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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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揭秘（下）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过往历史
中国古代经典战役
涿鹿之战，指的是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部族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县一带所进行的一场大战。“战争”的目的，是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它也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关于蚩尤部落的归属，学术界多认为其为南方苗蛮集团（亦称九夷）的首领。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则认为其属于东夷集团。论据充分，今从之。
战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它本身也随着社会文明的演进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的发展阶段。早在原始社会中晚期，各个氏族部落之间就发生了基于护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实行血亲复仇目的的武装冲突。由于这类冲突尚不是以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为宗旨，所以它们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战争，而仅仅是战争的萌芽。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将其通称为“战争”。
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
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
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透露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了。但是神话毕竟是历史的投影，曲折地反映了事实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涿鹿之战堪称为我国古代战争的滥觞。涿鹿之战中，黄帝族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在于其战争指导比蚩尤族要来得高明。具体而言，即其已开始注意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作好战争准备，史称“轩辕氏乃修德振兵”，就是证明。
在战争过程中，黄帝族还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选择和准备战场，巧妙利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条件，果断及时进行反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建立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相反，蚩尤族方面尽管兵力雄厚，兵器装备优于对手，但由于一味迷信武力，连年对外扩张，“好战必亡”，已预先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对天候条件的应变能力，缺乏对黄帝族的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因而最终遭致败绩，丧失了控制中原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涿鹿之战的结果，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为我们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鸣条之战《易·革·彖辞》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这里所说的“汤”，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基者——商汤天乙。他曾经领导商部族和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合符人民的愿望，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在这场革故鼎新的变革中，鸣条之战是其关键的一着。
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强盛起来，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商汤即位并迁徙部族统治中心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后，即积极筹措攻夏立国的大计。当时，夏朝的统治者是桀。他骄侈淫逸，宠用嬖臣，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民众愤慨地诅咒他：“时日易丧，予偕女皆亡”。这表明夏的统治风雨飘摇，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商汤的灭夏战略方针，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制定的。
他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他在贤臣伊尹、仲元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逐一翦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后氏，最后一举攻克夏邑。具体地说，他实施了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第一，创造性开展“用间”活动。为了彻底察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大胆派遣伊尹数次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做到知彼知己，然后有针对性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
第二，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翦除夏桀羽翼，完成对其战略包围。当时夏王朝总体力量仍然大于商部族。在这种情况下，商汤不马上正面进攻夏王朝，而采取先弱后强、绝其羽翼的正确方针，为最后决战创造条件。他把第一个打击目标指向夏的属国葛，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灭葛。这不仅翦除了夏桀的一个羽翼，也还大大提高了政治威望。继而他又集中兵力逐次灭亡了韦、顾，并攻灭夏桀最后一个支柱，即实力较强的昆吾。这样商汤就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打通了最后灭桀的道路。
第三，正确选择和把握决战时机。在完成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后，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方才作出决定。俗话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立国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亡之时，但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的指挥棒完全失灵了，九夷之师不起，有緍氏公开反抗。只有到此时，商汤方才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于是果断下令起兵。
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一一历举夏桀破坏生产，残酷盘剥压迫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拯民于水火之中。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战前誓师后，商汤简选良车70乘，“必死”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归依于属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朡。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寿县南），不久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宣告灭亡。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其主的地位。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商建立了起来。
商汤“革命”是政治上的一项进步之举，鸣条之战则是我国军事历史上一篇辉煌的杰作。它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的全面运用，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就是商周之际周武王在吕望等人辅佐下，率军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牧野（今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大破商军、灭亡商朝的一次战略决战。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寖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封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中、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
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亨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态势，伐纣灭商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万5千人，浩浩荡荡东进伐商。同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均居今汉水流域）、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陆南）等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方国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6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
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于是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17万人（一说70万，殊难相信），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步、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帅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
尔后，武王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决非偶然。首先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的结果。它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其次，是做到了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第三，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第四，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商纣王之所以迅速败亡，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行暴敛，严刑酷法，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三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自食恶果；四是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加上军中那些临时仓促征发的奴隶阵上起义，反戈一击，其一败涂地也就不可避免了。
