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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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试读：
第一章
每天清晨，我最早听到的声音，是磨坊的女工们穿着木屐，踩过鹅卵石街道发出清脆的哒哒声。比那更早的声音，我猜是工厂开工的哨声，但我从来没有那么早醒来，未能亲耳听到过一次。
我的卧室住四个人，与其说是卧室，不如说是狗窝，里面永远是脏兮兮的，看了就睡不着。许多年前，这间房子原本是平常的住家，后来布鲁克一家买了下来，将它改造成内脏店兼出租屋。布鲁克一家从以前的屋主那儿继承了好几件报废的旧家私，却没有精力将它们搬走，所以我们只好委屈睡在原本应该是客厅的房间里。天花板挂着一盏沉重的玻璃吊灯，积着厚厚的一层灰，看上去像一层羽毛。一样庞大而丑陋的东西占据了一堵墙的大部分面积，似乎是餐具柜，又似乎是衣帽架，上面有许多雕刻花纹、小抽屉和好几面镜子。房间里有一张地毯，原来应该很华丽，但如今却在周围堆满了污水桶。另外还有两张抛光的椅子，椅面都裂开了，以及一张旧式的马毛扶手椅，坐上去只会滑倒下来。这个房间被改造成卧室，硬生生地塞进四张肮脏的床，和这些废品堆放在一起。
我的床在靠门的右上角，在床的下方横放着另一张床，挨得非常紧（只有这样摆放，房门才能打开），因此我只能蜷曲着腿睡觉，如果我伸直双腿，就会踢到下面那个住客的脊背下方。他是一位老人，名叫雷利先生，职业是一名机修工，在附近一座矿场的地上作业。幸运的是，雷利先生每天早上五点钟就得上班，在他走后我可以乘机伸直双脚，好好睡上几个小时。对面床铺的住客是一个苏格兰矿工，在一场矿洞事故中受了伤（一块大石压在他身上，过了好几个小时才被搬开），得到了五百英镑作为赔偿。他大约四十来岁，体格健壮，相貌英俊，头发灰白，蓄着整齐的络腮胡子，看上去并不像矿工，更像是一位军队教官。每天他会躺在床上直到日上三竿，悠闲地抽着短烟管。另外一张床留给临时的客人，主要是旅行者、报纸推销员和商品推销员，这些人通常只会在这里住上几晚。这是一张双人床，算得上是房间里最好的一张床。第一个晚上我就是在这张床上睡的，但很快就被赶走，把床腾给别的住客。我相信，所有的新住客第一晚都睡这张双人床。可以这么说，这张床是房东吸引客人的“诱饵”。房间里的窗户都紧闭着，下面还顶着一个红色的沙包，每到早晨，房间就像鼬鼠的笼子一样臭气熏天，起床时不怎么觉得，但一旦走出房间再回去，臭气就会扑面而来，像被人蒙头敲上一棍。
我一直不知道这座房子到底有多少个房间。奇怪的是，这里竟然有一间浴室，是在布鲁克一家搬进来之前就有的。楼下是常见的客厅兼厨房，每天从早到晚火蒸火燎，炎热不堪，却只有一个天窗采光，因为房间的一边就是店面，而另一边就是贮藏室，里面挖了漆黑的地窖，存放着内脏。一张沙发顶着贮藏室的门，我们的女房东布鲁克夫人一直裹着污秽的毛毯，病殃殃地躺在上面。布鲁克夫人长着一张苍白发黄的大脸，面容焦虑忧伤，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得了什么病，我猜她真正的毛病是暴饮暴食。在壁炉前面总是晾着一排洗过的衣服，房间的中央摆放着一张大大的餐桌，布鲁克一家和所有的住客都会在这里用餐。我从未见过这张餐桌原本的样子，只见过上面在不同的时候铺着的不同的桌布。在最底下是一层旧报纸，上面蘸满了伍瑟斯特辣酱，在报纸上面是一层油腻腻的白油布，白油布上面是一层绿色的哔叽布，哔叽布上面是一层腐烂的亚麻布，但从没有人将其换掉或拿走。通常，早上遗留的面包屑到了晚上还会在那里。我认得出每一片面包屑，看着它们日复一日地在饭桌上上下下地挪动。
店面里狭窄阴冷。在窗户的外面还印着几个白色的字母，是很早以前的巧克力广告留下的，好像散落的星星。店面里有一片厚木板，上面摆着几大块白色的内脏，灰扑扑、长着绒毛、名字叫“黑百叶”的东西，还有恶心的半透明的猪蹄，都已煮好待售。这是一间寻常的售卖内脏与豌豆的小店，除了面包、香烟和罐头之外，别的东西存货不多。窗户上打出了售茶的广告，但如果有顾客要喝一杯茶的话，老板会找出种种理由推搪。布鲁克先生原本是个矿工，但已经失业两年了。他与太太半辈子经营了许多不同的生意作为副业，经营过酒馆，但因为在店里纵容赌博而被吊销了执照。我怀疑他们每次经营都以赔本告终，这对夫妇做生意似乎纯粹只是为了有事情做，可以发发牢骚。布鲁克先生肤色黝黑，个头矮小，脾气阴郁，看上去像爱尔兰人，身上非常肮脏，我从未见过他的手是干净的。由于布鲁克太太行动不方便，他一手包办了所有的伙食。就像所有手不干净的人一样，布鲁克先生特别喜欢摆弄东西，还很拖拉。如果他给你一片黄油加面包，上面总是会留下黑漆漆的大拇指印。每天清晨他钻进布鲁克太太躺着的沙发后面那间阴森的地下贮藏室拿出内脏时，他的手就已经是黑的了。我从别的住客那里听说了不少关于贮藏室可怕的传闻，据说那里长满了黑甲虫。我不清楚店铺会隔多久预订新鲜内脏，但时间的间隔非常久，因为布鲁克太太总是以进货时间来推算日期，“让我想想，从上回到现在我订了三批冻品（冷冻内脏）”，诸如此类。我们住客从没吃过店里的内脏，原本我以为这是因为内脏很贵，后来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住客知道的内情太多。我还注意到，布鲁克一家也从不吃这些内脏。
常住在这里的住客是那位苏格兰矿工、雷利先生、两位领养老金的老人和一位失业的男士。他名叫乔伊，在公共援助委员会领救济金——他是那种没有姓氏的浪子。认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苏格兰矿工非常烦闷无趣。和许多失业的人一样，他靠读报纸消磨时光。如果你不找借口离开，他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发表长篇大论，题材涉及黄祸论、车厢藏尸案、天文学以及宗教与科学的矛盾。与其他人一样，那两位领养老金的老人接受工作能力测试后被赶出家里。他们将每周领到的10先令养老金全数交给布鲁克一家，换来的就是10先令可以得到的住所：睡的是阁楼，吃的是黄油面包。其中一位老人待遇稍好一些。他身患恶性重疾。我猜应该是癌症。只有在领取养老金的日子他才会起床。另一位老人大家都叫他“老杰克”。他七十八岁，以前是一位矿工，在矿洞里工作了五十多年。老杰克为人机警睿智，但奇怪的是，他只记得自己童年时的经历，将现代矿业机械与技术改良忘得一干二净。他经常跟我讲述在狭窄的地下矿道与野马搏斗的事迹。当他听说我准备下矿井时，脸上露出轻蔑不屑的表情，大声宣称，像我这种个头的男人（六英尺二英寸半）根本没办法在矿井下行走。无论我怎么跟他解释如今矿井下的通行状况比起以前已大有改善，他都嗤之以鼻。不过，老杰克待人非常友善，每晚临睡前，他会大声跟我们说“晚安，孩子们”，然后爬上横梁下边的床铺就寝。我最钦佩老杰克的一点是，他从不占人便宜。每到周末，他总会抽完自己的烟草，但他从不跟别人讨烟抽。布鲁克一家为两位老人买了人寿险，一星期付六个便士。听人家说，这两夫妇总是忧心忡忡地问保险推销员，“得了癌症的人还能活多久？”
