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咪咪·贝尔德
出版社：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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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囚徒：哈佛医学天才的遭遇世界试读：
前言
1994年的某个春日，当我回到家时，发现门口摆放着一件装有父亲手稿的包裹。那年，我已迈入了人生的第56个年头，而我这一生几乎都在等待来自父亲的只言片语。
1944年，在我即将迎来6周岁生日的时候，父亲突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母亲拒绝透露他的去向，只说他“病了”“走了”。同年，她提出了离婚，并很快再婚，就此翻过与父亲共同谱写的人生篇章。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她从未带我去探望过他；家里也没有人再提起过他的名字。
自儿时起，我便从一些转瞬即逝的评论中得知，父亲患有躁郁症。此后，我只在1959年他过世前夕，匆匆见过他一面。
傍晚的夕阳在我家门前与台阶上的箱子上投下细长的、清晰的影子。几十年来，父亲的手稿一直装在一只旧公文包内，被人遗忘在得克萨斯州某位家庭成员的车库内。直到最近，我才得知它的存在。
我捧起纸箱，小心翼翼地将它抱进屋内。我对父亲佩里·贝尔德所知甚少——我只知道他曾是一位医生，而且于事业巅峰期在波士顿开设了一家成功的诊所。但是，童年时期有关他的记忆对我来说却历历在目：他在办公室里所穿的闪闪发光的白大褂；母亲带我去栗山火车站接他下班时他的模样……
我们已无缘再聚。多年来，子女思念父母时的那种痛苦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拿起刀，划开纸箱顶部的包装胶带。我翻开盖子，望向盒内，瞥见了最上层的一沓手稿。我谨慎地用拇指与食指捏起其中的一张——就仿佛父亲的话语会张口咬人一般。在打字机盛行的年代，人们常用这些略显透明的乳白色薄纸来制作复写件，父亲用铅笔在这些纸上写满了文字。
我迅速将稿纸放回箱中，并合上盖子。父亲的声音已经沉寂了50年之久，我需要一些时间来鼓足勇气再次倾听。
几天后，我又一次打开纸盒，一沓一沓地将稿纸抽出来。很快，厨房的台面上便垒起了一摞30厘米高的手稿。我试着去读父亲所写的内容，但是，前后页间完全没有联系。细看之后，我发现，手稿的顺序已被打乱了。经过多番寻找，我找到了一个似乎是以粗体写下的标题：“地牢中的回响”。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将手稿大致按顺序整理好。在这一过程中，我意识到，这其实就是父亲的回忆录。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些年来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并未凭空消失（我小时候曾产生过这种猜测），他并未抛弃我们，而是被强制送进了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在这家位于波士顿郊区的精神病院内，他记录下了自己的经历，这些纸张现在就握在我的手中。
在有效的治疗方式问世之前，父亲一直深受一种严重精神疾病的困扰。而许多年后，现代精神病药物才出现。与当时的数十万精神病患者一样，他也受到了自身疾病和随之而来的耻辱感的双重折磨。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医生建议他的家人尽量忘记他的存在，而我的母亲则全力遵守了这项指令。
收到手稿之后，我开始踏上了一段了解父亲的漫长旅程。我还找到了一些他留下的其他痕迹——书信、发表的论文、病历记录与照片。在这些材料的帮助下，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开始渐渐清晰起来——他既是一位父亲，也是一位作家与科学家，更是一个洞察力非凡的、远远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尽管这本书未能在父亲的有生之年得以出版，但这是他的夙愿。他在离开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后所写的书信中曾解释道：
去年患病期间，我体验了一系列痛苦却多彩的冒险。当时，他们要我记下这些奇异的故事，因此，这部手稿便在绝望之中应运而生。手稿记述了1944年2月20日至7月8日我所经历的各种痛苦与磨难。我用了很长时间，详细描述了相继发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事件，也许，可以借此理清事情的发展顺序，明确在其中起到连接作用的各环节与故事的相对重要性……
我相信，由于亲朋好友们对躁郁症一无所知，患者便被推入了不必要的困境之中。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躁郁症的资料，也熬过了5次持续时间很久并且沮丧得想要自杀的抑郁阶段、4次躁郁症急性发作期，以及许多轻度躁狂的日子。我曾亲身体验过各种疗法的滋味：拘束衣、手铐、脚镣、注射副醛、热敷与冰敷、长期浸泡在浴缸之中、囚禁在狭小的空间内，以及人类为躁郁症患者所创造的各种发明。我以病人的身份研究了4家精神病医院所收治的许多其他病人，其中包括1家市立医院与1家州立医院。
最近的痛苦历程促使我无所畏惧地奋笔疾书，我写下了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作品。生活带来的痛苦与折磨可以升华艺术创造力，并使其呈现出最佳状态。对此，我深信不疑。我相信，你也一定赞同我的观点。
尽管由于疾病的困扰，父亲未能完成这部著作，但是，他的大部分手稿均得以幸存，几经辗转之后，终于来到了我的身边。第一部分地牢中的回响第一章
当父亲开始提笔记录病情时，他已迈入不惑之年，并被躁郁症困扰了十余年之久。如今，他早已对自己的症状了如指掌——发病时的阵阵抑郁之感叫人仿佛坠入不见半分光亮的深夜，随后升起的危险的快感却又令人心醉神迷。
1944年2月，他再次躲进波士顿丽兹酒店的客房。为了不让自己日益乖僻的行为伤害到家人，一旦觉察到躁狂感在体内蠢蠢欲动，他便会躲进酒店的客房之中。
尽管他告诉母亲，他打算去丽兹酒店继续写作，可他很快便无法继续专心于此了。我和妹妹凯瑟琳留在位于城外栗山的家中，对于身边即将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
为何躁狂状态下的幸福感会如此强烈
