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江健三郎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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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绳札记试读：
“日本当代文化思想译丛”序言
“我无法重新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许金龙1945年8月15日，日本四国岛一个被森林围拥着的小山村，成年人都聚集在村长家里收听天皇宣布战败的所谓“玉音”，一个10岁的小小少年与他的同学们一道，在村长家的院子里收听同样内容的“玉音”广播，尽管听不清更听不懂那些拗口的内容。广播结束后，村长面色苍白地走出屋子，对院子里的小学生们凝重地说道：我们战败了，我们全都完了！然而，一位母亲却用坚定的口吻对她那年仅10岁的儿子说：“那只是他完了，你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这位伟大的母亲是想告诉自己的儿子：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灭亡了，曾狂热支持那场战争的国民需要彻底摒弃头脑里的军国主义思想，否则将会冥顽不化地带着这种旧思想苦度残生。然而，指向未来的孩子们却有时间、有机会汲取长辈们的惨痛教训，在此基础上走向光明的未来，宛若重新活了一遍。
1946年11月3日，日本颁布取代《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明治宪法》）的新宪法，确立了国民主权、基本人权以及和平主义的基本理念，规定不成立军队并放弃战争……翌年，日本颁布《教育基本法》，基于新宪法的精神，规定了教育机会均等和义务教育等内容。因着这个后来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宪法，因着刚刚颁布的《教育基本法》，这个被母亲告知“能够重新活一遍”的家境贫寒的少年，侥幸躲过失学的厄运，从小学升入村里刚刚创建的新制中学，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有关民主主义的知识。再后来，这个少年升入东京大学并成为著名作家，开始在自己的诗歌、随笔和小说里改写战败那天母亲教导自己的那句话——“我无法重新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以此告诫他的读者，告诫日本的孩子们，要牢记历史教训，要珍惜战后和平，坚持走民主主义的和平发展之路！
这位当初的少年，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当然，在日本保守势力越发猖獗的当下，大江先生并非是在独自呐喊，至少在我们这个五卷本的译丛里，就有诸多贤达——井上厦、奥平康弘、泽地久枝、三木睦子、小森阳一、高桥哲哉、子安宣邦、目取真俊、松井茂记、外间守善、大田昌秀、石原昌家、村上有庆、谢花直美、小牧薰、坂本升——在与他一同呐喊：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维宪，不准改宪！要民主主义，不要国家主义！《冲绳札记》便是这种呐喊的产物之一，也是一部基于查阅大量史料并多次进行现场调查，作者借此反复追问、反省甚或自省的长篇随笔，揭露出二战末期冲绳当地民众集体自杀的人间惨剧，揭示造成这一惨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纵向构造”，也就是“天皇→日本军队→日军驻守冲绳的第32军→冲绳各岛屿守备队”这种纵向构造。同时，作者在这部长篇随笔中不断追问：“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近代化的结果让它在世界，特别在近邻诸国中是怎样的存在？它真的强大了吗？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战败的惨痛教训吗？大江先生进而自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在说到日军惨无人道地在冲绳一个小岛上胁迫冲绳民众集体自杀时，大江先生在2009年10月的一次讲演中这样表述：“……村长三呼‘天皇陛下万岁’，聚集的村民也随声附和。手榴弹引爆后仍然活着的人，则由家人代为绞首断头，一共死亡三百二十九人。此番强制集体自杀的行动，是由‘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话引发的，这种情形令我感到异常恐惧。“因为，这句话当时也曾支配着我这个年仅10岁的日本山村少年的国家观、社会观和人类观。……倘若身处冲绳强制集体自杀的现场，毫无疑问，我将成为奋起响应‘天皇陛下万岁’的号召并引爆手榴弹自决的少年。此后，日本战败，在被占领两年后，我成为一名热情支持民主主义宪法的年轻人，站在与主张绝对天皇制的超国家主义截然相反的另一端。现在，我是由全国八千个市民团体组成的宪法‘九条会’的一员，坚持和平宪法中的反战、非武装思想。……从我10岁那年的战败直至74岁的今天，在这六十多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其中。这种‘时代精神’在我们国家的宪法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是一种战败之后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
大江先生在《冲绳札记》中所作的调查以及追问和自问，不可避免地冲撞到右翼势力的底线，尤其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这两个分别成立于1995年和1997年的右翼团体，他们原本就要“通过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向日本青少年灌输修正主义史观作为其战略”，特意“把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军队性暴力受害者）、冲绳战役概括为‘侮辱日本国家和军队的名誉’的三件套”，于2004年叫嚣要在“战败六十周年之际，揭开‘冲绳战役集体自杀事件’的真相”，于是策划和怂恿曾在冲绳担任守备队长的梅泽裕少佐和另一个同为守备队长的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于2005年8月5日提起诉讼，状告大江先生在《冲绳札记》中有关日军强令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进而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该书的作者大江健三郎和出版商岩波书店停止发行，并赔偿二千万日元的精神损失费。在这场诉讼案的幕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身影。还是在前面说到的那场讲演中，面对莫言、朱天文、小森阳一、陈众议、彭小妍等作家和学者，大江先生这样说道：“图谋复活超国家主义的那些人士，企图将这幕由日本军队强制造成的集体自杀惨剧美化成为国殉死的义举。在他们策划的接二连三的事件中，就包括这起诉讼案。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也参与其中，从高中生的教科书中删除这一历史事实的图谋已经公开化。我正为此奋力抗争。”
