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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8 0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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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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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

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作者:[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设计:李洪达排版:李洪达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8-01ISBN:9787508692098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本书献给我的爱人伊茨克、母亲普尼娜,以及外祖母范妮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爱与支持。序

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清晰的见解就成了一种力量。从理论上讲,人人都能参与这场以“人类未来”为主题的辩论并发表高见,但想要保持清晰的认识并不容易。而通常的情形是,我们根本没注意到有这场辩论,或者根本不清楚关键问题何在。很多人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好好研究这件事,因为手边总有更紧急的事:上班、照顾孩子或者侍奉年迈的双亲。可是,历史不会因此就对你更宽容。就算你因为忙着让孩子吃饱穿暖而缺席这场有关人类未来的辩论,你还是躲不过最后的结果。这实在太不公平了。但是,谁又能说历史是公平的呢?

我只是个历史学家,并没办法供人衣服、给人食物,但希望能提出一些清晰的见解,尽量让人们能够公平地参与这场辩论。只要有人,哪怕是极少数人,因此而加入关于人类未来的辩论,我也就对得起这份工作了。

我的第一本书《人类简史》概述了人类的过去,审视一种几乎微不足道的猿类怎样成了地球的统治者。

第二本书《未来简史》则讨论了生命的远期愿景,思考人类最后可能会如何成为神,智能和意识最终又会走向怎样的命运。

到了这本书,我希望着眼于此时此地,重点在于当下时事,以及人类社会近期的未来。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今天最大的挑战和选择是什么?我们该注意什么?我们该教给孩子们什么?

当然,有70亿人口,就会有70亿个想讨论的议题;也正如前面所提,要综观全局,其实是一种相当奢侈的想法。在孟买贫民窟里艰难养育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只关心下一顿饭何在;地中海难民船上的难民只会眼巴巴望着海平面,寻找陆地的迹象;而在伦敦某个人满为患的医院里,垂死的病人拼尽全身所有的力量,只为再吸进下一口气。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面临的议题要比全球变暖或自由民主危机更为迫切。但他们的问题绝不是任何一本书所能解答的,我对处于这些情境中的人也提不出什么高见,反而可能要向他们学习。

我想讨论的,是全球性的议题。我所关注的是塑造全世界各个社会的各种重要力量,这些力量也很可能影响整个地球的未来。对于处在生死关头的人来说,气候变化可能根本不是他们关心的议题,但是最终,气候变化可能会让孟买的贫民窟完全无法住人,让地中海掀起巨大的新难民潮,并且让全球的医疗保健陷入危机。

现实有众多的构成要素,虽然本书试图涵盖全球困境的不同方面,但绝对无法详尽无遗。与《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两本书不同,这本书并非历史叙事,而是以一系列议题的形式讲述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这些议题不会告诉读者什么简单的答案,而是希望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协助读者参与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要对话中来。

本书其实是我在与公众的对话过程中写成的,许多章节是针对读者、记者和同事提出的问题而撰写的。某些内容曾以各种形式发表,这让我有机会听取意见、打磨观点。有些章节讨论科技,有些讨论政治,有些讨论宗教,有些则讨论艺术。一些章节颂扬人类的智慧,另一些章节则聚焦人类的愚蠢。但无论如何,首要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事?各种事件背后的深层含义又是什么?

特朗普上台,意味着什么?假新闻横行,我们能怎么办?自由民主为何陷入危机?上帝回来了吗?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吗?哪个文明主宰着世界,是西方、中国,还是伊斯兰?欧洲应该向移民敞开大门吗?民族主义能否解决不平等和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恐怖主义?

虽然本书着眼全球,但并未忽视个人层面的问题。相反,我要强调一点,在当代各种重大变革与个人的内在生命之间,其实有着重要的关联。举例来说,恐怖主义既是全球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种内部心理机制。恐怖主义要发挥效用,靠的是按下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按钮,劫持数百万人的想象力。同样,自由民主的危机不仅存在于国会和投票站,同时也存在于神经元和突触之中。个人即政治,已经是老掉牙的说法。但在这个科学家、企业和政府都想侵入人类大脑的时代,这套老生常谈却远比以往更邪恶。因此,本书不仅观察个人行为,也观察整个社会。

全球化的世界给我们的个人行为和道德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每个人都被困在许多无所不包的蜘蛛网中,这张网一方面限制了我们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把我们最微小的举动传送到遥远的地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可能对地球另一端的人甚至动物产生影响,某些发生在单个人身上的事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引发全球性事件,例如突尼斯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事件引发了政治运动;美国的几位女性讲出自己遭到性骚扰,便点燃了“#MeToo(我也是)”运动。

个人生活可能影响全球,意味着揭露我们自己的宗教和政治偏见、种族和性别特权,以及对制度压迫无意的共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然而,这些目标真的能实现吗?如果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远远超出我们的眼界、完全不受人类控制、所有的神祇和意识形态都遭到质疑,我们又怎么可能找到稳固的道德根基?

本书开篇首先概览当前的政治和技术困境。20世纪结束时,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发生的巨大的意识形态斗争最后似乎是自由主义暂时胜出,民主政治、人权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要征服整个世界。但一如往常,历史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继法西斯主义崩溃和共产主义受挫之后,现在自由主义也陷入了困境。那么,我们究竟将走向何方?

这个问题之所以特别令人忧虑,是因为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让人类这个物种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从而对自由主义逐渐失去了信心。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一旦携手,可能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同时破坏“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大数据算法可能导致数字独裁,也就是所有权力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而大多数人不只是被剥削,还面临更糟的局面:如草芥般无足轻重。

我的上一本书《未来简史》详细讨论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结合,着眼于长远前景,讲述的内容可能涉及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本书则着重于已迫在眉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我想讨论的议题不是无机生命的创造,而是这一切对福利国家和欧盟等特定机构的威胁。

本书无意涵盖新科技的所有影响。虽然科技带来了许多美好的承诺,但我想特别强调的却是威胁和危险。引领科技革命的企业和企业家,自然倾向于高声讴歌科技创造的美好,但对于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却想尽快拉响警报,指出所有可能酿成大错的地方。

本书第一部分点出我们面临的挑战后,第二部分将探讨各种可能的响应。脸谱网(Facebook)工程师能否使用人工智能(AI)建立起一个维护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全球化社会?或许是否应该扭转全球化的进程,让民族国家重新掌握权力?又或许,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从古老的宗教传统中找寻希望和智慧?

