与成因。三岁九个月大的楚德，在治疗中反复玩着“假扮”的游戏。她假装是在夜晚，大家都要睡觉了。然后她从屋子的一角（假装那是她自己的卧室）轻轻走向我，用各种方式威胁我，比如用利器刺我的喉咙，把我扔出窗外，用火烧我，把我带到警察局等等。她想要捆住我的手脚，然后掀起沙发上的膝毯，在上面“拉粑粑”（大便）。后来我明白了她想要说的是，她想窥视她母亲屁股里面的粑粑，而粑粑其实是楚德认为的小孩。另外一次，她说要打我的肚子，拿出我的大便，让我变得空乏可怜。然后她拿了些靠垫（她不断称靠垫为自己的孩子），躲在沙发后面。她在沙发后面的角落里缩成一团，露出恐惧的表情，将自己掩盖起来，吮吸手指头，还尿了裤子。每次她攻击了我之后，就会重复相同的步骤。这些行为在细节上都与她在夜里的行为相呼应，那个时候她还未满两岁，就开始出现严重的夜惊现象。也是在那时候，她一次次闯进父母房间，却说不清她自己的意图所在。在分析了她遗尿、遗粪其实是为了攻击父母亲的性交之后，她的症状就消失了。楚德试图抢走怀孕母亲的胎儿，杀死母亲，取代她的位置与父亲性交。楚德两岁的时候，妹妹出生了。这些在两岁时的憎恨与攻击冲动，使她更加强烈地依附母亲，并由此产生了严重焦虑与罪疚感。夜惊，便是这些焦虑与罪疚感以及她其他情绪的表达。由此我做出以下结论：幼童早期的焦虑与罪疚感，源于他们的攻击倾向，而这倾向与俄狄浦斯冲突有关。如果楚德在治疗时清楚地呈现出我描述的行为，那么她其实在来治疗之前就已经想尽办法伤害过自己了。我后来明白，那些用来伤害自己的物体，例如桌子、橱柜与壁炉等，与她最原始及婴儿期的认同相符合，象征着她的母亲或父亲在处罚她。
回到第一个案例，我们发现莉塔在两岁之前，就对做错的事情有非常明显的悔意，也对大人的责备极度敏感。例如有一次，她父亲笑哈哈地要对付图画书里的一只熊，她立即号啕大哭。使她认同童话书中的熊的原因，来源于害怕父亲对她不满意。她游戏时的压抑也源于这些罪疚感。当她两岁三个月时，常常玩洋娃娃的游戏，这个游戏对她来说其实也并不好玩。在游戏中，她不断声明她不是洋娃娃的母亲。分析显示，她不被允许扮演洋娃娃的母亲，因为这洋娃娃代表的是她弟弟。她一直希望在母亲怀他时从母亲身体里夺走这个弟弟。然而，这个禁令并非来自她真正的母亲，而是来自于她内心的投射，这个内射的母亲形象比真正的母亲更加严厉与残酷。莉塔两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症状，即强迫症，表现为为时很久的床上仪式。仪式的主要内容是，她必须把自己紧紧地包裹在睡衣里，否则老鼠或“小东西”就会从窗户溜进来，咬掉她自己的“小东西”。她的洋娃娃也得被紧紧包裹起来。这重复的仪式变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冗长，这些表现显示了强迫型的态度已经侵占了她的心智。有一次在治疗过程中，她将一只玩具大象放在洋娃娃的床上，以防止洋娃娃半夜起来跑到她父母房间，并且“对他们做一些不好的事，或从他们那里取走些什么东西”。这只大象代表她内射的父母亲角色。在她一岁零三个月到两岁之间，当她渴望取代母亲的位置和父亲在一起，以及抢走母亲肚子里的小孩，且伤害和阉割父母亲时，内射的父母亲就会出来阻止她的想法。仪式的意义变得愈来愈清晰：在上床时把自己包裹起来是为了避免自己半夜起来，将自己对父母亲的攻击欲望付诸行动。同时她认为，她可能因为这些想法被父母用相同的方式处罚，所以把自己裹起来也体现了对攻击的一种防卫。例如，攻击可能来自“小东西”（指她父亲的阴茎），这个“小东西”会伤害她的生殖器，并咬断她自己的“小东西”，以此作为她想要阉割父亲的处罚。在这些游戏中，她常常处罚她的洋娃娃，而后又变得充满愤怒和恐惧，实际上她分别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施加处罚的力量，一个是被处罚的小孩。
这些游戏也证明了一点，即这种焦虑不仅仅来自于孩子真实的父母，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他们内射的更为严厉的父母。我们在孩子这里遇到的情况，可以和成人的“超我”相对应。这些典型的信号，一般出现在俄狄浦斯情结到达高峰、尚未衰退之前，也就是在整个将持续好几年的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早期的分析显示，俄狄浦斯冲突在婴儿半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婴儿的超我也开始形成。
我们发现，儿童在很早的时候就可能遭受着罪疚感带来的压力，由此我们至少拥有了一个对幼童进行精神分析的基本前提。然而成功治疗的很多条件其实是缺失的。比如，他们与现实的联系不强，进行分析时显然又缺乏诱导物，因为他们并不会像成人一样觉得自己遇到了心理问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尚未能够用语言表述，即便能够表述也不充分，而语言在成人分析时恰恰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工具。