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所体现的谋略和作战艺术，也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繻葛之战
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大败周室联军的一次反击作战，也是历史进入东周后，周室衰弱，诸侯国崛起，不听从天子之命，竞相争霸在军事领域中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春秋初年，东迁洛邑的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仍保留着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实际上势力已一落千丈，其直接统治的地区日趋狭小，根本号令不了其他诸侯。在这种“礼崩乐坏”的形势下，一些诸侯就乘机脱颖而出，觊觎和争夺霸主地位，其中地处中原腹心的郑国，在这场斗争中首先崛起，成为当时诸侯中最具实力和威望的一国。
郑国虽迟至西周后期始分封立国，但由于其开国君主郑桓公为周厉王的幼子，与周王室关系亲近，因而一直为周王室所倚重，被委以为王室卿士，主持周室中枢大政。加上郑桓公当年将国内民众由关中地区迁到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占有了四通八达的天下形胜之地，故国势蒸蒸日上，成为诸侯列国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郑庄公继位后，凭借国力强盛，又身为周室权臣的有利条件，竭力扩充领地，侵伐诸侯，进一步增强郑国的实力。在军事外交上，他的主要策略和手段是，拉拢齐、鲁两国，打击和削弱卫、宋、陈、蔡四国，并灭亡了许国，造就了“小霸”的局面。随着政治、军事实力的增长，郑庄公对周王室的态度也越来越变得倨傲不羁，不把王命再放在眼里。这样一来，周郑之间的矛盾就变得尖税起来，繻葛之战正是这种矛盾的产物。
早在周平王在位时，周郑之间就互不信任，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即周平王的儿子作为人质留在郑国，郑国的公子忽也做为人质住到周都洛邑。到了周桓王继位后，更反感郑庄公的专横跋扈，于是将国政委交给虢公，后来甚至干脆剥夺了郑庄公的卿士地位，并把郑国的部分土地收为己有。
郑庄公恼羞成怒，从此不再去朝觐周桓王，两国矛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周桓王不能容忍郑庄公的无礼犯上行为，于是便于公元前707年秋天，亲自率领周军和征调来的陈、蔡、卫等诸侯军大举伐郑，一场大战终于在中原战场上爆发了。
郑庄公闻报周室联军倾巢而来，便统率大军进行迎击。很快，两军相遇于繻葛。为了赢得决战的胜利，双方都赶紧调兵遣将，布列阵势。周桓王将周室联军分为三军：右军、左军、中军，其中右军由卿士虢公林父指挥，蔡、卫军附属于其中；左军由卿士周公黑肩指挥，陈军附属于内；中军则由桓王亲自指挥。郑军方面针对周室联军这一布阵形势和特点，也相应作了必要而充分的部署。他们将郑军也编组为三个部分：中军、左拒（拒是力阵的意思）和右拒，郑庄公及原繁、高渠弥等人率领中军，祭仲指挥左拒，曼伯统率右拒。准备与周军一决雌雄。
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公子元针对周室联军的组成情况，对敌情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因此它的军队没有斗志，如果首先对陈军所在的周左军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迅速崩溃；而蔡、卫两军战斗力不强，届时在郑军的进攻之下，也将难以抗衡，先行溃退。鉴于这一实际情况，公子元建议郑军首先击破周室联军薄弱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周桓王亲自指挥的周室联军主力——中军。他的建议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因此为郑庄公所欣然接受。
另一位郑国大夫高渠弥鉴于以往诸侯联军与北狄作战时，前锋步卒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以致无法出击而失利的教训，提出了改变以往车兵、步兵的笨拙协同作战方式，编成“鱼丽阵”以应敌的建议。所谓“鱼丽阵”，其特点便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将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郑庄公是一位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统治者，所以高渠弥的这一战术新建议也被他所采纳了。
会战开始后，郑军方面即按照既定作战部署向周室联军主动发起猛烈的进攻：“旗动而鼓”，击鼓而进。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首先攻击周室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军果然兵无斗志，一触即溃，逃离战场，周室联军左翼即告解体。与此同时，祭仲也指挥郑军左方阵进攻蔡、卫两军所在的周右翼部队，蔡、卫军的情况也不比陈军好到哪里去，稍经交锋，便纷纷败退。周中军为溃兵所扰，阵势顿时大乱。郑庄公见状，立即摇旗指挥原繁的中军向周中军发动攻击。祭仲、曼伯所分别指挥的郑左右两方阵也乘势合击。
郑军的指挥者见周师溃退，十分振奋。祝聃等人遂建议立即追击，扩大战果，但为郑庄公所拒绝。他的看法是“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于是战场便这样沉寂了下来。郑庄公这么做的含意便是，周天子地位虽已今非昔比，但威望犹在，不可过分冒犯，以致引起其他诸侯国的敌视和作对。
为此，当晚他还委派祭足去周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以缓和两国间的尖锐矛盾。郑军取得这次作战胜利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是正确地选择了作战主攻方向，制定了合理的进攻程序。因为周室联军的两翼都很薄弱，尤其是作为左翼的陈军力量最单薄。郑军先攻其左翼，后攻其右翼，再集中兵力攻打其中军的作战指挥，恰好击中周室联军军阵的薄弱环节，从而取得作战胜利。
第二，是正确地运用了先进的战法。它所创的“鱼丽阵”，使战车和步卒能够较好地配合协同，使得郑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制囿于传统车战战术的周室联军被动失败的境地。
第三，是适时把握进退尺度，在战斗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及时停止追击，既争取了政治上的主动，也保有了军事上的胜利成果。
繻葛之战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政治上它使得周天子威信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从此消亡。军事上，“鱼丽之阵”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
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春天，它是春秋初年齐鲁两个诸侯国之间进行的一场车阵会战，也是我国历史上后发制人，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起，我国历史进入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春秋时代。齐国和鲁国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重要诸侯国，又互相毗邻，在当时的动荡局面下，不免发生各种矛盾，而矛盾冲突的激化，又势必造成两国间兵戎相见的结果，长勺之战正是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当时的鲁国据有今山东西南部地区，都城曲阜（今山东曲阜），它较多地保留了宗周社会的礼乐传统，在春秋诸国中居于二等地位，疆域和国力较之齐国，均处于相对的劣势。至于齐国，则是姜太公吕望的封地，辖有今山东东北部地区的广大地域，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那里土地肥沃，又富渔盐之利，太公立国后，推行“因其俗，简其礼”、“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举贤而上功”、“修道法”、礼法并用等一系列正确政策，因而经济发达，实力雄厚，自西周至春秋，一直成为东方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长勺之战就是在这种齐强鲁弱的背景下爆发的。
公元前686年冬，齐国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动乱。齐襄公的堂弟公孙无知杀死襄公，自立为君。几个月后，齐臣雍廪又杀死了公孙无知，这样，齐国的君位便空置了起来。当时流亡在外的公子小白和其兄公子纠都想乘机回国继承君位，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君位争夺斗争。结果，是公子小白捷足先登，率先入国抢占了君位，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桓公。而公子纠则时运不佳，在这场权力争夺中丢掉了自己的性命，其重要谋臣管仲也被罗致到齐桓公的手下，后来成为齐桓公霸业的重要奠基者。
鲁国在这场齐国内部斗争中，是站在公子纠一边的，并曾经公开出兵支持公子纠回国争夺君位。但结果是乾时一战，损兵折将，大败而归。鲁国的所作所为，导致齐鲁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齐桓公本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不肯善罢甘休，这终于酿成了长勺之战的爆发。
公元前684年春，齐桓公在巩固了君位之后，自恃实力强大，不顾管仲的谏阻，决定兴师伐鲁，以报复鲁国一年以前支持公子纠复国的宿怨，企图一举征服鲁国，向外扩张齐国的势力。当时鲁国执政的是鲁庄公，他闻报齐军大举来攻，决定动员全国的力量，同齐军一决胜负。
就在鲁庄公准备发兵应战之时，鲁国有一位名叫曹刿的人认为当政者庸碌无能，未能远谋。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家遭受齐国军队的蹂躏，因而入见庄公，要求参与战事。曹刿询问庄公依靠什么同齐国作战。鲁庄公说，对于衣物食品之类的东西，总是要分赐给臣下，不敢独自享用。曹刿指出，这样做不过是小恩小惠，不能施及全国，民众是不会出力作战的。鲁庄公又说，自己对神明是很虔敬的，祭祀天地神明的祭品从不敢虚报，很守信用。但曹刿认为，对神守点小信，未必能感动神明，神也是不会降福的。鲁庄公想了一下又补充道，自己对待民间的大小狱讼，虽然不能做到明察秋毫，但是必定准情度理地予以处理。曹刿这时才说，这倒是尽到了君主的责任，为老百姓办了好事，具备了同齐国决一胜负的基本条件了。为此，他请求随同鲁庄公奔赴战场，鲁庄公允诺了他的这一请求，让他和自己同乘一车前往长勺。
鲁军根据齐强鲁弱的客观形势，在长勺（今山东曲阜北，一说莱芜东北）迎击来犯的齐车。两军都摆开了决战的态势，待布阵完毕后，鲁庄公准备传令擂鼓出击齐军，希望能够先发制人。曹刿见状赶忙加以劝止，建议庄公坚守阵地，以逸待劳，伺机破敌，鲁庄公接受了曹刿的这一建议，暂时按兵不动。齐军方面求胜心切，凭恃强大的兵力优势，主动向鲁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但它接连三次的出击都在鲁军的严密防御之下遭到了挫败，未能达到先发制人的作战目的，反而造成自己战力衰落，斗志沮丧。曹刿见时机已到，建议庄公果断进行反击。庄公听从他的意见，传令鲁军全线出击。鲁军于是凭借高昂的士气，一鼓作气，迅猛英勇地冲向敌人，冲垮齐军的车阵，大败齐军。庄公见到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发起追击，又被曹刿所劝阻。曹刿下车仔细察看，发现齐军的车辙的痕迹紊乱；又登车远望，望到齐军的旗帜东倒西歪，判明了齐军确是败溃，这才建议鲁庄公实施追击。庄公于是下令追击齐军，进一步重创齐军，将其赶出了鲁国国境，鲁军至此取得了长勺之战的最终胜利。
战争结束后，鲁庄公向曹刿询问是役取胜的原委。曹刿回答说：“用兵打仗所凭恃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冲锋时，士气最为旺盛；第二次击鼓冲锋，士气就衰退了；等到第三次击鼓冲锋，士气便完全消失了。齐军三通鼓罢，士气已完全丧尽，而相反我军士气却正十分旺盛，这时实施反击，自然就能够一举打败齐军”。接着曹刿又说明未立即发起追击的原因：齐国毕竟是实力强大的国家，不可等闲视之，而要谨防其佯败设伏，以避免己方不应有的失利。后来看到他们的车辙紊乱，望见他们的旌旗歪斜，这才大胆地建议实施战场追击。一番话说得鲁庄公心悦诚服，点头称是。
从曹刿战前决策、战场指挥和战后分析的诸多言行里，我们可以看到鲁军取得长勺之战的胜利乃有其必然性。鲁国统治者在战前进行了“取信于民”的政治准备，为展开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作战中，鲁庄公又能虚心听取曹刿的正确作战指挥意见，遵循后发制人、敌疲我打、持重相敌的积极防御、适时反击的方针，正确地选择战场，正确地把握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赢得战役的重大胜利。