第三部分则会谈及,虽然科技挑战前所未有、政治分歧激烈紧张,但只要我们控制住恐惧,虚心面对自己的想法,必能成功应对。第三部分的内容包括如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全球战争的危险,以及引发这些冲突的偏见和仇恨。

第四部分则关注“后真相”的概念,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我们究竟对全球化发展有多少理解,又是否真能明辨是非?智人真的能够理解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吗?现实与虚构之间,是否还有明确的界线?

第五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则是整合各项讨论,思考在这个困惑的时代,旧的故事已经完结,新的故事尚未开始,生命的整体样貌究竟如何?我们是谁?这辈子要做什么?需要什么技能?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及尚不了解的有关科学、神、政治和宗教的知识,生命的意义在今天究竟是什么?

这听起来可能是个太大的题目,但智人已经无法再等待,哲学、宗教或科学也没有时间忍受没有答案的拖延。我们辩论生命的意义已有数千年之久,不可能让这场辩论无限期延续下去。迫在眉睫的生态危机、日益增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以及一些打破常规的新技术的崛起,都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或许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正让人类拥有重塑和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很快就会有人必须决定如何使用这股力量,而他决定的理由,则来自关于生命意义的某些含蓄的或者直言的故事。哲学家很有耐心,工程师的耐心要少得多,投资者则是最没耐心的。就算你还没有想清楚怎样运用这股设计生命的力量,市场的压力也不会允许你一千年后再想出答案,而是会用它那只隐形的手迫使你接受它盲目的响应。除非你愿意把生命的未来交给季度收入报表来决定,否则你就应该清楚地了解到底生命有什么意义。

在最后一章,在智人物种的大幕即将落下、另一出全新大戏即将上演之际,我以一个智人的身份,向其他智人提出了一些个人意见。

在开启这番智识之旅之前,我想强调关键的一点:本书绝大部分内容谈的都是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民主制度有何缺点,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自由民主有问题。相反,我认为,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自由民主是人类迄今最成功也最灵活的政治模式。虽然不见得适用于每个社会的每个发展阶段,但比起其他所有方案,自由民主都曾在更多的社会和更多的情境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因此,面对新挑战,我们有必要了解自由民主的局限,并讨论该如何调整和改善目前的自由民主制度。

但不幸的是,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任何关于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批判都可能被各种反自由主义运动所利用;他们只是想诋毁自由民主,而不是为了公开讨论人类的未来。虽然他们很乐于讨论自由民主有何问题,却几乎容不下任何针对他们自身的批判。

因此,作为本书作者,我也得做出艰难的决定。我是应该敞开心扉,冒着被他人断章取义的风险畅所欲言,还是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非民主政权的一个特征是很难做到言论自由。而随着这些政权的扩张,要对人类物种的未来进行批判性思考也就越来越危险。

几经思量,我还是决定选择自由讨论而非自我压制。如果不批评自由主义,我们就不可能修复其缺点或有所超越。请务必注意,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正是因为人们还能相对自由地思考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也能一如所愿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您重视这本书,也该重视言论的自由。第一部分科技颠覆近几十年来,全球政治一直是由“自由主义”独霸,但就在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结合、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挑战的同时,人类也对自由主义失去了信心。第1章理想的幻灭:从旧故事到新故事

人类思考用的是故事,而不是事实、数据或方程式,而且故事越简单越好。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神话。但在20世纪,来自纽约、伦敦、柏林和莫斯科的全球精英讲述了三大故事,号称能够解释人类过去、预测全球未来。这三大故事是:法西斯主义故事、共产主义故事,以及自由主义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法西斯主义故事,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世界成为共产主义故事和自由主义故事的战场。等到共产主义受挫,自由主义故事就成为人类了解过去的主要指南、未来无法取代的使用手册——至少在全球某些精英的眼里是这样。

在自由主义的故事里,讴歌着自由的力量和价值,述说着人类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暴虐的政权之下,很少让人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机会或个人自由,更大大限制了个人、思想和商品的流动。但是人们为自由而战,一步一步让自由站稳了脚跟,民主政权取代了残酷的独裁统治,自由企业克服了经济上的限制,人们也学会了独立思考、听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盲目服从偏执的祭司、僵化的传统。宽阔的道路、坚固的桥梁、熙攘的机场,取代了城墙、护城河和带刺的铁丝网。

自由主义故事也承认,世界上并非事事完美,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掌权者残暴无情,而且就算在最自由的国家,仍有许多公民忍受着压迫、暴力和贫困。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我们必须保护人权,让每个人都有投票权,建立自由市场,并尽可能让个人、思想与商品在世界各地轻松流动。根据这服自由主义的灵丹妙药(小布什和奥巴马都接受了这服药,只是各自稍有调整),只要继续让政治和经济体系走向自由化、全球化,就能为所有人创造和平与繁荣。

国家只要加入这场势不可当的进程,就能更快得到和平与繁荣。至于想螳臂当车的国家,就得吞下苦果,直到它们终于迷途知返,打开边界,开放其社会、政治和市场。虽然这可能需要时间,但最后就算是朝鲜、伊拉克和萨尔瓦多,也能变得像丹麦或美国的艾奥瓦州一样美好。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自由主义故事成了全球朗朗上口的圣歌,从巴西到印度,许多政府都采用了自由主义这一套,希望能加入历史这波无法阻挡的进程。未能加入的政府,在当时看来就像是远古时代的化石一般。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信心满满地指责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但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人民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越来越感到理想幻灭。壁垒与防火墙再次大行其道,反移民、反贸易协议的力度也日益加大。表面上看来是民主体制的政府,却在暗中破坏司法体系独立、限制新闻自由,并把所有反对政府的举措视为叛国。各国的强人(例如在土耳其和俄罗斯)也尝试着各种新的政治形态,从非自由的民主体制到彻底的独裁政权,不一而足。今天,几乎没有人能够再次信心满满地宣称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2016年,国际社会发生的大事包括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这波理想幻灭的浪潮已经到达西欧及北美的核心自由主义国家。仅仅几年前,欧美还试图解放战火中的伊拉克和利比亚,但现在如果问美国肯塔基州和英国约克郡的人,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理想并不受欢迎或根本无法实现。有些人发现自己其实喜欢过去那种阶级制度的世界,就是不愿放弃自己在种族、民族或性别上享有的特权。还有些人认为(无论是对是错),自由化和全球化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是以牺牲民众为代价让一小群精英获利。

