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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1 0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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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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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维如何与互联网共同进化

人类思维如何与互联网共同进化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人类思维如何与互联网共同进化作者:[美]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排版:会飞的鱼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3-01ISBN:9787213079214本书由天津湛庐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对话最伟大的头脑”这套书,相信一定能令处于喧嚣互联网领域,四处寻找风口、争辩什么上下半场的人们,静下心来,聆听伟大头脑的思想脉络;相信也一定能令身在互联网江湖,满世界追逐独角兽、执念于什么颠覆还是创新的人们,慢下脚步,认真端详萦绕在伟大头脑心中的大问题。

伟大头脑的伟大之处,绝不在于他们拥有“金手指”,可以指点未来;而在于他们时时将思想的触角,延伸到意识的深海,他们发问,不停地发问,在众声喧哗间点亮“大问题”“大思考”的火炬。段永朝财讯传媒集团首席战略官

建筑学家威廉·J.米切尔曾有一个比喻:人不过是猿猴的1.0版。现在,经由各种比特的武装,人类终于将自己升级到猿猴2.0版。他们将如何处理自己的原子之身呢?这是今日顶尖思想者不得不回答的“大问题”。胡泳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对话最伟大的头脑”这套书中,每一本都是一个思想的热核反应堆,在它们建构的浩瀚星空中,百位大师或近或远、如同星宿般璀璨。每一位读者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星际穿越,你会发现思考机器的100种未来定数,而奇点理论不过是星空中小小的一颗。吴甘沙驭势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

一个人的格局和视野取决于他思考什么样的问题,而他未来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现在的阅读。这本书会让你相信,生活的苟且之外,的确有一群伟大的头脑,在充满诗意的远方运转。周涛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互联网科学中心主任

在这个科技日益发达的多维化社会中,我们依旧面临着非常多的“大问题”:虚拟现实技术会让真实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吗?虚拟与真实会错乱吗?技术奇点会很快降临吗?我们周围的癌症患者越来越多,这与基因有关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作为美国著名的文化推动者和出版人,约翰·布罗克曼邀请了世界上各个领域的科学精英和思想家,通过在线沙龙的方式展开圆桌讨论,而这套“对话最伟大的头脑·大问题系列”正是活动参与者的观点呈现,让我们有机会一窥“最强大脑”的独特视角,从而得到一些思想上的启迪。苟利军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第十一届文津奖”获奖图书《星际穿越》译者

雾霾天,反正出不去,正好待在家里读书思考。全球化失败、爱欲丧失、基因组失稳、互联网崩溃、非法药物激增……看起来好像比雾霾还厉害。未来并非如我所愿一片光明,看看大师们有什么深刻思考和破解之道,也许会让我们活得更放松一些。李天天丁香园创始人

与最伟大的头脑对话,虽然不一定让你自己也伟大起来,但一定是让人摆脱平庸的最好方式之一。刘兵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以科学精神为内核,无尽跨界,Edge就是这样一个精英网络沙龙。每年,Edge会提出一个年度问题,沙龙成员依次作答,最终结集出版。不要指望在这套书里读到“ABC”,也不要指望获得完整的阐释。数百位一流精英在这里直接回答“大问题”,论证很少,锐度却很高,带来碰撞和启发。剩下的,靠你自己。王烁财新传媒主编,BetterRead公号创始人

术业有专攻,是指用以谋生的职业,越专业越好,因为竞争激烈,不专业没有优势。但很多人误以为理解世界和社会,也是越专业越好,这就错了。世界虽只有一个,但认识世界的角度多多益善。学科的边界都是人造的藩篱,能了解各行业精英的视角,从多个角度玩味这个世界,综合各种信息来做决策,这不显然比死守一个角度更有益也有趣吗?兰小欢复旦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如果每位大思想家都是一道珍馐,那么这套书毫无疑问就是至尊佛跳墙了。很多名字都是让我敬仰的当代思想大师,物理学家丽莎·兰道尔、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他们都曾给我无数智慧的启发。

如果你不只对琐碎的生活有兴趣,还曾有那么一个瞬间,思考过全人类的问题,思考过有关世界未来的命运,那么这套书无疑是最好的礼物。一篇文章就是一片视野,让你站到群山之巅。郝景芳2016年雨果奖获得者,《北京折叠》作者

布罗克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智慧催化剂”。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概览》创始人

1981年,我成立了一个名为“现实俱乐部”(Reality Club)的组织,试图把那些探讨后工业时代话题的人们聚集在一起。1997年,“现实俱乐部”上线,更名为Edge。

在Edge中呈现出来的观点都是经过推敲的,它们代表着诸多领域的前沿,比如进化生物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神经学、心理学、宇宙学和物理学等。从这些参与者的观点中,涌现出一种新的自然哲学:一系列理解物理系统的新方法,以及质疑我们很多基本假设的新思维。

对每一本年度合集,我和Edge的忠实拥趸,包括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乔治·戴森(George Dyson),都会聚在一起策划“Edge年度问题”——常常是午夜征问。

提出一个问题并不容易。正像我的朋友,也是我曾经的合作者,已故的艺术家和哲学家詹姆斯·李·拜尔斯(James Lee Byars)曾经说的那样:“我能回答一个问题,但我能足够聪明地提出这个问题吗?”我们寻找那些引发不可预知答案的问题——那些激发人们去思考意想不到之事的问题。

现实俱乐部

1981—1996年,现实俱乐部是一些知识分子间的非正式聚会,通常在中国餐馆、艺术家阁楼、投资银行、舞厅、博物馆、客厅,或在其他什么地方。俱乐部座右铭的灵感就源于拜尔斯,他曾经说过:“要抵达世界知识的边界,就要寻找最复杂、最聪明的头脑,把他们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1969年,我刚出版了第一本书,拜尔斯就找到了我。我们俩同在艺术领域,一起分享有关语言、词汇、智慧以及“斯坦们”(爱因斯坦、格特鲁德·斯坦因、维特根斯坦和弗兰肯斯坦)的乐趣。1971年,我们的对话录《吉米与约翰尼》(Jimmie and Johnny)由拜尔斯创办的“世界问题中心”(The World Question Center)发表。