可见，长勺之战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却正确地反映了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因此，一直为历代兵家所称道。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斗争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的一次罕见的胜利。它对齐桓公调整完善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具有一定的影响。
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发生的泓水之战，是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一次作战，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因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之一。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各国诸侯顿时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领导人，成为一片散沙。齐国因内乱而中衰，晋、秦也有各自的苦衷，暂时无力过问中原。这样，长期以来受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楚国，就企图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
素为中原列国目为“蛮夷之邦”的楚国的北进势头，引起中原诸小国的忐忑不安，于是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凭藉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乱的余威，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可是在当时，宋国的国力远远不逮楚国，宋襄公这种不自量力的做法，造成宋楚间矛盾的高度激化，楚国对当年的齐桓公是无可奈何的，但这时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结果终于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且说宋襄公专心致志争当盟主，虽然雄心勃勃，但毕竟国力有限，因此只能单纯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政治号召，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藉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可是他的这套把戏，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在盂地（今河南省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拒绝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汉，轻车简从前往，结果为“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军队活捉了起来。
楚军押着他乘势攻打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幸亏太宰子鱼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使其围攻宋都数月而未能得逞。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之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义，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亲楚。他自知军力非楚国之匹，暂时不敢主动去惹犯它；而是先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挽回自己曾为楚囚俘的面子。大司马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宋襄化的庶兄）都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劝阻宋襄公不要伐郑。可是宋襄公却振振有词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如果上天不嫌弃我，殷商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执意伐郑。郑文公闻讯宋师大举来攻，立即求救于楚。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才知道事态十分严重，不得已被迫急忙从郑国撤军。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军返抵宋境。这时楚军犹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途中。宋襄公为阻击楚军于边境地区，屯军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等待楚军的到来。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
但是却为宋襄公所断然拒绝，从而使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可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杀后，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悉为楚军所歼灭。只是在公孙固等人的拼死掩护下，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逃回宋国。泓水之战就这样以楚胜宋败降下帷幕。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都埋怨宋襄公实在糊涂。可是宋襄公本人并不服气，在那里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可见其执迷不悟到了极点，因而遭到公子目夷等人的严厉批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因腿伤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陈旧用兵教条死去了，他的争当霸主的夙愿，也有如昙花一现似的，就此烟消云散了。
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时，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遗憾的是，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
当然在宋国臣僚中，也不是人人都像宋襄公这般迂腐的。公孙固等人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他们关于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济而未成列而击”的建议，体现了“兵者，诡道”、“攻其无备”的进步作战思想，从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运用。如孙子就把“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定为“处水上之军”的重要原则之一。至于实践中以“半渡击”取胜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柏举之战中夫概清发水半渡击大败楚军就是典型一例。
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假途灭虢之战
假途灭虢之战，是春秋初年晋国诱骗虞国借道，一石双鸟，先后攻灭虢、虞两个小国的一次作战。这次战争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却揭示了军事斗争的一些重要规律，给后世留下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春秋初期，诸侯并立，兼并无已。位处中原地带的晋国，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大混战中不断兼并征服小国，势力迅速崛起。晋献公在位期间，又把其南面的两个小国——虢国和虞国预定为吞并的目标。
可是，晋国要顺利实现这一目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虢、虞两国虽然地狭人稀，国力弱小，但却是同姓毗邻，结有同盟。晋国同其中任何一国开启战端，都意味着要同时和两国之师相抗衡。如何拆散虢、虞两国的同盟关系，使自己避免陷于两线作战，这乃是晋国在吞并两国军事行动中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终于，晋国大夫荀息想出了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即用厚礼重宝贿赂收买虞公，拆散虢、虞之间的同盟，向虞国假道攻打虢国，待虞国中计、虢国败亡后再图后举。晋献公听了荀息这一献计后，认为计谋很好，但是还存在有一定的顾虑，一是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珍宝，二是忌惮虞国那位贤臣宫之奇会揭穿晋国的用心。针对晋献公的犹豫，荀息一一予以妥善的解释，指出送珍宝给虞国，等于是将它暂时存放在那里，迟早还将收回；至于宫之奇，虽有些能耐，但他的意见虞公不一定会采纳，未足为惧。一番话打消了献公的最后顾虑，他决定依照荀息的计谋展开行动。
不久，荀息携带着良马、美玉等奇珍异宝出使虞国。到了那里后，即晋见虞公，献上珍宝，并向虞公正式提出借道攻虢的要求。虞公既贪利收下了良马、美玉，又不敢轻易开罪于晋国，于是便应允晋国军队通过虞国土地去征伐虢国，并表示愿意出兵协助晋国作战。宫之奇认为此事大为不妥，在一旁加以谏阻，但虞公根本听不进去，只是一意孤行，硬朝着晋人的圈套里钻去。
公元前658年夏，晋大夫里克、荀息统率晋国军队通过虞国的土地去攻打虢国，虞公践约派出军队同晋军会师，然后协同晋军展开军事行动。晋军在虞军的积极配合下，进展顺利，很快攻占了虢国的下阳（今山西平陆境），一举控制了虢、虞之间的战略要地，并通过此事进一步摸清了虢、虞两国的虚实，为下一步行动创造了条件。
时隔3年，晋献公又一次向虞国提出了借道伐虢的要求。这时虞国大夫宫之奇更透彻地看清了“假道”背后所包藏的险恶用心。指出“虢国如果灭亡，虞国必然跟着完蛋”。警告虞公“晋不可启，寇不可玩”。力图以虢、虞两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劝阻虞国假道于晋。可是虞公利欲熏心，根本不采纳宫之奇的建议，反而以晋为自己的同姓国，必不会害己作理由，又答应了晋国借道的要求。宫之奇见虞国灭亡近在旦夕，为避祸计，便率领族人逃离了虞国。
这次晋献公亲自统军借道虞国攻打虢国，声势远较前一次为大，可见其志在必得。晋军进展迅速，很快兵临虢都上阳（今河南陕县境）城下，加以团团围困。虢国弱小无援，数个月后即为晋军所灭，虢公丑仓皇逃奔京师（今洛阳）。晋军随即凯旋回师，行经虞地驻扎时，即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生俘虞公，轻而易举地灭亡了虞国，最终达到了吞并两国的目的。
晋军的胜利，在于它能够做到“必胜之兵必隐”这一点，以借道的假象巧妙掩盖自己各个攻灭虢、虞的真实企图。“兵不厌诈”，晋国君臣深谙此中奥秘，故能确保自己以强击弱、以大攻小战略意图的实现。在行施“借道”这一计谋过程中，晋国君臣还能针对虞公贪利爱财的弱点，诱之以利，迷惑其心智，使敌人始终由自己牵着鼻子走，无所作为。
虞国的失败，首先是国力、军力远不逮人，故成为晋国敢于觊觎的对象。其次是其最高统治者虞公昏聩庸劣，贪图眼前小利，破坏与虢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又文过饰非，拒纳谏言，终于引狼入室，自取咎殃。第三，与上两点相联系的是，虞国对晋国灭虢后的战略新动向毫无察觉，放松警惕，不作戒备，以至晋军发动突然袭击之时，无暇抵抗，束手就擒。
假道灭虢之战体现了相当丰富深刻的军事斗争艺术，因此受到历代兵家的广泛重视。著名兵书《三十六计》还曾将它立为一计，以概括军事斗争中这样一条重要规律：战争指导者有意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利用敌人贪利、畏怯等弱点，借攻击第三者为由，顺势渗透自己的势力，控制对方。一俟时机成熟，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一举消灭或制服对手，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在历史上，假道伐虢也经常为一些人所仿效，而成为强兼弱、大吞小过程中所惯用的策略手段。比如公元963年，北宋赵匡胤“假道荆湖”，袭占荆、湖，并灭南平、武平两地割据势力，就是显著一例。当然，此战中所反映的唇亡齿寒的另一层道理，也为后世弱国联合以抗击强国的斗争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城濮之战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
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
