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安治,冯杰著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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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抗战：中国野战炮兵史1900-1937试读：
前言：血肉模糊的驮鞍
1938年8月盛夏的一个傍晚，国民革命军炮兵第5团第1连在长途行军之后抵达平汉铁路上的繁华商埠——广水镇。炮5团是当时中华民国德式国军炮兵的骄傲，大名鼎鼎的“卜福斯”山炮团，堪称国军的瑰宝。在炮1连抵达广水之后，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上将亲自到驻地慰问。但是，炮1连在长途转进之后的惨状却让炮兵出身的孙上将大惊失色。“卜福斯”炮兵的编制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拥有四门“卜福斯”山炮的炮兵连编制骡马104匹、官兵203名。一个炮兵连往往有一百多匹骡马随同出动，人喊马嘶、尘土飞扬，火炮弹药加上行李纵列绵延长达半公里，是战场上最壮观的景象。然而，孙上将并没有见到军容雄壮的骡马纵列，大路上只有数以千计衣衫褴褛的士兵与民夫，精疲力竭地挑着扁担、拉着板车、步履蹒跚挣扎前行。炮1连的所有武器装备，甚至连德国进口的骡马驮鞍，都扛在民夫肩上！骡马到哪里去了？
孙将军也许会记起三个月之前，炮1连在台儿庄配属给第2集团军时的雄壮军容。那时，炮1连刚下火车，兵强马壮，运力充足。然而，此时炮1连的行军纵队里却见不到几匹骡马。在孙将军的追问下，炮1连负责马匹管理的饲养中士含着泪水，让驭兵拉出连上几匹仅存的骡马。
孙将军震惊了，原本在徐州下火车时膘肥毛亮的大骡子已经瘦弱不堪，在烈日下摇晃地喘着粗气。驭兵们挥手赶开覆满马背的万千苍蝇，露出血肉模糊的背脊。化脓破溃的疮口散发着恶臭，这是最严重的鞍伤。
孙总司令勃然大怒。骡马是炮兵的伙伴，没有骡马，炮兵就打不了仗。老炮兵最见不得虐待骡马的暴行！他立即把连长叫来责问，然而连长悲愤的报告，则使孙总司令震惊不已。“卜福斯”拆解炮件的每件净重都在100公斤以上。然而，中国本地最壮实的驮骡，只能扛得了85公斤重的炮件。所以，中国军队的“卜福斯”山炮一旦只依靠自己本身的骡马机动作战，骡马必然沿途累死，因此大名鼎鼎的“卜福斯”山炮竟然根本不能离开铁路！
而在徐州会战中，数十万中国军队的突围基本都是依靠步行，炮1连从台儿庄经永城，信阳撤退到广水，前后三个月，700公里的漫漫征程，炮1连连长已经用尽了一切方法。骡马倒下，就命令士兵人力拖炮；士兵倒下，就派负责警卫的士兵沿途去抓保甲长，一站一站强征民夫，用扁担挑起器材，用独轮车推起炮件，用绳索拉起半驮载状态的炮架。在民夫的血泪中，1800斤的“卜福斯”一步步在盛夏的泥泞路上挣扎前行……四门“卜福斯”山炮能完整无缺挺到广水，已经是奇迹了！
换言之，战前中国炮兵的骄傲，大名鼎鼎的“卜福斯”山炮，根本不能适应中国战场，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火炮！
孙连仲是从士兵干起的老炮兵。他懂炮兵，更爱炮兵。在这天晚上，孙连仲总司令越过重重上级，直接向身在重庆的蒋介石委员长报告了炮1连的惨状，以上将之尊为一个小小的炮兵连队向最高统帅请命，恳求委员长开恩特准炮1连免除战备任务：“配属本军炮兵指挥官李汝炯称，以所属第五团山炮第1连所用骡马，自经鲁南转进，长途驮载，十九鞍伤甚重，瘦弱不堪。即鞍具亦需人力搬运。虽军政部能设法补充，自非旦夕间事，恳请即准免予参加作战，俾该连整训，以厚战力等情。属实，拟恳准予另行拨配，或拨给汽车六辆，以利运动。”[1]
炮1连的遭遇，就是抗战年代中国野战炮兵的缩影。在中国抗战军兴之时，中国军队野战炮兵数量微小，新式火炮严重不足。即使是“卜福斯”山炮之类重金购买的新式火炮，也不能适应中国战场。于是，一部中国抗日战史，几乎成为没有野战炮兵的战史。
可是，当时的中国军队其实并不缺乏建立炮兵的途径。虽然在抗战爆发之前，国内尚未建立自制现代化火炮的工厂，但是对外采购火炮的来源却非常充足。在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年代，来自中国的军火订单可是炙手可热的。从德国的克鲁伯、莱茵金属、法国的施耐德（Schneider）、英国的维克斯（Vickers）、意大利的安萨多（Ansaldo）到捷克的斯科达（Skoda），欧洲列强的火炮大厂争先恐后抢着要与国民政府做生意。他们不但出售火炮，也乐意出售火炮的设计资料与造炮设备。然而国民政府却始终没有干净利落地购买充足的火炮。
抗战前之所以没有筹购充足的火炮，财政便是一大原因。依照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整理处的计算，采购外国火炮重新建立一个新式炮兵团的预算是法币450万元。陆军整理处的建军计划是每个师要编成一个师属炮兵团，以首批换装30个整理师的师属炮兵计算，总预算高达法币1亿3500万元。[2]
这笔经费是什么概念呢？在1935年，国民革命军全军的年度军费总预算是法币2亿9301万4600元。换言之，要一次购足30个师的师属炮兵新式火炮，经费高达全军年度总预算的一半。
所以，只靠对外采购火炮建立新炮兵并不现实。中国炮兵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通过自己设立工厂来生产火炮。然而国民政府自制火炮的设厂计划却是一拖再拖。兵工署早在1932年之《国防兵工五年建设计划》中，就已经提出建立新炮厂的详细方案与预算。到了德式炮兵建军达到高峰期的1933年，兵工署取得了德国原厂“卜福斯”山炮与三十二倍十五厘米重榴弹炮的仿造权与技术资料。在1934年的工作报告中，兵工署对设厂自产火炮的前景充满了自信：“二十三年度为兵工技术进行最猛烈之一年，各项图样样板，既有准备，将来国家财政宽裕，随时随地均可建设新兵器厂，从事制造也。”[3]
但是，新炮厂的建设却一拖就是三年，一直拖到抗战全面爆发还没有定案。后人读史至此，不免要大惑不解。为什么中国军队在抗战前的炮兵整建如此缓慢无力？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军队找不到中国本土骡马拖得动驮得了的火炮。
