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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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试读：
前言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所处的时代，是美国资本主义获得巨大发展并进入垄断阶段的时代。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首位，而此时世界已基本被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在列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同时，欧洲正在形成两大军事集团，准备用武力来打破原有的平衡。在此背景下，美国逐渐出现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公众舆论。“海权论”的提出，迎合了美国急欲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愿望和政治需要，使美国拥有了进行海外扩张的理论依据，因而受到了美国统治者的欢迎。马汉还撰写了许多篇论文，用他的海权论解释新的国际秩序蓝图。马汉的海权理论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成为公众舆论的主旋律，对众多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尤其是先担任助理海军部长、后当选总统的罗斯福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海权论”也是美国对外战略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罗斯福在他连任四届总统的任期内，始终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海军的建设，使得美国海军空前强大。
二战以后的60多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重视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格局并未改变。就拿我国的周边来说，各国都在拼命发展海军。日本已经拥有亚洲第一强大的海军力量，印度也已拥有可以在地区称霸的海上力量，其他各沿海国家也都把大笔金钱花在发展海军上，相比之下，我国的海军建设显得明显滞后了。过去，我们过分强调防御型战略，强调“实行近海防御、保卫本国的领海和海疆，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对于马汉的海权理论，只是在个别场合提及，并称其为“资产阶级海军战略理论家，提出了适应美国海外扩张需要的理论，强调利用公海向海外输送兵力、称霸海洋”，这显然忽视了其符合科学理论规律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日益加强对海权的重视，海军建设也上了新的台阶。2005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被正式确定为“中国航海日”，每年这一天，我国都举行关注海洋权益、重视国家海权等内容为主题的各种活动。
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中国海军肩负着全国人民的期望，远航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为我国（包括港澳台）商船和联合国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船只护航。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是中国海军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职责所在。执行这样的任务，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毋庸讳言，任务是极其艰巨的，考验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海军虽然已经发展了60多年，在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基本上还没有脱离以近海防御作战为主的模式。当前，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给我国的海上安全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海盗、海上恐怖主义、海上走私贩毒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一种国际犯罪，是发生在海洋空间的典型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应对这种威胁，是海军非战争行动的主要任务。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我国海军正在逐渐强大起来，最终将在国防事业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本书完成于19世纪末，因此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带有明显的美国国家利益色彩，所以，读者在阅读时要有辨别性地阅读。第一章引论
海权的历史是对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相互间的敌意，以及那种频繁的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很多名留青史的军事大家都认为，研究已经消逝的军事历史，对于纠正战争的指导思想，帮助建立灵活多变的战略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早在多年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虽然当初没有这些千真万确的原则，但人们已经洞察到了这一切。正是这种理念才导致了本国财富的增长与繁荣。为了能够获取超出本国国民应得的份额，他们完全有必要竭力排斥其他的竞争者。这种排斥往往有两种手段，一种是通过垄断或者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另一种则是直接的暴力方式。
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试图瓜分到更大的商业好处，这种利益的冲突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然会导致一场血战；另一方面，无论是什么原因挑起的战火，是否掌控了海上霸权都成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所以说，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一个濒临海洋或者要借助于海洋来发展自己的民族，海上力量就是一个秘密武器。这也是本书讨论的主要话题，尽管不是唯一的话题。
军事天才拿破仑在沙场决战中研究了众多前人的战役，比如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大帝。当然，那时候火药还不为人所知。拿破仑发现，虽然很多战争的具体情况是随着武器的进步和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但有些教义却是永恒的，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些教义可以被提升到一个原则性的高度。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海洋武器装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海上的动力源也由人力或者风力变成了蒸汽动力，但是研究昔日海上的决战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的。
