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皓晖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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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争之世：战国试读：
上篇 战国兴亡论
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无一不因此迅速灭亡。
亡韩论： 忠直术治而亡，天下异数哉
韩国灭亡，是最为典型的战国悖论之一。
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认）韩、魏、赵为诸侯，至公元前230年韩亡，历时173年。韩国先后13位君主，其中后5任称王，王国历时104年。史载，韩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迁入晋国[1]后被封于韩原，遂以封地为姓，始有韩氏。由韩氏部族而诸侯，而战国，漫长几近千年的韩人部族历史，有两个枢纽期最值得关注。
这两个枢纽期，既奠定了韩国传统，又隐藏了韩国兴亡奥秘，不可不察。
第一个枢纽期：春秋晋景公之世，韩氏部族奠定根基
其时，韩氏族群的领袖，是韩厥。
当时的韩厥，尚只是晋国一个稍有实权，封地不多，爵位也不高的寻常大臣。与当时握晋国兵权的赵氏（赵盾、赵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绛）之权势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韩厥公直，明大义”，在朝在野，声望甚佳。
其时，晋国发生了权臣司寇屠岸贾借晋灵公遇害而嫁祸赵盾，进而剪灭赵氏的重大事变。在这一重大事变中，韩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赵盾无罪，后又保护了赵氏仅存的后裔，再后又力保赵氏后裔重新得封，成为天下闻名的忠义之臣。这便是流传千古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后来，赵氏复出，屠岸氏灭亡，韩厥擢升晋国六卿之一，并与赵氏结成了坚实的政治同盟。
韩氏地位一举奠定，遂成晋国六大部族之一。
韩厥此举的意义，司马迁作了最充分的评价：“韩厥……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在晋国还没有看到比韩氏更大的功劳）！然（后）与赵魏终为诸侯十余世，宜乎哉！”
太史公将韩氏之崛起，归功于阴德所致，时论也，姑且不计。然则，太史公认定韩氏功勋是晋国诸族中最大的，却不能不说有一定的道理。韩厥所为的久远影响，其后日渐清晰。韩氏部族从此成为“战国三晋”（韩赵魏）之盟的发端者，而后三家结盟，诛灭异己，渐渐把持了晋国，又终于瓜分了晋国。
春秋之世，晋国为诸侯最大，大权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势成之时，晋国势力最大的还是智氏部族。韩赵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诛灭智氏，其功盖起于韩氏凝聚三家也。而韩氏能凝聚三家结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义声望，此所谓“德昭天下之功”。此后，韩氏节烈劲直，遂成为部族传统，忠义行为朝野推崇，以存赵之恩，以聚盟之功，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的道义优势。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三晋”相对和谐，并多能一致对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晋一家”口碑的由来。
这个枢纽期的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了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的风习秉性，也赋予了韩国在战国初期强劲的扩张活力。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一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的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的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的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的战绩，是吞灭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郑国。
此后，韩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魏国也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天下霸主。魏惠王时期，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的韩昭侯便起用[2]“京人”申不害发动了变法。
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的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便在申不害的术治以承认“行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囫囵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的法家法治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在于，法治派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
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的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了出来。《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实，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所以名之以“术”，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需要传授修习。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
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作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所谓变形，是权术一旦普遍化，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的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查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由是日久，君臣尔虞我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岂能有心务实正干？权术被奉为圭臬，谋人被奉为才具，阴谋被奉为智慧，自保被奉为明智。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一言以蔽之，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是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了。
