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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华书局编辑部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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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语录试读：

出版说明

要亲近中国传统文化，理清中国历史脉络，孔子，是最先需要了解的人物；提及中华文化名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孔子，堪称首屈一指。今天，无论是向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梦想，还是向外扩大中华优秀文化的影响力，我们都需要不断从孔子思想中发掘宝藏、汲取精华。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

那么，应该如何学习孔子思想？从大的方向说，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从操作层面说，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作为儒家的核心经典，集中了孔子在治政、修身、处世、学习等各方面的思想言论，相比其他历史文献，更为可靠而精准。因此，萃选《论语》中的孔子言论，分类集结，精注详析，可以帮助今人领悟孔子思想，进而提升自我素养。有鉴于此，中华书局编辑部策划组织编写了《孔子语录》一书。

本书所选孔子名言，全部来自《论语》，且都出自孔子本人。根据孔子的思想及《论语》本身的特点，选句分为六类：

道德

著名书法家苏士澍先生为本书创作了二十余幅精美的书法作品，均录自本书所选名句，点缀在书中相应文字位置。哲言之智与笔意之美相映，希望能给读者带来更佳的阅读体验。

编写本书，需能在历史与现实中从容游弋，又能将所思所得生动地诉诸文字，几位编写者的成果，已超出我们的预期，在此一一致谢：张晓政、王林晚、乔天一、雷宇洁。中华书局编辑部2015年5月道德《孔子圣迹图·在川观水》孔子观赏东流之水。弟子子贡向孔子请教道：“君子看见大水一定要观赏，这是为什么？”孔子回答：“你看它浩浩荡荡、川流不息，就像道一样；再看它遍布天下，给予万物，并无偏私，有如君子的道德。所以君子看见大水一定要观赏。”

仁

爱人。

爱人。【解读】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做出了仅有两字的简短回答：爱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通读《论语》，孔子在不同的语境下，针对不同的弟子，对“仁”做出了多种解释：“仁”，既是一种令人敬服的人格魅力，能够以诚信恭敬的心态，达到理想的人生高度；也是一种修身方法，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更是孔子寄予政治理想，希冀借以匡时济世的道德良方。后世学者论“仁”，无论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告子上》），还是“仁者必敬人”（《荀子·臣道》），都是在孔子思想基础上的阐发。“爱人”，则是“仁”的核心与根本。《论语·乡党》记载：孔子退朝，听说马厩失火，立刻问道：“有没有伤到人？”而没有去问马和其他财物的损失情况。这是“爱人”的行为表现，充分说明“仁”的践行对象，不是神灵，也不是其他生物或物件，而一定是“万物的灵长”——人。人，不论地位高低贵贱，都应享有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都可感受来自同类的共情关怀。

巧言令色，鲜矣仁。

花言巧语、装作和善的人，很少有真正的仁德。【解读】孔子把仁看作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需要付出毕生努力去实现。追求“仁”，两种态度必须贯穿始终：一是真诚，二是信义。孔子批评的这种表里不一者，往往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邀宠于人，行为看似善良，却不出于本真；承诺说得漂亮，根本无法兑现。这样的人一多，风气焉有不败之理？所以孔子回答弟子司马牛关于“仁者”标准的问题时说：“仁者说话是慎重的，因为事情做起来是很困难的，说起来能不慎重吗？”孔子这句话，一方面教导我们做人要真诚，另一方面提醒我们警惕“无事献殷勤”的人。但世事并非绝对，也没有必要因此就时刻板着面孔。朱自清先生曾说：“有些事必得会说话的人去干，譬如宣传员；有些事必得少说话的人去干，譬如机要秘书。至于我们这些平人，在访问，见客，聚会的时候，若只是死心眼儿，一个劲儿少说话，虽合于圣贤之道，却未见得就顺非圣贤人的眼。”（《论说话的多少》）出于与人为善的目的，风趣的言语、可亲的表情，无疑是人际交往中的良好润滑剂。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做人，却没有仁爱之心，礼又有什么用呢？做人，却没有仁爱之心，乐又有什么用呢？【解读】这句话出现了孔子思想的三个关键字：仁、礼、乐。说到礼乐，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便是孔子一生尊崇的偶像：西周初年杰出政治家、周武王的弟弟周公。相传武王灭商后，周公制定了一整套典章制度，它是一系列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总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公所制定的“礼”“乐”，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舞乐。舞乐的规模，必须同举行者的社会地位相一致。“礼”强调区分，“乐”强调和谐，所谓“乐至则无怨，礼至则无争”。但是，仅仅在行动上严格遵守先贤制定的“礼”“乐”规则，而不在道德层面修养仁德，并不能实现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仁”与“礼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相互补充，一为里，一为表；一强调内在修为，一强调外在约束。无仁，则礼乐无所依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没有扎实的“内功”，则无论举止再怎么漂亮夺目，都只是不堪一击的“花架子”而已。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人如果能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最好的。如果挑选的地方没有仁德，怎么算得上聪明呢？【解读】孔子不仅是高出尘世的，也是深通世故的。“里仁为美”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理解：其一，与仁德之人住在一起，无形之中也会受到感染，使自己变得文明起来，即所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其二，仁德的人是君子，是讲道理、善宽容的，与他们相处，会减少纠纷，和谐相待。可见，这句话既是说人要选择正确的居处环境，还强调了人要有好仁好德之心。《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讲的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的母亲为了使孩子拥有一个良好的居处环境以便学习礼义德行，曾两迁三地，煞费苦心。孟子后来能成为儒家的“亚圣”与其儿时的居处环境有很大关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论是选择邻居还是与人交往，首先注重的应该是对方的德行，仅仅以身份、地位、金钱来衡量一个人，怎么能算是明智呢？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没有仁德的人，不可能长期过贫困的生活，也不可能长期过安乐的生活。有仁德的人安心于仁，聪明的人知道仁会对自己有利而实行仁。【解读】孔子深察人心与人性，了解不同个性和涵养的人的不同生活态度和生存哲学。前两句，说的是内心没有仁德的人，这种人不能长守穷困，原因在于他一旦穷困，便无恶不作，孟子形容这种人是“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但他为什么又不能长处安乐呢？因为这种人“饱暖思淫欲”，安乐之时，便消磨了他奋斗的意志和进取心，逐渐变得堕落。在否定前者的同时，孔子肯定了仁者和智者。孔子常将仁者和智者并提，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前者主静，后者主动；前者像山，后者像水。在一静一动之中，“仁”的重要意义便体现出来。可见，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没有仁德，思想没有智慧，无论身处贫贱还是安乐，都不可能真正达到生活的平和宁静。相反，有仁德的人安于仁、安于贫困，就如一滴水安于大海，又如鸟之安于森林，鱼之安于江湖。而有智慧的人则深知仁德会给自己带来好处，所以乐于实行。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只有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厌恶什么人。【解读】“能好人，能恶人”，只有仁者能做到。仁者不是爱所有的人，而是爱当爱之人；仁者不是恨所有的人，而是恨当恨之人。原因无他，就是仁者有一颗“公正之心”。不仁者则不然，他的爱憎往往带有私利，被不仁者爱的，未必是真的值得爱；被不仁者恨的，更未必是真的可恨——恰恰相反，很有可能是一个正直的人。《朱子语类》对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仁者心中都是正理，见到善者就喜好，见到不善者就憎恶。是喜好还是憎恶，都是因为人有善有恶，而仁者之心“廓然大公，绝无私系”，所以对善恶分辨得十分分明。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也说：“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可见，对一个人的评判，应该怀有一颗公正之心。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如果立志于实行仁德，就不会做坏事了。【解读】立志于仁德，就是要舍弃不仁不义；舍弃不仁不义的人，怎么会在日常生活中为非作歹呢？孟子说：“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提出“仁政”，于此可见一斑。作为君主，就是要以仁心行仁政。需要指出的是，在孔子眼中，“恶”与“过”是两个概念，做错事不等于做坏事。“志于仁”的人，不会做坏事，但未必没做过错事。南宋朱熹认为“过”和“恶”的区别是：“过非心所欲为，恶是心所欲为。”仁者心地善良，当然不会做恶事，却会因疏忽而做错事。做错事并不可怕，因为孔子还说过“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君子如果失去了仁，怎么成就自己的声名呢？君子连一顿饭的工夫也不会违反仁，即使在紧迫的时候也不会忘掉仁，就是在流离失所的时候也一定会按仁办事。【解读】《荀子·大略》中说：“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且，临患难而不忘席之言。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无日不在是。”意思是：君子虽然被贫穷所困厄，但不会失去他的德行与信仰；虽然劳苦困倦，但不会因此而做事敷衍；即使灾难临头，也不会忘记平时所说的话。不到寒冬，就显不出松柏的耐寒；不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就显不出君子的节操，君子没有一天不坚持他所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在儒家看来，这正确的价值观，就是“仁”。唯有在逆境中，才能真正检验出一个人的本性。以仁义为人格期许的君子，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随外物的变化而改变内心的坚守。当然，要想成为君子，需要自我砥砺修炼。向高处立志，向低处力行，一日三省，自当有成。