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就主动把楚军撤退到楚国的申地（今河南南阳），并命令戍守谷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要求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不可小觑，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
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根本听不进楚成王的劝告，仍坚决要求楚成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以消弥有关他指挥无能的流言，并请求楚成王增调兵力。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了子玉的决战请求，希冀他侥幸取胜；但是又不肯给子玉增拔充足的决战兵力，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这部分援兵后，更加坚定了他同晋军作战的决心。为了寻找决战的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子玉这一招不怀好意，实际上是要让晋国放弃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但晋文公棋高一着，采纳了先轸更为高明的对策：一方面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另外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寻战。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附晋，果然恼羞成怒，倚仗楚、陈、蔡联军兵力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战略决战。
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
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晋军在城濮驻扎下来，齐、秦、宋诸国的军队也陆续抵达和晋军会合。晋文公检阅了部队，认为士气高昂、战备充分，可以同楚军一战。楚军方面，决战的准备也在积极进行之中，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成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力，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右翼军由陈、蔡军队组成，战斗力薄弱，由楚将子上统率；左翼军也是楚军，由子西指挥。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区上空战云弥漫，晋楚两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战车大会战。在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发动进攻。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的右军——陈、蔡军猛攻。陈、蔡军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打击，顿时惊慌失措，一触即溃。楚右翼就这样迅速就歼了。接着晋军又采用“示形动敌”，诱敌出击，尔后分割聚歼的战法对付楚的左军。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撤，装扮出退却的样子。同时，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战车拖曳树枝，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假装后面的晋军也在撤退，以引诱楚军出击。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左翼军追击。晋中军主将先轸、佐将郤臻见楚军中了圈套，盲目出击。便立即指挥最精锐的中军横击楚左军。晋上军主将狐毛、佐将狐偃也乘机回军夹攻。楚左翼遭此打击，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了重围，很快也被消灭了。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失败，大势尽去，不得已下令中军迅速脱离战场，才得以保全中军。楚军战败后，向西南撤退到连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杀。城濮之战就此以晋军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反观楚军方面，则是君臣不睦，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敌，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加上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终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将自己在争霸中原中的优势地位拱手让人，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邲之战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中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至于楚庄王本人，也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史所称道的“春秋五霸”位置。
楚国虽然在城濮之战中遭到失败，但由于它长期以来都是南方地区的大国，地广民众，物产丰富，兵力充裕，因此仍具备着东山再起的实力。城濮之战后不久，楚国即同晋国讲和，以减轻晋国的压力，转移晋国的视线。在达到这一目的后，楚国积极发展军力，伺机再次北上中原，同晋争霸。
晋国方面自取得城濮之战胜利后，开始放松对楚动向的警惕，而与原先的盟国秦之间产生了矛盾。矛盾的激化，是两国间先后几度兵戎相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肴之战。是役，晋军虽然伏击秦军成功，使对方“匹马只轮未返”，取得战役上的大胜；但是在战略上却是大大的丢分，它使得秦晋同盟关系陷于瓦解，两国间战事频繁，秦国亲近楚国，从而极大地牵制了晋的力量，这就为楚国再次北进中原提供了客观上的帮助。
楚国方面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向中原地区用兵，扩张自己的势力。它接连并吞中原南部的江、蓼、六等小国，并伐郑伐陈，使之降服。接着它又先后迫使蔡、宋等国归附自己。楚庄王继位之后，英明有为，在他的整治下，楚国的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甚至借出兵讨伐陆浑之戎为名，公然陈兵于洛邑境内，向周天子询问九鼎之大小和轻重。九鼎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楚庄王这样做，无疑暴露了他欲取代周天子的用心。此举虽然遭到周臣王孙满的批驳，但是却充分反映了楚国实力再度崛起的这一客观事实。
当然，楚庄王心里清楚，要真正号令中原诸侯，光征服陈、蔡等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军事上战胜晋国才能实现自己的夙愿。于是，他积极伺机寻求与晋开战的时机。与此同时，晋国也不能容忍楚国势力重新弥漫于中原的局面，故召开盟会，争取与国，力图抑制楚国的北进。当时，郑、宋等国家夹在晋、楚势力之间，对哪一方也不敢轻易开罪，只好两面讨好，以求自保。尤其是郑国，位于中原腹心四战之地，处境更是微妙。这时它为晋国的威逼，权衡利害，又投靠晋国。楚国深知郑在争霸全局中的重要性，决定对郑用兵，迫使其服己，以便进而封锁黄河，阻晋南下。于是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春，楚庄王以郑通晋为罪名，大举伐郑，拉开了晋楚邲之战的序幕。
是年六月，郑国都城在被围数个月后，因得不到晋军的及时援助，虽经坚决抵抗，但终于为楚军所攻陷。郑襄公肉袒向楚军请和，楚庄王答应了这一媾和请求，退兵30里，派使臣与郑盟，郑国以襄公弟子良入楚为质。郑国是晋进入中原的通道，晋国自然不能允许楚国控制这里。所以当楚围郑二个月后，晋景公就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率军救郑。然而晋军发兵已延误战机，进军又不迅速，所以当郑与楚媾和的消息传来时，晋军才抵达今河南省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在决定下一步战略方案的时候，晋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执。荀林父认为郑既已降楚，晋军再去救郑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主张暂时不渡黄河，勒兵观衅，待楚军南撤后再进兵，逼郑附己。上军主帅士会赞成荀林父的意见，强调兵只可观衅而动，楚军当时正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优势地位，现在同它作战对晋不利，主张另待时机，再树霸权。他们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却遭到中军副将郤谷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晋所以称霸中原，是因为军队勇武，臣下尽力。如今失掉郑国，称不得“力”；面临敌人而不打，称不得“武”，若是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掉霸主地位，还不如去死。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在这种好战心理的驱使下，郤谷遂不顾荀林父的军令，擅自率其部属渡河南进。他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晋军统帅中枢的有效指挥。
郤谷擅自渡河的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即认为这么做必败无疑。这时司马韩厥就向荀林父建议道：“郤谷以偏师攻敌，势必招致危险，您身为元帅，对此是负有罪责的。还不如命令全军渡河前进，这样，即使是打了败仗，责任也是由大家共同承担”。荀林父犹豫不决，最后被迫令全军南渡黄河，行至邲地（河南衡雍西南），由西而东背靠黄河列阵。
楚军闻知晋军渡河，内部也出现了战与不战的分歧，令尹孙叔敖主张见好就收，及时撤兵，不与晋军作正面冲突；而宠臣伍参则在分析了晋军内部将帅不和、士气低落等弱点后向楚庄王建议同晋开战。楚庄王采纳了伍参的意见，打消南撤念头，转而率兵向北推进，抵达管地（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郑襄公派遣使臣皇戍前往晋营，以“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为由，劝说荀林父进攻楚军，并答应郑军协同晋军作战。对郑国的这一劝战建议，晋军将帅中又发生了一场辩论。郤谷力主答应郑使的要求，赞成立即出战，认为“败楚、服郑，在于此矣”。
下军副将栾书则不同意郤谷的意见，认为楚军实际情况并非“骄”“老”和“不备”。郑国来劝战，纯粹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晋、楚速战速决，以战争结局来决定郑国的去从。中军元帅荀林父一时犹豫于两派的意见之间，迟迟未能作出决断。正在晋军进退不决之时，楚庄王遣使求见晋军主帅，表示楚这番出师北上，目的只是为了教训一下郑国，而并无开罪晋国的意思。晋上军将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同受命辅佐周王室，如今郑怀有二心，晋特奉王命质问郑国，而与楚国无涉。回答得比较客气。郤谷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荀林父谄媚楚国，便派中军大夫赵括用挑衅性的语言答复楚使：晋国出兵是为了把楚军从郑国赶走，“必逐楚军”，为此，不惜同楚军交锋，“不避战”。这样一来，晋军内部的混乱分歧，便直接暴露在楚使跟前，楚庄王从而掌握了晋军的意向和虚实。
为了进一步麻痹晋军，确保决战的胜利，楚庄王再次派人以卑屈的言辞向晋军求和。荀林父原先并无决战的决心，见楚军求和，即予以答应，并放松了戒备。这时，楚军就乘机派遣乐伯、许伯、摄叔等人乘战车向晋军挑战。既打击了晋军的士气，又摸清了晋军的虚实。
楚军挑战后，晋军中两个心怀不满，希望晋军失利的将佐魏锜和赵旃，也先后要求前去向楚军挑战，未被允许，改为出使请和。赵、魏两人进至楚营后，擅自向楚军挑战进攻，结果恰好为楚军所利用，楚大军遂倾巢而出，猛烈攻打晋军各部，给前来挑战的晋军魏锜、赵旃、荀莹部以沉重的打击。并乘胜进逼晋军大营。
这时，荀林父还在营中等待楚军派使者前来议和。楚军突然如潮而至，使得其手足无措，计无所出，竟然在惊恐中发出全军渡河北撤的命令，并大呼先渡河者有赏。这样一来，晋军更是陷于一片混乱，大败溃逃，拥挤于黄河河岸附近，争相渡河逃命，船少人多，渡河没有指挥。先上船的怕楚军追及，急于开船，未上船的跳入河中，手攀船弦，以至船只不能开动。结果引起一阵自相砍杀，造成船上断臂断指积成一堆，使晋军蒙受重大的损失。
所幸的是，楚军并无压迫晋军于河岸聚歼的计划，晋军大部才得以渡河逃脱战场。另外，晋上军在士会指挥下，预作准备，设伏挫败楚公子婴齐率领的楚左军进攻，有秩不紊地向黄河北岸撤退；又晋下军大夫荀首为营救其子荀莹而奇袭楚先头部队成功，射死楚将连尹襄老，活捉公子谷臣。所有这些，也都起到了掩护晋军渡河的客观作用，减少了晋军的伤亡。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楚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邲之战就此划上了句号。接着，楚庄王进兵衡雍，在那里以胜利者的身份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后撤军凯旋南还。从此，楚在中原的势力更显见长了。
