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成功之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唐洲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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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成功之道试读：

历史上任何伟人的成长，都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是当时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当然与其个人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性格特征乃至家庭环境等因素，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毛泽东作为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时代巨人，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但他早年在故乡韶山所受的家庭教育和文化教育，所经受的劳动锻炼，所面对的黑暗现实，所目睹的阶级斗争状况，都无不在他的思想形成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础。

对于少年人来说，影响他们最大的莫过于父母。而具体到毛泽东，受母亲的影响又大于受父亲的。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聪颖勤奋，性情温和，从18岁嫁到韶山冲后，一直是家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从抚育儿辈、操持家务，到养鸡喂猪、锄地种菜，她样样活计都得干，件件事情都安排得有条有理。可以说，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后来之所以能够在家业发展方面迅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这位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贤内助。

毛泽东是母亲所生的第三个孩子，由于头两胎都不幸早夭，母亲便对他格外疼爱，自小常把他送到湘乡外婆家去看养。因此小的时候，毛泽东在外婆家住的时间一度比在韶山冲还多，受母亲一家的影响自然比受父亲的影响还大。那时，母亲唯恐他像两个哥哥一样夭折，曾多方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在母亲的影响下，幼年的毛泽东也很迷信，平时在家依时节祭天地、拜祖宗，从不间断。

母亲生病时，他还许愿到南岳去朝山进香。对于早年的这段思想经历，毛泽东从不讳言。1959年回韶山时，他曾指着堂屋正中摆放神龛的地方，风趣地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由于长期受佛家乐善好施的思想观念影响，毛泽东的母亲不仅勤劳刻苦，而且心地善良，待人谦让，极富同情心，怜惜穷苦人，肯予人以帮助。每逢灾荒年月，她经常背着丈夫，悄悄送米送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

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毛泽东自小也接受了行善积德、普度众生等这样一些佛家平等、博爱的思想，常常自觉地怜悯别人，同情弱者，并设身处地去理解穷人，帮助他们渡过自己的难关。在韶山，我们至今还可以听到这样一些有关少年毛泽东乐于助人的故事。

如读私塾时，一个同学因家穷带不起饭，毛泽东便征得母亲的同意，天天为这个同学捎带一份饭菜；秋收时节，天空布满了乌云，毛泽东跑去帮助邻居抢收稻谷，而自家的谷子却淋上了大雨；冬天的山路上，毛泽东巧遇一位衣衫单薄的男青年，略事攀谈后，便毅然脱下自己的夹衣相赠。

以上的事例说明，在母亲的影响下，毛泽东确实自小就培养了一种助人为乐、同情穷苦人的良好品性。当然，这种品性，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这样一个山村少年来说，也许还只是出自于一种朴素的感情。但正是这种纯朴的感情，奠定了他后来为天下穷苦大众翻身求解放、扫尽人间一切不平事思想的基础。就此而言，我们说，乐于助人、同情劳苦大众，正是少年毛泽东成长的第一个特点。

在早年，除了母亲之外，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父亲了。父亲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当过士兵，自小精明能干，肯劳动，会节省，又善于经营，是个好当家。在他的操持下，结婚仅几年，他家便在韶山冲一带富裕起来。

在家里，毛顺生除了自己勤劳俭朴之外，对于孩子们的要求也极其严格。他经常责备家里人闲着不干活或糟蹋了东西。长子毛泽东刚识几个字后，他就要求儿子学珠算，帮家中记账，不记账时则要到田里帮忙干农活。在饮食上，毛顺生对孩子们也很严格，从不给他们零钱花，伙食也很差。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毛泽东自小就很勤快。在地里锄草，别人锄一遍，他总要锄两三遍；他放牛时，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篦，因此牛毛里从不藏虱子；他家养猪，猪圈也总是被他打扫得干干净净。特别是在1907～1909年秋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白天像大人一样到田间劳动，学会了扶犁掌耙、播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回来还要帮父亲记账，经常一忙就是半夜。

勤劳之余，少年毛泽东在生活上也很俭朴。虽然家境不错，但他一直穿的是粗布衣衫，吃的是粗茶淡饭，并从小养成了珍惜粮食的好习惯，不管是什么场合下，都从来不肯随意浪费一点。这种良好的习惯，他后来一直保持到晚年。过去有一些传记作品把毛泽东的父亲片面地描写成一个自私而又粗暴的人，而忽略了他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以及为家业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的精神，忽略了他对毛泽东勤劳俭朴、刚毅顽强性格的影响。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毛顺生那种对孩子严格得乃至苛刻的态度，在客观上对少年毛泽东的成长是有着积极的影响的。因为那时的毛家在韶山冲已是殷实人家，毛顺生刻意让孩子们过勤劳俭朴的普通农家生活，便使他们能够更深刻地体验到人生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可以说，正是在父亲的这种严格要求下，少年毛泽东才在艰苦的劳动和俭朴的生活中体验到了农民的疾苦，加深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并磨炼出勤劳俭朴的优良品质。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后来逐步形成的倔犟性格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也多少是受父亲的积极影响的。