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我没有见过喜欢仁的人，也没有见过厌恶不仁的人。喜欢仁的人，觉得世上没有能超过仁的；厌恶不仁的人，行使仁德时，不让不仁的人影响自己。【解读】《礼记·表记》中，孔子有相似的言论：“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喜好仁的人，也不是因为畏惧才厌恶不仁的人，这样的人天下少有。与其说孔子是对“好仁、恶不仁”的追求在污浊的现实世界太过稀少而感到失望，不如说，这是孔子对世人实践这一道德标准怀有的期冀。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做到，或许正因如此，孔子的态度才显得有些审慎而苛刻。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认为左右逢源、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其实极大地败坏了道德风气。“好仁、恶不仁”，正是要求人爱憎分明，知仁之善，就要终身遵循，身体力行地实践；知不仁之恶，就要回避远离，更要敢于与之斗争。在现实中，若人人都只想做老好人和稀泥，不敢对恶的现象进行抵抗，最终只会让恶的势力愈加庞大，以致欺压良善。归根到底，好仁，恶不仁，都须“用其力”地勇敢践行，而不是为自己找“力不足”的借口。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有仁德的人先付出艰苦的努力，然后有所收获，这样可以算得上有仁德。【解读】《论语·颜渊》记载：弟子樊迟曾问孔子：“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品德？”孔子道：“问得好！首先付出劳动，然后才去收获，不就提高品德了吗？”仁与德，在儒家看来本为一体，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先付出，才能有收获。宋代学者程颐解释说：“先难，克己也。以所难为先，而不计所获，仁也。”意思是：一个人做得到先付出艰苦努力，就能够克制自己。先经历磨练，而不计较所得，这就是仁德。“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肩负天下道义，想成就伟业，却不辛勤付出，这怎么可能呢？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亲自持筐操铲，尝尽苦难最终才完成治水的大业；而孔子本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甚至困于陈、蔡之间，断粮数日，不可谓不艰苦。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但问耕耘，莫问收获，离仁者之境界就不远了。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聪明的人喜欢水，有仁德的人喜爱山。聪明的人好动，有仁德的人好静。聪明的人快乐，有仁德的人长寿。【解读】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意思是，智慧之人明白事理而通达不滞，像水一样灵活；仁德之人遵循道义而坚持原则，像山一样稳固，正因为各自有其共性，所以各自有其所爱。孔子将智慧与仁德相提并论，并不是将二者作为对立的概念。智慧而有仁德，行为才能合乎道义而不奸邪；仁德而有智慧，为人才能精明强干而不迂阔。仁与智的统一，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境界。孔子将仁、智统合于礼，孟子则延伸为“仁、义、礼、智”，汉代儒家学者董仲舒更扩充为“仁、义、礼、智、信”，这一概念被后世称为“五常”，即为人处世应当遵守的五种基本标准。对于今天来说，“五常”也不过时，做到仁智兼备，自然能升华自我，进而兼济天下。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仁人是这样的，要想自己站得住，就要帮助别人站得住；要想自己做得到，也要帮助别人做得到。凡事都能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行仁的方法了。【解读】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位列“孔门十哲”，以言语著称。一次他请教孔子：“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施舍他人而周济民众，可以算得上仁吗？”孔子感叹说：“这岂止是仁，这已经是圣人的境界了。”继而解释，仁的基础，就是推己及人。《中庸》也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儒家讲求的“诚”，不仅是要成就自己，更是要成就万事万物。因此，历代儒家学者无不以天下道义为己任，孟子说：“予，天民之先觉者，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慨然接续圣贤的事业，要以自我的觉醒，来觉醒天地众生，令人千载之下，依旧心向往之。推己及人便是舍弃私心的修行途径。若始终局限于自己的利益中，必然做不到为他人考虑；超越出自我的微小范畴，便能看到更广阔与更长远的时空，自然会懂得仁的真理。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执导的影片《一代宗师》中将人生自我完善的几个阶段表述为“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正是儒家精髓融入中华文明每个角落的表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几乎已成为“仁”的标准阐释之一。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难道仁距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想达到仁，仁就会到来。【解读】追寻仁义，是人的内心探求，并不受外界影响。因此孟子说“善养吾浩然之气”，朱熹说“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王阳明说“不可以心外求仁”，佛家禅宗六祖慧能亦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仁义之道，其实根本在于人的自我选择，真正发自内心崇尚并践行仁道的人，自然“道不远人”。世人行事，难免会因外力的原因给自己找种种借口，实则只是自欺欺人，掩饰自己并未尽到所有的坚持而已。辩证唯物主义说，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想要达到，想要拥有，便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尽志而无悔。对于普通的追求，尚且如此，何况对于塑造人、完善人、应当毕生崇奉的仁义之道呢？理想会引导人自然靠近，人也随之不断成长。向好或向坏，其实都只在人的一念之间。

克己复礼为仁。

克制自己，复归周礼，就是仁。【解读】弟子颜回（字子渊）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做了如此回答。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国诸侯野心勃勃，至周天子于不顾，都想夺取霸主的地位，从而导致了社会秩序和行为准则的混乱和破坏。孔子对此既有担忧更有不满，他十分向往西周时代的礼制，因此提出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恢复已经崩坏的周礼，这才能够称为“仁”。“克己复礼”，有人认为是孔子复古思想的体现。其实，孔子强调周礼的目的是要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使自身的修养归于仁德，从而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在儒家看来，礼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所谓“不学礼，无以立”，“立天下之正位”（《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是在教导颜回克己，就是立己。仔细想来，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在不断地克制、约束和反省中，树立自己的威信，成就自己的价值。

刚、毅、木、讷，近仁。

刚强、果断、质朴、言语谨慎，是接近仁的。【解读】对于仁者的品德，孔子此处用了刚、毅、木、讷四个字来概括。“刚”，即刚强，与“欲”相对，刚是不为欲望所动，无欲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毅”，即坚毅，不肯在威胁下低头，即“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木”本指面无表情，“讷”本指言语迟钝，这里是表示一个人的淳朴与谨慎。孔子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木”是针对“令色”提出的，“讷”则是针对“巧言”提出的。一个德行高尚或有所成就的人，在生活中一般都是清心寡欲、心思稳定、谈吐举止有礼有节的，遇事时则会显示出强大的内心和果断干练的作风。那些靠巧言善辩立足于世的人，不仅德行不高，更难成大事。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仁德的人一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解读】关于“仁”和“勇”，孔子还有一个重要论断：“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仁”与“勇”，都是成就君子人格的必备达德，而“仁”显然更重要。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仁者心无私累，见义勇为；勇者或血气之强而已。”仁者心底无私，所以能够路见不平，勇敢相助；有些人看上去勇猛，其实只是逞一时血气而已。仅有蛮力，不一定是真勇者；手无缚鸡之力，而危难当头挺身而出者，反称大勇——楚汉之争时，刘邦手下大将彭越镇守外黄城，与项羽激战。项羽全力攻下外黄城，彭越弃城而逃。项羽进城后，对城中百姓曾帮助彭越守城一事非常恼火，传令杀尽外黄城内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这时，城中一位十三岁的孩子站出来，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成功说服项羽收回命令，挽救了百姓。力能扛鼎的项羽与稚气未脱的外黄小儿，武力高低对比不言而喻，但后者才真正值得敬佩。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志士仁人，不会为求生而损害仁德，只会勇于牺牲自己来保全仁德。【解读】这句话后来简化为四字成语“杀身成仁”。孔子看重生命，热爱生活，珍惜时间，在亲友去世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与世人相同的哀恸，如爱徒颜回的早亡，让他悲呼：“天丧予！天丧予！”生命诚然宝贵，死亡诚然可怖，但是，当面临生死与仁义、名节之间的重大抉择时，孔子的回答是“杀身以成仁”。后世儒家学者对此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孟子著名的“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论，意在说明：“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以实现“仁”之大道为己任，赋予了个体生命神圣的历史责任，有意义地死去，便成为弘道的一部分。这句话曾经鼓励了许多有志之士为了事业、民族和国家，在最艰难的境遇下保持独立人格，百折不挠，宁死不屈。文天祥就义后，人们在他的衣带里发现一首遗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用生命实践了平生所学；这种坚贞，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仁，不让于师。