1944年2月20日清晨，我睡得很沉。可是，仅仅入眠三四个小时后，我便在丽兹酒店的客房中醒来。那股奇怪的躁狂感充斥着胸口。沐浴、剃须、更衣、用餐，随后我便起身前往波士顿中心公园散步。我先是小跑了一段，随后便大步跃过花圃。要是被那些在酒店见过我的人瞧见我眼下的这副模样，他们一定会觉得我的行为有些放纵。我感觉不错，但同时又生出一股焦躁之感来，变得过分狂热、活跃与心焦气躁。步行了大概10分钟后，我拦下一辆出租车，直奔位于栗山的家中。我觉得自己已经被恶魔附身，躁狂感极其强烈。
家中似乎空无一人。我踱至后院，心血来潮地攀上鹿园四周高达3.6米的铁丝围篱。我撒开双腿狂奔起来。来到鹿园中的一块高地后，我在一片林中的空地上见到了鹿群。我想知道自己能否追上鹿群，并捉住其中的一只。我突然开始加速，鹿群见状扭头就跑，只剩一只鹿立在原地摇晃着滑稽的白色小尾巴。片刻之后，它也转身逃走了。
我藏在一块巨石后面。由于鹿群在绕着圈跑，待它们经过巨石的时候，我再次试图超越它们。领头的是一只体格健壮的成年雄鹿，当我突然蹦出来拦住它的去路时，它原本极有可能出于自保而带领鹿群将我撞翻！但这头雄鹿只是领着它们从我身旁绕过，很快就把我远远地甩在身后。
在鹿园游荡了一阵之后，我发现所有的大门均已落锁。于是我翻过围栏，跑进自家厨房。我发现女仆诺娜正伏在桌上哭泣——她一定知道我现在的焦虑不安。我匆匆穿过厨房，踏进餐厅，经过客厅，走出前门。
那天相当寒冷。虽然未穿外套与大衣，但是一路走来我却觉得浑身冒汗。阳光明媚，我抬头望向太阳，并未因为日光强烈而感到目眩。很快，太阳的形状发生了改变——它逐渐从一团有着优美轮廓线的模糊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围绕着清晰光环的银色圆盘。我将视线从太阳上挪开，转向面前的雪地，发现地上出现了深黄色的光滑斑点。
不久，我来到好友，精神科医生雷金纳德·史密斯威克博士的家中。我穿过草坪，在客厅的窗前止住脚步。在这个周日的早晨，他正一如既往地坐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钻研某篇科研论文里的表格与文字。我敲敲门，没等多久便推门走了进去。“早上好，雷。”我说。“嗨，佩里，”他答道，“坐吧。”
我在沙发上坐下，然后躺了一会儿。我不记得我们都谈了些什么，不过我必须承认，自己当时有些躁狂，而且谈到了自己的力量似乎已经暴涨。说着，我站起身，走到壁炉边，随手拿起一根拨火棍——这件铁器的外面包了一层闪亮的铜皮。“让我来试验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根拨火棍拧弯或者打个蝴蝶结。”我说。
我开始动手拧拨火棍。“住手！”雷紧张地尖叫起来，仿佛将会根据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出一些重大决定一般。也许，应该将他的行为解释成一个极其重要的警告，但是我完全未加留意，而是继续将黄铜拨火棍扭成了两个圆环。
看得出来，雷有些不安。“可以帮我叫一辆出租车吗？”我问。
他立刻迈步走到电话机旁，替我叫来一辆出租车。“请送我去丽兹酒店。”我对司机说。
车子驶向丽兹酒店的途中，我觉得，就周日的这个时间段而言，今天的街道似乎显得异常冷清。出租车停在丽兹酒店门前，附近见不到其他车辆的影子。
我的一位秘书夏洛特·理查兹正在大厅远处等候。早些时候，我曾给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们派人过来。夏洛特看起来十分紧张。
我们踏进电梯，来到我的房间。壁炉旁也摆了一根造型优美的拨火棍。我拿起它，继续进行掰弯棍子的表演。“只有我才敢来这里，”夏洛特说，“其他人都很害怕。”
在接下来两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向夏洛特下达了大量指令，喝了许多瓶可口可乐，而且几乎不间断地抽完了一整包双爆珠香烟。服务员拎了好几打可口可乐上来。我相信，可口可乐和双爆珠这种组合进一步加剧了我的兴奋。我的思绪犹如光线般清晰地疾驰向前。我不断地下达指示、开口说话。
为何躁狂状态下的幸福感会如此强烈？也许，人们有本事只关注在过去的经历与当前的问题中那些令人愉快的部分，同时，也可以将所有令人不安的思虑全都拒之门外——思维的过程不仅清晰且合乎逻辑，有力且具有洞察力——只有将所有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主要事实上，并且忽略那些令人分心的细节，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
也许，躁狂本质上也是生理机能的一部分，代表着长期处于空闲状态的血管床区域突然出现了一阵痉挛性的过度活跃行为；这种释放是从长期的静止状态向一种以易于出现充足的能量流动为特征的状态的转变。
卧室中传来电话铃声——是我的妻子格雷塔打来的电话。“早上好，佩里。今天感觉如何？”她问。“还不错，亲爱的，”我答道，“你呢？我正在给夏洛特布置任务。”“郎博士希望你能给他打个电话。”格雷塔告诉我。
此时，我本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处在极其危险的状态之中。我本该抓住这条暗示，郎博士——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院长——的来电表明，我可能会回到那家精神病医院。长期以来，一想到那里，我的心中就会充满痛苦的恐惧。
我的钱包里大约还剩600美元。我本可以打着去买药的旗号迈出房间，设法离开马萨诸塞州。如果当时这样做了，也许我便能少受几个月充满悲伤与绝望的折磨。然而，在残酷命运的捉弄下，我极其不可思议地将所有的谨慎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继续进行之前的工作，完全没有意识到笼罩在头顶的层层乌云。
在我的要求下，夏洛特致电雷金纳德博士，询问他能否替我向麻省总医院申请一间病房，好让我花上几天时间对血液和尿液进行细致的化验。然而，没有空余的病房。
按照我对夏洛特的指示，我开始利用空可乐瓶收集尿液标本，并将它们放置在窗台上的阴凉处。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尿量相当大，而且尿量似乎会受到思维与情感的影响。一想到愉快的事情，我似乎就能感觉到膀胱充盈。但是，一旦觉得焦虑，尿液便似乎会中断。不知道神经的紧张与松弛是否会影响肾动脉与小动脉的扩张与收缩。
我偶尔会在这些活动的间隙去洗手间，将橄榄油抹在皮肤与头发上。几周以来，我的头发已经变得十分干燥，即便梳理之后，也会不服帖地向四周炸开。这些头发的视觉效果与手感都与稻草无异。自从我拒绝摄入黄油并成功减肥三四个月之后，便开始出现这种状况了。尽管我继续服用含维生素A的鱼肝油胶囊，但它显然无法代替黄油。我确信，自己患上了维生素A缺乏症。
食物送到了。我预定了一份大餐，包含6个鸡蛋、2块牛排和其他食物——即使退一步说，这种行为也极其放纵。夏洛特离开了。