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研究大帆船时代海上战争的历史与经验，当然，我们要批判性地研读，而不是全盘学习。一方面，这种研究能够提供现在进行运用和评价所需要的教训；另一方面，蒸汽时代海军的历史还太短，尚未形成明确的学说。在帆船时代，我们有了很多的海上战争实践经验，而对于未来的海上战争，我们几乎只能依靠主观的臆断。尽管我们试图详细研究蒸汽时代的舰队与通过划桨驱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舰队的相似之处，使这些理论具有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但是在没有实践的验证之前，光有这些比较和鉴别是不能够完全使人们满足的。
的确，蒸汽舰队和单层甲板大帆船的相似性绝非表面上那么简单，它们都具备能够不依赖风向而驰骋大海的能力，可以向任何方向航行，可是两者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普通的大帆船只能在海风吹起之后航行有限的里程，一旦海风停止，它便一动也不动了。我们能够观察事物的相似之处，这是一种明智之举，但寻找事物之间不同的地方也不失为一种智慧。但是，当我们发现事物的相似点时，便容易对在新发现的类比中存在的巨大差异失去耐心，从而可能忽视或者拒绝承认这种观点。蒸汽舰船和单层大帆船虽然发展不平衡，并且它们都具备上面提到的那些性能，但是有两点它们是不尽相同的。我们想从大帆船的战斗经验中寻找可以提供给蒸汽舰船的教训和原则，就必须把这两者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牢记于心，否则就会做出错误的评判。在使用的过程中，单层大帆船的驱动力会迅速衰减，因为人的体能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结果就导致单层大帆船进行战术运动的时间是有限的；此外，在单层大帆船时代，没有远距离攻击的武器，所以一般情况下都是短兵相接。以上这两种条件都要求单层大帆船在交战时要进行短距离的快速袭击。
然而，人们还发明了更加高明的战术，比如迂回包抄敌人，紧随其后展开厮杀格斗。在这样的一种快速冲击和大混战中，当代海军中出现了一种影响广泛，甚至十分显赫的关于海军方面的意见，认为现代海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大混战，类似于唐尼布鲁克博览会的局面，很难分清敌我。虽然单层大帆船和蒸汽舰船都在船头装有撞角，并且可以随时撞击敌人，但这不能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根据。到现在为止，这种高明的意见还仅仅是一种臆断，所以在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前，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判断都是没有依据的。只有等到这种战法受到肯定之后，才会出现对立的观点，即两支数量相等、实力不相上下的舰队之间进行混战，战术技巧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现在海军装备精良，武器威力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混战并非最佳的选择。一个舰队的指挥官越是自信，其舰队战术技巧越是纯熟，舰长们的表现越是出色，他们就越不愿意与对手正面进行混战。因为在混战中，所有的优势都将发挥不出作用，运气反而成了决胜之本。在遮掩的条件下，再怎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军也变成了一帮没有协同作战能力的乌合之众，至于何时才是混战的最佳时机，历史上已经有了很多的实例。
单层大帆船和蒸汽舰船只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在其他方面，两者都相去甚远，由于这些特征不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也就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与蒸汽舰船相比，大帆船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彻头彻尾的弱点就是必须依赖风，但是这种特征却很少被人注意到，这种缺点加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抛去这个弱点的话，大帆船在战术运用方面还是非常有用的。它不会在没有风的条件下，丧失所有的战斗能力，在今天看来，人们更加青睐它的战术运用。当蒸汽舰船被开发利用出来时，大帆船依旧占据着海上霸权的地位，而且一直都是蒸汽舰船之前最好的舰船。帆船所具备的远距离攻击能力，能够在很远的距离上毁伤敌人，而且这种机动不管多长时间都不会使船员精疲力竭，这样一来，大部分的船员就可以投入到战斗当中去，而不用耗费精力去操纵船桨。这正是大帆船和蒸汽舰船的相同之处，从战术上考虑的话，这种能力跟单层甲板大帆船在静止中或者逆风行驶时前进的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我们在寻找相似性的同时，往往就会忽略掉不同之处，还容易把两者的相同之处夸大，这多少显得有些可笑。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大帆船装有穿透力极强的远程大炮，还有射程短却具有强大轰击力的大口径短炮；而现在的蒸汽舰船装备有射程较远的舰炮和鱼雷，鱼雷只能在有限距离内通过猛力撞击造成敌舰损坏，而大炮则能够穿透敌舰。然而，这只是从战术上考虑的，但它们却影响着海军指挥员和舰长们的战斗部署；这种相似性是比较现实的，不是牵强附会。帆船和蒸汽舰船都能够直接与敌军正面交锋，但前者是通过强行靠近而俘获敌舰，后者是通过猛力的撞击让其葬身于鱼腹。对于帆船和蒸汽舰船来说，这是它们最困难的任务，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必须把敌舰引诱到攻击行动区域内的某一个点，在那里，杀伤性武器才能够从广阔海域上的许多点上射击轰炸。
根据风向的不同，两支舰队或者两条大帆船的相对位置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术问题，也是将领和水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跟蒸汽舰船没有丝毫的关系，也就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但是，如果你能够充分地考虑一下背风与气候状况的特征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看法是错误的。在海域中占据上风位置的舰队能够随心所欲地投入战斗或者撤出战斗，结果在进攻之前就具备了进攻型的优势。当然，这种优势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这种行列之中的非规律性，会让舰队暴露在射击的炮火之下，并使得攻击者的部分舰炮或者全部舰炮无法发挥作用，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在接近敌人时发生。一旦一支舰队处在背风的位置，就不可能主动发起进攻，只能进行防御，并根据敌人的挑战，见招拆招。当然，如果你能镇定自若，保持战斗队形不受冲击，以及在敌人无法还击的时候不断地对其实施攻击的话，这种劣势是能够弥补的。从历史上看来，在各个时期的进攻或者防御作战中，这些有利或者不利的特点都是非常相似的。进攻的一方为了打垮敌人，就必须冒着这种风险和劣势；而防御的一方为了保持好战斗队形，就必须小心翼翼，组成良好的阵位，便于在攻击的一方自我暴露的时候实施反击。
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存在于气候与背风相对位置间的根本差异。英国人非常喜欢前者，他们的一贯政策就是进攻并摧毁敌军；而法国人则比较热衷于背风的位置，通过这样做，在敌人接近的过程中，他们就能逐渐削弱敌军的战斗力，这样也避免了迎面而来的遭遇战，保护自己的战舰不受损伤。法国人对海军军费缩手缩脚，让海上战事服务于其他军事，所以他们通常都采取防御性态势，并将其局限在打退对方进攻的方式上。只要敌人不是为了作战，纵使在自己前面耀武扬威，法国也只会采取这种娴熟的下风战法，从来不主动出击。当英国海军将军罗德尼表现出要充分利用风向的优势，不仅仅是用以进攻，而是在某一部分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时，他的对手德·吉尚却突然改变了战术。在第一次的交手中，法国军队在下风，但是当德·吉尚意识到罗德尼的意图之后，他立刻调整战术，以获取风向的优势，他不是去进攻，而是缓缓撤退，等到条件有利的时候，他才会进攻。