术治派给韩国带来了深远的后患。
这个枢纽期，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
其一，它使韩国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一改屈辱之局。
其二，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
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但是，好像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信奉权术很虔诚，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
信奉权术之虔诚，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由此，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屡屡遭遇滑稽破产，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只要脱离实力，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
韩国的兴亡，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
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韩国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战国中后期，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在此目标之下，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主动出让上党、派遣水工疲秦、增兵肥周退秦、韩非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风炽烈，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诚匪夷所思也！
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
其荒诞，其可笑，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
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韩国不亦悲哉！
韩国的权术恶风，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一个是韩非，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个是张良，历经几代乱世，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
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
韩国之亡，亡于术治。
法家三治，势治、术治皆毒瘤也。依赖势治，必然导致绝对君权专制，实同人治也。依赖术治，必然导致阴谋丛生，实同内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此千古兴亡之鉴戒，不可不察。秦韩同时变法，韩亡而秦兴，法治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得以明证也！[1]《史记·韩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八里。又韩城在县南十八里，故古韩国也。《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菜于韩原故城也。”在今日陕西韩城县地带。[2]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
亡赵论： 烈乱族性亡强国，不亦悲乎
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赵国的历史寿命有三说：其一，战国开端说。视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为赵氏部族立国，到秦破邯郸赵王迁被虏（公元前228年），历经12代12任国君，历时247年；其二，开端同上，以赵公子嘉之代国灭亡为赵国最后灭亡，历时253年；其三，三家分晋说，以周王室正式承认魏赵韩三家诸侯为赵国开端（公元前403年），则其历时或175年，或181年。
从历史的实际影响力着眼，第一说当为切实之论。
邯郸陷落赵王被俘，强大的赵国事实上已经灭亡。
赵国灭亡，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在与秦国对抗的历史中，赵国独对秦军作长期奋争。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此后形势大变，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赵国为了联结抗秦阵线，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却都是形聚而神散，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当此之时，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颇归赵，李牧、庞煖不死，司马尚不走，秦赵对抗结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则，历史不可假设，赵国毕竟去了。
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其间隐藏的种种奥秘令后人嗟叹不已。
六国之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
其间原因，历代多有探讨。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将六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苏洵的《六国论》又是另一说法：“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儿子苏辙的《六国论》，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使六国没有抗秦根基而灭亡。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因，连带论及六国灭亡，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
凡此等等，其中最为烁目者，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将秦帝国灭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这是内因论，内因是根本。尽管循着如此方法，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基，然毕竟不失为精辟论断之种种。攻守之势也好，贿赂秦国也好，战略失误也好，不执合纵也好，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因。
然则，内在原因之根基究竟何在？