不久，格雷塔带着孩子们来了。她没有坐下，而是打算立刻转身离开。
我们的大女儿咪咪就站在我身旁。“我想和爸爸待在一起。”她说。
格雷塔立即找了一些借口说服咪咪，并带着孩子们离开了。临走前，格雷塔说，她们要去乡村俱乐部滑冰。
我来到酒吧，又点了一瓶可口可乐。我决定跟着格雷塔去乡村俱乐部，因此便出门寻找出租车。抵达乡村俱乐部后，我走向溜冰场，但是没有见到格雷塔和孩子们，于是又回到俱乐部会所。我走到门口时，她们刚要离开。“我会回来接你的。”格雷塔说。“不用麻烦了。”我答道。
格雷塔转身回家了——留下我独自面对一生的悲剧。
我坐在俱乐部会所的大长沙发椅上，望着赛马场与高尔夫球场，又点了一瓶可口可乐。从会所侧面望出去，可以看到参天古木与积雪覆盖的广阔草坪，一派美丽宁静的景色。周围的人很少，我走过去与几位朋友交谈。其中一人拒绝与我喝酒（难道他知道我的精神科医生不许我喝酒吗？），他的举止有些奇怪，后来他便离开了。
我点了一杯马提尼酒，开始细细品尝。此时，其他朋友也陆陆续续加入了进来，其中就包括斯托勒·鲍德温，他友好地走到我身边与我握手。“你好。”他说。
我起身与他说话。“我恨你！”我轻声补充道。
斯托勒相当奇怪地看着我。“太好了。”他说。
我听见有人说斯托勒点了茶，我向他望去，令我吃惊的是，他正坐在壁炉前，面前摆放着一壶茶和三明治，身边亲友环绕。
我仿佛在恍惚中走到斯托勒身边，看着他喝茶。我环顾四周，与一些朋友问好，然后将自己那还剩半杯的马提尼放在他的托盘中，转身离开了。
麻省总医院院长钱宁·富新汉姆博士及其妻子走进房间。
我与富新汉姆夫妇坐下来聊了几分钟。富新汉姆博士邀请我与他们一同品酒进餐。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一直十分钦佩他。我记得，我们谈到了室内网球——富新汉姆博士曾是该项目的世界冠军。我吹嘘说自己可以击败他（躁郁症患者的过度自信），我希望这些话听起来十分幽默。
有个男孩走过来说门口有人找我，而我对来访者一无所知。我迈出客厅，走下走廊。我认出了便衣警察——他们三人就站在前台的电话机旁。此时折返为时已晚，我走到他们中间，心中的猜测很快便得到了证实：他们是来带我去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的。
我知道自己需要帮助，我绝望地想要逃避重返精神病院的恐惧。我走进俱乐部的电话亭，开始给我的精神科医生朋友们打电话，但是他们都不在家。我的家庭医生波特博士接起了电话，我告诉他即将会发生什么，请求他的帮助。“这取决于你，孩子。”他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也许可以打电话给律师，但我没有这么做。最后，我拨通了韦斯特伯勒医院院长郎博士的电话。“我想你最好还是过来。”朗冷淡地说道。
我离开了电话亭。“不着急，博士。”负责的警察说道。“请原谅，”我答道，“我想回去和我的朋友富新汉姆博士说几句话。”
我回到客厅，发现富新汉姆夫妇已经去了餐厅。我来到他们的桌前，拉开一把椅子。“他们要把我送回韦斯特伯勒。”我温柔地说道，但是声音中却透着绝望。
富新汉姆夫人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不过她看起来十分紧张。
我走进客厅，发现我在栗山的邻居——海伦·韦伯斯特正与一群客人坐在一起。我走过去，在她身旁坐下，将头枕在她的肩上。我被自己吓了一跳，她的朋友看起来也很惊讶。她立刻站起身，拉住我的胳膊。
海伦和我走到酒吧的入口，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你会吻我吗，海伦？”我问。
海伦靠近我，轻轻亲吻了我的脸颊，随后便离开了。
富新汉姆博士、一群俱乐部成员与警察一道走下走廊。“佩里的所有烦恼都与性有关。”富新汉姆走进酒吧时这样说道。
我环顾周围的众人。突然，三名州警踏入房内，站在人群的边缘。
我背着手站着。便衣警察在我腕间戴上一副手铐，我能感受到他的动作，我没有抗拒。突然间，两名警察在两位俱乐部成员的协助下将我托举到空中。我浑身僵硬，闭上了眼睛。他们在一辆州警巡逻车前将我放下，把我塞进后座。两名州警从两侧挤进来，在我身旁坐下。另两名州警坐进了前排。车子发动了。
命运之轮缓缓滚动，些许的幸福与成功已戛然而止，而其他的状况却开始慢慢上演。
我被捕了，被捕了，被捕了。第二章
州警在乡村俱乐部逮捕了我的父亲，并立即将他送往50千米外的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这不是他第一次“造访”精神病院了。到1944年为止，他已经因为躁郁症发作先后在另外3家医院接受过住院治疗。
此外，前一年他也进过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每次住院期间，主治医生都会写下详尽的病历记录。因此，当他于1944年2月再度入院时，医生随时都能调取下面这些有关他的生活及病史的记录：
患者生于1903年7月8日，得克萨斯州梅西亚市。由于母亲难产，患者出生时由产钳夹出。早期的发育似乎完全正常。最初，他是一个极具活力、自信并且相当好胜的孩子。他爱咬指甲，害怕犬类，除此之外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其他神经质特征。
患者6岁开始上学。他似乎一直心智早熟，但是由于精力异常充沛并且过度活跃，他并未在儿童时期特别勤奋地学习。其他人很难让他明白，学习是一项必需完成的任务，因此，他在就读一年级时成绩未能及格，父亲给予了他严厉的惩罚。其中一次，患者在晚上遭到父亲近两个小时的连续殴打。此后，他成了一名好学生。
患者的父亲聪明、专横、强壮、易怒，并且容易受情绪波动的影响。尽管大家都不喜欢他，可他依旧获得了所有人的尊重。患者的父亲曾在年轻时出现过类型不明的精神崩溃——患者的父亲是一位牙医；母亲则被描述为一个敏感稳重、亲切可爱、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
患者10岁时，父亲感觉自己已经摧毁了儿子的自尊心，因此改变策略，开始鼓励他进行反抗并彰显自己。患者迅速成长为一个好强、自立的人，一个天生的领袖。他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波动。
高中时，患者曾任班长，并获得了“荣誉毕业生”的称号。1924年，21岁的患者以优等生的身份从得克萨斯大学毕业，并于同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在哈佛求学期间，他从未参加任何社交活动，一心扑在学习上。他睡得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同伴与同学都很羡慕他取得的杰出成就。