1997年,拜尔斯去世后,关于他的世界问题中心,我写了下面的文字:

詹姆斯·李·拜尔斯启发了我成立现实俱乐部(以及Edge)的想法。他认为,如果你想获得社会知识的核心价值,去哈佛大学的怀德纳图书馆里读上600万本书,是十分愚蠢的做法。(在他极为简约的房间里,他通常只在一个盒子中放4本书,读过后再换一批)。于是,他创办了世界问题中心。在这里,他计划邀请100位最聪明的人聚于一室,让他们互相讨论各自不解的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预期的结果是他们将获得所有思想的总和。但是,在设想与执行之间总有许多陷阱。拜尔斯确定了他的100位最聪明的人,依次给他们打电话,并询问有什么问题是他们自问不解的。结果,其中70个人挂了他的电话。

那还是发生在1971年的事。事实上,新技术就等于新观念,在当下,电子邮件、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让拜尔斯的宏大设计得到了真正执行。虽然地点变成了线上,这些驱动热门观点的反复争论,却让现实俱乐部的精神得到了延续。

正如拜尔斯所说:“要做成非凡的事情,你必须找到非凡的人物。”每一个Edge年度问题的中心都是卓越的人物和伟大的头脑——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他们都是当今各自领域的执牛耳者。我在1991年发表的《第三种文化的兴起》(The Emerging Third Culture)一文和1995年出版的《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The Third Culture: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都写到了“第三种文化”,而上述那些人,他们正是第三种文化的代表。

第三种文化

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在渲染我们生活的更深层意义以及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等方面,他们正在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

第三种文化是一把巨大的“伞”,它可以把计算机专家、行动者、思想家和作家都聚于伞下。在围绕互联网和网络兴起的传播革命中,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dge是网络中一个动态的文本,它展示着行动中的第三种文化,以这种方式连接了一大群人。Edge是一场对话。

这里有一套新的隐喻来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整个宇宙以及我们知道的所有事物。这些拥有新观念的知识分子、科学家,还有那些著书立说的人,正是他们推动了我们的时代。

这些年来,Edge已经形成了一个选择合作者的简单标准。我们寻找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用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来扩展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看法。其中,一些人是畅销书作家,或在大众文化方面名满天下,而大多数人不是。我们鼓励探索文化前沿,鼓励研究那些还没有被普遍揭示的真理。我们对“聪明地思考”颇有兴趣,但对标准化“智慧”意兴阑珊。在传播理论中,信息并非被定义为“数据”或“输入”,信息是“产生差异的差异”(a difference that makes a difference)。这才是我们期望中合作者要达到的水平。

Edge鼓励那些能够在艺术、文学和科学中撷取文化素材,并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将这些素材融于一体的人。我们处在一个大规模生产的文化环境当中,很多人都把自己束缚在二手的观念、思想与意见之中,甚至一些公认的文化权威也是如此。Edge由一些与众不同的人组成,他们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真实,不接受虚假的或盗用的真实。Edge的社区由实干家而不是那些谈论和分析实干家的人组成。

Edge与17世纪早期的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十分相似。无形学院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其成员包括物理学家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数学家约翰·沃利斯(John Wallis)、博物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等。这个学会的主旨就是通过实验调查获得知识。另一个灵感来自伯明翰月光社(The Lunar Society of Birmingham),一个新工业时代文化领袖的非正式俱乐部,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都是其成员。总之,Edge提供的是一次智识上的探险。

用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话来说:“Edge心态开放、自由散漫,并且博识有趣。它是一份好奇之中不加修饰的乐趣,是这个或生动或单调的世界的集体表达,它是一场持续的、令人兴奋的讨论。”约翰·布罗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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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斯科特·阿特兰、艾莉森·高普尼克等撰文者的TED演讲视频!丹尼尔·希利斯(W.Daniel Hillis)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著有《通灵芯片》(The Pattern on the Stone)

似乎很多人,包括非常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困惑于互联网和万维网之间的区别。没有人比汤姆·沃尔夫于世纪之交出版的《情挑》(Hooking Up)更能清楚地证明这一点的了:

我讨厌成为把这一消息公之于众的人,但事实就是,万维网和互联网其实是一回事。它加速了信息的获取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我们出门取信件、逛书店,或者打电话给股票经纪人、和朋友闲谈的麻烦。这是互联网唯一能做的。剩余的都是含混不清的数字杂音。

人们把网络与它早期所能提供的服务之间的概念相混淆,是一个自然产生的错误。大部分早期的电力用户认为他们购买的是电子照明服务。电力最初的应用是如此令人耳目一新,以至于它蒙蔽了人们的双眼,使人们无法看到其更大的可作为空间。一些梦想家期冀电力能够改变世界,但你也不难想象一个19世纪脾气怪异的老头子会站出来泼冷水:“电是一种可以照亮屋子的简便工具。这是它能做并且唯一能做的事情。剩下的都是含混不清的电子杂音。”

尽管沃尔夫将之平凡化了,但万维网依旧是加速信息收集和传播的优质渠道,这是一次不小的变革。然而互联网不仅仅是万维网,我想谈一些它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谈及互联网,我所指的是它激活了包括所有网站在内的全球互联的电脑系统。我希望更多地聚焦于它超越人际传播的应用。从长远来看,这类互联网应用将会对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思考产生最大的影响。

今天,大多数人认识到自己仅会在和计算机屏幕互动时才使用互联网。他们很少认识到自己打电话、看电视、坐飞机时也在使用互联网。一些经常坐飞机的人可能近期已经看到了部分事实,例如,航班会因盐湖城的路由器故障而停飞。这对大部分人而言只是又一个难以理解的麻烦。大部分人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放弃尝试理解技术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了,这是互联网改变我们思维的方式之一。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在抱怨技术上的无知。在一个由互联网连接的世界中,了解系统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的电话信号可能今天通过虚拟线路传递,明天就会通过互联网传递。你所乘飞机的线路可能是由计算机,也可能是人类,或者两者共同选择的(这个可能性最大)。你不必问,因为你得到的任何答案都有可能是错的。