面临仁德时，可以不必对老师讲谦让。【解读】如果仔细品读《论语》中孔子与弟子互动的话语，我们会发现：“老夫子”式的教条气陈腐腔，在孔子那里是几乎没有的：他非常了解弟子的个性，因势利导；不论学生出身如何，他一律平等相待；他常同弟子谈心，要求他们各抒己见，每当弟子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他总是发自内心地赞许……在这种教学环境下，孔子自然不会刻板地要求弟子压抑自身以彰显师道尊严，而是鼓励弟子在实践“仁”的大道上，不妨与老师并驾齐驱，甚至快行一步。唐代文学家韩愈《师说》把这种师生平等、共同求道的精神详释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可谓切中肯綮。无独有偶，“师”与“道”孰重问题，同样摆在了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面前。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是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身为柏拉图的高足，亚里士多德对老师的“模仿论”“灵感说”等美学思想既有继承又有批判，而批判部分尤有价值。亚里士多德有一句传世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面对信仰与真理，东西方哲人做出的选择具有共通的智慧。

礼

贫而乐，富而好礼。

贫穷却乐于道德的自我完善，富有而又崇尚礼节。【解读】子贡问：“贫穷而不谄媚阿谀，富贵而不骄傲自大，这种境界怎么样？”孔子回答：“这样不错了。但还赶不上‘贫穷而知足常乐，富贵而崇尚礼节’的境界啊。”朱熹对此解释，常人陷于贫与富的现实纠结中，往往连基本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子贡所说的不谄媚不骄傲，已经算是能够保持自我了，但孔子所说的知足常乐与崇尚礼节，则符合于大道，是更高的境界。无谄，无骄，只是对不良人生的否定与拒绝；乐道，好礼，则是对道德人生的追求与实践。一是消极的拒恶，一是积极的行善，两相比较，高下立判。作为普通人，坚守住基本的道德要求已经难能可贵；但作为君子，就必须向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努力。然而，孔子也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即在逆境中完善自我要比在顺境中更难以做到。无论贫富穷通，不断修炼提升，都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生命升华之路。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如果这种僭礼的事情可以容忍的话，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容忍的呢？【解读】佾，指舞蹈的队伍行列，一佾八人，八佾即六十四人。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鲁国正卿，只能用四佾，却用八佾，大大僭越了礼制。孔子对此非常愤慨，因为在儒家看来，礼仪等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制度，若制度得不到执行，人们的思想行动便会无所适从，社会也将混乱不堪。近代学者李炳南认为，儒家讲求为人必须合乎伦理、各尽本分，才能进一步向圣贤的境界看齐，否则对人对己都是有害的，而季氏僭礼的行为，正是不安于本分，这就会成为祸乱的根源，因此孔子才对此痛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人不注意细节，看似小事，但由小积大，最终就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不可收拾。对于错误，必须在其萌芽状态及时指出更正，不能任由其发展，想来这便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言外之意。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就一般礼节仪式来说，与其过分奢侈，不如朴素节俭；就办丧事而言，与其在仪式上大操大办，不如内心真正悲哀。【解读】《礼记·檀弓上》说：“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意思是，与其哀伤不足而礼节有余，不如礼节不足而哀伤有余，与孔子之言意思相近。儒家重“礼”，而对于礼的根本，朱熹的解释是“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万事万物必然是先有原初的朴素状态，才会慢慢发展起来，因此，朴素可以说更接近于礼的本原。准确地说，孔子讲求“过犹不及”，无论过分的奢侈还是过分的俭朴，其实都不是理想状态。重视教化的儒家必然要考虑礼仪在现实生活中的功用。好大喜功、骄奢淫逸的行为，在社会道德建构上造成的危害，毫无疑问比简朴寒酸的行为要大得多。而礼若是发自内心，真诚自然，更不会徒然去追求外在的奢华与场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任党和国家领导多次强调“保持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本色”，可以说，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

吾不与祭，如不祭。

我如果不能亲自参加祭祀，而让人代祭，那跟不祭是一样的。【解读】祭祀在中国古代是一项重大的活动，《左传·成公十三年》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尚且重视祭祀，更何况每个家庭和个人呢。孔子在祭祀祖先时，就好像真有祖先在受祭；在祭神时，就好像真有神在受祭。在孔子看来，祭祀的仪式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诚敬的态度，脱离了这个态度，做一切事都是应付而已，毫无意义可言。《朱子语类》中有个说法，十分精妙，大意是：祭祀祖先尽其诚敬，祖宗之气便在这里。祖宗一系，都是从一个根苗而来，譬如树已枯朽，但是旁生新根，就是接续祖先的正气。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其实，做好一切事，关键在于用心与否。敬重、虔诚是做事的态度，是生活的态度，也是人生的态度。古往今来有所成就者，品行中都有诚敬在。

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你爱惜那头羊，我却爱惜那个礼。【解读】按照周礼，诸侯在每月初一（朔日）要去告祭祖庙，称为“告朔”。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鲁国国君已经不亲自去祖庙举行“告朔”之礼了，但仍然保持用一只活羊来做祭品（作为牺牲的活物称为饩）的仪式。子贡想，国君不亲自去祭祀，祭祀已然成为一种形式，何必每月还用一只羊呢？既麻烦，又浪费。对此，孔子做了这样的回答，体现出他对礼的重视。孔子认为，即便是形式，也是古礼的遗留。朱熹的解释是：羊存，则礼的形式还在，有希望在可能的时候予以恢复；如果连羊都没了，这个礼就彻底消失了，日后连恢复的机会都没有了。“常人惜费，圣人惜礼”，正体现于此。我们常说内容大于形式，但形式也是十分重要的。有时，保留一个形式，对人也还是一种约束，一种提醒，也还有一种象征意义，提示我们一种文化、政治和道德上的价值。这种价值我们不能忘记，更不能否定。关键时刻，这种价值还会给我们道义上的支撑和批判的依据。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只注重态度的恭敬庄重却不知礼，就会徒劳；只知谨慎小心却不知礼，便会胆怯；只靠勇猛却不知礼，就会犯上作乱；只是心直口快却不知礼，便会尖刻刺人。【解读】孔子曾说“不学礼，无以立”，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对“无以立”的详细阐述。礼是行为规范，有约束、节制的作用。孔子认为，没有礼的规范，再好的美德也会变味儿。恭敬是美德，但一味地恭敬反而徒劳，因为别人会认为你是在谄媚；谨慎是美德，但一味谨慎小心，就是胆小怕事、畏缩不前；勇敢是美德，但一味好勇斗狠，就会引发混乱；直率是美德，但一味心直口快，就会流于偏激和刻薄。因此，守“礼”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前提。这句话中的“礼”在现代语境下可以理解为分寸。做人做事能不能把握分寸，其结果有着天壤之别。所谓分寸，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不过分也不能有所欠缺。对于一个人来说，把握好人生的分寸，也就能够把握好自己的命运了。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不合于礼的东西不看，不合于礼的言论不听，不合于礼的话不说，不合于礼的事不做。【解读】在回答爱徒颜渊何为“仁”时，孔子用了“克己复礼”四字：自己做主，实践礼的要求。这里的“克”，不仅是克制自己的欲念，而且是发挥主动性，自觉自愿行仁，做该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别人，也不依靠外力，这才能达到修身的目的。而本句提到的，则是“克己复礼”的具体做法。做到“四勿”，便可以慢慢扶植内心的力量，外化于行，走上人生正路。现在，这四个词的使用范围已被加宽许多，人们有时会用略带调侃的语气说出它们，但更多时候，“四勿”仍然提醒我们：与人相处时，要注意时刻自我约束，遵守社会道德，避免给他人带来身心伤害，类似不围观残障人士、不背后搬弄是非、不妄议他人生活、不随意散布流言等等，虽都是生活细节，却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加分项”。