他从未低估过自己的能力。本科时，他就已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在大四时开始教授大一新生生理学。1928年，他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他以教师的身份在安阿伯市实习了两年，此后在麻省总医院担任了两年的住院医生。他在这两个岗位上均表现出色。
1931年1月，患者遇见了他的妻子。10个月后，两人结婚。当时，他29岁，她21岁。他将妻子描述为一个天生便具有优秀个性及品格的美丽女子。因为她父亲的抑郁症曾几次发作，患者的妻子起初由于担心自己的孩子也可能会精神失常而不打算生育。除此之外，患者的婚姻生活幸福，性生活和谐。
1932年，他获得了哈佛奖学金的资助，前往费城与约翰·斯托克斯博士一同研究皮肤病。1932年12月，在躁郁症第一次发作之前，他的表现都极其出色。此前，他一直在撰写一篇论文，并将其发送给了波士顿的同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同事们建议其进行多处改动，对此，患者感到愤愤不平，他决定撰写一篇短篇小说。
他曾无休止地谈论过这篇久久萦绕在其脑海之中的小说。他在24小时内写完了整个故事大纲。他确信，这个故事一定会获得成功，因此在领到薪水后便将它花了个精光。他认为自己能够治愈各种疾病，除了牛奶外，拒绝吃任何东西。他开始无法入睡，变得极度易怒、危险、好斗。他请求妻子不要以任何方式激怒他。
失眠了整整一周之后，他从费城前往纽约，去商讨小说的出版事宜。他在纽约购买了很多自己并不需要的衣服，并且一反常态地开始搭乘出租车。在纽约时，他遇见了在波士顿结识的医生朋友。对方意识到患者正处于兴奋状态，因此将他送回了费城。
患者被送往费城精神心理疾病医院，接受了为期25天的住院治疗。在此期间，他表现出了极端的精神过度活跃的状态。他语速很快却很清晰，情绪也是如此。他极其健谈，过于活跃。他会做出许多手势，扮一些鬼脸。他会为了查看时钟而爬上家具、跳上钢琴。外出散步时，他坚持要爬上几棵树与一根旗杆。还有一次，他突然力量爆发，举起一张桌子并扔了出去。
起初，他仍然思路清晰。多数时候，他都在谈论自己的论文，只是偶尔会将话题扯得很远，并且往往无法最终完成讨论。几天后，他的注意力变得更加容易分散。他会在解释到一半时突然停下来，然后开始谈论他留意到的墙面上的一些东西。他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着同一首钢琴曲，并且说自己正在用这首乐曲诠释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有时，他会十分易怒，威胁任何妨碍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他觉得医院里的很多人都已知道他正在住院，也都想来瞧瞧这位曾取得了众多优秀成果的人。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状况，并说他知道自己很“躁狂”。他说，他认为医院是最适合他的地方。有时，他又对此加以否认。他说，自己会在异常兴奋时产生妄想与幻觉，但这些只不过是他处于兴奋与困惑状态时的产物。
入院一周后，医院决定采用阿米妥钠对患者进行麻醉治疗。向其说明情况之后，他立刻表示同意并要求立即进行。静脉注射阿米妥钠半小时后，患者进入睡眠状态，此后便几乎一直处于麻醉状态。在此期间，他偶尔会在昏睡状态下说几句话，不过仍旧显示出了一些躁狂的倾向。患者要求进行鼻饲。
11天后，终止麻醉。在停止给药后，患者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经常弄混单词，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并在第二天晚上显得相当聒噪。然而，次日早晨，他却安静了许多，只是有些困惑，情绪依旧不稳定。
一周后，患者病情好转，并在妻子的陪伴下出院。至于他是否仍然稍稍表现出了一些轻度躁狂的症状，仍有待确定，不过认识他的人都表示，他并未再次表现出此类症状，也不像他在明显正常的状态下多次表现出的症状那样。
患者痊愈出院。
诊断：躁郁症，躁狂型。第三章
驱车一小时后，父亲与州警沿着一条堆满积雪的长长的上坡车道，穿过了通向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的巨大石门，在主行政大楼前停下，这座建于维多利亚时期的宏伟的红砖堡垒位于医院建筑群的中心。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成立于1886年，彼时仍是马萨诸塞州最大的精神病院之一，共收治患者约2000人。
父亲住院的时候，负责运营、管理这家医院的是首席精神科医生及院长沃尔特·郎博士。父亲既不喜欢他，也不尊重他。1944年，美国依旧处于战争之中。在众多男性奔赴海外作战、物资配给制尚未取消的情况下，招收医护人员并维持医院的基本标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亲曾希望成为一名军医，但是由于有精神病史，他失去了这项资格。
现在，他正坐在警车后座，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二次被送进韦斯特伯勒。
我被捕了，被捕了，被捕了
手铐紧紧嵌进我的手腕，很疼，我没有抱怨。但是，当我扭动手腕，试图使自己更舒服一些的时候，手铐却似乎越收越紧。后来我发现，实际上，这些手铐中安装了一种装置，可以使它们在戴手铐的人挣扎时扣得更牢、更紧。
入院后，我便被直接带往楼上收治具有暴力倾向的患者所在病区内的一个小单间。我坐在床边，一名警官刚刚解开我腕上的手铐，钥匙还插在上面。我摆弄着在左手手腕上晃来晃去的手铐，按照一名警官的建议，我摘下手铐，将其递还给他。
州警走出房间，只留下三名护理员，他们指示我脱下衣服。脱掉衣服之后，重回精神病医院的这个现实再次重重掠过我的心头。这段经历对个人尊严所造成的损害不可估量，它会让人失去自制力，失去自尊。我一件件地褪尽身上的衣衫，一件件地扔给护理员。放在背心口袋里的手表就这样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而护理员动作灵活地接住背心，它也得以逃过被摔破的命运。
脱光衣服之后，你就会经历在陌生人面前赤身裸体的尴尬时刻。医院提供的浅褐色病号服只能部分缓解这种尴尬之感：不合身的白色棉质内衣、长长的紧身裤腿、老旧的拖鞋，以及褪了色的破旧棉质浴袍。这类内衣与长袍都会缩水，因此，穿上它们的人会显得极其滑稽。换完衣服后照一照镜子，心中还存有勇气与幽默的人也许会放声大笑。但是，我从来就不觉得打扮得如同小丑一般究竟有什么可笑之处。
护理员全都离开了房间。他们从外面突兀地锁上门，将我独自一人留了下来。四周一片寂静，屋里的东西一览无余。我站在一间大约长4.5米、宽3米、高3.6米的小房间内。除了一张床外，房内空无一物。瓷砖地面上绘着独特的黑白图案。两侧的墙壁均被拦腰绘制的一条黑线一分为二，上半部分呈现黄色，而下半部分则涂成了棕色。