和那个苏格兰矿工一样，乔伊喜欢读报纸，每天都去公共图书馆里消磨时间。他是那种典型的未婚失业的男人，衣衫褴褛，不修边幅，长着一张孩童一般的圆脸，总是带着天真顽皮的表情，看上去像个没人照顾的小男孩，而不像一个成年男人。我猜想，可能是因为这类男人缺乏责任感，才使得他们看上去要比实际岁数年轻。从乔伊的外表看，我估计他大约二十八岁上下，后来我惊讶地了解到，他已经四十三岁了。他喜欢押韵的句子，对自己机警地逃避婚姻感到非常骄傲。他经常对我说，“婚姻其实就是一条锁链。”他很自鸣得意，觉得这句话蕴含了微言大义。他的收入每周只有微薄的15先令，得付6、7先令的床位费给布鲁克一家。我经常看见他借厨房的火给自己泡一杯茶，除此之外，他在外面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我猜想通常都是些面包加人造黄油、烤鱼和薯片之类。
除了这些房客外，还有流动频繁的比较穷苦的商业旅人、流浪艺人——在北方有许多流浪艺人，因为许多大酒馆每逢周末都会请艺人进行表演——和报纸推销员。以前我从未遇见过报纸推销员，在我看来，他们的工作实在是太可怕太令人绝望了。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从事这份职业，与其打这份工，还不如去蹲监狱。他们的雇主大部分是周刊或星期天发行的报纸，他们得一个城镇接着另一个城镇不断奔波，手里拿着地图和一份每天必须完成的街道的名单。如果他们没办法完成一天最少订阅20份报纸的任务，就会被报社开除。而要是他们能完成20份报纸以上的任务，他们就能领取微薄的报酬，我想，大概是一周两英镑，超过20份以上的，他们还能获得一点提成。任务听上去很难，但其实并非不可能完成，因为在工人阶级居住的区域里，每家每户都会订阅一份两便士的周报，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换一份报纸。不过，我怀疑是否有人愿意长期从事报纸推销员这份工作。报社通常会雇一些穷困潦倒的人、失业的文员或商业旅行者。他们一开始会非常卖命，达到任务的最低限额，接着，繁重的工作令他们精疲力竭，于是报社将他们开除，重新雇一批新人。我认识两位报纸推销员，受雇于最声名狼藉的一份周刊。两个人都是中年男人，需要养家糊口，其中一位还是家里的祖父。每天他们得站十个钟头，在指定的街区里走动，到了深夜还得填写空白的表格，完成报社安排的欺诈陷阱——其中一套把戏是，你预订六周的报纸，寄一张两先令的邮政汇票，就可以获得一套餐具。那个稍胖一些的推销员，即那位祖父，经常半夜枕在一堆表格上睡着了。布鲁克一家提供包膳食的住宿，一周收一英镑，但两人都支付不起，只能付一小部分钱作为床位费，悄悄躲在厨房的角落里自己做饭，吃的是自己带在旅行箱里的熏肉和面包加人造黄油。
布鲁克一家有好几个儿女，大部分早已离开家庭出外谋生。有几个去了加拿大，因为布鲁克太太总是唠叨着，“在加拿大呢。”只有一个儿子住在他们的小店附近，他年纪轻轻，胖得像头猪，在一间修车厂上班，经常到家里蹭饭吃。他老婆带着两个小孩，整天也在店里，和埃米一起负责做饭洗衣。埃米是布鲁克家的未来儿媳妇，未婚夫在伦敦。埃米长着金黄色的头发和尖尖的鼻子，一脸忧郁的表情，在一家磨坊工作，工资连温饱都谈不上。每天晚上，埃米会到布鲁克家里干活。我猜想，这门亲事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或许永远也成不了。不过布鲁克太太一早就把埃米看成是自家的儿媳妇，总是以病恹恹的人那种挑剔而慈祥的态度对她絮絮叨叨。剩下的家务由布鲁克先生一手包办，或根本不干。布鲁克太太很少从厨房里的沙发上起身（白天和晚上她都躺在沙发上），她的身体实在是太虚弱了，但食量却又十分惊人。布鲁克先生一个人料理店务，给房客做饭并收拾床铺。他总是动作格外迟缓地做完一件讨厌的工作，再进行下一件讨厌的工作。通常，到了傍晚六点，床铺还没有整理好。在白天，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能会碰到布鲁克先生站在楼梯上，手里端着满满的夜壶，拇指握着边沿。每天早上他坐在壁炉边，就着一缸脏水给土豆削皮，行动像慢动作电影那么缓慢。我从未见过有人带着这般怨恨削土豆。他嘴里念叨着，“该死的女人干的玩意”，憋满了一肚子怒火与苦水，像反刍一样咀嚼着仇恨。
当然，因为我经常呆在屋里，我总是听到布鲁克一家在抱怨：每个人都在欺骗他们，个个都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内脏店根本没钱赚，而出租屋也挣不到多少钱。我就纳闷，按照当地的标准，布鲁克一家实在不能算穷。布鲁克先生一直躲着不肯接受经济状况调查，却领取公共援助委员会的救济金。布鲁克夫妇最大的快乐，是向愿意倾听的人讲述他们的不满。布鲁克太太无时无刻不在抱怨，她一直躺在那张沙发上，像一团自怨自艾的肉山，翻来覆去地不断重复着：“现在顾客都不愿意上门了，到底怎么搞的？那些内脏只能一天天地搁在那里，多好的内脏啊！如今的日子真是艰难，不是吗？”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布鲁克太太每次抱怨完之后总会说：“如今的日子真是艰难，不是吗？”就像是一首叙事诗的叠句。的确，他们的小店经营得很艰难，整间店铺污秽不堪，蚊虫四起，好像随时都会倒闭，但向布鲁克夫妇解释为什么没有顾客愿意上门根本没有用。去年的绿头苍蝇的尸体仰面朝天地躺在商店窗户上，把客人们都吓跑了，但这两夫妇就是不明白。
最令布鲁克夫妇心烦的，是住在这里的两个领养老金的老人，他们占据了床位，在这里吃吃喝喝，每星期却只付区区10先令。我想，布鲁克夫妇不至于在这两个老头身上赔钱，但10先令一周的租金确实没有多大的利润。在布鲁克夫妇眼里，两个老头就像可怕的寄生虫，叮在他们身上吸血抽髓。布鲁克夫妇对老杰克的态度还好一些，因为他白天基本上都在外头；他们最痛恨的人，是每天老是躺在床上的胡克。布鲁克太太叫他的名字时发音很奇怪，省去了声母，把韵母拖得特别长，听上去变成了“乌客”。我听过关于老胡克的不少坏话，他是个老顽固，总是不整理床铺，非常挑食，“这个不肯吃那个不肯吃”，而且忘恩负义；最要紧的是，他自私透顶，迟迟不肯死去！布鲁克夫妇毫不掩饰自己盼望老胡克死去的心愿，如果他死掉的话，他们就可以领到一笔保险金。在他们眼中，老胡克就是肠子里的寄生虫，每天都在吸他们的血。有时，我遇到布鲁克先生正在削土豆皮，他会看着我的眼睛，然后仰起头，带着无以言状的痛苦神情望着天花板处老胡克的房间，说道：“真是个老混……不是吗？”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我知道老胡克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其实，在布鲁克夫妇心中，每一个房客都令他们心烦，当然也包括我。无疑，乔伊在领公共援助委员会的救济，跟两位领养老金的老头没什么区别。那个苏格兰矿工一周付一英镑的好价钱，但他一天到晚总是在家，他们不喜欢他老是赖在家里。两个卖报纸的倒是经常不在家，但布鲁克先生顶烦他们自己做饭吃。连最好的房客雷利先生也惹恼了他们，因为布鲁克太太总是抱怨雷利先生每天早晨下楼时吵醒了她。他们不停地抱怨找不到心目中想要的房客——从事商务的上等绅士，支付全额的住宿费用，一整天都在外面。他们的理想房客每星期付30先令，只是晚上才回来睡觉。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房东都不喜欢自己的房客，他们想挣房客的钱，却又把他们看成是不速之客，好奇、戒备而妒忌地对待他们，让房客住得很不自在。作为房客，寄人篱下就只能这样。