1938年,人类有三种全球性的故事可以选择;1968年只剩下两个;1998年,似乎只有一个故事胜出;2018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这也就难怪那些在近几十年主宰大部分世界的自由主义精英现在陷入了震惊和迷惘。只有一个故事的时候,一切毫无疑义,可以说是最令人放心的情形;但突然连一个故事都没有了,就让人惊慌失措,一切事物都好像没有了意义。现在的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局面,有些类似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精英分子:既不知道历史为什么没走上他们认为注定的道路,手中也没有其他观点能够用来诠释现实。迷失方向,让他们觉得似乎末日将至,认为既然历史没有走上自己预想的美满结局,显然就是世界末日在步步逼近。大脑在无法查核现状的情况下,就会预想最糟糕的情形。这就像有人一头痛就觉得可能是脑瘤晚期一样,许多自由主义者担心,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可能代表着人类文明即将终结。从杀死蚊子到杀死思想

随着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步调加速,这种迷失方向、末日将至的感觉还会加剧。自由主义的政治体系建立于工业时代,管理着由蒸汽机、炼油厂和电视机所构成的世界。但面对现在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自由主义政治体系就显得无力招架。

不论是政治人物还是选民,光是要了解新技术就已经很勉强,更别谈要规范新技术的爆炸性潜力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可能是改变世界最大的一个因素,但领导互联网革命的主要是工程师,而不是什么政党。你也没投过什么关于互联网的票吧?民主体系到现在连敌人是谁都还摸不清楚,也很难说真有什么方法应对人工智能兴起或区块链革命之类的冲击。

今天,计算机运算已经让金融体系变得极为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而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改进,金融可能很快就会成为没有任何人类能够理解的领域。这对政治运作会有怎样的影响?会不会有一天,政府得乖乖等着某个算法的决定,看看预算是否得到批准,税制改革又能否通过?与此同时,点对点的区块链网络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可能会让货币体系彻底改变,激进的税制改革也就难以避免。举例来说,未来的交易可能多半无须再使用本国货币甚至任何货币,国家将不可能再针对货币所得来收税。因此,政府可能需要推出全新的收税方式,例如可能针对信息来收税(在未来,信息会成为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资产,也是在大量交易中唯一交付的东西)。在政治体系再也无钱可用之前,它来得及应对这个危机吗?

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双重革命不仅可能改变经济和社会,更可能改变人类的身体和思想。人类在过去已经学会如何控制外在世界,但对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多半无力掌控。我们知道怎样拦河筑坝,却不知道怎样阻止身体衰老;我们知道怎么设计灌溉系统,却不知道怎么设计大脑系统。如果有只蚊子在耳边嗡嗡扰人清梦,我们有办法杀死它;但如果有个想法回荡脑海令人难以成眠,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杀掉”这个想法。

通过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我们将会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内在世界,也能设计和制造生命。我们将能学会如何设计大脑、延长生命,也能选择消灭哪些想法,但没有人知道后果会如何。人类发明工具的时候很聪明,但使用工具的时候就没那么聪明了。单纯兴建大坝拦截河流并不难,但是要预测这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实在不容易。同样,只是改变我们意念流动的方向,比预测这对个人心理或社会系统有何影响轻松得多。

在过去,人类得到了操控周围世界、重塑整个地球的力量,但由于人类并不了解全球生态的复杂性,过去做的种种改变已经在无意中干扰了整个生态系统,让现在的我们面临生态崩溃。在21世纪,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会让我们有能力操控人体内部的世界、重塑自我,但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自己心智的复杂性,所做的改变也就可能大大扰乱心智系统,甚至造成崩溃。

目前领导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是工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但这些人很少体会到他们的各种决定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影响,也显然并不代表任何民意。要由国会和政党接手吗?目前看来并没有这个迹象。破坏性创新造成的科技颠覆根本算不上政治的主要议题。因此,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与科技颠覆相关的事件也只是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丑闻;而且虽然各方大谈失业问题,却没有候选人讨论自动化可能造成的影响。特朗普警告美国选民,墨西哥人和中国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墨西哥边境筑起一道墙。但他从来没有警告过选民,算法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硅谷所在的加州边界筑起防火墙。

可能正因为如此(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连身处西方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选民,也对自由主义的这套故事和民主进程失去了信心。一般人可能不懂什么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却隐隐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未来抛弃。1938年,虽然苏联、德国或美国的普通百姓生活也很艰苦,但不断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当然,前提是他们是“普通人”,而不是犹太人或非裔美国人)。宣传海报上经常把煤矿工人、钢铁工人和家庭主妇描绘成一副英雄形象,让人感觉“海报上画的是我!我是未来的英雄!”

到了2018年,一般人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足轻重,如同草芥。TED演讲、政府智库或高科技研讨会上,总有许多神秘的词语被不断提及:全球化、区块链、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但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好像和自己都没什么关系。自由主义的故事,是一套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如果未来成了生化人、网络算法的世界,自由主义的故事要怎样才能继续有意义地讲下去?