其实早在2001年4月3日，文部科学省便宣布“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这两个右翼团体的头目藤冈信胜等人编撰的、严重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检定合格”，更于2007年3月“在审查高中历史教科书时，删去有关日军在冲绳战役中强制当地居民集体自杀的表述。在遭到冲绳十一万民众于当年9月29日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后，仅仅将‘强制’置换为‘参与’这种暧昧的字眼。”这部经删改的教科书很快就被原告方作为证据出示在二审的法庭上，以表示文部科学省所代表的政府立场同样否定了集体自杀的真实性。
对于右翼势力这次志在必得的挑衅，大江先生在夫人的全力支持下勇敢地选择了战斗。面对对方庞大而豪华的律师阵容，大江先生丝毫没有怯阵，在“踏入法庭的那个瞬间，一股战斗的冲动突然溢满全身，觉得自己那时就是一个战士，一个渴望进行战斗的战士”，甚或如同《现在，请选择宪法之魂》作者之一的小森阳一教授曾对我说过的那样：“毋宁说，这场诉讼官司正是大江先生所期盼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个万人瞩目的战场上进行战斗了！”这就是《冲绳札记》诉讼案的背景和由来。这场诉讼是大江健三郎及其出版商与右翼势力的正面较量，更是正义与邪恶的面对面的对决，《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从多角度记录了这场较量和对决，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场较量和对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和公正的解读。
不可忽视的是，右翼势力发起这场诉讼的更大目的，在于砍倒大江健三郎这杆民主主义的大旗，进而在“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幌子下全力修改宪法第九条（①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②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以此为复活国家主义甚或再走战争老路铺平道路。在当下这个危急时刻，日本该向何处去？人们该如何选择？记得在2015年8月8日，我前往大江先生位于成城的家中拜访时，先生语气凝重地对我说：“在战后这七十年间，日本人拥有和平宪法，不进行战争，在亚洲内部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维护这部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宪法。这其中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有必要深刻反省日本如何存在于亚洲内部，包括反省那场战争，然后是面向和平……”的确，以加藤周一、大江健三郎、井上厦、小田实、奥平康弘、泽地久枝、三木睦子等“九条会”发起人和事务局长小森阳一等人为中心的和平力量从来没有，也不敢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他们借助《现在，请选择宪法之魂》一书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同时呼吁更多的日本民众勇敢地作出选择——请选择宪法第九条这个魂！请选择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请选择通往光明未来的民主主义！他们在该书中无情揭露右翼势力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种种恶行，指出安倍晋三试图挟持民意强行修改和平宪法，终将把日本拖入战争之路、死亡之路、毁灭之路。
同为“九条会”发起人的井上厦先生是日本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随笔家。先生出生于1934年，与大江先生一样，是战后第一批从小学直接升入新制中学的学生，当然也是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第一批受益者，民主主义氛围中的和平生活与战争期间的悲苦体验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其日后拥护和平宪法、反战反核的起始点，也成为其诸多文学作品的底流。初演于1994年9月的戏剧《和爸爸在一起》当然也属于此类反战反核的代表作，为了让剧本体现出地道的广岛方言这一文体特色，出生于山形县的井上先生刻苦研读广岛方言辞典，成功地让饰演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一对父女的演员，在舞台上用幽默的口吻讲述令人揪心的往日记忆和当下的日常生活，同时让观众在这种幽默和揪心之间深刻意识到，广岛是座流淌着几条大河的美丽城市，战争期间曾有多家军工厂在此大量生产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国等亚洲诸国，屠杀那里的人民，掠夺那里的财物，这里最终因此而招致了毁灭性打击——绰号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自天而降……
其实，井上先生与我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本有一个计划，那就是由外文所邀请井上先生于2009年间对中国进行为期十五天的学术访问。在东京与井上先生讨论访华的日程安排时，先生首先提出，为了表示对自己所敬仰的鲁迅先生的敬意，希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会堂上演一台戏——《上海月亮》，还希望能邀请到莫言先生和铁凝女士等中国作家现场观摩，其次要去重庆调查日军无差别大轰炸的战争罪行，打算以此为题材创作戏剧作品……正当我们的接待准备工作顺利进展之际，却接到小松座剧团的传真，表示井上先生身体抱恙且日程繁忙，希望将访华日程顺延一年。再往后，也就是2010年4月10日，我得到了噩耗，说是前日夜间，井上先生因罹患癌症而于家中去世。呜呼，这世上再也没有井上厦先生，唯余未及在社科院上演的《上海月亮》和其他诸多戏剧作品留存人间。这次译文出版社将《和爸爸在一起》与《上海月亮》收入译丛之中，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慰藉了井上先生的遗愿。井上先生，您当可安息了！
译丛收入的《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子安宣邦先生的重要著作，本书的译者赵京华教授在译序里告诉我们：子安宣邦的日本思想史批判有一条清晰的逻辑思路，那就是“在近代思维中思考近代”构成了战前战后日本知识话语的重要特征，而那个最关键的“近代性”本身却没有获得真正深入的反思。如果说，柳田国男民俗学有意遮蔽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意图和实现途径，支那学有着与帝国日本殖民主义的东亚战略同步的意识形态性，而“近代的超克”论则是在大东亚战争激发下发出的超克“欧洲近代”的诳语，那么，战后对“超克”论的重新解读因对导致日本国家走向战争的根本依据之“近代”本身不曾做深刻的检讨和质疑，对柳田民俗学和支那学未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反省，而暴露出日本现代知识话语的重大缺失。