对于父亲当初的这种严格要求，连毛泽东本人后来也予以了积极的肯定。他总结说，“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综上所述，可以说，如果母亲给少年毛泽东成长的最大影响是乐于助人的话，那么父亲给他最大的影响便是勤劳和俭朴。而这种勤劳俭朴，便是本文所要总结的少年毛泽东成长的第二个特点。

少年毛泽东成长的第三个特点是敢于抗争，而这种抗争首先就表现在家中与父亲的抗争上。如前所述，一方面，父亲那种严格得近乎苛刻、俭朴得过于吝啬的家庭教育方式，在客观上固然有利于少年毛泽东勤劳俭朴的思想品格的形成；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严重地限制了他广泛的求知欲望和不断伸张的自由个性。特别是父亲那种唯我独尊的家长制作风，已日渐成为少年毛泽东反抗的最直接、最原始的目标。这种反抗的结果，导致了全家人的觉醒，以至自觉地结成为一个斗争的联盟。对此，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

在与父亲的不断抗争中，逐渐唤醒了毛泽东强烈的反抗意识，这种意识后来终于使他走出家庭，被他应用于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并演变为一种革命的斗争精神。

1909年，湖南水旱灾害严重，粮食奇缺，灾民遍野，终于导致了次年的长沙饥民暴动。受此影响，韶山冲也出现了“吃大户”的风潮。本来，冲里的农民也同样缺吃，而族长却要把本族的积谷高价卖给米商。族人发觉后，要求开仓放粮，族长却依仗权势，将领头的人捆绑起来，要在宗族祠堂惩办。毛泽东当时正在私塾读书，闻讯赶来，当众揭露族长私卖积谷本身就已违反族规。在他的斗争下，族长自觉威风扫地，只得被迫放人。这次与封建宗族势力抗争的胜利，使少年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敢于斗争的意义，激起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影响了我的一生”。确实，从那时候起，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一种隐隐约约的阶级对立和斗争意识便开始产生了。正如他自己所言，在这个时候，“这些事情的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也有一定的政治觉悟”。

以上我们概述了少年毛泽东成长的三个特点，如果说这些特点都跟他当时的家庭教育有关系的话，那么以下的几个特点，则与他当时所受的学校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1902年，刚满8岁的毛泽东，开始在韶山南岸上私塾，课读《三字经》《论语》《孟子》等。1904年转入关公桥私塾，次年又转至桥头湾私塾。在这一时期，他一方面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一方面开始致力于书法练习。1906年到井湾里私塾，拜堂兄毛宇居为师，攻读《春秋左传》。后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主要靠自学。1909年，他克服父亲的阻挠，再到乌龟井、东茅塘两处私塾，读了《史记》《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书籍。总括起来，少年毛泽东在韶山读了七处私塾，先后上了六年学，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在私塾，少年毛泽东读书是很刻苦用功的，并不像一些文学作品渲染的那样调皮捣蛋。他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许多东西不仅能背，而且能够默写出来。据他当年的一些同学回忆，毛泽东上课时从不交头接耳、东走西逛。放了学，在回家的路上，也总是走在最后默默地复习所学过的知识。回到家里，除了劳动，就是看书。夏天，晚上蚊子多，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凳上放一盏灯，然后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冬天，则干脆不放帐子，躺在床上看。

对于这6年艰苦的私塾生涯，毛泽东后来概括为“六年孔夫子”。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六年孔夫子”的学习，为毛泽东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历史功底，对于他后来的成长以及兴趣爱好也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的。人说“读史知兴衰”“读史以明鉴”，对于毛泽东来说，事实正是如此。他通过对《史记》《纲鉴类纂》这类书籍的学习，自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通过对《日知录》这类书籍的学习，较早地掌握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态度；通过对《春秋左传》这类书籍的学习，熟悉了大量古代的战史战例。而所有的这些，在他后来世界观、历史观的形成以及战略、战术思想的提出过程中，无疑都是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的。对此，周恩来曾经总结说：“读古书看你会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毛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1]可以说，我们后来之所以能够看到一个博古通今、以史为鉴的毛泽东形象，与他少年时代这“六年孔夫子”的艰苦学习是不无关系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说，刻苦学习，是少年毛泽东成长的第四个特点。

在少年毛泽东的成长过程中，与刻苦学习这一特点相联系的，便是勤于思考。那时，毛泽东少年英俊，天资聪颖，平常的那几本四书五经，已很难引起他的兴趣，也实在满足不了他那旺盛的求知欲，于是他便想方设法寻找各种书籍来读。像当时在韶山冲所能搜集到的古典小说这一类“杂书”，几乎都被他读遍了。读这些“杂书”，他也极其用功，像上“正课”一样圈圈点点，写上批语，记下体会。