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的学界之间谈论中国炮兵的书籍文章，不可谓不多。但是各方著作大多只能触及皮毛。作者们大多不懂炮兵，对炮兵也没有热爱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七十年，二战时期的德、法、英、美、日各国炮兵都已经得到历史定位，也被众人所熟知，而对中国炮兵抗战历史的相关著作，大多只能枯燥地传抄档案资料，浅薄地品评火炮性能，甚至以激昂动人的热血词藻来取代其技术性能的费力研究，开口“弹如雨下”，闭口“尽成焦土”。于是中国炮兵的抗日战史，至今仍是一片空白。今日的军事迷只能依靠荒腔走板的错误信息抒发对炮兵的热爱。
就拿“卜福斯”山炮来说，今日海峡两岸的军事迷对“卜福斯”山炮等名炮耳熟能详，网上随手一搜，各式各样热血沸腾的卓见宏论头头是道。但很少有人知道“卜福斯”山炮的重量其实完全超过国内骡马的驮力，根本不能适应中国战场，成为八十年前中国炮兵心头之痛。
现今，存于海峡两岸的炮兵史料是很丰富的，中国大陆的文史资料浩如烟海，中国台北的国史馆档案让老炮兵热血沸腾，还有大量的老炮兵回忆录与兵工史料，来自东瀛的日文书籍更是研究抗日炮兵最丰富的他山之石。有如此众多的资料，抗战期间浩壮的炮兵战史就有考察的基础。
笔者在资料上力求博观约取，但是博观约取只是个破题。因为炮兵是讲究技术的兵种，要谈炮兵，一定要进入炮兵的世界，要踏着一路马粪，扛起光学器材，从炮兵的基本战斗技能开始谈起！
本书将从技术角度出发，一探抗战之前中国军队以日本为假想敌整建德式炮兵的历程。要谈炮兵，首先要从二十世纪之初使中国火炮工厂一夕落伍的合金钢革命谈起。没有合金钢，就没有新式火炮，这是抗战之前中国火炮自制最大的阻碍。
了解了钢铁的局限之后，接下来要谈到骡马的机动力，这是中国新式炮兵建军时第二个难解的问题。唯有细致分析合金钢与骡马机动力这两大问题，我们才能切实理解为什么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三十年之间中国火炮工业建设几乎一片空白的原因。所以本书虽然是谈抗战中国炮兵的历史，却不能不把时间往前推到清末民初的袁世凯年代，从袁大总统的炮兵之梦开始谈起。
在了解火炮工业停滞不前的原因之后，我们要搁下国产自制新式火炮的追求，一探抗战之前中国德式炮兵建军的风貌。德式炮兵的成就并不是买了“卜福斯”山炮和150毫米sFH18重榴弹炮（即三十二倍十五厘米重榴弹炮）。买炮谁都会买，炮兵在作战中如何打仗才是真功夫。所以，我们要谈抗战前的炮兵建设，就要深谈德国顾问如何教会中国炮兵打现代化的炮战。所以，我们会从炮兵的五大战术技能：射（射击指挥）、测（测地）、观（观测）、通（通信）、炮（炮操）深入谈起。在读完本书之后，读者们也许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大家耳熟能详的“卜福斯”山炮与sFH18重炮，只是德式炮兵的噱头而已。中国德式炮兵真正的抗战利器，是名不见经传的德造“三十二年”式两用方向盘、是“蔡司”剪形炮队镜、是不起眼的100米钢卷尺与测角板。没有钢卷尺测出基线画三角形测量出来的坐标图，没有测角板在坐标图上取出来的方向角高低角，sFH18只能是摆在博物馆里的废铁而已，哪能用来打日本人呢？
笔者不敢说本书的立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现有的相关书籍文章，几乎没有从方向盘钢卷尺开始谈炮兵的，所以写一本从方向盘钢卷尺开始谈炮兵的书，真是非常孤单。笔者援笔立论时最忠诚可靠的良伴，是八十年前老炮兵熟读的《最新德式炮兵讲授录》，是详解“卜福斯”山炮炮操的《野战炮兵操典实施法》，是细论德式炮兵测地战技的《野战炮兵观测实施法》。除了八十年前的德式教材，几乎没有现成的研究成果可供参照比对。
凡事总要有一个起头。拙作只是一块砖头，笔者恭敬地将这块砖头扔出去，希望其中的诚意，能引得一块块美玉回来。让更多有志之士能从钢卷尺测角板出发，重视中国炮兵抗战奋斗的壮史，甚至进而能由技术角度，将至今仍在探索中的抗日战史重新审视。那么，这块多达25万字的砖头，就会是一块有意义的砖头。这是笔者所深切盼望的！
[1]中国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档案，第002-080200-00501-068号档案。
[2]中国台北国史馆藏，陈诚文物档案，第008000000675A号档案。
[3]《技术司廿三年度工作报告摘要》，《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三辑》。第一章钢铁革命“特种钢”与火炮大跃进
在中华民国肇建的第一年，中国的炮兵建设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自清末洋务运动起经营四十年的国内各兵工厂已经完全有能力自制陆、海军所需要的各种火炮。而且，当时所谓的造炮工业，是由自行冶炼钢材源头开始的真正自制，不是向外国工厂购买钢材钢胚回国组装的来料加工。当年自制火炮的两大重镇是湖北枪炮厂（民国时改称汉阳兵工厂）与江南制造总局（民国时改称上海兵工厂）。湖北枪炮厂有年产钢材近七万吨的汉冶萍公司为后盾，江南制造总局的炼钢厂也是远近驰名。钢铁原料有了切实保障，清末的造炮工业就能发挥出让后人目瞪口呆的无限创意。
翻开江南制造总局在1905年呈报的自制火炮清单，三磅炮（47mm）、六磅炮（57mm）或十二磅炮（76mm）之类的小东西已经不值一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真正骄傲，是单颗炮弹重达800磅（363.2公斤）的12英寸（约304.8mm）“三十生四七六口径”巨炮，这座庞然大物全重高达50吨，身管长10.668米，射程达10000码（约9144米），其尺寸与性能，恰恰与英国皇家海军的“威严”级（Majestic）与“老人星”级（Canopus）两种前无畏舰（predreadnought battleships）所使用的八型12英寸主炮（BL 12 inch naval gun Mk Ⅷ）近似。英国皇家海军前无畏舰“光辉”号（Illustrious）的八型12英寸主炮（BL 12 inch naval gun MkⅧ）。江南船坞虽然造不出前无畏舰，但是江南制造局却能自制与八型12英寸主炮同级别的三十生四七六口径巨炮。从钢材冶炼到组装完工一气呵成，从头到尾完全不需假手外人。这就是江南制造局的造炮实力！