布鲁克夫妇提供的伙食非常糟糕。早餐只有两片薄薄的熏肉，一个没有半点油水的煎蛋和几片黄油面包，连面包都是隔夜切好的，上面总是带着黑黑的手指印。无论我好说歹说，布鲁克先生就是不肯让我自己切面包，他会将面包一片一片用黑漆漆的大拇指捏着递给我。晚餐通常是三便士一罐的牛肉布丁罐头——我想都是店铺里的存货——此外会煮点土豆和大米布丁。茶点是黄油面包和几乎不成型的甜糕，应该是从面包店那里买的隔夜货。晚餐吃的是软趴趴的兰开夏奶酪和饼干，味同嚼蜡。布鲁克夫妇从不叫这些饼干为“饼干”，他们总是称其为“奶油脆饼”。“雷利先生，再吃一块奶油脆饼吧，奶油脆饼加上奶酪肯定合您胃口。”他们以为这样就能掩饰晚餐只吃奶酪和饼干的事实。餐桌上总是摆放着几瓶伍瑟斯特辣酱和半罐蛋黄酱。大家经常用伍瑟斯特辣酱蘸东西，甚至蘸奶酪，但我从未见过有人有勇气去动蛋黄酱，那罐东西粘粘稠稠的，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布鲁克太太单独在沙发上用餐，但我们吃饭时她也会过来吃上几口，很有技巧地倒出她称之为“茶壶底的货色”，意思是，最浓的一杯茶。她有个习惯，喜欢用身上盖的毛毯擦嘴。等到我快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又改成撕下报纸的一角擦嘴。每到早上，地板上丢满了她擦嘴用的油腻腻的隔夜纸团，会丢在那儿好几个小时。厨房的味道臭不可当，不过，和卧室一样，闻着闻着你就习惯了。
令我惊讶的是，这种住所在工业区应该很普遍，因为其他房客从来没有抱怨。据我所知，唯一抱怨的房客是一个烟草公司的业务员——个头矮小黑发尖鼻的伦敦人，以前从未到过北方。我猜想，以前他的工作应该很不错，住的都是商业酒店。这一次是他第一次体验到穷人居住的环境，感受到推销员在漫漫旅途中漂泊无依的滋味。第二天早上，我们起身穿衣服时（当然，他睡的是那张双人床），我看到他一脸困惑，厌恶地环顾着破败的房间，然后看着我的眼睛，突然猜到我跟他一样是南方人。“这帮肮脏该死的畜牲！”他愤愤地咒骂着。
接着，他收拾好行李箱下了楼，怀着坚定无比的决心，大声告诉布鲁克夫妇这里根本不合他的心意，他要马上离开。布鲁克夫妇根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感到万分惊奇，内心受到了伤害。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竟然有人只住了一晚，就毫无理由地弃他们而去！过后，他们对这件事谈论了一遍又一遍。这件事情成为他们的伤心往事之一。
有一天，餐桌下摆着一个满满的夜壶，那一天我决定离开这里。这个地方让我住得很不开心，不仅是因为肮脏恶臭和难以下咽的伙食，这里还弥漫着一种萧条破败毫无意义的感觉，似乎堕落到无底的深渊中，在那里每个人就像黑甲虫一样漫无目的地在无止尽的繁重工作和痛苦中挣扎。像布鲁克夫妇这样的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一次又一次诉说着同样的事情。那种感受，就好像他们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恐怖的幽灵，讲述着同样的、毫无意义的长篇大论。布鲁克太太总是自怨自艾，满腹牢骚翻来覆去讲了无数遍，最后颤抖着声音幽怨地问道：“如今的日子真是艰难，不是吗？”我真受不了她的抱怨，这可比她用报纸擦嘴的习惯更难以忍受。但是，无论你有多么讨厌布鲁克夫妇这种人，试图将他们抛诸脑后，但结果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像他们这种人有成千上万个，他们是现代文明的附属品，如果你接受了缔造他们的现代文明，那你就必须接受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是工业文明带给我们的影响的一部分。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第一辆蒸汽火车缓缓驶动，大英帝国的军队在滑铁卢与法国军队对决，十九世纪的那些眼里只有金钱的恶棍一边称颂着上帝，一边中饱私囊。而这一切塑造了迷宫一般的贫民窟与黑漆漆的厨房，在这里，疾病缠身的老人像黑甲虫一样可怜地、一圈又一圈地爬行。我们有必要时不时到这种地方看看闻闻，尤其要感受这种地方的味道，以免忘记它们的存在，当然，最好不要在这种地方待太久。
火车载着我离开了这座城镇，穿过可怕的矿渣场、林立的烟囱、堆积如山的铁屑、臭气熏天的沟渠、煤渣与污泥纵横交错的马路。如今是三月时节，但天气仍然很冷，到处都是黑乎乎的雪堆。火车缓缓驶过城镇的郊区，我们看到一排又一排灰色的贫民窟散布在路堤两旁。在一间贫民窟房子的前面，一个年轻女人正蹲在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捅铅制的排水管。排水管连接着她身后房子的水槽，我猜大概是堵住了。我有充裕的时间细细地打量这个女人：她穿着帆布围裙和不合脚的木屐，双手被冻得通红。她抬头望着经过身边的火车，我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眼睛。她长着一双苍白的圆脸，与其他贫民窟的女孩一样，面容十分憔悴，二十五岁的年纪，看上去却有四十岁的沧桑，这都是拜频繁的流产与辛苦的劳动所赐。在我们四目交投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最绝望无助的表情。那让我猛然意识到，我们所说的那些言论——什么“他们和我们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什么“贫民窟长大的人所能想象的世界只有贫民窟”，这些统统都是错的。在她的脸上，我所看到的，并不是野兽般对痛苦的茫然无知。她完全清楚自己身处的境地，正如我清楚地知道，在寒冬中蹲在湿滑的石头上，拿着棍子清通恶臭的沟渠是多么可怕悲惨的命运。