现在采取进攻或者撤退不再依赖于风力了，而是取决于舰队的速度，这种速度不单单是指单舰的速度，还包括这支舰队行动的战术整体性。所以，具有高速度的舰队往往能够占领有利的位置。这就表明，我们从大帆船和单层甲板船的历史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不是一种徒劳和苍白的空想。
帆船和单层甲板桨帆战船都和现代的舰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巨大的差异。由于这些不同之处，我们就不能引用他们的经验或者作战样式作为仿效的先例。然而，先例的作用并不等同于一条原则，先例可能从最初就是错误的，由于情况的慢慢变化，变得失去了作用；而原则是立足于事物的本质之上的，尽管随着情况的变化可以有不同的运用，但是它依然是实施行动以获取胜利必须遵循的标准。只要按照这个准则去战斗，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战争中的种种原则是通过对过去许多次战争经验的研究而确立的，永远都不会变。战争的具体情况和武器装备会随时发生变化，但是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永远遵守在战场战术或者由战略名义下构成的历史教义，永远地重视它们。
在更为广阔的战争行动中，很多条件是长期不变的，海上的角逐涵盖了全球大部分战争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角逐中，历史的准则才有了永恒的价值。有时候战争场地大小可能不同，敌对两军的强弱可能不同，调动的难易可能不同，但这些都只是规模和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本质上的差别。随着现代文明渐渐取代了野蛮文明，通信手段、道路日渐通畅，河道上架起了桥梁，食物的来源在不断增加，战争行动变得越来越方便、迅速，但无论这些外部条件怎么变，作战所遵循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虽然汽车运送部队取代了徒步，火车取代了汽车，作战行动的距离大大延长，也就是时间缩短了，然而，决定部队集中的地点、需要运动的方向、需要进攻哪一方的阵地，以及保护自我的原则没有改变。因此，在茫茫大海上，从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发展到了帆船，再由帆船发展到蒸汽舰船，海军作战的广度与速度进一步扩展，却并不会改变指导海军作战的原则。2300年前，叙拉古人赫莫克拉特斯讲话中包含了一套正确的战略计划，这些原则到现在依然适用。
当交战双方遭遇（“遭遇”这个词表明了战术与战略之间的界限）之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双方的指挥员做出决定，这其中包括涵盖整个战场的全部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海军在战争中的确切职能和任务，海军的真实目标，集结地点，燃料和补给仓库的建立，确保仓库和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破坏商业贸易的军事价值和破坏贸易采取的最有效的方法，采用分散巡洋舰或者是强制性地攻占商业航运的必经之路，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属于战略问题，历史上对这方面的记载也非常丰富。最近在英国海军界的一次讨论中，其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同法国作战时，对海军部署所采用的方针进行比较，也就是对两名英国海军巨头——豪勋爵与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比较其优劣的颇有价值的争论。这是纯粹战略性的问题，不单单只具备历史价值，对当前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海军部署所坚守的原则依然没有变化。圣·文森特勋爵的政策使英格兰免遭入侵，而豪勋爵和他的部队则把英国带入了特拉法尔加海战当中去。
在海上战略方面，历史上曾经一些非常重要的准则，到了现在其价值依然没有丝毫降低。很多战争的情形都是相对连续的，这些学说不仅可以阐述原则，而且在条件相对未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用作先例。当对立的双方在某一特定的地点投入战斗时，关于战术问题反而不一定正确。人类在不断地进步，武器装备在不断革新，也正是因为如此，部队或者战舰在战场上的运用和部署也必然会迎来一场变革。于是很多跟海上事物有联系的部门内部就出现了一种倾向，他们认为先前的那些经验教条已经成为过去，再在上面花工夫纯粹是浪费时间。这种观点的出现虽然很自然，却是狭隘和片面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各国把战舰部署于海上，指挥划定行动区域，从而改变世界历史的这种战略意图。过去一些战争的失败，取决于他们有没有遵循战争的法则，因此，海军若是仔细研读了这些战争法则，就会把这一切运用到他们那个时代的舰艇和武器的战术当中去。他们还会发现，武器的变化必定会引起战术的变化，只是这两个变化之间的间隔是非常漫长的。这也印证了一个事实：武器的革新往往归功于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战术的变革却必须战胜这个阶层中的保守派势力。然而，这种习惯性的势力是非常冥顽不化的。只有很好地运用这种变化，将它上升到一种规范的高度，认真地研究新式武器的威力，同时钻研相应的战术，才能抵消这股顽固势力。历史表明，指挥军人不辞辛苦地做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的；但如果有人能够认识到这种变化并加以运用的话，对于作战是大有帮助的，无数的历史教训就是这些准则的价值的体现。
我们可以接受来自一名法国战术家莫罗古斯（Morogues）的劝诫。他在125年前就说：“海军的战术是建立在各种条件之上的，改变这些条件的主要原因是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变化能够引起战舰构造的变化，战舰操纵方式的变化，从而引起整个舰队的变革。”莫罗古斯进一步说道，“海军战术不是一门以永远不变的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海军战术与其他战术不同的是，它更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批评。确切地说，海军战术的法则会随着各种武器装备的更新而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战略原则的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要小得多，因此人们不容易认识到这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原则对于我们在历史事件中获取感悟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1788年的尼罗河之战，它不仅仅是英国舰队打败法国舰队的一场胜利，更对摧毁拿破仑在法国与埃及之间的交通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次战争中，英国统帅纳尔逊把这种战术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精彩绝伦，被后人称为“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衔接得最为完美的艺术”。尼罗河之战彻底摧毁了法国的海上交通线，只是那种战术衔接需要的一个特定条件今日已经不复存在，即一支已经抛锚并处于背风方位的舰队是无力前去救援快要被摧毁的战舰的。然而，这种完美衔接中的基础原则则永远不会过时，就是集中优势力量攻击敌舰中最不容易获得救助的部分，让其成为孤立的棋子。在圣·文森特角一役中，杰维斯海军上将就遵循了这一原则。他用15艘战舰攻击了敌方的27艘战舰，并取得完全胜利。尽管在这次战役中，敌军的战舰在一直行进并没有抛锚，但杰维斯上将灵活运用这一原则，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举击溃敌舰。