让我们先来谈谈语言这个工具吧。首先，婴儿期心理与成人不同，通过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我学到了触发儿童自由联想的路径，并借由这些联想抵达他们的潜意识。儿童心理学的特点，已经为我打好了借由游戏玩耍进行分析的基础。在玩耍和游戏中，孩童可以用象征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幻想、愿望以及真实经历。儿童用他们不成熟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语言进行表达，这与我们所熟悉的梦的语言如出一辙。只有通过弗洛伊德所教导的解析梦的方式，我们才能完全了解儿童的语言。然而，如果我们想正确理解儿童的游戏行为，以及分析时的所有其他行为，我们就不能单单注目于游戏本身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零散的象征意义，尽管这些象征往往吸引着我们的视线。我们仍必须将所有机制以及所有梦境中用到的表征方式都纳入考虑，而不能将个别元素从整体情境中抽离。早期儿童分析经验一再显示，单个玩具或游戏往往可能代表多重意义，我们只有在考虑更广泛的联系并考察整个分析情境之后，才能够推断和解释它们的意义。比如莉塔的洋娃娃，有时代表阴茎，有时代表从母亲那里偷来的孩子，有时则代表她自己。我们只有将这些游戏元素放在与孩童罪疚感的联系里考查，并将它们尽可能详细地解析出来，这样的分析才可能充分。在分析过程中，儿童总是向我们展示出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常常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可言。他们一下子玩玩具，一下子玩扮演，一下子玩水，一下子剪纸，一下子画画。孩子如何进行游戏，又为何突然改变游戏内容，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来表达游戏的内容，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有内在联系与规则，如果我们用释梦的方式进行解释，或许这些行为的意义就会豁然开朗。儿童常常通过游戏的形式，表达出他们刚刚告诉过我们的梦境，他们也会通过游戏表达出对梦的自由联想。因为游戏是儿童最重要的表达媒介。如果我们充分利用游戏分析技巧，我们便能够从儿童分散的游戏元素中，找出他们的自由联想，这和成人在梦的分散元素中的自由联想如出一辙。对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师来说，这些分散的游戏元素便是很好的指征；而且小孩在玩耍的时候也会讲话，这些话都是很真诚的自由联想，都很有价值。
令人惊讶的是，儿童有时候很容易就接受了我们的解析，我们甚至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他们乐于被解析。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他们心灵的特定层面，意识与潜意识的沟通相对容易，故而重回潜意识之路对他们来说要容易一些。解析往往能够产生速效，甚至意识层面都可能不知道它已经进行过了。通过解析，孩子能够重新开始被心理抑制（inhibition）临时打断的游戏，变换游戏的玩法，拓展游戏的内容，从而我们得以窥探他们心灵更深处的秘密。当焦虑消散，游戏的欲望重新恢复，与精神分析师的接触便重新建立了。当解析过程驱散了儿童产生抑制的心理能量，他们就会对游戏产生出新的兴趣。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儿童的阻抗（resistance），无法让他们配合治疗，而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触及了儿童心灵更深处的焦虑和罪疚感。
儿童在玩乐中所采用的不成熟的、象征性的表征（representation），与另外一套原始机制相关。在游戏中，儿童往往用做来代替说。他们用行动替代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这就意味着，在分析时让他们“用行动表现”（acting-out）是何等重要。弗洛伊德在《一个婴儿期神经官能症的案例》一文中说道：“对神经官能症儿童的分析显然是可靠的，但素材上却不会那么丰富；有太多语汇和思想可以借用在孩子身上，但即便如此，我们可能仍然无法抵达他们意识的最深层。”如果我们将成人精神分析的那一套方法照搬照抄，那么很显然，我们是不可能进入儿童意识最深层面的。而不管是儿童研究还是成人研究，只有触及了这些层面，精神分析才可能成功。但是，如若我们深谙儿童心理学与成人心理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儿童的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疆界比较模糊，最原始的冲动与高度复杂的心理过程相伴相生），如若我们准确地抓住了儿童的表达模式，那么儿童分析的缺点与困难都会迎刃而解，我们会发现我们也可以对儿童进行精深的分析，正如我们在成人身上做到的那样。在儿童分析中，我们很容易通过儿童的直接表达，重回儿童的经历与他们的固着（fixation），而在成人分析中，我们只能通过重新建构才能获得。