三晋赵、魏、韩之亡，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
历史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也就是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这种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然则，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隐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赵国的国家性格解析
任何族群所建立的国家，其文明框架的构成，其国家行为的特质，都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决定的认识能力。族性传统之形成，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环境，及其在这种独特环境中所经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这种经由生存环境与重大事件锤炼的传统，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遗传，使其生命形式将永远沿着某种颇似神秘的轴心延续，纵是兴亡沉浮，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
唯其如此，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家秉性。
赵人之族性传统，是“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赵人族性根基与秦人同，历史结局却不同。这是又一个历史奥秘。
秦赵族性之要害，是“尚乱”二字。何谓乱？《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韩厥说屠岸贾之言，做了最明确界定。韩厥云：“妄诛，谓之乱。”在古典政治中，这是对“乱”之于政治的最精辟解释。也就是说，妄杀便是乱。何谓妄杀？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
妄杀之风滥觞，在国家庙堂，便是无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以求解脱政治困境，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在庶民行为，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会风习。此等部族构成的国家，往往是刚烈武勇而乱政丛生，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社会格局，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族性同一。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是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部族却因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变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生出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
这个重大事变，便是商鞅变法。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之最。唯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后，秦部族又突兀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乱痼疾。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赵人族群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赵人族群的乱政历史——赵国灭亡的内因
远古之世，秦人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
秦人族群能记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是后来被[1]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第二代族领，是大费，也就是伯益。在皋陶、伯益时代，秦人部族与大禹部族、周人部族、商人部族一起，结成了天下治水的主力群体，完成了远古治水的伟大事业。治水之后，大禹部族与秦人部族结成了互援轴心同盟。
可是，大禹病逝之后，大局骤然发生了变化——启代伯益继承最高权力，建立了夏王国。已经明确为大禹继任者的伯益，被大禹的儿子启发动政变攻杀。由此，秦人部族与夏部族有了不可化解的仇恨。终夏之世，秦人部族脱离文明腹地，游离于夏王国主流社会之外而独立耕耘渔猎。夏末之世，商部族联络各部族灭夏，秦人部族立即呼应，加入反夏大军并在鸣条之战中与商部族联合灭夏。其后，秦人部族成为商王国镇守西部的方国诸侯。
商王国末期，秦人族群的主力分为两支力量：一支以飞廉、恶来父子为先后首领，拱卫都城朝歌区域；一支居于“西陲”，成为商王国镇守边地的方国。随着周武“革命”灭商，赵秦部族的两支力量均不愿臣服周室，各自分开开辟新的生存空间了。镇守西陲的一支，远避戎狄聚居的陇西地带，独立耕牧生存，这便是后来的秦人族群。拱卫朝歌的一支，因飞廉、恶来“助纣为虐”的恶名，远走北方了，这就是后来的赵人族群。秦人原本七十余族，其余族群便就此星散于东方山海之间了。
周穆王时期，远走北方的秦人，其首领造父有驯马驾车之异能，[2]被周穆王发现而成为王车驭手。很快，造父因驾车辅助周穆王平乱有功，被封于赵城。这支秦人以封地为姓，就成了赵人。
从此，历史正式有了赵人族群。
以上之赵氏历史，可称为先赵时期。
春秋（东周）中期，赵人族群在晋国渐渐发展起来。及至赵衰、赵盾两世，由于辅佐晋文公霸业极为得力，赵氏崛起为晋国的掌军部族。从赵盾时期开始，赵氏成为晋国的权臣大部族之一，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晋国的权力主流竞争。从此，赵氏族群开始了外争内乱俱频繁的血雨腥风部族史。
从赵盾到赵襄子立国，可称为早赵时期。这一时期，赵氏内乱妄杀频仍，大起大落，是早赵部族最显著的特点。早赵时期历经赵盾、赵朔、赵武、赵成（景叔）、赵鞅（简子）、赵毋恤（襄子）六代，大体一百余年。这六代之中，发生的内乱妄杀事件主要有四次：
其一，赵盾时期部族内争，导致赵氏部族分裂，几被政敌灭绝。[3]
其二，赵简子废嫡（太子伯鲁），改立狄女所生庶子赵毋恤（襄子）为继承人。这是赵氏部族第一次废嫡立庶之举，为以后的废嫡立庶之风开了先河。
其三，赵简子妄杀邯郸大夫午，导致自己孤立逃亡，开政治妄杀先例。
其四，赵襄子诱骗其姊夫（代地部族首领）饮宴，密令宰人（膳食官）以铜枓（斟水器具）击杀之。“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4]（发簪）自杀。”这是典型的内乱妄杀。
显然，早赵部族在处置部族内政方面没有稳定法则，缺乏常态，妄杀事件迭起，导致其部族命运剧烈震荡大起大落。赵氏立国之后，这种内乱之风非但没有有效遏制，反倒是代有发生，12代中竟有11次之多：
其一，公元前425年，赵襄子方死，其子赵浣（献侯）立。赵襄子之弟赵桓子密谋兵变，驱逐赵浣，自立为赵主。
其二，公元前424年，赵桓子死，赵部族将军大臣再度兵变，乱兵杀死赵桓子儿子，复立赵浣，是为赵献侯。
其三，公元前387年，赵烈侯死，其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死，赵部族将军举事政变，废黜武公子，而改立烈侯子赵章，是为赵敬候。