不学礼，无以立。

不学习礼，就不知道如何立身。【解读】陈亢（字子禽）对孔子的学说总是持怀疑态度。他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你从你父亲那里听到过与众不同的讲授吗？”孔鲤回答“没有”，然后就讲了著名的“过庭训”故事。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孔鲤恭敬地快步走过。孔子将其叫住，问道：“学习《诗经》了吗？”孔鲤答：“没有。”孔子说：“不学《诗经》，你就不懂得怎样说话。”于是孔鲤学习了《诗经》。又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孔鲤恭敬地快步走过，孔子将其叫住，问道：“学习礼了吗？”孔鲤答：“没有。”孔子说：“不学礼，你就不知道如何立身。”于是孔鲤学习了礼。陈亢退下后很高兴地说：“问一件事得知三件事：得知《诗经》很重要，得知礼仪很重要，还得知君子严格教育自己的儿子。”儒家讲“礼、义、廉、耻”，“礼”排在第一位；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记·曲礼》中说：“行为有修持，说话合符道理，这就是礼的本质。”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可见礼强调的不仅仅是等级身份，更重要的是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体现在待人接物上的规则和规范。懂得礼、遵守礼是成就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石，也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关键。

孝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父亲在世时，要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就要考察他的行为；如果他能长时间地遵照父亲生前的道德规范而没有改变的话，就可以称为孝顺了。【解读】《说文解字》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从字形上看，象征着老人扶子，更象征上一代与下一代的融合与传承。孔子的这句话与“孝”字的本义非常吻合：对长辈的教导铭记于心，不论长辈是否已经离世，都不改变自己的本心，使长辈的风范继续在世间发扬光大，这就称得上“孝”了。孔子如此强调，是因为现实中，长辈在世时装作乖顺，长辈过世后立刻本性毕露为所欲为者，实在太多了！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长辈之“道”是正道而非邪道，否则，越是一心持守，越会偏离正轨，比如北齐皇帝高湛、高纬，就是一对昏君父子，高纬不改父道的结果是身死国灭。而将长辈的正道乃至夙愿一直坚守，至死不渝的，则首推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他继承父亲司马谈著史遗志，将来自家庭的“父之道”与源自职业的历史使命感融为一体，忍辱完成巨著《史记》，成为千秋史家楷模，其中人性光辉与道德力量，甚至超出了“孝”的范畴。

无违。

不要违背礼制。【解读】孔子所处时代，鲁国国政由孟、叔、季三家把持。孟懿子是孟孙氏（“孟孙”是孟家的氏名）第九代宗主，名何忌，世称仲孙何忌。当时，孟懿子正奉父命向孔子学礼，问到有关孝之礼时，孔子提醒他无论在父母生前死后，都应该遵守礼制，否则就是不孝。孔子答孟懿子时语言极简，却对弟子樊迟主动提起并详细解释：不违礼之孝，具体做法是父母在世时，按照礼制的要求侍奉他们；去世以后，按照礼仪的要求安葬和祭祀他们。这或许隐隐表露出孔子对这三家行事常常违礼的不满。这里的礼，自然是孔子一心尊崇的周礼了。后世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子关于孝礼的观点，如孟子认为，要尽心尽力地为亲人办理丧事；荀子也提倡像侍奉生者一样为死者送葬，不能厚生而薄死。不难看出，儒家对生前尽力奉养和死后尽心安葬都非常重视。然而，切不可因此认为大办丧事就是有孝心的表现——常有社会新闻披露：有人薄待疏远父母于前，讲究葬礼排场于后。这背后，透出的不是“孝”，而是彻头彻尾的虚荣与冷酷。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现在所谓的孝，是仅仅能供养父母就行了。然而狗、马，也都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不能孝敬父母，那赡养父母与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解读】子游位列“孔门十贤”之一，他请教孔子孝的含义，孔子做出了这样具有思辨意义的回答——仅看表象而断定两种现象属于同一性质，是靠不住的。不含敬意爱意的喂养，与饱含人伦温情的奉养，表面上都是提供对方生存所需，但相差极远。这句话还存在另一种解释：如今所谓的孝，说是能够赡养父母便够了。然而，犬马也能服侍人，那能算孝吗？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敬爱服侍父母，与犬马有什么差别呢？不论何种解释，孔子都强调的是孝行当发自真心。然而，人远比动物复杂，对待父母的方式也就千差万别：有人能给父母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同时与父母融洽相处；有人能逗得父母笑口常开，但是物质提供不了多少；有人只会把钱物扔给父母，却毫无情感交流；有人对父母不闻不问，形同陌路……“不敬”之子女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必有一点，就是两辈人之间的情感流动出现了问题。归根结底，父母养子女也好，子女待父母也罢，真心真情，至关重要。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女侍奉父母能经常和颜悦色，是件难事。遇到有事，年轻人去操劳；有好吃好喝的，让父母享受，难道这样做就可以认为是孝吗？【解读】子夏与子游都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认为二人精通“文学”。子夏问何为孝道，孔子做出了这样的回答，与上一则有相似之处：都是用鲜活的事例引出，推进反问，以启发弟子思索。不难看出，孔子对这两个弟子的悟性相当有信心。帮父母办事和让父母吃好，其实都已经算是不错的表现了；但是，能够始终以和悦的表情、谦和的态度对待父母，才是更可贵的孝行。用今天的话来说，物质上满足父母的需要，这是“孝”的初级阶段；而高级阶段的“孝”，应该表现为对父母精神上的关爱。平时，很多人都能做到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但民间有句老话：“久病床前无孝子。”父母久病卧床，子女服侍时间一长，多种原因交织下，难免会有懈怠、急躁等负面情绪出现，这时，旁人其实不必苛求，子女也无需过度自责，毕竟人不是机器，如果逼己过甚，反而会让精神和体力提前溃败；同时，人的情感本身时有波动，只要长期来看，是在“孝”的基线上，则一时一事的表现不佳，并不能扣上“不孝”的帽子。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父母在世，不去远方游历。如果要外出游历，一定要有去向。【解读】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孝的国家，一部《孝经》集中地阐述了儒家关于孝道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同时指出“孝”是诸德之本，国君可以用孝治国理政，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此处，孔子从生活实际出发，提出一个人孝顺父母，应该做到“不远游”和“游有方”。“不远游”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外出不要远，以备父母随时召唤；“游有方”是让父母知道孩子的去向，避免挂念。《礼记·曲礼上》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做孩子的要“出必告，反（返）必面”。外出游历一定要有确定的去处，回到家一定要先和家长打个招呼。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压力的加大，很多人远离父母外出打工，长时间不与家中联系，父母在家唯有担心和期盼。其实，父母不求物质和金钱的回报，只是希望子女能够平安幸福。作为子女，即使不能常回家看看，也应该时常给家中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父母的年龄，不能不时时记在心上；一方面为他们长寿而高兴，一方面又为他们的日益衰老而有所担忧。【解读】“人生七十古来稀”，子女成人自立，父母却渐渐老矣，尽孝时日无多，因此父母的年龄不可不知。知而喜，是因为父母长寿；知而惧，是因为父母年越高，在世之日越少，深怕“子欲养而亲不在”。古代有个孝子韩伯俞，他的母亲在其犯错时总是动手打他。长大后，他又犯了错，母亲教训如故，他突然放声大哭。母亲问道：“我以前打你，你从未哭过，这次为什么要哭？”伯俞回答说：“小时候，您打我，我都觉得很痛，说明您身体还硬朗。但今天您打我，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说明您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我奉养您的时间愈来愈短了。想到此我不禁悲从中来。”如今，子女的生日父母没有不知道的，但有几个子女能清楚地记得父母的生日呢？为了抚育孩子，为了让孩子茁壮成长，父母日夜操劳，渐渐衰老。为人子者，更当孝养父母为是。