博览群书之余，少年毛泽东便经常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没有种田的农民呢？对于这个问题，他思考了很久，后来还是在辍学务农的劳动实践中，才终于体会出，种田的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条件去读书识字？即或认识几个字又如何能著书立说呢？由此可见，写书的人一定不是农民，而不是农民的人是一定不能写出农民的艰辛和疾苦来的。事实上，这种现象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如此思考的结果，使少年毛泽东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从此立志继续发奋读书，以求改变农民的命运。

勤于思考，与刻苦学习一样，只是少年毛泽东读书时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而恰恰是这个特点，使他自小就能够将书本与现实、自我与社会结合起来，并进而产生出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正是通过不断的思考，使他认清了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和不平等现象，终于走上了向往知识、向往革命的道路。就此而言，可以说，勤于思考，正是少年毛泽东成长的又一大特点。

书本是一个世界，也是一个窗口，它使少年毛泽东的眼界不再局限于韶山，而开始投向当时的湖南、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是书本使他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而现实又进一步印证了社会的不平等。在书本与现实的双重启发下，终于唤起了少年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正是本文所要指出的少年毛泽东成长的第六个特点。

如前所述，在韶山，少年毛泽东经历了一个读书与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了解了劳动人民的疾苦，从而开始深切地同情劳动人民，为天下劳苦大众打抱不平的思想感情也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一系列带有浓厚爱国思想书籍的学习，从中受到了巨大的思想震动和启迪，开始了由同情劳动群众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在韶山，毛泽东读到的带有爱国主义思想倾向的书籍大概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及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盛世危言》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在于缺乏西方的器械，包括铁路、轮船、电话等，因此要求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并主张变革以御外侮，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以此抵制侵略，挽回权益；《校邠庐抗议》则对外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日知录》提倡实地考察，遇事求源探本，并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所有这些言论，对于当时的山乡少年毛泽东来说，无疑都使他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当时还“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据他1936年的回忆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将其亡矣！’”这本书写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也写到了法、英侵占越南、缅甸的情况。毛泽东说他“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里提到的小册子名叫《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据考证，极有可能是当时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介绍给毛泽东读的。李漱清早年毕业于长沙政法学校，当时刚好从外地回到韶山。由于他目睹了民族积弱、国家衰亡的现实，因此竭力赞成维新派的主张，提出在乡间去除神佛，兴办学校，把庙宇改成学堂。他的这些主张与当时忧患意识深重的毛泽东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了毛泽东的崇敬和赞赏。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忧国忧民之情之心，溢于言表。

少年毛泽东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深厚意识，到后来便逐渐发展、提升，成为一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在湘乡的东山小学堂，他借到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从这本书里，他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人的传记，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热切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的危亡。他感慨地对同学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并满怀信心地认为：“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2]国嘛？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在离开那所小学前，毛泽东给自己取名为“子任”，意即以天下为己任，而这便是他从忧国忧民的意识走向救国救民的志向的开始，后来沿着这一志向走来的，便是举世瞩目的人民领袖毛泽东。

以上我们简要概括了少年毛泽东成长的六个特点。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伟人的成长来说，这种概括也许并不完全，但也大致覆盖了他的方方面面。这些特点，在他后来的一生中，无疑都产生了极其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其中如勤劳俭朴、乐于助人，作为一种品德修养，为他增添了无限的人格魅力，有利于他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艰苦奋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刻苦学习，勤于思考，作为一种求知的态度和方法，造就了他卓越的才能和知识，有利于他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探求真理，明辨是非，真正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忧国忧民与敢于斗争，作为一种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则为他提供了从自我走向社会、从个体走向国家的具体途径，正是在这种精神与品质的感召下，他才逐渐成为领导天下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人民领袖。

少年时期，是人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人的自我意识已经产生，开始有了个人的好恶与选择标准，而这种好恶与标准一经形成，往往会在人的一生中产生长久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一时期中，人的求知欲望极其旺盛，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要锻炼思想意志，培养道德品质。可以说，少年时期是人的一生中可塑性最大的时期，它对人的一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时期都无法替代的。毛泽东正是通过少年时代的磨砺，通过上述若干特点的培养，才日渐形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高尚品格与情操、卓越才能与智慧、杰出思想与勇气的。因此，如果有人要问，处于同样的时代、承受着同样的历史和文化的同一代人中，为什么偏偏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山村少年脱颖而出？那么从本文总结的上述若干特点中，人们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答案。（原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

[1]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33页。

[2]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第26页。影响青年毛泽东成长的美国因素

目前学界在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来源的时候，一般都只讲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两个方面；其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对青年毛泽东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就像同时代许许多多追求进步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那时的毛泽东也曾经为这些美国因素所深深吸引，并在实践中一度尝试推行过美国的政治观念和教育模式，最后是在“诸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才选择俄国革命的道路，完成了对美国因素的批判和扬弃，并最终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影响青年毛泽东成长的美国因素，主要包括从书本中接受的美国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美国思潮、在社会改良运动中试行美国理念这样三个方面。一 从书本中接受的美国印象

