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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11: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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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星威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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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季风穿过北回归线

随着季风穿过北回归线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随着季风穿过北回归线作者:许星威排版:昷一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1-01ISBN:9787507841152本书由北京人文在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代序恰好与本然——许星威散文作品随感李犁

打开电脑,要为星威的散文集写点感想,刚一凝神,他玉树临风的身影就在我的眼前摇晃,泉水出山般的声音也灌满了我的耳巢。我情不自禁地望了望辽远的天空,遥想此刻生活在南方的他是在伏案写作,还是相携着知己又妻子的秀玮大姐,徜徉在清风拂面的公园绿荫处。一股温暖涌上心头,湿润了文字,也湿润了记忆。

按常理,儒雅又遵序的星威与年轻时一身匪气的我不是一类人。在夜不能寐的时候,我也常常被这样的想法纠缠着,并颠来倒去地探究其缘由。现在一切都已了然,其根本还是文学这个纽带把我们绑在一起。尤其在那个文学被边缘甚至被遗弃的年代,我们都是文学这个麦田里最后一拨守望者。共同呼吸的文气让我们成为灵魂上的同志,星威也就放下身架,经常宽宏大量地与我这个莽汉一起推杯换盏。我还时不时地在子夜时分将其从被窝里喊起来,在街旁酒肆把酒言欢。此刻文质彬彬的星威会敞开心扉和酒量,与我们一起自由散漫起来。每当追忆到此处,我就真正知晓了星威的骨子里一直潜伏着独立和自由的本性,只是职业确切地说是修养,让他将这种直率和放达控制在有方圆的言行中。就像我粗犷中也依然保持着对真正崇高东西的敬畏和胆怯。所以性情上我们还是有着一致性,只是我显现的部分正好是他的隐,一隐一显中见出共同的品质,也是一种互补。我视这些为我们友谊的基础和灵魂。

所以,大多时候人都有两个自己,文字中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尤其在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体中更突出。或者反过来说,在诗歌和散文中,不见真实的作者亦如声像情,就不是成功的写作。正如清代袁枚说的:“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散文也是诗,只不过是不押韵的诗歌,我理解散文就是更自由更散漫、体积放大了的诗歌。所以我在这些文字中看到了一个朴素又典雅、自由又审慎、超诣又爱悯着人间的星威。这些都可归纳进诗人和诗歌的品性中,所以我也把星威这些散文当诗歌来欣赏,而它确实有着诗歌的韵味和节奏。

其实韵味包含了节奏,但韵味更多时候是指作品引起读者情感上的滋味、意味、情味,还有人生的大况味,它迷醉着读者,震撼着读者,让文章尽味无穷。读者也由这诸多味道产生更多的联想和追问,滋生出更多的人生之味,且层层叠叠始去复来,像空谷的钟声已尽,余音却缭绕于心,久久不散。节奏当然也不是表面的音节,而是这些文字后面的意蕴和情感,像潮汐一样,打着节拍冲击着读者的心灵,让人的心一阵紧一阵松,一会儿揪着一会儿释然。譬如读《幸福楼的故事》系列,心就在波峰浪谷中颠簸着,随着情感的抑扬顿挫,对人生和命运的感受和认知也一层层加深,一层层剥开,最后让人欲说还休,无言中万般滋味在心头堆积又慢慢漾开。

说到《幸福楼的故事》,就不能不提星威散文最突出的品格,那就是朴素。写此类叙事性文字,星威用的是还原法,一切客观化,其目的就是挤出情感中虚妄的泡沫和杂质,让真实裸现,让那个时代的本质裸现,从而让人对人性和命运有了刻骨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随意义和情感一样还原的还有文本,包括叙述姿态和口气,都是自然、平易、轻松和日常化的。洗去铅华的文字,像经过了清水淘洗的纯棉布衣,让人读起来亲切自然,仿佛身在其中。这是从内向外的纯真,极致的朴素,显示了星威的内心已经全部放下。也只有彻底地放下,天地才变得辽阔,心灵才真正自由,表达才行云流水,文字才洗练生动。代表技术的机巧退去,随之涌来的是盎然的情趣。写作不再是打造精致的器皿,而是让胸中之气自由地喷薄,且充沛鼓荡连绵不绝,让文字和文字中的人与物有了呼吸,有了灵性。我们顺手找来一段佐证一下:

老虎他妈,我们叫炳姨。她是老师,而且是卫校的老师。她嘴巴锋利,说话抑扬顿挫,有板有眼,黑黑的脸上是天然的威严。想到卫校里是用尸体当教具,我就心里透着冷气。只要她板着脸,我们都不敢出声,一个个悄悄从她家溜走。她总说我,小不点儿,有心眼儿。听着就不像好话,我哪有你家孩子心眼儿多,一个个贼精八怪的。

要说炳姨厉害,还有一手。只要她温柔地说话,会立即化掉一秒钟前的不快,转眼被她的甜水似的话打动。特别是她叫吴畏的奶奶不叫妈也叫奶奶,楼上的人家只有她会这样叫老人。招呼邻居,也都跟孩子那样,叫我妈梁姨、叫大华妈赵婶,显得特有文化,特有教养,特亲切,让别人家的妈妈立即就矮了半截。

不能用白描等简单地概括这些文字。从创作主体来说,这是气在流动,吐纳之间,人物也随之有了性情,有了现场感。而且一切都是原装的,就是原生态,包括场景情境、人物的心理和语言,没有任何修饰和改造。看似星威呈现得随意简单,其背后是经过了千锤百炼修为后的复原。这就像最好的剑客,已经放弃最华丽的剑和最高明的剑术,因为所有的技巧都化成了剑客的素质和习惯,于漫不经心中以一枚树叶给对手一剑封喉。这也类似著名的佛教中关于修为的三个境界,开始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然后经过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修炼,最后再回到最初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前后看见的相同,其境界已经不一样了,这是真正的朴素。这心态映照在星威的写作上,就是不装,凡心即佛心,俗事即圣事,写作的镜头一旦对准了人间百态,文学就充满了电,有了温度和力度,并返璞归真,变得郁郁葱葱起来。

这一切标志着星威的写作已经慢下来,不仅慢下来,还停下来,正往回返,往起点的方向折回。这就是星威散文的又一个品格——回归。他的这本散文集的前半部分,也是主力的部分,写的都是回乡与回忆,寻祖与寻根。这也应了荷尔德林的那句老话,写诗即返乡。我给解释成写作就是一条回家的路。这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生命经过了不断出击和追寻,终于明白了,终点就是起点,远方就在身旁。比如,在人生之初除了那些功名利禄之外,我们总是把这些词作为理想来追求:永恒、绝对、无限,美、爱、自由,自然、真实、简单,宁静、纯洁、清澈和澄明,等等。为了这些东西,我们总是不知疲倦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等我们阅历了人生之后才发现,这些东西原来就在我们的身后,或者我们早已拥有,可我们在茫然无知中给丢弃了。但是我们走得太远了,身体已经无法回去,那就只能在文字中一次次重归故里,让灵魂一次次接受最初的最真的品质的洗礼,于是超诣与回归重合到一起。大自然、童年、故乡和宗教,是所有文学的方向,谁写了它们,谁就点中了感动的穴位,撬开了心灵大水的闸门。所以我读星威的故乡系列,特别是《故乡就是一棵树》特别激动,一个片段,甚至一句话也舍不得放过,仿佛不是他找到了生之根、姓之源,而是我找到了自己的前身和前世,心跳也跟着他走进故乡的脚步而加快,并被他故乡的天空涂抹得一片湛蓝又舒畅。就像他写的:

我下车了。明明踏到了地上,但竟有些恍惚。踩下去的是故乡的尘土,浮上来的是风,是掠过梦中的窝棚穿越了百年的风。这里就是祖辈们生息的故土?我听到树上有鸟清晰地叫。我尽量眯着眼,想仔细看清周围,可眼前是一片明晃晃的阳光。

这是幻觉,也是切肤之感觉。是真境,也是仙境;是苦苦追寻的理想变成现实时瞬间恍惚后的豁然开朗。此刻干净的不仅是风景,还有灵魂。这就是哲学为什么提倡返乡,文学为什么要把乡愁作为永恒主题的缘由。这是一种大宁静,大境界,大美。天地有大美而无言,但无言不是无话,是无以言,是找不到任何语言来配这种美好的感觉,我们也只能与星威一道在故乡“明晃晃的阳光”中沉默不语。

所以,星威朴素的文字里并没有放弃美,这就涉及星威散文的第三个品格,那就是唯美。而且他一直视唯美为文学的最高也是唯一的境界。但他希望他笔下的美不是特意的、人为的、“做”出来的。他首先要表达的是真,因为朴素离真最近,在抵达真实和真理之时,有美以及优雅自然地随之呈现出来。像上面提到的故乡系列,他的初衷是写回乡的感受,而他感知到的故乡就是大美,甚至是美之源泉,那么美也就自动淌出来了。换句话说,唯美一直在他心中,是神,是他视作为文为人的最高境界,不论他写日常生活、个人喜好,还是游走各地的风景和风情,只要拧开写作的开关,这美神就会自动地显形,一起显形的还有前面提到的优雅,优雅是美神的孪生妹妹,它也是星威素质和文质中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也把优雅视为星威散文的第四个品格。

这让我想到《菜根谭》里说的:“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这恰好和本然是星威写作的方法也是目的,这说明无论是朴素还是回归,唯美还是优雅,都不能硬来,强取豪夺只能是伤害和破坏。只有在恰当的时间,主观与客观本然地吻合和显现,才是最好和最妙。当然这不仅需要文字的修为,还需要去掉一切欲念和心机,才有与恰好和本然相遇的机会。

认识星威有三十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系统地读他的作品,让我更加了解他俊朗的外表下有一颗诚朴、自由、典雅、美丽的心。为他写下这些文字也是本着本然和自然的态度,让思绪顺流而下,没有刻意地去结构。其实每个阅读者都是从别人的作品中寻找自己的影子,找到可以安抚自己心灵的那部分。那就好好地读这些文本吧,能安放星威心灵的文字,一定也会让其他的灵魂找到着落。故乡故乡就是一棵树一

我经常会做着同样的梦:我像鸟一样高飞在空中,看到长白山天池的一泓泉水向北,流出一条蓝色的弯弯曲曲的线。从一片白色到褐色,由褐到大片绿的大地,蓝色的江水一路穿过。松花江从长白山向北流过两百多千米就到了吉林市。

我好像看到,我的满族祖先在白山松江之间一个平缓的坡地上,停下了马蹄,抖落了一身的尘土和疲惫,搭起了一间窝棚,安下家。然后,生儿育女,一代代繁衍。

我从吉林再向北飞,一个村又一个村,我就是找不到老家——许家窝棚。

昨天,当那只鸟再次闯进我的梦里时,我猛然惊醒。当天下午,就接到吉林大姑的电话,说祖坟要迁。八十多岁的父亲听说后,非常着急,却因路途遥远不能前往。毫无疑问,我一定要去吉林。那个梦已经告诉我了。

相隔二十二年,我重回祖籍吉林。

飞机上,邻座有位自来熟的胖子,刚坐下就兴奋地冲我说:“满族人!”“你怎么知道?”“哈哈哈,看你单眼皮小眼睛,就差不多。”“没错,我是满族,可户口上是汉族了。那你眼睛也和我一样呀,也是满族?”“不,我是朝鲜族,户口上也是。”他自负的样子令我沮丧,我又想到了那个寻根的梦。

暮春的雨,冲洗了一地黄沙尘。我下了飞机,坐汽车,奔酒店,推门一看,满屋的人——等候多时的二叔、大姑两大家十几口拥上来,前面年轻的齐喊大哥,一一仔细分辨才知道,他们是堂弟、堂妹、弟媳、妹夫。后面的老人叫着我的乳名,能认得出,是已经老态的大姑、姑夫、二叔、二婶。我急忙分开弟妹迎向大姑,她红面白发,看不出大病初愈。二叔头发剩得不多了,瘦得利落,笑声明朗。

全家围坐一起。满桌菜,满杯酒。你敬我,我敬你,一杯杯酒下肚,满屋的情就浓得化不开了。

席间,他们用地道的乡音聊着吉林的变化,我用混合的口音聊我广州的家,聊我远方的父母,大家还聊了爷爷奶奶的坟。二叔告诉我,别担心,他都安排妥当,祖坟暂不用迁了。“不用迁了?怎么回事?”“说不明白,反正不迁就是好事。过两天上坟适合,那就后天上坟吧。”

祖坟的事,有了着落,酒下肚就顺了。一会儿,胸中热了,头有些晕了。恍惚中,我又像鸟飞起来了。我想起了许家窝棚,问二叔:“许家窝棚还有亲戚吗?”“早没了,我都六十多年没去了。”“我想去看看,老祖宗的家是什么样。”“不用去了,连认识的人都没了。再说,路也不好走,挺远的。”大姑的小儿子三儿也说:“还是别去了,没啥看的,大哥愿意的话,我领你看看松花江,看看丰满水电站。”那鸟依然在飞,寻根的愿望越发强烈。“我想去,看看许家窝棚是个啥样,还有没有。”见我说得坚决,三儿说:“既然这样,大哥来趟不容易,明天弄个车,去找找。”二

第二天,阳光明亮,一切都水洗般的透明。车上路了。

一路上,田野不喧闹。尽管花开了,柳绿了,江水蓝了,一切都静悄悄的。这里曾生存过善骑善射的马背民族吗?那个叫女真、叫鞑靼、叫满洲的民族,曾经从这块土地像旋风刮过,马蹄声敲响整个中国。怎么?如今,这里真像风吹过后,没留一丝的痕迹?

一路寻找的许家窝棚,竟没人知道,几经打听,终于发现在搜登站镇有位过了六旬的人还记得它,不过,他说许家窝棚早改成刘家村了。

太爷、太奶、爷爷、奶奶就是从许家窝棚走出去的。父亲六十六年前埋葬了他的太爷后,再没回来过。

我知道,这个叫窝棚的许家一直在静静地等着我,因为一个游子早晚都要回家的。我梦里一直寻找的地方,就在这儿。看着远远的公路尽头,树林掩着安静的村子越来越近了,抑制不住心跳骤然加快了。这么多年,不管我来,还是不来,这里就是不动声色的平静。不管我想,还是没想,思念的感情就向这里聚集。从来就不知它的模样,可我像就要回熟悉的故土,急切!