这两种前“无畏”舰是皇家海军当年最强大的战列舰，八型12英寸主炮是“八国联军”时代海上最威武巨大的主炮。在“超无畏”舰（super-dreadship）的13.5英寸（约342.9mm）巨炮于民国元年问世之前，12英寸巨炮堪称三大洋的主宰！
所以，满口无畏舰的海军迷们不需气馁，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虽然没有能力造出16000吨的“无畏”舰，江南制造局却能造出与前“无畏”舰主炮并驾齐驱的巨炮。即使没有艨艟巨舰作为平台威行三洋，但部署在陆地要塞，也是足以一炮锁港封江的要塞主炮！[1]
然而，清末耗费四十年建立起来的火炮兵工业，却在民国肇建之际骤然落伍，成为不能适应现代化战场的古董。在二十年之后，当“九一八”的隆隆炮声惊起抗日浪潮时，打了二十年内战的中国居然无炮可用！
要探清其中原因，我们必须从20世纪初的中国钢铁革命谈起……第一节 致命的合金钢
江南制造总局的炼钢厂是在1890年成立的，全厂的机器设备都是由地亚士、瑞记等德国洋行向德国兵工大厂所采购，炼钢炉使用也是西门子公司出品的15吨“马丁”平炉。因为整套炼钢设备由德国直接引进，由洋顾问指导操作，所以技术水平可与德国各大厂分庭抗礼。这个与德国大厂技术同级的西门子炼钢炉使江南制造总局一步跃进世界炼钢先进大厂之列，在质量上迎头赶上了如欧美卡内基、克鲁伯等钢铁大厂的水平。
事实上，江南局“马丁”平炉的唯一问题是过度彻底的欧洲化。江南局直接采用与德国钢厂一模一样的西门子“马丁”炉，但是西门子设计给德国钢厂用的“马丁”炉是酸性平炉，适合冶炼来自瑞典与英国海墨太（Hematite）的优质生铁，这些含磷量少的优质生铁是克鲁伯、西门子等德国炼钢大厂的主要原料。然而中国本地之大冶“湖北一号生铁”与湖南之紫口铁含磷量高，必须以咸性平炉冶炼。所以水土不服的江南局炼钢厂反而必须从英国、瑞典等国进口生铁与本地生铁混合冶炼，就连与生铁合一炉而冶之的废钢（含硅量高的废钢可以使炭之氧化平稳），都得选用来自西门子炼钢厂的废钢。
由于采用完全相同的原料与设备才确保了江南局炼钢厂的质量。因此，江南局虽然使用的是当时最严格的英国海军部验收标准作为品管标准，但验收起来，炉炉也都是上等枪炮钢。而只有使用如此高水平的钢料，江南局才可以成功自制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12英寸“无畏”舰巨炮。江南制造局钢厂的西门子15吨“马丁”平炉，钢材质量达到碳素钢年代的最高标准。江南制造局钢厂的轧钢机。
炼出可以制造“无畏”舰巨炮的钢材，那是数十年多少人的血汗！
钢材的材质物性是变化多端的，从原料的选取、配料的成份、入炉冶炼的时间、热处理的工艺乃至工厂的环境条件，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影响钢材的质量。而能够制造“无畏”舰巨炮的钢材物性表，当时可是各国的最高国防机密；具体冶炼的制造，也是世界各大钢铁厂秘而不宣的独门技艺。要自行炼出能制造12英寸巨炮的钢材，钢厂只能靠自己去推敲制造程序，选配原料，这都是中华民族数代精英反复钻研的血汗结晶，和数十年的经验积累。
在袁世凯整顿新军时，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向总理练兵处呈报江南钢厂的成功之道，字字血泪，备述数代工匠反复研求之辛酸：“炼钢一端，选料最难，配炼尤难，经营几二十年。枪炮胚料、镀镍钢盂、硬面轧辊，反复推研，认真考核，近始能有把握，而于洪炉炽熖之中，机轴刀剪之下，斟酌火候、试验成色、较量尺寸。在工人役，时有炙肌灼肤之痛，受煤毒跌打之伤。二十年来，因伤殒命者已有四五十名之多。其余轧伤跌损，折指断骸者，更不可以数计……”[2]
然而，就在江南局炼钢厂的钢料品质稳定下来之时，西方列强的兵器用钢材却出现天翻地覆的大跃进，使耗资白银两百万、潜心研究二十年的江南局炼钢厂一夕落伍！
这个天翻地覆的大跃进，就是合金钢的实用化。
江南局的“马丁”平炉所炼出来的钢铁是传统的碳素钢。在含碳量0.6%-2%的范围内，含碳量越高，热处理之后钢料的硬度、延展性与强度就越佳。江南局的高碳钢在焖火时加入可以脱氧脱硫的锰、铝与硅（清代称釸），加锰加硅定氧化铝之后的高碳素钢质地坚硬光滑，是19世纪最佳的兵工钢料。然而，欧美列强的炼钢厂却在19世纪90年代逐渐开发出跨时代的铬、镍与钨等合金钢。而实用化的钨钢、镍钢与镍铬钢价格非常高昂，一般工业是不会用的，但是不惜成本的兵器工业却趋之若骛。于是，随着各国兵器材料的大幅度提升，江南局产的高碳钢也顿时落伍。
以检验钢材最基本的拉伸强度（tensile strength）为例：拉伸强度（民国初年时称“最大拉力”，清末称“韧力”）意为钢材这类有延展性的材料在承受外力时变形或破断的强度极限。江南局的上等枪炮钢，拉伸强度严格依照英国海军部标准，是38-44英吨/平方英寸，即每平方英寸要受力38至44吨重才会变形破裂。
但在“合金钢革命”之后，江南局的枪炮钢就成为废物了。依照20世纪20年代英军炮身材料验收标准，镍钢之拉伸强度高达45-55英吨/平方英寸！[3]
铬钢的主要功用在增加钢材的硬度与弹性；镍钢主要作用在抗腐蚀、增加降伏强度；而钨钢更是神物，不但能增加钢铁强度抗腐蚀，更能耐热耐磨。而这些特性正是兵器工业的福音！
以火炮来说，火炮设计首重炮身。因为火炮要增加射程、射速与破坏力，就要在发射药上下工夫，而使用更强的装药，在射击时就会造成更高的炮管温度、更恐怖的炮身膛压、更剧烈的炮身磨损、以及更具破坏性的巨大后坐力。而钨钢、镍钢、镍铬钢等合金钢材的实用化，使欧洲的火炮设计师能造出碳素钢时代想象不出来的先进炮身。江南制造局炮厂，生产在线应该是长身管型的八英寸巨炮。20年之后，因为没有进入合金钢时代，同样的兵工厂沦为靠进口钢材组装机枪的组装工厂。
在炮管之外的火炮各部件也大踏步迈入合金钢时代：火炮的撞针必须至坚至韧，才能承受反复高热的高速撞击，所以要用钨钢；随着后坐力越来越巨大，复进机的弹簧也必须达到更惊人的降服强度（yield strength）与伸长率（extension），在往复磨耗之中承受更大的交变应力（alternating stress），所以要用铬钒合金钢；炮闩要直接抵御炮身内火药气体的巨大压力，制退机也要承受高密度制退液体的液压，所以都要使用与身管相同的强大合金钢材；当然，炮架也不能再用铸铁了，只有以镍钢打造支撑火炮的主要结构，才能挺住新式火炮的巨大后坐力。