在20世纪,群众反抗剥削,把自己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转化成在政治上的权力。而如今,群众担心自己以后会变得无足轻重,于是急着发挥目前仍有的政治力量,以免为时太晚。因此,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可能就展现出与传统社会主义革命相反的轨迹。过去推动俄国、中国和古巴革命的,是一群对经济至关重要但缺乏政治权力的人;而2016年,支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却是一群虽然还享有政治权力却担心失去经济价值的人。也许在21世纪,平民主义者(populist,或“民粹主义者”)反抗的将不再是经济精英剥削人民,而是经济精英不再需要人民。而且平民主义者很可能会败下阵来,因为反抗“无足轻重”比反抗“剥削”困难许多。不断浴火重生的自由主义

这不是自由主义故事第一次面临信心危机。自从这套故事在19世纪下半叶席卷全球之后,时不时就会碰上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血流成河,也终结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第一个时代,帝国主义强权政治阻挡了全球进步的步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遇刺后,各个强权对帝国主义的信心远超自由主义,它们不再想用自由与和平的商业活动统一世界,而是要靠蛮力在世界抢下更大的地盘。然而,自由主义在斐迪南时期之后幸存下来,不仅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更加强大,放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据称,经历过前所未有的屠杀之后,人类见识到了帝国主义的可怕代价,终于准备好在自由与和平的原则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接下来是希特勒时期。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期,法西斯主义的力量一度锐不可当。自由主义虽然胜出,但马上又面临下一个挑战。那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切·格瓦拉时期,看起来自由主义仅一息尚存,未来将是共产主义的时代。然而,最后共产主义受挫,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斯大林时期的古拉格劳改营。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证明自己比其他任何对手都更加柔韧、更加灵活。自由主义分别学习了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某些最优秀的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主义学习了共产主义,于是扩大了同理的范围,开始在重视自由之外也同时重视平等。

一开始,自由主义这套故事主要只关注欧洲中产阶级男性的自由和特权,而对工人阶级、女性、少数民族和非西方人所面临的困境似乎视而不见。1918年,获胜的英法两国兴奋地高谈自由主义,但并未把英法帝国在全球各地的属民纳入考虑范围。举例来说,印度要求民族自决,换来的是英军在1919年的阿姆利则大屠杀,数百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当场丧命。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者还是很少将他们所谓的共通价值应用到非西方人民的身上。所以,荷兰人在自己的国土被纳粹残酷占领5年,于1945年重新站起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军队横跨半个地球,希望重新占领前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尽管在1940年,荷兰人只战斗了4天就举手投降放弃独立地位,但为了压制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他们却鏖战了4年之久。这也就难怪全球许多民族解放运动所寄望的都是苏联和中国,而不是自诩为自由主义领导者的西方国家。

但渐渐地,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向外扩张,至少开始在理论上将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一视同仁。而随着自由主义辐射范围的扩大,自由主义也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式福利计划的重要性。自由主义同样需要有类似这样的社会安全网,否则必将难以为继。于是出现了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既有民主和人权,又结合了由国家出资的教育和医疗保健制度。而且就算是极端资本主义的美国,也意识到如果想保护自由,至少需要提供部分政府福利服务。如果孩子还饿着肚子,还奢谈什么自由?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思想家和政治家高谈“历史的终结”,信心满满地断言过去所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已获得解决,并认为自由主义经过翻新,成为包含民主、人权、自由市场和政府福利服务的组合,仍然是人民的唯一选择。看起来,这个组合似乎必将传遍全世界,克服一切障碍,打破一切国界,让人类变为单一、自由的全球社群。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而且经过斐迪南时期、希特勒时期和切·格瓦拉时期之后,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特朗普时期。但这一次,自由主义的对手并不像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一样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特朗普时期所散发的是浓浓的虚无主义。

20世纪的各项主要运动都对全人类有着愿景,可能是统一世界、发动革命或者民族解放。但特朗普并未提供这样的愿景,恰恰相反的是,他告诉大家:美国并不负责制定和推动任何全球愿景。同样,英国倡导脱欧的人士对于这个不再联合的王国可以说根本没什么计划,欧洲和世界的未来远远不在他们的设想范围之内。大多数投票支持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人,并不是完全反对整个自由主义组合,而只是对全球化失去了信心。他们仍然相信民主、自由市场、人权,以及社会责任,但认为这些好点子只要在国内流通就行了。事实上,他们相信为了维护约克郡或肯塔基州的自由和繁荣,最好在边界筑起一道墙,并对外国人采取非自由主义的政策。

至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则呈现出几乎完全相反的景象,一方面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一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开放。事实上,如果要说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看上去中国更像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

讲到对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复兴的俄罗斯认为自己远远更为够格。然而,虽然俄罗斯军事已经恢复实力,但意识形态却已然不够完整。普京无疑在俄罗斯与全球各个右翼运动中都是热门人物,但对于失业的西班牙人、不满的巴西人,或者满怀理想的剑桥大学生来说,他并没有什么能够吸引人的全球世界观。

俄罗斯确实提供了自由民主体制以外的另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是一套完整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操作手法。民主的根基之一,在于亚伯拉罕·林肯提出的原则: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如果政府腐败,未能改善人民生活,最终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公民看清真相。然而,政府控制媒体之后,阻碍了公民看清真相,也就打破了林肯的逻辑。执政的寡头特权阶级一旦垄断媒体,便能不断将自身的失败归咎于他人,并将公民的注意力引导到外部的威胁——无论是真有其事或仅仅是空穴来风。

生活在这种寡头体制下,总会看到一些重大的危机,让人觉得医疗保健和污染相形之下只是无聊的小事。国家都面临外来入侵或恶意颠覆了,谁还有时间担心病人太多、河流遭到污染?只要制造出永无止境的危机,腐败的寡头政治就能享受永无止境的统治。

然而,虽然这种寡头模式在真实世界历久不衰,却完全无法打动人心。其他的意识形态都能高谈阔论自身愿景,但寡头政治虽然手握权力,却无法真正以己为荣,而是多半会用其他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包装。虽然法国和英国的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很可能有赖俄罗斯的协助,也对普京表示敬佩,但就算是右翼极端分子的选民,也不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国家仿效俄罗斯模式。根据调查,俄罗斯87%的财富集中在最富有的10%的人手中。就算是法国极右派的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又会有多少工人阶级的支持者会想在法国复制这种财富分配模式?