不久后,没有人类会知道答案。越来越多的决定将依赖于多个通信系统的互动,并且这些系统会经常进行自我调适,改进工作方式。这是互联网带来的真正影响:通过允许自适应的复杂系统相互协作,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做决定的方式。能够做决定的越来越不是某个人,而是紧密联系、自我适应的人机系统。

想要了解互联网是如何支持这种相互交织的复杂系统运行的,你就要懂得它如何改变了计算机编程的本质。在20世纪,程序员可以用精确定义的规则在有限世界里实行绝对控制,他们可以准确地告诉计算机要做什么。但在今天,编程通常要在不了解它们如何运作的前提下,连接多个由他人设计的复杂系统。但实际上,倚重其他系统的运行规则被认为是一种糟糕的编程手段,因为它们也很可能会改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程序需要知道当前的时间,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下,计算机开机后会要求操作员输入时间,然后它通过监控内部时钟来计算时间。程序员经常不得不编写自己的程序来实现此目的,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确切知道这个程序是如何运作的。一旦计算机通过互联网彼此连接之后,它通过互联网向另一台计算机进行询问就更为合理,所以一个叫作“网络时间协议”(NTP)的东西被发明了出来。大部分程序员都知道这个协议的存在,但是很少有人会深入了解它。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应用一套向操作系统进行询问的库存程序,它将在需要时自动引用网络时间协议。

解释网络时间协议的工作方式——如何更正不同系统的延迟以及如何利用一个部分覆盖的网络连接来寻找时间,要费很多笔墨。简而言之,它很复杂。而且,很可能我解释的是协议的第三版,而你的操作系统已经在使用第四版。即便你是个程序员,也没有必要花费功夫去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

现在试想,某个程序正在指挥运货的卡车去商店送货。它不仅需要知道当天的时间,还需要知道货车在整个物流中所处的位置、街道的地图、仓库的坐标、当下的交通状况以及商店的存货清单。幸运的是,这个程序能够通过互联网连接到其他计算机上追踪所有的信息变化。它还可以给其他公司的计算机系统提供服务,如追踪包裹位置、支付司机薪酬、安排货车保养等。这些系统都需要其他系统提供信息,而不需要知道这些信息是如何计算的。这些通信系统正被不断改进和拓展,随着时间而进化。

现在将这幅图景放大100万倍,除了卡车物流之外,再加上所有的飞机、煤气管道、医院、商店、炼油厂、矿井和发电厂,更不用说销售员、广告商、媒体发布商、保险公司、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和股票交易员了。你会慢慢开始感受到这个每天做了如此多决定的、彼此勾连的系统,它会进化,我们与它的关系与我们和生态系统的关系近似,即我们与它彼此依存,而非完全掌控着它。

我们将理性写入了机械之中,并委托它们替我们做决定——也因此创造出了一个超越我们理解范畴的世界。当下的这个世纪起始于一种不确定性。正如我们担心机器将如何应对向新世纪过渡的状况一样,现在的我们正面临一场因银行系统错误地估算了风险而导致的金融危机、一场关于全球变暖的辩论。专家们争论更多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计算机从数据中预测到了什么。我们的命运不仅彼此相连,还与我们创造的技术联系在了一起。如果启蒙运动的主题是“独立”,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就是相互依靠。现在,人类与机械已彼此连接。欢迎来到一个人机缠绕的时代的黎明。Edge年度问题:互联网改变了你的思维方式吗?

提出一个好问题的艺术在于,在个人的和抽象的水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问一个可能会有很多种答案的问题,或者至少问一个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一个好的问题应该能够鼓励并包容那些基于现有经验、却又大于任何经验本身的回答。我请Edge的作者思考“互联网”,但这包括且又不限于万维网(Web)及互联网(Internet)上的一个应用(搜索引擎、浏览器等网络应用)。早在1996年,富有远见的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尔·希利斯就指出:“很多人认为万维网就是互联网,这是欠考虑的。万维网只是旧媒体被整合进了新媒介。”他在推荐序中详述了这一观点。

2010年,我获得了伦敦蛇形画廊馆长汉斯·奥布瑞斯特(Hans Ulrich Obrist)以及现实俱乐部的早期成员、艺术家艾普罗·高尼克(April Gornik)的支持,并希望借此拓展Edge的对话,或者说,将它带回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状态。在那时的俱乐部聚会上,高尼克谈的是混沌理论对其工作产生的影响,本华·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随后出现并谈起了分形理论。每一位纽约的艺术家都想参加。之后发生的事非常有趣,现实俱乐部改名Edge上线运营后,所有的科学家都用电子邮件联络,所有的艺术家则拒用。因此,Edge也出人意料地随之变成了一个科学场所,而我自己的学术背景则是视觉和表演艺术(从1965年开始,乔纳斯·麦凯斯[Jonas Mekas]雇用我来管理电影制作人的影片储藏室)。奥布瑞斯特和高尼克也将几个艺术家带入了我们的年度自由讨论中。

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却十分有趣。如高尼克与埃里克·菲施尔的《用复制品代替真实体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我对时间的感知》、斯丹法诺·博埃里的《网络如风》、特伦斯·柯的《全新的感知形式》、马修·里奇的《这儿缺了什么》、布莱恩·伊诺的《我注意到的事情》、詹姆斯·克罗克的《艺术创作走向乡村》、Raqs媒体小组的《没人能躲过这场震撼世界的风暴》以及乔纳·梅卡斯的《思想非我所长——我是个诗人》。

一个新的发明出现了——一种呼唤新的思考方式的、集体意识的代码。外化的集体思想是我们共享的思想。我们的集体意识与互联网之间有着永无止境的共振。这并不是关于计算机,也不是关于对人类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它在这一点上挑战着我们过去所珍视的一些平庸的假设。它关乎的是思考。在这本书里,将近150位Edge的特邀作者——科学家、艺术家、创新思想家,将会探索:新的互联网时代思考的意义是什么。01 无形学院THE INVISIBLE COLLEGEClay Shirky克莱·舍基社会网络学家,著有《人人时代》《认知盈余》。

在发达国家,大多数公民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我们已看到一些其颇具代表性的优点,比如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和规模合作的能力,以及一些代表性的缺点,比如思想的碎片化和干扰的持续化。通过比较登录“维基百科”和色情网站哪个更好,我们就能衡量互联网的相对价值。