不过，火车很快载着我离开了，驶入辽阔的郊野。眼前的景色是那么陌生而怪异，仿佛一座优美的公园。在工业区待久了，人总是会以为浓烟与肮脏会永远存在，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能置身其外。身处拥挤肮脏而狭小的国度，我们已经视污秽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矿渣场和烟囱似乎是比绿树青草更自然的景致，即使到了乡村，随处遇到碎瓶破罐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在这里，积雪上一个足印也没有，堆得那么厚，只露出了石头界墙的顶端，一路顺着山势蜿蜒，有如黑色的羊肠小径。我想起了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经描写过同样的景色，他写道：“白雪皑皑的山脉有如强健的肌肉，虬结蜿蜒，直至远方。”我的脑海中并没有浮现出这样的景象；在我眼里，白雪与黑墙看上去好像一件洁白的长裙，镶着一条长长的黑边。
尽管积雪还未融化，明媚的阳光已照耀着大地，隔着紧闭的车窗，车厢里很暖和。根据年历，如今已经是春天了，而几只小鸟似乎也相信春天到了。在铁路不远处的一处空地上，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见到白嘴鸦正在求偶，就在地上，而不是我想象的在树上。它们求爱的方式非常有趣：雌鸟张开鸟喙站在那里，雄鸟绕在它身边，似乎在喂她吃东西。我上了车还不到半小时，但似乎我已经远远离开了布鲁克一家的厨房，来到另一个世界，这里有皑皑的白雪、明媚的阳光和若隐若现的小鸟。
英国的工业区十分广袤，人口几乎与大伦敦区相当，面积却要大得多，因此，在各个区域之间，仍然可以找到干净像样的地方，想到这里，不禁令人感到欣慰。尽管人类不断在推进工业化，但还未能将污染传播到每一处地方。大地是如此广阔无垠，即使是在人类文明污染最严重的心脏地带，你仍可以在一片萧索中找到绿地，而不是灰蒙蒙一片。如果你用心寻找，说不定还能找到流水和活鱼，而不是三文鱼罐头。过了很久，或许又走了二十分钟，火车穿过了原野，先是进入外围的贫民区，然后是另一座工业城镇，到处是矿渣场、浓烟滚滚的烟囱、鼓风炉、沟渠和煤厂，人类文明再次将我们吞没。
第二章
切斯特顿认为，我们的文明建立在煤炭之上，比我们所意识到的更加彻底，除非你能停下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机器，机器的制造也依赖于机器，而这全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煤矿。在西方世界的新陈代谢机制中，煤矿工人的地位仅次于耕种土地的农民。他就像一根肮脏的柱子，承托着一切不肮脏的东西。因此，如果你有机会而且不嫌麻烦的话，了解挖掘煤矿的过程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当你下去一座矿井时，有必要到煤矿的开采面去看一看，观察一下采煤工如何工作。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参观者会给矿井运作带来不便，因此很多矿井不欢迎外人参观。但是，如果你在别的时间参观，你可能会得到完全错误的印象。譬如说，在星期天，矿井会显得格外宁静。参观矿井的时间应该是在机器轰鸣煤灰扬天的时候，这时你可以亲眼看到煤矿工人们实际的工作情形。每到这一时候，整座矿井如同地狱一般，至少我心目中的地狱就是这样。一个人所能想象的地狱里的情景几乎都会出现在矿井中：高温、噪声、混乱、黑暗、污浊的空气，而最要命的是难以容忍的狭隘空间，只是缺少了烈火。在矿井中，只有安全灯与手电筒的微弱光线勉强刺透煤灰弥漫的阴霾。
当你最终来到采掘现场时——这本身已经很不容易，接下来我会解释原因——你爬过最后一排承重的支柱，迎面是一座闪烁着微光的黑墙，大约有三四英尺高。这就是采掘现场。头顶上方是光滑的岩石，煤矿就是从石头下切割开采出来的；煤层的下方又是岩石，因此，你所置身的地方只有煤层自身的高度那么高，或许也就是一码多一点点。这里留给参观者最深刻的第一印象，是运煤传送带震耳欲聋的响声，暂时盖过了其他一切。你的视线看不了很远，因为满是煤灰的烟雾阻挡了灯光，不过，在两边你可以看到矿工们半裸着身躯跪在地上，彼此间隔着四五码，矫健地用铁锹铲起掉落的煤块，甩过左肩，将煤块搬到传送带上。传送带由橡胶制成，宽约数尺，就在矿工们的身后一两码处。沿着传送带，一条闪闪发光的煤河不断向前奔流着。在一座大型煤矿中，传送带每分钟可以运送好几吨重的煤，运到主干道边，然后装到承重约半吨的矿车里，接着运到吊笼处，吊到外面。
看着搬煤工在工作，你不禁会嫉妒他们的强壮。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非常恐怖，对于平常人来说，根本就不是人干的活儿，因为他们不仅要搬运数量极其惊人的煤矿，而且他们干活时的姿势使工作的强度大了好几倍。他们必须一直跪在那儿搬煤——如果站起身就会碰到顶壁——只要你试一下，你就会明白他们有多么辛苦。站着铲煤搬煤要相对轻松一些，因为你可以借助膝盖和大腿的力气挥动铁铲，而跪着铲煤搬煤，所有的重量都只能由手臂和腹部的肌肉承担。此外，还有其他因素会使搬煤更加困难。矿井下面非常热，不同的矿井气温有所不同，有的矿井简直热得令人窒息——而且煤灰会堵住你的喉咙和鼻孔，堆在眼角边。传送带一刻不停地轰鸣着，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听起来就像是机关枪在扫射。但是，无论是外貌还是工作的作风，搬煤工们都很坚强。当一层光滑的煤灰从头到脚笼罩在他们身上时，他们看上去的确像铁骨铮铮的硬汉。只有当你下到煤矿，看到赤身裸体的矿工时，你才会意识到他们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大部分的矿工身材矮小（体形魁梧的人从事这份行业反而吃亏），但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最标准的身材：肩膀宽阔，腰肢细而柔软，臀部小而挺翘，浑身上下非常结实，没有半丁点儿赘肉。在比较热的矿井下，他们只穿一条薄薄的内裤、木屐和护膝，在最热的矿井下，就只剩下木屐和护膝。你根本无法通过外貌判断他们的年龄。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六十岁甚至六十五岁了，但是当他们全身漆黑赤裸时，看上去都一个样。没有一副好身板和皇家卫队般的健美体格根本不可能从事他们的工作，如果腰间多了几磅赘肉，那就不可能长时间弯腰铲煤。在矿井下你所看到的情景会令你终生难忘——一排工人弯腰跪在那里，全身漆黑赤裸，迅速而有力地用巨大的铁锹将煤块运到传送带上。矿工的上班时间是七个半小时，理论上没有休息，因为按照规定是没有休息时间的。不过，他们会利用换班的间歇，大概十五分钟，吃点自己带的东西，大体都是面包抹油和一瓶冷茶。我第一次观察运煤工工作时，摸到了一些黏黏滑滑的东西，是一团嚼碎的烟草。几乎所有的矿工都嚼烟草，据说可以解渴。