人民会用脚投票以增加政治自由。我在走访世界各地的途中,遇到过许多希望移民到美国、德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人,也遇到过一些想要移民到中国或日本的人,但从来没遇到过想移民到俄罗斯的人。

至于“全球伊斯兰教”(global Islam),主要也只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有吸引力。虽然它也会吸引某些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甚至还有某些在德国和英国信仰伊斯兰教的青年,但很难看到希腊或南非(加拿大或韩国就更别提了)认为加入伊斯兰世界会有助于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时候,人民也会用脚投票。每有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青年从德国前往中东,接受伊斯兰教神权政治的生活,就可能有100个中东青年希望能走出中东,在自由主义的德国开始新生活。

这可能意味着,目前的信心危机并不及以往严重。自由主义者如果因为过去这几年的情势就感到绝望,那么可以回想一下1918年、1938年或1968年,当时的局势可比今日更为严峻。说到底,人类还是不愿轻易放弃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因为人类目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人类可能想好好敲打自由主义一番,但最后还是接纳自由主义。

又或者,人类也可能彻底放弃追求全球性的故事,转而向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故事寻求庇护。在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些运动除了能将全球划分为许多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外,并没有对世界未来的一致愿景。因此,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反抗荷兰统治,越南民族主义者追求自由越南,但不论在印度尼西亚还是在越南,都没有关于全人类的故事和愿景。所以只要一讨论到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所有其他自由国家彼此有何关联,或者人类该怎样应对核战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民族主义者总是又诉诸自由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

然而,如果各种主义已不足信,人类是否应该放弃追求共同的全球性故事?毕竟,所有的全球性故事(甚至包括共产主义),不都是来自西方?马克思的故乡在德国特里尔(Trier),推动自由贸易的则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实业家;如果你是个在越南的农村村民,为什么要相信这些人说的故事?或许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古老传统,走出一条不同的独特道路?抑或西方人也该休息一下,别再想着要主宰世界,而是先把自己的事管好?

自由主义幻灭后形成思想空缺,暂时由地方的怀旧幻想来填补,缅怀着往日的荣光——这可以说是正在全球发生的事。特朗普呼吁美国应该采取孤立主义,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听起来好像在说,20世纪80年代甚至50年代的美国社会真是完美,美国应该在21世纪重现这种社会。至于英国脱欧分子,则是梦想让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强权,他们仿佛还活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也仿佛以为就算到了这个互联网和全球变暖的时代,“光荣孤立政策”还能继续实行。至于俄罗斯,普京的官方愿景可不是要建立腐败的寡头政治,而是要复兴沙皇时代的帝国。在十月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一个世纪后,普京率领着俄罗斯民族和东正教信仰推动的政府,承诺要重返古代沙皇的荣耀,影响力从波罗的海一路延伸到高加索地区。

至于印度、波兰、土耳其和其他许多国家,同样也是靠着将民族主义与宗教传统结合起来的类似怀旧梦想,形成政权的基础。这些幻想最极端的例子出现在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者希望重现先知穆罕默德1400年前在麦地那的情景,而以色列的犹太教基本教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希望回溯到2500年前的《圣经》时代。以色列目前执政的联合政府成员,也公开表示希望让现代以色列的国土更为扩张,好更接近《圣经》中的以色列幅员,另外也希望恢复《圣经》中的法律,甚至要在耶路撒冷重建古老的耶和华殿,取代阿克萨清真寺。

自由主义精英对这些发展十分惊恐,希望人类能及时回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以免灾难降临。2016年9月,奥巴马在其最后一次联合国演说中提醒听众,别让世界再次“依循着古老的民族、部落、种族和宗教界线,严重分裂,最终导致冲突”。他还认为,“开放市场、问责治理、民主、人权、国际法等原则仍然是这个世纪人类进步最坚实的基础”。奥巴马指出一个事实:虽然自由主义那一套存在诸多缺陷,但在历史上的表现还是远优于其他方案。在21世纪初自由主义秩序的庇护之下,多数人类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及繁荣。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是无疾而终而非因病死亡,是肥胖致死而非饥荒致死,是意外身故而非暴力身亡。

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生态崩溃和科技颠覆,而自由主义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传统上,自由主义需要搭配经济增长,才能神奇地平息棘手的社会和政治冲突。自由主义能够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信徒与无神论者、原住民与移民、欧洲人与亚洲人之间都和睦相处,靠的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拿到更大的一块饼。只不过前提是饼必须不断变大。然而经济增长非但无法拯救全球生态系统,反而恰恰是生态危机的成因。经济增长也无法解决科技颠覆的问题,因为增长正是以越来越多的破坏性创新为基础的。

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都鼓励人民有高远的期许。20世纪后半叶,无论在休斯敦、上海、伊斯坦布尔还是圣保罗,每一代人都享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更优良的医疗保健、更高的收入。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由于科技颠覆,再加上生态崩溃,年青一代就算只是维持现状,都已经算是幸运。

因此,我们总是需要为世界创造出更新的故事。正如工业革命的动荡激发出20世纪的创新思想,接下来的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革命可能需要新的愿景。接下来几十年的特征可能就在于强烈的自我反省,以及建立新的社会和政治模式。自由主义能不能再次像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危机之后那样重塑自己,变得比以往更加璀璨?传统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又能否提供自由主义无法给出的答案,并且运用古老的智慧来塑造最新的世界观?或者到了我们和过去彻底分手、打造一套全新故事的时候,非但不再只谈旧神祇和旧民族,甚至还要超越平等和自由这类现代核心价值观?