我们不幸地生活在表达能力最大规模增长的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之所以不幸是因为盈余总是比稀缺更危险。稀缺意味着有价值的东西更有价值,在概念上易于整合;盈余则意味着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风光不再,会让人很不安。

用最近一次出版技术的大规模扩散做类比,在1500年,你只要会读写就可以谋生。读写技能在随后一个世纪的扩散,使读写变成了人们的必备技能(非职业化)。在读写能力变得至关重要的同时,抄写员丢掉了工作。

同样的事也正发生在传媒业。在20世纪,拥有将某些东西公开发行的设备或机构——不管是报社还是电视台都会使你成为大人物。但是在今天,传媒业公开传播的职能正变得非职业化。视频网站不得不提防8岁的小孩向全球发布视频。面向全球观众的传播能力是新时代人的基本媒介素养——这个能力在过去很有价值,而现在它如此普及以至于你没法用这个能力赚钱。

职业媒体让位于20亿业余爱好者的集体参与,这种转变意味着公共思想的平均质量已经崩塌。当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可以说任何事情时,这就不可避免了。如果网民涌入的唯一后果是,现行的高品质内容生产模式被破坏,那么我们就处在了另一个黑暗时代的起点上。

所以,我们需要力保那不是唯一的后果。

对互联网是否改变了人类思维的问题,正确的答案是“现在回答还太早”。这不是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一些明显的影响,而是因为深层变革要待新的文化形态决定技术能做什么之后才会显现。

回到前文所做的类比,印刷业是一个必要而不充分的科技革命变量。无形学院的成员是一群推动了17世纪中期化学革命的自然科学家们,他们强烈批判其科学前辈——几个世纪以来只取得了一点点进展的炼金术士。与炼金术士不同,无形学院用几十年的时间将化学牢牢地植根于科学,使其成为科技史上最重要的转变之一。但在17世纪,化学家和炼金术士的设备和知识背景相同,无形学院和炼金术士的区别在哪儿?

他们有共享文化。炼金术士的问题不是他们渴求黄金,而是信息闭塞。炼金术士是反启蒙主义者,只用手写的方式记录他们的工作,除了自己的弟子几乎不给任何人看。与之相反,无形学院的成员则分享他们的工作成果。他们描述、争论方法和结论,从成功和失败中获得经验、教训,并受益于彼此的研究成果。

用先锋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的说法,化学家是“煎饼人”。他们摒弃了炼金术士点石成金的精神深度,这种持续性的不正视现实的维度使人们知难而退,不能善始善终。尽管在我们所学的科学史中他们都是些孤傲的天才,但科学研究一直是网络化的协同工作。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种种科学发现的历史先驱。无形学院不仅利用了纸媒的属性,还创造了一种用纸媒支持科学的透明性和争论性的文化。我们有同样的机会。[1]

我们从arXiv.org获知,20世纪的传播模式不足以应对今天可达到的共享程度。我们从维基百科获知,后期的同行评议可以创造惊人[2]的共享文化。我们从搜索梅森素数(Mersenne primes)获知,数学各分支的探索现在最好以小组为单位推进。我们从Linux的开源代码效应获知,松散的团体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时间长度合作。我们[3]从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点击者”(Clickworker)项目获知,业余爱好者群体有时能够取代专家。我们从在线患者数据共享平台Patients-LikeMe获知,病人的参与加速了医学发展等。

公开系统的参与主体是受益者,如学者、政治家、记者、医生等,他们会抱怨公共思想的丰裕颠覆了旧秩序,但这些抱怨就像吊唁者的痛哭。他们反抗的变革已成为历史,真正的行动在别处。

互联网对人类思维的主要影响只在其塑造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显现,而不取决于个人行为。无形学院的成员没能看到今天科学思想的全面兴盛,我们也无法看到人类将如何使用这一廉价、即时、全球性的共享媒介(意味着“来自人人,人人分享”)。但是,我们是最早设定这一媒介工作模式的人。我们的命运不太重要,但我们设定的标准很重要。

考虑到我们今天所掌握的,互联网只能被看作“无形高中”,只有那么一点点教育材料,与由自我陶醉和社会妄想组成的大海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然而,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无形学院”来运用,发挥其真正的思想价值和变革公民素质的作用。达成目标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我们采用共享模式,并将之应用到发布信息已成为新型素养的世界中。

注:本文作者克莱·舍基的《认知盈余》已由湛庐文化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人人时代》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02 无书的图书馆THE BOOKLESS LIBRARY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Carr)数字思想家,著有《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从上一年度新学年开始,成立于内战时期的马萨诸塞州精英预科学校库欣学院宣布,学校开始清空图书馆里的书籍。为了替代曾经堆叠在书架上的上千册藏书,学校正在安装配有高清显示屏的最新型电脑供学生们搜索和阅读,同时配备的还有“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时数据更新和新闻获取的显示器”。校长詹姆斯·特雷西(James Tracy)骄傲地宣布:“库欣学院这间没有存书的图书馆将会成为21世纪所有学校的典范。”

尽管这则消息在新闻界像转瞬即逝的Twitter消息一样,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对我而言却具有文化里程碑式的意义。放在20年前,没有存书的图书馆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今天,这类消息几乎算是老生常谈了。过去几年,我参观了不少图书馆,每次都能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视电脑屏幕,而不再用手翻阅书籍。看起来,图书馆的基本功能已经从提供纸质书转变为提供互联网服务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发展趋势在未来只会加快步伐。“在看书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一种过时的科技。”特雷西对《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说。他的说法得到了支持,一名16岁的女学生对这种变化很坦然:“当你听到‘图书馆’这个词的时候会想到书,但实际上真正读书的学生很少。”

让库欣学院这样的教育机构如此轻易地放弃存书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前提:一本书里的文字无论是印在纸上,或是以像素点的形式显示在屏幕上,并没有区别,反正还是那些文字。“如果我透过窗户看到我的学生坐在树下看书,对我来说,他们是拿着纸质书还是Kindle根本不重要。”特雷西的言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换言之,媒介并不重要。