许家窝棚到了。见村口有人,车就靠过去。

我下车了。明明踏到了地上,但竟有些恍惚。踩下去的是故乡的尘土,浮上来的是风,是掠过梦中的窝棚穿越了百年的风。这里就是祖辈们生息的故土?我听到树上有鸟清晰地叫。我尽量眯着眼,想仔细看清周围,可眼前是一片明晃晃的阳光。

是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一脸粉红,丹凤小眼。听我说要找姓许的。她说老许家没有多少户了,南边那家就姓许。她指给我不远处的一处大院子。我顺着路边找最近的门进了。过了高大的柴垛,一道夹着整齐的秫秸墙的菜地,看见红砖大瓦房。从北进院,嗬,五六头毛色缎子似的大黄牛安闲地卧着,头顶一点黄毛的小白牛站立,巨峰葡萄似的大眼睛忽闪着,一只耳朵扇动。黑狗警惕地叫着,嗖嗖地蹿过来,猛又止住,盯着我。

腰扎围裙、头系毛巾的老妇人迎出来,喝退了狗。知道我的来意,她就连忙把我让进屋。

我扶着老人,试着问:“是不是姓许?”“是呀,是姓许。俺老头已经不在了。”“什么旗?”“镶蓝旗的嘛。”正是,我姓许,我爷爷也正是镶蓝旗的呀。应当是一个祖宗,一个家族的亲人了。

进屋,老太太就让我上炕,我和老人寒暄了几句。老太太问我:“是哪辈的?犯什么字?”她一板一眼地数着,像吟诗,“承久传家远”。我一听,啊!这句不正是我父亲说过的许氏家谱的第一句吗?马上接上“忠厚继世长,诗书立福业,荣弟永绵昌”这二十个字,就是许家家谱全部的内容。不可思议,仅一句,家族先祖留下的信息,就像密语一样集合天南海北的家族后人。

老太太的老伴犯“传”字,是我爷爷辈的。我告诉她,我应当是犯“远”字,属老人的孙辈,只是我没按着家谱起名。老太太凑近我,左看看右瞧瞧。眼角一收,皱纹里的笑就渔网似的撒满整个脸,拉过我的手,连说:“像,像,看眼睛,就是俺老许家的人。”许家在我这儿遗传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单眼皮的小眼睛。“奶奶,还会不会说咱满族话?”“早不会了,村子里没有人能说会写了。村里老许家的人,好多都跟你们那样,搬走了,这几年走的人就更多了,这村早改成刘家村了。”我的心变得冰凉。“唉,再过几年,许家窝棚怕没人知道了。”

满族人曾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过辉煌的历史。那些只留在过去,锁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每当我说起自己是满族,所有人都睁大眼睛审视,然后失望,因为从我身上找不出一点那个特殊民族的痕迹,差不多连我自己都怀疑了。我努力在这同姓的宗亲家四处寻找满族的痕迹,看来也是徒劳。火炕、炕琴柜、地桌,这里就是东北农村普通农户,和汉族没有不同。

门开了,进来个女孩,就是在村口指路那个。老太太忙喊:“快叫大哥,跟咱是一家子的,从广州来的,回老家来了。”“哥——”女孩一开口,桃花色粉粉的脸,红成了苹果,笑眼弯成一条线。老人、女孩纯纯的乡音,让满屋子的阳光都颤颤巍巍的。

老人说起了村中许家的故事,数了家中几个孩子的情况,有些得意地说她已经有两个重孙子了。

我要告辞了,老太太有点急了:“不吃饭吗?吃了饭再走呗,到家了呀。”“这回不了,下次再来看您老人家,说不定住这儿呢。”话是这样说,我下次还能再来吗?我一直寻找的找到了,可心里一下又空落落了。

我从老人家出来,又在村中漫无目的地走着、看着,发现许家窝棚是个很小的村落。

回到村口,见又一个脸膛黑红细眼睛六十多岁的妇人正和来的一车人唠得火热。原来她是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听说许家的人回来了,从家里急忙赶来,见我就一把扯住了:“住下呗,咋这么急着走。”眼睛里湿湿的。

车动了,一车人在向她挥手,她有些不知所措地呆立着。一车同族的人突然远道而来,又匆匆离去,连顿饭都没吃,她的确非常失落。我有些后悔没在村里多待会儿,没跟这些宗亲再多叙叙亲情。进村时看到天边几朵淡淡的云,一阵风便不见了。妇人的嘴角有点抖,明亮的阳光下几丝乱发在耳边闪动。柳枝随着风也在动。

车转过村口的一瞬,远远看见刚才那个大院门口有个身影像棵枯树,是老太太站在那儿,远远地向着开动的车招手。

柳树上几只鸟飞了,洒下一串脆脆的叫声。三

第二天,大姑、二叔带着全家老小都来上坟了。他们清明来过,这次是专门陪我来的。

暮春,明丽温暖的阳光下杏林一片,转弯又是细细的新树林。花粉白、叶鹅黄,坟就在山上边那两棵浓绿的松树下。我们上山了。

准备好鲜花、水果、点心和白酒。大家穿得漂亮,像过节。

爬上了山,出汗了,大家都坐在坟旁歇了,我仔细看着爷爷、奶奶、太爷、太奶的坟。大姑、二叔一直给我讲祖辈的事。

我没见过爷爷,家里没他的照片,一张都没有。他是在我出生一年后故去的,死时才四十五岁。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一天。我太爷爷四岁,他不解地看着许家窝棚的人惊慌失措地传说着,在吉林南边的海上,清军大败,他不知道那叫甲午战争。打那时起,大清王朝便开始了风雨飘摇,太爷爷在满族人一天不如一天的日子里慢慢长大。在野草枯黄的深秋,太爷和太奶带着我爷爷背着包袱,马车轮碾着泥地上僵硬的薄冰,离开了许家窝棚,踏上了那片只剩荒草的空旷田野。槐树撒下哗哗的落叶,寒风送他们走向远远的吉林城。

吉林乌拉是满语,是一个江边的码头,简化成吉林。爷爷随太爷进了城,正是大鼻子俄国和小个子日本在这块地方抢夺资源的时候。日本人胜了俄国,又过了许多年,日本关东军吓跑了东北军,强占了东北,把满洲一个民族的名字变成国家来掩盖殖民的目的。

列强用刺刀和火车把工业文明带来了,东北迅速改变了原生态的模样。我太爷由农民变成市民,爷爷从手工做徽章的自家铺子,走进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成了一名修理火车的工人。

不知是在大清覆灭时,还是在“满洲国”倒台时,我们家的满族身份就改掉了,隐藏进众多汉族当中了。无论是忠厚老实的太爷许久功还是谨小慎微的爷爷许传薪,都无法承受因民族衰败的颠簸带来的无助和恐惧。尽管爷爷是一名真正的产业工人,但因为是“满洲国”的工人,恐惧一直伴随他生活的每时每刻。终于在一个漫天风雪的初冬,他喝光了最后一滴加了砒霜的酒,睡在了山坡上。

爷爷唯一留给我的,是在山岗上高高的坟墓。他的身旁有他的阿玛(爸爸)、纳纳(妈妈)和妻子。他在这里看着他的家吉林,看着他的后人。他的背后遥远的地方是许家窝棚。

我坐在他们的坟前,眼前一片阳光。坟地里的杏花开得雪白,草色青青,前天的沙尘被大雨洗得一干二净,山中的味道是春天的清新。

我烧着一沓沓黄纸,大姑在一旁念叨:“爷爷、奶奶、太爷、太奶,你们的大孙子从广州专门看你们来了,给你们送钱来了,大家都好,全家也都好着呢。”

我们和先人团聚了。

我一边烧纸,一边和二叔说:“我以前一直都怀疑咱家许姓到底是不是满族。这次来吉林前,我找到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看到第七十七章里,明确许姓在满族的679个姓氏中,有正黄旗、镶蓝旗、镶黄旗。”二叔说:“那当然,俺家是正宗满族!”