修养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别人不理解我，我却不恼怒，不也是君子吗？【解读】孔子虽然说“学而优则仕”，却并不赞成知识分子以功名利禄为最高追求，而是主张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知识水平，对人对事，反求诸己，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正因为有这样的理念，孔子才强调不要因为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重用就恼怒，而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并试图通过反省自身找到“不被人知”的原因，这才是德行高尚者所为。“愠”本身就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并带有私人恩怨色彩，这是讲“仁”的儒家所不赞同的。面对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误会，我们首先应该端正心态，反思自我，并以宽大的胸怀与对方沟通，这样才是与人交往、提高素质的有效途径。“人不知而不愠”是一种道德修养，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年轻人，在家就要孝顺父母，出门在外就要敬爱兄长，为人要谨慎，说话要诚实，要广泛地友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做了之后，如果还有剩余的精力，就去学习文化。【解读】孔子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家，他对学生的教育是全方位的，尤其重视培育他们的道德修养，比如“孝”“悌”“谨”“信”“仁”等。孔子认为，年轻人首先应该注重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而学习文化知识，则是道德实践达到一定水准后才需要考虑的事情。这种先德后才的教育观被后世所继承，战国晚期的荀子就说过：“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荀子·不苟》）这是认为道德水准不高的人，无论有没有知识和能力都是不好的。现代社会的人才取向多是“唯能力论”，在评价一个人时，往往比较重视学历、能力和工作经验，却不太在意其道德水平的高低和个人修养的优劣。然而，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才能越出色，取得越高的职位，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可能就越大。孔子主张先对弟子进行道德教育，再传授文化知识，即是着眼于此。从这一点说，建立“道德档案”，重视道德教育，确实很有现实意义。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学习了，所学的知识也不会牢固。【解读】孔子的这句话讲的是修养与学习之间的关系。他把庄重、威严和学习知识的效果联系在一起，确实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想来又很有道理。一个生活态度很轻浮的人，即使想努力学习，也往往因缺乏毅力而无法专心致志。晋代学者葛洪曾说：“学之广在于不倦，不倦在于固志。”意思是，获取丰富知识的关键在于不断学习，而不断学习的关键则在于意志坚定。孔子和葛洪生活的时代相距很远，但两句话正好互为注脚。孔子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修养决定成败”。一个轻浮的人也许觉得游戏人生很有趣，甚至会因为自己比别人“活得轻松”而洋洋得意，但当需要知识和能力来渡过难关时，他会手足无措。一个有修养的人则不同，他会以稳重的心态逐步积累知识、提高能力，当遇到难题时，便因为有充分的准备而不至于慌张，从而作出从容的应对。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解读】孔子虽然在生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名声，但政治上总是不太得意，无论在父母之邦鲁国，还是在齐、楚、卫、陈等其他诸侯国，都没有获得充分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有时甚至还被威胁和驱赶。但是，孔子并没有因此而绝望，也没有抱怨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是将“不了解别人”当作大问题，这不仅表现出孔子具备“恕”的良好修养，也体现出他的处世智慧。“不患人之不己知”，其实就是“人不知而不愠”，在孔子这样的有德之士看来，别人“不了解”我，无伤道德，也不会危及自身，因此不必耿耿于怀，如果把这种事情都挂在心上而成“患”与“愠”，则是修养浅薄的表现。然而，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人的品性和做事风格，则很难与人相处，更不用说成就事业了。《孙子兵法》中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虽然讲的是战争，但内涵却与孔子的这句话有着相通之处。

思无邪。

思想纯正。【解读】这里的《诗》指的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入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包括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各诸侯国的地方民谣，雅为宴享朝会时的乐歌，颂为宗庙祭祀时的歌辞，“思无邪”就出自《诗经·鲁颂·駉》，孔子借这三字点出整部《诗经》要旨。今天的人们喜爱《诗经》，多是欣赏它的文学价值；孔子对《诗经》推重备至并整理修订，则因为《诗经》作为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培养理想君子人格、重塑社会伦理构造等宏远目标相关。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提出“兴观群怨”说，认为熟读《诗经》，可以由此及彼，引发联想；可以观察风俗，了解世情；可以团结友人，切磋学习；可以讥刺恶政，疏导怨情，进而更好地事奉父母君主，了解草木鸟兽之名，最终使整个社会形成敦厚纯正的风气。孔子关于《诗经》的一系列观点对后世文学批评理论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现在，一部文学作品能否帮助读者陶冶情操、开拓视野、完善人格，仍是判断其水准高下的重要指标。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人如果不讲信用，不知道那怎么可以。就像牛车没有輗，马车没有軏一样，车怎么可能走呢？【解读】“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即五种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孔子这句话，讲的是“信”的问题。《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诚信的重要意义，此处他更是用出行乘坐的车子作比喻，认为人没有诚信就像车子少了关键的零件一样。“其何以行之哉”一句，可谓一语双关，既是说车缺少了关键零件就无法前行，又是说人缺少了诚信同样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和发展。中华民族自古重视诚信，管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这是将诚信比作天下的纽带。西晋哲学家杨泉更是从生活角度出发，提出：“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物理论·卷一》）而儒家讲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离不开诚信作支撑。当今时代，无论是国与国还是人与人之间交往，讲诚信都是基本的道德准则。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那一定是射箭比赛吧！即使是比赛，也是互相作揖，彼此谦让，然后登上台阶，射完箭后走下台阶又互相敬酒。这种竞赛活动都不失为君子。【解读】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君子”应该掌握六种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的“射”，就是射箭。在春秋时期，很多重要仪式中都有比赛射箭的项目，称为“射礼”。这种射箭比赛既考验参与者的箭术技艺，又考验参与者的礼仪风范。仅仅箭法出众却没能表现出谦让与友善的人，是无法获得好评的。君子习射，既是应对战争的需要，也是一种对自身修养的锻炼。孔子主张君子不争，即使在必须分胜负的射箭比赛中也要保持平和谦让的君子之风，是很有深意的。过于强烈的竞争意识往往会扭曲人的心灵，使人为了获得最终的胜利和成功而不择手段，这种做法给社会和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古语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应当持有一种宽容的胸怀和高尚的生活境界、道德境界，遇事“无争”，懂得谦让。如果必须竞争，则要寻求“君子之争”。现代体育竞赛虽然以“更高、更快、更强”为宗旨，却也时时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有和尊贵，是人人都向往的；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式得到它，君子不会据有。贫困和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法摆脱它，君子不会摆脱。【解读】孔子承认富贵是人之所欲，贫贱是人之所恶，但更强调取得富贵、摆脱贫贱的手段要符合道义，这体现的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君子所为。君子不仅养身，更要养德，仁德在君子那里不是权宜之计，不是沽名钓誉的招牌，不是炫耀的资本，而是人格养成的精神思想，是大义所在，是生命的方向。因此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荀子也说：“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荀子·修身》）认为在暴君手下获取富贵，还不如在处境窘困的君主手下工作以求本心顺畅。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面对利益时，我们常常会垂涎三尺而不择手段地去贪求；面对困境时，我们往往会抛弃人格而拼命揪住那根所谓的“救命稻草”。于是，人与人之间再无温情而只剩下交易，道德秩序被打破，社会风气变得败坏。孔子的这句话给了我们警示，取得富贵、摆脱贫困靠的是“道”，比如提高能力、辛勤劳动、合理投资等等，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就像浮云一样，易聚，更易散，终究会自食恶果。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不要担心没有职位，应该担心没有胜任职位的本领；不要担心没有人了解自己，只求自己成为值得别人了解的人。【解读】孔子虽然学问很高、名气也不小，但始终没有得到君主的重用，可以说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但是，孔子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致力于反思和自省，并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完善自我，这才是一个德行高尚者的所为。《周易·系辞上》中说：“日新之谓盛德。”意思是能够不断自新的人，是一种崇高的品德。这不正是孔子的写照吗？后来，荀子在解释“君子”时说：君子能够做到品德高尚而可以被人尊重，但不能使别人一定来尊重自己；能够做到忠诚老实而可以被人相信，但不能使别人一定相信自己；能够做到多才多艺而被人任用，但不能使别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耻不修，耻不信，耻不能”。这正是对孔子这句话的进一步阐释。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抱怨自己的职位低或者没有人欣赏自己的才能，而从孔子和荀子的话中，这些所谓的“怀才不遇”者应该可以得到启发。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看见贤人，就想要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有没有跟他一样的毛病。【解读】这句话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的意思相近。成语“见贤思齐”即来源于此。一个人将贤者视为榜样加以学习是很自然的事，但对不贤者则往往带有轻视的态度，很少会考虑自己身上是否也有与之相似的问题。孔子将两者一起提出，就是要求弟子们无论遇到比自己强的人，还是不如自己的人，都要当成反省自己的参照，汲取他人优点，改正自身缺点，从而提高个人修养。道家创始人老子也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老子》第二十七章）可见，无论是“贤者”“善者”还是“不贤者”“不善者”都是可以为师的，只不过前者是正面教育，后者可以引以为戒。孔子能够在学问和修养上有所成就，很大程度归功于他处处留心学习，且学无常师。