或许你得下好几座矿井才能对下面的作业流程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单单在矿井下走动已经非常困难，你很难注意到其他事情。在某些方面，矿井下的情况会令你感到失望，至少不是你原本所想象的情形。你得先进一个铁笼子，大概像电话亭那么宽，两三倍长。铁笼能载十个人，但像沙丁鱼罐头那么挤，高个子的人根本没办法站直。笼子装满人后，上面的铁门啪地一声关上，由传动轮将笼子运到空中。你会感到胃里翻江倒海，耳朵里一阵阵的轰鸣，但你感觉不到铁笼在动，直到它接近井底之前猛地减速，让你几乎以为笼子又在往上升。半途中铁笼坠落的速度或许达到每小时60英里，在某些深一点的矿井，速度还要更快一些。当你在井底爬出铁笼时，你已经置身于地底下400码的地方，高度几乎等于一座相当规模的山丘，依次而上分别是数百码的岩石层、绝种生物的骨骸、底土、燧石、树根、绿草和放牧的畜群——所有的这一切就在你的头顶上空，只由几根小腿粗细的木桩支撑着。不过，由于铁笼下落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整个过程一片漆黑，你还以为下降的深度顶多就像皮卡迪利的地铁隧道那么深。
另一方面，矿井下矿道的长度令人十分吃惊。在我下矿井之前，我一直以为矿工们出了铁笼，只需要走几步就可以来到挖煤的地方。我根本没有想到，在矿工开始干活之前，他们得猫着腰走过一段相当于从伦敦桥到牛津环那么远的距离。当然，最开始的时候，矿井就挨着采煤的矿面，但随着矿面逐渐被挖光，矿道得逐渐延伸以挖掘新的矿面，于是，挖矿作业的地方就离矿井越来越远。从矿井到开采现场，一英里只是平均距离，三英里的距离并不罕见，据说有的地方甚至长达五英里，而且地底下的距离与地面上的距离是两码事，因为那一英里或三英里的路程都不是好走的大道，而且一路上根本多少地方能让人伸直腰杆。
要走上个几百码，你才会知道这一段距离意味着什么。你开始出发，微微弯着腰，矿道十分昏暗，只有八到十英尺宽，五英尺多高，墙壁是页岩的石条，挺像德比郡的石墙。每隔一两码，就有木桩支撑的横梁和桁架，有些横梁已经被压成古怪的弧形，你得弯下腰才能勉强通过。路面的情况总是很糟糕——有很多粗大的沙砾和尖锐的页岩，有的地方还严重积水，像农场一样泥泞。矿道里有一条运煤的轨道，像具体而微的火车铁轨，每隔一两英尺就有一根枕木，使得行走非常困难。每一样东西都是灰蒙蒙的，页岩上沾满了灰尘，空气非常刺鼻，似乎所有的矿井都是这股味道。你会看到许多奇形怪状的机器，它们的用途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许多工具就随意地挂在电线上，在探路灯光的照射下，老鼠们纷纷逃窜。令人惊讶的是，这里老鼠非常普遍，尤其是在有马或养过马的地方。有趣的是，到底老鼠是怎么进来的？或许，它们是掉下矿井的——因为矿工们说，老鼠无论从多高摔下来都不会受伤，因为它们的体表面积相对于身体的重量要大得多。矿井上的钢缆不停地运转，牵引着运煤的矿车缓缓前进，你得紧靠着墙壁给它们让道。你钻过粗布帘子与厚厚的木门，当门开启的时候，一阵风会夺门而出。这些门是通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矿井下氧气耗尽的废气会经过一条竖井由风扇抽走，新鲜的空气就会由另一道竖井自动补充进来，但如果没有控制，空气只会选择最短的循环路径，而深层的矿道就无法通风，因此，所有的短回路都必须严密封闭。
一开始时，弯着腰走路似乎很轻松，但很快轻松的感觉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个子太高，而当矿道的高度只有四五英尺甚至更低时，除非是侏儒或孩童，任何人走动都会觉得非常痛苦。你不仅得弯着腰走路，而且还得时时刻刻抬头望路，以方便看到并避开横梁和柱子。因此，你的脖子总是得绷得紧紧的，但比起膝盖和大腿的酸痛实在算不了什么。半英里过后（我没有夸大其词），走路成了无法忍受的折磨。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撑到终点——更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走回去。你的脚步越来越慢，再走上几百码，隧道变得非常低矮，你不得不整个人蹲着向前挪。接着，矿道的顶部豁然开阔——这里上面的石头掉下来了——有二十码左右的长度你可以站直身子。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实在是难以言喻。但是，在这之后，又是几百码的低矮路段，紧接着是连绵不绝的横梁，只能趴在地上四肢着地才能通过，不过，相比起弯腰行走，爬着走还算比较轻松。但是，当你爬到横梁的末端，试着再次站起身时，你的膝盖已经麻木了，根本无法直立。你只能羞赧地叫大家停步，希望能休息一两分钟。你的导游（一位矿工）很同情你，他知道你的体格与他们的体格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鼓励你说：“只剩下四百码的距离了。”但在你听来，这段距离简直有四百英里那么远。不过，最终你总会到达开采现场，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走完一英里，而矿工们的耗时只需要二十分钟左右。到了那里，你得躺在煤灰里，休息几分钟回复气力，让头脑清醒过来，观察矿工们的工作。
回程要比来的时候更痛苦，因为你已经非常疲惫，而且通往竖井的路是轻微的上坡路。你只能以龟爬的速度通过低矮的地方，到了这时，当膝盖实在走不动了，你根本顾不上害羞，大声地叫导游停下来让你休息。你手中的灯成了一大累赘，一个踉跄你可能就会将它掉在地上。如果是戴维安全灯，灯光就会熄灭。躲避横梁变得越来越辛苦，有时，你根本忘记了躲闪。你试着像矿工那样低着头走路，接着，你就会撞疼自己的脊梁，即使是矿工也会经常撞疼脊梁。这也是为什么在非常热的矿井下，当矿工们几乎脱光了衣服，就会露出他们所说的“背上的小纽扣”——那些其实是脊椎上永久性的疤痕。走下坡路时，矿工们有时会穿底下是中空的木屐，顺着铁轨往下滑。在路况极为恶劣的矿井，矿工们会带上两英尺半长的手杖，手柄下面是中空的，在高度可以正常行走的地方，你的手握着手杖的顶部，而在低矮的地方，手可以滑下来，握在手杖下方中空的部位上。手杖对矿工们走路很有帮助，而最近才发明使用的木制安全帽则几乎称得上是上帝的恩赐。这些安全帽看上去有点像法国或意大利士兵的钢盔，不过是用木心做成，非常轻便结实，即使头部承受了猛烈的撞击也不会感觉疼痛。当你在地下花了大约三小时，走了至少两英里的路程，终于回到地表时，感觉比在地上走二十五英里还要累。接下来的一周，你的大腿会十分僵硬，连下楼梯都有困难。你根本无法弯曲膝盖，得侧着身才能走下楼。你的矿工朋友会注意到你走路时奇怪的模样，拿你开涮（“下矿井的滋味怎么样啊？”什么的）。其实，即使是矿工，如果因为生病或有其他事情一段时间没有下矿井，在重新下井的头几天，大腿一样会非常酸痛，走不了路。