赵京华教授认为，子安宣邦先生是在以日本思想史家的深邃眼光告诫人们注意：提倡“亚洲叙述”和东亚文化一体化时，不可忽视这一话语的历史性，要注意到20世纪前半期由日本提起的“东亚”概念的背景，更需要注意这个话语叙事与帝国日本及其殖民战争之间的深刻关系，尤其要警惕今天的“东亚”论不能重蹈覆辙，成为以某一国为中心的新的话语霸权。“我无法重新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大江先生如是说。我们相信译丛的其他作者也在借助自己的文字表述着同样的意愿，我们期待诸多读者加入进来，站在大江先生等作者身后，以这句话语共勉，从而牢记历史教训，珍惜战后和平，坚持走民主主义的和平发展之路！
怎样才能正气浩荡
当鲜红的血脉将我们牢牢地捆缚在历史之上？
老虎啊，你在我们所有人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彷徨
搅扰孩子的酣眠
我们果树园的梦中
是你不祥的足迹在猖狂——朱迪思·莱特《火车》中文版序言最期待的翻译大江健三郎《冲绳札记》中译本的出版，我期待已久。当我听说该书已经译完的时候，内心满是喜悦。
首先，《冲绳札记》中译本是最早的外语版本。而这又是一本对我非常重要的书。在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小说了。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把文学与自己的一生联系起来。
少年时期，母亲送给我一些书，我从中发现了小说。即便是孩子，也能感受到那不仅仅是娱乐之物。鲁迅的短篇让我理解了对人性的敬重。而我在大学开始学习法语的时候，以阅读让-保罗·萨特为主，也日益坚定了社会介入之心。
虽说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写小说了，然而我实在不能把握：通过自己的阅读学到的所谓“文学”和“文学家”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在将来的工作中践行。而立将至之年，智力残障的长子诞生了。我打算与他共生，也决意去思考到那时为止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活意义。
于是就有了《个人的体验》这样的小说；接下来创作了《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这样的长篇随笔。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人类制造了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并且供以使用，也就是说，人类第一次面临灭绝的危机。但是我相信，在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人们趋于康复的生活方式中，以及在人类存续的未来，仍有希望的出路。我就写下了这种想法。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废除核武器有多大的可能一直是我评论活动的主题。
而其中论述了我的一生的主题的，则是《冲绳札记》。我在书中试图思考的问题是：所谓“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强大吗？近代化的结果让它在世界特别是在近邻诸国中居于怎样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战败的悲惨教训了吗？
于是我将焦点转向冲绳。在近代日本成立之际，那个一直处于特殊状态的独立国家琉球是如何被纳入日本这个国家的？在最初的情况调查中，我还接触到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在中国的名字叫林世功，在琉球则被称为名城里之子亲云上）。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日本近代化历史中冲绳和冲绳县民与日本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作为唯一地面战战场的冲绳遭到美军袭击的冲绳战；我还论述了作为美军基地的冲绳，以及由美国返还施政权的冲绳县民在战后的生存状态。
而我也常常把“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黯淡的内省”作为人的主题来追问，然而却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为“自虐”史观，这也是事实。不过，《冲绳札记》的写作与历经大约四十年的被阅读，使我超越了自我批判，构筑了积极的亚洲观、世界观，这同样是事实。我打算扎根在自己的文学之中、作为文学家来走完自己的人生。
五年前，《冲绳札记》被上述的日本政治右翼推上审判庭。在一审和二审中，我都胜诉了。现在在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因为在等待，我迟迟没写这篇序言，给译者和出版社带来了很大麻烦，我表示由衷的歉意）。
判决的论争围绕本书中所涉及的被日军强制集体自杀事件展开。很多幸存者的证言向忘记（或者不了解）事实的日本市民传达了真相。在高等法院的二审中，有证言说，当时在场的少年耳闻目睹岛上那位可怜的审判长命令岛民说：你们不能死！审判长断定那是谎言。但是，怂恿作伪证的协力者们编纂的教科书今年重新被几所学校采用，这也是日本的现状。
我希望学习这种教科书的中学生们通过课堂讨论，能够去思考：在日本，以及在面对亚洲、面对世界的时候，将来如何成为不靠说谎去生活的日本人。而我也相信这样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这就是我现在的日本观和日本人观。在五年审判期间，法庭内有勇敢而诚实的证言，法庭外则对这些勇敢而诚实的证言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就是我被赋予信心的根据。2009年8月序章愤怒于死者的愤怒而哀悼
1969年1月9日凌晨，在日本青年会馆，冲绳同乡会事务局局长古坚宗宪氏突然死去。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古坚宗宪不仅仅意味着事务局局长。日本青年会馆是古坚氏奉献自己的一生从事冲绳回归运动的据点，古坚氏之所以无法避免那天凌晨的火灾，是因为直到前一天深夜，他还在和从冲绳来到东京的同志交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坚氏倒在了他终生厮杀的战场上。
我在这里想为古坚氏之死写下哀悼文章，并非是祈求他的灵魂得到安息。我们是无法使古坚氏的灵魂安息的。毋宁说，我如此呼唤古坚氏的那颗心，是在哀悼他的死之难以补偿。死去的人啊，请饱含着愤怒继续活在我们中间吧！请在怯懦地活着的我们中间继续燃起怒火吧！
青年会馆五层浓烟滚滚，古坚氏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应该有这样的一瞬：古坚氏从酣睡和头一夜的沉醉中清醒过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在眼前向自己袭来的活生生的死亡。接到死讯，我的眼前立刻捕捉到这样一副形象：因为长年劳顿，从孩童般的体形内部渗透出的灰暗写在他的脸上，那张独特的面孔同时还充满了善意和温厚；他的身体臃肿滚圆，四肢短得让人感到有些滑稽。就是那样的古坚氏的身体，完全隐没在被浓烟包裹的床上，当他清醒地意识到的时候，恐怕一同向他袭来的还有狼狈、恐惧和无力感。濒死的古坚氏的样子牢牢地抓着我，我不禁热泪纵横。
然而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所想象的濒死的古坚氏的模样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在古坚氏生命的最后一瞬，占据着他那清醒意识的，既不会是狼狈和恐惧，也不会是无力感，那无疑是愤怒，强烈的愤怒。在那样的愤怒面前，我悲痛地流着的泪水大概就像滴落在烧红的铁片上的水滴，转瞬即逝。