炮弹就比较轻松了。一般的炮弹壳的材料还是铜壳或碳钢。但若是讲究侵彻力的穿甲弹，弹头也必须是强韧锐利的合金钢。例如，用来贯穿敌方军舰钢甲的舰用穿甲弹，一般用镍铬钢；而在一次大战中新出现的战防炮彻甲弹，则普遍使用锐硬无比的钨钢弹头。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泯灭人性的衰变铀炮弹之前，钨钢才是侵彻力的王道！
战争是兵器设计的无敌春药，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零和战争。合金钢材的革命性冲击力，在一次大战中激发起火炮设计难以想象的突飞猛进。于是，以合金钢打造的新式火炮迅速淘汰了传统的碳素钢火炮，镍钢成为各国基本的炮身材料。在普遍风行的镍钢之外，德国执火炮设计之牛耳的艾哈德兵工厂（莱茵金属公司）以其精湛技术使用昂贵的钨钢为炮身材料，[4]英国火炮大厂维克斯公司则使用镍铬钢。在一战之后，欧洲只有部分山炮、步兵炮与迫击炮之类炮口初速小的火炮仍然使用碳素钢为身管的原料。江南制造局炮厂的身管钻床。
我们不妨暂时偏离主题，由一则生动的海战故事去理解合金钢所造成的世代差异。
1935年6月，“海圻”舰与“海琛”两艘老牌巡洋舰在香港鲤鱼门外海与1931年下水的“宁海”轻巡洋舰遭遇。排水量只有“海圻”舰一半的“宁海”舰只用了两个齐射，就把两艘威震东海三十年的老字号巡洋舰吓得缩回香港。理由无它，“宁海”轻巡洋舰的140毫米（5.5英寸）舰炮虽然比“海圻”舰的8英寸巨炮小一号，但是经历合金钢革命的日造“三年”式140毫米舰炮射程达到两万码（约18288米）以上，是“海圻”舰的“阿姆斯特郎”8英寸炮射程的一倍有余！“海圻”舰的官兵习惯了在望远镜目视距离内直接射击。在骤然挨炮之时，紧急站上炮位的官兵们自觉地四方瞭望寻找敌踪，却发现开炮示威的“宁海”舰根本还没有进入传统可以迎战的目视距离。一位见习生回忆了这次象征合金钢革命时代差距的炮战：基隆港旁役政公园陈列的八英寸“阿姆斯托朗”重炮。这门今日已经非常罕见的重炮是台湾巡抚刘铭传于1886年向英商购买的原厂炮。在建立钢厂之后，江南制造局很快就能仿造出八英寸“阿姆斯托朗”重炮，性能较诸原厂炮毫无逊色。“当弹群在舰艏前方海面落水时，我们同学人人向四方瞭望，看得真切，海面各方并无船只，唯遥望地属广东之大亚湾山麓阴影下，隐约有军舰在焉……”[5]
如果“海圻”舰鼓浪迎战，十之八九会在“宁海”舰进入射程之前被击沉，于是，雄霸中国三十年的“海圻”巡洋舰不得不紧急返航香港避难。得意洋洋的“宁海”舰则一路尾随，跟着“海圻”舰与“海琛”舰驶入鲤鱼门，耀武扬威地通过维多利亚湾，让龟缩于筲箕湾泊地的两艘老牌巡洋舰尽失颜面。
这就是合金钢革命。
火炮的一夕落伍还不是最难堪的。革命性的合金钢迅速被使用到步、机枪上。在20世纪30年代，步、机枪也开始使用合金钢。率先进化的是枪管，钨钢成为枪管钢的基本材料；另如，受力最大的撞针，也是舍钨钢而无他选。就连保养枪支的通条，也得用钨钢。
因为，国内没有能炼合金钢的钢厂，上海兵工厂在1930年代生产的“卅节”重机枪，枪管钢用的是奥地利百禄（Böhler）厂外销的钨钢。外购的枪管钢必须先在国外轧成钢胚，上海兵工厂实际只是一个加工装配厂而已。
上海兵工厂？好熟悉的名字啊……不要怀疑，这个靠来料加工装配机枪的寒碜兵工厂，就是曾经自产12英寸“无畏”舰巨炮的江南制造局。
于是中国整建炮兵的第一步，就是要炼出合金钢！第二节 迟迟其行的新式钢铁厂
在民国时代，合金钢被称为“特种钢”。顾名思义，特种钢就是国内炼不出来的钢材。要炼出特种钢，必须使用电炉炼钢法，建立崭新的炼钢厂，将国内原有的“马丁”平炉升级为电弧炉。然而，建立一个炼钢厂是极为昂贵的。以国民政府在1932年积极筹建的浦口钢铁厂为例，这个新式钢铁厂的初步投资金额预计为2000万美金，折合当时的8000万银元。[6]
8000万银元是什么概念呢？民国二十年度（即1931年）的国民政府总支出是7亿8488万余元，占总支出比例最大的军费也不过是2亿9607万余元。换言之，一个炼钢厂的建设成本，相当于当时全国总支出的10%，全年军费的27%。
如此惊人的资本，单靠政府是拿不出来的。所以，从北洋到国民政府，都知道新式炼钢厂是国防军事的命脉。但是，谈及具体的钢铁厂建设，却又各个裹足不前。于是，政府转而寻求商人合作的官商合办。然而，讲起商办，就得赚钱。商人投资钢铁厂是为了卖钢材赚钱，不是为了报效国家。于是，钢铁厂建设又遇到第二个难关--洋货竞争。
由清末至北洋的三十年间教训证明，一个没有政府垄断保护的新钢铁厂，是没有办法与卡内基、克鲁伯、百禄等欧美钢铁大厂竞争的。欧美的钢铁大厂质量稳定，牌号齐全，而且生产量大，足以确保绝对的价格优势。即使远渡重洋的欧美钢材有价格不菲的海运费，但在上海交货的欧美钢材钢锭，价格还是比中国本地钢厂的低很多，质量也比中国钢厂的要好！于是，从清末官商合办的汉冶萍公司到北洋政府时官商合办的龙烟铁矿公司，所有自建钢厂争取本土国内市场的尝试，全都毁于欧美钢材的无情竞争。
官商合办的钢铁公司自然有国营企业的积习，价格质量竞争不过西方大厂，固然在意料之中。但即使是完全民营的钢铁厂，也没有办法把钢价降到足以与西方强国钢材一搏的理想价格。例如，由一群上海企业家在1918年成立的上海和兴钢铁厂钢材质量虽非常优秀，以建筑用的竹节钢为主打产品，包括上海外滩的江海关大楼、沙逊大厦、和平饭店、中国银行大楼与中山陵的建筑都选用了和兴的竹节钢，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民营钢铁厂了。但是，在与洋钢的削价竞争下，和兴钢铁厂居然也先后被迫停业了四次！[7]
除了高昂的成本和洋货的竞争这两大难题之外，北洋政府贪婪成性的官僚体制也是新式钢铁厂迟迟无法成立的原因。
论交期、论价格、论质量、论种类、论服务态度，外国洋行的钢铁，实在是太有竞争力了！而且积极抢单的洋行非常乐意对经办采购案的官员提供优渥的回扣，于是在王纲解钮的北洋政府时期，各大兵工厂争先恐后地抛弃了官僚老大臭气熏人的官办钢厂，将钢材订单发给笑脸迎人、回扣大方的国外钢厂代理商。即使是普通的碳素钢，也宁可选用洋货！于是瑞记、怡和、百禄、禅臣、裕泰、礼和等承接钢材生意的洋行，各个都有接不完的订单。江南制造局钢厂的炉火愈来愈微弱，而在高官间流淌的黑钱却愈来愈惊人。