邲之战的胜负归属与城濮之战不同，但胜负的原因，两场战争却有着某种类似处，即胜败不是由于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误。晋军的失败，是由于援郑之师出动时机过迟；内部意见不统一，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事犹豫不决；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放松戒备，给敌以可乘之机；当战事全面爆发后，又惊慌失措，轻率下令渡河退却，自陷危境；渡河时未妥善实施防御，导致一片混乱。由此而丧失战争的主动权，陷于失败。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作战指导的高明一筹。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统一，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在战前一再遣使侦查晋军的虚实，并佯作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松懈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行动，一举击溃晋军。至于论者多以为楚军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这其实是不谙春秋时作战遵循“逐奔不远”军礼原则的误解。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只能是“不穷不能”，而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去聚歼晋军。
“十恶不赦”到底是哪十恶？
人们经常说的成语“十恶不赦”有它的渊源，它的形成，要从我国的法律制度来看。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都进行了法律法典的编纂，而在这些法律法典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魏时的《魏律》，北朝时的《齐律》，而后来据说的“十恶”最早也就出现在《齐律》中，当时称为“重罪十条”。“重罪十条”把这十条罪行称为“十恶”，并且规定绝不赦免，到了隋唐就正式形成了“十恶不赦”的说法，所以说隋唐“十恶不赦”其实原来是出自于《齐律》的“重罪十条”。它的主要内容有：
一、谋反，这历来都被视为十恶之首。
二、谋大逆。指毁坏皇家的宗庙、陵寝、宫殿的行为。
三、谋叛。谋叛是指叛逃到其它敌对国家。
四、恶逆。指打杀祖父母、父母以及姑、舅、叔等长辈和尊亲。
五、不道。无道。
六、大不敬。偷盗皇帝祭祀的器具和皇帝的日常用品，伪造御用药品以及误犯食禁。
七、不孝。指咒骂、控告以及不赡养自己的祖父母、父母。祖、父辈死后亡匿不举哀，丧期嫁娶作乐。
八、不睦。
九、不义。指殴打、杀死长官（一般指州县长官），丈夫死后不举哀并作乐改嫁等。
十、内乱。指与祖父、父亲的妾通奸。“十恶不赦”自从《齐律》出现这些条款后一直沿用到宋元明清。
论语心得
——为人之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议论去吧
常言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活一世，毁与誉，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的。名气越大，越是难以避免。今天把你捧上了天，明天又将你狠狠地踩在脚下。岂只是活着的人，即便是盖棺之人，也难以定论。
孔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孔子一直为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顶礼膜拜了2500多年。五四时期，又被打翻在地，叱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及至“文化大革命”，又被再踩上一脚，在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真可谓无常世道，险恶人心。
然而孔子还是那个孔子，加诸其身的毁也好，誉也好，又与孔子及其思想本身何干？
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别人的攻讦也好，吹捧也罢，全不必当回事的。假如有人捧人捧得太厉害了，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目的。就拿孔子本人来说吧，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们之所以如此推崇他，不过是利用他的学说，用以禁锢民众思想，作为巩固其阶级统治的工具罢了。“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在狂贬的那个人未必就真有那么坏，大家都在狂捧的那个人未必真就那么好。因此于人于事，切勿轻信盲从，须得经过自己的考察判断再下结论。明白了此中道理，对于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也就见而不怪了。
一般而言，毁谤的产生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误解、嫉妒、别有用心的恶意诋毁。对此，孔子有这样的名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所不能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天乎！”别人不了解你，嫉妒你、攻击你，你也不恼怒，而是时常反省自己，我还有哪些不足之处？与其浪费时间去反击别人的指责，倒不如埋头做自己的事。不怨天，不尤人，努力充实和完善自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赞也好，贬也好，嘴巴是生在别人身上的，谁都有说话的权利，岂是我能左右得了的？对于别人的评说，套用《论语》里的一句名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吧。至于有些无聊的家伙，你越理他越来劲，倒不如笑骂由人，随他去。很多时候实在是没道理可讲的。
孔子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见解与感悟，他说：“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像水一样暗中浸渍的流言，以及切肤般的诋毁和诬陷，在你这里都行不通，那你就可以称得上是知事明理，境界高远的人了。《论语》里有这样一则故事，鲁国有个名叫叔孙叔武的人在朝廷中说孔子的坏话。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真的圣贤，如日月之华，恶意的毁谤对他无伤分毫，倒是那些不自量力毁谤者自取其辱罢了。
承诺别人不可轻率，尊重别人要发自内心
在这里，有子提出两个观点，一个是信守诚诺的标准，一个是尊重别人的基本标准。
前者，诚诺必须要适宜，不能超出能力所及的范围，如果答应别人的事情超出了自己的能力，那就失去了“义”，是对人对己都不尊重的事情。这是因为为人做事或是帮忙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如果成本的支出超过你的预期，那么你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有一个笑话，孩子问父亲：爸爸，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父亲严肃的回答：是诚信。孩子，做人一定要讲诚信。孩子接着问：那么爸爸，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诚信呢？父亲谆谆教导道：不要许诺，那么你就不会失信于别人。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却道出了信用成本的经济学原理。如果一个人答应别人的时候过于轻率，那么他就有可能落得个“轻诺寡信”的结果，三国时的袁绍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劣评，所以才导致了众叛亲离，在官渡之战中败于曹操，差一点性命也一同丢掉。可知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谨慎，但一旦答应了别人，那么就要踏实地做到，唯其如此，才能够有效地积累起你的信用资源。
只有不轻易许诺的人，才是最重视诺言履行的人。
我们自身的能力制约了我们不能够轻诺寡信。而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又决定着我们能否赢得尊严，这是有子教导我们的第二件事——如果我们对别人不够尊重，过于亲昵或是不拘小节，随时都有可能为我们带来耻辱。
三国时代的名将马超，就曾经因此而遭到了羞辱。
马超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武将，武艺超群，他有一个称号叫锦马超。曹操在西凉战役之中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脱掉衣服，割掉胡须，才逃得一条性命，由此可知马超的勇猛，在当时实无人可与之相比。
后来马超投奔了西蜀刘备，刘备大喜，当即任命马超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马超见到刘备对待自己这么优厚，顿时得意万分，就疏忽了对刘备的礼节，和刘备讲话的时候常直呼刘备的名字，称之为玄德，刘备也不在意。
但是，马超的态度却让与刘备出生入死的关羽非常生气，于是关羽请求刘备杀掉马超，刘备不答应。于是张飞说道：像马超这种情况，必须要用礼节开导他才行。
于是，隔日刘备会见诸将，关羽和张飞同时拿着武器站立在刘备身边。马超到了之后，大摇大摆地入座，但见不到关羽和张飞的座位，突然发现他们两人神色肃然的侍立在刘备的身边，大吃一惊，从此才知道此后应该尊重刘备。
虽然有“大丈夫不拘小节”之说，但尊重别人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素养，只有真正从内心尊重别人，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
承诺别人不可轻率，尊重别人要发自内心，这是最基本的做人学问。
宽容别人等于善待自己
孔子说，看一个射箭手技术的高低主要是看他是否射中了靶心，而没有必要非要到靶子后面去看看他是否射穿了靶子没有。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我们对人，不要太过苛求，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心情愉快，和睦相处。《红楼梦》中的宝钗在宽容方面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在《红楼梦》中，黛玉、宝玉和宝钗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宝玉和宝钗亲近，黛玉一向心怀不满，因而把宝钗视为自己的“情敌”，倘若抓住了机会，黛玉总要对宝钗针砭一番。在这个问题上，宝钗表现出了大度的宽容，对于黛玉的醋意、敌意，她不予理睬；就算对于某些讽刺挖苦，她也只是适当地回敬。但是，一旦宝钗抓住了两人和好的转机，就会努力争取与黛玉和解，以从根本上消除黛玉的敌意。
有一次，贾母让各位姑娘猜拳行令随意玩乐，黛玉无意中说出了几句《西厢记》、《牡丹亭》中的“艳词”，这引起了宝钗的注意。在当时，这两种剧本都是禁书，黛玉这样的名门闺秀怎可读禁书，说艳词？这会被人指责为大逆不道。尽管当时在座的人并没有听出来，但却瞒不过宝钗。按理说，平时受够了黛玉气的宝钗完全可以在当面或背后把这件事向众人揭露出来，奚落黛玉一番。但是聪明的宝钗没有这样做，因为她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她与黛玉化干戈为玉帛的契机。
事后，宝钗在背地里叫住黛玉，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尚未出阁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黛玉一听，吓了一跳，知道她在说酒桌上说艳词的事，就赶紧向宝钗求饶：“好姐姐你别说与别人，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宝钗见黛玉满脸羞红，也就不再追问，反而开导她今后在这些地方要小心谨慎一些，以免授人以柄。宝钗这一番真心真意的关心说得黛玉垂下头来吃茶，心中既感激又信服，心想自己平常刻薄待她，她对自己还是这样好，也就意识到了自己以往的过失。
聪慧的宝钗为我们做出了宽容的榜样。按照我们一般人的处理方法，如果真的有一个像黛玉这样屡屡讽刺挖苦、给我们气受的人，我们是断不能一味忍让的。平常忍一忍还可以，倘若有机会抓住了他的小辫子，一定要狠狠地出一口气。但是宝钗却十分清楚，黛玉与她同居大观园，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在近旁树立一个敌人只会招来更多的气，而化敌为友就大不相同了。于是，她把本可以掀翻对方的把柄变成了与对方和好的橄榄枝，用真诚与宽容换取了黛玉的信任。适可而止，给对方留下余地，并通过巧妙的交际手段化敌为友，是解决受气问题的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
再来看下面这两则故事：