1924年在萨尔茨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里，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在任何形式的游戏活动背后，都隐藏着儿童自慰幻想的释放过程。这种释放过程是以持续的游戏动机展现的，并表现成一种“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compulsion），它构建了儿童游戏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升华作用（sublimation）的基础机制。游戏中存在的抑制即来自于对这些自慰幻想过于强烈的压抑，由此，儿童生命中的想象力也被压抑了。与自慰幻想相关的是儿童的性经验，儿童在游戏中找到了表达与发泄的途径。这些再现的经验中，原始场景（primal scene）是非常重要的一幕，占据着早期分析中最醒目的位置。通常我们只有在做完大量分析之后，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将原始场景和儿童性趋势揭示之后，我们才能够获得儿童性前期经验和幻想的表征。例如，四岁零三个月的鲁思由于母亲没有足够的奶水，在很长时间里处于饥饿的状态。于是在游戏时，她把水龙头称作“奶龙头”。她在游戏中解释说：“奶要流到嘴巴（下水道的口子）里去了，但基本上流不进去呢。”她在数不清的游戏和角色扮演所表现出来的心态中，显示了她未能被满足的口腔欲望。例如，她总是宣布自己很穷，只有一件外套，没有东西吃等等，这些当然都和实际情况不符。
另一个例子是六岁大的厄娜，她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她的神经官能症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如厕训练造成的。在分析中，她很具体地向我展示了她的经历。例如，她让一个玩具娃娃坐在积木上，把其他仰慕它的娃娃排成排，看着它排便。然后的游戏中她还是玩同样的主题，但这次我得加入她的游戏。我得扮演成被屎弄脏的婴孩，她扮演妈妈。一开始，她对孩子是赞赏并爱护的，可不一会儿她就变了，变成了一个愤怒而严厉的母亲，开始虐待她的孩子。通过这个游戏，她向我描绘了她童年早期的经历与感受，那时她刚刚开始如厕等训练，她相信就是在那个时候，她失去了曾在婴儿时期拥有过的丰沛关爱。
在儿童分析中，我们不能因为儿童的强迫性重复行为，而将他们的外在行动和潜意识幻想看得太重。儿童固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喜欢用行动表现（acting out），而成人也常依赖这原始机制。他们在分析时获得的愉悦，为继续治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刺激，虽然我们得明白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
当分析开始后，小患者通过解析已经消解了部分焦虑，于是他体会到一种放松感，促使他继续接受治疗，这往往是在最初几次治疗后就出现的。因为他们其实原先并没有被分析的内在需要，这种放松感让他们领悟到分析的作用与价值，于是有效的治疗动机产生了，正如同成人了知自身患病需要治疗一样。孩童的领悟能力证明了他们其实能够与现实相联系，不符合我们先前对这些小小患者的期待。关于儿童与现实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儿童对现实的理解，一开始是很微弱的，而后随着分析的进行渐渐增强。例如，小患者开始能够区分假扮的母亲和真实的母亲，他也能够区分玩具弟弟和真实的弟弟。他会坚持说，他对玩具弟弟做这做那都是假的，他还是很爱真实的弟弟的。只有在战胜了强烈且顽固的抗拒心理之后，他才会理解他那些攻击行为其实针对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对象。当这个幼小的孩子领悟到这一点，他其实已经向适应现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三岁九个月的小病人楚德，在仅进行了一次分析之后便随母亲出国去了。六个月之后，她回国继续跟随我治疗。当时，促使她谈论旅途的所见所闻着实花了些时间，谈起来时她也只聊了和她梦境相关的那部分：她和母亲回到了她们在意大利去过的一家餐馆，服务员没能给她们红莓酱，因为红莓酱用完了。通过此梦的解析，加上其他一些现象，我们可以知道她还未从断奶的痛苦以及对妹妹的嫉妒中恢复过来。虽然她向我报告了各种显然无利于分析的日常琐事，还反复提及六个月前第一次分析时提过的细节，但唯一让她提起旅行的原因，是一次挫折事件，该挫折事件与分析情境中的挫折体验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她对谈及旅行毫无兴趣。