目前,人类还远未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现在还处于一种幻灭和愤怒的虚无主义时期。人们已经对旧的故事失去信心,但也还没能接受什么新的故事。所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第一步是缓和对末日预言的反应,从恐慌转为困惑。恐慌其实是一种傲慢,是自以为完全知道世界正在走向毁灭;困惑则是比较谦逊的态度,也就能看得比较清楚。如果你现在觉得想跑到大街上大喊“世界末日来了!”那么你要告诉自己:“不,不是这样。我其实只是不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已。”

以下各章会试着澄清某些令人困惑的新的可能性,然后谈谈该怎么往下走。然而,在探索人类困境有无解决方案之前,需要先了解科技带来了什么挑战。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革命刚刚起步,它们究竟对目前的自由主义危机该负多少责任还有待商榷。对于人工智能本身以及它对生活可能造成的影响,伯明翰、伊斯坦布尔、圣彼得堡和孟买的大多数民众都只是隐隐有个感觉。但毫无疑问,科技革命的力度在未来几十年会持续增强,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艰难考验。任何故事如果想要得到人类的青睐,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在于能否应对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这样的双重革命。如果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伊斯兰教或者什么新的信仰希望自己能够塑造2050年的世界,除了要了解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和生物工程,还得把这一切融入一套全新而合理的叙事之中。

想了解科技挑战的本质,或许就业市场是个最好的起点。自2015年以来,我造访了世界很多地方,和政府官员、商人、社会活动家和学生谈到了人类的困境。每当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和生物工程这些话题让他们感到厌倦或不耐烦时,通常只要用一个神奇的词语就能让他们精神抖擞起来:工作。科技革命可能很快就会让数十亿人失业,并创造出一个人数众多的新无用阶级,带来现有意识形态无法应对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讨论科技和意识形态,可能听起来十分抽象,与我们距离遥远,但说到大规模失业这种再真实不过的前景,人人都无法再冷漠下去。第2章就业:等你长大,可能没有工作

我们完全无从得知2050年的就业市场会是什么样子。人们普遍认为,机器学习和机器人将改变几乎所有的工作,从制作酸奶到教授瑜伽都无法幸免。但谈到这项改变的本质及紧迫性,各家观点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只要10~20年,就会有几十亿人成为经济上多余的存在。但也有人认为,从长远看来,自动化的影响还是会为所有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繁荣。

那么,我们究竟是真的处于危险动荡的边缘,还是这只是卢德分子歇斯底里的妄言?这很难说。早在19世纪,就有人担心自动化会造成大量失业,但至今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自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以来,机器每抢走一项旧工作,也会至少创造一项新工作,而且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次情况不同,机器学习将会真正让整个情况彻底改变。

人类有两种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过去,机器主要是在原始的身体能力方面得以与人类竞争,而人类则在认知能力方面享有巨大优势。因此,随着农业和工业迈向自动化,就出现了新的服务业工作。这些新工作需要人类拥有独特的认知技能,包括学习、分析、沟通等,特别是必须理解人类的种种情绪。然而,人工智能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认知技能上超越人类,包括理解人类的情绪。而且,除了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之外,我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第三种能力可以让人类永远胜过机器。

必须认识到的一个关键点是,人工智能革命不只是让计算机更聪明、运算得更快,还在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有诸多突破。我们越了解是哪些生化机制在支撑人类的情感、欲望和选择,计算机就越能分析人类行为、预测人类决策,并最终取代人类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等。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神经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让科学家能够“破解”人类,更清楚地了解人类究竟是如何做出各种决定的。事实证明,我们从选择食物到选择伴侣,都不是出于什么神秘难解的自由意志,而是数十亿神经元在瞬间计算各种可能性的结果。过去大受赞誉的“人类直觉”,其实只是“辨识模式”罢了。优秀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对路况、投资或谈判交涉并没有什么神奇的直觉,只不过是辨识出了某些一再出现的模式,于是能够躲过漫不经心的行人、拒绝无力偿债的借款人和识破图谋不轨的骗子。但同时也证明,大脑的生化算法距离完美还有很长一段路。大脑会走捷径,会根据不完整的信息快速找出答案,而且大脑的回路也显得过时,整套机制适合的是过去的非洲大草原,而不是现在的都市丛林。这也就难怪,即便是优秀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也会犯下愚蠢的错误。

这意味着,就算是那些原本认为依靠直觉的工作,人工智能也能表现得比人类更好。人工智能不会比人类更有那种难以言喻的第六感,但如果说人工智能比人类更懂得计算概率和模式识别,听起来可信度就大了许多。

特别是,如果某些工作需要“关于别人”的直觉,人工智能的表现就会优于人类。许多工作(例如在满是行人的大街上开车、把钱借给陌生人、商务谈判等)都需要准确评估别人的情绪和愿望。那个孩子会不会突然跑到马路中间?这个穿着西装的人是不是打算从我这儿一借到钱就消失?那位律师的威胁是认真的,还是只想吓吓我?只要我们觉得这些情绪和欲望是来自某种非实体的心灵,计算机就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原因在于:计算机怎么可能理解“心灵”这种神圣的创造物呢?然而,如果这些情绪和欲望实际上只不过是某些生化算法,计算机就没有理由无法破译这些算法,而且它们的成绩一定比任何智人都要好。

不管是司机预判行人想往哪儿走,银行经理评估借款人的信用好坏,还是律师衡量谈判桌上的气氛,依赖的都不是巫术,而是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大脑就会通过分析面部表情、声调、手部动作甚至体味来识别生化模式。人工智能只要搭配适当的传感器,绝对可以把这些工作做得比人类更精确、更可靠。

因此,失业的威胁不只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兴起,还因为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要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仪走到劳动力市场,这条路肯定是漫长而曲折的,但花个几十年总能走完。脑科学家今天对杏仁核和小脑的研究,就有可能让计算机在2050年比人类更适合担任精神病学家和保镖。

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侵入人类,在以往认为专属于人类的技能上打败人类,更拥有独特的非人类能力,使得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差异不是程度高低的问题,而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人工智能特别重要的两种非人类能力是“连接性”和“可更新性”。

人类都是个体,很难将所有人彼此连接,从而确保他们都能得到最新信息。相反,计算机并不是彼此相异的独立个体,因此很容易把计算机集成为一个单一、灵活的网络。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面临的不是几百万台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几百万个工人,而是所有作为个体的工人都会被一套集成的网络所取代。因此,讨论自动化的时候,不该把“一位司机”的能力拿来和“一台自动驾驶汽车”比较,也不该把“一位医生”和“一位人工智能医生”进行比较,而该拿“一群人”的能力和“一套集成网络”进行比较。