根据现有的档案文献大致可以推断出，毛泽东开始关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及其代表人物，是在1907～1908年。那时他十四五岁，正处于人生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却在父亲的要求下，辍学在家务农。不安分的毛泽东几乎看遍了山乡所能搜罗到的闲杂书籍。其中有一本清人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困境之中。《盛世危言》写于甲午战争之前，书中不仅简明介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概况，而且还提倡西方议会式的民主、教育和经济体制等，同时谴责了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所有这些内容，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1]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可以说，正是通过这本书，美国开始进入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引起他的关注，并由此在他的一生中结下了不解之缘。《盛世危言》还激发了毛泽东恢复学业的热情。经过与父亲的反复斗争，借助亲友和老师的多方斡旋，他终于在1910年秋天得以离开闭塞的韶山，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在那里，他不仅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课程，而且读到了许多介绍西方文化的新书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世界英雄豪杰传》和《新民丛报》）。这些课程，是他接触西方文化的起点和桥梁；这些书刊，使他对美国开始有了一些初步的印象。《世界英雄豪杰传》记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影响世界的各界要人。即将步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这些人物的言行所深深吸引。特别是华盛顿受命于美利坚民族危难之际，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坚持与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民族独立胜利的事迹，更使他心向往之，感佩不已，并从此立志要做这样的世界伟人。

除了《世界英雄豪杰传》，毛泽东当时读得最多的书刊要属业已停刊的《新民丛报》了。正是从该报的有关文章中，他知道了中国的“大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也对美国这个遥远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许多著名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一报刊着重宣传的西方“十贤”之一。

1911年，毛泽东顺利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来到省城长沙。在经历了求学、参军、求学的反复之后，他毅然决定退学，每天到省立图书馆自修学习。在那里，他读到了一大批反映十八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同时也大大充实了有关美国的知识。后来他感慨地回忆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2]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四师与一师合并，毛泽东编入一师第八班。从这一年起直到1918年毕业，他关于美国的知识迅速增加并日渐丰富起来，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

毛泽东在省城求学的年代，介绍美国的文献书籍已经随处可见。例如他熟悉的湖南学者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便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地理、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再如他崇拜的梁启超，在他的《新大陆游记及其他》中，详细地介绍了游历美国时的所见所闻。正是从这些书刊中，毛泽东获得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美国印象，特别是了解了美国的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富兰克林、爱迪生等世界级名人，从他们身上接受了英雄主义的思想启蒙。

青年毛泽东十分欣赏华盛顿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开国精神、冒险精神以及追求民主、自由和科学的献身精神，并开始从他们身上吸取力量，引为楷模，铸造自己的英雄主义之魂。华盛顿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其人其事被介绍到中国后，一直作为美利坚民族的象征，深受中国人民尊重，对毛泽东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延安时期，他一再向斯诺等人谈到华盛顿对他的这种影响。1944年，他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话时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像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们取得胜利一样。华盛顿虽然没有机器、没有电力，但他知道正确的政治思想能使人民拿起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学说，在这种战争中，男女老少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必然卷入斗争和造反的洪流，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3]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那些年里，说毛泽东已开始走华盛顿的道[4]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毛泽东在心目中的确把华盛顿、林肯作为[5]自己的楷模。

华盛顿的人格魅力对毛泽东影响至深，首先是因为他坚韧的意志与青年毛泽东形成了共鸣。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盛赞华盛顿不论地位高低，总是不忘习劳励志的品质。他写道：“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6]

正是受华盛顿等世界英雄豪杰的影响，毛泽东后来非常强调意志的作用。在《体育之研究》中，他这样写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提出：“图远者必有所待，[7]成大者必有所忍。”对此，海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相信意志和主观[8]力量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思想中一个主要的特色。

与坚韧的意志相对应，力量同样是青年毛泽东十分崇敬而又向往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他早期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元素之一。他把力量看作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趋向动力和一种价值追求，不断通过颂扬个体体魄的雄壮和健美，曲折反射自己希望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强的心理诉求。

毛泽东对力量的崇拜，更多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另一位世界级名人——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10月14日，罗斯福在密尔沃基发表竞选演讲时遇刺，“血流肠溃，犹从容演说毕乃就医”。毛泽东对他的这[9]种凛然行为佩服有加，赞叹“其勇且壮”。他熟悉罗斯福终生热爱体育锻炼的事迹，知道他儿童时代患有气喘病，视力也很差，但是凭借百折不挠的意志，从事骑马、打猎和拳击等活动，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担任总统后，仍热衷于徒步旅行、骑马、打球等，并把体育锻炼之风带进了政府，使他的内阁被人称之为“网球内阁”；卸任之后，仍然坚持体育锻炼，还到非洲森林去狩猎。所有这一切，都令青[10]年毛泽东心向往之，不仅称罗斯福为“东西大体育家”，而且由衷地赞叹他通过顽强锻炼，使身体由至弱而至强的精神，并主张把这种精神引入对国民和社会的改造。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这样写道：“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11]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自强之效。”他认为，体魄矫健、意志坚强的重要性乃在于能够使中国人顶得住外国的压力，挽救自己的民族；号召国民效法罗斯福等辈，振奋民族精神，改变“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较细”的可忧现象。从这篇文章中不难发现，青年毛泽东已经形成极富特征的个性：关心中国之命运，并强调勇气、力量和强健的体魄是救国救民之道，其中洋溢的是英雄主义的精神和气概。对于华盛顿、罗斯福等美国杰出人物的崇拜，事实上反映着毛泽东早期的英雄史观。