我所说的似乎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词，但是，你得亲身下到老式的矿井（英国的大部分矿井都是老式的矿井）才会知道我所说的都是实情。但我希望强调的重点是，对于平常人来说，在狭窄低矮的矿道里穿行是非常痛苦艰难的事情，而这根本不算是矿工们的工作内容，只是工作的附加内容，就像城里的上班族每天乘车上班一样正常。矿工们每天都得在矿道中往返，再花七个半小时进行高强度的正职工作。我从未走过比一英里多多少的路程去矿面，而矿工们每天的平均路程是三英里，这是我跟平常人根本无法承受的距离。大部分人经常会忽略这一点。当你想到矿井里的情形时，你通常会想到矿井的深度、酷热黑暗的环境、矿工们黑黝黝的身影在辛苦地挖矿，但你往往没有想到他们还得在矿道里弯着腰走那么远的一段路。这里还涉及到工时的问题。矿工们的工作时间是七个半小时，听起来似乎不是很长，但是，我们还得算上矿工们每天花费在路上的时间，至少一个小时，更普遍的情况是两个小时，有时候是三个小时。当然，这些都不能算入工作时间和工资里面，但其劳动强度与工作并没有什么区别。有人会说矿工们并不在乎多走几步路。的确，矿工们对于上班走路的感受与你我不同，他们从孩提时代就适应了这么走路，他们的肌肉锻炼得非常结实，他们能以惊人的速度和灵活性在矿道中穿行。矿工们走路时低着头，每一步的距离非常长，即使在我只能蹒跚前行的地方也能健步如飞。到了工作的地方，你会看到他们四肢着地，像狗一样绕过支撑的木桩。但如果你认为他们喜欢在矿道中穿行就错了。我和许多矿工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承认上班的路很难走，而且这也是他们在矿井下彼此聊天时经常提到的话题。有人说，下班后回去的路要比上班时的路好走一些，但是，矿工们会告诉你，经过一天辛苦的劳动，回去的路特别难挨。走路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都愿意承受，但它确实很辛苦，就好比让你每天上下班时爬一座小山一样。
当你参观了两三座矿井后，你开始对下面的工作流程有一定的了解。（我得说，我对挖矿的机械与技术一无所知，我只是如实描述我所看到的情景。）煤炭位于厚厚的岩层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因此基本上挖矿的流程就像是在吃那不勒斯三色冰糕中间的那一层。在以前，矿工们直接用鹤嘴锄和撬棒挖煤——工作的进度非常缓慢，因为埋在地底下的原煤几乎和岩石一样坚硬。如今，挖煤前的准备工作由电力切煤机完成。在原理上，切煤机有如一把庞大而强力的带锯，以水平方向而不是垂直方向运作，每一个锯齿有几英寸长，半英寸到一英寸宽，能自动前进或后退，由操作员控制在煤层中旋转进出。顺便提一下，它所发出的噪声非常大，是我听到过的声音中最吵的，而且会激起厚厚的煤灰，两三英尺以内几乎看不到东西，更不可能正常呼吸。切煤机会沿着煤层一直切到底部，将其切松，深度由五英尺到五英尺半不等。这样一来，挖煤时会相对容易一些。但“难挖”的地方就必须用炸药将其炸松。一个矿工会用一把电钻——类似于修路时使用的钻子，不过尺寸要小一些——在煤层中钻出许多间隔的小孔，灌入火药，用黏土塞紧，然后躲在附近的一个拐角处（他得躲到二十五码开外的地方），用电流引爆炸药。炸矿的目的并不是将煤轰出来，而是将煤层炸松，有时，爆炸的威力太过于猛烈，不仅将煤层炸了出来，而且把矿顶也炸塌了。
煤层被炸松后，挖煤工就可以将煤炭挖出来，将煤弄碎并搬到传送带上。运出的先是庞大的煤块，重量或许达到了二十吨，由传送带将煤块运到装车的地方，装着煤块的矿车又被推到主干道上，再挂上不停运转的钢缆，通过钢缆拉到吊笼里，由起重机吊到地面上。之后，煤块得接受检验分类，如有必要还得进行清洗。“煤土”——也就是页岩——会尽量用来修筑马路，而实在是派不上用场的渣滓会被运到矿表堆在一旁，于是就有了可怕的煤渣堆，像丑陋的灰色土丘，构成了煤矿场标志性的景观。当切松的煤层被挖光，开采现场推进了五英尺时，矿工们会搭建新的支架撑住新挖出来的矿顶，将传送带拆除，向前延伸五英尺，重新装配。一般来说，炸煤、切煤和运煤这三项工作会由三个不同班次的工人完成。切煤是在下午，炸煤是在晚上（法律规定，炸煤时附近不得有其他人作业，但是这一条文并不是时时都得到遵守），而挖煤是在早上，从凌晨六点一直到下午一点半。
当你观察了挖煤的整个过程，并稍作计算的话，你将会意识到挖煤工所从事的工作是多么辛苦。一般来说，每个挖煤工得挖四到五码长的煤堆，切煤机已经将五英尺深的煤堆切松，因此，假如开采现场有三到四英尺高，每个挖煤工就得承担七到十二立方码的煤块，将它们挖出来，捣碎后再搬到传送带上。一立方码煤炭的重量大概有二十七英担，每个工人每小时的挖煤量大概是两吨。我有过挑土铲土的经验，知道这一速度意味着什么。当我在自家花园里挖沟引水时，如果整个下午挖了两吨土的话，我就得好好喝口茶休息一下。但是，泥土要比煤层好挖得多，而且我不用跪在地底下一千英尺的地方，忍受令人窒息的酷热，每一口呼吸都吸入大量的煤灰；我也不用在工作前弯着腰走上一英里。矿工的工作强度超出了我身体的负荷，难度不亚于让我去表演空中飞人或让我赢得全国越野障碍赛马的冠军。感谢上帝，我不用从事体力劳动；如果我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的话，我可以勉强当一位扫地工人或蹩脚的园丁，甚至当个三流的农民。但无论怎么努力，我都不可能成为一名矿工，这份工作几个星期就会要了我的命。
看着矿工们工作，你会意识到，原来人与人的世界是如此不同。许多人的生活非常轻松，对在矿井下挖煤的工人们所生活的世界一无所知。或许，如果可以的话，大部分人会选择对矿工的世界充耳不闻。但是，这个世界是我们在地上所生活的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从吃冰淇淋到横渡大西洋，从烤一片面包到写一篇小说，都与煤矿直接或间接有关。和平年代的一切艺术都需要煤矿，而一旦战争爆发，对煤矿的需求就更大了。在革命年代，如果没有矿工的辛劳，革命也会被迫停止，因为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都同样依赖煤矿。无论地上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挖煤和运煤的工作都不能中止，即使被迫中止，时间也不能超过几个星期。为了让希特勒能巡视军队的正步阅兵，让教皇可以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让板球比赛的观众能在伦敦板球场看比赛，让浪漫诗人能酬唱应和，煤矿必须随时保证供应，但大体上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都知道煤矿必不可少，却很少或从来不记得挖煤意味着什么。我正坐在煤炉边，舒舒服服地边烤火边写字。如今是四月了，我仍得烤火取暖。每半个月，运煤车会开到我家门前，穿着皮上衣的工人用麻袋将闻起来很像焦油的煤块搬进屋，塞进楼梯下面的储煤间。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我得努力去想，才会将这些煤块与远方矿井下的劳动联系起来。它们只是我已经习以为常的煤块，从某个神秘的地方运来的黑色物体，就像天赐之物，只是你得花钱才能买到。当你开车穿过英国的北方，你或许从来不会想起在马路下数百英尺深的地方，矿工们正在挖煤。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矿工们的努力让你能开车代步。就像鲜花离不开地里的根一样，我们地上光明的世界离不开矿工们那个昏暗灯光下的世界。