全家都忙活着,培土,撒点心,倒酒。然后,我和大姑、二叔及弟妹们跪下向祖宗们磕头。

天浅蓝,云很淡。阳光亮得刺眼。

起风了。杏花落了,白色的花瓣像雨,纷纷撒在坟上。

树上有鸟叫,像我梦中一直在飞翔的鸟一样,叫得清脆。七月——回乡的歌一

东北平原,天高地阔。雨后,天幕铅灰,却并不低垂。田野绿得浓郁,像铺了绒毯,厚厚的、软软的,看不出黑土地下坚硬的骨骼。

奇怪,在广东,对一年四季都是绿色早就习以为常,而东北的绿却让我激动。这两种绿色有什么不同吗?应当是有的:广东的绿,是四季不变的,是成熟的,也是世故的,因而看久了也是疲劳的。而东北此时的绿,是经过冬季的肃杀后,从生机勃发的春跑来的,并且是一股脑地涌来的,绿的色彩相当一致,让我有了久违的激动。

去年的流行色就是绿。草绿、葱绿、嫩绿、黄绿,我喜欢军绿。那绿透着生命,还绿得沉稳。七月的东北田野,比军绿更葱郁一些。

田野里基本是苞米,好久没见到这么大片的苞米,一望无际。开车跑上几小时,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每棵都好像京剧演员似的拉着架子,伸胳膊伸腿的,个个粗壮,宽宽的叶,高高的个头,顶上的穗子也还是绿的。单株玉米也没什么出奇,和广东的玉米样子差不多,只是更粗、更野、更雄性。几百几千几万相同的模样、士兵列队似的站在一起,就形成了壮观的阵势。重复产生力量,但这连绵的绿色的力量是隐藏的,不动声色,没有一点炫耀、喧闹,连起来还有天鹅绒似的柔软。像世博会英国馆用亚克力插起的刺多了就成了绒球。绿绒的苞米一路连绵着。绵延的尽头冒出了城市的高楼。二

现在的城市人更愿意跑到乡下。家增夫妇把这次招待安排在他乡下的小院。他买的院子在一个被深绿色苞米包围着的小村里,茂密的苞米把城市远远地隔开了,舒服得很,寂静得像假寐,或午睡。这个村后的山上,有他家的祖坟,他说也留了他的位置。参加聚会的有话剧演员张晓华,电台的刘明乔、徐丽,政协的小星,文化局的小关。家增找的人有点像是当年话剧团老朋友的聚会了。家增的哥昨晚下了网,早晨起了小河鱼。细雨飘过后,颜色都争抢着入眼。院子里紫苏鲜、小葱嫩,砖墙红、窗子蓝。葡萄架下,桌上摆满了农家饭菜。新苞米、新土豆刚出锅,那叫香呀。抓过来左右手上颠来倒去,嘴里嘘嘘地吹着气,忍不住咬上一口,烫得哇的一下张开嘴,又舍不得吐掉。

屋檐下,有个燕子窝,燕子不在,一窝鸟借住。鸟羽毛土黄杂着黑,好看,叫声啾啾,好听。窝里有三只小鸟,东张西望看院子的热闹。鸟妈妈衔着一条青虫,落在牵到屋檐的电线上,回头望着一院子的人,不敢回家。家增喊着别过去。大家都小了声音,动也不敢动。鸟进了窝送饭,又飞走了。小星在角落里,手里的相机连拍不停,要抓住那跃动的温馨。

笑声里,杯起,白酒、红酒不经过喉就直接下肚。家增连说遗憾,去年用葡萄做了六十多斤酒,全喝光了。今年葡萄还没下来,没做呢。大家侃起了话剧团的那些人那些事,这帮昔日的演员,声音、形体都用上了,虽说多年不演戏了,藏箱底的老包袱,抖出了新意,个个戏足着呢。不过瘾,明乔拿出了口琴,还给我妻子背来了手风琴。嗬,装备这叫齐全。有了乐器,歌声就起——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其实,天还似有还无地飘着细雨,那景美的,在每个人的脸上、眼里和挂在杯上的酒底子。歌声搅乱了小村下午的寂静。三

才早晨七点,手风琴就响起。《花儿与少年》是首老歌,孩子拉的。是妻子的小哥在教学生。头几天断断续续的。半月后,就完整了。小哥的琴声是欢快、跳跃的。孩子的琴声是跟着的。七八岁的孩子怯生生的,有点怕老师,还有些偷懒和滑稽。太累了,歇一会儿。老师你都认识我们学校谁?认识温东城吗(他在说自己的名字)?听说他的琴拉得不错,说这话还一本正经地不笑。

岳母满眼是笑,耳朵又背了些,但精神依然爽朗。九十五岁的人,看我的到来,还要下厨房。“我身体好着呢,没啥大毛病。你们不用惦记。你们挺好,我就放心了,有主保佑你们。”她是个信徒,每天早晨四点多都要做祈祷,除了念赞美诗,还为家中的每个人祈祷。每周还要去教堂,她在那里可是年龄最大的,每次大家都迎出来。本来是准备给她祝大寿的,可她不让过。有人祝她长命百岁,她不愿意听,那离百岁不是没几年了吗?她说,看着我们都好,她回天家也高兴。

那天亲戚们都回来聚会,老人高兴,她还唱起了《天涯歌女》,气力有些弱了,但歌词记得清楚,哥的琴声伴着,很深情。岳母养育了七个子女,共和国的风雨她都经历过,大女儿和老伴早离世了,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可好像不曾留下痕迹。天涯何处无芳草,人生无时不芳草。她每天都在愉快的精神生活中,每天都有琴声,有《花儿与少年》陪伴着,能不长寿吗?四

合全的根雕留在架上了,玩了七八年,他累了。我写过他的根雕,是那种质地里透出的灵性。他的书法写得叫人起疑心:起承转合,墨感韵味均十足的字,是在自己书房磨出来的?他得意地和我说,有一次,一天一夜他没吃没喝没睡,一下把毛主席六十七首诗词通通写了一遍。行草,相当流畅,行止停顿,布局结构恰到好处,像书法家张英武的字。他又迷上了画画,几大本素描和速写让我翻了一个多小时。从来没听说过他会画画,更没看过他画画,跳舞才是他本行。他还敢上菜场画写生。六十多岁的人了,没学过画,胆真大。钢琴上摆了一排龇着牙、咧着嘴笑的小泥人,也是他捏的。他又说起巴乌不同笛子的吹法,去云南买的,回来没吹响。扔下十多年没动,一下心血来潮,居然吹了一曲《五彩云霞》。哈哈哈,看见我喜欢他得意地笑,一样一样地炫耀他的宝贝。我边吃西瓜边看边听,有点忙不过来,西瓜水流过下巴,滴了一地。

我手机响了,要赴约。他有些慌乱:“嗯?不在这儿吃饭?你嫂子去打太极拳了,马上回来,说好准备在家吃饭呢。”

隔了几天,他们夫妻冒着大雨在酒楼门前等我们,弄了一桌子菜,终于了却了他的心愿。五“其实我也不是硬要参加,桌小坐不下那么多人,我理解,只是觉得来这么多人都没找我,我在你们心里太没有位置。我想单独请你。你回来一趟不容易。老同学了,想想三十多年前,多好呀,我们住得不远,和你们幸福楼挺近的呢,小时候,我觉得也聊得来,我还挺崇拜你的。给我留点时间,请你。我老公都说了,你同学老够意思了。上次,我父亲去世,没想到你能参加葬礼,太让我意外,太感动了。你连饭都没吃,我回头找你,你回广东了。来,我敬你杯吧,谢谢你这个老同学还能想着我。”这个快嘴的罗素萍,还是中学时的老样子,除了白白的脸上有了细细的皱纹。我插不上嘴,只能端着酒杯。“这种人下岗是有原因的,这么不守时,说了不算,不下岗怎么的。”原来是赵庆波通知大家聚会的。所以,当有人不准时,他就说出了这么恶毒的话来。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好意,但这话太伤人了,连忙说:“快别这样说,一定是有特殊事了。”“不对,你回来一趟多不容易,其实我们也好久没聚了。同学们一天天老了,有的永远都来不了了,还能聚多少回呢?”