举例来说,交通规则时有调整,但许多司机并不熟悉,于是常常违规。此外,每辆车都是独立运作的实体,所以当两辆车到达同一个十字路口时,司机可能会误读彼此的意图,于是发生事故。相反,自动驾驶汽车是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所以两辆自动驾驶汽车来到十字路口时并非独立运作,而是属于同一套算法的一部分。这样一来,因沟通不畅而发生事故的机会也就大幅减少。此外,如果交通部门决定调整某些交通规则,所有的自动驾驶汽车都能轻松地在同一时间更新程序;除非程序出错,否则大家都会遵守新的规则。

同样,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出现某种新的疾病,或者某实验室研制出某种新药,目前几乎不可能让全世界所有人类医生都得知相关的最新消息。但相较之下,就算全球有100亿个人工智能医生,各自照顾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仍然可以在瞬间实现全部更新,而且所有人工智能医生都能互相分享对新病或新药的感受。连接性和可更新性可能带来的优势巨大,至少对某些工作来说,就算某些个人的工作效率仍然高于机器,但合理的做法将会是用计算机取代所有人类员工。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把个体人类转换为计算机运算网络之后,就会失去个性化所带来的优势。举例来说,如果某位人类医生做出了错误判断,并不会因此让世界上所有的患者都丧命,也不会阻碍所有新药的开发。相反,如果所有医生都属于某一系统,一旦该系统出错,结果可能就极其严重。但事实上,集成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在不失去个性化优势的情况下,把连接性的优点发挥到极致。比如可以在同一个网络上运行多种算法,这样位于偏远丛林山村里的病人通过智能手机能找到的就不只是某位医学权威,而是上百位不同的人工智能医生,而且这些人工智能医生的表现还会不断被比较。你不喜欢那位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医生的诊断吗?没关系。就算你现在被困在乞力马扎罗山上,也能通过搜索引擎轻松找到医生,寻求不同意见。

这很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好处。人工智能医生能为几十亿人带来更好、更便宜的医疗保健服务,特别是那些目前根本没有医疗保健服务可用的人。凭借学习算法和生物传感器,就算是某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村民,也可能通过智能手机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且比目前最富有的人在最先进的城市医院所获得的服务水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同样,自动驾驶汽车能让交通服务质量大幅提升,特别是能够降低车祸死亡率。如今,每年有将近125万人死于车祸(足足是战争、犯罪和恐怖袭击死亡人数的两倍)。而在这些事故中,超过90%是人为造成的:有人酒驾,有人边开车边看手机,有人疲劳驾驶,有人开车的时候只顾着发呆。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12年的统计,全美致死车祸中有31%出于滥用酒精,30%出于超速,21%出于驾驶分心。而这些错误,自动驾驶汽车永远都不会犯。虽然自动驾驶汽车仍有其自身的问题和局限性,也免不了会有些事故,但根据预测,如果把所有驾驶工作完全交由计算机处理,将能够减少约90%的道路伤亡。换句话说,只要全面改用自动驾驶汽车,每年就能少死亡100万人。

因此,如果只是为了保住工作就拒绝交通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自动化,绝对是不明智之举。毕竟,我们真正该保护的是人类,而不是工作。如果自动化让司机和医生变得无用武之地,就让他们找点儿别的事来做吧。机器里的莫扎特

至少在短期内,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还不太可能完全取代整个产业。有些工作专精在小范围,日复一日做的都是程序化的动作,这种工作就会被自动化取代。然而,如果是每天都有变化、需要同时运用广泛技能组合的工作,或者需要应对难以预见的情况的工作,就不太容易用机器来取代人类。以医疗保健为例。很多医生的主要工作是处理信息:汇总并分析医疗数据,然后做出诊断。相比之下,护士需要有良好的运动和情绪技能,才能帮患者打针、换绷带,或者安抚激动的患者。因此,我们的智能手机上出现人工智能家庭医生的时间,很有可能会远远早于我们拥有可靠的护理型机器人。人文关怀产业(也就是照顾老幼病残)大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人类的工作。事实上,随着人类寿命延长和少子化,养老产业很可能成为人类劳动力市场成长最快的行业类别。

除了养老产业,创意产业也是自动化特别难以突破的领域。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从iTunes(苹果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下载音乐,而不需要由真人店员来销售,但作曲家、音乐家、歌手和音乐节目主持人都还是活生生的人。我们需要这些人的创意,除了是要制作全新的音乐,也是为了在多到让人头昏脑涨的诸多选项当中进行选择。

尽管如此,最终所有工作都有可能走向自动化,对此就连艺术家也得小心。现代社会一般认为,艺术与人类的情绪紧紧相连,艺术家引导着人类的心理力量,艺术的目的是让我们和自身的情绪有所联系,或者激发出新的感受。因此,当我们品评艺术的时候,通常就是看它对观众的情绪起了多大的作用。但如果真以这个标准来定义艺术,当外部的算法比莎士比亚、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墨西哥女画家)或碧昂丝更能了解和操纵人类的情绪时,又会发生什么事?

毕竟,情绪也不是什么神秘的现象,只是生化程序反应的结果。因此在不久之后,只要用机器学习算法,就能分析身体内外各种传感器所传来的生物统计资料,判断人的性格类型和情绪变化,或是计算某首歌(甚至是某个音高)对情绪的影响。

在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容易受到大数据分析冲击的可能就是音乐。音乐的输入和输出都适合用精确的数学来描述,输入时是声波的数学模式,输出时则是神经风暴的电化学反应模式。在几十年内,算法只要经过几百万次的音乐体验,就可能学会如何预测某种输入如何产生某种输出。

假设你刚和男友大吵一架,负责音响系统的算法就会立刻发现你内心的情绪波动,并根据它对你个人以及对整体人类心理的了解,自动播放适合你的歌曲,与你的忧郁共鸣,附和你的悲伤。它放的这些歌可能不适合其他人,但完全符合你的性格类型。算法先把你带到悲伤的底层,然后放出全世界最可能让你振作起来的那首歌,原因可能是这首歌在你的潜意识里与某个快乐的童年记忆紧密相连,而你可能根本毫无察觉。任何一位人类音乐节目主持人,都不可能与这样的人工智能相匹敌。