梁启超曾大肆鼓吹英国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对青年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影响。梁把自己说成是卡莱尔式的英雄人物，反复强调需要有伟大人物来创造新的文化传统，认为如果没有孟德斯鸠和卢梭，法国革命就不能成功；如果没有亚当·斯密学派，英国就不可能恢复自由贸易制度；而在中国，他自己正扮演着通过《新民丛报》创造新文化传统的伟大人物的角色。那时候，毛泽东通过《新民丛报》深受梁启[12]超的影响，因此也认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巨人”。他曾经效法梁启超的“任公”名号而取名为“子任”，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图大志。他甚至认为中国的皇帝和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善良和聪明的人，[13]只是需要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人来辅佐。

除了英雄主义之外，青年毛泽东的身上还洋溢着为追求科学、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献身精神。而点燃他这种精神火花的，是又一位美国名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堪称美国精神的杰出代表，他的奋斗意识、发明创造和平民身世，都与毛泽东的境遇颇为近似。因此对他的思想和行为，毛泽东感同身受。就连他后来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师生学友组织新民学会，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富兰克林的启发。21岁时，富兰克林曾在费城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定期召开讨论会，探讨哲学、科学、政治等方面的问题，其宗旨和要求与新民学会如出一辙。在当时，毛泽东不断称道富兰克林，肯定他努力为科学献身和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如1913年12月6日，他就在课堂笔记中对富兰克林的业绩作了如下提要：“富兰克林，美人，有大力电气机，[14]能使钢针有吸铁力，并作纸莺引电之法。”

青年时代对于富兰克林的经历和精神的了解，给毛泽东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58年，他要求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技发明家的小传，以证明“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的真理，借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其中就要求把报童出身的富兰克林写进去。1964年2月13日，在谈到做学问要靠独立钻研的问题时，他说到高尔基只读了两年书，学问都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的，他也做成了大学问。1965年12月在杭州，他再次谈到富兰克林是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从毛泽东对富兰克林这些毫不掩饰的欣赏甚至偏爱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对于那些备尝艰辛，依靠奋斗精神成长，具有开拓精神的英雄人物始终充满崇敬之情，他认定世界是属于那些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的人们的。可以说，这种认识伴随了他的一生，铸造了他的品格，也成就了他的伟业。

青年毛泽东在热情讴歌美国杰出人物的同时，对美国发达的国力和社会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并一度试图从中去汲取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营养。尽管在当时他对这种政治思想的理解还非常稚嫩与不切实际，但随着这种兴趣的日渐浓厚，他甚至还产生过“联美制日”的设想。

1911年，毛泽东读到《民立报》上关于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革命的理念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受此影响，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发表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由于当时世界上真正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法国，毛泽东能够发表上述政见，说明他对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有了一定的印象。当然，不可否认，这时他的政治观念仍然相当朦胧和含混，因为他甚至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都不太清楚。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美国从来都是各界人士观察、研究、分析、议论的重点，也是人们师法、效仿的楷模。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就对美国的情况极为关心。1916年7月25日，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甚至表达了对中美关系的见解，认为美国在当时不应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欧洲打仗，而应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与中国联手，共同抗击日本。信中写道：“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等待千[15]载之大业已。”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充满了期待的心情。

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显然是受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普遍认识的影响。众所周知，自清末以来，初识美国的士大夫们便对美国不乏好感，把它看作不同于其他西方列强的国家。正是由于这种“美国特殊论”一直盛行，因此中国从来都不乏“联美”的主张，其中以伍廷芳的看法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自从与中国通商以来，美国素未与他国合谋于我，若能实行“联美”之策，“彼必乐为尽力，无事则联络邦交，深相交纳，有事则主持公论，有所折衷，似与大局不无裨[16]益”。

毛泽东当时主张“联美制日”，除了受前人的影响之外，还有许多现实的因素。首先是美国对华战略是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核心，一再标榜尊重中国主权完整，意在抑制某一列强独占中国，谋取与其他列强“利益均沾”；其次是中国的邻国日益强盛起来的日本，企图独吞中国的欲望已日现端倪，成为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抑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与中国人民强烈反日的目标有相当程度的一致；再次，威尔逊任职后，于1913年退出善后大借款，对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亦予明确反对，使他在中国获得了任何一个外国人所未曾有过的狂热崇拜与极大信任。正因为如此，青年毛泽东在当时提出模糊的“联美制日”的想法也就情有可原。尽管他对美国对外扩张的政策和美国与日本矛盾的实质还缺乏本质的认识，但他对美国充满向往的心情和对中美关系寄予厚望的态度都无可厚非。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第一次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在谈话中，他承认自己对美国极感兴趣，曾经研究过美国的政治制度、南北战争和独立战争。毛泽东当年研究到什么程度、接受了多少东西，我们今天已经无从查考。但他从这些研究中受到美国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1939年2月，他在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时，主动谈到了民主的问题，认为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而这种民主“与美国和法国的民主有相同点”，因此“希望美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1944年4月18日，他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说过：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