那天,我想请落难的小学同学老郭吃顿饭,他是小时候的班长,他说我请你。他依然有号召力,一呼就来了二十几人,都是一帮男生,限于环境,只找一个女同学做代表。好多人是多年没见到的,还有从美国、芬兰回来的。或白了发,或秃了额,大多数人童年的形象只能残留一点了。话一出口,性格依旧。大家都不提各自的艰辛,只揭小时候的老底,将淘气捣鬼的事抖出来,大家笑翻了天。

让我敬酒,我不知说什么,就来了一句:“回老家,我的每一天感情的潮水都放纵奔流着。”大家欢呼,一起举起酒杯。

时光飞逝,友情像浸了水的棉衣,越来越重。每个人长大以后,经过了生活的磨难,对少年的无忧无虑和友情更加怀念。六

夏的最后一天,起程回广东了。对,不到一天了,那天晚上就是立秋。

早晨,天刚蒙蒙亮,四点半,岳母就煮上了饺子。这是家里的传统,出门饺子进门面,不管要走的人几点出门,一定要吃饺子。妻子说饺子的饺意思是侥幸的侥吧?我说应当是佼美的佼,一路美好。

岳母说透透气,一定送我们到楼下,她不用我们扶,拄着拐杖自己走。

想走得轻松些,没敢告诉朋友走的时间。

立秋,天立即就凉爽了。几场大雨,把北方的空气也弄得湿润,这样的天气让人容易伤感。街上偶有早起的人,车很少,马路可看得很远,很空旷。

明知道没人来了,还左顾右盼,像找谁。找谁呢?噢,找过去的时光,找越久越醇的酒香,找留在心底的歌声。

车开了。晨风拂起老岳母额角一丝白发。她没言语,扬扬手,眼窝深深的。

车在路上穿行,虽是立秋,树还是浓绿浓绿的,秋还早着呢。回故城

夏末,很容易让暑热逼出烦躁。夜锁了夏的蒸箱,城市憋屈着,但默默承受着。

像有一个细小的声音在身体里微微颤动,把我从梦中搅醒。睁开眼睛的瞬间像在水里,抓不住任何东西,心悬着,四肢无力,头脑却逐渐清晰。一丝沁凉越过了窗,从脚底浸入。那应该是秋发出的信息吧,从遥远的、更北的北方出发,在凌晨到达。可能路太远了,劲耗尽了,我只感觉到它微弱的力量,我知道那丝丝秋凉到了。蒸箱的门被打开了,热开始散了。

醒了,听觉就敏感了。有一种浪一样的东西,从远方荡漾而来,是声音吗?又听不清。是气体吗?也没有味道。叫做气息才对。这里是新区,远离空旷的工厂区,也远离陈旧的老城。在这里的小区,厅宽房大,绿荫小径。那旧有的、浓重的、混杂的、熟悉的市井多重杂音该是听不到的,蒸汽机火车高亢的汽笛声就更听不到了,如果听到就一定是几十年前刻录在城市的旧房和路上残存的偷偷释放。

一个朋友说,若是在一个城市醒来时看见它,这便是你的幸运;反之,你只能轻轻离开,城市拒绝被打扰,除非你闭着眼睛,成为那个城市正式的居民。那是她在旅行时的感觉。我就是那个城市的原住民,但我早已没了那儿的户籍。我在故乡本应沉睡着的时候,莫名地醒来了。我知道这个城市醒着时的样子,不知是否还算幸运?我当然早晚还是要走的,因为我已经离开了很久。

重回故地,敏感得多,视觉、听觉、味觉都经常有触到针一样的刺激。

前夜,我下了飞机,沿高速公路而来。我熟悉的城市远远藏匿着,躲在乱草之外。高速公路的两条栏杆引着车快速穿行,车不时跳动。那出租车是黑车,没有招牌。车是不会开空调的,风从窗涌进来粗鲁地撩拨着你的头发,用你的头发盖住你的眼。司机夹着烟的手搭在窗外,另一只手在方向盘上来回滑动,车飞快地扭动着身子,滑左窜右,让人心惊胆战。

进入城市前,路上只看见前面车屁股上的一只只红色的眼斜视着你,不知你是什么人,在夜里来这座老城干什么?窥视这个城市的梦吗?

城市迎面扑来,是熟悉、烘热、这里独有的体味,带有微醺的笑意、直白的热情,那热是整座城的。此时,故乡的人差不多已经睡在那些黑洞洞的楼里。他们不用空调。

路上又搭上一女一男俩半大孩子,车照样窜来窜去地飞跑。瘦女孩悄声告诉高男孩,司机多收了他二十块钱。司机像漫不经心地先发话了:“小哥们,现在啥都涨,你说打车能不涨吗?对吧?今晚所有出租车就这个价,啥也别说了。”那对小朋友,就没再出声。

玩黑的?欺负人嘛,怎么现在还是老一套。我气得差点笑出声。出语粗粝的司机和这座城,认不出我就是这个城里的人。别跟我玩什么手段,我太熟悉这座城的规则。

河还是那样宽大、敦厚,无声无息,黑黑地凝滞着,对岸画着整齐楼型的霓虹灯印在水中变得弯弯曲曲的很写意。宽宽的河面永远没有船,我从小到大,在这条河的边上走来走去,在河里游来游去,从没人提出过为什么这条河没有船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差不多每首赞颂河水的歌都是“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而这条河就是相反朝西流淌的。

不太深的夜静悄悄。没有夜生活习惯,人们早早上了床,因为夏热在夜里不绵长。

车顺着我熟悉的路前行着,可我分明陌生。每个转弯我都认识,但扑面而来的却让我不知所措。似乎老城区的房子矮了,路灯暗了,路残破了。多年前拆的房子,残土还在。新拆的楼,倒塌的现场像刚拍过地震的外景地。旁边就是新建的商厦,混在一起,丑的更丑,美的也寒碜了。故城,想重新装扮,在原有、还是新潮风格中的半脱半穿之间犹犹豫豫,尴尬得让外来的人惊讶。

这个城市昏睡着,根本不会注意有一个归来的故人。

他们都睡了吗?也不都是。当知道我回来了,每晚都难却朋友们洋溢的热情。醉了还要醉的朋友,又拿出了七百多元一瓶的红酒,让醉意更浓,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如此,才能够把断了几年联系的情感接续上。他们根本就不顾及夜色深深。因为夜的浓重会加剧情感的表达,因为醉后反而会想起许多过往的故事,因为加了冰的酒和夜半的河边吹来的风是凉爽的,因为酒后会相扶相伴顺着长堤一直走下去。

除了性格敦厚情感热烈依然,其实这个老城早已变化了。那条河向西流淌,河边新起了成排的高层建筑,宽敞的大道,还有“河北岸”——乡村音乐一样纯朴而艺术的名字的酒吧,里面还有很多玩艺术的人。这些让豪放的城市增加了不少的温情。在酒吧里可以找到造型不错的根雕,可以随意看到飞速驶过坐着靓女的豪华车。也有人信誓旦旦高价推销有小虫的琥珀。距学校两条街,教堂小巧玲珑,宁静安详。一大片绿地站着两辆橘红色的吊车,准备要吊起一座新造型的剧院……

劳伦斯回到阔别多年的伊斯特伍德,他曾对出生之地的那片风景了如指掌,看到改变的模样黯然神伤。他把那儿叫做心灵的故乡。爱恨交织的《心灵的故乡》化作了他最后的歌剧。嘿,那是大师不是我。我的童年记忆中的幸福楼多年前就不见了。