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守灵夜及遗体告别式上。尽管古坚氏的兄长宗淳氏靠着惊人的克制一直在压抑着自己，我们还会被他那每每迸发出的强烈的愤怒之声所吸引。它让人感到，只有努力地对死者的愤怒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哀悼古坚氏之死。不过，从根本上说，冲绳人最为明确的愤怒，汇集到濒死的古坚氏那里的愤怒，那最沉重锐利的矛头，无疑在指向作为日本本土人的我们。回首古坚氏三十八年的生涯，有谁会否认这一点吗？我们对古坚氏之死的哀悼之心，连同羞耻心，无法不让自己陷入黯然凄惨的深渊。
从古坚宗淳氏的嘴里迸出“羞耻”这个词。我想在他使用该词时的语调及内涵的意义上来使用它。在常乐寺的灵前守夜时，古坚宗淳氏跪坐在陈列着的花圈旁，他把脸贴在花圈的花上面，一动不动，就好像要把头埋进花圈的花丛中一样。那异样的举动触动了我。我觉得那是巨大的悲痛使然，因而不忍正视。不过，那样的姿态不是要发泄悲伤，而是因为蓄积着愤怒的意志。不久，古坚宗淳氏开始致辞。他说，这个“弟弟兼同志的宗宪君”长年生活在常乐寺，弟弟对宗淳氏“最后一次为自己洗脚”表示感谢。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感人肺腑。接下来，更为让人震撼的，是古坚宗淳氏沉稳地控制住自己声音的同时，对在冲绳当地和本土把古坚说成是具“被烧死的尸体”这种不实报道表示的抗议。
在遗体告别式上，致辞完毕的古坚宗淳氏走过出席哀悼仪式者的面前时，尽管同样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喉咙处却不由得哽咽起来。宗淳氏向来沉稳、坚强，在致辞的结尾处，当再次抗议“被烧死的尸体”这样的不实报道时，是那撼动他内心的愤怒的力量让他呜咽起来的。
古坚氏自参加冲绳回归运动直至过早地离开人世，十六年来未曾在老家吃过一顿饭睡过一夜觉。古坚氏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令人无限惋惜。而报道中一概写成“烧死”，就好像火灾的原因与死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对此，古坚宗淳氏强烈地控诉道：这是所有从事报道的日本人的羞耻。尽管他对这不实报道进行抗议，却不见有任何干脆利索的更正迹象。这难道不是“日本的羞耻”吗？宗淳再次满腔愤怒地说。
古坚宗淳氏是伊江岛的农民。童年时代他有过这样的经历：家中为了偿还债务，本来是想把他卖给丝满的渔夫去当苦力的，无奈他连游泳的力气也没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决定与其死在丝满，不如早点死，于是大量吞食长在潮湿树干上的毒蘑菇。最后吃下去的全都吐了出来，终究没有让生命就此结束。他钻到床铺下痛哭起来。曾一度铁了心要把长子抛出家门的母亲，现在也痛下决心，决定断掉抛弃孩子的念头,宗淳被留了下来。此后的岁月，为了那个大家族能维持生存，家人变卖掉四反的田地，购买了面积比原来大八倍的荒地，通过种植蔬菜来艰难寻觅活路。古坚宗淳就是这样一个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残酷劳动的农民。
古坚宗淳氏付出的牺牲得到了回报。古坚家次子宗明氏考入八重山高等农林学校。不仅在学业上，在学生活动方面他也非常优秀。但他在当地被应征入伍，其后死于冲绳战。古坚家三子十五岁那年加入铁血保皇队，其后勉强生还。在古坚宗淳的培养下，三弟成为冲绳开洋高中和边土名高中的老师。当三弟立志要到本土学习时，兄长毅然相送。而三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回冲绳探亲的“护照”也遭到拒签。那么在弟弟投身冲绳回归运动的十六年间，在这个岛中央被掠夺建成基地的伊江岛上，作为贫苦农民一直维持着生计的兄长，从理论上讲也是冲绳状况的典型体现。为了给他这个把全部青春乃至整个生命都投入到冲绳回归运动的弟弟湔雪污名，古坚宗淳氏发出了愤怒的声音。
面对那种愤怒的声音，如果那些日本人并没有从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却试图去思索冲绳目前的状况，或许无法触摸到古坚氏致力探索的冲绳问题的核心。借助古坚氏濒死的愤怒，如果试图一直触摸到冲绳县民灵魂深处真正的、实际存在的深沉的愤怒，恐怕是无法减轻想象力的砝码的。
因为在人们看来，古坚氏是实践家，他是把政治当作人类的伦理问题来认识的，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内核。与古坚氏相比，对政治更为敏感的活动家恐怕不在少数。但以我贫乏的经验而言，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我来说，古坚氏虽然只是基于人的本性而行动的实践家，但他比任何一个常见的有魅力的、才能出众的、积极的、坚韧顽强的实践家都重要。并且恰恰是因为如此，才让人感到他的死实在难以弥补。濒死的古坚氏的愤怒在指向我自身的本性，使我不断受到难以逃脱的痛苦打击。
如果允许再就我个人来说说的话，我认为古坚氏是一个缓冲体，他努力使我们能够把政治现场的工作非常灵活地理解成为人的工作。关于冲绳的政治状况，我到底做了多少？反躬自问，不禁又感到羞愧。古坚氏是那种甚至连我这种羞愧也能真诚理解的人。特别是关于广岛以及冲绳问题，在本土上幸存下来的我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羞愧、犹疑的话，是不能在众人面前开口的。但是，在最初的主席公选中，为了屋良革新候选人能赢得胜利，在冲绳和东京的集会上，我却藉着古坚氏登上讲坛，多次发表自己贫乏的见解。那时，我以为没有必要硬要去掉自己的羞耻和犹疑，也就是说，只有带着羞耻和犹疑才得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在勇气自然而然地被赋予的情感中，才能够特别理解冲绳听众的反应。坦率地说，现在，我不得不再次承认，支撑着我的是古坚氏的温厚。然而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他那温厚的背后潜藏着最为强烈的愤怒这一事实。
我常说从古坚氏那里我能感受到作为多年老友的那份亲密。然而当我每每说到自己并不知道他生前是个酒豪时，古坚氏的诸多同志都会表现出诧异之情。我也是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的人。有时还要找出那个讲述在苏丹的荒野村落里不断酗酒闹事的探险家的话——以此来表现人生的缺失，来表现被逼到绝路而绝望地自暴自弃这样的根源性不满——来作为自己酩酊大醉的根据。古坚氏偶尔也回冲绳探亲，但只是在码头跟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见上一面。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和一直奔波的古坚氏在那霸的宾馆谈至深夜的情形也曾有过，当然也常常在东京见面，但是在一起喝酒的事儿一次也没有过。
怎么会这样？“你在假装真诚地说些什么呢？”我预先就料到会招来这样的嘲弄，那么我只好说，对于身为本土人的我来说，我是无法跟古坚氏一边喝酒一边讨论冲绳问题的，至少是无法在预感到喝到酩酊大醉的程度的时候来谈论冲绳问题。在古坚氏突然死去之后，我遍访了他生前常去的几家酒馆，了解到喝醉的古坚氏是个易怒并且执拗的辩论家。我独自饮着泡盛，迅速醉倒，我看到了愤怒的古坚氏的幻影，并且是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向我本人异常愤怒地控诉着的古坚氏的幻影。回忆着与我有限交往中古坚氏的种种温厚，每个场景都带着明显的愤怒再次浮现出来。
