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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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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杂记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杂谈

雍正帝众兄弟的最终下场

说到雍正帝“弑兄、屠弟”是否在历史上真有记载，答案是肯定的。但事实究竟如何，有人说雍正帝为了保皇位的稳固，铲除政敌是必然，也是必要的，哪个朝代对于影响自己政权的人都是如此。也有人说雍正帝的那些兄弟们则是死有余辜，因为他们作恶多端，不得不处理他们。具体如何，还是看看历史文献是怎么记载的吧。“弑兄”是指雍正帝囚禁了大阿哥允禔、二阿哥允礽、三阿哥允祉；“屠弟”则是指五阿哥允祺、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十阿哥允、十二阿哥允祹、十四阿哥允禵。其中允禔、允礽、允禩、允禟均被囚禁而死。

胤禔在康熙帝诸子中原排行第五，因为他前面的四个皇兄均早殇，在成年皇子中，他最大，所以被列为皇长子。胤禔聪明干练，文武全才。但他的生母惠妃那拉氏地位不如二阿哥胤礽的生母孝诚皇后高，于是胤礽因是嫡出而被立为皇太子。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封胤禔为直郡王，传说他力大无比，民间称他达摩苏王，也有叫神力王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帝将胤礽的皇太子废掉。因为胤禔对皇太子不满，所以对康熙帝说“如诛胤礽，不必出皇父手”，遭到康熙帝的怒斥：“凶顽愚昧。”后来由于发现他用喇嘛教“魇胜”巫术陷害胤礽，被胤祉告发而被革去王爵，圈禁时间长达26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一月初一允禔死于幽所。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允禔虽然在雍正年间仍被关押达12年，又死在雍正年间，实际上允禔最初是被康熙帝看押起来的，雍正帝只不过是延续了康熙帝的命令而已。

胤礽的生母是康熙皇帝的元配皇后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胤礽原本排行第七，因康熙帝的许多早殇皇子排行时未排列在内，所以胤礽排行第二，由于他是皇后所生，属于嫡子。他的生母又因生他时难产而死，所以康熙帝对他格外钟爱、娇惯。在他1岁的时候就被确定为皇太子。即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康熙帝发布诏书，向天下公布立胤礽为皇太子，授以册宝，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同时，设立为皇太子服务的詹事府衙门，配备官员。升内阁侍读学士孔郭岱、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廷敬为詹事府满、汉詹事。这是有清以来，皇帝第一次公开册立皇太子，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在朝廷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康熙帝开始了与皇太子胤礽之间长达近40年的皇储关系。

因为康熙帝过早立了皇太子，而他本人又是那么的长寿，在皇位上待的时间太久，因此康熙帝与皇太子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康熙帝分别册封成年诸皇子为郡王、贝勒，其中：封皇长子胤禔为多罗直郡王，皇三子胤祉为多罗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俱为多罗贝勒。受封诸子开始参与国家政务，并分拨佐领，各有属下之人。分封皇子，相对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太子的力量，增强了抵抗皇太子的力量。因此，在当时的朝廷，有三股政治力量，即至高无上的皇帝康熙、皇太子集团、反皇太子集团。三者之间相互牵扯，相互猜疑。这些情况被康熙帝发现之后，为了打击自己之外的政治势力，康熙帝先后两次废掉皇太子，最后将胤礽关押在咸安宫。雍正帝继位后，将其迁居到祁县郑家庄继续关押，允礽于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病死于禁所，终年51岁。死后被追封为理亲王，谥曰“密”。密字有追补前过的意思。将他葬在清东陵西侧的黄花山脚下（今天津蓟县境内）。这样看来，废太子允礽的看押、死亡，似乎与雍正帝继位并无很大关联。

胤祉（1677-1732），康熙第三子，荣妃马佳氏所生。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随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领镶红旗大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以征战功晋诚郡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因康熙帝敏妃之丧不满百日剃发，降为贝勒。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揭发蒙古喇嘛汉格降为允禔用巫术“魇胜”废太子，使胤礽得以复立，以功晋封亲王。不久，奉命率庶吉士何国宗等编纂历法、算法各书，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一月，辑成《律历渊源》以及《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帝即位，以其与胤礽素来亲睦，命守景陵。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因索贿苏克济，命降郡王，交宗人府禁锢。雍正八年（1730年），复晋封亲王。不久，以怡亲王允祥丧而无戚容，命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年）死，照郡王例殡葬。乾隆二年（1737年），追谥“隐”。从这里看，允祉是被雍正帝关押起来，并最终死于禁所的。

胤祺（1679-1732），康熙帝的皇五子，生母为宜妃郭络罗氏。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随父征讨噶尔丹，奉命领正黄旗大营，以功于康熙三十七年三月（1698年）晋封为多罗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晋封为和硕恒亲王。胤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帝即位后，但削其子的封爵。允祺死时54岁，谥曰“温”。雍正十二年（1734年）立碑勒铭，称其“秉性和平”，持躬谦谨，颇具乐善之风。

胤禩是康熙帝的皇八子。他的生母良妃卫氏是满洲正黄旗包衣人、宫内管领阿布鼐之女。因为胤禩有才、聪明，在诸多皇子和大臣中影响力很强，因此他是与胤禛争夺皇位的最有力的对手。在康熙帝第一次废皇太子后，皇太子位空缺，由于胤禩心存奢望，故与胤禟、胤、胤祯等人拉帮结派，试图谋求皇太子之位，被康熙帝发觉，遭到康熙帝严厉斥责，并给予他削贝勒封号的处罚。其实康熙帝在此之前就已意识到皇太子位一旦出现空缺所带来的后果，于是事先曾明令指出：“诸皇子中，如有谋皇太子者，即国贼，法所不宥。”

雍正帝继位后，将允禩视为自己的主要政敌之一。颇具心计的雍正帝为稳定其情绪，在即位初期故意安排允禩重要职务，命总理事务，晋封其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命办理工部事务。雍正帝借口允禩福晋郭络罗氏（允禩大老婆）说风凉话，将其赶回娘家，后借故处罚他在太庙前跪地一夜。《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二十七日，雍正帝痛斥允禩朋党：

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特为此耳。廉亲王之意，不过欲触朕之怒，必至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失，伊便可以希图侥幸成事，虽然伊不过作此妄想耳。

雍正四年（1726年），雍正帝以其结党妄行等罪削其王爵，圈禁，并削宗籍，改名为“阿其那”，意思是“猪”，改其子弘旺名“菩萨保”。雍正四年九月初十日（公元1726年10月5日）允禩在禁所被折磨而死，享年45岁。乾隆四十三年（1704年）恢复原名、宗籍。允禩是雍正帝为巩固皇权遭受到打击的最主要的政治对手。

胤禟是康熙帝的皇九子，生母宜妃郭络罗氏，为皇五子胤祺的同母弟。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26岁，被封为贝子。与皇八子胤禩结为党援，纵属下肆行无忌。雍正帝即位后，为了分离诸皇子聚集，令其出驻西宁（今青海），允禟消极对抗，迟迟不起程，并有怨言：“我何罪而斥我万里？且居丧未过百日，俟陵寝围时再往，亦未为迟。”雍正帝借故命亲信年羹尧严加监视。后在西宁以其违法肆行，与允禩等结党营私为由，于雍正三年（1725年）夺封爵，撤佐领，即于西宁软禁。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以“僭妄非礼”，革去黄带子，除宗籍，逮还京师。八月，定罪状28条，送往保定，加以械锁，暂交直隶总督李绂监禁，令改名塞思黑（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同年，允禟“腹疾卒于幽所”，也有传说是被毒死的，享年43岁。乾隆四十三年（1740年）恢复原名、宗籍。

胤礻我是康熙帝的皇十子。他是胤禩的死党之一，其生母温僖贵妃，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太师果毅公遏必隆之女，孝昭仁皇后的妹妹。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十月封为敦郡王，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命办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因与胤禟、胤祯支持皇八子胤禩争夺皇太子之位，康熙帝很反感。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命他护送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灵龛还喀尔喀蒙古，允托病不行，奉差擅回。后来他在疏文中连写“雍正新君”字样，被雍正帝发觉，斥为不敬，被夺爵，禁锢在京师，直至乾隆二年（1737年）才被释放，封为辅国公。乾隆六年（1741年）卒，以固山贝子品级入葬。

胤祹是康熙帝的皇十二子，生母为康熙帝的定嫔。雍正时晋升为皇考定妃。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十月封胤祹为贝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孝惠章皇后崩，署内务府总管事务，大事将毕，乃罢。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事。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晋履郡王，授镶黄旗满洲都统。雍正元年（1723年）宗人府劾允祹治事不能敬谨，请夺爵，命在固山贝子上行走。二月，因圣祖配享仪注及封妃金册遗漏舛错，降镇国公。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复封郡王。高宗即位，进封履亲王。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七月死，享年78岁。

胤祯是康熙帝的皇十四子，生母为德妃乌雅氏，即孝恭仁皇后，与雍正帝是同一个生母，是雍正帝亲弟弟。雍正帝胤禛即位后，为避名讳，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将“胤”字改为“允”字。又因“祯”与“禛”字同音，因此被改为“允禵”。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被册封为贝子，尔后又封固山贝子。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闰八月，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准“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胤祯在军中被称为“大将军王”，在奏折中自称“大将军王臣”。而此时的康熙帝则降旨青海蒙古王公厄鲁特首领罗卜藏丹津，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希望地方官员给予胤祯最大的支持。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允禵按照雍正帝旨意回京，被雍正帝软禁。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康熙帝梓宫运往遵化景陵后，雍正帝谕令允留住景陵守灵，不许返回京师，并命马兰镇总兵范时绎监视他的行动。同年五月二十三日，雍正帝生母因对两个儿子的对抗绝望而死，雍正帝为表示“皇妣皇太后之心”，晋封允为郡王，但未赐封号，注名黄册仍称固山贝子，致使允“并无感恩之意，反有愤怒之色”。

允禵在景陵看押期间，有一个自称是满洲正黄旗人的蔡怀玺来到景陵，求见允。由于没有能见到允，在夜间便把写有“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等语”的字帖扔入允住宅之内。允怕惹是生非，看后把字帖内的重要字句裁去，涂抹，然后交给马兰镇总兵范时绎，并解释说：“因为此系小事，所以贝子不奏闻皇上，然又有些干系，故交把总送至总兵处。”雍正帝接到范时绎的奏报，特别重视，立即派遣贝勒满都护、内大臣马尔赛和侍郎阿克敦等人至马兰峪，亲自审讯蔡怀玺和允禵。由于雍正帝认为社会上有一股反对自己、企图让允等人上台的势力在活动。于是他革去允的固山贝子爵位，将允押回北京，囚禁在景山寿皇殿。乾隆帝即皇位不久，为了缓和雍正朝时的政治紧张气氛，乾隆帝下令释放了允和允禵。乾隆二年（1737年），允禵被封为奉恩辅国公，乾隆十二年（1747年）封多罗贝勒，乾隆十三年（1748年）晋为多罗恂郡王，并先后任正黄旗汉军都统、总管正黄旗觉罗学。乾隆二十年（1755年）死，赐谥“勤”，葬于清东陵黄花山下，享年68岁。

允禵这位雍正帝的亲弟弟，还算命好，总算沾了一母所生的运气，没有被关押致死，虽说被囚禁了十几年，但最终保全了性命，还算善终。但说起雍正帝是否因为当了皇帝而用狠毒的政治手腕对待他的皇兄皇弟们，相信大家看了上面的介绍都会有所醒悟，每一个当政的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自己的尊严不受到挑战，打击政敌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只不过手腕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但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由于康熙帝没有在生前确定皇位的最终继承人，也就留下了窥伺皇位者的可乘时机，康熙帝之死，雍正帝继位也就必然是历史的争论话题，而直接受害者，允禵，也许真的就是传说中应该继承的人，正如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所言：“夫流言则不必有实，何必定有来处？世宗唯知其非流言，故知有可究之根由。”这句话的意思是，既然是流言，就没有必要找流言的来处。而雍正帝是唯一知道这不是流言的人，所以他一定会寻找这流言的出处。这也就告诉了人们：允禵就是传说中的皇位继承人。

周恩来亲自催办日本遗孤寻亲

翻开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尽管有太多残酷的战争，有太多的生离死别，但，如二战中日本残留在中国的大批遗孤被“敌国”人救助、收养，却是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毫无疑问，这么数量庞大的孩子能在“敌人怀抱”中活下来，是无比幸运的。

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旷世苦恼”—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究竟是哪国人？我的父母是谁，他们在哪里？

战争结束了。可是，日本遗孤寻亲工作却任重道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很快将此议题端上案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多次亲自过问此事。但因中日当时尚未建交，这项工作便委托红给中国十字会来做。

面对纷纭的观念和界定分歧，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要把帝国主义的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要把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一般的官员区别开来。”

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一成立，就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倾力从事妇女解放和儿童福利保健事业的巾帼英杰李德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女士出任会长。

中国红十字会效率很高，成立后立刻同日本红十字会联系、对接。

1953年2月，中国北京冷风阵阵，雪霰飘飘。中国政府责成中国红十字会启动了“温暖行动”，邀请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会三个团体的全体代表来中国北京访问，共同商议日本残留人员的回国问题。很快，两国就日侨回国达成协议，从此，拉开了日本战争遗孤回国寻亲的序幕。

于是，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在天津、石家庄、济南；在重庆、山西、武汉—在中国各地，特别是东北城乡的各个地方，宣传栏、墙边、办公室里、村头或电线杆子旁，人们忽然聚集起来，围着一个布告议论纷纷。间或有日侨看完布告后，感动得不能自已，突然失声痛哭。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盼蓝眼睛、早就绝望的喜讯会从天而降！他们奔走相告，举杯相庆，抱头痛哭，紧紧拥抱……

布告的内容是：凡是遗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包括开拓团成员或家属、商人、职员、科技人员、战争孤儿，本人愿意返回祖国的，请到当地人民政府登记，我人民政府将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给予帮助并提供方便。

1954年10月，日本战败9年后。一向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日本人知晓当年战争实情后，完全来个360度的大转向—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德报怨的壮举，在日本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巨大震动！他们尽其所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相互传送中国代表团访日的重大消息，赞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宽厚仁爱的伟大胸怀。在东京、大阪、横滨、北海道—中国代表团到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万人空巷、彩旗飘飘、花香四溢，群众跳脚狂欢、兴奋地夹道欢迎，《和平之歌》《东京—北京》的歌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日本停留的13天时间里，就收到日本全国各地发来的贺电、贺信及其他信件4000多封，赠送给代表的礼物重达十多吨。

东京的一个女学生，兴奋地发起了“欢迎李德全，赠送2万只纸鹤”活动。她还倡导，在每只纸鹤里都写有热情洋溢的和平友好的词句，还送给代表团有集体签名的“千人缝”（日本民俗。最敬爱、亲近的人离开时，送别者拿着红布走上街头，让1000个行人在上面缝上一针，然后赠给离别的人）红带子。

周恩来总理还指示中国红十字会：“要把做好日侨回国的工作作为良好开端，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早在1953年3月到10月，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协同各级政府和有关组织，认真工作，尽最大努力疏通日本遗孤归国渠道。共有7批日侨、26026名日侨和400多名被宽赦的日本战俘，顺利返回日本，与家人团聚。大批日本侨民回国，不仅声势影响大，更带回了在华日本遗孤的信息，为后续遗孤回国工作开了先河。但因日本吉田政府推行极端的反华政策，致使已回暖的中日关系陷入“冰封时代”，很多孤儿们渴盼回国的梦，又推后了数十年！