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往往不能够接受现实，因为他们不能忍受挫折。他们否认现实，以此来回避现实的伤害。他们未来能否适应现实，最基础的、起决定作用的一点，要看他们是否能适应俄狄浦斯情境带来的挫折。在幼童身上，坚决拒绝接受现实（往往伪装成顺从与适应），其实是神经官能症的一个指征，它和成人患者逃离现实如出一辙，仅仅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所以，早期分析的结果之一，就是能够帮孩子接受和适应现实。如若能成功达到这个目标，且不谈其他收获，仅教育方面的困难就会减少，因为孩子已经能够忍受现实带来的挫折了。
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儿童分析中的方法角度与成人分析有不少差别。我们走了一条横穿自我的捷径，通过将自己置身于孩子的潜意识中，并由那里起步逐渐接触他们的自我。幼童的自我较弱，所以他们的超我所带来的过度压力比成人更厉害，我们要通过减少这些压力，来强化儿童的自我，并帮助他们的自我发展。
前文我业已谈及在进行儿童精神分析时，解析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一点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验证，比如解析之后他们游戏内容得到拓展，移情作用得到强化，焦虑随之减少等等。但有时候，他们确实无法在意识层面处理这些解析。我发现，这个能力要到后期才能发展起来，它是随着自我的发展，以及适应现实能力的提高而渐渐养成的。性觉醒（sexual enlightenment）的过程也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分析仅仅是将性理论与出生幻想（birth-phantasy）相关的材料挖掘出来罢了。只有在去除了潜意识的抵抗之后，孩童才会渐渐形成性觉醒。故而必须对儿童进行完整的分析，儿童才可能有性觉醒，也才可能完全适应现实。如若不能达到这个结果，那么很难说此次治疗已经成功、可以结案了。
儿童的表达模式与成人不同，整个分析情境也相异。然而，不管是儿童分析还是成人分析，遵循的主要分析原则还是一致的。解析的持续进行，阻抗的渐渐消除，不断移情至旧的经验（无论这种经验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些都能帮助我们建立并维系正确的分析情境，与成人并无二致。要达到这样的结果需要一个必备条件，即分析师必须使用与成人类似的分析方法，而不得在儿童身上施加一种非分析的、教育化的影响，而且处理移情的方式也必须与成人分析类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分析情境中了解儿童的症状，获知他们的困难所在。通过移情，他们早期的症状或困难，乃至小时候的顽皮表现，都可能得以重现。例如，他们可能再次尿床，在某种特定情境下重复小时候做的一些事情，甚至三四岁的孩子会像一两岁的婴儿一样牙牙学语。
在分析初始阶段，孩子通过分析而新明白的道理主要以潜意识的方式工作，所以他们并不会觉得必须立刻修复他们与父母的关系。这种进步一开始是以情绪而非理性的方式展现的。根据我的经验，当孩子渐渐明白了这些道理，他们会放松下来，这样与父母的关系大为改善，同时孩子的社会适应性也变强了，也变得更好管教了。通过分析，孩子超我的要求弱化了，自我的抑制减少了，自我变得更为强大，从而执行超我的要求也变得更加容易。
随着分析继续进行，孩子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开始用批判的拒绝，来替代压抑的过程。在分析中后期，我们能够发现，他们对于曾经主导他们的施虐冲动（sadistic impulses）变得不那么热衷，而对于他们不认同的解析，他们也会以最强烈的阻抗来反对，有时还会嘲笑之。比如，我就曾经听说有非常小的孩子，对他曾经真的想要吃掉他母亲，或把她撕成碎片的想法嗤之以鼻。而与之相伴的罪疚感的减轻，也能使曾经完全被压制的施虐欲望获得升华。反映在游戏与学习中，我们可以发现抑制消除了，儿童重新获得新的游戏兴趣，也拓展了游戏活动的范围。
本章中我阐述了从早期分析实践中所获得的分析技巧，并以此作为本书的开篇。因为对于儿童精神分析方法而言，这些技巧是很基础的。幼童心灵的特殊性往往会一直强有力地延续，所以我发现的这些技巧对于研究大一点的儿童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潜伏期与青春期的儿童，他们自我发展得比较完整，所以分析技巧也需要进行一定修正后方可使用。在后文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一个主题，在此不再赘述。至于分析技巧要更接近于早期分析还是成人分析，这取决于儿童的年龄，也取决于每个个案本身的特性。
一般说来，我在下面陈述的原则，是各个年龄层儿童分析技巧的基础。因为儿童和少年感受到比成年人更为严重的焦虑，我们必须找到通向他们焦虑以及罪疚感潜意识的通道，并且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幼童往往通过焦虑发作来宣泄焦虑；对于潜伏期儿童，焦虑表现为不信任地拒绝；而在情绪强烈的青春期，焦虑再次变得外显、尖锐。不同于幼童期的是，因为这时他们的自我已经发展了，所以常常表现为伴随着挑衅和暴力的阻抗，这很容易导致分析的中断。对各个年龄层的儿童来说，如果负面的移情作用从一开始就被系统地治疗与消解，那么他们的焦虑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释放。