我在原来古坚氏经常光顾的冲绳料理店、烧酒屋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表明，古坚氏的形象并不仅仅停留在易怒的辩论家这一点上。有一位女子，她是比古坚氏担任班主任的那个年级高一级的学生，未曾直接师从古坚氏，后来到了东京，一直追随古坚氏。她证实，冲绳战爆发不久，古坚氏在冲绳外语中等教员养成所接受培训，即成为教师。他的确历经重重恶劣环境，但非常优秀。据说，古坚氏年轻时是位自然科学老师，他甚至发现过一个新的植物物种。
仔细想一想吧，在“钢铁暴风”中被烧成一片废墟的冲绳这块土地上发现新的植物物种，它的意义何等重要！我相信，这也是我要讲述古坚氏之志的必不可少的插曲。
然而，这位年轻教师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夏天，重新立志走新的学问之路，去了东京。他就读于两所大学——明治学院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大学，并先后中途退学。当然，这个冲绳出身的学生并非因为成绩不好而中途退学，他是要反对价格劝说、贯彻四项原则而组织国民大会，在本土打响冲绳回归运动的第一炮，并不断地把运动向前推进才离开校园的，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而这大概也应该是这两所大学引以为荣的事情。
1969年1月9日凌晨，直到走完三十八岁的人生道路，在他倾注全部心血的冲绳回归运动的现场，的确有不少人见证过他所做的一项项工作。而所有的证言，都发自那些对濒死的古坚氏之愤怒感同身受的人，或者希望能够感同身受的人。因此，我把唯一一次见证的古坚氏在冲绳回归运动现场工作的物件作为证据出示出来，大概也就足够了。努力地、饱含热情地向冲绳当地大量运送印有日本宪法的文件的，就是那个古坚氏，这就是一个事实。在得不到宪法保护的冲绳的今天，普遍弥漫着把作为武器的宪法当作政治想象力根基的思想——如果考虑到这一现实，有谁会否认：那个边土名高中刚满二十的自然科学教师，一定要从在焦土上生出的嫩芽中发现新的植物物种，这种坚韧意志在一直兢兢业业地往冲绳运送宪法文件的古坚氏的内心没有得到永生？
这位年轻教师的内心蕴藏着在焦土上寻找新的植物物种的激情。在现实中冲绳得不到宪法的保护。可以看出，宪法只是因为具有完备形式而看起来尚显体面，但被弃绝的冲绳人则拒绝伸向自己的本土同胞之手。这位年轻的实践家硬是要从本土把宪法文件运送到冲绳，无疑，那常常激荡着灵魂的绝望的愤怒之火在他的内心燃烧蔓延着。我们不是应该再次承认那深沉而孤独的愤怒之火吗？
面对带着羞耻感意欲重新认识这些事实的人，愤怒的死者发出呐喊：用我那双在烟瘴弥漫的屋里睁开的濒死的眼睛，去坚定地表明推选屋良主席的态度吧！去倾听那伴随着B-52轰炸机的爆炸燃烧而产生的活生生的恐惧的冲绳的声音吧！在冲绳人的土地上去听一听要求美军撤退而进行大罢工的核基地上冲绳民众的声音吧！死者还发出呐喊：再去听听那些强权者的声音吧！面对为了“保命”而采取最低限度自卫的民众，美国强权却通过颁布综合劳动命令加以全面拒绝；而在厚颜无耻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现在也始终是露骨地炫耀自己的我国驻美大使、外相，也就是日本的强权，面对冲绳民众的意志和他们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定位，它却斩钉截铁地加以拒绝。
作为拥有这样的日本国选举权的民众，我们哀悼古坚氏之死，除了怀着羞耻的自觉的同时，努力让死者那最为黯然的愤怒感同身受，愤怒于死者的愤怒，让那用组舞《大川讨敌》中“死不瞑目”这样的语言所唤起的愤怒感同身受，愤怒于作者的愤怒，还有别的可能吗？而且，如果说他那最为沉重、最为尖锐的愤怒之矛不是在指向我们自己，还有别的可能吗？但是，我们是无法因此让古坚氏的灵魂得到安息了。（1969年1月）Ⅰ 日本属于冲绳
我为什么去冲绳？这个从我自身内部发出的声音，与那来自冲绳的拒绝声“你为什么来冲绳”互相啮咬着，要将我撕裂。你简直是个废物！饭桶！两个声音同时在说。就那样去（来）冲绳容易吗？诘问不断。我暗自思量，不，对我来说去冲绳是不容易的。我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每次去冲绳，都会遭到从那里疯狂袭来的理应拒绝我的压力。形成那拒绝的压力的，是历史，是现状，是人，是事物，是明天的全部。而压力的焦点，则是在多次冲绳旅行时我所领承的最爱的人绝对的友善以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强烈的拒绝。问题因此棘手起来。
我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他们而去冲绳的。然而，所谓的更深刻地了解他们，也就是近乎绝望地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会很友善并且断然地拒绝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去冲绳。我时常感到，我能够用完全客观的视野捕捉到自己，就像我能用自己的眼睛来眺望那个落荒而逃的自己的背影。这个废物、饭桶——我冷静地观察——很可怜，很寒酸，赤手空拳，我没有什么渊博的学问，也没有依靠行动来超越现实壁垒的经验，我只是患了热病而渐趋衰弱，却像是受了什么驱使一般，还是要钻牛角尖，奔走不息，苦思不断：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那家伙活像一只早早地从自己的势力范围里跳出去的水老鼠，或许会有失体面地瘫倒在广场中心吧？真是可笑。但是那个家伙自己折腾着自己，把那算好了的账单统统记入他的名下，并摇摇晃晃地跑来跑去。正因为如此，尽管他脑袋中的命题有多么不自量力、夸大其辞，那也都是那个废物、那个饭桶的自由。
实际上这些年，特别是最近一年间，我发现自己就像是无能的胆小鬼，露着瘦削多毛的小腿，虚张声势，苦苦思索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如果那个时候对着镜子窥视自己，那里一定会出现一副贫血的面孔，是因为衰弱而非亢奋，被发烧弄得神志不清，那么这个时候我大概会从镜子前悄然离开吧。有时觉察到自己在茫然地，或者是黯然地思索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些问题时，不禁露出连自己都会感到讨厌的冷笑。某天凌晨，古坚氏突然死去。他生于冲绳、长于冲绳，他的死也清晰地昭示了冲绳。接到他死讯的那天凌晨，我想到自身的死亡问题，想到袭向友人的死有可能也正伺机袭向我，那如死亡的恐惧一样的恐惧、无力感、孤立感和悲观情绪扼住我的喉咙，让我不顾体面地流着泪水：在死亡来临之前，对“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命题，我能交出自己的答案吗？