道光帝最亲近的三个女人

道光帝的慕陵地宫自从关闭以后，已有150多年无人问津，如今，里面依旧长眠着当时中国响当当的四个位高权重之人：道光帝和他的三位皇后。“皇后”与“皇帝”一样，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与名号，是古人对特定女人身份和地位的承认与肯定，是对最尊贵女人的一种称呼。皇后与皇帝一样，普天之下，只能有一个人担当此称呼。在古时，由于是一夫多妻制，所以皇后作为女性专有称呼，用现在语言来说就是皇帝的大老婆，其他的女人则是二老婆、三老婆，以此类推。

既然如此，道光帝怎么会出来三位皇后呢？原来是这样的，当皇帝的大老婆皇后死后，二老婆或者其他的女人就会被皇帝再次封为皇后，成为大老婆。这是因为皇帝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政权代表，还是这个国家的男性代表，而皇后则是女性代表。这就好比一个普通百姓家庭，必须要有男人和女人，才能称为是一个完整的家。所以皇后的位置不可以空缺，缺少了则需要填补。皇后不但可以掌管后宫，还有母仪天下的作用。

虽然皇帝的这些女人都被称为皇后，但是由于她们的身份、地位、被册封时间和死亡时间的不同，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她们的棺椁在地宫里面的摆放位置则有着明显的等级区分。于是，按照这种等级规则，道光帝慕陵地宫里面四个人的棺椁排列顺序为：道光帝居中，孝穆居左，孝慎居右，孝全居次左。

人们对道光帝这位活跃在中国历史上30年之久的帝王已经很熟悉，但也许对他地宫里面陪葬的皇后不大熟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对他的三位皇后孝穆皇后、孝慎皇后和孝全皇后有个简单的了解吧。

一、孝穆皇后（1781-1808），道光帝的原配，生前的身份仅是皇子福晋，其皇后封号，是死后追封的。

孝穆成皇后，钮祜禄氏，銮仪卫使布彦达赉之女。经嘉庆帝指婚，于嘉庆元年（1796）十一月二十四日，与15岁的皇二字旻宁成婚，成了旻宁的结发之妻。嘉庆十三年（1808）正月二十一日，钮祜禄氏竟驾鹤西归。以和硕亲王福晋的身份葬入京城西南的王佐村园寝。道光元年（1821）六月十二日，道光帝正式册谥钮祜禄氏为孝穆皇后。

道光七年（1827）五月初十日，寅时，孝穆皇后梓宫从王佐村福晋园寝地宫迁出，并对其棺椁进行了一次漆饰，九月二十二日丑时，葬入东陵宝华峪陵寝地宫。孝穆皇后入葬后第二年，由于发现地宫里有积水，道光九年（1829）五月初四日寅时，将孝穆皇后移出地宫，暂放在大殿内，将大殿内供奉的孝穆皇后的神牌移供到东配殿内。道光十年（1830）五月十九日辰时，再一次漆饰孝穆皇后梓宫，并缮写西番文字。

道光十五年（1835），西陵龙泉峪陵寝建成，同年八月二十日丑时，孝穆皇后梓宫奉移西陵，九月初三日，到达龙泉峪。孝穆皇后梓宫停在大殿东间正中，孝慎皇后梓宫停在大殿西间正中。道光十五年（1835）八月二十五日，孝穆皇后的神牌从宝华峪奉移，九月初五日，到达龙泉峪，暂安在东配殿内，十二月十一日卯时，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葬入地宫。即日，两皇后神牌供奉入隆恩殿。

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给孝穆皇后加上谥号10个字并系宣宗庙谥。咸丰二年（1852）三月初七日，孝穆皇后神牌升祔太庙。同时升祔太庙的还有孝慎皇后、孝全皇后的神牌，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同治帝给孝穆皇后加上“恪惠”2字。光绪元年（1875）六月二十二日，光绪帝又加上“宽钦”2字。最后谥号全称为：孝穆温厚庄肃端诚恪惠宽钦孚天裕圣成皇后。

二、孝慎成皇后（1790-1833），生前就正式为道光帝的皇后。

孝慎成皇后，佟佳氏，世袭三等承恩公追封一等公舒明阿之女，五月十七日为千秋日。嘉庆十三年（1808）正月二十一日，旻宁的嫡福晋钮祜禄氏病故，经嘉庆帝指婚，将佟佳氏赐予旻宁为继福晋。嘉庆十三年（1808）十月十六日行初定礼，十二月十八日，佟佳氏与旻宁成婚。十二月二十四日，旻宁同佟佳氏行回门礼。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初三日酉时，佟佳氏生皇长女端悯固伦公主。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因旻宁在“癸酉之变”中表现出色，被封为智亲王，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一日，在撷芳殿册封佟佳氏为智亲王继福晋。旻宁即位后，佟佳氏晋为皇后。嘉庆帝的27个月大丧期过后，于道光二年（1822）十一月十六日巳时，道光帝命文华殿大学士长龄为正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为副使，持节赍册宝，册立佟佳氏为皇后。

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二十九日申刻（下午3至5时），皇后溘然长逝。道光帝亲自到皇后寝宫，临视皇后小殓、大殓。佟佳氏皇后的梓宫停放在圆明园中的长春园正殿澹怀堂。道光帝任命惇亲王绵恺、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礼部右侍郎文庆、工部右侍郎裕诚为总理皇后丧仪大臣。从四月二十九日皇后去世那天起，到五月初十日，道光帝每天都到皇后梓宫前奠酒。五月十二日辰刻，行启奠礼，道光帝亲临奠酒。这天的酉刻，皇太后又亲临奠酒。五月十三日，大行皇后梓宫从澹怀堂奉移景山观德殿暂安，道光帝亲临奠酒。五月十七日，道光帝又到观德殿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五月二十五日，大祭礼、五月二十九日，初满月礼、六月二十九日，二满月礼、八月初三日，百日礼，道光帝均至皇后梓宫前奠酒。七月二十四日，在观德殿举行册谥礼，前一天遣官告祭太庙后殿、奉先殿。二十四日举行册谥礼之前，道光帝先到观德殿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然后回宫，升御太和门，命肃亲王敬敏为正使、顺承郡王春山为副使，赍册宝，诣观德殿，册谥大行皇后为孝慎皇后。翌日，以册谥大行皇后礼成，颁诏天下。

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初二日，以孝慎皇后翌日奉移田村殡宫，行启奠礼。道光帝先后两次到孝慎皇后梓宫前奠酒。

道光十五年（1835）十二月十一日卯时，孝慎皇后棺椁与孝穆皇后棺椁同时葬入地宫。两皇后神牌同日供奉龙泉峪陵寝隆恩殿内。十二月十六日孝慎皇后神牌升祔奉先殿。

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给孝慎皇后谥号加上10个字，并系宣宗庙谥，称成皇后。咸丰二年（1852）三月初七日，孝慎皇后与道光帝、孝穆皇后、孝全皇后同时升祔太庙。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同治帝给孝慎皇后谥号加上“诚惠”2字。光绪元年（1875）六月二十二日，光绪帝为孝慎皇后谥号又加上“敦恪”2字。最后谥号全称为：孝慎敏肃哲顺和懿诚惠敦恪熙天诒圣成皇后。

三、孝全成皇后（1808年3月24日—1840年2月13日），真正是靠自己的个人实力：年轻、美貌和机智，在众多女人中胜出，成为后宫第一女主人，戴上了梦寐以求的女人最高荣誉桂冠——皇后。

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二等侍卫颐龄之女。孝穆皇后死后37天，即嘉庆十三年（1808）二月二十八日出生，比道光帝小26岁，道光二年（1822），14岁入宫，封号为全嫔。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二十五日，道光帝册封号为全妃。第二年的八月初十日，道光帝再发谕旨：“奉皇太后懿旨，全妃晋封为全贵妃。”道光五年（1825）二月二十日寅时，新晋升为贵妃的钮祜禄氏，为道光帝生下了第三个女儿。这年的四月十三日卯时，道光帝命协办大学士英和为正使，礼部左侍郎汪守和为副使，持节赍册宝，册封全妃为全贵妃。道光六年（1826）四月初六日酉时，全贵妃又为道光帝生下了第四个女儿寿安固伦公主。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初九日丑时，24岁的全贵妃为道光帝生下了皇四子奕詝（即后来的咸丰帝）。

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二十九日，中宫皇后（孝慎皇后）崩逝，中宫之位悬缺，后宫无首，八月十五日中秋节这天，道光帝谕内阁：“奉皇后太后懿旨，全贵妃钮祜禄氏著晋封为皇贵妃。一切服色、车舆俱著查照《大清会典事例》服用，并著摄六宫事。于明年十月举行册后典礼。”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十八日，道光帝升御太和殿，宣制册立皇后，命文华殿大学士长龄为正使，署礼部尚书奕颢为副使，持节赍册宝，册立皇贵妃钮祜禄氏为皇后。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十一日丑刻（凌晨1至3时），年仅33岁的皇后病逝。道光帝闻知皇后去世的消息以后，马上赶到寝宫临视。皇太后也于辰时赶来临奠。大殓后，皇后梓宫停放在长春园正殿澹怀堂。当天道光帝命惠亲王绵愉、总管内务府大臣裕诚、礼部尚书奎照、工部尚书廖鸿荃为总理丧仪大臣。从皇后去世日起，道光帝冠摘缨，穿青长袍褂13天。从正月十一日到正月二十三日这13天中，道光帝天天到皇后梓宫前奠酒。正月十七日这天，皇太后亲自到皇后梓宫前奠酒。同时道光帝发布谕旨，对皇后的一生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她的美言嘉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睠徽音之丕著，咸仰遗规；宜媺谥之崇加，式昭懋典。念自入宫伊始，即肇锡以嘉名；迄乎正位以来，洵克符乎实行。奉慈闱而成顺孝，秉淑德而著醇全。惟孝全二字之徽称，赅皇后一生之懿范。”道光帝亲自赐谥为孝全皇后。皇后的谥号，不由礼臣事先拟定，直接由皇帝赐予，这在清代是不多见的，表明道光帝对这位皇后的感情确实深厚，非同一般。值得注意的是，从此以后，道光帝不再立皇后。

正月二十三日，道光帝到澹怀堂皇后梓宫前奠酒，释服。这一天，皇后梓宫奉移到景山观德殿暂安。

四月初一日，举行册谥礼。道光帝升御太和门，命睿亲王仁寿为正使，怡亲王载垣为副使，赍册宝，诣观德殿，册谥钮祜禄氏为孝全皇后。十月二十七日，孝全皇后梓宫奉移西陵，十一月初三日，到达龙泉峪，梓宫停放在隆恩殿内。十一月初四日，道光帝从京师启銮赴西陵，参加孝全皇后的永安大典。十一月初八日，孝全皇后梓宫从大殿移到宝顶前芦殿内。这天道光帝到达西陵，在谒毕各陵后，到龙泉峪芦殿内，在孝全皇后梓宫前奠酒。十一月初九日，孝全皇后梓宫葬入地宫。待梓宫在宝床上安奉毕，将谥册、谥宝恭设在金券内左右石几上。执事人员将龙輴及木轨送出地宫，道光帝进入地宫，与孝全皇后作最后的诀别。即日寅时行题主礼，孝全皇后神牌供入隆恩殿。十二月初九日卯时，孝全皇后神牌升祔奉先殿。

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加上孝全皇后谥号10个字，并系宣宗庙谥，称“成皇后”。咸丰二年（1852）三月初七日，孝全皇后神牌与宣宗、孝穆皇后、孝慎皇后神牌一起升祔太庙。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同治帝加上谥号“安惠”2字。光绪元年（1875）六月二十二日，光绪帝加上谥号“诚敏”2字，最后谥号全称是：孝全慈敬宽仁端悫安惠诚敏符天笃圣成皇后。

至此，在道光王朝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道光帝的三位皇后却已经提前在那冰冷的地下王国里，静静等待服侍她们的共同男人的到来，以便做到：生同眠，死同穴。

道光陵墓中到底埋藏多少宝物？

道光帝和他的三位皇后，虽然永远安静地生活在寂寞的国度里面，但是，人们对他们的好奇关切，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起来：深埋地下的地宫里面，这个生前生活很节俭的皇帝和他的女人，究竟带走了多少人间的财富？

在帝王陵墓的随葬品中，不仅常有一些能显示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还有一些能显示出墓主人个人爱好和时代特征的物品，从某种角度上说，帝王陵墓中的随葬品不仅仅是一个物质财富的大宝库，还是后世研究那个时代人物、政治和经济面貌的很好的物质实体。因此，人们对于封建帝王深埋在地下的陪葬品，显得格外关注。

据现在已经掌握的档案和资料来看，清代的丧葬制度中，没有陪葬冥器的记载，不像明朝及以前朝代那样，陪葬大量的生活、生产资料和物品，只是在其棺椁内，随葬有一些代表身份地位的饰品、衣物和生前喜爱的物品或珍贵物品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肉体之身的人在所难免，封建帝王虽贵为天子，但也难免有个大病小灾的出现，因此，每当有重大疾病发生的时候，帝王也会考虑自己死后的事情。

据载，道光十二年（1832）九月，道光帝生了一场大病，由于道光帝担心自己就此会“大行”，永远不会回到人间这个世界上，于是，就确定了自己死后身上的穿戴和棺内的随葬物品。

实际上，道光帝那次大病没有死，而是又过了18年才死。在这18年中上述规定有没有变化，或者是不是18年后还是按照原先的规定执行的，现在也说不清楚，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更多的清宫档案上有这方面的记载。不过，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道光帝所规定的这些物品中，大部分是穿戴和铺盖用品，只有极少量的陪葬品，并且陪葬品还多是朝珠。对于帝王来说，朝珠是很普通的随葬品，没有发现有其他的随葬品。另据一些档案记载分析，皇帝的棺椁内不仅要有自己的指定物品，还会有一些国家规定的必需品，比如穿戴和代表身份的饰品、用品。此外，皇帝的后妃或者皇太后和皇室的一些主要成员，也会陪送一些纪念性的物品，以表哀悼、祝福和送别。

那么，作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帝，他死后的棺椁，里面绝对不可能是他自己定的那么点东西，应该还会有很多，只不过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记载罢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随葬品肯定会比他自己预想的多很多。因为只有这样，他的儿子咸丰帝才会感到对得起父皇的恩德，并也会以此为荣，这就是所谓的“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因此，就有了古时的“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裘必多，文绣必繁，邱陇必巨”的说法的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皇后等级的女人，也会因为她们生前地位与死后时间上的差距，随葬品会相应有所不同，道光帝慕陵地宫的三位皇后，她们的随葬品在数量和等级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下面就详细分析一下：

一、孝穆皇后棺椁的随葬品，估计就是她死时按照亲王福晋的身份安葬的，她的随葬品，除了当时皇帝的赠予，就是她男人和家族的陪送，不会有众多的皇室后宫成员的陪送，也就谈不上皇后等级使用的服饰和饰品。何况她的棺椁都没有按照皇后等级更换，依旧是福晋使用的棺椁。

二、孝慎皇后棺椁的随葬品，估计不会少，因为她生前就是道光帝的正式皇后，按照皇后等级的规定，不仅她能享受皇后应有的丧葬等级规定，道光帝也会对自己的第一大老婆给予很多物品。