但特雷西错了。事实上,媒介很重要,而且对阅读会产生很大影响。不管是PC、iPhone还是Kindle,电子阅读体验和纸质书有很大不同。书籍使我们集中精力阅读,把我们从充满干扰的生活中隔离出来;而电子书却恰恰相反,它注定会使人们的注意力分散。电子书非但不能屏蔽周围环境的干扰,反而无形中会使干扰加剧。

科学证明,大脑可以轻而易举地适应环境。这种适应性出现在一个较深的生物学层面中,即存在于我们的神经细胞或神经元连接中。人类在思考过程中所需的科技,包括我们用来获取、储存和分享信息的媒介都是我们智力环境中的关键元素,因为它们影响着大脑思维模式的形成。这不仅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证实,甚至粗略地浏览一下知识史就能获得佐证。可能对于特雷西来说,学生是看书籍还是看电子书无关紧要,但对学生的思维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

自从15年前第一次接触互联网以来,我的阅读和思考习惯就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现在我大部分的资料搜索和阅读工作是在线完成的,结果是我的思维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尽管我能越来越熟练地使用迅速变化的互联网,但是注意力越来越难以集中。就像2008年我在《大西洋月刊》中提到的:“互联网似乎正在夺走我深入思考的能力,我的大脑希望以互联网发布信息的方式接收信息:抓住那些屏幕上迅速流动的主题词。”要知道,思维的深度与注意力的集中度是紧密相连的,这样便不难得出结论:随着人类逐渐适应互联网的思考环境,我们的想法也会变得很肤浅。

有多少不同的人,就有多少不同的思维。因此我希望关于互联网对我们的影响,包括这次的Edge问题,人们能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些人会发现电脑上复杂的互动工具恰恰符合自己的思维方式,而其他人会认为电脑给自己更深层、更冷静的思考能力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当然,大多数人处于这两个极端境遇之间,他们一边感谢互联网扩大了自己的视野,一边又担心着互联网对个体思维和集体文化的长期影响。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经验告诉我:我们失去的东西绝不会比我们从互联网那里得到的少。我替库欣学院的孩子们感到遗憾。03 网络收益NET GAIN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牛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进化生物学家,著有《自私的基因》《道金斯传》。

如果40年前的Edge问题是:“你认为,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什么会彻底变革你的思维方式?”我立刻会想到1966年9月刊登在《科学美国人》上的关于MAC计划的一篇文章。这可跟苹果公司的Mac毫无关系,这项计划可比它早多了。MAC计划是由麻省理工学院及其合作企业领衔的,关于计算机科技方面的前沿研究。MAC计划的成员是一群由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带领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但这并不是令我联想到MAC计划的原因。作为一个当时能接触到所有大型计算机的人来说,真正令我兴奋的是,现在看起来司空见惯而当时却相当惊人的事实:多达30人可在麻省理工校园内甚至是在各自的家中同时登录同一台计算机,同时使用这台计算机互相联络和沟通。这在当时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尽管他们彼此可能相隔数英里,但论文的合著者们可以同时用一台计算机工作,在计算机上建立共享数据库。理论上来讲,他们甚至可以在地球的两端进行这些操作。

在今天,对此表示惊异会让人感到可笑,很难想象这在当时是多么具有前瞻性。假如我们在40年前能够想象得出2010年时的后蒂姆·[4]伯纳斯-李时代,那将多么令人震惊。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手提电脑和无线网络,就可以欣赏全世界缤纷多彩的景色。从葡萄牙的海滩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象棋比赛,谷歌地球使我们仿佛坐在魔毯上一样,可以飞越大陆领略无限风光。你可以顺便到一个虚拟镇子的虚拟酒吧聊一会儿,这个镇子的地理位置并不重要,它实际上甚至可能并不存在。“对牛弹琴”这个词算是高估了在线聊天室内的对话,但互联网的硬件和软件启发了我:在维基百科中,互联网和万维网都被简洁地定义为“一个通过互联网获取互相链接的、超文本组成的系统”。互联网本身就是天才的作品,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互联网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它不是仅由单个的天才,如蒂姆·伯纳斯-李、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或阿兰·凯(Alan Kay)所创造,也不是由自上而下的公司,如索尼或IBM领导的,而是由遍布世界各地的、大量无名机构组成的联盟所构建。这就是MAC计划最初所预想的、超乎想象的巨大规模。它没有一个巨型中心计算机控制着很多人造卫星,在MAC计划里,它是一个由不同尺寸、速度和制造商所制造的、电脑连接成的分布式网络——这个网络没有任何人设计或者组装,但是它以生物固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原生态的方式在自然而然地生长。

当然互联网也有弊端,但瑕不掩瑜。我已经指出了很多在线聊天室中存在令人遗憾的谈话内容。网络上的暴力、粗鲁倾向是人性使然,某天我们可以讨论它的社会性根源——匿名性。当你在线上伪装成“天线宝宝”时,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侮辱和骚扰性语言会随着你敲击键盘不请自来。

互联网中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如何从错误信息中辨别出真实的信息。搜索引擎试图让我们将互联网视为一部巨大的百科全书,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传统百科全书的编纂过程非常严格,其条目都是由精心挑选的专家审定。说到这儿,我总是惊讶于维基百科能做得这么好。我曾经通过搜索一些我真正了解的东西(可能在这方面,我能为传统百科全书编写提供意见)来审视维基百科,在进化论和自然选择的知识方面,维基百科所做的修正工作让我印象十分深刻,我开始参考一些我并没有一手知识的领域的词条,这也是我引用了维基百科上关于“互联网”的定义的原因。毫无疑问,仍有一些错误悄悄混进甚至是恶意嵌入其中。所幸的是,这些还未被校正机制更正的错误只是少数。尽管如此,维基百科的理念很好(即便仅在某些领域,例如科学),冲击了我过去对互联网的悲观态度。我试图将它看作万维网乐观主义的一个隐喻。