当时，北洋政府军方由钢铁外购引来的滚滚黑钱实在太惊人，让北洋官僚们眼红不已，于是贪心无脑的北洋官僚居然越过军人，由北京财政部出面直接与奥匈帝国的钢铁公司“维也纳坡尔第候德”（POLDI Hütte）订立了30万英磅借款的合同，以契税为抵押，用来在未来十年间购买Poldi厂的钢铁。但是，脑满肠肥的财政部官员却不懂军事，以为只要是钢就能造炮，既不问国内各兵工厂的需求，也不问钢材牌号与物性用途，一头雾水的陆军部甚至连“维也纳坡尔第候德”是哪家公司都闹不清楚，只好以公函向财政部询查，才知道这家钢铁厂是陆军惯称的“普达公司”。
最糟糕的是，“普达借款”居然把十年采购的价格白纸黑字给订了下来，完全不考虑钢价的涨落与汇率的升降，也不考虑军方究竟需要那一种牌号的钢材。于是普达公司借款成为军火外购史上最浑的外购案！
促成“普达钢材采购案”的北洋官僚黑心到什么程度呢？回扣都是包括在报价里的，被强迫认购的武汉兵工厂把算盘一拨，算出普达的枪管钢材的报价居然比武汉兵工厂现用的瑞记洋行代购德国钢材的价格足足高出四倍以上！
然而，钢材的价格、质量问题尚在其次，各级官员能够分得的黑钱才是最重要的。财政部与陆军部在台面上是一阵强词夺理的公函论战，台面下自然是各方打点的利益均沾。于是，陆军部训令汉阳、上海、德县与广东四大兵工厂要尊重合约信用，一定要将普达钢材硬接下来。至于超出原用钢材之价格，则由财政部拨款承担。反正陆军部与财政部的经费都是国家的钱，只是换个渠道流入私囊而已。
于是，在北伐前夕，北洋政府已经完全抛弃了清末国防工业自主的理念，各个依靠洋行建军，期待洋行的肥美回扣。再者，由欧洲买料件组装的新锐武器，都附有说明书，指名某种零件用某厂某牌号的钢材，只要按照牌号向洋行下订单就行了，这是何等便利！因此，国内原本有悠久自制武器历史的各大兵工厂，纷纷沦为洋料洋件的组装工厂。且不说当时国内无法自行冶炼的特种钢，就算是步枪的木质枪托之类最基础的料件，兵工厂也乐得甩开质量不稳回扣有限的国内供货商，转而向洋行下单。
在1925年盛夏，国内制式步枪“汉阳”造的生产厂汉阳兵工厂居然向洋行协益公司订购了20万支“核桃木枪托胚料”。“汉阳”造步枪的年产量不超过两万支，换言之，汉阳厂一次订足了十年用的枪托，至少在1925年之后，所有的“汉阳”造步枪的枪托都使用来自美国与加拿大的核桃木！[8]
汉阳厂这样大厂尚且如此，各地的小兵工厂就更依靠洋行供给钢材乃至一般料件了。例如，广州的石井兵工厂，就完全依赖外国来料，没有洋行供应的洋料，兵工厂就开不了工：“石井兵工厂所用的钢材，只是按照洋行的说明书，某种零件用第几号钢材，照买就是。若是买不到，机器就只好停止转动。就连最后建成的手榴弹厂，手榴弹的导火索也是向英国买现成的，本厂造不出来。”[9]
连核桃木枪托与导火索都要靠洋行外购，北洋政府自然不会有从头建立钢铁厂的气魄。
于是，新式钢厂一拖就是二十年，一直到国民政府打完中原大战定都南京之后，新式钢铁厂的建设才重新回到政府施政方略之中。
在筹备抗战的20世纪30年代，钢铁厂建设是建军大业的重头戏。虽然南京国民政府的负责官员收敛许多，不再以回扣为主要考虑，但是政府财政依然困难，无法拨出巨款。于是，钢铁厂的设厂计划仍然陷入清末、北洋时代解不开的官商合办循环之中。
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个钢铁建厂计划是马鞍山中央钢铁厂。在1932年开始筹备的中央钢铁厂由实业部负责，网罗丁文江与胡庶华等工矿界名流主持筹备工作。但是实业部拿不出经费，只好找上天津与上海的银行财团，走官商合办的老路子。虽然建厂资本从8000万元减到1500万元，但是南、北银行财团仍然踌躇不前。于是，实业部转而找上英国商人在中国最大的矿业集团--开滦集团。但是，开滦在伦敦的母公司却不愿冒然投资……中央钢铁厂的建厂大业，就这么一拖又过了五年。[10]
要解破这个循环，只有复制江南制造局的经验。由政府自行筹措巨款建立钢铁厂。而且，要毅然排除任何商业考虑，不惜亏本，抱定钢材只专供兵器工业使用而不拿到市场上卖钱的心理，才能建立起能炼出合金钢的钢铁厂，才能建立起完全自主的国防工业。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政府自行筹措出巨大的资金，才能建立起钢铁工业。虽然，这笔巨大资本足以动摇国家财政。但是，正在筹备对日作战的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钢铁厂！
到了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找到筹款建立钢铁厂的捷径。当时，中德合作的哈步楼（Hapro）公司以易货方式与信用贷款运作对华军售，中国不需由外汇储备中拨出德国马克的现金，只要在国内购齐德方指定购买的矿砂与农产品交到上海出货，德国就由德意志银行提供的1亿马克信用贷款中直接划出德国马克现金到哈步楼公司帐下，供中方采购之用。有了不必拿外汇现金出来的中德信用贷款，中央钢铁厂残局复活。新的中央钢铁厂案由蒋介石拿出军事预算开办的资源委员会负责，资源委员会迅速经由哈步楼公司与克鲁伯公司签约，订购一个完整的现代化钢铁厂的机器设备，全案总金额高达5800万德国马克（折合法币约7800万元），一举花掉德国信用贷款总金额的一大半。
这个于湘潭兴建的天价钢铁厂在1937年6月25日正式签约[11]，预计在1939年完成，因为总金额过大。所以，要分成六年慢慢以易货方式偿还。当然，冶炼特种钢的电弧炉便是中央钢铁厂的重头戏，更是中央钢铁厂的钨铁厂主要的工作。然而，中国的全面抗战却在中钢厂合同签约的20天之后随即爆发。
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火速拨付第一笔1500万马克货款，克鲁伯工厂也积极交货，钨钢厂的机械设备显然是优先交货的。但是在沿海大港相继沦陷之后，机器设备只能转道缅甸的仰光港。而沉重的钢铁厂炼炉设备必须依靠铁路运输，在1938年底匆促修成通车的滇缅公路却只是一线道的小路，两吨半卡车无法载运沉重的钢铁厂设备经滇缅公路运进中国内地，可就在这危急时刻，英国的丘吉尔政府还要屈从日本压力封锁了滇缅路。于是，千呼万唤的合金钢电炉，只好凄惨地堆在仰光港的仓库，默默地等待着它未知的命运。