另外，道光帝的后妃、子女和其他皇室成员，也会在其棺椁内陪送一定量的相应物品。

三、孝全皇后棺椁的随葬品，估计与孝慎皇后在数量上差不多，珍贵程度就不好说了，也许会因为她是唯一生育了皇子的皇后，而有所区别吧。

以上只是对慕陵地宫四具棺椁的分析，具体情况还有待相关档案的发现。

另外，笔者认为地宫金井内的随葬品，应该有原孝穆皇后在王佐村福晋园寝地宫的那枚玉扳指，这枚扳指也曾再次在宝华峪陵寝地宫金井内投放，它的作用和意义，就是为了所谓的镇墓、息壤，简单地说，就是为了避邪和敬奉山神、皇天后土。后来，因地宫渗水，孝穆皇后棺椁改迁西陵，又与孝慎皇后一同葬入龙泉峪陵寝地宫，这时候，道光帝一定会为新陵寝地宫金井补填珍宝，用以避邪的。虽说是猜测，但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其理由就是，西陵龙泉峪陵寝作为新建造使用的陵寝，地宫本来就应该投放珍宝，何况这次为了大吉大利，不仅要把在东陵宝华峪陵寝地宫金井内所有原有珍宝重新使用投放，并还会有新的添加。还有，道光帝的孝全皇后葬入地宫时，道光帝还会再次命人在金井内投放珍宝，这是因为龙泉峪陵寝地宫内只有一个金井，并且是只能给道光帝所用，而金井的位置则是地宫金券棺床的中心位置，有新的主人入葬进地宫，就要再一次敬告山神土地，并给他们新的供奉。道光帝作为地宫最高身份的主人，他葬入地宫时，原盖在地宫金井之上的金井盖这时候就要打开，并再次投放珍宝避邪，之后将道光帝棺椁放在金井上，使金井位置正好处于棺椁底部的正中心。所以说，道光帝慕陵地宫金井内，很有可能有数次投放的珍宝，用以避邪作用。

此外，慕陵地宫内，还有四个人的“香册”、“香宝”。“香宝”、“香册”均用檀香木制成。“香宝”就是印，印上面用满、汉两种文字刻着帝后一生的全部谥号；“香册”，共10块木板，宽窄不等，其首页的正反两面均刻有凤戏牡丹花纹，上面用满、汉文字刻着嗣皇帝为帝后撰写的册文。这些歌功颂德的文词全部填青，均出自御前臣工手笔。

慕陵地宫里面的香册香宝，虽然是4个人的，但却有7份，这是因为道光帝的三个皇后除了有道光帝封给的一份“香册”、“香宝”外，还有咸丰帝加封的尊谥册宝各一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香册”、“香宝”均放在地宫金券里面，分东西两行，按照由北向南的顺序依次排列。

这里之所以这么仔细的介绍慕陵地宫藏珍宝情况，是因为慕陵地宫在民国期间有被盗过的传闻，起码慕陵宝城有被盗过的痕迹，是否真正被盗过，目前谁也说不清楚。或许只有天、地，和地下的墓主人心里最清楚。或者说只有打开地宫才能真相大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道光帝的慕陵地宫仅仅是怀疑已经被盗过，那么，他的后妃陵墓，就没有能够幸运的逃脱被盗墓者光顾过的厄运了。

道光帝的慕东陵，在历史上曾有被盗过数次的悲剧。

雍正帝为啥让年羹尧的妹妹陪葬

自从康熙帝的景陵开始祔葬皇贵妃，雍正帝的泰陵则延续了这一做法，使之日后成为一种定制而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这在当时来说，能祔葬在皇帝陵，是这个女人最大的荣耀，同时也是一种对其尊贵地位的认同。决定皇贵妃能否祔葬在皇帝陵，有三个条件：

1.该皇贵妃是皇帝的宠妃；

2.皇帝陵地宫有空余的棺位；

3.该皇贵妃在皇帝入葬前死亡。

敦肃皇贵妃是年羹尧的亲妹妹，年羹尧是雍正帝最大的仇家，最后被列出92款大罪被勒令自裁而死的，那么他的妹妹作为雍正帝妃子，没有受到影响吗？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历史上是怎样记载这段历史的吧！

敦肃皇贵妃，年氏，汉军镶黄旗。她是湖广巡抚年遐龄的女儿，是广东巡抚年希尧、川陕总督年羹尧的妹妹。年氏出生并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受到了严格的、正统的封建教育和良好的文化教育。早在康熙年间，年氏就已是皇四子胤禛的侧福晋了，其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高于乾隆帝的生母。年氏端庄淑贤，通情达理，深受胤禛的宠爱。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十二日酉时生皇四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二十五日生皇七子福宜。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初九日生皇八子福惠。胤禛即位后，年氏于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十四日被封为贵妃，同年五月初十日生皇九子福沛。十二月二十二日举行贵妃的册封礼。

年氏虽然是一位女流，但善于观察事物，很有政治头脑。她深知兄长年羹尧有拥戴之功，是皇帝的宠臣，以后又屡立战功，加官晋爵，荣耀异常。但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而她素闻兄长不仅恃宠而骄，狂妄自大，更为严重的是目无君主、欺压群臣、僭越违制。年氏虽然从皇帝的言谈话语中洞察出对兄长的不满，但她不相信兄长会做出不轨之事，内心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传言是因为嫉妒而编造出来的诽谤。然而雍正二年（1724年）年氏回家省亲，使她开始相信传言是真的了。为此年氏为其兄整日地担惊受怕，忐忑不安。因为她在家里看到了被兄长霸占强娶的蒙古贝勒之女，看到了年府的家人们身穿朝服与国家命官平起平坐，看到了兄长年羹尧妄自尊大、狂傲骄纵的神态。回到皇宫以后，她思前虑后，权衡利弊，决定以退为守，也许还能保住她哥哥的性命，于是她把回家看到的一切如实地都告诉了皇上，并表示了对兄长的不满。

雍正帝对年氏这种忠君爱国、大义灭亲的精神深受感动，但却没有因为年氏而宽恕年羹尧，依然加紧对年羹尧的打击行动。年氏本来身体就虚弱，加之长期为兄长担惊受怕，寝食不安，体质越来越差，到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已经病情严重，最后竟然卧床不起。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帝也预感到年氏的病情不妙，于是向礼部发出一道谕旨，交代年氏的后事。

雍正帝对于年氏所作所为说不出丝毫的差错，但他本人借口公家公务繁忙而不去探视，仅以医生治疗为说词。虽说是在这个时候特意加封年氏为皇贵妃，但这也只是一种变相的冷落，因为这个时候正是雍正帝忙于策划年羹尧的罪行。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刚晋升为皇贵妃7天的年氏，尚未来得及行册封礼就病死在圆明园。也就在这个月，其兄年羹尧被逮回京受审，年氏死后刚半个月，年羹尧被赐令自尽。

年氏本来体弱多病，她为胤禛生的三子一女连续夭亡，心情不好，又缺少夫爱，加之整日为自己兄长安危担惊受怕，她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与雍正帝有一定的责任。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年氏金棺由圆明园奉移到阜成门外十里庄殡宫暂安。十二月被册谥为敦肃皇贵妃。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二十二日，敦肃皇贵妃金棺随孝敬皇后梓宫奉移泰陵，三月初二日辰时葬入泰陵地宫，金棺位于雍正帝梓宫右（西）侧，比左侧的孝敬皇后的梓宫稍后些，以示尊卑有别。

敦肃皇贵妃年氏能祔葬在泰陵地宫，究竟是雍正帝的本意还是乾隆帝做主安排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年氏因其兄功劳晋升为贵妃，后文晋升为皇贵妃，没有因其罪受处罚，这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是因其深明大义得宠，还是生育功劳大，且前有待研究；但她的死，与其兄获罪和雍正帝的冷落，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费孝通和杨绛的友谊

近日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讲述杨绛先生的文章，其中她提到了和费孝通在上学时间的趣事：上体操课时，因为杨绛个儿最小，排在靠队尾，费孝通因为是男孩，排在最后。老师教大家跳土风舞，双人跳的时候需挽着舞伴的胳膊转圈。费孝通不肯跳，杨绛就说，你比我高，排前面去。

看到这个，不由想到图书《我的叔叔费孝通》中，作者费皖记录的费老曾经讲过他和杨绛先生的过往，也是十分的有意思。下面是在《我的叔叔费孝通》一书中，费老的侄子费皖记录的费老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描述，让我们一看究竟：

我十岁时，全家搬到了苏州。那时候我的身体瘦弱，经常生病，妈妈怕我转到新学校后会受到同学欺负，就把我送到她的朋友王季玉开办的振华女校（今苏州市第十中学）上学，她认为女同学一定不会像男同学那样喜欢欺负人。女作家杨绛，则是我同班同学。

提到杨绛可以多说几句。我和她同学的时候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她嫁给了钱钟书。钱钟书在清华和我也同过学，那时我不认识他，但是他写文章的名声我早有耳闻。我同钱氏夫妇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前几天杨绛还来医院看过我。记得解放初期，乔冠华要我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那时候我的兴趣不在这里，就推荐钱钟书担当了这个工作。后来他又和乔冠华、叶君健、袁水拍一起搞了《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大概是因为有这一段翻译毛选和诗词的经历，钱钟书夫妇在后来的一系列“运动”中，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钱钟书夫妇都是写文章高手，我更喜欢杨绛的散文。但是她的写法和我不同，我的散文里有“社会学”，所以我一生虽然写了不少文章，得到一些人称赞，也有很多人喜欢看，但是始终没有进入文学的圈子里。

有意思的是，后来居然有人出版我的散文集，要把我拉进文学圈子。他们已经出版了杨绛和钱钟书的集子，又想到要出我的。说起来有趣，我跟杨绛、钱钟书都同过学，而且跟杨绛很要好。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之后，有人把我们三个人的文章放在一起出版，想想很妙，如果把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写出来，一定很好玩。

第二章　帝王秘闻

道光帝迁移陵墓的内幕

道光帝为何将东陵已经建设好的帝陵拆毁而去西陵重建帝陵呢？这个在继位不久就大肆宣传节俭的道光帝，真的就是因为宝华峪陵寝地宫渗水、工程质量不符合万年永固的标准才把它废弃的吗？并且为了再次寻找到如意的风水宝地，不惜花费两年时间，让很多重要朝廷大员都要满世界到处去寻找，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

现在人们也知道，当道光帝将他的陵寝从东陵迁走以后，在东陵界内又先后建起了2座皇帝陵、2座皇后陵和2座妃园寝。这些陵的陵址都是经风水家们经过长时间踏勘，精心选择的，均称得上风水宝地，上吉之地。道光帝明明知道他的祖父乾隆帝有“昭穆相建”的敕谕，并直接点到他的孙子应在东陵建陵，而且东陵又有如此之多的佳壤，道光帝为什么不在东陵建陵，偏偏迁到西陵呢？

面对着违背祖制的舆论和心理压力，面对着为了自己个人私利，道光帝最终还是把乾隆帝苦口婆心、反复叮咛的：“子孙们断不可于他处另卜吉地，有妨百姓田产”的遗训，照旧抛在了脑后，对此，道光帝心里比谁都十分清楚，但为了达到他内心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依旧派人到直隶省和北京附近诸地相度佳壤。而在这些被堪舆过的诸多地方中，也的确不乏有上吉佳壤，比如易县的魏家沟后来成了光绪帝的万年吉地，建起了崇陵；南旗村一地“龙气甚旺，双脉齐落，并结南向一穴，东向一穴，龙虎砂环抱有情，堂局宽展，土色明润”；梁各庄山后一处“来龙悠远，平地过峡，突起端正星峰，落脉结穴，砂水环抱”，“刨看土色，极为净细”，“堂局足敷规制”。然而这些上吉之地，并没有真正令道光帝心动，相反，西陵境内的龙泉峪吉壤刚一提出来，就立刻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不但亲身前往阅视，并于当天就钦定为万年吉地，究竟是什么原因，竟使得这位“敬天法祖”、“恪遵成宪”的“模范”皇帝有如此胆略和魄力，毫无顾忌地违背祖训，勇破“昭穆相建”之制呢？

当时的人们迫于帝王的权威，为了明保其身，是不敢言语不敢猜测的，但即使是这样，道光帝还是内心发虚，因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后来道光帝的两首诗及其注释泄露了他为什么苦费心力寻找新陵址、并且必须是在西陵的“天机”秘密。

原来，在易县西陵龙泉峪陵墓隆恩殿前的月台左侧，有有一个石幢，上面镌刻着道光帝的两首诗。

第一首（刻在石幢南侧面）毋谓重劳宜改卜，龙泉想是待于吾。人情可叹流虚伪，天命难谌懔典谟。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陵区。因时损益无非教，驭世污隆漫道迂。岂敢上沿诸制度，或能后有一规模。心犹自慊增惭惧，慎俭平生其庶乎。

钦命承修龙泉峪吉地工程工部尚书穆彰阿等以营建规模绘图奏请朕详加酌定，因成六韵，以述予志。

道光十五年乙未孟春三月上浣御笔

第二首（刻在石幢东侧面）吉卜龙泉工始成，永安二后合佳城。山川惬意时光遇，新故堪伤岁月更。世事看花悲既往，人情寄梦叹平生。东望珠阜瞻依近，罔极恩慈恋慕萦。

道光乙未九月初三日，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至龙泉峪享殿，奉安，俟十二月十一日行大葬礼，奠别述怀，御笔。

在第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郁郁山川通王气，哀哀考妣近陵区。”并且在第二首诗中则再次这样写到：“东望珠阜瞻依近，罔极恩慈恋慕萦。”这两句诗的意思比较明显地表达出来他内心想要说的话，那就是，我的陵寝不仅风水极好，还靠近我父亲的陵墓，这样我就可以更加时常眷恋我父母的恩德了。

如果说这两联诗句表达得还不明显明确的话，那么他亲做的注释则更加直白地表述清楚了。道光帝在注释中毫不隐晦地说道：

予因宝华峪办理不善，规制又拂朕意，不能不改图吉址，特命禧恩等遍行相度，再历春秋，始得兹地。予亲临阅定，诹吉鸠工，凡一切规模，务从俭约，不许纷繁，是图此地亦不勿耳。

皇考仁宗睿皇帝、皇妣孝淑睿皇后奉安昌陵，山川王气，毓瑞钟祥。兹龙泉峪在昌陵之西，相去八里许。五云在望，一脉相承，子臣依恋之忱，庶符夙愿也。

接着在9个月之后的当年，道光帝在第二首诗的注释中，在此对龙泉峪这个令自己心花怒放的万年吉地有这样的继续解释：

吉地形势毗近昌陵，望翠微之屏嶂，俱在目前；联瑞气于桥山，宛依膝下。睇览神皋之磅礴，益深罔极之哀思。

道光帝的这些注释大概意思是说：我因为宝华峪办理得不好，规制又违反了我的本意，不得不另外找一块好地方。特地命令禧恩等人到处寻找，经历了好几年，终于找到了这块宝地。我亲自到这里来视察，眺望四周冈恋环拱，川溆潆回，建陵的规制与我的本意十分符合。我的父母仁宗睿皇帝（指嘉庆），皇妣孝淑睿皇后安奉在昌陵，这里山川王气，毓瑞锺祥。而这个龙泉峪在昌陵的西面，相去八里左右，五云在望，一脉相承，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也完全符合我平素的意愿。龙泉峪吉地靠近昌陵，以翠屏山为屏障，与桥山的瑞气相连接，依次排列。这是这上天赐给的磅礴的山势，这样就能深深表达我对父亲的感恩之心。