但是，为了获得儿童幻想与潜意识素材，我们得接受各个年龄层儿童都喜欢用的间接的象征性表征。一旦孩子的焦虑减少，幻想变得更加自由，我们就能获得通向他们潜意识的通道，还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活化他们在潜意识指挥下表达幻想的方法。对于那些一开始完全没有幻想素材的案例来说，这种方法还颇见成效。
最后，我在此对本章做一个简短的小结。儿童的心灵具有更为原始的特质，在分析时也必须使用更合适他们的分析技巧，我们发现游戏分析是一个好方法。通过游戏分析，我们能够了解孩子遭受深度压抑的经历与固着，并在其发展过程中施加有效的影响。此种分析方法与成人分析方法仅在技巧上有所不同，原理上并无差异。移情情境与阻抗的分析，婴儿期遗忘和压抑的去除，以及原始场景的再现，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游戏分析达成。我们也可以看出，所有心理分析方法的标准，都可以运用到这个技巧上。游戏分析与成人分析技巧的效果一样，唯一的不同是，游戏分析的过程更适用于孩童的心灵。第二章早期分析技巧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一方面阐述了儿童殊于成人的特殊心理机制，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了其相似之处。这些异同促使我们寻找一种特殊的分析技巧，于是我开发了游戏分析法。
在心理分析室的矮桌上，我总是会放很多简易的小玩具，比如木头小人（有男有女）、货运马车、载客马车、小汽车、火车、动物、积木和小房子，还放着纸笔和剪刀。即便是非常拘谨的孩子，也至少会看一眼这些玩具，或者碰碰它们。我会观察他们如何开始玩玩具，又如何把玩具放到一边，他们对玩具的大体态度，能让我大致了解这些孩子的情结（complex）所在。
我将通过幼童分析的案例，来展示游戏分析技巧的原则。三岁零九个月的彼得是一个很难管教的孩子。他强烈地依恋着母亲，却也对母亲充满着矛盾心态。他无法忍受挫折，在游戏中极其拘谨，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极度害羞、哀怨的孩子，也不太像个小男孩的样子。有时他的行为具有攻击性且满怀轻蔑，和其他孩子特别是他的弟弟无法融洽相处。本来对他的分析也仅仅主要是出于预防性考虑，因为他的家族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病史。但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很明显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他在行为上的深度抑制，导致他无法满足学校生活的正常需要，迟早要以退学告终。
第一次诊疗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拿了些玩具马车和小汽车，先是将它们前后排列，然后又并排排列，接着又变换了好几次排列方式。期间，他拿出了两列马车，让它们对撞，马腿就踢在了一起，他边玩边说：“我有了个新弟弟叫弗里茨。”我问他马车在干什么，他回应道：“哦，这样子不太好。”随后就立刻停止了相撞游戏，但过了一会儿又开始玩。后来，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把两批玩具马相撞，我说：“看这儿，两匹马就像两个人撞在一起了。”一开始他说：“哦，这样子不太好。”但接着又说，“是的，这是两个人撞在一起，”并补充道，“马儿也撞在一起了，现在它们要去睡觉了。”然后他用积木把它们盖起来，说：“现在它们快死了，我要把它们埋起来。”第二次诊疗的时候，他很快把小汽车和马车按照第一次的方式排列起来，先是前后排列，然后并排排列。跟第一次诊疗时差不多，他又把两列马车撞在了一起，然后把两辆机车撞在了一起。接着，他把两个摇摆玩具并排放在一起，把里面用来悬挂和摇晃的零件指给我看，说：“你看它会摆晃，也会撞来撞去哦。”我指着这些摆晃的摇摆玩具、机车、马车和马，对他解析道：“你看，他们其实是两个人，是你的爸爸妈妈，把他们的‘thingummies’（指性器官）撞在一起啦。”
他表示反对，说：“不，那样不太好。”但他还是继续把马车撞在一起，说：“他们就是这样把他们的‘thingummies’撞在一起的。”然后他马上又提起弟弟。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次诊疗时，当他把马车和马撞在一起之后，他都马上提到他有了个新弟弟。于是我继续解析道：“你在想爸爸妈妈把‘thingummies’撞在一起，你的弟弟弗里茨就是这么来的。”他就拿了一两小马车，把这三辆车都撞在一起。我解析道：“这是你自己的‘thingummy’，你想把自己的‘thingummy’和爸爸妈妈的撞在一起。”然后他又多拿了一辆车说：“那是弗里茨。”接着，他拿起两辆更小的车，把它们放到一辆机车上面。他指着马车和马说：“那是爸爸。”又把另一个放在它旁边，说：“那是妈妈。”他又指着他爸爸的马车和马说：“那是我。”然后又指着他妈妈的马车和马说：“那也是我。”这些现象反映了彼得对性交中父母的认同。这之后他重复让两辆马车相撞，并且跟我说，他和弟弟为了让两只鸡安静下来，让鸡进入他们卧房，结果鸡东飞西窜，还在那里吐口水。“我和弗里茨，”他补充说，“我们可不是粗野的流浪儿，我们才不会吐口水。”我告诉他，鸡代表他和弗里茨撞在一起的“thingummies”，而吐口水是自慰的意思。他在稍稍抗拒之后也表示同意。