春秋时，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当时是晚上，大殿里点着烛灯，正当大家酒喝得酣畅之际，突然一阵风把烛灯吹灭了。这时，庄王身边的美姬“啊”的叫了一声，庄王问：“怎么回事啊？”美姬对庄王说：“大王，刚才有人非礼我。那人趁着烛灭，拉我的衣襟。我扯断了他帽子上的系缨，赶快点灯，抓住这个断缨的人。”
庄王听了，说：“是我赏赐大家喝酒，酒喝多了，有人难免会做些出格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大家和我一起喝酒，如果不扯断系缨，说明他没有尽兴。”群臣100多人马上都扯断了系缨而热情高昂地饮酒，尽欢而散。
过了3年，楚国与晋国打仗，有一位将军常常冲在前边，勇猛无敌。战斗胜利后，庄王感到惊奇，忍不住问他：“我平时对你并没有特别的恩惠，你打仗时为何这样卖力呢？”他回答说：“我就是那天夜里被扯断了系缨的人。”
同样是春秋时期，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秦穆公的一匹良马被岐下300多个乡下人偷着宰杀吃了。秦国的官吏捕捉到他们，打算严加惩处。秦穆公说：“我不能因为一条牲畜就使300多人受到伤害。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对身体会有害。赏他们酒喝，然后全放了吧。”
后来，秦国和晋国在韩原交战。这300多人闻讯后都奔赴战场帮助秦军。正巧穆公的战车陷入重围，形势十分险恶。这些乡下人便高举武器，争先恐后地冲上去与晋军死战，以报答穆公的食马之德。晋军的包围被冲散，穆公终于脱险。
这虽然仅仅是一则则小小的故事，真实性无法考证，但是读后却让我们的心为之一颤，可见宽容给人的心灵以怎样巨大的温暖和感动，以至经年不忘！
但凡聪慧的人都是会宽容别人的，因为宽容别人的同时，其实是在帮助自己。人生在世，总是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总难免会产生各种不快与摩擦，怎样处理，怎样对待，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方法了。可能有的人会斤斤计较、牙眦必报，而有的人则以一颗宽容的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笑而过罢了。两种态度，自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那就是别人反过来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宽容别人了，别人就会宽容我们，善待我们；而我们对别人苛刻，别人也会反过来以更加恶劣的态度来回击我们。由此看来，我们宽容别人，其实是在宽容自己。
让我们用宽容对待身边的人吧，这不是消极或懦弱的表现，而是真正的丈夫之为，是君子之度，是大家之风。不要等到曲终人散再去独自面对远山和高远，不要等到遗憾满怀再去感叹人生多舛。
不论在家庭还是在生意场上，都需要我们适时地对他人宽容一些，宽容是一种豁达的风范，宽容也是一种幸福。我们饶恕别人，不但给了别人机会，也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和尊敬，我们也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宽容更是一种财富，拥有宽容，是拥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它在时间推移中升值，它会把精神转化为物质。它是一盏绿灯，帮助我们在工作中通行。选择了宽容，便赢得了财富。
宽容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是一种崇高的美德。在处世中不搞唯我独尊，对不同的观点、行为要予以理解和尊重，即使自己有理，也不能咄咄逼人，得理不让，把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强加给别人，要尊重他人的自由选择。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宽容别人，才会给自己带来广阔的天空。
宽容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待到你的勇敢战胜了一个个困难，你的慎重一再避免了失误，你的真情融化了别人心头的坚冰，你的灵活使我们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你的让步给双方带来了广阔的天地，你的赞美得到了公众一致认可，人们便会更加理解你、信任你。
人与人之间需要宽容、需要理解。宽容是催化剂，可以消除隔阂，减少误会，化解矛盾；宽容是润滑剂，能调节关系，减少摩擦，避免碰撞；宽容是清新剂，会令人感到舒适，感到温馨，感到自信，感到世界的美。
宽容别人，首先要学会宽容自己。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自己要保持良好的心态，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你不小心跌倒了，不要趴在地上懊悔，应该站起来擦亮眼睛继续往前走；路走错方向了，不要停留在原地转圈，要迎着日月星辰，明辨方向不动摇。别人不理解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自己失去了信心。高山不理解流泉，设置了许多路障，泉水却永不停歇，绕过顽石，跳下断崖，变成了飞瀑，变成了大江，奔向浩瀚的大海。船不理解岸，总要离去，但岸总是等待着，永远张开宽大的臂膀迎接船的到来。太阳不理解月亮，不喜欢她惨白的光，月亮却永远追随着太阳，当太阳落山后，她却用淡淡的柔光照亮整个黑夜。
你就是自己的上帝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但是接受别人的帮助也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一味地依赖他人，因为别人的脚步注定是别人的去处，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才是属于自己的路。《西游记》是一部家喻户晓的长篇神话小说，唐僧与他的三个徒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回真经的故事虽为虚构，历史上却有一段相关的真人真事。
历史上的唐僧姓陈，法号玄奘，13岁就出家当了和尚。唐僧从小好学，为了钻研佛经，他周游了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寻访有名的佛学大师。可是佛教宗派很多，佛经的译文错误也很多，解释的经义往往互相矛盾。于是，他决心亲自到佛教发源地天竺（今印度半岛）去查个水落石出。
唐朝贞观年间，政府禁止私人随便出国。凡出入国境都要得到国家批准。627年8月，唐僧向政府申请出境，遭到拒绝。决定西游的唐僧便夹在商人中间混出了玉门关，单人匹马地踏上了西行的征途。那一年，他才28岁。
过了玉门关，进入了一望无际的莫贺延，莫贺延是现在西安到哈密之间的大沙漠，有800多里长，又称800里流沙。白天“炎风如火”，夜里又“寒风似刀”，气候变化无常。茫茫黄沙之中，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地上连小草也不长。
一路上，经历了饥渴难耐、精疲力竭等种种艰难困苦，唐僧孤身一人，只有一堆堆白骨和驼马粪当路标，引导他前进。
经过一年多的跋山涉水，唐僧于第二年夏天进入了天竺境内。那时候，印度半岛上有70多个国家，唐僧游历访问了20多个国家及许多的佛教圣地，并到了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唐僧在这里潜心苦学了5年，认真地学习了寺里所藏的各种经书，取得优异的成绩，成了天竺闻名的第一流佛学者。
然而，唐僧并没有因此而自满，后来，他又到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各处游学，访求名师，两年后重返那烂陀寺，开始在寺内讲经。
那个时候，戒日王朝盛极一时，戒日王是天竺威望最高的一个国王，他在都城曲女城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佛经辩论会。辩论大会到会的有天竺18个国王，3000个深通教义的高僧，还有那烂陀寺僧徒1000多人，婆罗门教和其他各界人士2000多人，再加上随从人员，总计不下1万人。唐僧是这次辩论会的主讲人，称为论主。他在会上宣读了他用梵文写的论文，大家都被他的精辟论述惊服，18天的会期，无一人能驳倒他的论点。大会结束时，戒日王送给他数以万计的黄金白银及价值不菲的僧衣，并让他骑着装饰华丽的大象，绕场一周，围观群众欢呼雀跃，学有所成的唐僧成为天竺极负盛名的人物。
唐僧离国已久，思乡之情日渐迫切，他拒绝了天竺人民的盛情挽留，带着600多卷佛经，启程回国了。
当唐僧回到长安时，人们听说这位不远万里、不辞辛苦到佛国去探索佛教真谛的大师取回了真经，都兴奋地传递着这个消息，整个长安都轰动了。前来观看的百姓人山人海，排成了几十里长的队伍。
唐太宗闻讯非常高兴，在洛阳亲自接见了唐僧，并听他讲述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唐太宗听得津津有味，于是要求他把这些见闻都写下来，《大唐西域记》就这样诞生了。
唐僧从洛阳回到长安后，马上组织各地高僧着手翻译佛经，长安大慈恩寺内的翻经院是专供他们翻译佛经的场所。经卷收藏在唐僧亲自设计修建的大雁塔里。大雁塔至今还屹立在西安市内，成为古都西安最显著的标志。
为了翻译佛经，唐僧经常“三更暂眠，五更又起”。他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了19年，译出佛经74部，共1300多卷。后来，唐僧所译佛经的原本在天竺散失了，他的译本就成为研究印度古代文化的珍贵史料。
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成功始于自己，成于自己。就像唐僧，如果他不亲自历经千难万险到天竺去求取真经，他能够学到那么多的佛教知识吗？能够取得那么高的荣誉吗？
凡是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成功的人，他们都是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不懈的努力取得最终辉煌的成果的。依赖他人终不可取，即使别人帮得了你一时，也帮不了你一世。而且，过份地长久地依赖别人，会导致我们自身能力的退化。路，必须靠自己的双脚去走；成功，也必须用自己的热情与智慧去创造。
刘墉曾经说过，虽然不见得一分耕耘能换来一分收获，但是耕耘多的人总能有较多的收获。就好比守株固然可能碰上一只自己撞上来的兔子，但绝不可能比得上主动出击的猎人更有收获。
下面是童话小故事：
小蜗牛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就要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而毛毛虫和蚯蚓却都没有？妈妈说：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的支撑，又爬不快，所以要这个壳来保护！毛毛虫能变成蝴蝶，天空会保护她，蚯蚓会钻土，大地会保护他啊！小蜗牛哭了起来：我们好可怜，天空不保护，大地也不保护。妈妈安慰他说：所以我们有壳啊！我们不靠天，也不靠地，我们靠自己。
是啊，不靠天，不靠地，我们靠自己！这是多么简单却铿锵有力的一句话啊。“自助者天助”，上苍总是愿意帮助那些自力更生的奋斗者，因为他们总是能够为自己定立下明确的人生目标，然后积极地投身到实现目标的奋斗过程中去。如果你很聪明，可是你总是不愿意付出辛劳去脚踏实地地做事情，总是希望有人能够代替你去完成你应该完成的任务，总是希望有人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而使你一夜之间飞黄腾达起来，那么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连上帝也很无奈，因为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成功，一切只能靠自己。只有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的人，才有资格谈人生的真谛；只有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的人，才会给我们以真实的人生教益；只有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的人，才能跳出人生的苦难；只有依靠自己取得成功的人，才能博出辉煌的未来。
低调做人不张扬
孔子认为，只有做到了别人不理解我我也不郁闷的人，才可以安心于自己的学习和事业；而那些唯恐自己的才能被人低估，总是迫不及待地替自己宣传造势，甚至不惜夸大其辞，其命中注定是要有劫难发生的。
三国时期的马谡，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才最终走向不归路的。
在三国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马谡也并非无能之辈，事实上他的才干在当时众所公认，并因此而得到了一代名臣诸葛亮的重用。可是马谡还是不知收敛锋芒，言辞夸大，以致于刘备评价他说言过其实并在临死前叮嘱诸葛亮不可重用马谡。
但是诸葛亮还是犯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最终被马谡的言辞所迷惑，在一次与魏国司马懿对阵之时，派了马谡去守战略重地街亭，结果马谡主观臆断，死读兵书，临阵不知变通，把自己的军队陷于绝境之中，终致街亭失守，也害得没有准备的诸葛亮不得不用空城计对付司马懿的大军，最终马谡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掉脑袋的代价。
反观东吴大将吕蒙和陆逊，其为人行事风格恰恰与马谡相反，他们不是担心别人不了解他们，而是有意低调做人，潜藏起自己的才能不使人知，让人低估自己而终于取得了成功。