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前往冲绳时，我肩负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命题，我试图去弄清楚。就像前面说的，那属于日常生活空间。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才违拗着内心犹疑的声音以及来自冲绳的拒绝的声音，或者也说不定甚至是借助那种抵抗感，切实感到有必要反复出发去冲绳。当然，我并不是要以这样的开头来为自己准备任何意义上的免罪符，并且，也不打算要以忏悔者进行忏悔的方式将写作继续下去。只要冲绳的现状还在继续，那么从公共的立场上讲，对于冲绳以及冲绳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赎，并且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地忏悔。来自冲绳的拒绝的声音，不用说就是对假的免罪符、对死死纠缠的忏悔意向做出的清高严正的拒绝。从个人角度上说，我在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叙述中屡次犯下错误，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是没有察觉。即使局限在琉球处分之后的冲绳近、现代史，本土日本人关于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堆积如山的观察和批评中，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的确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歪曲和错误。这无疑是对冲绳的歧视，更是日本人对自己最可憎的特性进行的自我宣传，是诸如此类的歪曲与错误。
那关乎日本人特性的歪曲和错误，也不能说与我毫无干系。坦率地说，每次对冲绳所进行的恬不知耻的观察和批评，那就是我自己的观察，那就是我自己的批评，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常有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冲绳之旅终究没有走出个人的视野也是确凿的。尽管如此，它却让我从悲观主义深渊的尽头艰难地升腾、突破，思考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命题。
我最初的冲绳之旅是在1965年春天。至少对于飞往那霸的飞机上的我而言，因为无知，因为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冲绳只是作为概念而存在，我无法把握它的实体；也因为我还没有建立起自己与将要着陆的那片土地上的人之间的联系，这层层防御网造成了我内心的犹疑和来自冲绳的拒绝。我一度动摇又回到原状，甚至没有觉察到，我们必须反复地进行难堪的自省。那时候我只是个天真幼稚的旅行者。
但是，在结束预定的旅行计划之后，我再也无法做一个天真幼稚的旅行者了。我独自留在那霸，在与现在的冲绳休戚相关的感觉缠绕中，我写下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承认，“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然在我的脑海里萌芽了。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不论哪个国家，不论什么样的地方，那片土地上的人最为昂扬美丽的时候，他的美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身躯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征有关。任何独特的地域特征都会在他那富有魅力的外表鲜明地呈现出来。反之亦然，那个地域的人最为猥琐丑陋的时候，他的丑陋同样与他的身躯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征有关。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地域特性，与当地人的美丑紧密相关，大概宛如盾的两面。若说我们是美的，那与日本这样的地域特性相关。若说我们是丑陋的，那丑陋则集中了日本人地域特性中所有的负面要素，实在是日本人才具有的。
那之后不久，我就远远超出用“日本人特有的丑陋”这样仅用来描述容貌的词语来加以认识了。这是我现在思考的发端。我感觉到，正因为那是冲绳，才会引导我对它抱有这样的认识。这种认识又与更多的问题相关联，将我逼进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在尽头处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让我发出无力叹息的问题。
在胡差市的少年教养院，我曾和教官一起从探视窗窥视单身牢房（那之后不久，对从探视窗窥视这件事本身的记忆常常让我陷入不安），看到一个少年一动不动地坐在没有任何铺盖的地板上。“为什么把你关进单身牢房？”面对教官的询问，少年回答说：“我反抗了。”当听到少年的声音时，我内心一阵感慨，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的一节，以倾诉我的触动。那里的训练设备本来就匮乏，却收容了超出规定人数两倍的少年。于是我就有了这样的假设：那到处破损的铁丝网内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勉强得以维持，难道不是在仰赖那些教官——在被收容的少年这样的年龄时，被迫参加了令人绝望的毁灭性战斗——异乎寻常的努力吗？不是在仰赖为了回报教官的努力而克制自己的失足少年吗？
我这样写道：“在塞满成倍超员的少年教养院，如果引发暴动，想必是很容易的吧。可是少年们，那些失足少年并不去主张作为失足少年应享有的权利，连那寒碜的设备也忍受着，在循规蹈矩地适应少年教养院生活的背后，对那样的教官们怀有男子气概的友情，这样说应该是可能的吧？”1967年秋天，当我重访冲绳时，不得不即刻纠正自己在这篇公然表露多愁善感、满怀祈愿的文章里所犯下的错误，在那里，将自己的错误连同多愁善感的祈愿一起亲手埋葬掉。我这样写道：“我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个危险的平衡被打破了。今年已经发生了高达三十五起、一百四十九名失足少年逃跑事件。不仅如此，教官也不得不开始觉察到，他们已经对失足少年的抵抗束手无策。包围着教养院的铁丝网明显遭到严重破坏，他们正在想方设法修复，那是黑社会为了夺回自己的干将而公然袭击的痕迹。”
我只是又写了订正这些错误的文章，却没想到就像被这个错误的钉子划破自己的皮肤一样，第二次到少年教养院时，我不得不遭遇到这样的问题，最终也没有答案。我不能自己犯下错误却毫发无损地逃掉。在那霸的宾馆，我反复阅读再次访问这个琉球少年教养院之后写在札记上的各种片断，让我清晰地想起那个夜晚，为了赋予深陷混乱的自己以一种形态，我尝试着去提炼诸如小说轮廓之类的东西，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夜。而一旦开始写小说，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承认，自己只是个尚未修行到家的低级学徒在从事小说创作。尽管如此，在想方设法去克服自己内心黑暗的时候，作为写小说的人，我发现自己正依赖于所谓的职业惯性。
总之，我在札记上记下这样的假设：在胡差或者是那霸的街角，我和那位在单身牢房里睁着混沌的双眼回答说“我反抗了”的少年相遇了。我曾经从他那丑陋的根源里看到冲绳人的地域特性，如今它与那晶莹的目光一起，鲜活地构筑了失足少年的容貌之美。正因为我曾经有那么一次从探视窗口俯视过这个被塞进单身牢房里的他，他要死死地抓住我的肩膀、要发起与我的论争，我没有拒绝的权利。他会责问：你当真以为我们失足少年有作为失足少年能够要求的权利，而我们却并不主张、偏要忍耐吗？为什么我们必须忍耐？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对关押自己的教官抱有男子气概的友情？为什么我们不去轻易发起暴动而必须坐在单身牢房里？你说我们冲绳的失足少年不发起我们的暴动、不主张任何权利，对什么都忍受着，即使是对关押我们的教官也抱着友情，还不都是在虚构，以使本土日本人肮脏的灵魂得到安宁。不是吗？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与这位进行控诉的少年并没有相遇，但是在其细节处都清晰可见的幻影中，每每看到与他长得酷似的冲绳少年，这种控诉的声音就会在我的内心回荡，久久难以消逝。今年春天，也就是1969年4月，我乘船去冲绳。与我住同一船舱的那个美国人是个性倒错者，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我并不是要非难性倒错本身。他们大概有他们的自由和地狱吧。然而这位自称是在东京从事外语教学的人，却将几个也许是从冲绳到本土集体就职的、正逢假期或者也许是度假归途中的人诱入船舱。而这几个人是已经步入社会开始工作的少年了。那个美国人最初态度还很暧昧，渐渐地开始明目张胆地试图去引诱他们。