在尼罗河之战中运用的这种军事原则在当今仍然有用武之地，埃及企业的生存发展都是依靠法国的补给，而尼罗河大捷恰好摧毁了这支保卫交通线的海上力量，那么最终一败涂地也就不足为奇了。聪明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种军事打击是完全针对敌方的交通线的，时至今日，这种军事原则依然非常有效，跟单层甲板船和大帆船的时代并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如此，但是现代有些错误的看法还是认为这些东西太过陈旧过时了，由于人们与生俱来的惰性，让他们对海军历史上那些永恒的战争教训视而不见。比如，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纳尔逊的荣誉一度达到了顶峰，人们只认为这是一个寻常的孤立事件，不会把其跟其他战役联系起来。那么，有没有人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被誉为天才的纳尔逊是怎样在正确的时间里恰到好处地遇上敌舰的呢？”又有多少人会想到这只是一场持续了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中收场的一幕呢？在这场较量中，拿破仑和纳尔逊这两位最伟大的指挥者，究竟是怎样过招的呢？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被打倒的是拿破仑，而不是法国的舰队司令维尔纳夫；获胜的是英格兰，而不是纳尔逊。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拿破仑的行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纳尔逊根据直觉和自己舰队的灵动性对敌舰穷追不舍，在关键的时候刚好赶到了。这种战争的主要特征与战争的基本法则非常吻合。虽然英国人冒险突进，但这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在战争准备的效率上和执行任务的能力上，以及战前几个月英国指挥官的洞察力上，这些大教训都是战略性的，是非常出色且非常重要的。
上述两个案例都是完全合乎战争规律的，接下来要引用的第三个战役，却没有明确的底线和结果，所以容易对于当时应该怎么做展开一番讨论。美国独立战争中，西班牙和法国于1779年结成了同盟，共同抗击英国。当时的联合舰队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平行排列了66艘战舰，把英国的舰队驱赶到港口中不敢露面。当时的西班牙以收复直布罗陀海峡和牙买加为主要的军事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用尽力量攻打那些坚不可摧的堡垒，可惜这些攻击都毫无用处。
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纯粹的战略性问题：与其试图控制英吉利海峡和英国港口的英国舰队来破坏英国贸易和威胁英国本土，为什么不直接攻击英国的前哨基地呢？这样不是更有把握收复直布罗陀海峡吗？英国民众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外敌的入侵，而这次进攻会让他们惊恐万分，从而动摇到对其舰队的坚定信心，也会使其失去勇气和斗志。无论最后的决断是什么样的，在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来十分合理。当时也确实有一名法国的军官以另一种方式提到过这种战略思想，就是直接进攻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岛屿，以取代直布罗陀的战争。当然，那时的英国人是断然不会为了一块海外殖民地而放弃地中海这个咽喉要道的，而他们为了保护首都和家园有可能舍弃这个殖民地。拿破仑曾经宣称要重新夺回波兰境内的维斯特拉河岸边的领土，并重新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如果说他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的话，他肯定能够顺势攻占英国的沿海地区，这还用得着怀疑吗？
历史会警示我们进行有必要的战略研究，还通过一系列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来阐述战争的教义。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为了印证这条真理，我们还要研究两个战例，它们在时间上可能距离我们更加遥远。在这两场东方国家同地中海大国的碰撞中，有一个闻名于世的帝国已经岌岌可危，战争的双方都把舰队集结在彼此邻近的阿克提莫岬角（Actum）与巴尔干半岛西南的勒班陀（Lepanto）。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由于某种原因诱发的海权更替？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的话，那倒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番。因为如果在东方再度崛起一个像土耳其那样的海洋强国的话，就会引发同样的战略问题。就目前而言，海权的中心还在西方，特别是英国和法国。但是，如果由于某种机会，有一个国家控制了黑海盆地，并且控制了地中海的入口的话，那么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恐怕会完全改变。再者，如果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和法国开往地中海的路径将不受阻挡，那么在半道上，东方将跟西方会迎面相撞。
在战争频发的那个年代，海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材料详细研究海权对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结局的影响，但是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海权确实是影响布匿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果只根据人们口中流传下来的战争事实来研究的话，那么这种观点也不足够正确。跟往常一样，海权的重要意义被我们浪费并忽略掉了。我们只能从一些可怜的蛛丝马迹中，得出以下正确的判断。即使你控制了海洋，那也难以保证敌人的单舰或者小型舰队就无法溜出港口，不能穿行在海上，不会袭击海岸边没有设防的地区，不会闯进被封锁的港口。相反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弱小的一方往往可以逃离这种严密的封锁，跟你玩擦边球战术。所以，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跟罗马舰队实力相差悬殊的迦太基海军在统帅包米卡尔的率领下，奇迹般地在南部意大利登陆，将4000名士兵和一群大象运抵意大利南部。到了战争的第七年，包米卡尔又奇迹般地摆脱了叙拉古附近的罗马舰队，在汉尼拔控制下的塔兰托露面。汉尼拔也向迦太基派出了特遣舰队，甚至最后汉尼拔跟他的残余部队安全地撤回了非洲。但事实上，迦太基政府并没有给汉尼拔提供必要的援助。表面上看来，迦太基政府援助汉尼拔是无可厚非和水到渠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以，罗马舰队在海上占据的优势完全影响了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如果不仔细调查清楚这些事实，就无法对海权对战争影响的程度做出客观的评价。
德国历史学家蒙森（Mommsen）曾经说：“在战争伊始，确实是罗马舰队控制了海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本不是海洋大国的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它的海军力量就远远超过了迦太基人，占据了海上的优势。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这种优势依然存在，虽然第二次布匿战争没有重大的海上战役，但从各种情形和事实之间的联系看来，罗马已经完全占据了海上优势。”