当时吕蒙任汉昌太守，与关羽所管辖的公安、南郡地区边境相连，而关羽的勇猛如日中天，更是一直有心兼并吕蒙的地盘，只是因为吕蒙的智慧与能力不可小视，所以关羽才迟迟没有动手，而是分兵攻打曹操所占领的樊城，并留下强有力的兵将守卫公安和南郡。
吕蒙了解到情况之后，就定下计策，假称自己身体有病，另派了没有名气的青年将领陆逊替代自己的职位。而陆逊到任之后，就以后辈的身份写信给关羽，言辞谦卑，迷惑了关羽。于是关羽更不将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放在眼里，就将留守公安与南郡的重兵调往樊城，共同攻打曹操。这时候吕蒙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精兵，扮做客商顺江而下，将关羽所设在沿江的哨兵全部擒获，续而发兵直取公安与南郡，守城的军将措手不及，连吃败仗的情形之下，只好开门投降。
关羽闻报，大吃一惊，急忙率军风风火火往回赶，却又在麦城中了吕蒙的埋伏，一代名将，就这样丧送在最了解自己的对手手下。
在人生的旅途中，所有的事业都是建立在“人不知而不愠”的情形之下，越是“人不知”，就越是有利于有为之士建功立业。
纵观历史成败得失，举凡伟大的事业，都是最低调的人生所成就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急于让别人承认自己，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有一种“不受重视”的失落感觉，越是你的才能得不到承认，就越是磨砺你的志向，养成你的个性，弥补你的缺陷和不足的最好时机。
孔子教导我们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道理就是这么浅显。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不断地学习并体会到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的乐趣，学习朋友的长处并获得朋友们的帮助，低调沉稳，不事浮夸，宁肯让人低估自己而避免犯下大的过失，也不可以因为过于张扬而导致人生的惨败，则事业的成功与人生的基业，也就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不要高估自己而轻视别人
孔子认为颜回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因为他不显山露水，不卖弄聪明，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愚笨，其实却很聪明。俗话说，深水流静。意思是说，只有浅浅的小溪才会水声“哗哗”；无声的水流常常深不可测。《道德经》中也有句名言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与其夸夸其谈地卖弄小聪明，不如闭上嘴深入思考一些问题。在这一点上，颜回应当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但是世界上总有这么一些人，总是会因为过于高估自己而忽略了尊重别人，却不想想一个人只凭自己的才能是成就不了事业的，任何事业都是许多人合作而完成，如果你不知道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闭上嘴巴，或者是在心里缺乏对别人的敬意，那么你的事业必然是一无所成。
唐代花间词派的代表人物温庭筠，原是宰相温彦的后代，他才思过人，名辞佳句传遍天下，但是他一生落魄坎坷，屡试不第，时乖命蹇，造化弄人，只好流落于江淮之间，潦倒一生。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懂得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结果是空误了满腹才情，终其一生一事无成。
温庭筠在诗文词赋上费尽了苦心，但他不注意自己的穿着仪容，嗜酒好赌，经常与一些无赖子弟聚赌生事，动辙喝得醉熏熏，因为他的形象不堪入目，人送外号“温钟馗”，由此可知他是多么不注意修身。虽然温庭筠小节不修，但江淮的一个官员姚勖却非常怜惜他的才华，送给他一笔银子，用以资助温庭筠求学上进。不想温庭筠却把这些钱全都花在了寻花问柳上，虽然是文士风流，但终究有负姚勖的期望。于是姚勖非常生气，就把温庭筠叫来打了一顿板子，希望温庭筠能够改过自新。
但这顿板子，却没有让温庭筠改悔，反而因此送掉了姚勖的性命。
温庭筠有一个姐姐，非常疼爱自己的弟弟，她认为弟弟之所以屡试不第，就是因为姚勖惩罚了他的缘故，所以有一次姚勖去拜访她的丈夫的时候，她冲出门来，抓住姚勖破口大骂，姚勖受此羞辱，连气带病，竟然活活气死了。
实际上，温庭筠屡试不第，与姚勖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他考试的时候喜欢作弊。以他的才情，别说是作弊，就算是闭着眼睛，也能中举。可是他每次答完了自己的试卷之后，就替别的人考生答卷，而且是一答就是数人，所以他又有一个“救数人”的外号。考官沈侍郎虽然知道他不守规矩，但还是不忍心因此而失去这个人才，就有意将他的座位单独安排，但温庭筠习性不改，竟然一次性的给8个考生口述答卷，到了这种地步，考官只能剥夺他的进士资格。
当时皇帝非常喜欢《菩萨蛮》的曲调，宰相令狐绹为了投其所好，就把温庭筠的的作品假充是自己所作，送入宫中，并叮嘱温庭筠万不可以说出去。但是温庭筠前脚离开令狐绹的门，后脚就到处宣扬这件事，让令狐绹丢尽了颜面。而后温庭筠又讥讽令狐绹，说他没学问没文化，令狐绹心里虽然生气，但他毕竟不是无赖小人，只是贪名而已，所以事后并没有报复温庭筠，仍然视他为朋友。
可是温庭筠却因此而憎恨令狐绹，恨他不让自己中举，于是有意回避令狐绹，继续酗酒闹事，结果触犯禁令，被巡夜的虞候抓住打断了牙齿。于是温庭筠又去找令狐绹哭诉，令狐绹闻知大怒，就命人将打伤温庭筠的虞候拘来，替温庭筠出气。不想却被虞候如实说出了温庭筠当时的丑事，从此温庭筠的污秽行为传遍了天下。温庭筠的仕途进取之路，就这样被他自己亲手断送了。
像温庭筠这样恃才傲物，但却不明白做人处事的基本道理，凡事只论人过，闲时招惹是非，是社会上人之生存的大忌。所以当子张问起如何在官场上谋生的时候，孔子指点他说：凡事要多看，多学，多经验多体会，不要轻易表露自己的疑问，任何时候也不可以轻率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因为你任何形式的表达都有可能引发同事的不安心理，所以少说话，多用两只眼睛看，是人生成功的不二法门。
在这里，孔子是以评论弟子颜回的方式所表达出的这种思想。颜回不与人逞口舌之利，那是因为他在内心之中尊重别人，任何事情都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出发，摒除内心中的反感、厌恶与好胜争强等情绪，能够容忍任何形式的不同意见的结果。
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通常会把自己估高，比如有些人根本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却不愿意干简单普通的工作，又比如许多大学生刚刚毕业就以为自己是人才了，就希望社会能争相高薪聘请，有时甚至有单位来聘用还挑三捡四不愿意去，宁愿什么也不干，也不愿意像其他普通劳动者一样去工作。如果这些人领会孔子这句话的意思，不好高骛远，不管什么工作都能踏踏实实地去干，愿意从小事做起，向做大事努力，自然会有发挥特长的机会，也许还能减少许多无谓的精神烦恼。
宽和待人，不与人争口舌之利
孔子认为，不与人争是一种君子的修为，是一项基本的处世行为。世上事真的很难说，当你以为辛辛苦苦争到手了，有时却意味着更大的失去。人与人是没有可比性的，有时你用一生的心血去追求一个目标，也许别人用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你争了一辈子，终于成了山上的一棵小树，而你不争，则可能是山下的一棵大树，你愿意做山上的小树还是做山下的大树？你能说得清是山上的小树高还是山下的大树高呢？
武则天掌握国政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娄师德，他的弟弟任代州刺史，即将上任，娄师德对他说：“我位至宰相，你又任州官，受皇帝的宠幸太多了。这正是别人所妒嫉的，你打算怎样避免这些妒嫉呢？”
娄师德的弟弟跪在地下说：“从今以后，即使有人朝我的脸上吐唾沫，我自己擦去算了，决不让你担忧。”
娄师德面色严峻地说：“这正是我所担忧的。人家向你吐唾沫，是恨你，如果你将唾沫擦去，正违反了吐唾沫的人的意愿，只会加重他对你的愤怒。应该不擦去唾沫，让它自己干，这样笑着接受它。”
这就是历史上唾面自干的来由。而娄师德奉行唾面自干的人生哲学，也是非常贴切到位的。
娄师德曾有一次与李昭德外出，因为他身体肥胖，不能快步走路，李昭德认为他太慢了，就埋怨道：“被种田的粗人给耽搁了。”娄师德听了这话却一点也不生气，笑着回答说：“我不做种田人，谁去做呢？”
娄师德不仅有着唾面自干的风度，对待手下官员，也是非常的宽宏大量。有一年闹旱灾，求雨要表示出诚心，按照惯例，一律禁止屠宰，以体现上天的好生之德。
适逢娄师德去陕县视察，当地官员为了奉承他，就叫厨子拿羊肉给他吃。娄师德见了，就责问厨子：“你们为什么要违背朝廷法令而杀羊呢？”
厨子解释说：“回大人的话，这个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被豺狼给咬死的。”
娄师德听了，心花怒放，说：“这只豺狼倒是蛮懂得礼节的吗。”
过一会儿，厨子又上了红烧鱼。娄师德皱起眉头，问：“朝廷法令，求雨斋戒期间，猪羊牛鱼，一律不准宰杀，你们怎么敢抗令捕鱼？”
厨子回答道：“回大人，这鱼不是我们捕的，也是豺狼咬死的。”
娄师德听了大笑道：“你这个傻瓜，为什么不说是水獭咬死的呢？这样就不会露出马腿来了。”
后来梁国公狄仁杰做了宰相，他非常鄙夷娄师德，认为这种唾面自干的人性格鄙污，不屑于与之共事，几次三番想把娄师德排挤出朝廷，让他去边关打仗。娄师德却安之若素，不与狄仁杰相争辩。后来武则天就单独召见了狄仁杰，向他出示了一封推荐他做宰相的推荐信，而这封信恰恰是娄师德所写。然后武则天这才对狄仁杰说道：“我之所以用你，是由于娄师德推荐了你，娄师德的确知人善用啊！”
狄仁杰为此感到非常羞愧，感叹的说道：“娄师德道德高尚，我是他所推荐的，我知道我远远赶不上他。”
娄师德在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孔子寄望于后世的大智慧。
这种大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时候也不与人争口舌之利，哪怕是再无礼过份的事情，但只要我秉持公正，宽和待人，纵然是污辱又怎么可能伤害到我呢？
知诚信，讲诚信，做诚信人
自古以来，诚信一直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只有诚心诚意、遵守诺言才能有机会立足于社会。诚信是最宝贵、最高尚的一种品质，一种责任，一种道义，一种准则，一种声誉，一种资源，更是不失信与别人的最基本人格。在中国古代，“仁义礼智信”被视为做人的五大基本准则，其中，“信”讲的就是诚信、信用。
明朝刘基在他的《郁离子》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商人在过河时，船被礁石撞破，他大呼救命，并向周围的人许诺：“谁能救我，我将付他100两金子。”一个渔夫就救了他。商人上岸后，只给了渔夫8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讲信用，商人却训斥渔夫贪婪，渔夫只好作罢。后来，这个商人在乘船时又遇上险情，他还像上次那样呼救、许诺。碰巧上次救过他的渔夫也在旁边。但是渔夫没有去救他，反而告诉周围的人：“这个人言而无信！”人们听了渔夫的话，谁也不肯去救商人。这位商人就因不守信用而丧身，给自己带来了灾祸。一个人不遵守承诺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甚至可以丢失自己的性命。所以，诚信既是我们自身修养的根本，也是我们取信于他人的必经之路。
诚信不意味着愚笨，它意味着我们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对待生活、对待人生。
天生我材必有用
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出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自己应有高尚的道德和突出的才能，只要具备了这些就会受到重用。诗坛豪杰李白在《将进酒》中，留下了不朽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与孔子所说的话其实是一个意思。天生下我们，就应该是有用的；也可以说，天生我们人类，就应该是有用的；如果再引申一步，天生动物，天生植物，天生所有生命，都是有用的。它们的存在，就说明有用。因此，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可以这样说，人的出身并不重要，出身再卑微的人也不要有自卑意识。重要的是你自身要有才能，并且你还要深信，自己的才能总会派上用场。上苍让你这样一个人诞生于世，绝不是毫无理由的，完全是因为这个世间需要你这样一个角色才派你来的。你所要做的，就是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位置，并发挥作用。
可以想象李白说此语时的飞扬神采和洒脱豪迈！老天既然生下“我”来，就必有所用。其实他一生并不顺利，但是贵在有这种自信，所以才能成就大业。细想一下，每一个人，不论男女、无分胖瘦、不管求学多少、不理贫富贵贱……虽路途平坦崎岖有别，但只要努力，不被困难吓倒，每个人必有其用武之地！李白有过情困、有过无钱的拮据、有过失去朋友的怅惘、有过失业的无奈、有过贬官的打击……但是他豪爽乐观，唱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响亮声音，而且还潇洒自信地进取，怎不让人钦敬感慨！