这时候就已经明确不误地告诉我们，道光帝之所以最终选中龙泉峪，就是因为龙泉峪紧靠他父母的昌陵，可以长膝父母膝下，从此可以实现他多年的“子随父葬”的愿望。对此，道光帝的儿子咸丰帝说得更直截了当：“我皇考孝思不匮，谓斯地不独龙脉蜿蜒，且尺咫昌陵，得遂依依膝下素志。”所以道光帝为了达到自己的私愿，还是撕下了自己虚伪的面纱，将祖训、家法统统抛在脑后，好在道光帝手中握有皇权，最终不择手段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为此，道光帝在他的诗的开头就这样大言不惭、非常张狂地说道：“勿谓重劳宜改卜，龙泉想是待于吾。”意思是说不要认为把陵寝从东陵迁到西陵是劳民伤财，龙泉峪吉地是上帝赐给他的，这是天意。天意是不可违的，所以改迁陵寝是合情合理的，别人就不要说三道四的了。

虽然道光帝写这两首诗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把陵寝从东陵迁到西陵作辩护。但是，通过对这两首诗的仔细解读分析，我们就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此发现发现道光帝欲盖弥彰的辩护中，透露了迁陵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想陪葬在自己父母身边，并且找到了比宝华峪更为理想的上吉佳壤龙泉峪。因此，就怪不得他在渗水问题上一惊一乍的，原来道光帝是另有所图，只可怜了当年那些承办的官员们，由于他的个人私欲，不仅耗费国家钱粮无数，还致使他们跟着一起倒霉，既罚赔钱财，又降职充军。至于到底花了多少钱，费了多少的人力，那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要让自己遂心满意。因此，从建陵这件事情上，就能清楚地看出道光帝平时所表白的“恪遵成宪”、“爱惜民力”，根本不是发自内心真实的想法。

中国最虚伪的皇帝诞生在清朝

道光帝，爱新觉罗·旻宁，大清帝国的第八任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八月十日，是嘉庆帝的第二个儿子，原名绵宁，继位后改名旻宁。他39岁登基，在位30年，是清朝十二帝中唯一嫡子继承皇位的人。

在历史上，人们对道光帝的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

道光帝在政治上的统治也许不能令国人记住他，但鸦片战争的落败和屈辱《南京条约》的签订，却使他永远“名垂历史”。他疑虑犹豫、反复无常、胆小怯弱的性格，使得中国人民陷入到了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位跨古代和近代的皇帝，这使他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成为我们无法回避并屡屡提及的国耻皇帝。

第二，营建最浪费钱财并打破祖制的陵墓。

道光帝生活简朴，这在民间的传说颇多，他在遵循祖制上，更是强调自己一定会做到“敬天法祖”“恪守成宪”、“朕办理庶务，咸遵旧制”。而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向来是标榜节约和守成的道光帝，在他建陵这件事上，却两易其址，两次建陵，不仅耗资巨大，而且还打破了乾隆帝当年定下的父子分葬的祖制。他在改建陵寝上的果敢与坚定，同他治理国家的反复多变、优柔寡断判若两人，致使他的陵寝虽规制简单，但花费却是最多。

假如没有鸦片战争的爆发，也许永远不能体现道光帝政治上的平庸以及当朝军事上的疲软；假如没有陵墓的搬迁，也许永远不能揭开道光帝虚伪的个人节俭真面目。但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假设，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道光朝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道光帝也成就了他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明主的一代封建苟安帝王的称号。虽说是遭遇了那个特殊的时代，但是他的性格决定了最终的结果。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只代表一次军事冲突的结束，并不是整个政治事件的终止，社会大变局由此开始。而道光帝对此并没有深刻认识，反而为了所谓的节俭军费，放弃了应有的军事准备，这就暴露了他性格上反复无常和目光短浅的本质。

清朝皇帝死后，都葬在河北遵化境内的清东陵和易县境内的清西陵，道光帝死后应该葬在哪里？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祖制？这也是早有规制的。但他的陵寝为什么建好后被拆除？他为了建造自己的陵寝，都打破了哪些祖制？他后来的陵寝又有什么样的独特规格？他的皇后陵寝的规制为什么也特殊？为什么他的皇子皇女的陵墓没有陪葬在他的身边？虽然道光帝的这些做法，曾一度造成了后世陵寝制度上的混乱，却让他在100多年后，神奇地逃过了地宫被盗的劫难。

纵观道光帝的一生，虽然平淡无奇，但他在陵寝建造上却留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谜团。

与雍正皇帝合葬的两个女人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刻，年仅58岁的雍正帝在圆明园死去，在位时间13年。

当天夜里，雍正帝的遗体就从圆明园运回了紫禁城。弘历任命履郡王允祹、和亲王弘昼、公纳穆图、内大臣海望、刑部尚书徐本、都统傅鼐、吏部左侍郎普泰、兵部左侍郎杨汝为办理丧仪大臣。

八月二十四日申刻（下午3-5时）大殓，梓宫停放在乾清宫正中。八月二十七日颁大行皇帝遗诏。九月十一日奉移梓宫于雍和宫永佑殿安放。十一月十二日行上谥礼，恭上庙号曰“世宗”，谥号为：“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

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十一日奉移梓宫往易州泰陵，将梓宫停安于隆恩殿正中。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初二日辰时，雍正帝梓宫葬入泰陵地宫。三月初五日神牌升祔太庙、奉先殿。嘉庆四年（1799年）五月十一日加上谥号“睿圣”二字。庙号、谥号全称是：“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简称“世宗宪皇帝”。

与雍正帝同时入葬泰陵地宫的还有两个女人，即孝敬宪皇后和敦肃皇贵妃。

孝敬宪皇后是雍正帝的原配皇后，满洲正黄旗人，乌喇那拉氏，内大臣管步军统领事、承恩公费扬古之女，生年待考，生辰为农历五月十三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或二十九年，康熙帝将刚十几岁的乌喇那拉氏指配给胤禛为嫡妃。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二十六日生皇长子弘晖。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册立为皇后。乌喇那拉氏出身于名门望族，受过正统的封建礼教的教育，知书达理。她被立为皇后以后，责无旁贷地担起了主持后宫的重担。她以贤淑的美德和得当稳妥的方法，把后宫管理得井井有条，为雍正帝免除了后顾之忧，使他得以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地处理国家政务。那拉氏称得上是一位贤内助。

雍正九年（1731年）九月，皇后染病在床，到月底病情转重，移住到畅春园。大病初愈的雍正帝支撑着虚弱的身体，特地去畅春园看望了自己的这位结发之妻。胤禛刚回到自己的寝宫，皇后就去世了，时为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未刻。雍正帝想立刻返回畅春园亲视皇后小殓、大殓，众臣见雍正帝身体难以支持，苦苦劝阻才作罢。从九月三十日起，雍正帝辍朝五日，成服缟素。在京诸王以下及文武各官；公主、王妃以下及旗下二品命妇以下俱齐集畅春园举哀，持服二十七日。因当时紫禁城宫殿正在修缮，皇后梓宫只得停放在畅春园的九经三事殿内正中。

与自己生活了40余年的原配皇后去世，作为丈夫竟未能守在旁边，亲视殓奠，雍正帝很觉不安，也深怕别人有所议论，于是在十月初三把大臣们召来，特意向他们作了一番解释。雍正帝对皇后的病逝确是十分悲痛的，十月初四他发出一道上谕，对皇后进行了全面总结和高度评价，他是这样说的：

皇后那拉氏作配朕躬，经四十载，奉侍皇祖妣孝惠章皇后、皇考圣祖仁皇帝、皇妣孝恭仁皇后，克尽孝忱，深蒙慈爱。服膺朕训，历久而敬德弥纯；懋著坤仪，正位而小心益至。居身节俭，待下宽仁。慈惠播于宫闱，柔顺发于诚悃。昔年藩邸，内政聿修；九载中宫，德辉愈耀。兹于雍正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崩逝，惓惟壸职，襄赞多年。追念遗徽，良深痛悼。

雍正九年（1731年）十月初七日，皇后梓宫从九经三事殿奉移到京西的田村殡宫暂安。十二月初十日行册谥礼，谥大行皇后为“孝敬皇后”。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给孝敬皇后谥号增加十个字，并系世宗庙谥。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二十二日，孝敬皇后奉移易州泰陵，敦肃皇贵妃金棺随同奉移，乾隆帝沿途护送。因为泰陵隆恩殿内停放着雍正帝的梓宫，为表示恭敬之意，卑不动尊，所以孝敬皇后梓宫停放在隆恩殿西边的芦殿内。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初二日辰时，孝敬皇后梓宫随雍正帝梓宫入葬泰陵地宫，敦肃皇贵妃金棺也随同入葬。三月初五日，孝敬宪皇后神牌随雍正帝神牌升祔太庙。嘉庆四年（1799年）五月十一日加上谥号“庄肃”二字，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加上“安康”二字，最后谥号为：“孝敬恭和懿顺昭惠庄肃安康佐天翊圣宪皇后”，简称“孝敬宪皇后”或“孝敬皇后”。

自从康熙帝的景陵开始祔葬皇贵妃，雍正帝的泰陵则延续了这一做法，使之日后成为一种定制而得到了很好的执行。这在当时来说，能祔葬在皇帝陵，是这个女人最大的荣耀，同时也是一种对其尊贵地位的认同。决定皇贵妃能否祔葬在皇帝陵，有三个条件：

1.该皇贵妃是皇帝的宠妃；

2.皇帝陵地宫有空余的棺位；

3.该皇贵妃在皇帝入葬前死亡。

敦肃皇贵妃是年羹尧的亲妹妹，年羹尧是雍正帝最大的仇家，最后被列出92款大罪被勒令自裁而死的，那么他的妹妹作为雍正帝妃子，没有受到影响吗？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历史上是怎样记载这段历史的吧！

敦肃皇贵妃，年氏，汉军镶黄旗。她是湖广巡抚年遐龄的女儿，是广东巡抚年希尧、川陕总督年羹尧的妹妹。年氏出生并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受到了严格的、正统的封建教育和良好的文化教育。早在康熙年间，年氏就已是皇四子胤禛的侧福晋了，其地位仅次于孝敬皇后，高于乾隆帝的生母。年氏端庄淑贤，通情达理，深受胤禛的宠爱。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十二日酉时生皇四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五月二十五日生皇七子福宜。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初九日生皇八子福惠。胤禛即位后，年氏于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十四日被封为贵妃，同年五月初十日生皇九子福沛。十二月二十二日举行贵妃的册封礼。

年氏虽然是一位女流，但善于观察事物，很有政治头脑。她深知兄长年羹尧有拥戴之功，是皇帝的宠臣，以后又屡立战功，加官晋爵，荣耀异常。但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而她素闻兄长不仅恃宠而骄，狂妄自大，更为严重的是目无君主、欺压群臣、僭越违制。年氏虽然从皇帝的言谈话语中洞察出对兄长的不满，但她不相信兄长会做出不轨之事，内心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传言是因为嫉妒而编造出来的诽谤。然而雍正二年（1724年）年氏回家省亲，使她开始相信传言是真的了。为此年氏为其兄整日地担惊受怕，忐忑不安。因为她在家里看到了被兄长霸占强娶的蒙古贝勒之女，看到了年府的家人们身穿朝服与国家命官平起平坐，看到了兄长年羹尧妄自尊大、狂傲骄纵的神态。回到皇宫以后，她思前虑后，权衡利弊，决定以退为守，也许还能保住她哥哥的性命，于是她把回家看到的一切如实地都告诉了皇上，并表示了对兄长的不满。

雍正帝对年氏这种忠君爱国、大义灭亲的精神深受感动，但却没有因为年氏而宽恕年羹尧，依然加紧对年羹尧的打击行动。年氏本来身体就虚弱，加之长期为兄长担惊受怕，寝食不安，体质越来越差，到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已经病情严重，最后竟然卧床不起。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帝也预感到年氏的病情不妙，于是向礼部发出一道谕旨：

贵妃年氏秉性柔嘉，持躬淑慎。朕在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在皇后前小心恭谨，驭下宽厚和平。皇考嘉其端庄贵重，封为亲王侧妃。朕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皆尽心，力疾尽礼，实能赞襄内政。妃素病弱，三年以来，朕办理机务，宵旰不遑，未及留心商确诊治，凡方药之事，悉付医家，以致躭延日久。目今渐次沉重，朕心深为轸念。贵妃著封为皇贵妃。倘事出，一切礼仪俱照皇贵妃行。

雍正帝对于年氏所作所为说不出丝毫的差错，但他本人借口公家公务繁忙而不去探视，仅以医生治疗为说词。虽说是在这个时候特意加封年氏为皇贵妃，但这也只是一种变相的冷落，因为这个时候正是雍正帝忙于策划年羹尧的罪行。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刚晋升为皇贵妃7天的年氏，尚未来得及行册封礼就病死在圆明园。也就在这个月，其兄年羹尧被逮回京受审，年氏死后刚半个月，年羹尧被赐令自尽。

年氏本来体弱多病，她为胤禛生的三子一女连续夭亡，心情不好，又缺少夫爱，加之整日为自己兄长安危担惊受怕，她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与雍正帝有一定的责任。

雍正三年（172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年氏金棺由圆明园奉移到阜成门外十里庄殡宫暂安。十二月被册谥为敦肃皇贵妃。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二十二日，敦肃皇贵妃金棺随孝敬皇后梓宫奉移泰陵，三月初二日辰时葬入泰陵地宫，金棺位于雍正帝梓宫右（西）侧，比左侧的孝敬皇后的梓宫稍后些，以示尊卑有别。

敦肃皇贵妃年氏能祔葬在泰陵地宫，究竟是雍正帝的本意还是乾隆帝做主安排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年氏因其兄功劳晋升为贵妃，后文晋升为皇贵妃，没有因其罪受处罚，这在历史上还是少见的。是因其深明大义得宠，还是生育功劳大，且前有待研究；但她的死，与其兄获罪和雍正帝的冷落，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雍正陵墓里的八大谜团

清代皇陵既是古文化宝库，也是历史迷宫。它的下面在埋葬着无数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深深地埋藏着墓主人生前的传奇和死后的神秘，而其建筑则是代表同一时期我国古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

泰陵的建筑既取法于清东陵的顺治帝孝陵，又承沿康熙帝的景陵制度。尤其是其圆式宝顶、大碑楼的石碑与康熙帝景陵如出一辙。建造好的泰陵，不仅建筑规模宏伟辉煌，而且还有一些创新，因此建筑功能上则存在着一些不解之谜。（一）三座石牌坊之谜

北京昌平区的明十三陵和河北遵化市的清东陵，大红门外均设石牌坊一座，每座高12.5米，面阔31.85米，五门六柱十一楼，完全用巨大的石料采用木结构雕刻和构造方法而成。唯有清西陵，在大红门外建了三座形制一样的石牌坊，正面一座，左右两侧各有一座，而且还在大红门外设了两个石麒麟，因此十分宏伟壮观。并且乾隆朝绘制的雍正帝泰陵全图上则都有三座石牌坊等建筑了。为什么清西陵的石牌坊是三座？门外还有两个石麒麟呢？

目前主要有五种说法。

1.清西陵始建于雍正年代。雍正帝在当皇子时，曾长期居住在雍和宫。雍和宫南院伫立着三座高大牌楼、一座巨大影壁和一对石狮。喜欢独特创新的雍正帝认为自己能够当上皇帝，与自己居住宅院的风水有重要关系。于是将自己居住的阳间宅院的样式搬到了自己死后居住的阴宅，在清西陵大红门处修建了三座石构造牌楼门和两个石麒麟。

2.有人说，雍正帝营建自己的陵墓，蒙古王公为了表自己忠心，孝敬地捐献了营建三座牌楼门的费用，而三座石牌坊与大红门之间形成了一个形式上的封闭空间，但大红门建筑形式与石牌坊明显不同，为了区别主次，特意在大红门处安放了两个石麒麟以示区别。还有说安放石麒麟，是因为雍正帝当皇帝不是正大光明，为了防止恶鬼骚扰，特意设置了两个石麒麟，希望不仅能给自己带来祥和，还能帮助自己看守住阴宅大门。