在1939年6月，国民政府被迫放弃湘潭中央钢铁厂的设厂计划。德国政府同意在原本已由中德易货贷款中拨付的1500万马克货款中拨出1000万马克给资源委员会购买其它器材。由此推断，当时克鲁伯公司已经交货到中国或仰光的器材之总价大约为500万马克。到了1941年，资源委员会不得不请负责滇缅路物资抢运的西南运输处帮忙，设法在仰光就地抛售钨钢厂的设备及原料，多少为国家换点外汇回来。[12]依据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吴兆洪在1941年10月的清查报告中记述，当时已经运交的器材，总值大约为357万2418.2马克。这批优先交货的机器设备，大概就是在仰光抛售的钨钢厂机材。资源委员会出售钨钢厂文件。
于是，中国抗战便成为没有新式钢铁厂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列强以年产钢铁数千万吨之实力捉对厮杀时，中国的大后方真正能冶炼特种合金钢材的电炉只有区区五座小炉：起源于上海钢铁厂（江南制造局钢铁厂）第三兵工厂的一座西门子1.5吨小型炼钢电炉，这座电炉原属江南造船所；云南省办的中国电力制钢厂公司有一座由美国抢购的0.5吨“匹兹堡”电炉，是经由滇越铁路运到昆明的，这个靠二手电炉与轧机成立的小钢厂虽然能炼镍钢与镍铬钢，但能力也限于制造工具而已；源于兵工署百水桥研究所材料试验处的第28兵工厂在抗战期间自制了一座小炉，搭配自制的坩锅，勉强可以小量生产各种合金钢。
真正有实用价值的合金钢厂是源于重庆电力炼钢厂的第24兵工厂。第24兵工厂有一座由美国采购的3吨“穆尔”式电弧炉，抗战期间又自行安装了一座战前购买的德国产3吨炉，这两个3吨电炉轮流开炉，年产各种钢材1000余吨。数量虽小，却确保了抗战年代中国步枪与轻重机枪自制所需的特种钢料。然而，这五座小电炉只能勉强供应步、机枪的生产，根本无法兼顾火炮用的特种钢材制造。
于是，一部中国现代炮兵史，便成为了一部外国火炮采购史。要考察抗战时期的中国炮兵，反而要从西方列强的各种火炮考究开始了！第三节 独领风骚的德国炮兵
在1912年民国初建之时，合金钢还停留在科技新知阶段，合金钢革命对火炮设计的冲击力尚未展现出来，这是因为欧美列强当时拥有大量碳素钢时代的旧型火炮，在没有战争鲜血刺激的和平年代，不可能投资巨款全面更换昂贵的合金钢火炮。而且，当时欧美列强的陆军炮兵战术依旧以旧式火炮的性能制定而成，有其固步自封的惰性。于是，使用高价合金钢材制成的新式火炮反而常被视为不必要的投资。
号称世界首强的法国陆军是故步自封的典型范例。法军在一战之前迷信机动攻势的作战理念，极度轻视火炮，于是对合金钢革命不屑一顾。法国军学界指出，火炮不是战场的制胜之道，步枪才是杀伤敌军的真正利器。在日俄战争中，伤亡于炮弹之下的日军只有8.5%，俄军略多，但也不过14%。换言之，日俄两军85%以上的伤亡都是步枪造成的。所以，法国《野战炮兵操典》慷慨陈词，火炮的破坏力有限。所以，炮兵唯一发扬火力之胜场，是在步兵发扬攻击精神奋勇挺进时之直接射击，其目的只在杀伤敌方之人员马匹，而不是法军认为难以破坏的工事阵地。法军的宣传画：“我们光荣的75”
再者，既然是直接射击，野战炮兵并不需要超过望远镜目视距离之外的远射程，也不必开发更具破坏力的榴弹和高爆弹。所以，既不需开发以破坏力取胜的榴弹炮，也不需开发以射程取胜的重加农炮。
既然不讲究射程与破坏力，就不需要合金钢时代的先进火炮了。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法军炮兵的主要火炮是大名鼎鼎的法军之神，象征法兰西陆军攻击精神的“1897年”式75毫米野战炮（Canon de 75 modèle 1897）。大名鼎鼎的“1897年”式野炮昵称“法国七五”（French 75），是碳素钢时代火炮的顶峰之作，使用HE（高爆）榴弹时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8550米。但是，法军认为以破坏敌方工事为主要任务的高爆弹是没有用的，“法国七五”只要在望远镜能直接观测的目视距离之内，以内含铅丸的榴霰弹（shrapnel）进行直接射击，有效杀伤敌人足矣。因为，直接射击的距离大约是在5000米之内。所以，“法国七五”虽然拥有8550米的有效射程。但是，随炮所附的表尺却只订到了6500米。[13]与1888年改良之95毫米Lahitolle野炮。
法国人是真心信仰“法国七五”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军的重炮少得可怜，由军属炮兵到师属炮兵，清一色的是“法国七五”。军属炮兵是4营制48门“法国七五”，师属炮兵是3营制36门“法国七五”。于是，在一次大战爆发时，法军炮兵被德军炮兵完全压制，攻击精神洋溢的法军步兵与“法国七五”还来不及上火线发挥刺刀冲锋的攻击精神，射程远的德军重炮兵就已经将他们消灭在后方集结区域内了。
法国人被德国炮兵的压倒性优势吓傻了！惊慌失措的法军把后方军火库里所有库存的远射程火炮全部拿出来装备给军团炮兵。然而，法军实在太迷信“法国七五”了，他们军火库里最大射程较为象话的火炮，只有在普法战争之后的雪耻年代开发的古董级90毫米“Bange”M1877式野战炮、1888年改进的95毫米“Lahitolle”式野战炮与120mm毫米“Bange”M1878式加农炮。虽然，都是有着20年以上历史的架退式老古董，但法军别无选择，只有火速将这些还在使用生铁榴霰弹的古董编成了100个战炮连，紧急开赴前线作战。且不问实际威力如何，先以射程顶住德国炮兵的压制射击再说！与1888年改良之95毫米Lahitolle野炮。
法国人的固步自封实属惊人，而英国人的保守僵化亦也不遑多让。英国人沉迷于1904年开发出来的3.3英寸18磅野炮（QF 18 pounder），这也是一种有效射程小于6000米，以直接射击作战的过时老货，但英国人居然一路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榴弹炮的开发上，英军却比法军要高明一些。英国人开发了两、三代野战榴弹炮，在1908年开发出了4.5英寸榴弹炮（QF-4.5 inch howitzer），但是射程有限，火药与爆炸威力也赶不上德军。然而，直到在二战爆发前夕，英国步兵师中的炮兵旅仍编制由54门18磅野战炮与18门4.5英寸榴弹炮混编的三个炮兵营，[14]英军炮兵的故步自封也可想而知。
在欧洲列强之中，只有炮兵战术领先群英的德国认真地进入了合金钢时代。在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适值德国炮兵战术发展光彩灿烂的猛进岁月，来自德国的火炮新概念必然让身为“德粉”的袁世凯激动不已。