可惜汉尼拔没有留下回忆录，不然我们就能知道他跨越高尔与阿尔卑斯山，走出这一步近乎于毁灭性的远征是为了什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西班牙沿岸的舰队根本无法跟强大的罗马舰队抗衡。如果汉尼拔的舰队足够强大的话，他就会沿着他既定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因为对他来说那是至关重要的；假如他能够从海路进军的话，那么他带去的6万精锐士卒就不会损失3.3万了。就在汉尼拔在死亡线上前进时，罗马舰队在两名元老的率领下已经开赴西班牙。他们的战舰上还运送着一批由执政官指挥的陆军。虽然一路上也遇到了迦太基舰队的骚扰，但他们损失不大，随后罗马陆军在汉尼拔交通线上的埃布罗河（Ebro）以北地区登陆，同时另一支舰队则在另一位执政官的率领下被派到西西里。这两支舰队总共有220艘战舰，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分别击溃了一支迦太基舰队。这些在战斗记载中都被一笔带过，可见当时罗马舰队实力之强。
到了第二年，战况变得如下：汉尼拔进攻意大利北部，接连获胜，随即向南进军到罗马附近，然后在此驻扎，从当地征集给养，以至于跟当地人产生矛盾，导致民怨沸腾。特别是一旦跟罗马人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政治武装发生冲突的话，那就会有毁灭性的危险。因此，从一开始汉尼拔就急需建立一条交通线来获得增援和给养。有三个比较友善的地区供他选择：迦太基本土、马其顿与西班牙。迦太基本土和马其顿只能通过海上航路建立起交通线；而从西班牙那里，汉尼拔能得到最坚定的支持，况且陆路和海路都可以通往那里，如果没有敌军骚扰的话，海路既方便又快捷。
在战争最初的几年里，罗马帝国凭借着它在海上的霸权优势，完全控制了意大利、西西里和西班牙之间的盆地，即第勒尼安海与撒丁里亚海。从埃布罗河至台伯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对他们都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到了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坎尼战役后，叙拉古抛弃了与罗马的联盟，反叛罗马的行为在整个西西里蔓延，接下来马其顿与汉尼拔也订立了攻守同盟。这些巨大的变化不断地扩大罗马舰队的作战活动范围，有效地削弱了罗马舰队的有生力量。为此罗马帝国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这些部署又怎么可能会影响到这场战争呢？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了罗马并没有放弃对第勒尼安海的控制，因为罗马舰队可以随时顺利地从意大利驶往西班牙，不受到任何阻挠。而在西班牙沿岸地区，罗马人也完全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在亚得里亚海，罗马部署了一支分舰队并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用来遏制马其顿。他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没有让一名迦太基士卒踏上意大利的土地。蒙森说：“菲利普缺少一支有足够实力的战斗舰队，以至于他们的行动举步维艰。”在这里，海权不再是一种推断和理论，而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
在西西里，斗争主要以叙拉古为中心。迦太基和罗马的舰队在这里相遇，但是罗马舰队的实力要明显高于迦太基，尽管迦太基人曾经不断地向叙拉古城里运送补给品，但是他们还是避免跟罗马舰队硬碰硬。罗马舰队在这里控制了马萨勒、巴勒莫和墨西拿，他们还在这里建立了牢固的军事基地。在那时南部的通道还是畅通的，迦太基人才可以坚持反抗和斗争。
根据以上的种种事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非常有依据的，那就是：罗马的海上力量已经控制了从西班牙的塔拉戈纳（Tarragona）到西西里岛西端的马萨勒，再从马萨勒到亚得里亚海的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海域。而且在战争期间，这种控制一直持续着。虽然这种控制不能完全阻止迦太基人的袭击，但它却遏制了汉尼拔急需使用的海上交通线。
另一方面，战争头10年，罗马舰队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在西西里和迦太基之间的海域长期持续性作战，所以罗马舰队不可能到自己能力范围外去活动。当汉尼拔一起程，他便倾其所有来维护西班牙跟非洲之间的交通线，而当时的罗马人也没有袭击这些交通线的想法。所以，罗马舰队的做法完全使马其顿置身于战争之外，也没能够有效地制止迦太基人在西西里进行的多次有效的牵制攻击，但它确实遏制了迦太基人对远在意大利作战官兵的支援。那么，西班牙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汉尼拔的父亲和汉尼拔都把西班牙当做他们入侵意大利的根据地。在战争开始前的18年里，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并非常有政治头脑地扩大和巩固了在这里的权力。他们训练出了一支庞大的、极其富有经验的军队。汉尼拔一起程，就把在这里的政权交给了对他忠心耿耿的弟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这种忠诚是汉尼拔无法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的非洲本土得到的。
随着汉尼拔点燃战火，迦太基人就取得了南部港口加的斯到埃布罗河之间地区的使用权。虽然在埃布罗河与比利牛斯山地区之间居住着很多对罗马人十分友善的部落，但是当罗马人离开之后，他们也没有有效地抵抗汉尼拔。汉尼拔留下了由汉诺（Hanno）统帅下的1.1万士兵对这个国家进行军事占领，以防止罗马人进犯和骚扰他们基地之间的交通线。
但是，在同一年的这个时候，西庇阿（Scipio）率领2万士兵打败了汉诺，占领了埃布罗河沿岸和内陆以北地区。这样一来，汉尼拔就跟哈斯德鲁巴断了联系，并从这时开始，罗马人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部队大举进攻，而罗马人与意大利相连接的水上交通线却一直平安无事。罗马人还在塔拉戈纳设立了一处海军基地，跟哈斯德鲁巴在西班牙东南港口喀它基那（Cartgena）的基地对抗，紧接着他们大举攻击这块基地。这次战争的指挥者是年轻的西庇阿兄弟，7年来双方各有胜负；但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哈斯德鲁巴给予了他们毁灭性打击，西庇阿兄弟被杀，迦太基人几乎就成功地将增援汉尼拔的预备力量突进到比利牛斯山脉。然而，当他们准备再次发起攻击时，卡普阿（Captla）失陷了，这样一来，围攻卡普阿的1.2万罗马士兵就在克劳迪阿斯·尼禄（Nero）的率领下开往西班牙。尼禄才能超常，深通谋略。在第二次罗马与迦太基间的布匿战争中，正是尼禄将军做出的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才确保了罗马人对哈斯德鲁巴行军路线的控制，这条方便快捷的交通线，就被罗马海军给切断了。
两年之后，年轻的西庇阿接过了在西班牙的统帅权，他采取海陆联合进攻的策略，迅速占领了喀它基那。紧接着不久，他便做出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举动，即解散了他的舰队，并把舰队上的所有官兵水手全部调拨进陆军。西庇阿野心勃勃，他并不满足只作为一支钳制部队去封锁比利牛斯山通道，他还长驱直入进入西班牙南部，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与哈斯德鲁巴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此后，哈斯德鲁巴匆匆忙忙北上，从比利牛斯山西端经过，挺进意大利。那时候哈斯德鲁巴的处境已日益窘迫，部队减员很厉害。