其四，公元前386年，赵武公之子赵朝发动兵变，被攻破，逃亡魏国。
其五，公元前374年，赵成侯元年，公子赵胜兵变争位，被攻破。
其六，公元前350年，赵成侯死，公子赵发动兵变与太子赵语（赵肃侯）争位；赵失败，逃亡韩国。
其七，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王子赵何（此前废黜原长子太子赵章，改立赵何为太子），退王位自称主父。后不忍赵章废黜，复封赵章为安阳君。其后赵章发动兵变，与赵何争位。权臣大将赵成支持赵何，击杀赵章。
其八，赵成再度政变，包围沙丘行宫三月余，活活饿死赵武灵王。
其九，公元前245年，赵国发生罕见的将帅互相攻杀事件：赵悼襄王命乐乘代廉颇为将攻燕，廉颇不服生怒，率军攻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无以立足而逃亡魏国。这是战国时代极其罕见的大将公然抗命事件，而赵国朝野却视为寻常。几年后赵国复召廉颇，即是明证。
其十，赵悼襄王晚期，废黜原太子赵嘉，改立新后（倡女）之子赵迁为太子，种下最后大乱的根基。
其十一，赵迁即位，内乱迭起，郭开当道，诛杀李牧。
为国12代而有11次兵变政变内乱，战国绝无仅有。
赵人族群之生存环境解析
战国大争，每个国家都曾有过内争事件，然则如赵国这般连绵不断，且每每发生在强盛之期而致突然跌入低谷者，实在没有第二家。历史呈现的清晰脉络是：赵国之乱政风习代有发作，始终不能抑制，且愈到后期愈加酷烈化、密谋化，终于导致赵国轰然崩塌。赵国乱政痼疾是赵国灭亡的直接内因，其更为深层的内因则在于部族秉性。
如前所述，部族秉性生成于生存环境与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所谓生存环境，一则是自然地理环境，二则是社会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决定其与自然抗争的生存方式，社会环境则决定其人际族群的相处竞争方式。对赵国两大根基环境作一大要分析，可以使我们更深地透视这个强大国家的根基。
古人很重视对地域族群性格的概括。《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对战国时代的地域性格作了丰富的记载，作出了精当的概括，这便是将地理环境与民风民俗直接联系起来的种种分析。赵国之地，大体分为邯郸地带、中山地带、太原地带、上党地带、代郡地带、云中胡地六大区域，其各自地理民风的大体记载是：
邯郸地带：“处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邻郑、卫，近梁（大梁）、鲁；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好气任侠。”
中山地带：“山地薄，人众，民俗狷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白日以木椎杀人剽掠），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夜来则盗墓为奸巧生计）；女子则鼓鸣瑟（弹着乐器），跕屐（拖着木屐），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
太原上党地带：“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者靡。”
代郡地带：“地边胡（与胡地相邻），数被寇（多被胡人劫掠）。人民矜懻忮（强直狠毒），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如兕羊，劲悍而不均。自晋时中原已患其剽悍，而赵武灵王益厉（激励）之，其俗有赵风。”
云中胡地：“本戎狄地，多居赵齐卫楚之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
综合言之，赵国基本地域山原交错，除了汾水谷地与邯郸北部小平原，大多被纵横山地分割成小块区域，可耕之地少而多旱（薄），农耕业难以居主导地位。更兼北为胡地，狩猎畜牧，遂成与农耕相杂甚或超过农耕的谋生主流。相比于赵国，其他六国均有大片富庶农耕之地：秦有关中蜀中两大天府之国，魏韩有大河平原，齐有滨海半岛平原，楚有江汉平原与吴越平原，燕有大河入海口平原与辽东部分平原。当时天下，只有赵国没有如此大面积的农耕基地。如此地理环境的民众，在农耕时代自然难以像中原列国那样以耕耘为主流生计。
为此，赵国形成的社会人文环境（民风民俗）便有两大特征：
其一，仰机利而食。农耕无利而不愿从事农耕，崇尚智巧与其他生存之道。男子“好射猎，多任侠，轻为奸，常劫掠”等；女子“设形容，奔富贵，入后宫，遍及诸侯”等。也就是说，在赵国这样一个没有大片富庶土地的国家，人民的生存方式是不确定的，是动荡的。贫瘠多动荡，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现象，即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依然能在贫瘠国度与地区看到此种现象的重演。
其二，豪侠尚乱，慷慨悲歌。唯其生计多动荡，则生存竞争必激烈，唯其竞争激烈，豪杰任侠必多出，竞争手段必空前残酷。所谓人民“强直狠毒（懻忮）”，所谓“高气势重义气”，所谓“报仇过直”，皆此意也。在一切都处于自然节奏的战国社会，若无坚韧彻底的法治精神，则法治实现难度极大。其时，社会正义的实现与维持，必然需要以豪杰任侠之士的私行来补充。唯有如此社会需要，赵国才会出现民多豪侠的普遍风气，其豪侠之士远远多于其他国度。豪侠多生，既抑制了法治难以尽行于山野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又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尚乱”之风。尚乱者，崇尚私刑杀人也。对于政治而言，私刑杀人就是妄诛妄杀，就是连绵不断的兵变政变。《吕氏春秋·介立篇》有一则评判云：“韩、荆（楚）、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要如此人等同心谋事，显然是太远了啊！）”吕不韦曾久居赵国，如此评判赵国将帅贵人与士卒众庶，当是很接近事实的论断。
唯有如此社会土壤，才有如此政治土壤。
唯有如此政治土壤，才有如此乱政频仍。
赵国两大思想家的两则惊人论断
中国古典思想史上的两大惊人论断，都是赵国思想家创立的。
慎到，首创了忠臣害国论。
荀况，首创了人性本恶论。
这是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
慎到者，赵国邯郸人也。其主要活动虽在齐国稷下学宫，及楚国、鲁国，然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不可能脱离赵国土壤。慎到是法家中的“势治派”姑且不说，其反对忠臣的理论在中国古典思想史上堪称空前绝后。
慎到之《知忠》篇云：“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而毁瘁君主于暗墨之中，遂染溺灭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
以当代观念意译慎到之《知忠》篇，是说：乱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国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乱世之庸人，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人世治乱，想做忠臣者不绝于世。譬如比干、伍子胥那样的赫赫忠臣，最终却只能使君主毁灭于庙堂，自己也衰竭而死。所以，忠臣未必能救乱世，却能使谬误成风。官员当忠于职守，而职守不能越过自己的职位。忠臣自以为忠于君主，到处插手，反而将朝政搞乱。所以，夏桀不是没有忠臣，其罪恶却弥漫天下。治国在于贤能，而不在于忠。所以，能才彰显天下，国家受益；忠臣彰显天下，国家受害！
慎到的反对忠臣之论，其论断之深刻精辟自不待言。我们要说的是，这一理论独生于豪侠尚乱的赵国而成天下唯一，深刻反映了赵人不崇尚忠君的部族秉性。唯其如此，赵国政变迭生，废立君主如家常便饭，当可得到更为深刻的说明。