在此我仅能简要地指出，通过持续解析，孩子在游戏中表达出来的幻想变得愈发自由。游戏中的抑制减少了，游戏的种类也增多了。其中的细节一再重复，直到通过解析变得清晰，而后又会有新的细节涌现。就如同在梦的解析中，对梦境素材的联想揭示了梦的潜在内容，儿童分析时的这些游戏素材，也能让我看到潜在的内容。游戏分析，通过系统地将实际情境转为移情情境，并在实际情境与原始经验或幻想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帮助孩子重返幻想中的原始场景。就这一点来说，游戏分析一点都不亚于成人分析。通过揭示婴儿期经验和他们性发展的根源，游戏分析解决了固着（fixation）问题，也能够纠正儿童发展中的错误。
下面关于彼得案例的摘录，显示了先期诊疗中的解析在后期分析中得到印证的事实。几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当一个玩具小人不小心跌倒的时候，彼得忽然勃然大怒。他随即问我玩具汽车是怎么做出来的，以及“为什么它们能够站立”。他给我演示了一只玩具小鹿跌倒，然后告诉我他要小便。在盥洗室里他跟我说：“我正在尿尿，我有‘thingummies’呢。”当他再次回到房间，他拿起了一个玩具人，唤作“小男孩”，他把小男孩放进一个房子里，给房子命名为“厕所”。他让这个小男孩站着，旁边放了只狗，但狗“既看不见他，也咬不到他”。但他又把另外一个玩具女人放到小男孩旁边，说“她可以看到他。”又说，“只有他的爸爸不准看他。”这些都证明他将狗认同为他的父亲，将排泄的男孩认同为他自己——他对父亲是惧怕的。随后，他一直玩着电动汽车，他很欣赏汽车的构造，一遍一遍地开着玩。突然，他很生气地问：“它什么时候才停得下来啊？”而后又补充说其他玩具男人不能够坐这个车，他将它们弄倒，再把它们背对着车子放好，在它们旁边放上一大列车队，并排放在一起。突然他又说想要大便了，但也并没有去大便，只是问正在大便的玩具人（小男孩）是否已经大便完。而后他又转向电动汽车，表示欣赏它，又对它停不下来表示愤怒，在欣赏和愤怒之间摇摆不定，又不断地想要去大便，却又只是问小男孩是否已经大便完。
在上述分析中，彼得描画了以下事物：玩具小人、小鹿等等，这些玩具总是被弄倒，代表了他自己的阴茎和跟爸爸勃起的阴茎比较时的自卑感。他想要马上去小便为了证明我跟他之间的区别。电动汽车跑个不停则代表他父亲的阴茎总是在性交中抽动，他感觉既羡慕又愤怒。当羡慕消失、愤怒升起时，他便想要排便。这是他在目睹原始场景（父母性交）时产生排便行为的重复。他通过排便来干扰父母的性交过程，并在幻想中通过排泄物来伤害他们。除此之外，对小男孩来说，大便还代表了他弱小的阴茎。
现在我们将这些素材和彼得的第一次治疗联系在一起。在第一次分析时，彼得把小汽车头尾相连排在一起，意指父亲强大的阴茎；把他们并排放置在一起，象征了频繁的性交，即父亲的性能力，后来他又用跑个不停的小汽车来表示之。第一次分析时彼得曾表示要两匹马一起睡觉，又说它们“快死了”“埋了它们”，其实是表达了目睹父母性交场景后的愤怒。在分析开始时展现的原始场景，反映了被压抑的婴儿期实际经历，这些都已被孩子父母的陈述所证实。根据父母的陈述，彼得和他们同睡一室的情况只有一次，就是在他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们一起外出度暑假。那时他显得特别难管教，睡得也不好，又开始遗粪，尽管几个月之前他就已经能自如地大小便了。虽然有些阻挡，婴儿车的围栏并不能够阻止他看到父母的性交过程，这个场景反映在他的游戏中，表现为他把一个玩具小人弄倒，然后背对着放在一排车前面。玩具的跌倒也代表了他在性方面无能的心理感受。在这个阶段之前，彼得总能够好好地玩玩具，但这个阶段之后，他即便玩玩具也只是破坏它们。早在他第一次治疗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破坏玩具与看到父母性交之间的联系。曾有一次，他把小汽车（象征他父亲的阴茎）并排放好，让它们一起向前开，然后突然大发雷霆把汽车满屋子乱扔，口中念道：“我们就是这样把圣诞礼物直接摔坏，我们什么礼物都不要！”在他的潜意识中，毁坏玩具就等同于毁坏他父亲的性器官。随着分析的进行，破坏的快感和游戏中的抑制行为渐渐消除了，他的其他困难也慢慢克服了。
在将原始场景一点点剥落的同时，我也发现了彼得非常强烈的被动同性恋（passive homosexual）倾向。在描述了父母的性交后，他还幻想了三人性交。这些幻想引起了他深深的焦虑，接着又产生了其他幻想，比如与父亲的性交。在彼得的游戏中，玩具狗、电动汽车和机车代表他的父亲，马车和人则代表他自己。在这个游戏过程中，马车常常被弄坏，人也常常被咬掉一块，随后他就对代表父亲的玩具显示出害怕，或者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