这时候战争已经进行了10年，哈斯德鲁巴几乎没有遭受多少损失就进入到了意大利北部。如果说他能够跟汉尼拔大军会合的话，那么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当时的罗马军队也已经山穷水尽，濒临崩溃，他们连接殖民地和盟国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然而，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两人的状况却更加叫人担忧，两兄弟一个在梅陶罗河（Metaurus）畔，另一个还在阿普利亚（Apulia），两者相距仍有200英里之遥，而且他们还要应对实力强大的敌国，而罗马的军队则刚好处于两者之间。造成这样险恶的战局，除了哈斯德鲁巴姗姗来迟以外，还因为罗马军队彻底控制了海洋，使得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两人相互支援时只能绕路走高卢。而正当哈斯德鲁巴在这条遥远的路上绕行时，已经有1.1万的罗马士兵途经海路去增援正在跟哈斯德鲁巴打得难分难解的罗马陆军。结果不言而喻，哈斯德鲁巴派往汉尼拔处的信使们纷纷落入克劳迪阿斯·尼禄之手。尼禄获悉了哈斯德鲁巴的进军路线之后，亲自率领8000名最优秀的官兵前去跟北方的部队会合。等到两军合二为一的时候，一切都已成定局，两名执政官以其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全歼了哈斯德鲁巴的军队，这位战功卓著的迦太基将领也在战场上丧命。当自己兄弟的头颅被扔进汉尼拔的营房的时候，汉尼拔才大梦初醒，绝望地疾呼，罗马已经成了世界的主人。接下来，两个国家之间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梅陶罗河之役打响了。
这场战役想当然地以罗马的全面获胜而告终，总结其军事形势，可以归纳以下几点：迦太基人要想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就必须进攻罗马人在意大利的权力中心，破坏以罗马为首的军事联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迦太基人就必须拥有坚固的根据地和一条坚固而稳定的交通线，根据地已经由军事天才巴卡在西班牙建立起来，而交通线却总是断断续续。如果要建立一条稳固的、安全的交通线，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通过海上，第二个是绕道高卢。第一条线路没办法冲破罗马海军在海上的封锁，第二条几度岌岌可危，并且在最后被罗马陆军占领西班牙北部后切断了。罗马的陆军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还是罗马人控制了海上霸权，而迦太基人从来没有控制过海上局势，所以根本不会对罗马军团构成威胁，因此对于汉尼拔和他的基地来说，罗马人占领了两个重要的位置，一个是罗马帝国本身，还有一个就是西班牙北部。它们之间有一条稳固的交通线来连接，这样，相互之间的支援会源源不断地进行。
如果地中海地区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漠，罗马人坚守在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山脉，并在塔拉弋纳、马萨勒与墨西拿、意大利沿海靠近热那亚一带建立据点，同时还在马赛与其他地区建立了盟国；再如果罗马人还拥有一支所向无敌的武装力量，可以自由驰骋在沙漠中，而罗马人的敌人又十分落后，只能勉强集结部队迂回奔走；那么，这种军事局势就已经注定了，即使你用再怎么夸大的词汇形容这支劲旅都不会显得过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无论敌军的实力多么微弱，都有可能占据有利的地形实施袭击，哪怕是烧毁一座村庄，或者让一些临近边境的地区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甚至有可能会截击护送给养或者装备的队伍。但从战略意义上来说，这种小打小闹根本不会动摇交通线。这种类似于猎食性的行动只能被交战中较弱的一方使用，但是，接下来有人得出的一条推论却是大错特错了。他们认为这跟我们掌握的历史事实并不符合，那就是“罗马和迦太基都无法拥有对海洋无可替代的所有权”，因为“罗马舰队会时常开到非洲海岸耀武扬威，而迦太基舰队有时候也会在意大利沿海招摇过市”。在我们设想的那个圈子里，海军成为对我们所想的荒漠起决定作用的角色，然而，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个角色似乎可有可无，显得非常陌生，这就相当于一个远古时代的不同人种，没有自己的祖先，自己包括自己周围的人都对这些一窍不通，那么即使其对于这个时代乃至这个世界历史有深远的影响，也会被忽视掉的。如果这个论述正确的话，那么海上力量最终将会从主要因素中删除掉，这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所列举上面的例子，其时间间隔都与现在相去甚远，有的可能是本书讨论之前的，有的可能是之后的，但无论怎么说，这些例子都用来说明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和从历史中所要借鉴的教训。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例子都属于战略范畴而不是战术范畴，与其说它左右着战斗的行为，还不如说它影响着战斗的部署，因此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在这一点上，有一位权威人士说了几句箴言，杰米尼说：“1851年年底的时候，我刚好在法国巴黎，一个声名显赫的知名人士问我，近年来武器装备的紧张会不会对战争的方式带来任何比较大的变化。我当时就回答说，武器装备的更新或许会对战术的细节问题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大规模的战争中，我们还是要运用那些过去时代里伟大的军事统帅获胜的战争策略和原则，比如恺撒、弗雷德里克和拿破仑。”
对于海军来说，研究这一原则比以前更为重要，因为现代的蒸汽舰队具有强大而稳定的运作能量，所以制定出巧妙精确的作战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在单层甲板船和大帆船时代，我们可以制定出最为精妙的作战方案，可这一切都有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化为泡影。但是对于现在的海军来说，这种困难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强大的舰队能适应任何恶劣的气候环境。指导大规模的海军行动原则都是我们根据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这些原则无论是在以前还是现在，都非常有用，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在执行这些原则时，不用大费周章地去考虑天气原因了。
我们常常提到“战略”这个词，要是非给它下个定义的话，只能把它局限在一场或者几场军事行动之上，这些军事行动或是单独的，或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但都被当做战争中的现实或者就近的几场战斗场景。不过这可能单单指的是陆上的军事战略，对于海上行动来说可能并非如此。最近法国有一位著名的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这种定义对于海军的军事战略来说，实在是太过狭隘了。”他还说：“海军战略跟别的军事战略是有区别的，哪怕是在和平时期，它都需要制定自己的战略。在和平时期，通过购买或者签订某种条约，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占领一方很好的据点，这种手段有时候比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更加管用，也能在最后的关头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军事战略会指导我们在什么地方选定地点站稳脚跟，渐渐由暂时性的占领变为长久性、确定性地占据。”
这种意见有一些人会非常乐于接受，他们在10年之内已经亲眼目睹了英国成功占据塞浦路斯和埃及，虽然在表面上只是暂时性的占领，但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这块被他们占领的土地的。这种暂时性的占领最终都将变为长久性地占据，这是暗地里持续不断的战略所致。实际上，现代的海军强国都坚持把自己的士兵和舰队渗透到不同的海域和战略要冲，虽然他们的做法没有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和埃及那样引人注目。因为海上战略说到底还是为了本国的目的，无论是战争时代，还是和平时代，都要建立、维护和发展本国的海权。所以说，海军战略的研究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而言意义非凡，对于那些担任着外交任务和军事任务的人来说尤为重要。我们接下来将仔细研究一个濒海国家能够崛起的必要条件和一般条件，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本书中，我们开始考察17世纪中叶几个欧洲濒海国家的情况，并验证这些战争教训和经验，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的总结就从这里开始。第二章海权之要素