[17]义。可以说，“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这是青年毛泽东从书本中得到的关于美国政治制度最早和最深刻的印象。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这样感叹毛泽东关于美国知识的丰富和渊博：“对于美国的许多事，我发现他比我了解得还要多。这真使人[18]感到吃惊，因为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跟外部世界接触过。”其实，她的困惑，王安娜当年在延安就已经做出了解答。她说：毛泽东关于[19]欧洲和美国的认识，大多是从他青年时期所读书籍中得来的。

相信读者看了上述材料，对于王安娜的观点应该能够赞同。剩下的问题是，青年毛泽东从书本中，究竟获得了哪些关于美国的认识和印象？笔者认为，大致应该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美国的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制度，当然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民主政治传统；二是关于美国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来自于华盛顿、林肯等人的开国精神、冒险精神，也有来自于罗斯福、富兰克林等人追求事业和科学的探索精神、献身精神。从他们身上，毛泽东汲取了超出常人的智慧和力量，树立了开创新中国的远大目标，铸就了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品质。青年人的世界观可能随时都会发生改变，但这种意志和品质一旦形成，就会在他的一生中长久地发挥作用。因此，毛泽东与美国，从这个时候开始，实际上就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二 在新文化运动中接触美国思潮

如果说，长沙求学时代的毛泽东，对于美国的认知还主要是来自于书本的话；那么，从1918年8月第一次踏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之后，他对于美国的接触和了解就更加直接和快捷。因为在这里，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呼吸到携带着欧风美雨的空气，承接了当代西方文化所激起的思想浪花。与其他受过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这时候的毛泽东依然在思考中“找寻出路”。由于所接触到的中西方文化如此丰富，它们有时互相支撑，有时又互相驳难，青年毛泽东既感陶醉又感迷惑。他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0]

诚如斯言，青年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思想的确非常复杂。这与他接触的社会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密切相关。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到达北京之后，在恩师杨昌济的帮助下，一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在这里，他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在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中，既有“激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又有“温和”的蔡元培、胡适。从他们身上，他兼收并蓄了各种思想和潮流。而其中对于美国思潮的兴趣，则大多是来自于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胡适。

毛泽东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在上面读到过胡适的许多文章，钦慕之心早已有之。他曾坦言道：“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21]了我的楷模。”因此第一次来到北京不久，他便参加了胡适等人发起的哲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22]知”。毛泽东在此亲耳听到了胡适所作的墨子哲学和实验主义哲学的演讲，并组织在京的十几名新民学会会员同胡适等人座谈。除此之外，他还亲自登门向胡适请教过留学问题和湖南改造之事，得到胡适的当面指点。通过多次接触和交谈，毛泽东接受了胡适极力宣传的实验主义思潮。

实验主义，又称实用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本土形成的一个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杜威。1919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后，应邀来中国讲学。所到之处，“均受教师、学生、知[23]识分子、政府和社会领袖以及一般民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这次中国之行长达两年之久，将当代美国思潮的精髓带到了中国，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

杜威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他希望中国的五四青年们在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里脚踏实地地努力，走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他的这一改良主义思想直接构成了他的学生胡适（杜威在中国讲学期间，胡适是他的翻译和向导）实用主义的政治行动纲领。从北京回到长沙后，毛泽东把他从胡适那里接受的美国实用主义改良观念和渐进理想也带了回来。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解放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发展趋势“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24]验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写道：“各种改革，一言以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那么如何打倒强权呢？他认为有二说：一是剧烈的，一是温和的。他主张用“温和”的方法进行改革，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25]命”“有血革命”。不难看出，胡适所传播通过非暴力革命的实践手段，追求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在毛泽东当时的思想中已经反映得相当明显。

胡适对于毛泽东的这些见解颇为欣赏，评价甚高。特别是他看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后，曾在《每周评论》上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是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武人统治[26]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欢”。胡适之所以喜欢这个“小兄弟”，根本在于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中某些观点与他所宣传的主张有一致的地方，同时也在于《湘江评论》的[27]“内容纯仿北京的《每周评论》”，而当时《每周评论》的主编正是胡适自己。