下面我想要结合上述实际分析中的某些片段，谈一下分析技巧中更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一旦我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洞察小病人本身的情结，无论是通过游戏、绘画还是幻想，或仅仅是他的一般行为，解析便能够且应当开始了。对于精神分析我们有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则是，分析师必须等到移情建立才能进行解析，但由于儿童的移情是当即发生的，分析师总能立刻接收到儿童扑面而来的积极回应，所以我们在儿童分析时的策略与一般精神分析策略也并不矛盾。如若孩子表现出害羞、焦虑或缺乏信任，这些行为是负面移情的一个信号，解析就更加势在必行。通过追溯原始客体和原始情境带给病人的负面影响，解析减少了负面移情。比如，莉塔是个矛盾心理很重的孩子，她对分析很抗拒，一分钟也不肯待在分析室，我不得不立刻对她进行解析，从而缓解她的阻抗心理。一旦我通过追溯原始客体与情境向她剖析了阻抗的原因，一切便迎刃而解了，她重新变得友善和信任，能够继续她的游戏，并在充足的细节中印证了我先前的解析。
我们能在楚德的案例中非常清晰地看到迅速解析的必要性。我记得楚德三岁零九个月的时候来过诊室一次，然后因为外部原因中断了治疗。这个孩子非常神经质，并且异常依恋她的母亲。她不太情愿来我的诊室，而且充满焦虑，治疗的时候我不得不开着门，用非常低的声音对她进行分析。很快我就了解了她的情结所在。她坚持把花从花瓶里拿走；她先是把玩具小人放到马车里，然后又从将它扔出马车，还要鞭打它；她想要把自己带的一本图画书中的高帽子的男人挖出来；她还坚持说屋子里的坐垫都被一只狗扔得乱七八糟。我当即对她的叙述进行了解析，即她希望除掉父亲的阴茎，因为它把母亲（花瓶、马车、图画书、坐垫都是母亲的象征物）搞得一团糟。在我进行解析之后，她的焦虑消除了，比刚来时对我更为信任，并且对家里人说还想再来我这里。当我六个月后继续对女孩进行精神分析时，她尚能记起先前分析的细节，而且我的解析也已产生了积极移情的效果，或者说，她身上的负面移情已经减弱了。
游戏分析技巧的另一项基础原则是，解析必须足够深入，才能抵达被激活的心理层面。例如，在彼得第二次诊疗时，他玩好小汽车并排向前开的游戏之后，把一个玩具小人放在长凳上，假装长凳是它的床。然后他把小人扔下去，说它死了，完蛋了。接着他选了两个已经有点损坏的小人，又在它们身上做了相同的事。这时我就现有的这些素材进行了解析：第一个玩具小人是他的父亲，他想把父亲扔出母亲的床并杀死他；第二个小人是他自己，他认为父亲想对他做相同的事。通过各种细节的呈现，原始场景已经明晰，彼得又用各种方式回到两个摔坏的玩具小人的主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个主题与原始场景导致的惧怕有关，母亲是作为阉割者的形象出现的。在彼得的幻想中，母亲把父亲的阴茎放进体内，而且没有还给父亲；这样她就成为男孩焦虑的对象，因为他父亲可怕的阴茎（代表他的父亲）还在她的身体里面。
还有一个例子也来自彼得的案例。彼得第二次治疗时，我对他的素材进行解析得出，他和弟弟有相互自慰的行为。七个月后，那时他四岁零四个月，他带来一个长长的梦，有着丰富的联想素材。其中一个片段是这样的：“有两只猪在猪圈里，猪圈在我的床上。他们在猪圈里一起吃东西。也有两个男孩在船上，也在我床上；但他们个子很大，像G叔叔（他母亲的弟弟，已成人）和E（一个比他大的女孩，彼得认为她已经是大人了）。”我从这个梦得到的大部分联想，基本上都是语言表达的内容。这个梦显示，猪代表他和他弟弟，他们一起吃饭表示他们在相互吮吸阴茎。但也可以表示他父母在性交。他和弟弟的性关系是基于对父母亲性关系的认同，彼得轮流扮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我对这个素材进行解析后，彼得在之后的诊疗中开始玩洗手池。他把两支铅笔放在一块海绵上，说：“这是我和弗里茨（他弟弟）坐的船。”然后他突然用很深沉的声音（在超我起作用的时候他往往用这种声音），对两支铅笔吼道：“你们不能整天在一起，做猪一样的事。”这来自超我的责骂不仅是针对他和弟弟的，也针对他的父母（G叔叔和长大成人的女孩E就代表他父母），这责骂释放了当他目睹原始场景时曾对父母产生的类似情绪反应。早在第二次诊疗的时候，他就已经有过这样的发泄，当时他把两匹马撞在一起，想让它们死掉并且埋掉它们。然而，即便在七个月之后，对这个素材的分析也不尽完善。很明显，在分析早期就进行非常深入的解析，并不会影响我们对孩子经历和整体性发展（尤指决定彼得和弟弟关系的性发展）关系的了解，也不会阻碍对相关素材的分析。
我提出了上述例子，是为了证明一个基于实证观察得出的观点，即分析师不能回避深度解析，哪怕是在分析初期，因为这些心灵深层次的素材会再度返回，再次供我们分析。就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深度解析的功能是打开通往潜意识的大门，减少激起的焦虑，并为整个分析工作做好准备。