荀况也是赵人。其《性恶》篇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论的提出，是为了论证法治产生的必然性，其伟大自不待言。中国只有在战国之世，才能产生如此深刻冷静的学说，我们要说的仍然是，此论独生于赵国思想家，生于豪侠尚乱的社会土壤所诞生的思想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深刻反映了赵人之地域性格中不尚善而尚恶的一面。唯其有“尚恶”之风，故赵国之乱政丛生，有了又一注脚。
强大的赵国已经轰然崩塌于历史潮流的激荡之中。
但是，这个英雄辈出的国家曾经爆发的灿烂光焰，将永久地照耀着我们。[1]大业即皋陶，见沈长云等《赵国史》之考证。[2]据史家考证，王车驭手地位很高，等同于大臣，并非寻常匠技庶人。[3]赵盾之世的内乱起因于让嫡，终致被屠岸贾势力大肆杀戮，故事纷繁，有兴趣者可阅读史料。[4]见《史记·赵世家》。
亡燕论： 迂阔固守王道的悲剧
燕国的故事，很有些黑色幽默。
一支天子血统的老贵族，矜持尊严秉承着遥远的传统，不懈追求着祖先的仁德。一路走去，纵然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纵然一次又一次成为天下笑柄，爬起来依然故我。直至灭顶之灾来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色。
在整个战国之世，燕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例。
特殊之一，燕国最古老，存在历史最长。从西周初期立诸侯国到战国末期灭亡，燕国传承四十余代君主，历时“八九百岁”（由于西周初期年代无定论，燕国具体年代历史无考，八九百岁说乃太史公论断）。若仅计战国之世，从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立为诸侯算起，截至燕王喜被俘获的公元前222年，则燕国历经11代君主，181年。与秦国相比较，燕国多了整整一个西周时代。
特殊之二，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春秋之世，老牌诸侯国的君权纷纷被新士族取代，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中原四大战国已经都是新氏族政权了。当此之时，唯有秦、楚、燕三个处于边陲之地的大国没有发生君权革命，君主传承的血统没有中断。三国之中，燕国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统的老牌王族大国。燕国没有“失国”而进入战国之世，且成为七大战国之一，这在早期分封的周姬氏王族的五十多个诸侯中绝无仅有。
特殊之三，燕国的历史记载最模糊、最简单。除了立国受封，西周时期的燕国史，几乎只有类似于神话一般的模糊传说，连国君传承也有大段空白。《史记》中，除召公始封有简单记载，接着便是一句“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便了结了周厉王之前的燕国史。九代空白，大诸侯国绝无仅有。春秋之世与战国初期的燕国史，则简单得仅仅只有传承代次。可以说，燕昭王之前的燕国历史，线条极为粗糙，足迹极为模糊。中华书局横排简体字本《史记·燕召公世家》的篇幅，仅仅只有11页，几与只有百余年历史的韩国相同；与楚国的32页、赵国的37页、魏国的22页、田齐国的18页相比，无疑是七大战国中篇幅最小的分国史。这至少说明，到百余年后的西汉太史公时期，燕国的历史典籍已经严重缺失，无法恢复清晰的全貌了。
所以如此，至少可以得知：燕国是一个传统稳定、冲突变化很少的邦国，没有多少事件进入当时的天下口碑，也没有多少事迹可供当时的士人记载，后世史家几乎无可觅踪。
虽然如此，燕国的足迹终究显示出某种历史逻辑。
燕国历史逻辑的生发点，隐藏在特殊的政治传统之中
战国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整个华夏族群以邦国为主体形式，在不同地域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创造与探索。无论是七大战国，还是被挤在夹缝里的中小诸侯国，每一个国家都在探索着自己的生存竞争方式，构建着自己的国家体制，锤炼着自己的文明形态。此所谓“求变图存”之潮流也。正因为如此，各个地域（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文明形态，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巨大差别。“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田畴异亩，商市异钱，度量异国”的区域分治状态，是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
所有这些“异”，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文明形态的差别。文明形态，无疑是以国家体制与社会基本制度为核心的。因为，只有这些制度的变革与创造，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也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特点。而作为文明形态的制度创新，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层如何对待既定的政治传统。或恪守传统，或推翻传统，抑或变革旧传统而形成新传统，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奥秘往往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软地带。
要说清楚燕国的悲剧根源，必须回到燕国的历史传统中去。
如此一个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对那个时代国家传统差异的认识，已经是非常模糊，非常吃力了。其最大难点，是我们很难摆脱后世以至今日的一个既定认识：华夏文明是一体化发展的，其地域特征是达不到文明差异地步的。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既定认识的历史前提：这是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的历史现实。客观地说，要剖析原生文明时代的兴亡教训，我们就必须意识到，那是一个具有原创品格的多元化时代，只有认真对待每个国家的独有传统与独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根基。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进去。
因为，那里有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现的原生文明的演变轨迹。
立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燕国后来的政治传统
据《荀子·儒效篇》，周武王灭商后，陆续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王族子弟占了53个。后来，周室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以至西周末期与东周（春秋）早期，达到了1800多个诸侯国。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两个人受封的诸侯国最重要，也最特殊：一个是周公旦，一个是召公奭。周公受封鲁国，召公受封燕国。
所谓重要，是因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级人物。