我的思绪只在周围的环境上停留了一会儿。此刻，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实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意识：我再次回到了韦斯特伯勒，也许还会在这里待上很久。多日后，外面的消息才能传进来。我难免要遭受那些愚蠢的常规精神病治疗手段的折磨——再次经历之前已经多次面对的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拘禁在一家医院之中，那里的野蛮治疗传承自黑暗与无知的文化。我似乎不太可能愚蠢到冒险陷入那个已经多次刺痛灵魂与心灵的窘境之中，不太可能再次令我的精神遭受由孤独、绝望、懒散、污秽、庸医无知的要求、谎言与欺骗、长期缺乏工作的强大力量、隔离在一切习惯环境之外及耻辱所带来的破坏。
我关灯上床。我睡着了，但几个小时之后便又精神振奋地醒来。门突然打开，三位护理员走进房间。“跟我们来。”其中一人说道。
我既未争辩也未反抗，默默跟在他们身后走出房间。我们来到走廊尽头，转向右手边的另一条走廊，向着这幢建筑的后面走去。我们穿过了淋浴房，那里有一位紧紧裹在拘束衣中的痴呆患者。一年前，他夜间的嚎叫曾让我在晚上不得安宁。我们经过的时候，他抬起头伸长脖子张望的样子看起来极其可怜且悲惨。他常常会有节奏地前后晃动脑袋，那凌乱的金发、蓝色的眼睛与坑坑洼洼且布满疤痕的圆脸让人看过之后觉得心酸又恐怖。这一幕会永远印在你的心间。
继续走进隔壁的房间，他们勒令我在那里脱去衣物。我静静地照做了。有人递来一件拘束衣，要求我将胳膊伸进由结实的长方形布料拼成的袖子中。随后，我按照他们的指示，在窗户旁的一张床上躺下。除了这张床，房间里空无一物。我一言不发地一一照做，但是，愤慨与深深的绝望却在不断加深。这套拘束衣由帆布和飘荡在衣服边缘结实的成对的帆布带构成。这些带子被牢牢绑在床的四边以及床脚上，16或18对此类帆布带就像是一些固定在床上的有力的船锚，只给我的身体留下些许活动的空间。
护理员离开房间，将我一人留在亮着灯的房间中。这样，他们就能在隔壁配有浴缸的房间中透过那扇大窗户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静静地躺了一会儿，尽量适应这种近乎野蛮的新待遇。我作为一位知名执业医师的尊严似乎遭到了公然的侵犯，我觉得自己备受侮辱，一股沮丧之情席卷而来。
我试着将这套拘束衣想象成是一场心理测试——要想尽快离开这里就必须通过这项测试。我想起了以前在胡迪尼的生平介绍中读到过的一些逃脱术。我记得，他能够用脚趾解开绳结，因此，我也开始进行练习。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学会了利用大脚趾及第二根脚趾解开绳结的技巧，我有条不紊地缓慢解开一个个绳结，很快就要自由了。
正当我准备翻身、完全挣脱拘束衣束缚的时候，三位护理员再次进入房间，将我绑得更加严实，几乎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活动空间。三人很快离开，待他们消失在视线之外，我再次着手为自己松绑。由于活动空间极其有限，这次任务的难度明显加大了。
如果想从专家级的拘束衣中挣脱出来，首先必须解放脚踝，并去除垫在脑袋后面的枕头。在如英雄一般将头偏转超过90度后，便勉强可以用牙齿咬住枕套，将其缓缓拉向外侧。待将枕头拽至一定位置之后，就能咬得更紧。颈部前伸——同时反方向甩头——就有可能快速抽出枕头。然后，以更为缓慢的动作，将枕头从床上推落至地面。
移开枕头后，头部所处的位置将比原先更低，颈部就能从拘束衣的开口处下压，并有可能触及床面。这样一来，脚踝便能获得足够的活动空间，从而从束缚中挣脱出来。在把脚向下压的过程中，捆绑的床单间会出现些许空隙，此时，上下左右晃动双脚，脚腕上的绳结就能解开。
将膝盖从横向束缚物中挣脱出来之后，下一步就是尽可能解开所有够得到的绳结。只要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便能将脚跟塞进拘束衣边缘的用以系帆布绳的铁杆之间，用力下压脚跟，就能松开部分绳结。
床头附近的绳结可以用牙齿咬开，不过，这一招也有不奏效的时候。有时，弯曲手肘也许能使接缝处崩裂，从而使一只或两只手臂从衣袖中挣脱出来。如果能用牙齿、手或脚解开位于任一肩部的绳结，就能通过扭和转等一系列复杂动作解除颈部的束缚，这些与婴儿在通过产道时进行的头部运动类似。这样，便有可能从拘束衣的领口或侧面某处爬出来。
根据拘束衣束带捆绑方式的不同，从里面钻出来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对此一一进行尝试，是一件有趣且吸引人的研究工作——几乎每一种拘束衣的捆绑方式都是一项新的课题。
我很快就凭着耐心与毅力获得了自由。更多护理员涌了进来，更加勤勉地将我绑在床上。除了帆布绳结之外，他们还在我的胸部、手腕与腿上又紧紧绑了一层厚重的床单布，进一步限制我的活动空间。我的双脚被类似的东西紧紧勒在一起，随后再与床脚系在一起。之后，房间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而我也再次行动起来，最终松开了脚上的束缚，将身子歪向一侧，曲起膝盖，把腿挪到捆绑得相当结实的水平束缚物上。侧身躺着的时候，我可以解开绳结，慢慢将自己挣脱出来。
我不断地挣脱捆绑，而护理员每隔一段时间便会进来，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巧妙的方法将我重新绑在床上。尽管我给他们制造了一堆麻烦，他们却似乎依旧脾气极好——他们只不过是在对我进行某种心理测验罢了，我的信念因此变得更加坚定。其中一人——显然是一位负责人——在协助其他人捆绑我的时候，与我聊起了叔本华及其他一些哲学家。
长夜漫漫，我开始喜欢上了这种逃脱束缚的游戏，并对自己的表现越来越满意。我相信，即便胡迪尼本人也处于类似的状况之下（没有藏起来的锉刀、剪刀或刀子），我的表现也绝对不会输给他。
黎明终于降临，我整晚都没有合眼。白班护理员换下夜班护理员——一群相当正派的人。医院中的一位理疗师蒂尼·海耶斯与另一位病人带我去如厕。经过不断的挣扎，我身上的拘束衣系带处已经基本松开。赤脚踩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时，一股寒意窜遍全身，沮丧感随之而来。蒂尼与那位病人将我夹在中间，一路将我带至隔壁的洗手间。
到了厕所之后，蒂尼抓住拘束衣上的一根皮带，将我转了过来。“坐下。”他用响亮、高傲的声音说道。
我回过头稳住自己，随后坐在一个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潮湿而冰冷的搪瓷马桶上。
粗糙的马桶座圈边缘似乎嵌进了肉里，扼杀了任何想要解决内急的念头。“快点！”与另一位病人一同站在我身侧的蒂尼大声喊道。