德军火炮发展之突飞猛进，最显著之处便是发展出功能完整的野战炮兵体系。究其深意，这就要从他们的榴弹炮讲起了。
在德军炮兵战术大发展之前，各国的传统野战炮兵并没有“榴弹炮”的观念。提起榴弹炮，炮兵专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口径设在15厘米以上的大口径攻城炮兵（siege artillery）。专门用来攻打要塞的攻城炮是没有任何机动力可言的，机动必须依靠铁路运载，离开铁路就得拆解。同时，攻城炮也没有象样的炮架，为了抵消巨大的后坐力，一战之前的攻城炮既没有装轮炮架，也不装配制退复进机。巨大的炮身直接座在沉重的滑动炮架上，用一体成型的巨大敦实的铸钢炮架吸收火炮发射时产生的强大后坐力。
如此一组全重至少在5吨以上的笨重怪物机动起来，就是炮兵的梦餍！但是列强各国却满足于现状，法国炮兵操典上说了，火炮的功能原本就不在击破敌方的阵地工事，何需开发具有野战机动力的榴弹炮？
所以，欧洲列强传统的野战炮兵一味讲求弹道低伸的加农炮。野战炮兵使用的均是口径57-75毫米之间，在目视距离之内以直接射击杀伤敌军人马的“野战炮”，野战重炮兵则是口径在75毫米以上射程更远些的加农炮。然而，加农炮的射程超出了目视距离，又与法军的作战理念相左。于是，法军连加农炮的配置都要刻意忽略，而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法国七五”上。图为105毫米FH98/99轻榴弹炮。
然而，德军却特意将弹道弯曲的大破坏力榴弹炮野战化。在一战之前，德军已经在传统的野战炮（Feldkanone）与加农炮（Kanone）之外，又加入了野战榴弹炮（Feldhaubitze）的概念，将破坏力巨大的榴弹炮套上了三骈六马拖曳的炮车，奔驰在道路上施行机动作战。一战时德军的野战炮为口径10.5厘米，战斗全重压缩到两吨以下的轻型野战榴弹炮（leichteFeldhaubitze），也有口径15厘米，战斗全重超过两吨的重型野战榴弹炮（schwereFeldhaubitze）。就连传统的21厘米大口径攻城炮，德军也要加装制退复进机，设计出能够承载攻城炮超过六吨重量的带轮炮架，使得新一代的攻城臼炮（Mörser）能够可以以汽车进行牵引机动。210毫米Mörser 10臼炮，Mörser 10臼炮是最有意义的一种火炮。为了将原本属于攻城炮的210厘米臼炮纳入野战炮兵，德军在原本优美的炮身上硬捆上制退复进机，硬加上钢轮，不协调的改装赋予7吨重炮在设计时并没有考虑的机动力，才能让炮兵群的打击力量趋于完美。
这还不是最惊人的！
最惊人的是德国人制造的一种以带轮炮架部署的攻城臼炮，战斗全重达到了43吨的骇人重量的16.5英寸口径（41.9厘米）“大贝莎”（Big Bertha）超重攻城炮。
只有合金钢，才能实现德军所需要的更远射程、更巨大的爆炸威力、以及能够承重43吨的超级炮架！150毫米sFH02重榴弹炮。
另外，炮弹也要同步发展。德军在20世纪的新世纪破晓之时，就已经以TNT取代苦味酸火药（lyddite）作为制式的炮弹装药。苦味酸（Picric acid）制造的火药虽然威力巨大，但容易与弹壳金属发生反应产生爆炸，很不稳定。TNT威力虽然比苦味酸火药小一些，但是稳定性高，反而可以填装更大量的火药。于是，德军新式野战榴弹炮所使用的高爆榴弹性能得以飞跃发展。100毫米K14加农炮。在一次大战爆发时德军不单拥有与法国七五功能类似的77厘米野炮FK 96 n.A.，炮兵群所需要的各种火炮也已经蔚然成军。。
高爆榴弹讲究侵彻力，弹壳强度必须更大。于是，德国又率先淘汰了传统的生铁铸铁弹壳，改用钢质弹壳。但随着炮弹威力越来越大，弹壳钢材要求也越来越高。于是，镍钢合金也逐渐成为新式高爆榴弹的弹壳新选。[1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德军的步兵师已经有功能齐全的炮兵旅，炮兵旅有三个野战炮兵营，[16]另有以高爆榴弹之破坏力取胜，破坏敌方工事专用的105毫米轻榴弹炮营（操作105毫米FH98/99榴弹炮）。而军（Corp）炮兵与军团（Army）炮兵就更精彩了。军属炮兵的任务在以远射程为主的加农炮射击敌方后方集结地域，制压敌方炮兵火力，破坏敌方阵地，所以军团炮兵与军属炮兵既有以破坏力见长的150毫米sFH 02重榴弹炮与210毫米Mörser 10臼炮，也有以远射程取胜的105毫米Kanone 14加农炮（有效射程12085米）与135毫米Kanone 09加农炮（最大射程15100米）……
合金钢革命实现了炮兵的梦想。有了以弹道低伸的加农炮与弹道弯曲榴弹炮搭配的现代化野战炮兵，德军就能开创出现代化的“炮兵群”战术了。
德军炮兵按照任务类型编组区分为四种井然有序的炮兵群：一是扫荡步兵、马匹及薄弱掩蔽部等软性目标的Ika（Infanterie-Kampf-Artillerie）步兵支援战斗群；二是制压敌方炮兵的Aka（Artillerie-Kampf-Artillerie）反炮兵战斗群；三是制压敌后方目标、交通线与集结区的Feka（Fern-Kampf-Artillerie）远程目标袭扰战斗群；以及第四种“伽玛”炮与“大贝莎”炮等远射程超重炮组成的SCHWEFLA（Schwerste-Flachfeuer-Artillerie）雄壮威武不可一世的远程目标轰炸群。这四种炮兵战斗群搭配起来，就能含盖当时炮兵火力所能涉及的所有射击目标。[17]
有了多功能的炮兵群，德军炮兵就能遂行各种射击任务：对敌步兵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歼灭射击”，摧毁敌军炮兵与重武器的“破坏射击”，远程炮兵袭扰敌军后方宿营地或集结地的“扰乱射击”，把握良机不经试射骤然发起的“急袭射击”，己方进攻时以压倒性炮击构成掩护火力网随步兵逐步推进的“弹幕射击”，己方处于守势时阻绝来敌的“阻止射击”……[18]
于是，德军炮兵的作战计划，就是一曲以Ika、Aka、Feka与SCHWEFLA交织而成的“震憾奏鸣曲”！