滴答的雨声,轻敲着窗子,噢,下雨了。一切旧的、新的景致都会被罩在雨夜的雾中,分不清界限。一个城市的那种特质,本来就很含糊。

夜幕里,那些景色都在雨中默默地、无声无息地沿着窗子像水一样漫进来了,入了眼,入了心。我被催眠了,又睡去了。南方北方

春晚有一首歌,叫《南方和北方》,第一次听到歌名,我心一颤。跨越了北方南方,使我对这两个方位词,尤其敏感。

南方,北方,是相对的词,南方湿润、炎热、茂盛、富足、婉约,北方干燥、寒冷、稀疏、贫饥、豪放。

我父亲是北方人,我母亲是南方人。在北方,大家说我是南方人;在南方,人们又一定说我是北方人。我到底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我经常对此疑惑。

在东北时,有的人对南方的概念搞不清,以前,有没出过远门的、好笑的人甚至以为河南就算南方了呢。也有的说知道,说了半天也才说到长江边上的事,对更南边的广东,不甚了了。

广东人管在南岭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而我远比他们说的地方要远得多。东北在湖北、河北以北。云南叫彩云之南,东北应当是长城之北。

比起炎热的南方,我出生的地方在寒冷的北方。虽然在那儿生活了四十几年,却还有人说我是南方人。因为广东母亲的遗传,矮个子还真令我在五大三粗的同伴面前缺少自信。

但我以为我不是南方人,南方人应当是温婉的、充满水气的、灵秀的、阴柔的。可我不是,寒冷的北方,使我具备了北方人的性格特征,固执、坚韧、直爽、火暴、宽厚、不计回报。

除身材外,我仔细分析过我的相貌,额角分明,一双东北亚人较多的细小的眼睛,大概因遮掩风雪才遗传下来的吧?我见过我太爷的样子,和康熙皇帝刀脸豆眼的相貌很是近似,他也是满族。

我确实保留着些许满族人的特征:除了单眼皮小眼睛,我鼻梁中等宽度,额头平坦。东北亚人除汉族外,满族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都有相近的形象。正在走红的影视明星、东北人孙红雷是此类型的眼睛,走红巴黎的世界名模丑女吕燕也是这样的眼睛。…

但我也发现我的嘴唇还有广东的外公那宽厚之态的遗传。他是温文尔雅的世家中医,他平和的话总是缓缓的,不急不躁,放在病人腕上的手也总是软软的。

我南迁粤地已经过了多年,熟悉了炎热的空气,温软的语调,清淡的口味。离开了寒冷,温热让人生出舒适,也容易生出慵懒。

慢慢地,我适应了广东人明明生气了还要问别人“有没有搞错”的疑问句式。逐渐反感了有些北方人死命逼着朋友喝酒死不讲理的模样。

我一直在寻找我。

在北方,当依然是大雪封山、滴水成冰的二月,我想到了南方满眼春色,橘红的木棉、月白的玉兰和艳红的杜鹃在舒展身姿。在南方湿热难耐、桑拿长驻的五月,难忘北方丁香泛紫、杨柳鹅黄、柔风送爽。…

当然,现在还经常有人问起我到东北看雪,要穿多少件棉衣,会不会冻坏人。也真有人小心地问我,那么冻的冬天撒尿会不会结成冰棍,是不是有很多人耳朵、鼻子被冻掉。零下三十五摄氏度,人怎么能活下来?

回东北,不少人听我说广东零上三十五摄氏度算是比较凉快的夏天,舌头伸出半天都回不去,说在那个温度的桑拿房里都待不上十分钟,还不把人蒸死。

我分别对那些南方人和那些北方人豪迈地说:“你们看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四十几年前,我的北方的家是烟囱林立,汽车、电车、火车穿梭的煤都,南方外婆的家是弯弯的稻田小路、蕉林簇簇、水牛在水塘里游弋的乡下。四十几年后,我南方的家已是在快速路、地铁和拥挤的楼群中,乡村田园风格变成了建筑设计中的点缀,天气越来越热了。原来的北方故城成了资源枯绝的城市,颜色剥落,露出颓势,但好像没那么寒冷了。

南方北方就在我身上交织着,南方北方都让我魂牵梦萦。

在东北,当年的“满洲国”当铁路工人的爷爷养出了我的父亲——新中国第一代中西医结合的医生,马背上的民族的后代做了治病救人的医生。在广东的悬壶世家的外公在抗美援朝战争刚爆发就送出了两个女儿——我母亲和二姨去战场,悬壶世家挺身于国家危难。…

南方和北方就是这样各有各的地域特点,我们家人南方北方的特性刚柔转换又是这样的有戏剧性。火车

电影《扎赉诺尔》获第十三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竞赛单元“国际影评人协会”奖,并入选了四五个国际电影节。我在广州的先锋光芒电影活动有机会看了,还有导演见面会。导演赵晔,年轻,很有艺术气质。影片故事简单,线索单一。讲了个煤矿的老火车司机要退休,徒弟送师傅去探亲路上的事。电影艺术手法反差相当大,演员表演朴实,大概是非职业演员的工人,看起来似纪录片。但摄影相当精致,画面绝美,诗意四溢。整个电影壮观、伤感,看后令人有些醉意。

最让我震动的是电影的另一主角——火车,蒸汽机车。冬季,中国最北端内蒙古满洲里一个煤矿,深邃的蓝天,覆盖银色的原野,一列浓黑粗壮的火车冲进画面,汽笛的一声高亢,像圆号,也像刺眼的阳光,雪白的蒸汽从漆黑的车头汹涌喷出,棉团似的,粗粗地涌动着,随即被风拉向车后,长长地,伴着黑色的车厢,越来越长,越来越淡,最后依依不舍地断了。

上两个世纪,引发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就是因为蒸汽机的诞生。经过了一百八十多年,作为运输工具的火车正在或者已经离开大众的视线。一个女孩看完电影,马上就想去满洲里找火车,赵晔告诉她,快去吧,九月,那个煤矿就要撤了,火车就看不到了。不过,就是现在去了也不好看,夏天,火车蒸汽是看不出的,火车没有一点气势,只有冬天才好看。

蒸汽机火车,早已被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代替了,它现在只作为一个时代的遗存,被留在旅游区或博物院里。台湾游就有坐火车看景区的项目。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在西南的山里找到火车,才展开了美丽的故事。虽然太唯美了,很少得到和声,可姜文却深深陶醉在其中。火车,是很入画的,以此为故事或拍摄镜头,确实难有其他与之相比的震撼。所以,有那么多中外艺术家拿火车当模特,当主角,讲故事,创作艺术品。

火车勾起我的记忆。我的少年时代,就有许多时候流连在火车线上。抚顺,那座老工业城市,就被铁道线贯穿着。不要说从城东到城西,就连去相距四十多千米的沈阳都坐火车,因为那是最便捷的。

那时,我们就是用最少的钱逛省城,从抚顺南站坐12路公交车到将军火车站,再坐火车到沈阳东站,然后坐公交车就能到北陵,全程下来才一块多钱,虽然要花费很多时间。同学中有爸妈在铁路上班的,坐火车从不花钱,他们有铁路家属证,不像我们汽车、火车倒来转去,大大方方从抚顺南站进站一直坐火车到沈阳南站。进站验票,掏出家属证,晃一下,说声去沈阳看病,顺利进站。能借到家属证到沈阳就可不花一分路费,既惬意省钱,又显得有人缘。不花钱,也没什么铁路职工家属证都能抚顺沈阳来回溜车就是高手了。混进、混出车站,躲过列车员验票,被抓到又能施计脱身想想都刺激。当有谁溜了一趟回来,就能吹牛吹一个礼拜了。