这种情况令人蒙羞，叫人生厌。我带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站起身来，走回床边。愤怒袭上心头，我突然扭动身体，几乎要从他们中间挣脱出去，但是蒂尼抓住了我的拘束衣——我的胳膊还紧紧套在袖子里——将我向后猛地一拉。他从背后抓住我，用前臂锁住我的喉咙，窒息感与疼痛一起涌来。
他将我拖到床边，扭过我的脖子，将我扔到床上。当他坐下来再次用皮带将我扣住的时候，我抬起右手肘撞向他的左胳膊。他转过身，在我左侧的脸颊上狠狠扇了一巴掌。接着，他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将我绑在了床上。
他一离开房间，我便开始挣扎着想要挣脱束缚。我受不了这些拘束衣，我抑制不住这种想要抗拒的念头。在宾夕法尼亚医院住院期间，一位护理员告诉我，他已经连续观察我几天了。他说，无论意识清醒也好，处于麻醉状态也罢，他从未见我停止过挣脱这些束缚。
经过约两个小时的努力，我终于完全获得了自由，赤身裸体地走出房间，踩在裸露的水泥地上。这是12小时以来，我第一次挣脱所有的束缚。随后，我抓住一个悬挂用以分隔病区的窗帘的钢架。白班护士德莱尼女士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试图用它撬开钢制窗架逃出去。
我站在那里，一丝不挂。“贝尔德博士，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惊叫道。“很抱歉，我很想配合，可是我的身体似乎不肯让我屈服于这类治疗。”我解释道，“我的肌肉似乎会不由自主地抗拒这些约束。”
她关上门，几分钟后带着内衣、浴袍与拖鞋回到这里。她要求我淋浴后穿上这些粗布衣物。我回到房间，被锁在了里面。
对于那晚及次日早晨所发生的事情，我记忆犹新。离开接受约束治疗的房间时，记忆似乎依旧十分清晰。但是，踏进走廊之后，监禁的感觉再次攫住了我。记忆中，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一幕幕不可磨灭的生动场景在我的脑海中反复上演。
回房后不久，医院便开始对我实施一种被称为“持续约束”的治疗方式。我不记得自己做出过任何暴力的或不合作的行为。
后来，病房中的护士告诉我，我给予了他们极为理想的配合。然而，出于某种我至今依旧不清楚的原因，我遭受了我能在现代社会中所想象到的最令人精疲力竭、最痛苦也最野蛮的治疗。第四章韦斯特伯勒州立医院，1944年
患者极其兴奋。他处于过分健谈与过度活跃的状态。需要对他进行约束治疗，抑制他的活力与强大的力量，但很困难。他扯坏了许多约束带。“持续约束”的过程，就是交替使用拘束衣与冰敷的过程。“脱掉衣服！”蒂尼喊道。
我照做了。“在这张床上躺下！” 他再次喊道，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发出那种充满仇恨的粗暴声音。
我照做了。
随后，被在冰水中浸泡过的床单紧紧裹住身体的痛苦经历再度降临。这些床单被叠成不同图案，铺在橡胶床垫上。床单给脊柱造成的最初影响纯粹就是痛苦。当冰冷的床单裹在身上时，与它们的每次接触都会带来彻骨的寒意与持续的不适。首先，它们会将你的双臂紧紧绑在身侧。随后，层层床单裹住肩膀、躯体与双腿，创造出一个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的陷阱。各个关键连接处都被人用大号安全别针进行了加固——包裹埃及木乃伊的过程绝对与之类似——这是一种极其粗野的行为。
完全无法动弹的感觉极不舒服，而且十分骇人。即便是正常人，要是被人紧紧抱住的话也会觉得极为不适。对此，躁郁症患者——思想与活动都具有持续过度活跃倾向的人——的痛苦程度几倍于常人。
这种痛苦并不仅仅是由行动受限造成的。裹完床单、扣好安全别针之后，他们还会进一步用横向绷带将你捆绑起来——绕过胸部、臀部和腿部。这些绷带绕过身体，从床两侧的钢条下穿过，又绕回到身体上。随后，分立在床两侧的两个人还会合力抽紧绷带。
例如，站在右侧的护理员会用膝盖抵住你的右肩，一边向上猛拉交叉绷带，一边用力向下猛压你的肩膀。绷带穿过病床侧面的栏杆，将床单压得极紧。随后，这位护理员会紧紧拽住手中的绷带，而另一侧的护理员则开始重复这一过程。两人多次交替重复这一过程。绷带末端用有力的大号安全别针固定在胸前，随后，两人在你的胸部与腿部再次重复这一过程。最后，他们会为你盖上一两条毛毯与一张床单，并且在你的脑袋下面塞上一个枕头。
所有人都退出房间，锁上门，突然袭来的寒意在全身激起一波波的寒战。不久，深入骨髓的寒意便开始退去，身体渐渐发热。体温很快便捂热了潮湿的床单，而温暖的毯子又能防止热量散发。很快，你就会感到身体开始犹如发烧般发烫。强烈的焦躁之感顿时袭来。
冰敷疗程开始时，小腿肌肉就会感到很不舒服，不论怎样改变姿势都无法完全缓解这种不适，而上下活动脚趾可以减轻这种感觉。由于床单的隔热作用、居高不下的体温及剧烈的运动，人会大量流汗，因此会造成盐分流失与肌肉痉挛（高温条件下进行作业的工人也会出现此类症状）。就我而言，发生痉挛的部位主要是小腿肌肉。起初，这种感觉极不舒服；后来，痉挛状况逐渐加剧，并且带来了持续的痛苦。
裹在冰敷包中时，患者必须将尿液与粪便排泄在包内——一项极度可憎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我总能忍住便意，但是如果膀胱肿胀地发疼，就不得不排尿。有一次，膀胱括约肌似乎在我心烦意乱的时候发生了痉挛，我无法在卧位时放松并打开它。两三个小时之后，由于膀胱肿胀，疼痛感不断加剧。我再三请求他们解开冰敷，让我排尿，但是，德莱尼女士只是让我将尿液排在冰敷包中。他们向我解释说，在冰敷包中排尿可以令多数患者产生快感。
从冰敷包中挣脱出来并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我就曾多次通过扭动的方式挣脱出了冰敷包。在这一过程中，过高的体温最令人难受。由于身体被重重的隔热材料紧紧包裹，人又在奋力挣扎，体内的热量会迅速积聚。首先会感觉到异常口渴，随后口干舌燥的感觉会变得几乎难以忍受。有时，如果你的叫喊声够大，护士会送水过来。但是通常情况下，等待的过程似乎永无止尽。
在冰敷包中挣扎了几小时之后，人会由于水分与盐分的流失、持续的痛苦、浑身沾满自己尿液所带来的恶心感及极度的口渴而感到虚弱无力。没有亲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这种痛苦。我确定，除了失去意识的那几分钟之外，多数时候我都十分清醒。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我会产生一种自己已经沉睡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怪异妄想。
我记得有很多次，我在猛然惊醒后发现自己一身冷汗。额头、鼻尖与两颊冒出大滴大滴的汗水，顺着脸和脖子往下流淌。我觉得，突然冒出阵阵冷汗并且经常陷入无意识的状态，这说明人体已经进入了极其危险的严重疲惫阶段。