不久之前煤矿的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在矿区仍然生活着一些年老的妇女，她们年轻时在矿井下工作，腰间缠着带子，腿上绕着铁链，四肢着地，将一车车的煤运出矿井。即使在怀孕的时候，她们也得从事这么辛苦的劳动。即使是现在，如果得由怀孕的妇女爬着搬运才能产煤，我想我们会让她们去劳动，而不愿付出失去煤矿的代价。当然，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会选择忘记矿井里所发生的一切。所有的体力劳动都是这样，我们依赖他人的劳动而生存，而我们对这一切熟视无睹。矿工们有资格作为劳工界的代表，不仅因为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因为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必要，却又远离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此不为人知，我们总是忘记他们的存在，就像我们忘记了身上血液的存在一样。看着矿工们工作，我们会感到羞耻，因为你会怀疑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上等人的身份。当你看着矿工们时，你会意识到，正是他们挥汗如雨的劳动才使得上等人能过上优裕的生活。你、我、《时代文学增刊》的编辑、浪漫诗人、坎特伯雷的大主教与《马克思主义简明指南》的作者X同志，我们所有人体面的生活都建立在矿工们在地底下的辛苦劳动之上。他们全身上下一团漆黑，喉咙上沾满了煤灰，以钢铁般的手臂与腹肌挥舞着铁铲挖煤运煤。
第三章
当矿工从矿底上来时，虽然脸上蒙了一层煤灰，还是可以看得出他脸色苍白，这是因为他在下面只能呼吸到污浊的空气，很快他的脸就恢复了血色。在一个初到矿区的南方人眼中，目睹几百名矿工下班后从矿底鱼贯而出的情景会令他大为惊奇，并觉得有点恐怖。他们的脸看上去筋疲力尽，凹下去的部位上堆满了煤灰，神情野蛮而凶残。但在别的时候，当他们洗干净脸时，他们看上去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这是在地底下长时间弯腰劳动的自然反应，但大部分矿工个头并不高，而且衣服又厚又不合身，无法展现他们壮健的身躯。矿工们最明显的特征是鼻子上有蓝色的疤痕。每一个矿工的鼻子上和额头上都有蓝色的疤痕，这些疤痕会伴随他们，直到坟墓。矿底的空气中飘扬着煤灰，这些煤灰会进入伤痕，接着皮肤愈合，形成蓝色的斑点，看上去就像是文身，而事实上这的确是文身。一些上了年纪的矿工额头就像洛克福干酪一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矿工一上到地面，就会漱一点水将喉咙里和鼻孔里的煤灰冲出来，然后回家，至于洗不洗澡则因人而异。根据我的观察，大部分矿工喜欢先吃饭，然后再洗澡，如果我是他们，大概也会这么做。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矿工带着“克里斯蒂吟游诗人”式的脸庞坐下来喝茶吃东西。他的整张脸都是黑色的，只有嘴唇是红色的，一边吃着东西，嘴唇周围就变得干净起来。吃完饭后，他会打一大盆水，很有技巧地开始洗澡，首先洗他的双手，然后洗胸膛、脖子和腋窝，接着洗前臂、脸和头皮（煤灰在头皮处积聚得最厚），然后他的妻子拿着法兰绒毛巾洗他的背。他只洗了上半身，肚脐里仍积着厚厚的一层灰，但就算这样，只用一盆水就将上半身勉强洗干净也需要一定的技巧。我发现自己下了矿井回来后，得用整整两盆水才能洗干净，光把眼睑上的煤灰清洗干净就得花上十分钟时间。
某些规模比较大、条件比较好的公司在矿口安装了淋浴设施。这可是优厚的条件，因为矿工们不仅可以每天舒舒服服甚至有点奢侈地洗干净身体，而且每人有两个储物柜，可以将下矿井的衣服和家里穿的衣服分开。这样一来，他从矿底上来，看上去像个非洲黑人，但不消花二十分钟，他就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坐车去看足球比赛。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为开采现场很快就会挖空，因此，一旦矿井转移了地方，公司不一定会再花钱建造淋浴设施。我找不到确切的数字，但似乎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矿工能在矿口洗澡。或许，绝大多数矿工的下半身一周至少有六天是黑漆漆的。在自己家里洗个全身澡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烧开水很奢侈，而且在小小的起居室里，除了厨房和几件家具外，还有老婆、孩子和狗在那里，根本没有空间好好洗个澡，就算用脸盆盛水擦身也会弄湿家具。中产阶级的人总是喜欢说，即使有条件洗澡，矿工们也不愿意洗，但这是在胡说八道，因为事实上，只要矿口有浴室，几乎所有的矿工都会去洗澡。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仍然相信洗澡会“导致腰痛”。而且，那些矿口的浴室由矿工们自己的福利基金在负担支出。有时矿业公司会补贴一点钱，有时基金得承担所有的成本。但直到现在，布莱顿经营寄宿旅社的老太太们仍在说：“如果你给那些矿工们建浴室，他们只会拿来放煤”。
事实上，矿工们会定期洗澡。这着实令人惊讶，因为除了工作与睡眠，他们剩下的时间并没有多少。如果你以为矿工们每天只需要工作七个半小时，那你就想错了。七个半小时指的是挖煤的工作时间，但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我们还得加上花费在“路上”的时间。一小时路程是罕有的事情，大部分矿工要花三个小时在路上。此外，大部分矿工得花费不少时间去矿井和从矿井回家。在工业区房屋很紧缺，只有在那些经营煤矿的小型村落，村民们围矿而居，这些地方的矿工才能住得离上班的地方比较近。我所在的矿镇规模要大一些，几乎每个矿工都得搭巴士上班，每周大概得花半克朗在车费上。我住过的一户人家丈夫上的是早班，从早上六点一直到下午一点半，半夜三点四十五分他就得起床，下午三点多才能回到家。我住过的另一户人家有个十五岁的小男孩上晚班，他晚上九点钟出门，早上八点钟才回来，吃完早饭就马上睡觉，一直睡到下午六点，他的闲暇时间每天就只有四个小时——如果扣除洗澡、吃饭、穿衣等时间的话，他的闲暇时间更要短得多。