3.还有人说，清西陵大红门建有三座石牌坊这是乾隆帝给建造的，既是出于乾隆帝的孝心，也是乾隆帝为了表明清西陵地位的重要性：清西陵风水范围虽然比东陵小，但其重要性也许更高。至于麒麟，则是表明这里是祥瑞之地。对这种说法，笔者质疑，三座石牌坊的规模不算小，而在乾隆元年，清西陵的石牌坊就已经存在。

4.镇压水怪。此地原为一个大水池，居住着已经修炼成正果的老乌龟，而当人们为了施工填埋大水坑的时候，为了镇住越来越多的水，当地州官把大印投入水里才镇压住，为了长治久安地镇压水怪，特意多修建了两座石牌坊。

5.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弥补风水上的不足。因为大红门外空间开阔，左右两侧是水流，大红门两侧九龙山和九凤山相隔紧密，如果只建一座石牌坊的话，大红门似乎显得比较单薄，无法聚集“天、地、人”三者旺气，而大红门内则因属规制，建筑物排列与之外相比较则拥挤，三气则又太浓，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所以在两侧增设了两座石牌坊与大红门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四合空间。在布局上则属于一个独立的大思维虚拟建筑物，属于古代风水理论中的借用手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清西陵三座石牌坊中的坊心是空白无任何花纹和雕饰，更无文字，不知为何？以上仅是笔者猜测，其实无论是出于风水景观的需要还是因为政治需要而存在，这都需要重要史料的发现。（二）石像生之谜

七孔桥北面，有一组石像生，设有五对石雕像。其实在乾隆元年九月泰陵完工时，并没有建造石像生。其依据是乾隆元年（1736年）九月十六日，恒亲王弘晊及其他承修大臣给乾隆帝的一份奏折中没有提及石像生：

恭照泰陵地宫、宝城、方城、明楼、二柱门、陵寝门、隆恩殿、配殿隆恩门、朝房、神厨库、碑亭、龙凤门、望柱、大红门、石牌坊、桥座、泊岸、风水墙，臣等遵照规制，俱已敬谨修造完竣。再守护陵寝之贝勒、公、大臣、侍卫并官员、执事人等房屋以及礼、工二部衙署、八旗官弁营房一切工程亦俱各修造完工，事关大工告竣，臣等谨具题以闻。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个叫玛起元的御史给乾隆帝的一份奏折，更证实了泰陵未建石像生：

伏思大行皇帝（指雍正帝）所以不用石像生者，必以景陵未经设立，不忍增加，此诚我大行皇帝仁孝之至意也。但石像生虽非风水所关，实系典制所载，万年缔造，有此更可以永肃观瞻。且景陵旁附孝陵，同一大红门，并未分两处围墙，是以圣祖仁皇帝不肯设立石像生者，亦出于孝思之深心。后世子孙欲竭追慕之诚，凡于典礼所载无不曲尽，方觉毫无遗憾。今奴才愚见，请于景陵前应照典制敬为添设。而现今万年吉地（泰陵）亦另为敬谨建立，以备从前所未备，如此始于典制无缺。

玛起元的意思是说，雍正帝的泰陵不建石像生，是因为康熙帝的景陵没有石像生。建石像生是属于古代规制，必不可少，康熙帝的景陵不建石像生，因为离孝陵很近，可以不建，但为了典制，两个陵都应该补建石像生。

乾隆帝也不知道泰陵为什么不建石像生，一打听，原来的风水官员回答说泰陵所处位置风水不适合建石像生：

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旋转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于风水地形不宜安设。是泰陵之未议设石像生者，实由风水攸关，非典礼所未备。

这才真正揭开了泰陵不建石像生的原因，既不是雍正帝所说的“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也不是拍马屁御史玛起元所说的仿照康熙景陵而不建。泰陵石像生补建时间，应该在乾隆十三年左右。（三）泰陵大碑楼天花板之谜

泰陵大碑楼正式名称叫圣德神功碑亭。清代陵寝的大碑楼、神道碑亭、大殿、明楼的顶棚都是木制的格井天花。由天花支条和天花板构成，上面披麻挂灰，彩画。天花板为正方形木板，上面的彩画图案大多数为莲花水草。令人不解的是，泰陵大碑楼的每块天花板在圆形内的水草部位都有一个直径约十几厘米的圆孔。每块天花板上的圆孔都在同一部位，大小也一致，总体看上去，成排成行，非常有规律，这种现象只有泰陵大碑楼有，孝陵、景陵、裕陵、昌陵的大碑楼都没有这样现象。看其情形，绝不是为了通风而特意留下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目前还不得而知。（四）地宫之谜

泰陵是属于清朝前期的陵寝，而地宫则属于整座陵寝中最核心、最神秘的地方，对于陵寝研究来说，地宫研究则属于重中之重，因泰陵地宫没有开启，因此，泰陵地宫存在着很多神秘色彩。

泰陵之前的皇帝陵地宫还没有打开的实例，而且关于泰陵地宫的档案资料少，而距泰陵建造时间最接近的则是乾隆帝的裕陵，按照清陵大多数是按照旧制来营建的制度推理，雍正帝的泰陵有可能也是九券四门。据清宫档案记载，泰陵地宫地面共用二尺金砖473块。但是否也像乾隆陵那样，在地宫中布满佛文雕像，现在不得而知，因为雍正帝当时只是进入过景陵地宫，并且很可能是遵循景陵的典制而建造的，而景陵地宫规制究竟如何，现在也不得而知。（五）藏宝之谜

中华民族是最能为死者操劳的民族。生者为了表达对死者无限的哀思，则通过对死者的厚葬的方式把死者生前享用的各种物品都统统陪葬在地下，甚至包括奴仆，以慰亡灵，供他们在阴间享用。封建帝王更是如此。因此死者在地下如何生活或者说存在的方式，是人们议论和研究最多的问题。虽然雍正朝实行了有效的档案管理，在雍正朝开始，相关的清代档案明显多了起来，但是关于雍正帝陵寝和雍正帝身后的档案却很少，只是知道雍正帝在安排自己身后的事情时，特意将当年孝庄太皇太后赐给他的数珠一盘、其皇父赐给他的数珠一盘、怡亲王允祥留给他的玻璃鼻烟壶一件及一部《日课经忏》安放在他的梓宫内，其他的则不知道。按照雍正帝的这一思路来思考，他一定会留有喜爱的物品放进地宫里陪伴自己的，而且他的儿子乾隆帝也一定会额外地陪葬很多珍贵物品给雍正帝的。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相关的档案一直没有发现。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大多数人关心的只是地宫藏宝，而真正值得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则是里面所葬主人的秘密。（六）金头之谜

在泰陵地宫里面，其实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是雍正帝遗体是否有头，是真头还是金头。据野史记载，雍正帝是武林高手，在一次祭祀活动中，曾亲手杀死了偷袭自己的刺客，并指令手下捕杀了对自己有威胁的一个大和尚，但和尚临死前留下遗言“我虽死，但雍正也难免一死”。雍正帝虽然加强了防范，但最终还是被侠女吕四娘深夜所杀死，因此埋葬在地宫里面的雍正帝，是否有头，这是关系到雍正帝是否正常死亡的最有力证据，也是验证民间传说正确与否的最好实物，是解决历史之谜的最有效途径。现在所有的一切，在没有打开地宫之前都是猜测，都是一种推理而已。（七）尸身安放之谜

据说，清朝帝后陵地宫中的帝后是按易学的方位安排葬入尸身朝向的。

皇家所依据的葬法是易学文化方位。易学文化方位包括河图方位和洛书方位，洛书方位又称九宫方位。“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洛书之数组成一个完整的人体。按洛书的说法，数字与人体间的关系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横竖斜皆合于十五。从方位上看三为东方，九居南方，七居西方，一居北方，五居中央；二、四、六、八分别居于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四处。由于易学文化方位以“东方为左，西方为右，南方为前，北方为后”。从而帝后在入葬方位上既是躺下为头北脚南，坐起是面南背北，处于君临天下的态势。

帝后陵的整体建筑方位与地宫方位均相同。

雍正帝的泰陵是没有被盗过的清代帝陵，并且还是清初期丧葬文化向中原汉文化过渡的重要时期，雍正帝尸身的具体摆放位置是什么样，有待进一步考证。（八）建筑方向之谜

据考证，泰陵的前后建筑不在同一条轴线上。从泰陵石牌坊以南的五孔桥到石像生北是一条轴线，龙凤门到泰陵宝顶则是另一条轴线，两轴线交汇点大约在泰陵的案山蜘蛛山处，两轴线夹角为15°～17°。中国古代陵寝建筑的显著特点是无论此建筑物数量多少，主要建筑排列均要在同一条轴线上，以求对称美。而泰陵明显违背这一建筑理论，很可能是出于风水的考虑，因为清东陵的孝陵宝顶与陵寝中轴线也不在一条同轴线上。实际情况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雍正帝到底是怎么没地？

公元1735年10月8日凌晨，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帝王雍正帝在圆明园驾崩了。《雍正起居注册》记载着雍正帝死前三天的活动情况：

八月二十一日丁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

二十二日戊子，上不豫。和硕宝亲王弘历、和硕和亲王弘昼朝夕侍侧。戌时，上疾大渐，宣召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至寝宫……恭奉遗诏。

二十三日己丑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凌晨一时—笔者注），上龙驭上宾。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知道从雍正帝发觉身体不适，到死亡还不足两天时间，死得太突然和离奇，然而作为官方的记载却又非常简单，人们不禁对他的死因产生了诸多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帝的突然死亡呢？

雍正帝的死因，至今有四种说法：病死说、宫女缢死说、中毒说和遇刺说。虽然是众说纷纭，但很明显遇刺说（吕四娘砍去了雍正的脑袋）带有传说色彩，病死说里没说什么雍正得了什么病，疑点很大。宫女缢死说显得有点牵强，清朝皇帝通常武功都不错，怎么会被宫女勒死？只有中毒说可能性较大。而中毒说的说法还可细致地分出三种说法，被下毒、丹药中毒和春药中毒。被下毒和春药中毒的说法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不太可信，最可以解释的通的当属丹药中毒死亡一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史专家、研究员李国荣先生对此有过深入的研究。雍正帝在做皇子时候，为了在康熙帝和诸皇子面前装作不问世事，只做“闲人”的姿态，经常与道士交往，故此对丹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信道教的丹药有长生不老、强壮身体的作用，雍正帝在《烧丹》一诗中这样写道：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熟，天符将紫鸾。

自从雍正帝当上了皇帝之后，对炼丹的道士更是崇拜，并经常吃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雍正八年（1730年）的春天，雍正帝得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身体强壮，更为了长寿，他亲自给全国很多封疆大吏下密旨令寻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这道密旨的大意是说：你们要尽心去寻找好的医生和会修身养性的道士，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们一旦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对其家属好生看待，对其本人则要好好保护，送到北京来，哪怕你们推荐和保送的人不合我的本意，我也不会怪罪你们的，倘如你们当地没有这样的人，而听说外地有的话，也一定要告诉我，这件事情要保密并且要慎重处理好。

这道密旨到底写了多少份，当时发给了多少人，发给了哪些人？现在已经难以查清，但就目前知道的情况来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9份，台北故宫保存6份，而且一模一样，一字不错。按照常理推算，一般内容文字相同的谕旨，都是由亲近大臣代笔，唯独这道密旨，则是雍正帝本人一笔一笔亲自书写的，而且十分工整，足见雍正帝对这道密旨的重视和缜密。

清史专家的确在清宫档案中发现了在圆明园开始生火炼丹药的记载，并且自开炉之日起，炼丹的活动便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由于雍正帝感觉服用丹药的效果不错，还多次将在宫内炼出的丹药赏赐给朝廷大臣和将领服用。

雍正帝死于丹药之说，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但一直没有拿出具体的详细的原始历史记载来证明其说法的正确性，而李国荣研究员则使“雍正死于丹药说”趋于完善。李国荣提出了如下的理由：（一）雍正帝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驱逐了炼丹道士。如果炼丹道士没有犯下什么大的错误，乾隆帝不会在万机待理之时急于处理道士，并为此专门发布上谕给予解释。（二）乾隆帝在上谕中特别强调，雍正帝喜好“炉火炼丹”虽确有其事，但只不过是“游戏”而已，并不吃用丹药。如果雍正帝真的不吃丹药的话，乾隆帝就没有必要加以解释了。这等于告诉人们：此地无银三百两。（三）在乾隆帝驱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帝告诫宫中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皇太后“心烦”。雍正帝如正常死亡，能有什么“闲话”会引起皇太后“心烦”呢？而这“闲话”又是什么呢？

这些清宫档案的记载，使人不得不推测：雍正帝是因为服用了过多的丹药中了毒才死的，就等于死在了炼丹药的道士之手。至于乾隆帝为什么不将炼丹的道士砍头，李国荣是这样分析的：乾隆帝很可能效仿唐太宗李世民死于丹药而唐高宗李治不治罪炼丹术士的做法，家丑不可外传。不将炼丹的道士治死就可以说明雍正帝不是死于丹药中毒，将大事化小。这可以说明，乾隆帝驱逐道士的手法与唐高宗一样，这也可以反过来证明雍正帝的死因与唐太宗是一样的。

众所皆知，炼丹所用的原料之中有黑铅，而黑铅则是一种有毒金属，服食会使人中毒，过量则致人死亡。因为在清宫档案《活计档》中就明确记载，在雍正帝死亡前12天，200斤黑铅被运进圆明园内作为炼丹之用。

雍正帝因服食丹药中毒死亡的说法，目前已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包小柏杨二交恶内幕

做节目不能做一些带误导性的节目。如果这样的人也可以上，那真的也太草根了，那任谁都可以上，是不是谁都可以做“天王”“天后”？选秀节目，爱不爱看，想不想看，决定权在于自己，那么，是真是假？是智者的话，你看了这么多年的选秀，我相信你会比我们这些评委来得更专业。2007年的时候，大家最关注我的角色。其实2007年，是因为刚好大家关注选秀平台越来越大以后，那次选秀不再是选女生，而是男生，造成了大家对选秀的另外一个观感，好奇度大增。在台上换了非常有名的“黄”“包”“车”这三个人（“黄包车”其实是后来一些媒体加注的一种形容），引起大家的关注。说实在话，我觉得“黄”“包”还不错，可是那个“车”就有点儿没有考虑了，“车”有点乱开。

突然开一台“车”进来，好像不在状况内，但是没有关系，有的人就喜欢这种奇怪的人，那我现在来研究一下，当和不同的“车”背景的评审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从音乐领域上去一直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发言的评审是不是有压力了呢？是的，压力很大。如果大家还有点儿印象的话，当时那个“车”会讲话，她讲“包老师你闭嘴”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一个评审怎么会说“A君，我支持你”，后来又说“其实我想投给B君，不是A君，我是在备受评审压力的情况下投的”。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就不是一个专业评审所能做的，而且还说自己受到什么背后压力！那只能表示，她个人不够执著，也不够确定。这样的人作为评审，我觉得她已经失去了最起码的客观，也缺乏专业素养。

在这里，我再说一个现象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头脑中有这个画面的话，一定会觉得很好笑。同样是那台“车”，在最后的冠亚季军三强争夺赛的时候，有两位来自西安赛区（西安赛区就是这台“车”去开的）的选手，最后他们都有资格成为冠军，我们宣布结果的时候，这位女士非常的激动，当场从评审的位置上一跃而下，跨进人群，从现场真正的粉丝手中抢过两把花，冲上台去递给这两位选手，而且像拳击擂台赛上一样，高高地举起这两位选手的手说：“这是我们西安的骄傲。”