我们可以继续对此保持乐观的态度,但互联网上的垃圾远比纸质书多,可能是由于纸质书的成本更高(唉,虽然纸质书也有很多垃圾)。但是互联网的高速传播和普及程度的确应该让我们保持警惕。假如某个报告看上去让人难以置信(或者让人信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你需要迅速查阅更多资料进行核实。“城市恐怖传说”和其他病毒“模因”(meme)会在不同的网站上清晰地列出。当我们收到令人不安的计算机病毒警告时(多数来自微软或诺顿公司),我们不会将其直接拉到通讯录黑名单中,而是去搜索警告中的关键词,结果往往会发现它们的历史及地理位置均能够被准确地追踪到。

也许互联网最大的缺点是,网上冲浪会让人上瘾而且会浪费大量时间。它使我们养成像蝴蝶那样从一个话题飞到另一个话题的习惯,而无法专注地做一件事情。但我想在此放弃负面评价,不再唱反调,而以一些推断性的,也许更为正面的观察作为结论。互联网给人类带来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不期而至(科幻小说迷也许会将其理解为让人兴奋的新生命体胚胎),这与多细胞动物神经系统的演化过程相似。许多心理学家可能会从中联想到个体性格的发展,这一过程就像婴儿分裂、分散的性格会随着其成长而逐渐变得统一。

我想起了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的科幻小说《黑云压境》(The Black Cloud)。“黑云”是一个能够进行星际旅行的智慧生命,它的“神经系统”类似于互联网,速度快过人类懒散的神经脉冲几个数量级。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黑云”会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个社会?答案是:足够快的相互连接会模糊掉这两者的区别。假如我们可以通过直接、高速的大脑间的信息传输来读懂每一个人的想法,人类社会就会实际上变成一个个体。类似的东西可能最终会将构成互联网的不同单位合而为一。

这个关于未来的推测使我想起文章的开头。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40年会发生什么。摩尔定律可能会持续起作用,且足以产生一些令人震惊的魔力(比如允许我们微不足道的想象力偷窥未来一眼)。人类从公共的外部记忆系统中获取信息的速度将会明显变快,而对自己大脑中记忆功能的依赖将会变少。而现阶段,我们仍然需要生物大脑来作为参照物和联想物,但更复杂的软件和更快的硬件将逐步取代生物大脑的记忆功能。

虚拟现实的高清晰度色彩还原技术将持续改进,最终人们将难以辨别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差异。许多普通人会深深着迷于大型团队游戏,如《第二生命》(Second Life),这些人对于虚拟机室内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我们不能对此轻视。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第一生命”的现实生活几乎没什么吸引力。就算对那些更幸运的人而言,进入虚拟世界也比懒散地坐在沙发上看真人秀节目更刺激。对研究者而言,《第二生命》以及其他虚拟的团队游戏将成为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室,而虚拟世界的规则尚未确定。整个经济体、生态圈,也许包括人物性格都将只存在于虚拟空间之中。

最后,虚拟空间可能还有些政治含义。那些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试图通过电视禁令来镇压反对者,但最终还是被迫放弃了。试图禁止互联网会比这更困难。神权政体或者心存恶意的政府最终会发现,它们的歪理邪说很难迷惑公民。总的来说,互联网带给受压迫者的好处大于压迫者的说法尚存争议,当前其在世界各地的情况也不尽相

[5]同。

我们希望更快、更普及、更便宜的互联网能够成为更多民众表达心意的平台。

注:本文作者理查德·道金斯的《道金斯传》已由湛庐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04 让我们算笔账LET US CALCULATE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赫尔曼·费什巴赫讲席教授,著有《存在之轻:质量、以太和力的统一性》(The Lightness of Being:Mass, Ether, and the Unifcation of Forces)。

我想向编著者致歉,因为“互联网改变了你的思维方式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给出有趣回答的问题。实际上,我只把互联网当成一个工具,它并没有深刻地改变我的思维方式——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所以我决定大胆地延伸一下这个问题,把它改成“互联网和它的衍生品是如何影响像我这样的人思考的?”

如果有争议的话,两位哲学家像两位会计师之间一样不需要争辩。因为他们只要拿起手中的笔,找块石头坐下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有亲友愿意见证更好)互相说一句:“让我们来算算这笔账吧!”——莱布尼茨

但是,显然莱布尼茨说得不对,没有争论的哲学家不能称为哲学家。比如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做再多计算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用“实体物质的雕塑家”来代替上文中的“哲学家”,就是对现今我们所面对的机会和未知挑战最为准确的描述。这个机会大约在80年前就已经粗具雏形,那正是量子论方程式已经成熟的时候。

一大部分物理以及全部化学所需的数学理论的潜在物理法则已经全部被发现,现在难点仅在于,如何具体应用这些原理来处理那些太复杂以至于无法解决的方程式。——P. A.M.迪拉克

在迪拉克于1929年进行这番论述之后,物理学界发生了很多大事。物理学家找到了解决原子核的核心问题的新方程式。高能加速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许多意料之外的现象以及大自然的美丽和对称给予了我们很多启示。有了这种新的更深入的认识,我们才知道星星如何运转以及那个简单的外星火球是怎么进化为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的。然而迪拉克大胆地提出:尽管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过去无法处理的、更小的物体以及更极端的条件提供了可靠的方程式,但并没有改变普通物质在普通条件下的游戏规则。恰恰相反,量子理论的大踏步前进更加坚定了我们对它的信心。

可是就连迪拉克也没能预见,“太复杂以至于无法解决”的限制是可以被挑战的,这将他在1929年的哲学反思变成了一场战争的号角。通过现今的芯片和架构,我们可以开始解决化学和材料科学的方程式。通过精心配置成千上万的芯片的力量、连接互联网及其后续产品,我们能建造出具备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能量的虚拟实验室。我们摆脱了之前那种通过挖掘稀有原料、精炼、煅烧和漫无目的地尝试新组合的方式,现在我们可以用更轻松也更系统化的方法探索新的有用的材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将被编码定义的众多可能性注入全世界彼此相连的计算机网络中。

这个世界性的网络能探索出什么?比较切合实际的可能性包括:无需能量传输的高温超导体、悬浮的超级列车、不受自身散热条件限制的电脑、使我们摆脱碳排放限制的高效太阳能电池、可制造从地球到太空的升降机的超强材料。