我坐在四周挂着帘子的床上，听着正在上演的诱惑剧中不可思议的语言往来。开始进行的是单纯的英语会话。这是撒下的诱饵。然后，那位外语教学专家将会话切换成日语。于是诱惑更为露骨。这时，其中一个冲绳少年不知为什么，竟拉开我的围帘朝里面窥视。恐怕是那个诱惑者的态度让他发觉一股煽动不安的苗头，让他嗅出船舱中有蹊跷的味道。碰巧诱惑者走出船舱去买小道具可口可乐和罐装啤酒。我提醒留在那里的冲绳少年。然而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于是开始用冲绳方言交谈。不久诱惑者回来了。每当他表现得更加露骨时，我就能察觉他们用流畅的方言相互表达着不安和勇气，但他们还是留下不走。罐装啤酒喝得太多的冲绳少年呕吐了，我趁机按铃叫来船上的服务员，一出激情戏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谢幕了。我一直在等待时机，一旦那个美国人真的超出单纯的语言诱惑，开始对冲绳少年进行性倒错的初步训练，我绝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会警告他们：进行充满色情暗示的诱惑的美国人有着怪异的性嗜好，你们就像要受到袭击的小姑娘一样。然而在少年们的眼里，与我这个向他们发出警告的本土日本人相比，那个美国人倒显得更为亲近。于是，当少年们嗅出异样的气息时，他们完全不向我求助，相反，用我所不能理解的方言交换着信息，互相加剧着那份紧张感。
如果将其幻化成那位失足少年的语言，可能就成了这样的诘问：你认为你有道义上的权利，来妨碍我们和这个美国人在喝可口可乐和罐装啤酒中享受一时的快乐吗？你是真心想把遇到危险的我们从和那美国人危险的关系中解救出来吗？你干吗要满脸忧伤地躲在那里？因为回故乡，他们穿着新近流行的衬衫和裤子，俨然是与装束相般配的华丽美少年。客观地讲，他们那种在小小的冒险中寻求乐趣的劲头十足。
6月17日的报纸报道说：为了那些在全军劳罢工中遭到美军武力镇压而被刺伤的人，为了抗议那明显指向自己的刺刀的现实，召开“抗议武力镇压全军劳县民大会”。“大约百名第一次真正动用棍棒、铁管的学生和部分工会会员试图闯入司令部，猛烈投掷石块，与机动部队反复冲突，不断有负伤者出现。”第一次真正动用棍棒、铁管，不是在冲绳民众遭到刺刀刺伤之前，而是在对此进行抗议的集会上，这一点必然会铭刻在民众的记忆之中。但是，现在我想唤起注意的是，在该报纸同一天的社会版面，登载着“冲绳三少年是强盗”这样的新闻。
他们与那个被关押在单身牢房里的失足少年的年龄相当，与在性倒错的美国人的诱惑剧中配戏的少年的年龄相当。这些那霸市出身的少年，应该与大多数本土出身的人一样，能够说标准话。他们在横滨的铁厂集体就业。按照报纸上说的，“但是，由于语言差异，也由于和同宿舍的员工相处不融洽，心生厌烦”，于是离开铁厂来到新宿。他们在东京这个新的消费文化中心需要金钱，就用在工厂自制的匕首恫吓甚至伤害过往行人，以夺取些许钱财。
语言差异。我不得不停留在报道者这一简单描述之上。那霸市与横滨市少年的“语言”并无相异之处。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相异之处。但是，因为在同一宿舍里，那霸市少年遭到孤立，他们被迫抱成团，因此为了拒绝自己圈子外的其他人，他们重新使用冲绳方言，采用那种只有被孤立的人之间才能沟通的方式。因为我在去往冲绳的船中经历过这种奇妙的事情，可以从中类推出来，恐怕这也是切合实际的类推吧。少年们拒绝了所有本土的日本人。为了从“繁荣的日本的消费文化”那里获得遭到断然剥夺的市民权，他们亮出在受到孤立的铁工厂里自制的匕首。我感觉到，那自制的匕首对准了我。
幻象中的失足少年责问我道：你们究竟打算如何处置这些你们用那引以为豪的强大警力轻而易举逮捕了的少年？打算把这些初次违法的少年遣送回冲绳，关押在那个反复发生逃跑事件的琉球少年教养院吗？他们也只是将自制匕首的制作方法当作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对这些少年来说，所谓日本到底是个怎样的现实场域呢？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错觉：美军晃动着刀剑向冲绳人传递的信息，不正是由那些少年用自制的匕首试图传递给本土日本人的信息吗？但是，“冲绳”果真用刀把“日本”砍伤了吗？还是恰恰相反？
日本啊
祖国啊
到了如此程度的日本
面对我们的叫喊
背转过那张无赖的脸
冲绳的海
日本的海
隔开它们的
北纬二十七度线
消溶在波涛中
就像一把大刀
朝我们的心头
砍来
与这首诗的作者相遇，也是在1965年春我的第一次冲绳之旅中。在去冲绳旅行之前，我对这位诗人略知一二。他是创立于1950年的琉球大学的第一届学生。那一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大意为“美国的安全保障线是阿留申群岛、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演讲。就在同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冲绳被重新委以赤裸裸的“美国安全保障”基地这样的重任。从学生方面来讲，作为琉球大学的缔造者之一，这位诗人的入学别具象征意义。他参与《琉球大学》的创刊，在那里除了发现作为诗人的自己之外，还逐渐意识到，在他的内心还有更为丰富的东西。
在核基地冲绳，通过在那霸市街头举办原爆展，第一次将广岛、长崎经历的原子弹轰炸的悲惨状况（有很多人从冲绳到广岛和长崎工作，被炸后返回故乡，他们的原爆症完全得不到专业治疗。他们是活的见证人，却不能获得关于原爆症的正确知识。几乎所有的冲绳受害者都保持沉默。毋庸赘言，就在这种沉默中，在新的核备战基地冲绳，不少人没有得到赔偿就死掉了）。公之于众的，就是琉球大学的学生。冲绳民众在战后发起的第一次全面抵抗运动是1956年的土地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琉球大学六名学生受到退学处分，一名受到停学处分，其中就有四名是《琉球大学》的同仁。《琉球大学》就是这样一份杂志。
这位诗人离开琉球大学和《琉球大学》杂志，去了冲绳当地一家报社。我和他当时是在石垣岛见的面，那时他是报社分社的负责人。从在《琉球大学》上写诗的时期起，就创作以石垣岛为中心的各个离岛的风土记，到协助喜舍场永珣氏完成《八重山民谣志》的1965年，他始终保持一贯的个性。
我对于冲绳回归运动的意义几近无知。诗人恳切地向我讲述：当时不仅在石垣岛，在冲绳本岛也都抱着难以摆脱的“回到母亲怀抱”的想法。然而，无论是纵观历史、结合实际，还是展望未来，这种想法都不过是一种欺骗。在诗人过去的同事里，有一个青年,他的父母中的一方出身本土。比起自己的冲绳血统，那个青年更愿意把自己身上属于京都或奈良的血统看作是自己血统的核心。诗人谈起这些时，绝对不激愤，但饱含着强烈的嫌恶感。诗人自己就有个出身本土、从事教育事业的母亲，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冲绳人身份能够正面接受的人，并且一直以石垣岛为据点来清楚地审视冲绳本岛以及日本列岛。