以约失之者，鲜矣！

因为约束自己而犯过失的人，是很少的。【解读】孔子说的“约”，可以看作“律己”的同义词。自律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环节，一个懂得自律、做事谨慎有节制的人，往往能够抗拒很多诱惑，避免“不义而富且贵”的事情发生。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就是通过长期的自律与自省，使自己一举一动都符合道义的要求。南宋朱熹曾言：“凡事要约，约底自是少失矣。”即是说做任何事都要有所约束，这样就能减少过失。他还举了宋仁宗为政不妄动、不虚耗的例子，认为这正是出于一种政治谨慎和自我检束。与孔子和朱熹的时代相比，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更为丰富，面对纷繁的诱惑，很多人掉进陷阱而无法自拔。而一个具备自制力的人，已经把自律变成一种习惯，自然就能不忘初心，不会行差踏错。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说话应该谨慎，做事应该敏捷。【解读】在《论语·学而》篇，孔子提出“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意思与此相同，都是强调一个有道德的人说话要谨慎，不可信口开河，但做事要雷厉风行，答应了就立刻付出行动。《孔子家语》中记载了孔子的另一句话：“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意思是君子用行动表达自己的意见，小人只会空口说白话。其内涵虽然与此句不完全一致，却同样反映了孔子对实际行动的看重，以及对说空话说大话的不屑。开国领袖毛泽东给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起名为“李敏”“李讷”，典故即出自此句。现实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滔滔不绝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真要付出行动之时，他们却畏首畏尾，退缩不前，这就是所谓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社会的发展既需要建言献策的人，更需要实干家。说得少些，做得多些，总比说得多、做得少要好。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朴实胜过文采，就会显得粗俗野蛮；文采胜过朴实，就会显得虚伪浮夸。朴实和文采配合适当，这才是一个君子。【解读】成语“文质彬彬”即源于此句。天生的质朴道德与来自后天的学识风采，构成了同一人格的两面，无论古人今人，莫不如此。孔子把两者配合适当的人称为“君子”，是对其修养水平的高度评价。《诗经》里曾这样描绘君子：“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意思是：君子要气度宏大、举止安详，既说话风趣，又不尖酸刻薄。这与孔子所谓的“文质彬彬”并无二致。“文”与“质”的较量，是君子人格构建中的重要环节。一个诚实朴质的人，不一定有出众的风范；一个风度翩翩的人，未必能做到平和诚恳。两者虽然表现不同，实则都是“文”与“质”的失衡，同样不可称为“君子”。要想成为一个君子，就要通过内省和学习，使“文”与“质”实现平衡，达到“文质彬彬”的境界。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君子要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并且用礼来约束自己，这样就不至于离经叛道了啊！【解读】孔子评价“君子”，大多数时候谈的都是道德标准，但这不等于孔子认为君子无需学习。在本句中，孔子在学问和道德两方面分别为“君子”提出了标准。他认为：学问方面，君子应该广泛学习典籍知识；道德方面，君子应该用礼义来要求自己。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则把君子标准简化为八个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意为“广泛学习典籍知识，认为可耻的事就不去做”。可以说这是对孔子理念的继承和发扬。今天，孔子的这句话仍具有启发意义。“博学于文”可以理解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约之以礼”可以理解为提高道德修养，两者相结合，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之人，这样的人从精神到行为，都会对自己有所约束，并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施展自己的才能，从而成为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益的人。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至高无上的！但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解读】提到“中庸”，很多人将其理解为折中、妥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态度。其实这是对“中庸”思想的误解。“中庸”不仅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伦理道德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孔子将其看作是一种崇高的道德修为和君子之道的最高层次。依据儒家经典，我们可以将“中庸”解释为“用中”之道，即在生活实践中恪守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正之理，具体表现为四条原则：一是“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二是“执两用中”的整体原则，三是“时中权变”的调适原则，四是“和而不同”的和谐原则。中庸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塑造着中国人“与人为善”的人格特征。我们应该摒弃长久以来对“中庸”的误读，充分认识到“中庸”对当下人们实现身心之和、人际之和、人与自然之和、人与社会之和的作用，以利于我们立身处世、齐家兴业和治国安邦。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了！用不义的手段得到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好像天上的浮云。【解读】孔子从不反对凭真本领获得富贵，却对通过歪门邪道得来的财富和地位非常反感。他认为，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说，过贫困的生活一样有乐趣，不合道义的富贵，是应该被拒绝的。孟子也说：“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告子上》）认为即使俸禄达到万钟粟米之多，如果不合礼义，也是没有意义的，不应该接受。孔子这种重道义、轻富贵、安贫乐道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今天仍有正面意义。它可以使我们认清道义和利益的关系，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受个人欲望驱使而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必须指出的是，儒家的重义轻利不是反对获取正当利益，只是反对为获取利益而不择手段；安贫乐道也不是不思进取，而是在没有正当上进途径的情况下不逢迎苟且求进。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把道德降生在我的身上，桓魋能把我怎样？【解读】孔子周游列国时路过宋国，宋国大臣桓魋知道孔子是个贤人，怕他受到国君重用，影响自己的权威，便派人去驱赶孔子。当时孔子正在一棵大树下与弟子们演习礼仪，桓魋派去的人把大树砍倒，孔子就带着弟子离开了宋国。路上，有弟子怕桓魋继续加害孔子，劝他快些走，孔子就用这句话来回答弟子。孔子这样说，并不是要维护自己的面子，而是真的相信自己具有德行乃是上天的意愿，桓魋即使对自己有恶意，也不可能违背天意伤害到自己。孔子把自己出众的德行与桓魋不能危害自己两点都归结于渺茫的“天意”，这当然是不可信从的。但是，当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一定境界之后，他的名声会越来越好，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即使有人嫉恨他，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以孔子的经历为例，桓魋虽然表现出对孔子的敌意，但只要孔子肯离开宋国，不威胁到他的地位和权势，桓魋也不愿意蒙受残害贤人的恶名。保护孔子的，其实不是“天意”，而是他的德行与声望。

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奢侈就显得骄纵，节俭就显得简陋。与其骄纵，宁可简陋。【解读】孔子是个非常重视礼制的人，他认为属于什么等级的人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不合礼制的“奢”与“俭”都不赞成。但是，如果让孔子在两者之间作一选择，他宁可选择节俭，因为节俭最多显得日子窘迫一些，有伤自己的体面，却总比奢侈之后放纵欲望，导致国破家亡要强得多。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当今时代，针对不同等级规定生活方式的繁文缛节已不复存在，但崇尚节俭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却流传至今。当前强调节俭，不仅是要控制欲望，提高个人道德素养，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奢侈生活方式造成的资源浪费，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态灾难。这比古人仅仅注意到奢侈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更具深层内涵。