那时,不管客运还是货运都是蒸汽火车,后来,客运换了内燃机,再后来蒸汽机车只能在大厂矿里看到了。

我家离火车站不远,夜晚能清晰听到火车汽笛声。火车站货场是好玩的地方,有临时停和长期停的各种车辆,车上和货场有煤、钢铁、机器、木材,最稀罕的是还有吃的。那些吃的不是现在商场里卖的。比如蜜枣,据说是从秘鲁运来的造酒的,有人警告那枣里有肝炎病毒。可没人被吓住,因为那枣实在太好吃了。蜜枣是用麻袋装的,在货场里堆成了小山。我们潜伏很久,观察铁路上的人的动向,躲过他们的目光,偷偷绕到那小山旁边,把麻袋捅个洞,扒出枣来兜在衣服里,拼命跑。任后面人怎么吼,也不回头。也有倒霉的被抓住了,少不了挨一顿胖揍。那些枣不用洗直接就吃了,也没见谁肚子疼。黏黏的,有些黏牙,那叫个甜,吃得直烧嗓子。平时孩子们很少吃到糖,只有过年才能用票买一点点,蜜枣的甜,解了馋。货场里还有花生饼,就是榨花生油剩下的油渣,油乎乎的花生香味,诱人直流口水。花生饼也是用麻袋装的,比偷蜜枣难弄,不仅要把麻袋抠开,还要用石头把磨盘大的饼砸碎,才能弄下几块。虽然嚼着也费点劲,可比硬硬的豆饼好吃多了。当然这些是和看货场的人斗智斗勇得来的。在这里还能弄到废钢铁。学校经常有号召,让我们捡粪,支援农业,还让我们捡废钢铁,支援工业。那时,孩子的作用可真大,净干大事。捡粪还好说,在马路上和胡同里能捡到,可钢铁,去哪儿找哇?我就在铁路上发现了资源,那儿有锈道钉、道板,甚至还能找到火车刹车用的闸瓦,一个足有十来斤,一下就完成了任务,比那些只靠攒家里破锅铁盆的人业绩要辉煌得多。我们在铁路货场窜来窜去,知道货场的一切新鲜事。

最惬意的是看火车。呆坐在货场一角生了黄锈废弃的铁轨上,旁边是灰绿的蒿草,有清香味。一列又一列火车,客车、货车,东来西往,川流不息,永远繁忙。远处有堆集的货物,再远处是高高的龙门吊车,更远处是灰蒙蒙的天,还有淡淡的白日。就这样呆坐着,有时傻傻的就是一个下午。看着白日慢慢变成橘色、橙色、金色、红色,火车喷出的浓烟在落日中变成紫色,火车黑黑的车头、长长的车厢变成剪影,像画。

后来,我喜欢上了画画,就经常来这里写生。火车、货物、铁道,阴晴雨雪、一年四季,都不一样,变化多端。

那时,大家都会唱《我们是新时代的火车头》。唱那首歌,让人都觉得自己像加了火车的动力豪迈有力。每每看着巨大的火车驶来,五个巨大的红色轮子的火车头,带来猛烈的气流掀起我们的衣襟和头发,轰鸣声震撼得心都要跳出来。火车头一闪而过,驾驶室窗子探出身子的火车司机,让我们看不清面目,他操控的庞然大物永远神秘。我们都渴望坐一次火车头,体验一次驾驭感,但不管我们怎么献媚、讨好,始终没有如愿。可我的同学学智因生了儿子就有机会了。他儿子李白,一个能在他爸手掌上站立的小白孩,就乘过无数次火车头。不管是爸妈谁抱着,只要这个孩子来到货场,等候调度的火车司机看到,总是要停下让孩子坐上去,就是不方便停,也要鸣笛致意。让所有想坐车头过瘾而未遂的人绝对搞不明白,那个小白孩子,只一笑,就征服了火车司机,真了不得。

好多年过去,蒸汽机火车不见了,再想看,只能到电影里去找了。听说,那个货场拆了,因为那条铁路拆了,正在建轻轨。又听说,沈阳建了个铁路蒸汽机车陈列馆,集中了两个世纪的七八个国家造的蒸汽机火车头,吸引了游人,有老外见了涕泪俱下,好像他们当中有在中国开过火车的。有时间去看看,那些车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在铁道线上跑的,说不定有李白坐过的那辆火车头。童年幸福楼的故事引子

幸福楼拆了,听说是在1996年前后。现在那个位置是一座高大的外表好看、里面拥挤的楼。新楼太大,把马路挤窄了,把西公园挤小了。城市就是这样越来越拥挤,把本来就少的诗意挤得更乏味了。

我非常羡慕童年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原野的散文那么诗情画意,是和他从小在科尔沁左翼后旗的胡四台有关;灵渺镜的文章灵秀清新,是和她的甘肃通渭童年的秋风相连。乡村的阳光、土地、河流给了他们的童年以滋养。

可城市中的童年,另有一番味道。城市的一条条马路、一个个院落、一座座楼房,组成了城市的故事,幸福楼承载了我童年的故事。那楼叫幸福楼,没人究其幸福不幸福。那好像是个挺简单、不用去想的问题。

那座楼是1963年建成的。我记得很清,搬家进去时,我六岁。

建幸福楼之前,很少见这样的平顶楼,从那以后,就如同雨后春笋,到处都是,若干年后,忽然又拆得一座都不见了。现在如果在某个城市的角落发现,会兴奋得不得了。有一天,在朝鲜见到成片类似的房子,像翻开超时空的老相册。我们今天的发展、变化,和过去阻断太狠,不留一点历史沿途的痕迹,童年只能留在薄薄的照片上。现在拍个旧广州骑楼的电影,导演要跑到南洋才能找到合适的外景。李大为为了拍《走着瞧》的知青生活,竟然跑遍了豫、晋、陕都没寻到,后来通过驴友,在甘肃的大山深处才找到。追求新生活的人都像和历史有仇,厌恶过去,把能引起回忆的一切都铲掉。可听说在欧洲沿着石子路会轻易地找到几百年前的老房子。一个人长大了,想回望成长的路,可没有了。

幸福楼是V字形,V字左边是三层,V字尖是五层,V字右边是四层,右边延长一些,是个二楼。每个楼各自开门、外形相连,形成院落,里面装了几百户人家。

这样的楼房,不同于北台别墅式的日本小楼,那是殖民产物。也不同于马路对面中苏合璧的大屋顶大块楼,不中不西。幸福楼设计时是1958年。那时人们都说,共产主义快要到了。这楼就是按共产主义理想弄的,人们居家不用自己做饭,都吃公共食堂,还有公共澡堂。正大跃进呢,女人也确实没时间做饭呀。可最后不知为什么又改了,硬从若干个房间里改出厨房来,有煤气、暖气,能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样板,一定要胜过日本和苏联的楼房,胜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幸福楼就是标杆,因为城市里仍然有很多烧煤的火炕上楼的住宅,矿区还有日本占领时期建的油毡房。

我家住三层的顶层,东南向,开窗就见马路对面西公园山上的凉亭。厨房在西北面,可看见院子里疯跑的孩子,往远能见到院子西边的四层楼和二层楼,再远还能看见永远有着脚手架的大剧院建设工地,那是中苏“失恋”后苏联撤走援建的市里十大工程的烂尾楼。傍晚,灰蒙蒙的剧院楼角总挂着柿子样的软软的黄太阳。

刚搬来时,幸福楼里走廊通亮,水泥地面油光,每家门口都自觉摆上了痰盂,十四户人家都把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走廊各个门里住的,可不是普通的坐地户,他们操着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川、广东口音,当然也有辽宁本地人。他们有机关干部、军人、医生、教师、会计。还有两个老女人是居委会干部,张艳她妈是街道书记,还当过兵呢。