通常几个小时之后，我便虚弱得几乎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有时，一位护理员会用手托住我的脑袋，扶着我坐起来。当我试着站起身时，往往会发现腿部的肌肉痉挛十分严重，而且身体其他部分的肌肉也极其虚弱，根本无力完成起身的动作。
我弯着腰、曲着膝盖，在护理员的搀扶下半爬半走地前往卫生间。接下来我能够享受的特权就是坐在马桶上。这些马桶有时十分干净，有时却沾满了大小便。如厕完毕，洗净脸手之后，我便被送回房间。不等我从虚弱、痉挛、疲倦及厌恶中恢复过来，便立即被套上一件拘束衣——刚刚熬过冰敷包的痛苦，拘束衣所带来的另一种痛苦便接踵而至。
这种折磨往往会持续几个昼夜，我的身心会自发地进行无休止的粗暴反抗。尽管已经极度疲惫，除了我自认的短暂的无意识状态之外，我依旧无法入睡。除非处于约束状态，否则他们便不允许我进食。通常，德莱尼女士或伯恩斯先生负责给我喂食——偶尔也会是蒂尼·海耶斯。在喂食的过程中，伯恩斯先生比德莱尼夫人与蒂尼·海耶斯都要体贴。蒂尼往往很野蛮；德莱尼夫人稍好一些。
早餐是一碗只加了一些牛奶，没有放奶油或糖的稀稀的热麦片粥。不等你咽下这一口，下一勺满满的稀粥已经再次塞进你的嘴里。如果不迅速张嘴，吞下送到嘴边的食物，它们多半就会像一股股令人厌恶的小溪流般流下脸颊，钻进衣领，一路向下溜进冰敷包或是拘束衣中。
有一次，在被蒂尼喂了两三勺麦片之后，我的嘴里已经塞得满满当当，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了。蒂尼继续将勺子伸向我的时候，我将脸扭向一旁。“不想吃早饭吗？”蒂尼用一贯低沉并且带着侮辱意味的声音问道。“哦，不用这么麻烦地喂我！”我答道，尽管我的胃中空空如也。“我们就需要知道你是不是想吃东西。”蒂尼带着早餐离开了房间。
他没有回来。
还有一次，由德莱尼太太负责在周日晚上喂我吃饭。由于她喂得太快，我既无法享受美食，也不能将它们迅速咽下喉咙。我开始呕吐起来。
因此，多数时候，除了口渴、痉挛、孤独、监禁、约束带来的巨大痛苦及州立医院精神科医师突发奇想设计出的折磨之外，我还需要忍受饥饿的侵袭。
经历了几天此类的折磨之后，蒂尼·海耶斯、伯恩斯先生、一位身强力壮的护理员及一位病人来到我的房间。他们替我从床上松绑，将仍旧套着拘束衣的我带往——半带半拽地带往——洗手间。我觉得尤其生气，甚至心中充满了仇恨。回到房间后，他们脱掉我的拘束衣，等待我的又是一个冰敷包。
我被逼入了绝境。“我觉得我已经受够了这些东西。”我说。
怨恨掠过心头。我攥紧拳头，决定开始反抗，而不是继续忍受这种痛苦。很快，我转向这群人，体内因为愤怒而血液沸腾，我的眼神间流露出了突然之间的情绪变化。我迅速向前发起有力的进攻，四个人脸色苍白地向后退去，脸上流露出惊讶与真正的恐惧——我没有挥出一拳便已赢得了精神上的胜利。
我垂下双手。“好吧，我会再次接受冰敷治疗。”我说。
我在冰冷潮湿的床单上躺下，四个人小心翼翼地走回来。两人站在我的左侧，蒂尼·海耶斯站在我的右肩处，伯恩斯先生则站在我的右脚边。他们抬高我的头。突然，我见到一个长长的黑色圆形物体冲着我的头部落下。惊讶之余，我居然完全没有打算躲闪，尽管我完全可以自由地移动头部，但当它击中我右侧额头的时候，我丝毫未动。
这一击很痛。伯恩斯先生收回这个黑色物体时，它的中间部分似乎凹进去了一块。起初，我还以为那是一段铅管，但是后来才知道，伯恩斯先生会在口袋中装上一段用以对付患者的沉沉的橡胶管。他打在我的额头上的那一下造成了我右侧额角擦伤、肿胀，十分疼痛。并且，我的一条大静脉受损，明显向外爆出，造成了静脉曲张。酸痛持续了两三周，伤口一个月后才得以愈合。
8个月后，静脉已经恢复正常，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博伊德博士在检查完我的伤口之后一言未发。
入院两三周后的一个周日，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告诉我，有人正赶来探视我。我躺在冰敷包中：寒冷、饥饿、疲倦、虚弱。大约十分钟后，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透过半开的房门看到了格雷塔以及我们的家庭医生波特博士，他们走进房间与我打招呼。格雷塔吻了我，我们开始交谈。波特博士与格雷塔都穿着冬装。房间里一片冰冷，室外白雪皑皑，寒风凛冽。“你想离婚吗？”格雷塔问我。
我觉得，对于一个据说正在生病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显得极其严重。我想了几秒钟。“想。”我答道。波特博士立即谈起了应该如何离婚，并将“残忍与虐待”作为走离婚程序的权宜之计。随后，我们又谈了一些其他话题。
我开始提起自己所遭受的毫无人性的治疗。“嗯，格雷塔，我想我们该走了。”波特博士说。
这句话给了我一种更加强烈的孤军奋战的感觉。朋友也好，亲人也罢，谁都不会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波特博士问我，是否需要给我和格雷塔留点私人空间，好让我们单独谈谈。起初，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是转念一想，我又请求他让我们单独谈谈。他转身走到门外，开始与伯恩斯先生聊起天来。“我会很想你的！”我对格雷塔说。随即，泪水涌出眼眶，大颗大颗地从我的脸颊上滚落。格雷塔也泣不成声。她俯身吻我的时候，眼泪滴落在我的眼睑与脸颊上。
几分钟后，波特博士便返回了房间。见我们都在落泪，他似乎显得有些心烦。与我匆匆道别之后，他们便离开了，探视的时间非常短暂。
晚餐时，我感到异常饥饿，寂寞、忧郁、沮丧、寒冷和疲惫同时涌上心头。今天的晚餐是满满一大盘食物——这顿周日大餐里还有散发着可口香气的鸡肉，就放在近旁的一张桌子上。护理员送完餐后，便离开了整整45分钟，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日大餐渐渐变冷。让饭菜香唤起我的食欲，却将我晾在一边不给我喂食，应该是对我的一种惩罚。
不过，一个小时之后，护理员返回房间喂我吃饭，我没再抱怨。
接下来的一天里，我静静地躺在冰敷包里一动不动，只有在小腿肌肉痉挛时，才会挪动身体稍事缓解。我犹如一具尸体般躺在那里，没有要求喝水，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没有试图挣脱冰敷包的束缚，安静地臣服于这种治疗似乎才是明智之举。晚上七点左右，他们终于解开了我身上的冰敷包，但旋即又给我套上了拘束衣。
我一言不发，尽力配合。第五章
无边无际的神游，没有目的，没有方向
那段被约束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我无法想象，若是跌入挫折与绝望的最低谷又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那时我就知道——现在也很清楚——我开始变得神志不清，此前我从未出现过这种状态，这完全是他们所采用的苛刻的治疗手段造成的——我敢打包票。