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载。召公身份，却有三说。一则，太史公《史记》云：召公与周同姓，姬氏；一则，《史记》集解引谯周云：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则，东汉王充《论衡》云：召公为周公之兄。
三说皆有很大的弹性，都无法据以确定到具体的血统坐标。对三种说法综合分析，这样的可能性最大：召公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长，为周公之族兄。所谓特殊，是这两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辅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师。在灭商之后的周初时期，周公召公几乎是事实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周武王死后，两人地位更显重要，几乎是共同摄政领国。
唯其两公如此重要，燕国、鲁国的始封制产生了特殊的规则。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规则是：受封者本人携带其部族就国，受封者本人是该诸侯国第一代君主，其后代世袭传承。受封诸侯之首任君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职务。譬如第一个受封于齐国的姜尚，原本是统率周师灭商的统帅，受封后便亲自赶赴齐国，做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没有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官职。
鲁国、燕国的特殊规则是：以元子（长子）代替父亲赴国就封，担任实际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则留在中央王室，担任了太师、太保两大官职，虚领其封国。这一特殊性说明，周公召公两人，在周初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柱石人物，周中央王室不能离开这两个重臣。周武王死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两个人物的重要性。周召协同，最大功绩有三：其一，平定了对周室具有极大威胁的管蔡之乱；其二，周公制定周礼，召公建造东都洛邑（洛阳）；其三，分治周王室直接统辖的王畿土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单说召公，此人有周公尚不具备的三大长处。
其一，极为长寿，近乎神异。东汉王充的《论衡·气寿篇》记载了姬氏王族一组惊人的长寿数字：周文王97岁死，周武王93岁死，周公99岁死，召公180岁或190岁死。召公寿数，几乎赶上了传说中的200岁的老子，以至古人将召公作为长寿的典型，“殀若颜渊，寿若召公”，此之谓也。史料也显示，召公历经文、武、成、康四世，是周初最长寿的绝无仅有的权臣。这里，我们不分析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因为，能够形成某种特定的传说，必然有其根源以及可能的影响。这种根源与影响，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
其二，召公另有一宗巨大功绩。周成王死时，召公领衔，与毕公一起受命为顾命大臣，安定了周成王之后的局势，成功辅佐了周康王执政。这一功绩，对周初之世有巨大的影响。在周人心目中，召公此举没有导致“国疑”流言，比周公辅佐成王还要完美。这是召公神话中独立的辉煌一笔。
其三，召公推行王道治民，其仁爱之名誉满天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这段史料呈现的事实是，召公巡视管辖地，处置大小民事政事都不进官府，而在村头田边的棠树下。其公平处置，得到了上至诸侯下至庶民的一致拥戴，从来没有失职过。所以，召公死后，民众才保留了召公经常理政处的棠树，并作《甘棠》歌谣传唱。这首《甘棠》歌谣，收在《诗·召南》中，歌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需要注意的是，召公推行王道的巡视之地，不是自己的燕国，而是周王室的“陕西”王畿之地——陕原之西。唯其如此，召公之政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燕国，垂范天下。可以说，周公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制定者，召公则是周室王道礼治的实际推行者。从天下口碑看去，召公的实际影响力在当时无疑是大于周公的。
我们的问题是，召公的王道礼治精神，对燕国构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无论是鲁国还是燕国，其在初期阶段的治国精神，无疑都忠实而自觉地遵奉着周公、召公这两位巨擘人物的导向。两位巨擘人物在世时，鲁国、燕国的治道必然随时禀报两公，待其具体指令而执行。
两公皆以垂范天下自命，自然会经常地发出遵循王道的政令，不排除也曾经以严厉手段惩罚过不推行王道德政的国君。作为秉承其父爵位的长子，始任国君忠诚于乃父，更是毋庸置疑的。燕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召公活了将近两百岁，召公在世之时，周室已经历经四代，燕国也完全可能已经到了第四第五甚或第六代。在召公在世的这几代之中，不可能有任何一代敢于或者愿意背离召公这个强势人物的王道礼治法则。即或，召公在世只陪过了燕国四代国君，也是惊人的长了，长到足以奠定稳定而不容变更的政治传统了。
这里，恰恰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史料现象：燕国自召公直至第九代国君，都没有明确的传承记载。为什么？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解释，说这是“并国史先失也”。意思是说，国史失载，造成了如此缺环。可是，燕国史为什么失载？鲁国史为什么就没有失载？客观分析，最大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
其一，燕国在召公在世的几代之中，都忠实地遵奉了召公王道，国无大事，风平浪静，以至于没有什么大事作为史迹流传。于是，其国史史料，不能吸引士子学人在“大争之世”去抢救发掘了。这一点，燕国不同于鲁国。鲁国多事，就有了孔子等平民学者的关注。燕国无事，自然会被历史遗忘。
其二，史料缺失本身，带有周、召二公的风格特征。周公显然具有比较强的档案意识，譬如，曾经将自己为周武王祈祷祛病的誓言密封收藏，以为某种证据，后来果然起到了为自己澄清流言的作用。召公却更注重处置实际政务，不那么重视言论行为的记载保留。至少，召公在民间长期转悠的口碑，就比周公响亮得多。如此这般，两国的史官传统，很可能也会有着重大差异。相沿成习，终于在岁月流逝中体现出史料留存的巨大差别。
立国君主的精神风貌，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
历史逻辑在这里的结论是：燕国的政治传统，被异常长寿的召公凝滞了。
燕国的政治传统，就是王道礼治，以及与其相配套的行为法则。
何谓王道？何谓礼治？
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一种治国理念。古人相信，王道是黄帝开始倡导的圣王治国之道。王道的基本精神是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亦称为德政。在西周之前，王道的实行手段是现代法治理论称之为习惯法的既定的社会传统习俗。西周王天下，周公制定了系统的礼（法）制度，将夏商两代的社会规则系统归纳，又加以适应当时需要的若干创造，形成了当时最具系统性的行为法度——周礼。周礼的治国理念依据，便是王道精神。周礼的展开，便是王道理念的全面实施。所以，西周开始的王道，便是以礼治为实际法则而展开的治国之道。王道与周礼，一源一流，其后又互相生发，在周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精细程度。直到春秋时期（东周），王道治国理念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王道礼治，在治国实践中有三方面的基本特征：