我已一再强调孩子在自发移情方面的能力，部分是因为与成人相比，幼童对焦虑的感受更加敏锐，也因为他们对这些焦虑早已准备就绪。儿童最重要的心理任务之一（即便不能说是最重要的心理任务），是对焦虑的控制，这也需要占用很大部分的心理能量。所以在潜意识中，他们评估客体（object）主要是看它们是减轻还是激发了焦虑，从而对它们进行正面或者负面的移情。幼童往往对焦虑有充分准备，他们常常即刻就表达了负面移情，表现为未经修饰的惧怕之情；而对于更大一点的孩子，尤其是潜伏期儿童，他们的负面移情往往表现为不信任或单纯的厌恶。在抵抗对最亲密客体的恐惧的过程中，孩子往往将恐惧重新附着在不那么亲近的对象之上（这种置换也是处理焦虑的一种方式），并把它们作为“坏妈妈”和“坏爸爸”的替代。因此那些每时每刻都觉得被威胁，总感觉被“坏妈妈”或“坏爸爸”监视的高度神经质的孩子，他们对每个陌生人也都是满怀焦虑的。
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幼童其实随时都准备好了去迎接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大一点的孩子也是一样。即便他们在刚开始分析的时候展现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我们也必须对他们的负面移情有所准备，因为当分析触及那些与情结相关的素材时，孩子可能会迅速出现负面移情。一旦分析师捕捉到负面移情的信号，他应当令分析工作继续进行，并建立起与他本人相关的分析情境，同时在解析的帮助下溯回原始客体与情境，从而消解孩子的部分焦虑。分析师必须在某个紧要的关键点迅速地切入潜意识素材，由此打开通向孩子潜意识心灵的通道。同一种“游戏思维”（play thought）的表征通过各种形式不断重复（在彼得第一次治疗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不断变换车子的排列，把它们前后或并排排列，以及他重复让马、马车和机车彼此相撞等等），以及孩子选择玩何种游戏、其频度如何，这些都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关键点位于何处，因为我们可以从游戏内容里测量到情感反应。如果分析师错过了这个已在素材里有所反映的紧迫点，那么孩子有可能中断游戏，表现出强烈阻抗，变得焦虑甚至想要逃离。在素材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及时解析，分析师可以切断孩子的焦虑，或者将它限制在可控范围。当然，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在自分析一开始就出现积极移情的案例。一旦出现焦虑与阻抗，或者当分析开始出现消极移情，我们就必须立即进行解析，对此我已经用充分的理由进行了说明。
解析的及时性固然重要，解析的深入性也不可或缺。如果说我们不能看轻呈现出来的素材的紧迫性，那么我们也不得忽视：我们不仅要追溯表征的内容，也要深入心灵层面，追溯与之相连的焦虑与罪疚感。在儿童分析时，倘若我们以成人分析原则为模版，首先刺探与自我和现实最接近的心灵表层，那么我们将无法建立起分析情境，也不利于减少孩子的焦虑。这一点已被实践反复验证。同样，如果只对符号进行纯粹的翻译，或者解析时只处理素材的符号化的表征，而不关心与之相连的焦虑与罪疚感，那么儿童分析也无法进行。如果解析不深入到被素材与相关焦虑激发的层面，不触及潜在阻抗最深的位置，不努力降低最暴戾最明显的焦虑，那么解析在儿童身上将毫无效果可言，只能激起更大的阻抗，而不再有消解的可能。但正如我从彼得案例抽取的片段中所试图澄清的那样，解析（如上文所述）并不能完全解决心灵深层次的焦虑，但也不会限制心灵表层（虽然它能很快刺入深层）的分析工作，即儿童自我及其与现实关系的分析。在儿童分析中，儿童与现实的关系的建立，以及更强大的自我在他们身上出现，是随着他们自我发展的过程逐步实现的，这是分析的结果而非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与勾画了早期分析的典型开始及其过程。下面我想要谈谈我碰到的一些不同寻常的困难，这些困难促使我在分析时使用了一些特殊的分析技巧。楚德刚到我的诊室时显得非常忧虑，她的案例使我明白了对某些病人来说，迅速解析是减轻焦虑、让分析活络起来的唯一途径。另一个小病人鲁思四岁零三个月，具有很明显的矛盾心态，她一方面对母亲和特定的一些女性有强烈的依恋，一方面不喜欢其他人尤其是陌生人。比如在非常小的时候，她就无法适应新保姆，也很难自如地和其他孩子交朋友。她不仅遭受着无法掩饰的焦虑而常常面临焦虑发作的情况，也有其他神经官能症状，而且她总的来说是个忧虑的孩子。第一次来诊疗时，她坚决拒绝与我同处一室，所以我在分析时，特意请她的姐姐在场。我的意图是想建立起积极移情，使她最终有可能愿意进行独立分析。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包括单纯地和她玩耍以及鼓励她说话等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在玩玩具的时候，她身子总转向姐姐（虽然姐姐并不对她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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