受胡适“多研究些问题”主张的影响，毛泽东曾于1919年8、9月间设想成立一个“问题研究会”，以研究现代人生诸问题。他将自己的想法写成《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的邓中夏征求意见。同年10月23日，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上发表启事，全文刊登了这一章程。当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围绕“问题与主义”正展开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虽然并未直接参与这场争论，但从其关于“问题研究会”的设想看来，他显然更倾向于胡适。这个“章程”的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28]会。”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里对“问题”的解释及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与胡适所说的“现代中国应当赶紧解决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章程”第二条接着列举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其中仅教育问题就有17个之多，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

胡适在他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中曾经谈道：“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总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妇女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29]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从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所列举的这些问题不难看出，这个章程显然还只是胡适议论的具体化而已。虽然，根据周世钊1966年4月20日回忆，“问题研究会只[30]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但其中蕴含的那种万管齐下、没有重心的社会改造的思想，已经充分说明青年毛泽东在当时深受杜威与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

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再次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向胡适请教过如何在中国实施杜威倡导的教育计划等问题。此次离开北京，他为了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前往上海。5月到达上海时，适逢杜威到此讲学，江苏省教育会举行欢迎杜威讲演的大会。大会由黄炎培主持，杜威出席，毛泽东是热心听众之一。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毛泽东还主动向他提及此事。在沪期间，受杜威演说的影响，毛泽东潜心研读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著作。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谈到自己每日自学读杜威哲学的情形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纸，只这三[31]种。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所谓“现代三大哲学家”，便是指当时齐名的柏格森、罗素和杜威。从沪返湘后，他立即联合新民学会会员，创立了文化书社。从他亲自草拟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和《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传单中，可以看到，当时文化书社所推销书籍，便包括《杜威五大讲演》《杜威论现代教育的趋势》《杜威论美国民治发展》《实验主义》以及《胡适[32]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不仅如此，1920年10月26日，杜威来长沙讲演，毛泽东还应湖南《大公报》之约担任记录，亲身感受了这位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平民教育主义大师的高论。可以说，杜威乃是青年毛泽东第一个近距离接触的美国思想家，受他的思想影响尤为深远。

在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生深刻影响以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初涉中国即风行一时，主要是因为它特别强调有效性原则，主张以对主体的实用性作为判断标准，以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为目的，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它的“重新评估一切价[33]值”的气概，又恰好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休戚相关。青年毛泽东自幼受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熏陶，在求学期间便十分注意探求“大本”以致用，主张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实用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这些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的思想，与湖湘文化的“实学”传统颇有合拍之处，二者交融，便加速促使毛泽东“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因此，他一度醉心于杜威的实用主义，便也情有可原。

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毛泽东很快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实用主义思潮也就迅速被他所抛弃；但是，当时美国思潮中的许多合理成分在他的思想深处积淀下来，在他的一生中长久地发生作用。1959年2月2日，他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像列宁所说那样，把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起来。几十年过去，拂去历史的灰尘，不难看出，浪漫主义和求实精神始终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相互交织在一起。三 在社会改良运动中试行美国理念

杜威忠实地实践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信条，并把这种哲学推广到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造，形成了一系列政治观念和教育理念。因此，毛泽东在接受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思潮时，不仅接受了其中的哲学理论，而且接受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模式。五四运动前后，对于这些他从北京接触和感受到的纷繁复杂的新思潮，毛泽东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湖南做过推广和试验。其中涉及面既深且广的，莫过于杜威的社会改良主义教育理念和民治主义政治观念。

1919年春天从北京返回湖南之后，毛泽东在积极组织学生运动和创办《湘江评论》的繁忙日子里，一直酝酿着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设想，并草拟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也作为推行杜威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第一步尝试。这年12月l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公布了其中的一章《学生之工作》。

在《学生之工作》中，毛泽东这样来设计他的理想社会蓝图：创造新学校，实行新教育，让学生们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再把这一个个的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34]大的理想的新村。“新村”的设想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驱张运动”所打断。这年年底，毛泽东为组织“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再次与胡适探讨了如何在中国实践和推行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问题。当时胡适建议他回湖南创立一所自修大学。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写道：“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在“自修大学”几个字后，他还特[35]别注明“这一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毛泽东设想，这样一所自修大学应以新学校、新教育为中心，要求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并将新家庭、新学校及附近的新社会连成一体。显然，这种自修大学的模式与杜威在芝加哥大学试验过的“杜威学校”如出一辙，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推行美国思潮的又一种尝试。“新村”也好，“自修大学”也好，其实都是杜威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和推广。杜威和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救国论，提倡平民主义方针和工具主义理念，主张通过普及教育来传播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理想，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

1919年5月，杜威在上海讲演时，曾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阐述了他的基本教育思想。他认为，教育事业若不从大多数平民着想，换一句话说，若不提倡平民主义的教育，那么，一般平民觉得终日劳动都为了衣食，人的生活是很没有趣味的，久而久之，他们对于一切[36]事业渐渐产生不愉快的反应。在杭州、南京，他又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再次发表演说，指出平民教育乃是公共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而中国根本没有平民教育，受教育者大多为有钱有势的[37]贵族子弟，而且重男轻女，像这样的教育该叫作阶级教育。