当矿工的班次时间发生改变时，他的家庭生活也必须随之进行调整，而这是特别累人的事情。如果他上的是晚班，他回到家是吃早饭的时间，如果他上的是早班，他回到家是下午；而如果他上的是午班，他回到家时正好是半夜，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能好好吃一顿正餐。我发现威廉·拉尔夫·英格牧师在他的著作《英国》中指责矿工们饮食无度。根据我的观察，我得说矿工们其实吃得很少。我居住的家庭那些矿工吃得还没有我多。许多矿工说，如果工作前吃太多的话，他们根本干不了活。他们带去的食物只能称之为点心，通常是面包抹油和冷茶。他们将食物放在一个名叫“便当盒”的扁平马口铁罐子里，然后将它别在腰带上。当矿工三更半夜才回到家时，他的妻子一直在等候着他；但如果他上的是早班，他就得自己准备早饭，这似乎成了一种惯例。显然，早晨上班之前见到女人不吉利这个古老的迷信仍在流传。在以前，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矿工在大清早就遇到女人，他可能会被叫回去，当天没有活儿干。
在我来到矿区之前，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以为矿工们的收入很丰厚。有这么一种不靠谱的说法，说矿工上一次班可以挣到10或11先令，你可能会进行一番简单的乘法运算，得出矿工的周薪有2英镑，一年挣150英镑的高工资这个结论。但矿工上一趟班能挣10到11先令是不实的说法。首先，只有在矿底下的“挖煤工”才能获得这个报酬；而“计日工”——在矿顶工作的人，报酬要低一些，通常只有8或9先令一个班次。此外，在很多矿场，“挖煤工”是计量报酬，按照他实际挖了多少吨煤获得工资，而这取决于煤矿的质量。如果机器出现故障或出现“断层”——煤层出现了岩石——他就得有一两天挣不到钱。不管怎样，我们不能设想矿工一周能工作六天，一年能工作五十二个星期。总会有一段时间他处于失业状态。1934年英国矿工，包括男女老少，平均每个班次的工资是9先令1又3/4便士。如果真能一直有活儿干，或许矿工的年收入可以达到142英镑一年，或每周2英镑15先令。但他的真实收入要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因为9先令1又3/4便士只是工作状态下一个班次的平均收入，却没有把失业的日子计算进去。
我这里有五张1936年初约克夏矿工的工资条，即五个星期的收入情况（这五个星期不是连续的）。平均计算起来，矿工的平均周薪有2英镑15先令2便士，上一趟班能挣到9先令2.5便士。但这些是冬天的工资条，几乎所有的煤矿都在全天候运作。春天一到，煤矿贸易就会减少，越来越多的矿工会“暂时停工”，而那些名义上还能上班的人每周也会有一两天没活儿干。因此，150英镑或142英镑显然高估了矿工的年收入。事实上，1934年英国矿工的平均收入只有115英镑11先令6便士。具体的收入水平因地而异，苏格兰的平均收入高达133英镑2先令8便士，而达勒姆的平均收入不足105英镑，每周只有2英镑。这些数字取自约克夏巴恩斯利市长约瑟夫·琼斯先生撰写的《煤斗》一书。琼斯先生补充道：“这些数字涵盖了童工与成年工人、高工资人群与低工资人群的收入……因特别原因的高收入、管理人员的收入、其他高收入岗位和加班所得的额外收入也计算在内。“这些数字只是平均数……无法揭示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收入远远低于平均数，每周只有30到40先令。”
请注意琼斯所写的斜体字。但我们还要注意，这些可怜巴巴的收入指的是毛收入，矿工每周的收入还要扣除各种费用。下面是一份兰开夏地区每周的费用清单：
保险费（失业与医保） 1先令5便士
租灯费 6便士
工具打磨费 6便士
称重费 9便士
医务室费 2便士
医院费 1便士
慈善基金 6便士
工会费 6便士
总计 4先令5便士
这些费用，比如慈善基金和工会费，是矿工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费用，而其他费用则是矿业公司征收的。具体的费用因地区而异，例如，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会无耻地要求矿工付租灯费（按照每周6便士计算，一年付的钱足够买几盏灯了）。但各种费用的总额似乎都差不多。那五张约克夏矿工的工资条每周平均毛收入是2英镑15先令2便士，扣除掉付给矿业公司的各种费用后，就只剩下2英镑11先令4便士——每周扣掉了3先令10便士。但工资条上只列出了付给矿业公司的费用，我们还得加上工会费，这样一来，需要扣除的总额就超过了4先令。或许，算上各种费用，每个成人矿工的周薪扣除掉4个先令左右是比较靠谱的。因此，1934年英国矿工的平均年收入不应该是115英镑11先令6便士，而是105英镑左右。有人会反对说绝大多数矿工有补贴，他们可以低价买到自家用的煤炭，通常只要花8、9先令就可以买到一吨煤。但根据琼斯先生所说，“英国矿工的各种补贴算下来每天只有四便士。”而许多矿工得乘巴士上班，光车费就足以抵消这四便士的补贴。因此，在整个煤矿行业，矿工们能带回家并自由支配的钱，或许平均不足2英镑一周。
与此同时，矿工们平均开采了多少煤炭？
煤矿业每年的人均采煤量在稳定而缓慢地增长。1914年，每个矿工平均开采了253吨煤，到了1934年，矿工们人均开采了283吨煤。这当然指的是算入各个工种的矿工后得出的结果，那些在开采现场挖煤的工人实际开采的数量要比这大得多——很多时候平均开采量超出了1000吨。但我们就拿280吨作为代表数字吧，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只要你将矿工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进行比较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如果我能活到60岁，或许我可以写出30本小说，大概可以装满两格中等尺寸的图书馆书架。而同一时期，一个矿工将开采出8400吨煤，铺平整个特拉法尔加广场得有两英尺高，或者足够供应七户大家庭用上一百年的燃料。
上面我提到的那五张工资条，有三张上面盖着“亡故抚恤金”的字样。当矿工在工作中出了意外亡故时，其他矿工会捐点钱给死者的遗孀以示吊唁，大概每人1先令。这笔钱由矿业公司代收，自动从他们的工资里扣除。工资条上最引人关注的一个细节，是“亡故抚恤金”的字样是图章盖成的。比起其他职业，矿工们出事的频率非常高，死伤的情况被视作理所当然，几乎等同于一场小型战争。每年每九百个矿工就有一人出事亡故，每六个矿工就有人受伤。当然，大部分伤势都是轻伤，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伤残疾。这意味着如果一个矿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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