她那一喊的时候，现场就有人在说：“关她什么鸟事。”我作为一个评委，只是觉得一个评审不应该如此激动，不能做出太多不客观的行为，这样会遭人唾弃……

可能只有这样去理解：这也许就是时代的一个“进步”，这是一个人人皆评审的时代。但我并不觉得这是好事。建议选秀平台还是少用一些这样不专业、不负责任的评审。我可以保证在未来，我跟她在同一个舞台上合作的机会几乎是零。说这些，只是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选秀还要不要这样办下去，我不知道，选秀平台他们的压力现在是越来越重了，因为看的人越来越少，节目做成这样，真正有才艺的选手也不会出来比赛了。

雍正生母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三日，雍正帝生母太后乌雅氏带着困惑、忧虑离开了人世。她的死是痛心也是一种牵挂，因为她在临死前也未能与亲生儿子、日夜牵挂的十四阿哥诀别，更没有能够阻止雍正帝放弃骨肉相残。对于乌雅氏之死，高阳先生在《乾隆韵事》中曾有如下一段虚构：太后先是绝食，宫女们怕受雍正责罚，千方百计劝太后进食，心地善良的太后也不愿连累别人，遂开始喝点稀的，逐渐恢复体力，一天雍正去给太后请安，闲谈之中太后突然站了起来猛地朝柱子撞去……她死在雍正面前……

高阳先生所描述的虽是虚构的小说，但在历史上，这种说法是广泛存在的，也是有官方基础的。当时的雍正帝曾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百般辩解，而令人奇怪的是雍正帝的儿子乾隆帝一即位就宣布此书是禁书，下令收回。雍正帝的母亲孝恭仁皇后在儿子即位才半年就去世，是不争的事实，而乾隆帝收回《大义觉迷录》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历史客观事实的存在，使得雍正帝生母之死成为一个令后人久久议论的话题。

雍正帝生母，乌雅氏，即康熙帝孝恭仁皇后，满洲正黄旗，是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在康熙帝生前最高位号为德妃，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被选入宫。于康熙十七年（1679年）十月三十日生皇四子，即雍正帝。康熙十八年十月十三日册为德嫔，时年20岁。康熙十九年生皇六子胤祚。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封为德妃。康熙二十一年生皇七女；康熙二十二年生皇九女（固伦温宪公主）；康熙二十五年生皇十二女；康熙二十七年生皇十四子胤祯，即后来的抚远大将军、恂郡王。康熙皇帝驾崩后，乌雅氏痛不欲生，饮食俱废，要以身殉死，追随康熙皇帝于九泉之下。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三日死，享年64岁。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初一日与康熙皇帝一起葬入景陵地宫。经乾隆、嘉庆两朝加谥，谥号全称是：“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

人们为什么对雍正生母之死感到疑惑呢？

据雍正帝说，康熙帝死后，德妃非常悲痛，想为康熙帝殉死，于是不吃不喝，而雍正帝百般劝慰，在他的苦苦哀求下，德妃放弃了死的念头，并且能饮食、起居安顺。最后生病而死。《清实录》记载，太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二日生病，而五月二十三日凌晨2点就死在永和宫了。

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出《清实录》的记载不仅太简单，也太突然，什么病这么急暴让人快速死去呢？在《清实录》中，并没有记载太后得了什么病，只是说皇太后“哀痛深切”、“积哀日久”而亡。由于孝恭皇后死得太突然，加之平时与雍正帝的关系紧张，人们不得不对其死亡的原因产生怀疑。而通过雍正帝的辩解，人们也就更加相信他与太后关系的紧张程度。

为什么说雍正帝与生母关系紧张呢？

原来，康熙帝死后，乌雅氏就要追随康熙帝而去，也就是说要自杀殉死，而这时候他的儿子胤禛已经是皇帝了，经过胤禛的苦苦哀求，才放弃殉死。按照常理，自己的儿子当了皇帝，应该高兴才是，因为她不仅地位可以由妃等级直接升为皇太后，而且对于她娘家人来说，也是荣耀，也是地位的晋升，可她在这个本应高兴的日子却要自杀，这里面绝对不是因为思念死去的康熙帝而特意做出来的样子，只能说与儿子胤禛关系很不融洽或者说她认为康熙帝死得可疑，甚至怀疑是儿子害死了康熙皇帝，或者说她认为胤禛不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而当她被迫放弃殉死后，在行动上则表现出与胤禛不合作的态度。这里有三点可以说明这个观点：

1.拒绝接受行礼

新皇帝在举行登极大典之前，要先给皇太后行礼，然后再升御太和殿，接受群臣的朝拜。礼部将这个礼仪上奏给乌雅氏，她却拒绝接受。《永宪录》记载：“群臣请朝皇太后，传（雍正生母孝恭皇后）懿旨：不受。复固请，从之。于梓宫前拜叩谢恩，仍还旧宫，懿旨：我自幼入宫为妃，在先帝前毫无尽力之处。将我子为皇帝，不但我不敢望，梦中亦不思到。我原欲随先帝同去，今皇帝说，太后圣母若随皇父同去，我亦随太后圣母同去，哀恳劝阻，未遂其志。若穿锦绣，受我子行礼，实为不合。”《清世宗实录》也有雍正生母的这段记载：“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至于我行礼，有何关系？况先帝丧服中，即衣朝服，受皇帝行礼，我心实为不安。著免行礼。是日，王大臣等有缮折固请，皇太后仍不允。上（雍正帝）又再三恳请，奉皇太后懿旨：王大臣等既援引先帝所行大礼，恳切求情，我亦无可如何。今晚于梓宫前谢恩后，再行还宫。”

2.拒绝上徽号

为皇太后上徽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雍正皇帝准备给母后上徽号“仁寿”二字。可是乌雅氏却以先帝梓宫尚未入葬山陵为理由，拒绝接受徽号。清朝并没有先帝梓宫未葬入山陵，皇太后不得上徽号的规定。这明显是不承认自己是皇太后，也暗示不承认胤禛是皇帝的思想，在思想上抵触雍正帝的登基合法。

3.不搬家

宁寿宫是太后、太妃们颐养天年的场所，是民间所谓的“寡妇院”。清朝规定，这些先朝皇帝的未亡人只有年龄超过50岁以后，才能与嗣皇帝见面。康熙皇帝死以后，按照规定，尊皇帝的生母为皇太后，要从中路的东西十二宫中搬到慈宁宫或宁寿宫居住。可是，乌雅氏就是不搬，仍坚持住在当妃子时所住的东六宫之一的永和宫，直到在永和宫去世。这是给雍正帝的难堪，更是一种对抗。

从乌雅氏的这一系列言语行动来看，胤禛当上皇帝都出乎她的意料，所以才有她所说“梦中亦不思想到”、“实非梦想所期”的话来，也因此就有了在行动之上处处不与自己儿子胤禛配合的姿态。

对于乌雅氏为什么在几个月后突然死亡。据考证，这与雍正帝对他亲弟弟十四阿哥的连续打击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雍正帝刚当上皇帝的时候，胤还在青海做抚远大将军，没有回到北京，而当回来的时候，雍正帝却不允许他与生母见面，不仅如此，还削夺了他的兵权，将他明着调往东陵看守康熙景陵，实际则是看押起来，时时令人监视。将十四阿哥的家人也看押起来，并永远停发禄米。看到这些，雍正帝生母很是担心自己小儿子的生命安全，因为她知道雍正帝为了巩固政权已经杀害了很多原康熙帝的心腹大臣，因此特召老十四来北京与她见面，或者说直接保护。可是雍正帝处处刁难，实在没有办法，也可以说在绝望中，雍正帝生母就死了，怎么死的，很可能就是自杀。其理由是，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未时突然“生病”，当天夜里就在居住的永和宫猝死，从得病到死，仅仅几个小时。而死后三天，雍正才让老十四见到已经死去的太后。在《雍正朝起居注》中记载，雍正帝这样解释太后的死因：“皇太后抚时增感与日俱深，疾虽未形，积哀实久，忽焉违豫，遽尔宾天。”然而七年后，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则是另一种解释：“母后素有痰疾，又因皇考大事，悲恸不释于怀，于癸卯五月，旧恙复发。朕侍奉汤药，冀望痊愈。不意遂至大渐。”据研究，太后吞金而死的可能性很大。雍正生母之死，可以说就是因为对雍正帝对待亲弟弟态度的绝望上，更可以认为是对雍正帝所说“仓促之间，一言以定大计”的否定。试想一下，一个命似残灯将尽的老人用含混不清的词语来口述遗嘱“传位于四子胤禛”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而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那份康熙遗诏上则这样写道：

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还有人说，之所以康熙帝最终决定胤禛继承大统，原因是喜爱胤禛的儿子弘历，因为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皇位是父传子。其理由是：《李朝实录·景宗实录》记载：“当年十二月朝鲜官员听清朝告讣使译员讲，康熙皇帝在畅春苑知其不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即使真是如此，这里就有一个很明显的错误，如果说乾隆帝的继位是雍正帝按照康熙帝的意思办理的，那么雍正帝的第二子也不是弘历。这又如何解释？说白了，还是雍正帝即位疑问太多。

有人说，对于雍正帝生母来说，不管是她的哪个儿子当皇帝，她都应该是一样的心情。道理是应该这样，但前提是当上皇帝的儿子必须名正言顺，是合法继位，是按照老皇帝的真正意图继承皇位的。在雍正帝生母心里，也许她的小儿子胤祯才是一个本应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人。因为她作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心里更清楚胤禛的为人、秉性，雍正帝胤禛好玩两面性。用现在的话来说，装厚道而实际阴险，欺骗康熙帝，更欺骗世人。

据《皇清通志纲要》记载，胤禛在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同胤礽、胤祉、胤祺、胤禩一起被“开释”。这表明胤禛曾被禁闭或拘留。因为他在那时候搞争夺储位的活动中，大搞两面派的阴险手腕被康熙帝发觉，而给予的警告处置。在这之后，胤禛则把自己隐藏起来，玩起了更阴的谋略，在表面上装起了与世无争的模样，悠闲自在，与僧侣交往，建设寺院，号称“天下第一闲人”，并写诗以表心境：懒问沉浮事，间娱花柳朝。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道许山僧访，棋将野叟招。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兴赊。千载勋名身外影，百花荣辱镜中花。

金樽潦倒春将暮，蕙径葳蕤日又斜。闻到五湖烟景好，何缘蓑笠钓汀沙。

雍正帝这种装葱行为，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他生母的眼睛。另据亲眼目睹康雍时期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宗室成员弘旺所撰写的《皇清通志纲要》所载：四阿哥原名胤禛，十四阿哥原名胤祯；在雍正帝即位后，十四阿哥才奉新君之命改名允。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封十四子为贝子的上谕也是称之为“胤祯”，十四子在抚远大将军任上时也是使用的“胤祯”名称。至于现在为什么将康熙十四子称为允禵，则是雍正称帝后，为了避讳，将兄弟名称中的“胤”一律改称“允”，将十四子“胤祯”改称“允禵”。

四阿哥胤禛的“禛”与十四阿哥胤祯的“祯”，不仅同音，而且字形也极为相似。在这里，笔者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康熙帝给这两个儿子取这怪名字，难道他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发音一样吗？

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据此对雍正帝即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雍正帝不仅夺了十四阿哥的皇位，连他的名字胤祯也一起夺了。

第三章　名人费孝通

费孝通给周恩来的“六个不”

自筹建新中国以来，缺少知识分子、缺乏人才的问题比在革命时期更为突出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也摆在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面前。随着建设的开展，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越来越切身地感到人才缺乏问题的严重性。

建国初期，许多人多次听到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急迫地呼吁加快人才培养的声音：“只要建设一开展，每年就需要中专以上的毕业生20万人。”如何解决这一紧迫的问题？早在1950年6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代表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时说过：

我们教育的方向，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新鲜血液与原有的知识分子一道为我国的建设事业服务。为了使这一教育方向得以实现，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

他同时强调：我们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该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

只有充分重视教育事业，改革教育体制，才能彻底解决建设人才缺乏的问题。为此，周恩来在以后几年主持实施教育改革中，逐步地建构了我国各类教育体系。在既是“先导”、“先锋”，又是“殿军”的这一灼见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周恩来逐步提出并实施了一个解决国内人才短缺状况的构图：建立并发展各型、各类教育系统，培养各种、各层次的建设人才。

仅在他1951年10月1日签发的《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对新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就做了这样的规定：从三岁娃娃做起，逐步推广幼儿教育；全面发展小学教育，举办青年或成人初等学校；实施中学、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教育；建立、健全大学、专业学院、专科学校等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举办各级各类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此外，对各类补习学校，函授学校，聋哑、盲人特种学校等等也作了明文规定。

为解决国内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新中国一方面加紧自己培养建设人才，另一方面，由周恩来亲自组织领导，通过各种渠道感召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和各类人才潮水般地汇入建设祖国的洪流中。

有了知识，有了知识分子，问题远远还没有解决。

随着国家建设的开展，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给新生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造成重大困厄的，不只是人才的网罗、培养问题。有了人才以后，还有一个如何使用的问题。在新中国使用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困扰周恩来的事情：如何估计，如何定性，是否信任，怎样安排，待遇公不公，帮助够不够？……出现的矛盾和反映的问题越来越强烈。

在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干部中，存在着糊涂观念和错误倾向，他们不仅错误地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而且严重地不尊重知识分子，甚至把知识分子仍然都划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盲目排斥他们，压制、打击、嫉妒他们。

作为中国政坛一个重要民主党派的中国民主同盟，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团结在它周围，他们所了解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情况更为直接。当时担任民盟中央宣传部部长和国务院专家局局长的费孝通，曾经对知识分子的情况作了一次详细的调查，由他主持整理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一批材料，其中反映：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六个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

费孝通坦言：“党内党外对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距离，这是我总结出来的当时情形。”

费孝通的材料送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随即把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赞赏说：“费孝通的文章写得好。”

费孝通的反映，并不是个别现象。知识分子问题在党内党外普遍存在，人们热切期望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

1955年11月14日，为筹备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协常委会举行了第十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介绍关于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筹备情况时，采纳了章伯钧在几天前提出的意见，同意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这次会议政治报告的重点之一。

为此，作为政协主席，周恩来在会上希望全国政协委员们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秋后视察工作的重点，要求他们细心了解这方面的问题，采取座谈、个别访问等多种方式去发现问题。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全国政协副主席彭真召集了范长江、平杰三等人详细研究如何收集、整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资料。

在党内，研究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也成为当务之急。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召开一次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会议，急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件事，自始至终是在周恩来的操持下进行的。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开会，讨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借这次会议，周恩来在最后一天专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就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信任、安排、使用和帮助等问题发表意见。

为这次讲话，周恩来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从他事先亲自起草的讲话提纲中看到了这样的语句：

信任如何——用而不疑，疑而不用，是信任的。

但也有不能信任的，也有信任错了的，也有不能完全信任的，也有完全信任错了的。

以上这些，究竟是少数。

中心问题，要尊重他们，重视他们，并且向他们学习。他们怀有一技之长，不要让它们绝种，绝学，绝响。

费孝通眼中的胡耀邦、邓小平

第一件就是他主持‘改正’。现在大家觉得右派改正好像是很容易的事，其实并不是这样，这里边‘斗’得很厉害，直到现在还留个尾巴嘛。第二件是‘文革’后不久，有一天他突然来民盟机关，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次见面时他说民盟是共产党之外的一个知识分子政党，肯定了民盟盟员是爱国的，是学有专长的、正派的。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口，还是第一次。有一次，我和他谈话，听出来他脑筋里很重视‘家庭’，把家庭看成是社会的细胞，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个看法我是很赞同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里把人民公社改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下子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了，就是这个道理。再有就是没想到他对小城镇早有研究，对《小城镇大问题》这篇文章会感兴趣，并且写了一段批语，他的批语推动了大家对小城镇问题的重视和研究。