你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这样一来,人工智能不就扼杀了所有的偶然,把我们束缚在一个狭隘的音乐“茧”里,一丝一缕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好恶织成的?你是想探索新的音乐品位和风格吗?没问题。你可以轻松地调整算法,让它完全随机地挑选5%的内容,为你播放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Gamelan)合奏、罗西尼的歌剧,或者最新的韩国流行音乐。慢慢地,通过监测你的反应,人工智能甚至能判断出对你来说理想的随机性程度,可能是上调至8%,也可能是下调到3%,让你既能探索新音乐,又不会觉得厌烦。

另一种可能的异议,则是认为算法不见得知道该让情绪把我们带到哪里。刚和男友大吵一架之后,算法究竟是该让你高兴还是难过?它对于“好”情绪和“坏”情绪的判断,会不会过于武断?或许有时候,它觉得伤心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当然,这些问题就算是人类音乐家和音乐节目主持人也会遇到。但放到算法领域,这个难题就会有许多有趣的解决方案。

方案一,让使用者自己选择。你可以自己评估情绪,再让算法依你的指示行事。不管你是想沉湎于自怜中还是兴奋地跳起来,算法都会像个奴隶般乖乖听你的话。算法也确实有可能学会在你自己还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就判断出你到底想要什么。

方案二,如果你不信任自己,则可以先挑选出你信任的著名心理学家,再让算法听那位心理学家的建议就可以了。比如,如果男友甩了你,算法或许能够协助你走过理论上“悲伤的五个阶段”:先用博比·麦克费林(Bobby McFerrin)的歌曲《不要忧虑,要快乐》(Don’t Worry, Be Happy)帮你否认发生的事;再用艾拉妮丝·莫莉塞特(Alanis Morissette)的《你应该知道》(You Oughta Know)让你发泄愤怒;接着用雅克·布雷尔(Jacque Brel)的《不要离开我》(Ne me quitte pas)和保罗·扬(Paul Young)的《回来,留下来》(Come Back and Stay)鼓励你讨价还价;用阿黛尔·阿德金斯(Adele Adkins)的《如你》(Someone Like You)让你深刻体会沮丧;最后再用葛罗莉亚·盖罗(Gloria Gaynor)的《我会活下去》(I Will Survive)让你接受一切。

接下来,算法开始调整这些歌曲和旋律,为你量身打造。或许某首歌什么都好,只有一个地方让你不喜欢。算法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只要一到那个地方,你的心跳就会停一下,催产素水平也会稍微降低。而算法能做的,就是把那个讨厌的地方重写或干脆删去。

最后,算法就能学会编写整首曲子,人类的情绪就像钢琴琴键般任它们弹奏。有了你的生物统计数据之后,算法甚至可以量身打造出全宇宙只有你会喜欢的旋律。

常有人说,人类之所以喜欢艺术,是因为可以在艺术中看见自己。但如果脸谱网开始运用它对你所知的一切来打造个性化的艺术品,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甚至造成危险。比如,如果男友甩了你,脸谱网呈现给你的可能是一首完全为你量身打造的歌曲,内容就是关于这个负心人的,而不是那个让阿黛尔或艾拉妮丝·莫莉塞特伤心的不知名人士。这首歌甚至能提醒你在过去交往时那些只有你们俩知道的事情。

当然,为个人量身打造的艺术可能成不了流行,因为人还是喜欢大家都爱的玩意儿。如果这个曲调只有你知道,不就没办法和大家一起唱唱跳跳了?然而,比起制作个性化作品,算法可能更擅长制作全球热销作品。运用储存了数百万人数据的生物统计数据库,算法知道只要按下哪些生化按钮,就能在全球掀起热潮,让所有人在舞池里疯狂摇摆。如果艺术的重点真的在于启发(或操纵)人类的情绪,那么人类音乐家大概难以再与这样的算法匹敌,因为算法实在比人类更了解它们所拨弄的这个乐器:人类的生化系统。

这一切会带来伟大的艺术吗?这可能要看艺术是如何定义的。如果说听众觉得美就是美,而且顾客永远是对的,那么生物统计算法就有可能创造出历史上最佳的艺术。但如果艺术是一种比人类情绪更深层的东西,应该表达出超越生化震动的事实,那么生物统计算法大概就不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然而,大多数人大概也成不了优秀的艺术家。只是为了进入艺术市场,取代许多人类作曲家和表演者,算法并不需要直接打败柴可夫斯基,先打败小甜甜布兰妮就行了。新工作?

从艺术到医疗保健行业,许多传统工作将会消失,但其造成的部分影响可以由新创造出的工作抵消。例如,诊断各种已知疾病、执行各种常规治疗的全科医生,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医生取代,这会省下很多经费,让医生和实验室助理得以进行开创性的研究,研发新药或手术方案。人工智能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协助人类创造新的工作:人类与其想赢过人工智能,不如把重点放在人工智能的维护和运用上。举例来说,因为无人机取代了飞行员,有些工作确实消失了,但同时在维护、远程控制、数据分析和网络安全等方面也创造出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美国军方每派出一架“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或“死神”(Reaper)无人机飞越叙利亚,就需要有30人在幕后操作;至于收集完数据的后续分析则至少还需要80人。2015年,美国空军就曾经因为缺少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而面临无人操作无人机的窘境。

这样说来,2050年的就业市场的特点很可能在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而非竞争。从警务到银行等各个领域,“人类+人工智能”的表现都能超越单纯的人类或单纯的计算机。在IBM的“深蓝”(Deep Blue)于1997年击败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之后,人类并没有停止下棋。相反,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人类的国际象棋大师水平比过去更高。至少有一段时间,被称为“半人马”(centaur)的“人类+人工智能”组合,在国际象棋比赛中的表现比单纯的人类或计算机都要出色。很有可能,人工智能也能如法炮制,协助培养出历史上最优秀的侦探、银行经理和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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