其一，治民奉行德治仁政，原则上反对实施强迫压服的国家行为。
其二，邦交之道奉行“宾服礼让”，原则上反对相互用兵征伐。
其三，国君传承上，既实行世袭制，又推崇禅让制。
上述基本特征，都是相对而言，不可绝对化。
在人类活动节奏极为缓慢的时代，牧歌式的城邑田园社会是一种必然的存在，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依附关系，因为空间距离的稀疏而变得松弛；社会阶层剧烈的利害争夺，因人口的稀缺与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厚而变得缓和；太多太多的人欲，都因为山高水远而变得淡漠；太多太多的矛盾冲突，都因为鞭长莫及，而只能寄希望于德政感召。所以，“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图画，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现实，并非老子描绘的虚幻景象。同样，明君贤臣安步当车以巡视民间，树下听讼以安定人心，也都是可能的现实。
如此背景之下，产生出这种以德服人的治国理念，意图达到民众的自觉服从，实在是统治层一种高明的选择。高明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能有效克服统治者力所不能及的尴尬。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破坏这种治国理念的暴君。但是，暴君没有形成任何治国理念。王道德政，是中国远古社会自觉产生的政治传统。这一点，至少在春秋之前，没有任何人企图改变。
可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迁，昔日潮流已经成为过去。
所有的诸侯国，都面临着如何面对自己的政治传统的紧迫而又尖锐的问题。
燕国在春秋战国之世的基本作为
春秋时期，燕国见诸史籍的大事，大体有四件：
其一，吞灭蓟国（年代无考），以蓟城做了燕国都城，此后一直未变。
其二，燕庄公二十七年，燕国遭遇北方山戎攻击，齐桓公率兵救援。解除燕国危机后，齐桓公提出要燕国共同尊王朝贡，并敦促燕国“复修召公之法”。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燕国与周王室有所疏离，对召公德政传统也有所偏离，是可能变化之迹象。但是，这一变化，却被霸主齐桓公遏制了。
其三，燕惠公因多养宠姬而起内乱，逃奔齐国，失政四年；后来齐国伐燕，护送惠公回燕，刚刚回国，燕惠公即死了。
其四，燕釐公三十年，齐国政权已经由姜氏变为田氏的新齐国。燕国进攻齐国，占据了齐国的林营之地。
战国之世，燕国的大事主要有：
其一，燕文公时期任用苏秦，首倡六国合纵，为纵约长国。之后，秦国连横，秦惠王以女嫁燕太子，秦燕结盟，燕国自此反复进出于合纵。
其二，燕易王时期，齐宣王攻燕，占据燕国十城，后得苏秦斡旋，十城复归。
其三，燕王哙禅让子之，致燕长期内乱，燕国大衰。
其四，燕将秦开平定辽东，年代不可考。
其五，燕昭王任用乐毅变法，大举攻齐，下七十余城，历时六年，几灭齐国。
其六，燕惠王废黜乐毅，齐国大举反攻复国，燕国衰弱。
其七，燕武成王七年，遭齐国田单攻燕，燕失中阳之地。
其八，燕王喜之时，屡次对赵发动战事均遭大败，失地失军不可计数。
其九，燕秦结盟，太子丹在秦为人质。
其十，太子丹主谋，发动荆轲刺秦。
其十一，秦军攻燕，燕代联军抗秦大败，燕王喜逃亡辽东。
其十二，燕王喜杀太子丹献于秦国。
其十三，燕王喜三十三年，秦攻辽东，俘获燕王喜，燕国灭亡。
从历史大足迹可以看出，整个西周时代，燕国平定散淡，没有大作为。
春秋之世，则曾经有过两次方向不同的变化迹象。第一次，燕庄公时期偏离召公德政，被奉行“尊王攘夷”的齐桓公遏制。应该说，这次变化是趋于进取的，是力图靠拢潮流的；第二次，燕釐公进攻新生的齐国。这是燕国面对新生地主族群取代老贵族诸侯的潮流内心所产生的不满与躁动，是逆潮流的一次异动。
战国之世，兴亡选择骤然尖锐化，燕国面对古老的政治传统，与“不变则亡”的尖锐现实夹击，表现出一种极其独特的国家秉性。其总体状态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在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中，在邦交之道的国家较量中，依然奉行着古老的王道传统，企图以王道大德来平息激烈的利害冲突。处置重大的社会矛盾时，暴露出显然的迂腐，形成了一种浓烈的迂政之风。另一方面，在变革内部体制、增强国家实力的现实需求面前，迫不得已地实行有限变法，稍见功效，便浅尝辄止。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造成了极为混乱的自相摧残。王道迂政，带来严重的兵变内乱，变法所积累的国家实力，轻而易举地被冲击得荡然无存。变法势力因不能与迂政传统融合，随即纷纷离开燕国，短暂的变法迅速地消于无形，一切又都回到了老路上去。于是，国家屡屡陷入震颤瘫痪，国家灾难接踵而来。司马迁的说法是：“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
战国时期，最能表现燕国王道迂政的，有四大基本事件：
其一，反复无常的邦交之道。
其二，搅乱天下的禅让事件。
其三，强兵复仇而一朝瓦解的破齐事件。
其四，长期挑衅强邻的对赵消耗战。
先说邦交之迂。
秦国变法后，骤然崛起为最强大国家，使战国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此之时，山东名士苏秦倡导“六国合纵抗秦”的邦交战略。从历史主义的高度看，这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由精英之士推动实现的外交大战略。苏秦推行合纵，首先瞄准的最佳发动国，是中原三晋中的赵国。原因只有一个，秦国东出，三晋首当其冲，而赵国在三晋之中最硬朗。但是，种种原因，赵国却拒绝了苏秦。
需要关注的是，苏秦在首说赵国失败之后，选择了燕国。为什么？苏秦为何放弃了继续以直接与秦国对抗的魏国、韩国为说服对象，而选择了距离秦国最远的燕国做突破口？从《战国策》所记载的苏秦说燕王的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在秦国成为超强大国而对山东构成巨大威胁的大形势下，燕国在山东六国中具有最明显的邦交战略失误，这个失误，恰恰是对秦国威胁的完全不自觉。
苏秦点出的事实，具有浓烈的嘲讽意味：“……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之忧，无过燕国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秦赵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难也……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失）计无过于此者。”
苏秦所讽刺的这种“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邦交政策，正是典型的燕国式的政治迂阔症。这种迂政邦交，最大的症状，是没有清醒的利益判断，时时事事被一种大而无当的王道理念所左右，邦交经常摇摆不定。历史的事实是，虽然燕文侯这次被点醒，但其后不久，燕国立即退出了合纵，而与秦国连横，重新回到“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的迂阔老路上去了。
再后来的燕国邦交，更是以反复无常而为天下公认，获得了“燕虽弱小，而善附大国”的口碑。也就是说，燕国邦交的常态，是选择依附大国而不断摇摆。春秋时期，这种摇摆主要表现在“附齐”还是“附晋”上。战国时期，燕国的摇摆，则主要表现于对遥远的大国（楚国、秦国）时敌时友，而对两个历史渊源深厚的大邻国（齐国、赵国）则刻意为敌。