过则勿惮改。

犯了错误不要怕改正。【解读】在《论语·学而》中，同样出现过这句话。孔子之所以强调“过则勿惮改”，是因为有一些人明知自己犯了错误，但碍于面子、声誉等因素，选择了遮遮掩掩、文过饰非，这不仅不利于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还可能在将来犯下更大的错误，这是孔子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他向弟子们提了出来。孔子的弟子子贡说得很明确：“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谁犯了错误，别人心里都很明白，只有及时改正，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敬重。孔子有时候就像一个“啰唆”的长者，他常常为弟子担心，生怕他们走上歪路，遇到挫折。这句孔子反复强调的话，时至今日仍有警示作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错却不愿改正。纵观古今，积小错而酿大错者，不乏其人。真正能够成就大事业的，都是勇于改正过错，并从中吸取教训的人。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的品德就像风，小人的品德就像草。风吹向哪边，草就跟着倒向哪边。【解读】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季康子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我杀掉无道的坏人，亲近有道的好人，怎么样？”孔子回答：你从政为什么要依靠杀戮呢？只要你表现出对善的追求，百姓自然会跟着向善的一面发展。接着，说了这句话，在阐明其原因的同时，表达了一个观点：品德高尚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养和行为引导品德不足的人，使他们的德行提高。作为从政者，不该以刑罚杀戮来强制人民向善，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德行，为百姓做出榜样，引导他们走上正义的道路。道家创始人老子也说过：“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同样是在强调领导者应该做好榜样。如今，“榜样的力量”仍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小到一个组织或单位，大到一个省份或国家，领导者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忽视的。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身为领导，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要谨慎、得体，如此才能为群众做好表率。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所谓达，就是品质正直，追求道义，而且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观察别人的神色，发自内心地谦恭待人。这种人在诸侯国中必然显达，在卿大夫的封地内也必然显达。【解读】孔子弟子子张向老师询问：一个士人怎么样才能被称为达？孔子反问道：“你说的达是指什么？”子张答道：“在诸侯国里和卿大夫的封地内都有很高的声名。”孔子反驳说：“你说的是闻，不是达。”接着讲了这番话，给“达”下了定义。成语“察言观色”即来源于此。孔子认为，“达”者首先是内心具备了仁、义、礼等道德修养，再从行为上表现出立身端正、敢为好义、谦虚谨慎、处事干练等品质，否则就是“闻”，即徒有其表、名不副实。这是儒家强调修身和内在德行的体现。宋代程颢也说：学者应该是务实的，不要一味地追求名声，“有意近名，则为伪也。大本已失，更学何事？”（《近思录》）我们都愿意做一个“达”者，而非“闻”者。这就需要抛弃那些外表的“花团锦簇”，静下心来，脚踏实地，提高自身修养，做一个内心道德充沛的人，如此方能不忧不惧不惑，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和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名誉，做到实至而名归。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能用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出使外国能不辜负君主的重托，这样就可以称作“士”了。【解读】这里孔子从道德和处事能力两方面概括了士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在道德层面，士人首先要知耻，并通过知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儒家十分强调耻感意识，认为这是人们在道德自律和道德完善方面不可或缺的要素。《论语》中孔子多次告诫学生要知耻。孟子对耻进行了更为充分的阐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上》）《大戴礼记》中也说：“君子不贵兴道之士，而贵有耻之士也。”在处事能力上，士人要能代表国家出使，不负君命。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争霸，受命出使他国的人往往肩负着国家的命运，如果能顺利完成使命，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国家的功臣。当今从政者同样应该具备知耻之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有了知耻之心，才能知道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才能不断进行自我的道德审视，从而做到自我批评、向善自新。有了使命感，才会不负国家的嘱托和百姓的期望，尽到应尽的职责。

言必信，行必果。

说话必须讲信用，做事必须坚决。【解读】这一则与上一则同属一段对话。子贡问老师如何才能算是一个士。孔子回答：能用知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代表国君出使，能不辱国君重托，就可以被称为士了。子贡问：次一等的呢？孔子回答：是让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同乡的人称赞他尊敬兄长。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回答：是说话必须讲信用，做事必须坚决果断。可见，在孔子看来，讲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纵观中国历史，有太多以诚信立身的故事，如季札挂剑、商鞅立木、季布一诺千金、曹操割发代首，等等；也有因丧失信誉而导致亡国者，如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北齐文学家刘昼更是说：一朝违背诚信，终身都要受其害。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把“言必信，行必果”的士说成是“小人”，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言而有信”，而是不提倡“必”。比如，一个人答应要去做伪证，随后意识到所行不义，断然中止，这虽违背了“信”，却是符合道义的；相反，如果不辨是非真的去做了伪证，虽然从诚信角度看他还是一个士，但在行为上说，他却是一个小人。“必”这个字违背了一个原则：知错能改。因此，孔子强调的诚信和做事坚决首先是基于道义的。孟子则直接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有道德的人必定有善言，可是有善言的人不一定就有道德。【解读】孔子这里论述了“德”与“言”的关系问题。他认为，道德高尚的人一定有好的言语，而有好的言语之人不一定有高尚的道德。南宋朱熹进一步解释说：“有德者和顺积中，英华发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给而已。”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中则记录了胡瑗（人称安定先生）的相似看法：“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与德两得之。”为什么能“两得之”呢？就在于“有德者必有言”，“取人以德”，不仅可以得到“德”，也能得到“言”。自古以来，有德有言者不乏其人，有言无德的伪善者也大有人在，唐代宰相李林甫就是其一，人称“口蜜腹剑”。他当面对人说尽好话，看似翩翩君子，背后却陷害贤良，排除异己，极尽阴险。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而首重立德。可见，提高道德修养是为人处世的前提。一个有道德的人，其言论必定发自内心、出自善心、源自真心，而有益于世道。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辱。【解读】成语“言过其行”即出于此。孔子为什么以“言过其行”为耻呢？因为如果说的话做不到，就成了说大话、说空话，这就是虚伪，就是不诚信，是没有道德的体现，为儒家所反对。孔子还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都是要求弟子要言行一致，多做而少说。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更是指出：“言而不行，是欺也。”（《二程遗书》）放言高论易，真正履行难，所以夸夸其谈、言过其行往往成为人的通病。或志大言夸，不切实际；或自我标榜，博取信任；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或口是心非，假仁假义。但历史上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多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战国时期赵括“纸上谈兵”就是一例。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在于以“言过其行”为耻，真正做到言顾行，行顾言，使自己在增强践行的勇气和决心的同时，赢得他人的信任。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没有才能。【解读】此句在《论语》中同义出现了四次之多。南宋朱熹说：“此章凡四见，而文皆有异。则圣人于此一事，盖屡言之，其丁宁（即叮咛）之意亦可见矣。”孔子在这句话中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是：不要担心没有人来举荐你做官，要想一想如果你得到了这个官职，有没有能力胜任。这是儒家“修己”“自省”思想的典型体现。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必须先有才能，才可能被他人了解和任用，如果没有得到社会认可，不该怨天尤人，而要反思自己是否具备实力。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有真才实学，迟早会被“伯乐”发现，不必纠结于一时一刻。孔子的话有着穿越时间的睿智。当前，仍有很多人抱怨“英雄无用武之地”，抱怨自己的才华被埋没，抱怨自己大材小用。其实，这些都是无谓的。成大事者，不要急于推销自己，而要耐心磨砺自己。一个人在没有得到赏识的时候，如果能不自怨自艾，而是在平凡中积蓄力量，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和处事能力，有朝一日一定会一鸣惊人。战国时期毛遂自荐的事例就是很好的证明。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修养自己的身心，敬慎从事。修养自己的身心，使亲朋好友安乐。修养自己的身心，使所有的百姓安乐。【解读】子路向老师询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孔子提出了君子的三种境界，一层比一层高，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第一层是修养身心，保持恭敬之心，养成敬畏之心，这是“内圣”的功夫；第二层是修养身心，并能使亲朋好友感到安定快乐，这是“外王”的过渡阶段；第三层是修养身心，并使天下百姓过上太平的生活，这是“外王”的终极目标。但连孔子自己也感叹说这个终极目标，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都难以做到。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哪种境界，孔子首先强调的都是“修己”，也就是先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再言其他。《大学》中同样有此言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我们常常探讨道德的起点是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道德的起点就是修养自己的身心，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打铁还需自身硬”，试想，一个自身素质低下的人，如何期望他能管理好家庭、处理好工作？更不用说治理国家了。提高道德修养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与个人、社会、国家的荣誉和利益息息相关，这也是儒家始终强调修身的根本原因所在。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君子以符合道义为原则，按照礼仪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语表达它，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这样才真正是君子呀！【解读】在这段话中，孔子阐述了一个由内到外完整的君子形象：他首先以“义”为根本的内在素养，之后按照礼仪来实行“义”，用谦逊的言语表达“义”，用诚实的态度完成“义”。关于“义”，孟子解释说：“义，人之正路也。”也就是说，君子的本质就是走一条人之正路。可见，儒家所强调的“义”并非帮派之间简单的甚至是违背法律、伤害他人利益的“义气”，而是一个重要的道德伦理概念。真正的“义”，不仅包括“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人生道义，也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谊、礼节，如与人友善、待人亲和、对父母兄弟孝悌等。而遵礼、谦逊、诚实则是实行“义”的步骤和方法。其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需要义、礼、逊、诚这四个字。义，是根本，是方向，古语讲“多行不义必自毙”，路走歪了，结果一定是不好的；礼是秩序，是规范，一个人的行为要符合礼仪，一个社会和国家需要秩序；逊是态度，谦逊不仅能够赢得他人的好感，也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和谐通畅；诚是道德，一颗诚心不仅可以获得信誉，往往也是成事的关键。