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来看，海洋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它四通八达的海上航线，如同一条宽阔的大马路或者辽阔的公有地，你可以朝着任意的方向往前走。只是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你之前走过的路径可能会受到某种条件的制约和控制，让你不得已选择其中的某些道路作为贸易航线。为什么只能选择航线呢？航线又是怎么确定的呢？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海洋对我们来说还很陌生，潜藏着我们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危险，但无论是旅行还是运输贸易，海路总是比陆路更加方便和便宜，这也是无数人趋之若鹜的原因。荷兰的贸易繁荣就是因为它不但有发达的海上运输事业，还有四通八达的水道，可以轻易进入自身的腹地和德意志的内地。在200年前，陆上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而且时不时还会发生战争，在这样的一个动荡时代里，水路的优越性就显得更加突出。虽然有时候也会有遇到海盗拦劫的危险，但它与陆路相比还是更加安全快捷。当时曾经有一位荷兰的作家，他已经预感到荷兰会和英国作战，他在估计两国战争的胜算时，就特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英国内部水路并不畅通，军队不能通过水路深入腹地，而当时的陆上道路非常糟糕，必须经过海路运送货物，这样一来的话，在中途就又有被拦截的危险。目前对于国内的贸易来说，这种危险往往不存在。对于现在大多数的文明国家而言，尽管水路运输依然非常便宜，但是沿岸贸易的破坏或者丧失已经无足轻重。
如果把时间推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话，熟悉法国历史和海军文献的人都会知道沿着法兰西海岸从一个地点偷渡到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船队是多么频繁，尽管当时海上还有大量英国的巡航舰，而且法国的内陆交通也非常好。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临海国家的国内贸易只是全部商业贸易的一部分，从国外输入的奢侈品或者必需品必须通过本国或者外国的船只运进港口。这些船只返航的时候，还会装载上与该国交换的商品，所交换的商品要么是自己双手劳动得来的产品，要么就是大自然的产物。无论如何，每一个国家都迫切地希望这些运输业都由本国的船只承担，并希望这些来往的船只能够安全抵达港口，他们还会派出舰队为这些船只护航。
在战争年代，这些运输船舶必须由武装舰船进行护航。从一种狭隘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海军就应该伴随着一支和平的运输船队应运而生，并随着海运的消失而消失。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有了侵略的意图，它就会永远保持一支海军，把它作为军事机构的一个分支。美国目前没有侵略其他国家的意图，也用不着为商船护航，所以武装舰队渐渐缩小乃至消失就成了必然结果。当美国再次发现海上贸易有利可图的时候，对于海运的兴趣就会促使它扩张自己的舰队，海军也就会随之恢复。当穿越中美洲地域的一条河道出现时，侵略的欲望就会促使它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当然这只是臆断，值得怀疑和推敲，因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是缺少远见卓识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必须要有远见，随时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当它的武装舰船或者非武装船只离开本土之后，它就会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和平贸易和避难的场所。在当今，世界各地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个港口据点，这些和平港口虽然是外国的，但是只要不爆发战争，你都随时可以获得它的保护。然而，情况不会永远如此，和平也不会长久存在，虽然这些年美国通过持久性的和平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早期的商船船员不断在未知的领域里探寻贸易，冒着失去生命和自由的风险获取财富，并且要花很长的时间搜集有用的货物。因此，商船的船员凭借着直觉在航道的另一边寻找一个或者更多可以停泊的站点，他们通过武力的手段或者给予恩惠的方式想方设法得到这些地方，让自己的船员和代理人可以放心地待在这个比较安全的避风港里，他们也会将自己的船舶停靠在那里，并不断搜集有利可图的产品，只等着本国的船队将它们运回。巨额的利润永远跟风险是并存的，但是这种冒险式的行动却在无休止地膨大，到最后就直接将占领的这些地方变为殖民地。
综上所述，所有殖民地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天然的，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这个国家政策的基础之上，并逐渐演变成为正规的、政治性的海洋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殖民地的发展都是那么简单而自然，有许多殖民地的形成是建立在纯政治意义上的，就统治者而言，民众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随着冒险家的胃口和欲望渐渐扩大，这种贸易从本质上来说跟刻意组织和建立殖民地没有区别。二者都是为了在别国的土地上赢得一块立足之地，为本国的商品货物找到一条新的销路，给本国的船舰划分一个新的范围，为本国的人民谋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
海运的航程是漫长而又危险的，并不是道路的另一端足够安全就可以畅行无阻，大洋中随时充斥着敌人的踪影。早在开拓殖民地最为激烈的时候，各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在海上弥漫，但到了现在，这些罪恶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海洋上的和平就像冬日的阳光，极为罕见，这就要求人们建立像好望角、毛里求斯那样的海军站，海军站建立的初衷不是贸易的需求，而是为了战争。濒临海洋的国家迫切需要占领如直布罗陀、马耳他、路易斯堡（位于圣劳伦斯湾入口处）那样的港口，这些港口的作用可能不尽相同，但同样具备战略性质。这些港口有的是商业性的，有的是战略性的，有的则是两种功能并存，比如纽约，当然这是比较罕见的。
生产、航运、殖民地，看似互不相关的三件事情，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产的目的在于交换；交换要依靠航运才能进行；殖民地则方便并扩大了航运的行动，并通过大量的安全区域，对航运进行保护。从这三者中，我们能够看出一个临海国家的政策和历史。一个国家的政策是由这个时代的特色和统治者的高明程度决定的，但是这一点用在临海国家却并不一定站得住脚，临海国家的历史是由它的位置、范围、领土结构、民众的地位以及民族特点决定的，总而言之，可以归纳为是由这个国家的自然结构决定的。当然我们应该承认，个别领导人的明智或愚蠢的行为在特殊条件下会对海洋的霸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包括使用武力控制海洋，或者一部分海上军事实力的发展，还有航运跟和平贸易的发展。只有这样，一支健全的海上舰队才能够稳定地发展。
影响一个国家海上力量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六点：