乍看之下，这种邦交貌似后来秦国奉行的极其有效的“远交近攻”战略，似乎是英明的强国邦交战略。但是，可惜燕国不是强国，更不是要自觉统一天下的强国。燕国的远模糊而近为敌，更实际的原因在于迂阔的王道精神，在于老牌王族诸侯的贵胄情结——齐国、赵国是新地主国家，与我姬姓天子后裔不能同日而语！这种对实际利害缺乏权衡，而对强大邻国的“身世”念兹在兹的国家嫉妒心理，导致了燕国邦交的长期迂腐，也导致了几次行将灭亡的灾难。
再说禅让之迂。
燕国任用苏秦首倡合纵之后，地位一度得到较大提高。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燕国发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从而导致了一次最严重的亡国危机。这个事件，便是燕王哙的“禅让”事件。燕易王之后，继位者是燕王哙。在中国历史上，大凡没有谥号而直呼其名的国君，不是亡国之君，便是丧乱之君，已经丧失了追谥的宗庙条件。
这个姬哙，与后来亡燕的姬喜，是燕国历史上两个没有谥号的君王。姬哙之所以历史有名，便是因为在位期间做了这一件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大事——仿效圣王古制，“禅让”国君之位。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16年，其造成的严重内乱持续了五年之久，是燕国“几亡者数矣”中最具荒诞性的一次亡国危机。事件的经过，都在《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中详细叙述了。我们这里所要关注的，是燕王哙的迂阔，与整个荒诞事件是如何生成的。《史记》《战国策》与《韩非子》都记载了这次事件的四个关键人物的关键言论，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第一个关键人物，当然是姬哙。从他与其他臣子的应对中完全可以看出，姬哙最关注的是两件事：一是如何使自己成为圣王，二是如何使燕国像齐国一样“王天下”。应该说，姬哙的动机无可厚非。但是，在变法强国成为潮流的时代，姬哙没有想如何搜求人才，如何变法强国，却一味在圣王之道上打圈子，不能不说，这是燕国的迂政传统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个关键人物是子之。《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子之的一次权术行为——“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门外），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不诚信。”后来的赵高，指鹿为马以测试同党，完全仿效了子之的权术。这件事可以看出，子之并非是商鞅、乐毅那般具有治国信念的坦荡变法人士，而是具有政治野心的权术人物。后来，子之当政，国家大乱，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个关键人物是苏代。苏代是苏秦的弟弟，入燕后与子之结盟，成为促成子之当政的关键人物之一。苏代促成姬哙决策重用子之的言论，《史记》的记载是：苏代出使齐国归来，姬哙问齐王其人如何？苏代回答说：“必不能成就霸业。”姬哙问为什么？苏代回答说：“齐王不信其臣。”苏代的目的很明显，“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
显然，这是一笔很不干净的政治交易，苏代骗术昭然。《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相对详细，苏代骗说中，着意以齐桓公放权管仲治国而成就霸业为例，诱姬哙尊崇子之；姬哙果然大为感慨：“今吾任子之，天下未知闻也！”于是，“明日张朝而听子之”。可见，苏代促成姬哙让权的方式，具有极大的行骗性。说苏代在这件事上做了一回政治骗子，也不为过。姬哙的对应，则完全是一个政治冤大头在听任一场政治骗术的摆弄，其老迈迂阔，令人忍俊不能。
第四个关键人物是鹿毛寿。此人是推动姬哙最终禅让的最主要谋士，其忽悠术迂阔辽远，绕得姬哙不知东南西北。鹿毛寿对姬哙的两次大忽悠，《战国策》与《史记》记载大体相同。第一次提起禅让，鹿毛寿的忽悠之法，可谓对症下药。鹿毛寿先说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尧让许由，许由不受；于是，“尧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尧名实双收，既保住了权力，又得到了大名。无疑，这对追慕圣王的姬哙，是极大的诱惑。之后，鹿毛寿再摆出了一个诱人的现实谋划，“今王以国相让子之，子之必不敢受；如是，王与尧同行也！”姬哙素有圣王之梦，又能名实双收，立即认同，将举国政务悉数交给了子之。
显然，这次交权还不是子之为王。于是，过了几多时日，鹿毛寿又对姬哙开始第二次大忽悠。鹿毛寿说，当初大禹禅让于伯益，却仍然让太子启做了大臣。名义禅让，实际上是让太子启自己夺位。今燕王口头说将燕国交给了子之，而官吏却都是太子的人，实际是名让子之，而太子实际用事（掌权）。显然，这次是鹿毛寿奉子之之命，向姬哙摊牌了，忽悠的嘴脸有些狰狞。大约姬哙已经有了圣王癖，或者已经无可奈何，于是立即作为，将三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印（任免权）全数交给了子之。
之后，姬哙正式禅让，“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反）为臣”。
在治国理念与种种政治理论都已经达到辉煌高峰的战国之世，一个大国竟然出现了如此荒诞的复古禅让事件，其“理论”竟然是如此的迂阔浅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禅让”活剧，之所以发生在燕国，而没有发生在别的任何国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国王道传统之下形成的迂政之风。燕国君臣从上到下，每每不切实际，对扎扎实实的实力较量感到恐惧，总是幻想以某种貌似庄严肃穆的圣王德行，来平息严酷的利益冲突，而对真正的变法却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这种虚幻混乱的迂政环境，必然是野心家与政治骗子大行其道的最佳国度。
再说燕国破齐之迂。
燕国最辉煌的功业，是乐毅变法之后的破齐大战。
对于燕昭王与乐毅在燕国推行的变法，史无详载。从历史的实际进展看，这次变法与秦国的商鞅变法远远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方面只是休养生息、整顿吏治、训练新军几项。因为，这次变法并没有触及燕国的王道传统，更不能说根除。变法28年之后，燕国发动了对齐国的大战。乐毅世称名将，终生只有这一次大战，即六年破齐之战。燕国八百余年，也只有破齐之战大显威风，几乎将整个齐国几百年积累的财富全部掠夺一空。否则，燕国后期的对赵之战便没有了财力根基。
但是，破齐之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为什么强大的燕军能秋风扫落叶一般攻下七十余城，却在五年时间里攻不下最后的两座小城而功败垂成？世间果然有天意吗？
历史展现的实际是：在最初的两次大会战击溃齐军主力后，乐毅便遣散了五国联军，由燕军独立攻占齐国；一年之内，燕军下齐七十余城，齐湣王被齐国难民杀死，齐国只留下了东海之滨的即墨、东南地带的莒城两座小城池。这两座城池，乐毅大军五年没有攻克，最终导致第六年大逆转。我们的问题是：五年之中，燕军分明能拿下两城，乐毅为什么要以围困之法等待齐国的最后堡垒自行瓦解？后世史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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