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君子只担心自己能力不足，不担心没有人了解自己。【解读】这句话与《论语·宪问》中“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的含义基本相同，都在强调人应该担忧自己能力不够，而不该抱怨别人不了解和赏识自己。孔子周游列国，希望诸侯国君能了解他的思想，赏识他，重用他，结果却屡屡碰壁。即便是这样，孔子依然跟弟子不断强调要“病己无能”而“不病人不知”，原因何在？这是因为儒家一贯讲求“君子反求诸己”，强调自我独立的人格，即使流年不利，也不应怨天尤人。另外，孔子深知急于让别人了解，往往会使自己陷入功利之门，从而变得轻浮、爱炫耀。一个人在社会中谋求生存，依靠的不是虚名而是实实在在的实力。俗话说：是金子总会闪光。有出众能力的人终究会被发现而有所成就，无需整日抱怨与感叹没有遇到知音。如果将精力一味放在如何钻营和出名上，忽视了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提高，到头来注定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仅害人害己，甚至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损失，一旦灾难降临，悔之晚矣。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庄重而不与人争；能够合群相处，但不结党营私。【解读】这句话是孔子对君子品德的描述。矜是庄重，群是合群，庄重合群，不争不党，就是君子的品德。庄重，是因为君子持己自重，有所虔敬；合群，是因为君子公道仁爱，和气处众；不争，是因为君子寄托广大，不屑俗利；不党，是因为君子独立自足，无须阿比。《郭店楚简·成之闻之》中记载：“君子不逞人于礼。津梁争舟，其先也不若其后也。言语较之，其胜也不若其已也。”意思是：君子不会向别人炫耀自己懂礼。在渡口争着上船，先上去的不如后上去的人有德。言语争论，胜利的不如主动停止的有德。这段话同样体现了君子庄重、不争的品格。如今，孔子的这句话对我们加强自身修养仍有重要意义。首先，庄重是做人的基本礼节，它体现在仪态、衣着、言语、举止等诸多方面。其次，不争这个颇具道家色彩的词汇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之一——和的理念，它既强调人与人之间，也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要平等相待、和谐相处。最后，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出于公心、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去接纳他人，做到人与人之间友好团结。但团结并不意味着可以“结党”，即拉帮结派，因为“结党”往往会营私，会党同伐异，从而抛弃道义原则，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是我们极力反对的。

君子忧道不忧贫。

君子只担心学不到道，不担心贫穷。【解读】这里孔子提出了“道”与“食”的关系问题。孔子认为，君子应该谋求学道，而不是谋求衣食。耕田，也常有挨饿的时候；而学道，则能够做官得到俸禄。于是他下结论说：君子只担心学不到道，不担心贫穷。后世民间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即源于此。有人认为这是孔子只重学问而轻视农桑的证据。其实不然。春秋之时，私学兴起，贵族世袭制松动，孔子鼓励下层民众通过读书“谋道”获得官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也是他“学而优则仕”观点的体现。而“忧道不忧贫”则作为一句格言和人生准则流传后世，并演化出“安贫乐道”这一成语。为人处世不应该只注重名利和地位，这些身外之物，在自身修养和真才实学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会随之而来。拥有“道”的操守与坚持，而忽略贫穷的折磨，是一种人生境界。北宋名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种境界的体现。

君子贞而不谅。

君子应该追求正道，而不计较小的信誉。【解读】这句话应该与《论语·子路》中“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结合起来阅读和阐释。“贞”和“谅”都有信的意思，但是二者有本质的不同。“贞”是遵守道义的信，是可以有所变通的；而“谅”则指拘泥于小信。什么是小信呢？就是小人所履行的“言必信，行必果”。这种守信，流于偏执，因为如果此前的许诺是错误的、有损道义或他人利益的，难道还要不分黑白地去履行吗？所以，孔子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守大信而不计较小信。对于小信，不应固执己见，而要懂得变通，知错就改，看起来是违背“信义”，实则是归于正道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诚信作为重要的道德品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的。但诚信的履行必须建立在道义之上，缺乏正心、正意、正行、正道的诚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了一己之私，无视国家法律的“小信”行为，在社会的公平正义面前，终究会被否定和严惩。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君子痛恨那种不肯实说自己想要那样做，却又要找出理由来为之辩解的做法。【解读】这句话源于季康子（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将要讨伐颛臾（附属于鲁国的小国）这件事。孔子极力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反对诸侯和大夫非法攫取礼乐征伐的权力。季氏只是一个卿大夫，却要谋划动干戈于邦内，当然遭到孔子的反对。更令孔子生气的是，他的两个弟子冉求、季路还帮季氏说话。冉求的理由是：“如今颛臾城墙坚固，而且离季氏的封地费邑很近，现在不攻取它，将来会成为季氏子孙的后患。”孔子听后说了这句话，意在表明冉求说的理由完全是借口，季氏讨伐颛臾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扩大领地、壮大实力，以便把持鲁国国政，这本身就是违反礼制的行为，现在还去编造言不由衷的理由，则更为君子所不齿。中国自古提倡说话办事要心口如一。南宋文学家汪应辰在《题续池阳集》中就说如果能“使士大夫心口如一”，哪里还会造成思想混乱呢？明代人陈秉忠任职县令，职位虽不高，却为人爽直而诚实，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深得百姓爱戴。其实，编造出来的理由迟早会被戳穿，既然如此，做一个表里如一的君子远比做一个口是心非的小人要好得多。

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也有三种。把礼乐的调节作为快乐，把赞扬别人的优点作为快乐，把多交贤良的朋友作为快乐，这是有益的；把骄傲作为快乐，把纵情游荡作为快乐，把宴饮放纵作为快乐，这是有害的。【解读】快乐就是快乐，还有好坏之分吗？在孔子看来是有的。他认为真正有益的快乐，来自于道德行为，至少要符合道德，比如调节礼乐会使人心胸坦荡，学会欣赏他人则能与人为善，和良师益友把酒言欢、谈论人生，岂不快哉！这些都是士人君子所为。而奢侈放荡、游手好闲、大摆宴席，看似快乐，实则祸亦随之，这是荡子小人所为。事实证明，历代王朝由兴到衰，多是因为社会风气奢靡和腐败，皇帝和大臣纵乐其中而不知自拔造成的。孔子的这句话，细细体味，于人生教益无穷。快乐是人人所追求的，但使人快乐的方式有多种，其结果也有好坏之分。我们推崇的是有益于身心、积极向上的真快乐，那些只图一时欢愉而不计恶果的快乐，到头来只能是“乐极生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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