在日落后的一片黑暗里，仿佛让人感受着这样一种体验：柳田国男、折口信夫和伊波普猷的想象力，连同住在那里的民众的共同想象力一起，在黑暗及对面大海的涛声中完美地发挥着。八重山那个夜晚，我从诗人那里受到的感动至今仍然能够鲜活地复苏，栩栩如生。在冲绳，“五一”劳动节集会在白昼是被禁止的。进入夜晚，人们则开始集会庆祝。在听着广播里肆虐石垣岛的台风讯息——这讯息有可能是他用电报发出去的——的深夜，诗人所歌唱的黑暗中的“五一”节连同石垣岛上那绝对的黑暗，占据着我的内心，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挥之不去。
在黑暗中
旗帜飘扬。
涂上漆的
悲痛的旗帜
带着同化在黑暗中的憎恨
飘扬着。
雨
为了让夜更黑
哗哗不止
制造着比黑暗更黑的夜。
这时
翻开屈辱的历史
暗淡的旗帜
忍受着夜的沉重 飘舞
飞石般的雨撞击弹起
为把那鲜血收回到自己的掌中
昂起头
齐声唱那无歌的进行曲。
也就是在1967年秋，我再渡石垣岛，尽管不得不反复更正自己在第一次旅行中所犯的种种错误，但我断定，即使在这痛苦的第二次旅行中，只要是与诗人有关的印象，没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在坚持，平静而坚韧地坚持着。
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去见一位四十五岁的原子弹受害者。他在澡堂里干着用柴油烧锅炉的工作。此人是从海军被派遣到长崎的鱼雷工场工作期间遭遇轰炸的，体内到处都是钻进来的玻璃碎片。他回到故乡多良间岛，忍受不了在那贫瘠土地上从事繁重的耕作劳动，也曾尝试过驾驶混凝土搅拌机，此后转到了现在为澡堂烧锅炉的工作。远眺着用灰浆加固的红瓦屋顶、用竹子葺的草屋顶和满是黑色石垣的藏青色的海，这个生活在几乎不能使用原子弹受害者手册的环境里的受害者开始讲述。
有一个五十一岁的农民受害者，在长崎遭到轰炸后引发肝脏疾病，他放弃去照管菠萝园、甘蔗园，以及稻田和家畜，但是要到广岛的原爆医院就等于经济自杀。他的妻子一边照料在小连翘丛中吃草的马，一边说道。当时，隔着太平洋，佐藤和约翰逊正举行会谈。然而，回归问题自不待言，这些冲绳受害者一直无法获得真正治疗原爆症的机会，这就是事实。而关于冲绳那片土地上的核基地问题，我的推测更无法乐观起来。我被夹在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那不带任何幻影、从石垣岛上正视冲绳本岛和日本列岛的诗人中间，大概无法不感受到自己是个多么无能的废物、饭桶。这年春天，我又见到了诗人。他在继续着自己的坚持，同时也说有必要拒绝，必须拒绝日本、拒绝日本人。你为什么来冲绳？这种明白无误的诘问，无疑可以用“拒绝”这样的词来表达。丑陋的日本人！这种控诉也不过是寻求连带感的伪装。“拒绝是出发点。”诗人温厚地微笑着说。我却笑不出来，那让我受到强烈打击的信息，我能理解。
我想起在美国曾与核战略专家谈话时的那种奇妙体验。他用铅笔描绘出远东地图，然而那地图上日本列岛竟然小到不足冲绳的十分之一。那在核战略专家的头脑中无疑是理所当然的地图。在核时代的今天，若论所付出的牺牲与所受歧视的总量，冲绳确实几乎涵盖了整个日本，并且支撑着超出这些的庞大重负。诗人站在石垣岛上，用不带有任何幻影的拒绝的目光瞭望着东方。在他清醒的意识里，大概也可以透视出，今天日本这个实体遮蔽在冲绳这一存在的阴影中。并且正因为凭借着从属于冲绳，才能显示出今天它这样的“伪”自立。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我那颗贫弱的心已经思考得疲惫了。在到达冲绳机场、走出港口的时候，在我意识的地图里，日本也属于冲绳。（1969年6月）Ⅱ 《八重山民谣志》69
我想到有一个人，是位诗人兼记者，他站在石垣岛上，注视着冲绳本岛和日本列岛。对这位友人的思念让我的眼前浮现出他的神情、举止。在以石垣岛上各种瞬间风物为背景的画面上，那个男人皮肤浅黑、身材矮小，内省的眼神里交织着严谨和机敏的幽默。他的确是这样一个人。然而，我印象中的他公然流露出自己沉重的愤怒和强烈的紧张感，渐渐地幻化成石垣岛上那个在漆黑的夜晚眺望大海的男人，让我心生畏惧。他用异常激越的言辞，不断向我发起声讨，直戳我最脆弱之处。我也不试图反驳，并且认为必须把那看成是真正的打击。那段时间里留下的痛苦回忆，似乎是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他外表温和沉稳，然而实际上每当与他的作品接触，我都会感觉到那伤口在作痛。并且那种痛，就是我詈骂自己是个废物、饭桶一般内心充满自我嫌恶的痛，是像自己患了难以启齿的疾病那样的痛。我并不想夸下海口说，借助自己的这份痛，大概就把自己与那位诗人的愤怒与绝望之深连结在一起了。恰恰相反，那种痛，无疑是一种他明确拒绝接受我的刺痛。
现实生活中见面谈话时，他总显得温厚而寡言。第二次见面和接下来这年春天的见面，以及那霸那里已经是夏天的第三次见面，这三次见面说的所有话，也远远没有超过初次见面时的谈话。他以初次见面时的谈话维系着彼此的交谈，继续坚守在石垣岛。再次相见时，面对沉默寡言的他，我只得承认，从他那里听到的话语渐趋凝重，矛头直逼我的要害，让我很难躲闪，就像接种过某种起决定作用的疫苗的人来向医生报告其后的病情。
实际上，从诗人的角度说，有什么必要去大量增加新的语言吗？关于冲绳和本土的状况，他所持的观察和批判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变，只是那种状况中蕴藏的毁灭性毒素更加切实了。为什么非要去说那种简直是徒劳的新的语言呢？你是发自内心地在听我说并且改变自己了吗？他要是这么质问我有多好！然而相反，他只是微笑着，不说几句话。这比被震怒的男人狠狠地揍一顿还厉害，我受到了致命一击。然而如果没有这一击，我便无法面对他那温和的神情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现在，在诗人的内心，有怎样的存在，那种存在如何像泉水般汩汩地涌出？而涌出的东西又如何像岩浆凝固般，成为确凿可靠的核心？他一边发挥自己的诗人特质，一边协助喜舍场永珣创作《八重山民谣志》。他发挥着执拗的报社记者的才能，不仅仅局限在石垣岛，而是围绕所有的离岛进行创作。为便于表达，我将他在《冲绳时报》上连载的《新南岛风土记》与《八重山民谣志》对照阅读，进行具体阐释。我初次见到《八重山民谣志》便发觉，在书中注释的细微之处潜藏着定位明确的信息。于是我便依次翻阅旧《冲绳时报》，重新去全面地触摸那些信息，于是不仅诗人本人，还有喜舍场永珣这位老学者——勉强要说的话，是八重山的民众在历史和现实的连结点上霍然起身唱响的所有的歌，这一切好像都出现在了眼前。在这种感觉中，我理解了。
崎山小调是原歌的一种，在八重山，特别是西表岛依然很流行。这部《八重山民谣志》非同寻常的价值大概在于，它牢牢地扎根于历史，同时是集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勃勃生机的民谣之大成。说到它保存至今，我想若就冲绳民谣而言，是说三味线音乐的确至今流传，而且民谣超越了历史的局限，其内容与今天的状况遥相呼应，让它从本质上不致成为死去之物。总之，崎山小调在原歌中是这样开头的：
崎山上
建新村
若是把它用散文形式翻译出来，也就是将换行处和断开的段落连接起来，它就是一首包含如下内容、长达二十四段的长歌。
创建崎山村这个山村的是哪位官员？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理由去建新村的？正因为有野浜口这样的良港，还有肥沃沙地的平原，就下令从波照间岛和下八重山岛强行移民二百名女子和八十名男子。正担心着谁谁谁，牵挂着某某某，我也成了其中一人。这个那个都被强行移民。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官人啊，饶了我吧，请可怜可怜我吧，官人啊。也不是我个人意见，我也不想这样，是可敬畏的国王的诏令，因为是国王的诏令，所以是绝对的，你逃不掉的，我也没法可怜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