毛泽东对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方针深表赞同。他认为平民主义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民主政治，在经济上要求平均分配，而且要求在教育上要有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其首要之义，就是强调全体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必须普及，特别是要普及到生活贫苦的平民中去。同时，贯彻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还必须打破学术的神秘性和少数人对学术的垄断。“看学术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38]务使公共，每人都可取得一份”。

杜威强调教育必须面向实际生活，为解决实际生活提供知识工具和能力预备。他强调要把知识变成能力，认为只有具备动手操作的能力，才能活用知识，为社会生活服务。对他的这种工具主义教育思想，毛泽东也深有同感。他认为中国旧教育的根本弊病之一就是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只学些无用知识，于社会生活毫无益处。他提出要使教育与杜会生活相联系，就必须克服旧教育“非生产的，非实际生活的，[39]多鹜于都市而不乐农村”的弊端。主张学生毕业后要到农村去，既有利于克服学生自己的毛病，又有利于推动农村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显然，这些思想和主张中的许多因素，毛泽东后来不仅始终坚持，而且践行终身。

总之，在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信奉有加，并勉力践行。直到1920年7月23日，他在其拟就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仍然持之以恒，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自世界思潮日趋转变，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故，全国风传，进行甚速。[40]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

毛泽东在践行杜威平民主义教育理念的同时，也在不断践行着杜威的社会改良主义政治观念，并一度以此作为他改造湖南和中国社会的指导方针。

关于湖南和中国的改造问题，一直是青年毛泽东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当时，他的基本倾向是通过温和的、典型示范的、先建立联合组织然后推向全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而他发起的湖南自治运动，就是他改造中国社会的总设计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关于如何建设湖南的问题，毛泽东曾经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质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在1920年3月12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表示这些虽然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41]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这年6月11日，湘人痛恨的军阀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问题，更显急迫。毛泽东深深感到，一个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此时，尽管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已开始逐步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但对社会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以他的性格，不在实践中尝试一下，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的。7月9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42]象。”7月22日，新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发表了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电”，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各种社团和知识界人士纷纷发表主张，提倡“民治主义”“湖南自治”。毛泽东也在长沙《大公报》和上海的报纸上连续发表14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

湖南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他设想：在这个国家里，废除军阀统治，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政府；自办银行，自置实业，自搞教育，健全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显然，他的这种近乎惊世骇俗的构想是大胆的，但又是空想的。因为这个用来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国”，其实近似一种放大了的“新村”。

似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这种改良主义空想的可行性，毛泽东还把“湖南自治运动”与当时已经开始在中国流行的俄国革命思潮进行了比较。9月5日，他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详细说明俄国革命的经验，并认为俄国的经验适合于“彻底的总革命”，中国现在还不存在发生彻底总革命的条件，“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所以俄国的经验在中国还“不行”。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43]建设许多的小中国”。由此可见，这个时候在对俄国道路和美国思潮的选择中，青年毛泽东的倾向性，仍然不言自明。

毛泽东倡导湖南自治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44]“第一义则自治主义，第二义则民治主义。”这种改造湖南的基本观念，实际上是来自于杜威的政治主张。说远一点，则是对林肯民治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杜威的民治主义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第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之类；第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掉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第四，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在当时，毛泽东把这种民治主义等同于民主主义，要求湖南军阀洗心革面，放弃专制主义：“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45]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显然，这种与虎谋皮式的改良主义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和湖南都是根本走不通的。因此，湖南自治运动最后不了了之，也就在情理之中。

除了杜威社会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之外，在自治运动开始之时，毛泽东还借用了美国的门罗主义为其摇旗呐喊。他努力从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中借鉴得失，在有关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把湖南设想为美国的一个州，以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模式来构想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192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明确提出：“湘人自决主义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46]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

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提出的对外政策，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任何欧洲列强不得干涉西半球的事物。本来门罗主义在各国政治家那里便存在着多种解释，可以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毛泽东对门罗主义也是抱着这种为我所用的态度。他把门罗主义说成是各自互不干涉的主义，使之成为推行自治的重要理论根据。

其实，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求学时，就从美国的历史著作中，对门罗主义有所了解，并一度持否定的态度。1916年7月18日，他在《致萧子升信》中对湖南政局进行了分析，认为湘人主张湘省只能由湘人[47]治理，是一种门罗主义政策。7月25日，他再次致信萧子升，明确表示对这种门罗主义“始终不赞成”，认为“此种自推长官风气，极[48]不可开。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

为了推行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把自己当年已经抛弃的门罗主义又重新拣了回来，并且推及全国。1920年9月6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文章，断言湖南农工商学及不管事的老少这些占社会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赞成湖南门罗主[49]义”的，只有少数人主张“湖南侵略主义”。因此，要坚持用“湖[50]南们罗主义”战胜“湖南侵略主义”。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反对统一》的文章，强调不仅湖南要采用门罗主义，全国各省也要采用门罗主义。他说：“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51]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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