胡耀邦之后，党内民主更进一步，邓小平提出废除最高领导人终身制，领导人到一定时候要退下来，他自己这样做了，江泽民任期满了以后，也不再连任，看来以后胡锦涛也会这样做。“你什么时候认识邓小平的？”

最早应该是在西柏坡，但是留下的印象不深。后来我和中央访问团去贵州的时候，他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我们去了以后，他请我们参加西南局的政务会议，要我们‘多参谋参谋’，还请吃饭。我觉得邓小平一直很‘厉害’，当时大家在民族问题上，一般是强调民族差别，承认少数民族同汉人不同。但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认为‘不要强调得太厉害，要摆稳’。他的意思是说，汉族还是主体，要摆稳民族关系。我记得他是在吃饭的时候同我讲了这个话。他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费孝通为什么一生只是二级教授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短短的几年里，知识分子经历了思想改造、忠诚老实运动、拔白旗插红旗、肃反、“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判胡适等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搞得狼狈不堪，无所适从；再加上这个时期党和政府在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发生了一些偏差，使得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原本就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唯物论等这些新东西比较陌生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产生了这样那样的误会，造成党和非党之间的一些隔阂，应该说发生这些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当然，这种隔阂是不利于国家建设的。其时，党和政府已经察觉到了这个弊端，并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讨论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国务院于1956年4月发出了《关于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的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对科研机关、高等学校等处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等的工作条件作一次检查……要迅速地和适当地解决缺少助手、辅助人员的困难，积极解决所缺房屋等问题……并经常关心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共产党希望采取一些措施，填平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沟沟坎坎。

也是这一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研究和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专家局，为的是能够搞清楚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以便对症下药。齐燕铭是该局局长，费孝通被任命为副局长，齐燕铭交代他要“通过民主党派了解知识分子情况和要求，及时反映”。

1954年，叔叔在民盟中央担任文教部副部长。民盟作为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比较多，他就通过民盟这个渠道，用社会学的方法，即所谓“串联”、“滚雪球”的办法来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1955年底，他利用人大代表到外地视察的机会，偕同潘光旦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通过民盟地方组织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并要地方组织广泛征求知识分子意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要求。

1956年下半年，叔叔到云南进行少数民族历史、社会调查，专家局要他趁这次机会，了解一下西南方面知识分子情况。1957年春叔叔完成调查，并把半年多来，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到的知识分子状况向专家局作了报告，同时也向民盟中央作汇报。汇报以后，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对这个“调查结果”进行讨论，希望能够比较全面地估计当时知识分子问题。会上许多同志鼓励他“为知识分子说说话”，于是就有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文章说：

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来已起了变化。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

问题表现在哪里？他指出：

先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对百家争鸣是热心的，心里热，嘴却还是很紧，最好是别人争，自己听。要自己出来，那还得瞧瞧，等一等再说……究竟顾虑些什么呢？……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比较更多些的是怕出丑。不说话，抱了书本上堂念，肚子里究竟有多少货，别人莫测高深。

……另一方面是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人对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是都搞通了呢？也不全是通的。有些是一上来就担心……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原是早春天气应有的风光。

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把知识分子的心态描写得入木三分，文章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周恩来在一次旅行时，看到这篇文章，连声称赞说：“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能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来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但是，这样一篇反映真实情况，受到群众欢迎和党的高层领导肯定的文章，后来竟成了孝通叔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又一条主要罪状。

其实，在这篇文章写好以后，拿不拿去发表，同在《重访江村》里提不提发展乡村工业一样，也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行。这次叔叔的勇气又是从哪来的呢？他在《“早春”前后》里说得很清楚：

2月中，（《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初稿已经写成，但是文章提出的问题分量不轻，没有勇气送出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又复写了几份，分送给民盟的朋友研究提意见。大约是2月底，我正想发稿时，来了一位朋友，和我说：“天气不对，你还是再等一等，这样放出去，恐怕不妥当。”……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势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听我转述了那位朋友的话，就说：“这可怪了。我在城里也听到有人说起毛主席召集过一次谈话，不是收，而是放呀。”这一下我们弄糊涂了。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那天上午，我把“早春”送出去了。那天因为有外宾来参观，要我招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讲话，所以没有进城开会。晚上潘光旦先生听了讲话回来，兴冲冲地来找我，揭开了谜底。

下一天一早起来拿出底稿，把后半篇重写了一遍。从修正稿送去到文章见报，又是两个多星期……当这篇收收放放的“早春”出世，早春却是已过了时了……我想迟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气，也反映了体质，我原本是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的一个平常的知识分子罢了，话是想说的，勇气是有限的。

文章中所说潘先生揭开的“谜底”，就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讲话里，他对“收”“放”问题明确表示要“放”。在这“放”声中，叔叔把文章送了出去。

潘先生哪里知道，就在他兴冲冲“揭开谜底”后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改变主意，下了反击右派的决心。

如果从5月4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算起，到5月15日他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前后仅隔11天！在这短短的11天里，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孝通叔叔终于落入“陷阱”，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老账新账一起算，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当了右派以后，父亲和叔叔受到降职降薪的处罚，撤销了所有职务，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改造。说到降薪，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1952年大学里搞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了。这个时候，教育部正在给大学教授们定级。清华大学的钱伟长定了一级教授，按道理费孝通也应该一样，可是上面有人说搞社会学的不能给一级，所以将费孝通定成了二级教授。1958年受罚，降到四级。1980年费孝通在政治上得到平反，统战部有意趁这个机会把职称也一并改正过来。叔叔知道后说：算了吧，这个旧案就不要翻了。二级很好，外国人看了会说中国水平高啊，像我这样的只是个二级教授，不挺好吗？所以费孝通一直是个“二级教授”。

第四章　史海钩沉

包小柏曾预言王贝之死？

11月26日，包小柏携新书《“包”装秘籍明星是这样炼成的》在北京接受网站专访，详细解析新书创作缘由。期间包小柏详细讲述了自己以歌手身份出道到转型当评委，再到主持人、演员和作家等众多身份的转换过程及其中发生的种种趣闻。

谈到近期被热炒的超女王贝整容致死事件，包小柏在惋惜之余，也呼吁想当明星的年轻人要理智，“现在的娱乐圈已经不再是单纯审美的年代。没有内涵的深度，只有漂亮的脸蛋已经不管用了！”

谈王贝称娱乐圈审美时代已过

除了已成名的艺人纷纷整容，就连想进入娱乐圈的新人们也拼命跟风整容以期有更好发展，但是超女王贝因整容失败不幸逝世的消息却为很多人敲响警钟。包小柏在惋惜之余，也坦言自己并不赞成整容，“其实现在的娱乐圈早就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审美的年代，没有人内涵，没有真才实学，光有一张漂亮的脸蛋是没用的。周杰伦能够走红，不是因为他的长相，而是因为他的才华和他的身上的独特性。李宇春能出来，也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特点。不管哪一类的艺人，能出来的往往只有第一个，后面跟风的那些永远出不来。每个人都整容，最后整的所有人都是一张一样的脸，就很乏味。拿我自己来说，我在看到自己30岁以前的照片时就会很厌恶，年轻时总是跟风可以耍帅，却远不如现在经过时间历练后的脸有味道。我现在43岁，就是43岁的脸，为了保住青春拼命整容，打美容针结果搞成一张死鱼脸，有什么意思呢？”为此包小柏也在新书里面呼吁想成名的年轻人，整容绝非好的选择，充实自己才是正道。

包小柏和魏晨的那点事

自从07年的快乐男声之后，大家就都知道包小柏和魏晨的关系非同一般了。包小柏曾给出魏晨这样的评价：绿光，唱得好，表演得好，就会真的有绿色的万张光芒。但是唱不好，表演不好，那就一脸绿了……连原唱的人，每一次唱这首歌要在现场，都很难唱，因为速度要很快，字字句句要很精准，旋律要掌握得很好。刚刚魏晨的表现，你就跟原唱一样，可以开演唱会了。

然后更给力的是，那一场“三进二”的淘汰赛中，包小柏与杨二车纳姆的当庭对峙，却将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诏告天下。

当时，在第一轮比赛结束后，需要评委们投出自己心中的一票，四位评委全部亮牌，都是选择的魏晨，魏晨拿到了关键的一分，而陈楚生也因为场外人气最高，也拿到了一分，只有苏醒一分没得。就在这个时候，杨二车娜姆突然叫停，自己有话要说，说对刚才的投票说声对不起，要改票，一定要投给苏醒。包小柏当场生气，声称杨二车娜姆不可以随便更改规则，不能私自改票。但杨二也有话要说，自己虽然是评委，但也是人，他一路看着苏醒的走来，他知道苏醒在努力，要投给苏醒。包小柏很气愤，说你这么改票把魏晨当成什么了？

从此，橙乐们就将包小柏视为自己的恩人一样，在绝对维护魏晨的同时力挺包小柏。最近，这两个私交甚好的人又开始相互给力，再一次向天下人大声宣布他们的铁关系。

张学良为何对冯玉祥评价甚差

在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中，他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评价与他有过或者接触或者做过对手的北洋军阀将领。因为时过境迁，这些将领都相继谢世，所以，张学良评价起来也毫无顾忌，可以说是恣意汪洋，有什么就说什么。研读他的这些回忆就可以发现，在他所评价的将领中，他认为冯玉祥无论从为人还从做事上，都是非常差劲的人物。下面是从他的口述回忆中摘录的有关冯玉祥的几段评价：

冯玉祥手下的人哪，好几个都很残忍；冯也很残忍，他杀人。我对他很难过的，我这人向来不做这种事。

林肯说的话是真理，他说的这句话，我太佩服了，你呀，可以欺骗，在政治上你可以欺骗一个人所有的时间，你把这人欺骗一辈子，他都信仰你；你也可能欺骗多数的人少数的时间，你可是不能欺骗所有的人所有的时间。人，不是都是傻瓜，人不能把所有的人完全欺骗。他一时成功可能，中国有句话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你可以失败，但是假若真理在你那儿，那你不能算失败。我从不欺骗人。冯玉祥这人专门说假话，他差不多没有真话，我跟他接触就有这样的感觉。但结果还不是欺骗到他自己身上，冯的失败就是因为谁也不信你了。

你这个人，说话没信用了，那你就在哪也站立不了了，你要想做一个大的事情，做一个真正的政治上，你想统治，那你总得有你自己确定的主意。那个人—冯玉祥专门做假。带兵倒是很会带兵，所以韩复榘，石友三叛变哪。韩复榘已经是军长了，他跟我说，冯玉祥要他在门口给自己站岗，韩说，我有儿子、孙子，我实在受不了了，所以他后来不叛变了吗？

冯玉祥死得很惨。我认为那是俄国人有心把他弄死，烧死了。在船上，有个小电影机，我也有一个，它是有一个变压器，变压器容易着火。

张学良为何对冯玉祥评价这样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张学良看来，冯玉祥在郭松龄倒戈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郭松龄之所以倒戈，冯玉祥和李景林能够与之联合，是重要的外援。有了这个外援，不但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得到配合。从冯玉祥与郭松龄签订的密约看，双方应该真诚配合。但是，冯玉祥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在背后挖了郭松龄的墙脚。

1925年12月初，郭松龄正率大军向沈阳进发，战斗处于激烈的白热化状态，正需要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声援。但恰在这个时候，冯玉祥却突然率军大举进攻李景林的部队。直隶督办李景林，也是郭松龄反奉所联系的对象，在郭松龄起兵前，李景林已经宣布脱离奉系，加入冯玉祥和郭松龄的联合阵线，冯玉祥也为此感到高兴，在他的日记中也有所透露。但是，这个时候，冯玉祥为了拓展自己的地盘，却不顾道义，进攻李景林，抢夺了直隶省的地盘，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相互联合的三家，两家自己打起来了，自然使郭松龄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郭松龄倒戈反奉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条，但冯玉祥从背后来这么一下子，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如此，在郭松龄起兵时，镇守热河的阚朝玺拥兵观望时，冯玉祥觉得有机可乘。他突然出兵，夺取了热河。

这样，郭松龄兵败后，冯玉祥则大大地拓展了自己的地盘，东起天津、西迄兰州，长城内外的草原牧场，尽成他冯玉祥国民军的天下。冯玉祥的这种表现，在素以讲义气为做人宗旨的张学良看来，未免太不地道了。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前面说过，尽管郭松龄起兵反奉，但张学良对郭松龄的情谊依然没有变。他在晚年对郭松龄依然有惺惺相惜的怀念之情。因为有对郭松龄的这份情意，就更加重了他对冯玉祥出尔反尔的表现的憎恨。这恐怕是他晚年对冯玉祥评价甚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如果细细说起来，冯玉祥在北洋军阀将领中的表现，在张学良看来，肯定也不那么光明磊落。人们知道，冯玉祥有个“倒戈将军”的雅号。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本来是与吴佩孚联合，一起对张作霖作战，但当张作霖给他送上大笔的银子时，他却反戈一击，成了奉系的帮手，并回京推翻了曹锟政府。在张学良看来，冯玉祥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时倒戈。郭松龄反奉自然也是倒戈，张学良却把这笔账算在了冯玉祥的身上——因为冯玉祥会倒戈，那么郭松龄的倒戈，也是冯玉祥策动的。

郭松龄倒戈失败以后，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挥军南下，所选定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冯玉祥。我们不能说这是张学良为郭松龄报仇的举动，但显然有这样的因素在内。

冯玉祥虽然通过郭松龄倒戈之际，拓展了自己的地盘，但也因此得罪了张氏父子；而此前他倒戈回击的吴佩孚，也对他咬牙切齿。张氏父子一起兵，吴佩孚就予以配合。这样，冯玉祥就很快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冯玉祥为求自保，便进而与在南方的汪精卫和蒋介石联络。

齐桓公死于夺命男宠之手

齐国文化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一来是齐国遗留下来的资料中有效信息最多，二来是齐国思想上的开放性和先进性被后世继承的最多。说到周朝的齐国啊，那新闻多了去了，人是无奇不有，事也是五花八门。要不怎么说学历史有好处呢，发生在今天的事情，几乎在古代都发生过，也就是说，今天的很多让人觉得很诡异的事情其实一点都不新鲜，学历史的人经常是见怪不怪了。

前不久新闻报道了一对年轻夫妻在吵架后，心情过于激动，丈夫居然把自己10个月大的孩子扔进了开水锅来解气，造成了婴儿被烫伤，最后死去，观众看了之后都觉得这位父亲禽兽不如，其行为令人发指，其实这样的事情在2600多年前就发生过了，制造这个新闻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的贴身男宠——易牙。据说易牙是厨师这一行当的祖师爷，因为晚年齐桓公的一句心不在焉的话：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吃过了，唯独没吃过人肉。说者无意听着有心的易牙为了讨齐桓公开心，就把自己3岁的儿子煮了给齐桓公吃，当齐桓公了解内幕之后是震惊不已啊，这是多么狠心的父亲啊。不过也说明了当时的易牙爱国君胜过爱自己的儿子，从此之后，齐桓公对其信任无比。相比较今天的那位父亲是因为生气、冲动造成的过激行为来说，易牙主动把孩子给煮了吃了，是不是更加的让人心惊胆寒呢？不过关于这个人还有更深厚的故事需要我们熟悉。