这楼孩子多,一般家都三四个,我家两个算最少了。我的同班同学的三层楼里就有十个。

奇怪的是在以本地人为主的城市里,这楼里居然聚集了这么多的外地人。这让我从小眼界就开阔,适应五湖四海。做饭时,三四家一个的厨房都像小剧场,有不同的精彩表演:张艳她妈是河南人,面食做得好。每次她擀面条,孩子们都围着瞧,她不嫌烦。面团在手中翻飞,有时还用木杠压,嘴上和你聊着,眼睛也看着你,可手里的刀动得飞快,面条切得像线。吴畏的奶奶是四川人,会做泡菜。泡菜坛和别人家的咸菜缸不一样,是有檐的绿色坛子,扣着碗,上面压块石头,里面有吃不完的鲜艳清香的泡菜。吴畏的爷爷是他家主厨,会做好多天津菜。他前额宽又亮,叼着空烟斗,戴着大围裙,坐在高凳子上炒菜。不过,他最讨厌小孩子。我们只能从厨房的门缝偷看,在走廊里闻香味。田宏伟他奶挤酸汤子是一绝,这是地道东北乡下的吃食。手指上戴了一倒着的喇叭嘴,团了发了酵的苞米面,双手一挤,胳膊一抡,一道金黄的弧线就甩进滚开的汤里。李辉爸爸是河北人,在宾馆工作,偶尔也亮亮手艺,吃的东西做得像商店橱窗里的样品。我老妈年轻就当兵,不大会做饭,但她自创的类似广东的菜也显得很另类。

过年会餐,每家拿出自己的绝活,满走廊是香味。吃过饭,先是东家串,西家跑,捞到不少好吃的。半夜,孩子们也不用担心大人喊睡觉,跑到院子里放鞭炮。放小鞭舍不得连着放一挂,拆着放。有谁放二踢脚,就跟在后面看。

我的记忆,早晨的太阳总是那么亮,因为我家面朝东南,只要太阳一出来,满屋就亮得晃眼,如果套用诗的格式,那就是“面朝东南,阳光灿烂”,会比那精典句子更豪迈。所以灿烂的阳光提醒我要朝气蓬勃,让我从小形成了早起的习惯。

那时候,白天,院子里、马路上总有小孩的喧闹声。马路上几乎没车,我们就在马路上画小人。女孩子画格子,跳房子玩,要不就是跳皮筋,总是乱嚷嚷的。星期天,走廊、院子,就连马路上都安静,太阳出来了,我去西公园玩了一个早晨回来时,楼里还是一片安静。

后来,我们上学了,白天更静了。只过了两年,就不静了,别说走廊、院子,整个城市都不安静了,整个国家都沸腾了。

过了几年,我们都变成了少年。又过几年,我们离开幸福楼,离开了城市,插队去了农村。又过了几年,我们回到城里,幸福楼的走廊已经变得又黑又挤,有的家搬走,有的家搬来,有的家添了人口。家里放不下的东西都堆到了门口,也有人把家里能放得下的东西也堆在门口,满走廊油烟味和发霉味,黑得见不到手指,生人来了根本摸不着门。楼里的孩子少多了,却玩不起来,也没地方玩了。

又过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幸福楼被拆掉了。老吴头

老吴头,就是吴畏他爷,幸福楼的大人孩子都叫他老吴头,当然是背后这么叫。吴畏他妈叫的老吴头是吴畏他爸。称呼他爷为爷爷,和孩子们的叫法一样。

老吴头总是让人感到好奇,他舌头总是翻腾,下巴上的白山羊胡子也跟着乱翘,像在回味刚吃过的那餐。他认真做的也总是棒子面窝头,哈哈,虽然叫得俏皮、外形特殊,还不是和楼里其他家一样的苞米面吗。如果能回味的一定是过去他在天津的洋房的生活滋味。他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吹萨克斯的艺术家老树皮。

他在天津的房子是啥样,我们不知道,大人们也不知道,他没说过。但从他家里的家具就能看出痕迹。一色的黑紫檀木的,要不就是带铁角包着的黑色硬皮箱,好几间屋子都是。上着老的铜锁,横的。后来,在电影中,看见老财主家有这种样式的家具,有同学大惊小怪,我就不以为然地说:“我们楼的老吴家就有,还很多呢。他们家还有弯腿的五斗橱,有弯曲的花铁床,都是外国型的,真的很趁(东北话,很富有)。”

在我们幸福楼里,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头了,也是脾气最怪的、和别人合不来的老头。他不让别家的孩子到他的房里的。我好奇,就在他面前装乖,一口一个爷爷好,骗得信任,可以从容参观他的睡房。在那里可以看到他吸烟斗用的烟丝,挺香的,是铁盒装的。铁盒棕色的、写得天花乱坠的外国字,好像他的床上的弯曲的铁花。还有他年轻时,和他夫人的照片,西装革履,像个资本家(我那时的认知,把穿西装的人都认作资本家)。照片光线柔和,背景黑黑的,有种说不出来的好看,和工农兵照相馆拍的不一样,像画片。他的拖鞋居然是皮的,别人家都是塑料的。发现我动了他的烟盒,他还是把我赶出来了。“吴畏的爷爷是他家主厨,会做好多天津菜。他前额宽又亮,叼着空烟斗,戴着大围裙,坐在高凳子上炒菜。不过,他最讨厌小孩子。我们只能从厨房的门缝偷看,在走廊里闻香味。”(《幸福楼的故事》引子里的一段)其实,那只是一般的印象。最典型的形象是白衬衣,外面西装马甲,下面着一双棕色皮靴,戴着格呢子鸭舌帽。那是冬装,夏天就是白纱衣裤。现在懂得这叫绅士风度。那个打扮别说在幸福楼里,就是在我们这个产煤的工业城市里也绝对格格不入。我觉得,他应该在天津租界地里某个赛马场或高尔夫球场上。

他下楼遛弯,同龄的老人都躲着他,一个是他穿着怪异,再说也唠不到一起。他喜欢下棋,看见有人下棋也爱停下脚步。可不一会儿,棋局肯定散了。他太爱给别人支着儿,着儿又不灵。

所以,他没跟什么人有太多的来往。最多是听他洪亮的嗓子高喊:“吴畏——吴畏,老虎——老虎!回家吃饭了!”老虎不是真虎,他爷也没那么厉害,那是吴畏的小弟吴震,小名叫老虎。老虎是他妈最疼爱的。吴畏是他爷的掌中宝。据说,吴畏从小跟着爷爷在天津生活。所以,吴畏就在爷爷的外屋住,老虎和他妈住一屋。

吴畏是抱养的。他爸妈结婚好多年没孩子,没了希望就抱了一个。这孩子一来,没过两年,自己孩子就跟着来了,一生就是仨,俩女孩,一男孩:吴凡、吴琼、吴震。他妈自然是更喜欢自己生的,但爷爷、奶奶依然最疼这个抱养的吴畏。

他奶奶是个典型的大家庭的老太太。抹了油的灰白发,永远不乱。整洁的阴丹士林布外套的纽襻上,一定挂着白手帕。虽然经过时光,依然看出年轻时小巧玲珑,端庄秀气。说话轻声慢语,微笑迎人。

后来学了个外国词叫:布尔乔亚。这个词用在吴畏他爷爷、奶奶身上很合适。因为他们不仅富有而且有情调。当然在那时,绝对不是好词,而且无论如何我那时知识积累中还没有这样的库存。

我们喜欢他奶奶,不喜欢他爷,就躲在他们家厨房过道墙角的暗影里,见到他爷走近,冒出轻轻的猫叫,几次都让他爷中招。他爷会被惊得大叫,我们就鼠窜,不让自己暴露。

后来,他奶奶去世了,死得静悄悄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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