1. 地理位置；
2. 形态构成，其中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
3. 领土范围；
4. 人口数量；
5. 国民特征；
6. 政府特征，其中包括国家机构。一、地理位置
首先，如果一个国家既不依靠陆上的交通去保护自己，也不通过陆路向外扩张，而是单纯地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具备了比四周以大陆为界点的国家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作为一个海洋强国，英国就拥有比荷兰和法国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荷兰和法国必须要长期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陆军，以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独立，而这种投入是非常昂贵的。特别是法国，总是以十分荒谬和愚蠢的理由从海上向大陆扩张，进行这种扩张耗资巨大，如果法国能够有效地利用其地理位置的话，就会弥补其在别的方面的不足，为本国增加收入。
一个国家地理位置的优越与否，会直接提升或者分散这个国家的海上力量。从这方面来讲，英伦三岛就拥有比法国更为突出的优势。虽然法国的地理位置也很优越，它濒临大西洋，纵深伸向地中海。但尽管有这些优势，从总体上来看，它却成了海上力量薄弱的一个原因。位于法国东西部的舰队，只有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才能会合，而要这样做的话，往往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以至于遭受严重的损失。美国也濒临着两个大洋，如果说东西海岸都有贸易来往的话，美国将不得不耗巨资保护这些贸易，这也就成了美国在海权方面的巨大劣势。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殖民地帝国，英国已经丧失了在它的周边集中海军的条件和优势，只是这种牺牲未必是件坏事，实践证明它利多弊少。随着英国殖民体系的无休止扩大，它的海军舰队也在不断膨胀，英国的海上贸易和财富也日益增多。到了美国独立战争、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战争时期，就有一位法国作家一语中的：“虽然英国的海军舰队发展迅速，财富也日益庞大，但这些掩饰不了它本身贫穷的尴尬。”的确，英国的海军舰队足够保卫本土，但是海军的扩大远远跟不上殖民地的扩张。同样广阔的西班牙殖民地却由于海上力量的薄弱而屡屡遭到侵害和骚扰。
一个国家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但有利于集中它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有助于在抵御敌人的进攻时提供作战的中心位置和良好的基地等战略优势，英国就很符合这些条件。一方面，它正对着荷兰和多个北方强国；另一方面，它还面对着法国和大西洋。一旦英国受到威胁，它位于多佛海峡与英吉利海峡、甚至在布列斯特不远处的舰队随时可以占据纵深基地，并且能够迅速地会合联合军队，反击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的敌人，让它无法和盟国会合。除了这些，上苍还赐予英国非常方便优越的港口和更为适合安全靠近的海岸。在以前，由于气候的原因，穿越英吉利海峡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举动，但是到了后来，随着蒸汽舰船的改进和港口条件的改善，曾经一度让法国人感到苦恼的不利条件渐渐减少了。在帆船时代，英国舰队将其基地设立于托贝与普利茅斯，来对抗法国在布列斯特的舰队。这个计划很简单：在刮起东风或者微风的时候，英国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就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而当刮起西风的时候，封锁舰队就撤回港内，因为他们知道，在同样的天气条件下，法国的舰队也无法出来活动，在大风转向之前，他们可以安心地度过这段时间。
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靠近敌人或者进攻目标，比法国人称之为“劫掠战”的战争活动更加重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让它成为一种破坏贸易的力量。这种战争活动只是针对没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商业船只，所以实施攻击的船舰并不需要有很强大的火力。这种船只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差，从而需要一个避难点或者支援场所，这些场所要么在本国海上力量控制下的范围之内，要么在友国的海域内。友国的支援港口能够更好地提供援助，因为这种支援点是长期不变的，而遭受攻击的船队比它的敌人更加熟悉这里的航道。法国在英吉利海峡、北海和大西洋上面都有港口，这就极大地便利了它的舰船出去抢掠。这些舰船从临近的海域出发，进退有序。虽然这些港口由于相互之间的距离限制，不能够进行正规的军事联合行动，然而对于这种非正规的、辅助性的作战行动却非常有益，因为如果是正规作战的话，需要集中力量，而这种破坏贸易的抢掠却只需要分散的力量。这些商业掠夺船舰只有分散开来，才能捕获更多的猎物和财富，这一点在法国海盗的历史资料中得到印证。这些商业掠夺船舰主要的活动场所是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或者是在较远的殖民地区，在这些地方，比如法属西印度群岛之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之类的岛屿，都能给它们提供较为安全方便的庇护所。与古代船舰不同，现代船舰需要随时补充煤炭燃料，所以它更加依赖港口。美国的公众舆论对攻击商船的战争贸易抱有很大信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在国外的贸易中心并没有很大的港口，因此，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合海上抢掠，除非它能够在友国那里找到很适合补充和避难的港口基地。
如果上天有意创造出这样一个国家：它所处的位置非常便于战略进攻，又能够轻易地进入公海，同时还控制了世界航运的一条咽喉要道，那么，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就具备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英国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上述这些条件。荷兰、瑞典、俄罗斯、丹麦的商业贸易船队，以及那些溯流而上进入德国腹地的贸易船队，都必须经过英吉利海峡，帆船更是必须紧贴着英国的海岸线航行。除了这些，这种北方的贸易还跟海权有着一种独特的关系，波罗的海国家是提供海上补给的主要来源。
西班牙的战略位置跟英国的十分相似，除了它失去的直布罗陀海峡那条咽喉要道。在之前，西班牙能够轻易地监视大西洋和地中海，因为它的一边是加的斯（Cadiz），另一边是喀它基那，通往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商业贸易，必须经过西班牙控制下的领域，即便是绕道从好望角经过，西班牙也能够轻易地监视这些贸易船队。但是，当西班牙失去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它便丧失了对海峡的控制权，也为它两支舰队的会合增添了一道障碍。
下面我们来谈谈意大利，如果抛开别的因素，只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处在一个可以对通往地中海东岸国家及岛屿贸易航道与苏伊士地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位置上，并且它漫长的海岸线和天然港口使得它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只要意大利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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