同性恋，双性恋这样的名词在今天早已经不再是个新鲜的词汇，尽管还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其实在古代对同性恋，双性恋的行为就有过一些隐约的记载了。古代是非常讲究传宗接代，留后，传香火的。所以很多帝王大臣都有众多的美女嫔妃，她们还是要给帝王完成生子的任务，不过一些帝王确实先天性的就喜欢一些同性，因此他们在当时都以双性恋的身份存在，齐桓公就是这其中最有名气的君王之一。早年开创霸业时期，他任用管仲和鲍叔牙辅政，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成为了春秋时期五霸中的第一位，但到了晚年，随着头脑发热，智商下降，他开始了一幕幕的昏庸行为。

当时有个叫易牙的厨师，本来和齐桓公很难搭边。后来齐桓公的爱妃长卫姬生了重病，任何医生都没有医治好，易牙就主动推荐自己说他能，结果正是因为他做的一顿美味的饭菜，让长卫姬吃完就好了。看来易牙不光厨艺高超，还能治病，这样的厨师的确可以说是最高水平的厨师，此后他还征服了长卫姬的胃。都说，要征服女人的心需要先征服女人的胃，易牙做到了，之后他就借助长卫姬的推荐来到了齐桓公的身边，随后他又征服了齐桓公的胃，估计此人长相应该也不赖，时间一长他就被内心深处也有些喜欢男色的齐桓公看好了，到后来睡觉的时候他们也是经常同床，一颠一倒，具体做了啥史书上没有记载，这就需要发挥读者的想象力了。

管仲临死前曾告诫齐桓公一定别重用易牙，开方，刁竖这三人，他们都是佞臣。易牙为了讨好君主，煮死自己的儿子，他的欲望一定超过我们的想象。开方是卫国的公子，在齐国待了几十年。卫国是千乘之国，他本可以继位，可是他都不去，他爸爸死他也没回去，这个人的野心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国君，重用他，恐怕这齐国将来就是他的了。刁竖为了取悦于国君，把自己的身体都弄残疾了，还把自己变成了阉人，只因齐桓公喜欢看残疾人表演。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惜的人，还能忠心于谁呢？

此外管仲还不建议让鲍叔牙接认相的位置，这话被易牙听见了，他因为怕管仲和鲍叔牙，就想在他们之间挑起点事端，让他们相互斗争，两败俱伤。他马上找到鲍叔牙说了此事。人家管鲍之交可不是闹的，虽然管仲不赞成用鲍叔牙接相位，但人家鲍叔牙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呵斥易牙道：不推荐我是对的。我告诉你，要推荐我当相国，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宰了。

起初齐桓公是按照管仲生前的遗训，先让隰鹏担任相，但一个月后隰鹏病逝，接下来就只能任用鲍叔牙。鲍叔牙嫉恶如仇，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赶走齐桓公那三个男宠佞臣。但是很快，失去易牙、竖刁、开方这三个同性恋朋友的齐桓公感觉食不甘味，夜不甘寝。想着他们哥仨的笑，想着他们哥仨身上淡淡的烟草味道，齐桓公就像犯了毒瘾一样难受。

后来桓公的夫人发现：易牙他们被撤职以后，国家也并没有更加昌盛，而齐桓公的容颜和精神却大不如以前了。妻子还是很贤惠的，她心疼国君，于是又请他们仨回来伺候齐桓公。齐桓公见到他们仨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精神头，可鲍叔牙不答应了。不料齐桓公居然为此赶走了鲍叔牙。此时这三个男宠没有了克星，他们整天嘻嘻哈哈地糊弄这个古稀之年的老者。齐桓公老了，一点点的失去了治国的能力，精力衰退又沉湎于男宠之恋，遂使权力转移于这三个男宠手中。他们也为了讨齐桓公的欢心，付出了太多太多。虽然齐桓公是吃着易牙的饭菜一点点“欢度”自己的晚年，但最后却是死在了无饭可吃上。

在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重，易牙、竖刁知道以后，就堵上了宫门，谁都不让进，里边的人也不许出，就是想把齐桓公饿死，他们的凶相终于暴露。当时齐桓公手下有两个宫女偷偷地在夜间翻墙而出，偷了点吃的又给送进宫门。不过后来她们却被人发现，死于非命。齐桓公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喝水，最终被活活饿死了。这叫啥，对自己好的是易牙，饿死自己的也是易牙啊！要说这齐国的人和事还真的挺有意思。易牙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反面劣迹，但他地地道道的是厨艺界的高手，他创立了很多的厨艺方案，为后世继承和认可。

朋友之妻到底可不可欺

对于现代人来说，哪还有朋友之妻可不可欺之说，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不怕你俩感情有多牢，就看我挖墙脚的功夫高不高。但是对于75后大学男女生来说，这个题目有点耸人听闻。可要知道，那时候这简直就是不讲哥们义气，下三滥做法。

两个形影不离的大学男生和一个样样拔尖的女生，玩不着调的3P恋爱。其中一个男生被大家认为横刀夺了朋友之爱，事情的真相呢？故事的主人公之两男爱一女之女：鹤顶红（遇之必死），两男爱一女之一男：翅膀（鹤顶红之正牌男友，后飞走），两男爱一女之二男：小朋友（没心没肺型）。

小朋友和翅膀考进了一个大学，一个学化学，一个学经济。两个学院的学生都觉得这对搭档挺有趣，看着像保镖的，其实很面，看着弱不禁风的，彪悍的一塌糊涂。大三的时候翅膀有了女朋友，一个安徽女孩，我们后来都叫她鹤顶红。也是个牛人。

鹤顶红是每个大学都有的那种女孩，漂亮，聪明，能歌善舞，样样拔尖。翅膀当系学生会主席的时候，鹤顶红是文体部的部长。俩人很顺理成章地就勾搭上了。小朋友比较晚熟，不解个中风情，自己没有女朋友，还老跟在翅膀两口子后边，屁颠屁颠地跟马弁似的。

翅膀不太在乎这些，就带着他一块玩这种很不着调的3p恋爱。鹤顶红也经常帮小朋友洗个衣服什么的。毕业的时候，翅膀和鹤顶红出问题了。因为就业。翅膀想回来，鹤顶红也想回安徽老家。两边家里都给安排好了工作。那个痛苦啊，那个纠结啊，那个生不如死啊。

后来翅膀决定了，跟鹤顶红去安徽，小朋友那会正犯愁上哪儿读研究生呢，当即决定，考合肥那个科技大。小朋友成绩很好，考哪儿都是手拿把掐的。鹤顶红在合肥的一家证券公司上班，翅膀在一家小公司打工，小朋友念生物化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年过年的时候，俩人都回来，我们一起喝酒聊天。

又过了两年，翅膀跟鹤顶红掰了，一个人去上海打工，很久没回来。小朋友还在念他那个硕博连读的研究生，也不怎么回来了，说是跟BOSS做什么项目呢，忙。

我们隐隐约约觉得出事了。

又过了一年，我去上海出差，见到了翅膀，喝了一夜酒才真相大白。

在合肥的日子，鹤顶红事业进展顺利，翅膀很不顺，心里也很郁闷不知道前途如何。俩人产生隔阂渐行渐远，翅膀决定去上海闯一闯，小有成就再回合肥找鹤顶红。

结果翅膀走了没多久，小朋友就不知怎么回事和鹤顶红走到一块儿了。那年冬天小朋友带着鹤顶红回家过年，请大家吃饭。那顿饭大家吃的真是闹心啊。

实在憋不住了，我们把鹤顶红支开，劈头盖脸地骂了小朋友。小朋友什么也没说，闷头喝酒，喝醉了吐的哪儿哪儿都是。鹤顶红回来一看急了，跺着脚挨个骂我们。大家不欢而散。小朋友走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他是在翅膀和鹤顶红分手之后，才对鹤顶红有想法的，赌咒发誓绝没有对不起朋友，话说的特狠。

没多久小朋友出国继续念书了（我们一直觉得，小朋友最适合的职业就是念书），鹤顶红放弃了事业陪读，整的我们有点小感动。

后来翅膀找了个上海姑娘结婚，我那阵子刚辞职，飞过去参加婚礼。小朋友居然出现了，跟脑残电视剧的情节一样恶心。小朋友说是在同学录上得到消息的，想都没想就回国了。

过了两天，我、翅膀、小朋友三个人凑在一起喝了很多酒，大家都醉了，纷纷念叨着能一直上高中多好。翅膀和小朋友抱头痛哭，说了很多醉话。

小朋友走的时候翅膀也去送行，两人一前一后的在候机大厅里穿梭，办各种手续。

翅膀那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一幅老板派头。

小朋友还是那个样子，人高马大没心没肺的跟在翅膀身后，像个保镖。

你看看，这个故事讲的我们这个纠结，这个辛酸苦楚啊。这拨75后的人的感情还真是没法理解，可好像正是我们久违的那种纯真的感情，那时候大学中的兄弟，一定会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一定也会对自己的媳妇无限的好。作者又大肆夸奖了一把他那个年代的同龄人，吸引纯情妹妹们对他们无限憧憬。

百家争鸣运动发生地不过5平方公里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能知道“百家争鸣”，一学那段历史的时候，一听这个词的时候，一般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这是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型的思想解放运动，数百家流派在不断的进行着学术纷争，就和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一样。但只要把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剖析一下就能让人恍然大悟。战国时期距今有2400多年了，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没飞机，没火车，没客车，干啥都是步行或者马车，一个是在东边的齐国，一个是在西边的秦国，一个是在南边的楚国，一个是在北边的燕国，如果真有思想观念上的纷争，难道他们还特意而为了一句话大老远、万里迢迢去找你吵架吗？和昂贵的路费比起来不划算吧。仔细看看历史书，翻翻资料，看看齐宣王那部分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得知，战国时期齐国有个稷下学宫，就建立在今天的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面积还不到五平方公里，而恰恰就是在这么大一块地方曾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绚丽的乐章，那就是百家争鸣。

我这样说您肯定会大吃一惊。百家争鸣，名字叫的挺响的，难道就发生在这么小的区域内？那可以称得上叫百家争鸣吗？嘿，这就是百家争鸣，实实在在的百家争鸣，地地道道的百家争鸣。他们就发生在临淄城的稷下学宫里，类似于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各路高手就在里面研究自己的学术观点，然后在不同流派之间在发生研讨和碰撞，而且齐国还给在里面谈论学术的人发工资，就是一些整日油嘴滑舌、胡说八道的人，如果能偶然说出点合理性有建设性的意见，照样可以获取工资。这是多么美好的待遇，多么让人羡慕的时代，不过这待遇只有战国时期的齐国有，别的国都没有。

稷下学宫为什么只有齐国能够办成呢，大致来说，原因有三个方面：

其一，就是齐国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从春秋到战国这550年间，抛开最后那十年，从整体看，齐国的综合实力最为强大。从姜太公开始抓农业、手工业、商业，到了姜齐桓公时期，进一步进行了改革，改革成功后，齐国的经济就在所有国家中位列第一，到了战国时期，则更加如此。来稷下学宫的全国有名的学者也是上百来人啊，每个人都不是一个人来的，可能带着自己成百上千的弟子，那个时期可以说全中国最有学问的人都住在齐地了。这些人天天只聊天、只侃山、只吵架。他们不种地，那么谁给粮食？国君给粮食，给吃的，给喝的，那时只有齐国有这个条件。

第二，从政治上看。从春秋到战国，只有齐国几百年如一日地招贤纳士，所有的君王都在招贤纳士上做足了文章，只要你有学问，只要你有本事，只要你有一家之言，那么你就可以到我这儿谋个一官半职。您不愿意当官，像淳于髡，可以专门给别人挑刺。没关系，不杀头，好吃好喝还照样供给你。历史上记载，淳于髡出出进进，每次都带着好几百人开路，那叫一个威风。他的威风何来？那是齐国的国君鼓励的结果。

第三，从文化角度来说，齐国历代国君都比较尊重知识，比较尊重人才。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能够有一个办稷下学宫的基本条件。关于稷下学宫的性质，您可以保守地说，那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所官办私营的学校。但换一个激进的，那就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一个社会科学院。现在中国社科院的那点人也不见得比临淄那个时候的社科院人多。

正因为只有齐国有这样的条件和氛围，所以全国各地的学者都愿意前去搅和搅和，奉献点智慧，提供点理念。这样的政策学者们必须喜欢啊，因此他们只需要在那里谈论自己喜欢的思想学术问题就行，既是自己擅长的，必然有乐趣，还能拿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这是多好的事啊！这无疑是今天很多文科研究者非常向往和怀念的。

和张学良关系密切的女人们

在少帅张学良整整100年的漫长人生中，其感情生活起伏变化很大，青少年时代作为军阀的公子哥儿，在感情上是浪漫不羁的。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并且赋诗：“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为执行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北三省，致使他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不检点的私生活同样成为非议的话题之一。进步报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表《东北的漆黑一团》一文指出：“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这数十位实际姨太太，优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总而言之，他的秽德，在东省是彰闻的。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

其后，《生活周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在继续绯闻的同时，却把当时上海著名的影星胡蝶给卷将进来，由此引发了当时沸沸扬扬，若干年后依然沸沸扬扬的一段历史公案。

一位署名“越民”的读者给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发来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小文章，作者以“确息”这样的给人感觉是准确的消息来源的口吻，叙述张学良与胡蝶女士在北平相见。因此，当时，一些小报纷纷转发这一消息，并作为谴责张学良不抵抗的理由。而谴责张学良最厉害的，莫过于国民党元老、北平民国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发表感时近作《哀沈阳》诗二首：（一）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二）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据马君武自称，此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是这样的：一笑相看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

诗中所说的小怜是北齐皇后婢女，貌美，喜着戎衣，为后主高纬（565-576年在位）所宠爱，被封为淑妃，与之坐则同席，骑则并马，两人常出外打猎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军入侵，丞相隐匿军情不报，致使晋阳失陷。高纬欲率军南下，小怜于此时恃宠撒娇，坚持再猎一围，致误反攻时机。后来，高纬反攻晋阳，城内北周军已渐感不支，城垣崩溃，在这个关键时刻，高纬却忽然下令停止攻击。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让小怜看看他大军破城的景象，而小怜此时正在梳妆，良久未竟。北周军遂利用这段时间抢修城防。等小怜妆成后，双方继续会战。高纬带小怜并马在高地上观战。北齐军右翼稍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遂在马上惊呼：“我军败了！”他俩急忙撤离战场，以致北齐军军心动摇，一败而不可收拾，导致北齐政权很快灭亡。从上述情况可知，马君武的《哀沈阳》是借古讽今，说张学良不重江山重美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夜犹与胡蝶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三省给断送了。

马君武的诗作发表后，各报广泛转载，并传诵一时。从此，张学良被国人骂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胡蝶则被视为“红颜祸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

以马君武的名流地位以及这首本身就激荡着爱国主义义愤的诗，人们无暇来考察历史的真实如何，却很乐意把诗中所言的内容在张学良身上坐实。诗中的赵四，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朱湄筠。她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张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为妻。至于胡蝶，则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张学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对于马君武的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均未置一词——这恐怕是当时最好的策略，因为假如要发表声明的话，在那种环境下只能是越描越黑。

而对电影皇后胡蝶就不一样了。胡蝶本与张学良没有见过面，却无端地承受这样的冤枉，她当然不干了。于是，她在《申报》等报刊上刊登一则辟谣启事，郑重声明：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毕回申，忽闻海上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谣，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辨乃曰。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污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惟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胡蝶辟谣启事登出后，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启事说：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因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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