尽管我们目前可以预见的这些前景令人兴奋,但这和我们想象不到的新发现相比却相差甚远。除了科技目的,我们同样追求对物理现实潜能的全面考察。1964年,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观点:“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薛定谔方程是否适用于青蛙、指挥家,以及道德等领域,也不能确定一些像上帝一样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东西是否仍被需要。所以,我们大可对两方面都抱有希望。”

今天的我们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可以确信的是,薛定谔方程并非对青蛙和指挥家都适用(至少好的那些方面不适用)。实际上,利用最快的芯片、强大的网络和巧妙的算法,物理学家们最近才探索出了量子色动力学的方程式。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但其实量子色动力学比量子化学要复杂得多,这是一次鼓舞人心的人类实力呈现。我们已经可以很好地开发出一些可追踪的方程,用以指导微电子学、激光科技和磁共振成像方面的材料基础革新。但是,所有这些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大胆尝试,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也不过是小试牛刀。要想实现人工智能的关键性一步,仍需要更强大的计算能力以及人类特有的独创性。

幸运的是,这两个成就都近在眼前。SETI@home项目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利用电脑的闲暇时间筛选太空无线电波,以推进人类对外星智慧的搜索工作。运行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是早期万维网的诞生之地。万维网比网格计算(GRID)更先进,它可支持数千台远端计算机及其使用者互相分享数据、动态发布任务,使之能像同一个大脑一样运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处理大型强子对撞机带来的信息爆炸,而这样的项目也将会接踵而至。

让计算机通过纯计算来下国际象棋的项目始于1958年,随后,所设计电脑程序的下棋技能迅速提升,并于1978年打败了国际象棋大师,1988年击败了最高段位的棋手,1997年摘得世界冠军。后来,这一技术在向大型并行计算机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带有特定目的的发明是连接几十台或者上百台普通电脑的迷你互联网(实际上是迷你的网格计算机系统)。在今天,建立起一个类似SETI@home的程序或者类似网格客户端的网络,是一个可以轻松打败最高配置的单机电脑的可行性计划。这种网络一旦被创造出来,我们只需简单地挖掘和利用不断扩大的资源库,就可使现有系统平稳地发展到难以想象的规模。

在更难的计算量子现实的游戏中,在硅的帮助下,我们基本上可成为一个实力稍差的大师级选手。我们知道比赛规则,也下了几步好棋,但是经常用计算来取代推算也使我们错失了许多焕发灵感的可能性,并且在计算上花费了太多时间。为了改进,我们需要把这个建造世界性网格的梦变为可操作的现实。为了压缩空间,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去分配那些不需要密集交流的子任务,找到更好的方式去利用潜在公式的地理属性,找到更优化的建构客观洞察力的方式。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经历过良好训练、拥有天分的人一致认为,尽管晦涩难懂,但开发新的方程式比利用现有的方程式开发新的应用更划算。

人们往往都更喜欢争夺名次,享受鹿死谁手的快感。如果我们能提供一些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奖项,来激励人们从事这种虽然辛苦但是很有前景的工作,对于这群沉迷其中的人来说,将是最好的回报。例如,我们可以为计算出与真实的水沸点相同的虚拟水技术设立一项大奖。05 白日梦THE WAKING DREAM凯文·凯利(Kevin Kelly)《连线》(Wired)杂志创始主编,著有《失控》《必然》。

我们都知道,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读”和“写”是改变人类大脑处理信息方式的认知工具。心理学家用磁共振成像之类的神经成像技术将文盲与非文盲的大脑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了很多不同之处——不仅仅是在阅读方面。

研究员亚历山大·卡斯特罗-卡尔达斯(Alexandre Castro-Caldas)发现,文盲与非文盲的脑半球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非文盲胼胝体的一个关键部分更厚,而且“成年之后才掌握读写能力的人,比在正常年龄拥有读写能力的人的枕叶处理速度更慢”。心理学家费吉·奥斯特罗斯基-索利斯(Feggy Ostrosky-Solís)、米格尔·加西亚(Miguel Arellano García)和玛莎·佩雷(Martha Pérez)对文盲和非文盲进行了一系列认知测试,在测量了他们的脑电波后得出结论:“读写技巧的获得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他们控制认知行为的脑组织……不仅仅是语言方面,还包括视觉接受、逻辑推理、记忆策略和形式运算思维方面。”

如果文字能够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那么试想,网络文化和我们每天要面对的电子屏幕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在屏幕前长大的第一代人已经成年,虽然我们还没有针对互联网对人类产生的普遍影响进行全面的科学研究,但是我有一些基于自身行为的感受。

当我做减法或者乘法运算的时候,我不会试着去记住中间的数字。很早以前我就学会了将它们写下来。借助于纸和笔,我在算术方面变得更“聪明”了。相似地,我现在不再试着去记住答案,甚至包括答案的来源。我已经学会了从互联网上来搜索它们。因为互联网是我新的“纸”和“笔”,它会让我在真实性上更“聪明”。

但是我的知识变得更加脆弱了。因为我所找到的每一条被认可的知识,都会轻易地受到挑战。所有的事实都有它的反例。互联网的超链接突显了这些反例,使之和事实本身一样受人关注。有些反例是很愚蠢的,有些则处于两可之间,而有些则是成立的。你不能依靠专家去分辨它们,因为每一个专家都会面临着另外一个“反专家”。无处不在的反例侵蚀着我学习到的每一样东西。

我对所有事物的确定性都降低了。我只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确定性,而非借鉴某种权威——不仅是我所关心的事物,而且是任何我所接触到的事物,甚至涉及那些我不可能有直接经验的领域。这就意味着,从整体上看,我越来越多地假设我所知道的是错误的。我们可能认为这种说法对于科学而言是完美的,但它同时也意味着我更容易因为错误的原因而改变想法。总之,“接受不确定性”就是我的思维方式发生的改变之一。“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流动的。我认为我的思维已经变得更为“液态”。它没有过去那么固定,就像书上的文字,甚至流动得更厉害了,就像维基百科上的词条。我的观点会更频繁地变化着,我的兴趣会更快地起起落落。我对单独的一个真相兴趣颇浓,而对相互缠绕的众多真相更感兴趣。我认为主观性在从众多的数据中提炼出事物客观性的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科学是不完美的,我们只能随着它缓慢的发展来了解万事万物了。