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晨雾初开的拂晓，德军的数百门火炮毫无预兆地骤然怒吼起来。炮兵射击的第一阶段是不进行试射、毫无预兆的10分钟急袭射击。Ika的野炮与轻榴弹炮推进到距离法军阵地6000米之内的射击阵地，以最粗放的猛烈火力，迅速制压依据情报与直接观测标定出来的法军战壕、掩蔽部、机枪掩体与步兵炮阵地；以野炮、加农炮与重榴弹炮组成的Aka发挥8000米以上的远射程优势，以间接射击方式毁灭被情报官标定出来的法军野炮阵地，切实压制敌方炮兵战力。在此同时，炮兵观测侦察机与观测气球升空，以无线电导引以重型加农炮组成的Feka越过法军的阵地纵身，直接打击阵地后方的预备部队集结地、指挥司令部与兵站。而SCHWEFLA的首要目标，想必是预备区域与前线阵地带之间的交通线。体型惊人的210毫米巨型臼炮以114公斤的巨大高爆榴弹破坏敌方的公路与铁路，而射程15公里的重型加农炮则以绵密的火网，阻断法军任何向前线火海增援部队的紧急部署。于是，被Ika及Aka炸成一片火海的敌方阵地，在炮火中被切断成为孤立的据点，达成最终包围聚歼的效果。
在10分钟的急袭射击结束之后，紧接而来的是第二阶段长达110分钟的破坏性射击。破坏射击的目标是对敌方的炮兵与重武器作细腻的打击，而不再是第一阶段的粗放狂射。因为情报总有疏漏，骤然发起的奇袭不可能完全摧毁法军的炮兵。在首轮急袭猛烈射击之后，残余的法国炮兵必然要奋勇还击。而德军的声测连、光测连或配备方向盘与测距机的各炮兵营观测所则会迅速利用法军火炮还击时的火光与声音，判定法军炮兵配置阵地的位置与距离。于是，Ika与Aka的野炮与轻榴弹炮再次发威，摧毁任何胆敢鼓勇还击的法军野炮或步兵炮。而Feka与SCHWEFLA也要继续破坏敌方交通线，继续孤立法军的前方阵地。长达两个小时左右的缜密扫荡，才是步兵挺进的安全保障。
第三阶段则是多达四波的歼灭性射击，每个波次约20分钟。歼灭射击以歼灭敌方步兵部队为目的。Ika按照敌步兵单位阵地，分区分块逐个进行毁灭性的射击，务必使德国步兵遭遇的抵抗减至最小。Aka则开始施放毒气，进一步瓦解法军的反击能力。而Feka与SCHWEFLA则继续阻截法军的后方增援部队。而在四波歼灭射击之间，还要加入一次Aka的炮兵制压射击，再一次切实消灭任何在反击中曝露位置的敌残余炮兵。
到了第四阶段，就是德军跃出战壕攻击前进的高潮，各种火炮集中到Ika，执行掩护步兵的爬行弹幕射击（creeping barrage）掩护，Aka要盯住任何胆敢反击的残余敌炮兵与重武器，而Feka与SCHWEFLA则要完全阻止敌军的增援，让步兵毫无顾忌地在已经成为孤岛的法军第一线阵地中逐寸歼灭蜷缩在战壕中的残余法国兵。[19]
在先进的炮兵战术引导下，合金钢革命在德国火炮设计上开花结果。即使是最基本的野炮，德国的军火公司也要充分利用先进的合金钢，尽情挥洒火炮设计的创意风采。
以德军最基本的77毫米野炮为例：德军的制式野炮是克鲁伯兵工厂在1904年改进FK96而推出的FK 96 n.A.型（neuer Art，意指“改造九六”式野炮），有效射程5500米，最大射程8400米。而在一战爆发之后推出的FK16野战炮则一举跃进到有效射程9100米，最大射程10700米！
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把必须使用方向盘进行间接射击的FK16卖给法国人，法国人一定会嗤之以鼻。
射程较远的FK16是Ika弹幕射击的完美武器，也是德军的暴风突击兵（Sturmtruppen）攻击前进时无远弗届的守护神；在Aka全面制压法军炮兵之时，FK16的优异射程足以全面压制法国表尺只订到6000米的“法国七五”；FK16的远射程甚至可以在Feka破坏法军阵线后方集结区时派上用场。所以，在法国人眼中百无一用的合金钢革命，在德国人手里就是跨时代的炮兵飞跃。第四节 以德为师——袁世凯的好眼力
世界上工业技术落后的国家，往往最容易在兵器工业上故步自封。而在民国初建之际，炼钢能力骤然落后世界列强一个时代的中国，无力升级自身的钢铁工业，但要是向法英等国一样采取保守顽固的态度走下去，那可真是自寻死路。然而，在民国初年领导炮兵整建的大总统袁世凯却有着非凡的好眼力。所以，工业实力远落人后的中国反而以德为师，锐意仿效世界最先进的炮兵体制。
清末的火炮建设原本是以英国为师的。炮兵讲起火炮就是三“磅子”六“磅子”十二“磅子”的英国腔，炮操也是英国操。炮兵专家们谈起外国大厂，小炮专讲“麦克信”（Vickers, Sons & Maxim），大炮推崇“阿姆斯特朗”（Armstrong-Whitworth）。兵工厂的技术人员也是满口英伦腔的英国派，工程师测尺寸用的是英寸英尺、检查火炮用的也是英国海军部标准的英吨/平方英寸、编射表以英制的码单位计算射程、英制的磅单位计算发射药量……
英制单位不是十进制，用起来是很麻烦。于是，江南制造局造火炮的技术工匠们，都要把英制换算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各个都是乘除法心算高手：“每码合三英尺，每磅合中砝十二两，每吨二千二百四十磅合中砝一千六百八十觔……”
清末兵工界的英国风持续了三十多年，原本已经是根深蒂固。然而，行事雷厉风行的袁世凯却一举扭转了兵工界的英国作派。1903年，袁世凯出任总理练兵处会办，负责全国新军的整建。袁世凯是当时最狂热的“德粉”，谈起火炮开口“克鹿卜”，闭口“格鲁森”，袁世凯一上任，兵工厂以英为师的风尚骤然为之一变。江南制造局造炮厂的技术工匠都是从小勤学英制的，但是在短短两年之内，各大兵工厂居然将用了半辈子的英制全改成德国人用的公制。工匠技师们紧急改变思想，满口“每密达合工部营造尺三尺一寸五分，一密达分十代西密达、一百生的密达、一千密里密达，用时谓代西、谓生的、谓密里……”“密达”是米（公尺），“生的密达”是厘米（公分），“密里密达”是毫米（公厘），浅显易懂。而“代西密达”（decimeter）就稀罕了。这个简写为dm的单位是当时在德国也很少人用的“公寸”。1公寸折0.1米，所以又称“分米”。连冷门的分米也列入口诀，足见当时公制化的彻底。
但是，用惯英制的工匠技师们难免旧习难改，在心算时脑中下意识立即反应出来的数据便是英尺英寸。然而，袁世凯的严厉是远近闻名的，部属无人胆敢轻拂其意，于是在算尺寸时，工匠们只好再多费一层心思，把英制数字在心中换算成公制再出口。于是，艺徒工匠们测量尺寸的新口诀，还得要加一道“每密达合三十九英寸又百分寸之三十七”。
量个基本尺寸还要加作一道小数点后两位的奇数除法题，当年的各大兵工厂也不知要打坏多少次算盘！
当然，江南制造局自制的各种火炮也得改名字了。以江南局的骄傲、开发出长、中、短三种身管的8英寸炮为例，为了讨袁世凯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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