在我的意识游离在现实世界之外的那段时间，我经历了一些之前从未体验过的事情。当我被紧紧包裹起来躺在那里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时间与季节的概念，仿佛千百年的时光已经从身边流转而过。我想象着自己已被赋予了永生的神奇力量，这些力量甚至能够影响到靠近我的人们。护士与护理员似乎一天天变得年轻起来。但是，我确定自己的亲戚朋友早已不在人世，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
无边无际的神游，没有目的，没有方向。我一定是通过潜意识中进化树的每一个分支穿越了时光，梦境与思想全都集中在了人类的起源、灵魂及永生的本质上。我看见千百年前，一只老虎般的生物挥舞着银翅，从一颗遥远的星球迁至地球。这种假想生物看起来就像是长着银色皮毛与银色翅膀的剑齿虎，并且被视作是人类的远祖。我能看到它们伸着舌头，露出饥饿与愤怒的表情，这正是它们追踪猎物时的模样。它们扑倒体型较小的猎物，贪婪地噬食猎物的尸体，吸干猎物的血液。
梦中的剑齿虎逐渐开始直立行走，头部及身体其他部位的形状在重力的作用下慢慢发生改变，进化成了野蛮的原始人类。这些人骑在高大健壮的、长着长长的鬃毛的马儿上疾驰。这些远古的骑手们没有使用马鞍与缰绳，而是用腿夹住马腹，以手攥住马鬃，人与马仿佛已融为一体。
马鬃长达30至45厘米，细且透明，而且还带有磁场。磁力向四面辐射，能够影响周边几码远的范围。电磁波似乎被一缕缕阳光拦腰切断，骏马迎着阳光奔跑，就像是驰骋在道道铁轨之上。我能看到成千上万的骑手驾马在地球各地穿梭，奔向遥远的火星和宇宙的其他地方。这些梦境是如此真实，我甚至认为这就是原始地球状态的真实反映。它们在人类广阔的潜意识中留下了印记，因而在某些状态下，这些记忆会在我们的脑海中闪现。
我梦见过灵魂——那是一种有些形似人体的磁场，不过它的形体比人更大。磁场众多，无处不在，人类似乎根本离不开它们。自孩子在母亲的子宫内初具雏形时起，灵魂便会依附在肉体之上。另一些灵魂则会飘荡至遥远的星球，寻找新的存在形式。如果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灵魂与永生似乎就能被人类所理解。此类永生的灵魂具备视力与听力，能够进行思考，但是却无法被我们所感知。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何逝去亲人的灵魂不会回来寻找我们。
在我的梦中，这些灵魂回来寻找自己的亲人，可是亲人们却无法见到或感觉到它们的存在。然而，它们并未因此而沮丧，相反，它们从此摆脱了一切尘世的生活。它们冲上云霄，在日光与月光下嬉戏，在宇宙中永远游荡，寻找永恒的伴侣。另一些灵魂选择通过新生儿获得重生。在这些与灵魂和永生有关的梦境中，我找到了许多快乐与慰藉。
我的思绪围绕着世界事务打转：战争与和平，以及美国该如何应对苏联、日本与德国。我一定曾经滔滔不绝地谈论过美国与这些国家有关的想法。我设想过，举办一场和平会谈，以基督教的方式对待德国和日本。让这些国家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让它们免受屈辱，远离贫穷，通过影响深远的教育体系而非单纯依靠武力来确保和平。
具有破坏性的某些门类的科技的发展是否会导致人类彻底毁灭彼此？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很容易便能想象出战争的恐怖，以及炸弹机器人为这种未来所作出的“贡献”。
我常在夜半时分独自一人在房内大声讲述这些想法，幻想着借助基督教的宣传来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也许还可以利用飞机在空中书写标语，从而代替散发传单的方式，让德国与日本的普通民众能够了解这一切。也许，在将来我们还能让俄国人明白这些。我想象着在不久的将来，飞机能在音乐、雷声及其他音效的配合下，在夜空中用各种闪烁的色彩书写下我们想要传达的思想。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躺在约束之中，纹丝不动，从不提出任何要求，只是默默地配合治疗。一些病人来到我的窗前嘲笑我，试图诱使我挣脱约束。我没有理会他们，只是闭眼躺着，几乎没怎么入眠。三四天后，我身上的约束逐渐减少，最终完全消失。
随着桌椅被搬进房间，我的生活总算稍稍有一丝正常了。秘书送进来几盒削好的铅笔和一些纸，院方又给了我一些纸张。我开始撰写这个故事，描述我的经历、我的梦境及我的想法。
随后，在住进韦斯特伯勒三四周之后的一个周五，院方通知我有访客前来。我立即去洗手间用冷水洗脸、收拾自己、梳理头发。我依旧穿着医院所发的烟灰色及膝内衣与土褐色的浴袍，趿拉着拖鞋。奔进浴室之前，我看见格雷塔与米恩斯博士——我的朋友及我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求学时的辅导员——正沿着大厅走过来。
等我回来时，他们已经在房里等候了。他们的问候温暖且友善。我亲吻了格雷塔，然后大家坐下来聊天。我的精神状态还不错，只是稍有一些躁狂而已。不过我刚刚喝了一杯咖啡，因此禁不住开始侃侃而谈起来。我把自己最近写的信读给他们听，然后将它们交给格雷塔，请她代为邮寄。我的话太多了。
见我穿着病号服，格雷塔似乎有些不安。“整个治疗计划极端残酷，不过我不介意。”我告诉他们， “我写信向律师投诉，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才合乎逻辑——不过，我其实完全不介意。”
格雷塔开始哭泣。“他很有风度。”她说。
接着便聊到了离婚的事情。关于此事，我们谈得十分详细。我叙述了一遍导致我陷入狂躁、抑郁循环的一系列事件——追溯到了发病最初，即病情最为严重的那些时候。
我看见米恩斯博士的眼里噙着泪水。
护理员伯恩斯先生来到门口，我将他介绍给二人。“你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米恩斯博士说，“你的主要问题就是得罪了博伊德博士。现在，主要是他在批评你。”
博伊博士是我在韦斯特伯勒的精神科医生。后来，我在提及自己所接受的苛刻的治疗方法时说道：“我觉得博伊德医生也该亲身体验一下这些疗法。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开出处方时知道自己正在做些什么。”“很合理。”米恩斯医生说。
探视很快就结束了。
当我陪着格雷塔与米恩斯医生一同走过大厅时，我搂住了格雷塔的肩膀，她也用手环住我的腰。经过护士办公室时，米恩斯医生为伯恩斯先生说了一个笑话，给我们夫妻俩创造了独处的机会。站在那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