当我连接到多维的网络世界中时,我觉得自己被网络化了,我在试着从不可信的线索中寻找可信的东西。当我试着从半真实、谎言以及其他散落的信息流中寻找真实的时候(现在创造知识是我们的工作,而不是权威性的工作),我发现自己被流动的思维方式(如情景、临时的信念等)和Mushup、Twitter、搜索引擎一类流动的媒体吸引了。在这些由各种想法编织而成的“湿滑”的网上冲浪,感觉就像是一场白日梦。

我们并不知道梦能有什么作用,只知道它满足了我们最低层次的需求。当我在网上冲浪、从一个网页跳转到另外一个网页时,那些观察者就会看到一场白日梦:我在人群中看到一个赤脚男人在吃泥土,又依次看到一个正在唱歌的男孩的脸开始融化,圣诞老人烧掉了一棵圣诞树,我感受到自己在倾斜的世界顶端的泥房子里飘浮着,神圣的凯尔特结自己解开了,一个男人告诉我做高纯度玻璃的配方,之后我看到自己回到了高中时代骑着自行车……这些还只是今天早晨刚刚开始的几分钟里我的梦境。跟随那些毫无方向的链接路径,我们进入了恍惚状态。这可能是对时间的严重浪费,也有可能像梦一样,能够让我们获得收获。也许我们正在以电视、广播和报纸无法做到的方式深入了解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也许点击鼠标就能让所有人做同样的梦,不管我们点击的内容是什么。

被我们称为互联网的白日梦,模糊了我的严肃思考和娱乐思考之间的界限。或者简单来说,我不能确定上网是在工作还是在娱乐。对一些人而言,这两个领域的界限瓦解则代表了互联网的全部缺陷:它挥霍价值高昂的时间,孕育出的都是琐事。正相反,我倒认为合理地浪费时间是进行创造的必要前提。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严肃思考和娱乐思考的融合是互联网最伟大的贡献。

实际上,人们过分高估了互联网对我们注意力的分散作用。我发现,可以控制我受到过度教育的大脑的信息越来越少。而且不仅是我,每个人都觉得他们屈从于快速、微小的碎片化信息的诱惑。为了回应不间断的信息碎片的攻击,互联网文化一直忙于将大的作品拆分成小部分出售。音乐专辑被肢解,以单曲形式出售;电影变成了预告片,甚至更小的视频短片(我发现很多预告片比电影本身更好看);报纸则变成了Twitter式的帖子;科研论文也以片段的形式在谷歌上出现。我愉快地在这碎片的海洋中遨游。

当我到网上去寻找这些精彩的碎片,或者说在这个白日梦上冲浪时,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有了改变。我的思维更加活跃,但缺乏深刻的思考。我的思考仅依靠我的无知来滋养,而不是毫无目的的沉思或者调查问题。我想到该做某件事情时,就必须马上去做。

我开始看、寻找、提问、质疑,并处理数据、做笔记、放书签,以及为自己做一些东西。我不会等,也不必等。我有了想法就去做,而不是先思考一番。对一些人来说,这正是互联网的弊端——使人缺少沉思。另外一些人觉得,这不过是简单而愚蠢的、消磨时间的工作,是像仓鼠转动轮子一样无聊的行为。

我问自己:这是在和什么相比?是被动接受的电视,强势的报纸,还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地拿脑子里的旧东西自娱自乐?我发现自己在活动之后会更有创造性。博客和维基百科的出现是同一种动力的表达——先行动(写),再思考(过滤)。在我看来,此刻在网上冲浪的数百万网民并不是用愚蠢的链接在浪费时间,而是他们参与到了一种比50年前同样多的人们更有创造力的思考方式中。

这种思考方式的确鼓励碎片化的信息,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与此同时它也允许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大规模项目中。这些新的创造性项目包含更多的数据,需要人们更长久地关注,并且伴随着互联网的扩张它们将变得更加成功。这种趋势起初并不明显,因为一种常见的短视行为将互联网等同于了文字。

第一个相似之处在于,互联网是屏幕上的文字:谷歌网页、论文、博客。但这种粗浅的认知忽略了互联网巨大的组成部分:屏幕上的动态图像。人们(而且不仅是孩子们,我也包含在内)变得不再首先看书和文字。如果人们有问题,他们首先会去Youtube搜索。为了找乐子,我们会上网玩大型游戏或者看电影,包括纪录片。新的视觉媒体正飞速向网络化发展。这才是互联网的焦点所在,而不仅仅是文字。正是由于在线粉丝的增加,以及点击播放、随意进退等其他网络技术的发展,导演们开始创作类似《火线》(The Wire)和《迷失》(Lost)之类长达100多个小时的电视剧。

这些史诗般的电视剧有多个相互交织的剧情线,多名主角,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角色深度,而且主角们需要持续的注意力。这远远超过了普通90分钟长度的电影所需要的,这让同狄更斯一样的小说家都感到震惊。(如他仍在世,他将会说:“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可以照着导演说的去做,然后要做得更多?那得多少年之后呢?”)我永远都难以相信自己会喜欢如此复杂的故事,或者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关注它。我的注意力更集中了。它的深度、复杂性和对游戏的需求在某种形式上可以和这些马拉松电影,或者其他伟大的著作相媲美。

互联网改变我的关注方向和思想的最重要方式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看起来我是在用无数的毫秒阅读一系列Twitter消息,用无数的微秒在网上冲浪和在网站频道之间闲逛,用无数的分钟浏览一段又一段文字。但在现实中我每天共花10小时关注互联网。我每隔几分钟就要回到网上,日复一日,倾注了所有的注意力。而你也一样。

我们正与这个大家伙建立深刻的持续对话。它是由数百万个松散链接构成的,光这个事实本身也正在让我们分神。网站的制作人、在线评论员,以及那些不情愿把电影放在网上的明星,他们不相信自己的产品只是全球秀这个大图景上的几个像素,可实际上确实如此。现在网络将它们整合为了一个整体:20亿块屏幕接入的多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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