一个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后天的命运却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关键看我们如何去认识自己的现实条件，并且是否能够选择一种正确的途径，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或理想中的境界。苏秦是东周洛阳人。他曾在东方的齐国拜师学艺，后跟随鬼谷子先生习艺，在外游历多年。他走了好多地方，人家都不肯用他。他先去请求周显王，说明自己学过一些治国的本领，可是周王身边的大臣都嫌他出身寒微，看不起他。后来苏秦到了秦国谋求发展，秦惠文王不喜欢任用外来的客卿，苏秦只好又离开了秦国。他出外两年多，衣服已破烂不堪，走了好些地方，却没有一处肯留用他。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气馁，也不放弃追求，而是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于是决心苦读。他相信只要学识丰富了，有了治国的本领，秦国不用我，自有用我的地方。抱着这种决心，苏秦日夜苦读，一年多以后，他把姜太公的兵书读通了，又读了一些医、农、经济的书。还把古代法令、诏诰等典籍方面的书也读了，然后又对各诸侯国的山川、河流、物产等情况，做了细心的研究，并着意揣摩天下大势。
一日他忽然豁然开朗，想出了“合纵之策”。苏秦认为当时国与国之间矛盾交错复杂，但有一层脉络清晰可见，那就是西方的秦国正在日益壮大，其趋势必然是吞并六国。东方六国要想摆脱被吞并的厄运，只有携起手来，签约合纵以抗暴秦。于是他就出游燕、赵、韩、魏、齐、楚诸国，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各国国君陈述。他从各国的山川险隘、兵员物产，说到秦国日益强盛，威胁各国统治，进而提出联合抗秦的具体措施，终于逐个说服了六国君主，使各国结成抗秦的统一战线。他本人也由此佩六国相印，一时名扬天下。
苏秦的成功，得益于他富有信心，敢于向命运挑战，认准一个目标，以一种钉子般的强劲和韧劲，锲而不舍，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种精神成就了无数向命运挑战的历史名人。
曾看到过关于美国残疾网球选手罗吉的事例，读后让人深有感触：
罗吉刚一生下来，就患了一种新生儿无指症，这是很罕见的新生儿疾病。医生说罗吉可能永远无法走路或照顾自己。然而罗吉的父母却教导他说：你残疾的程度取决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残疾。
罗吉的父亲一直都鼓励罗吉运动，他教罗吉如何打排球。在罗吉放学后，便在后院教他打橄榄球。罗吉12岁时，便在学校的橄榄球队占有一席之地。每场比赛之前，罗吉会在脑海中想象他得分的美梦，然后有一天他真地逮到机会了！球掉到他手臂上，他用义肢尽其所能地向得分线奔去，他的教练和队友都疯狂地欢呼，但有一个敌队的球员在10码线上追上了罗吉，他紧紧抓住罗吉的左足踝，罗吉试着要抽出他的义肢，但相反地义肢却被拔下来了！罗吉当时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裁判跑过来，手在空中大力一挥，告诉罗吉：加油！得分！虽然最终罗吉没能取胜，但他对于运动的热情却丝毫没有有减少，而是与日俱增。
但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一件事便是旋转网球拍，美中不足的是，当他转拍子转得很快时，他无法紧紧地握好拍子，所以拍子常会掉下来。后来罗吉在一家运动用品店里意外地找到了一支看起来很古怪的球拍，当罗吉拿起这支球拍时，他出乎意料地刚好把手指伸入这支有两个把手的球拍，这天作之合使得罗吉可以转动球拍、发球和接球，就像一个四肢健全的选手一样。他每天都练习，不久之后就开始参加比赛，虽然屡尝败绩，但罗吉坚持下去了，他一再地练习，一再地参加比赛。左手两只手指的手术使罗吉更能握好他这支特殊的球拍，使他比赛的成绩大大进步了！虽然他没有前人可以指导他，罗吉对网球却越发着迷，不久他就开始赢球了！后来罗吉继续向大专杯进军，终其网球生涯，他获胜22次，输了11次。他后来变成第一个被美国职业网球协会认可为专业教练的残疾网球选手。
这些逆境中奋发图强的故事，总是深深地感动并激励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由于家庭的条件、生活中的意外等等原因失去了求学或者工作的机会，于是他们就自暴自弃，认为此生很难有所作为。其实，一个人能否成功，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你内心是否对成功充满渴望，这种渴望能否促使你冲破环境所带来的磨难与阻碍。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成了激励人的名言。这说明人们渴望当“元帅”，我们上学，我们刻苦学习，就是为了能当上“元帅”。可是，有许多人沿着教育家设置好的路途，走到尽头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工具。工具再好，如果不会利用，它也毫无用处。有一些高学历的人，有才能，本身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从小到大，他们一直在积累能量，可是从没有人教过他们如何运用这股力量。更为悲惨的是，他们没有利用这个能量的念头，他们只是等待别人来利用。而有些没有学历的人，只是因为懂得了如何利用这股力量，他们不断地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所以成了成功人士。通过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明白，才能和成功是两回事，不能在他们之间画等号。我们要成功，不仅要有才能，还要学会如何运用才能。正是因为不会运用才能，众多高学历的人空守着五斗才富，却只能喊：伯乐难求，怀才不遇。其实，只有你才是自己的伯乐！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别人无法让你成功，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成功。
每个人都有理想，都有抱负。在这个高压的社会想生存，必须得努力！除了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永无止尽，一定要相信自己。对自己要有信心！不管我们的出身是多么的贫寒或低微，我们都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最棒的，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仕赢学[五代]冯道
修身第一
夫上古无官，当时是也，民衣褐而穴居，食则同食，寝则同寝，无以己之私。而三代以下，丰饶日渐，仓有余廪，厩有余畜，民始有私。乃举贤人，设百官，导致以礼仪，威之以刑法。
官者，管也。权者，衡也。所以设赏罚，明诉讼，断是非，辨好恶，检奸邪，消佚乱。管之，束之，导之，化之，衡之，以求其平。
盖官不公而民不平，民不平则乱始生。故曰：平则不倾。此系于天下之治乱，社稷之安危，为宦者不可不察也。
官者，以修身为要，故立德为先，而立功次之。
何也？盖修身以立德，此为体也。立功者，用也。有体，用自在其中矣。不修身立德而建不世之功者，未之闻也。故子曰：吾日休吾身，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修身德方不殆，而功自立焉。
官之德，曰忠，曰谠，曰清，曰廉，曰慎，曰勤。忠而侍君，谠而求直，此为本也。忠谠之下，乃可以曰清、廉、慎、勤而求功。故曰，欲立功，必以德先。
然立己德，不若立天下之德，修己之身，不若修百姓之身。立己之德，仅一人而，立天下之德，众生降服，治矣。
无德而求功，徒好名者，或难成其事，或为不世之奸雄。此不可不明之。
然立德者，果必立功乎？曰不然。为官求仕，修身之下，自有道术在焉。官者，诈术也，犹言兵者诡道也。夫人心自有忠奸，事理有曲直，周公公而见谤，屈原自忠而被逐，比干剖心，箕子装疯。此皆有德而忠谠之士，苟无道术，难以求自身之全，矧求功之立乎？
况事之成，功之立，不可不以曲求直，以反求正。呜呼，为政之也难也。余每历前朝之得失，未尝不扼腕太息。国之祸乱，民之危厄，皆政之咎也，未可归之于数。
明察第二
明察者何？时也，势也。审时度势，事方可济。
况事有真伪，人有忠奸，言有虚实，理有曲直，此不可不察也。
察而辨之，然后断真伪，判忠奸，辨虚实，定曲直。察之则明，不察则昏；辨之则明，不辨则昏。
然大伪似真，大奸似忠，文饰之，深纳之，虚实难辨，曲直难定，故察宜明察，辨宜深辨。察而不明，辨之不深，则晨昏倒置，以伪为真，以奸为忠，以小人为君子，犹以稗草为幽兰，以鱼目为明珠，鱼龙混淆，黑白颠倒。以此用人，则事无成，以此断狱，则冤狱生。
故名察之道，审时一也。时者，势也。得时则有势，有势则事成，失势则事败。善治者必先乘势。
然则有势同而事异，有事同而势异，因势有就事。阐时势而通变，治之道也。
知人二也。夫事之成，功之立，在于得人。然人有优劣，犹马之有良驽。而自古以降，以奸充忠，以假乱真者多矣。文以巧饰，言以虚夸，犹浮云之蔽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貌忠谠而心存其奸者，往往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故圣人曰：“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观其言而察其行，方可为知。
言者，一也；行者，一也。言与行符，犹貌与神合。诸葛曰：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詹其看视。徒其言美而形不善，此不足为凭。
亦可以道察之：或间之以是非以观其志，或告知以祸患以察其忠，或示之以利以验其廉。
传曰：人心不同，其犹面也。治道之要，在知上之明否，察下之贤否。
上之明，事之，上之不明，去之；下之贤，用之，下之不贤，辞之。
兼听三也。魏征谏太宗曰，兼听则明。兼听者，集众议正反于一身，择善者而从之，择不善者而去之，此所以明也。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善莫大焉。
故善察者见微而知著，见小而识大。
知善恶，然后可以任贤良；明时势，然后可以知进退。
欲除其害，必烛其奸，人未动而我先知，后发而先制，以此为政，庶可无虞。
远猷第三
天下事，有可为者，有不可为者。为可为之事，智也。为不可为之事，义也。
管仲相齐，遂成霸业；屈子忠谏，自沉汨罗。故有不可以成败论优劣，然事之成，功之立，必待有为之人，而必有为之人。
有为之人，必深谋之，远虑之，此所谓远猷。远猷者，思远而谋深之谓也。
故三顾茅庐而鼎足立，雪夜访普而天下定。此皆明君识人，而臣下远猷故也。
诗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性之趋利也，犹飞蛾之近火，惟智者不以小而失大，不以近而失远。
故远猷，以见识为先，必顺天因时而依人。顺天，明势也；因时，趁势也；依人，顺势也。
见不远必谋不深，谋不深而事难成。为官者不可不明也。
故远谋诸国，近谋诸身。谋定而后动，可克全功。
雅量第四
为政者必具雅量。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雅量之有无，以别君子与小人，贤与不肖者也，而为仕者犹重之。
雅量者，忍也，定也，静也。能忍则自安，能定则自重，能静则自动。张良拾履，韩信钻胯，此所以灭秦破楚。
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视富贵如草芥，此谢安所以全身却敌之策。
进退自如，如闲云野鹤，以天下为为己任，布衣一介而建卿相之伟业，此李泌所以兴唐之术。
士务以识器为先，廓然有天下之志，而雅量自在。
孔子厄于陈蔡而笙歌自若，稽康刑于朝市而顾影弹琴。
今夫天下仕者或蝇营狗苟，伺上司之意而逢迎；或以翰墨丹青，充博雅于士林，此皆不足为道也。
事上第五
事上者，务以忠，以慎，以恭，以勤。事上若使君父，焉有事君父者不以忠，以慎，以恭，以勤者乎？
君父之有过，未尝不可以谏之，讽之，喻之，必明之而后快。上不可欺，欺上若欺君父也。焉有巧言令色，以蔽君父之过为忠乎？
而夸饰己功，隐瞒上过，故不可以良善称之。
至于曲意逢迎，以干禄位，期莫大焉，若非奸佞者何？
以此事上，焉有不身败名裂，贻笑后世者乎？
周公受武王遗命，佐成王而求治，天下归心；诸葛承先主托孤，事后主而伐魏，鞠躬尽瘁。虽时不同，势有异，但忠心一也。此二人者，不欺君过，然终不逾人臣之礼。禀忠心而事上，树万世之楷模。
忠者，为事上者立心之本，然忠，务在心而不在名。忠谠之臣，死且不惧，况权臣之势炎乎？
秉天地之正气，建不世之功业。大智若愚，大辩若讷，大忠至纯，察上过而不忤，知上好而不趋，守身持正，终不殆。
故曰：事上以忠，任事以勤，不居功，不二过，明时势，知进退，虽不能建不世之功，亦可以贤称之……
御下第六
御下者，当以宽仁为要，辅之以严。仁而不失其道，宽而不失其法，严而不失其辞。
明是非，平赏罚。恩威宜相济，功过宜分明，以此御下，岂有不服之理？
恩以立德，威以服众，赏以兴功，伐以禁过。寡恩则士怨，少威则士骄；功而不赏则恚，过而不罚则惰。至小过不惩则积大过，小善不扬则失大善，害莫大焉。
御下亦有术焉。必待之以诚，道之以德，施之以恩，齐之以礼，策之以道，诱之以利，慑之以威。然此鼻因人而异，因时而乘势。
不迁怒，不受谄，持正守中。
体恤下情，身为士先。赦小过，举贤才。御下莫如等子弟，功则推以让人，过则引为己责，则属下莫不服心，争用命焉。
太史公有言，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此言甚是，然言者昭，而践者希。
用人第七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文王访姜尚而周兴，昭王用乐毅而齐破。
非常之人不常有，而非常之功亦不常有。然则行仁义，施教化，兴国安邦，辅政强民，非贤才者何？股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
然贤才，非人人视之以贤，必待善识者察（之）。而众口铄金，贤与不肖，故难辨之也。
张子房谋安天下，然非高祖不能听也。韩信，陈平初事项王，项王不能用，而高祖用之，足以破楚兴汉。
范增谋虽不足以定社稷，亦可保无虞也，而项王终不能用。汉用陈平之计逐之，而楚军徒具匹夫之勇矣。
然善用人者，必善识人。不患天下无贤才，而患无知贤才之人。
知其短长，然后可以避其短而扬其长。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才则安天下，小才则利民生。
至鸡鸣狗盗之徒，本不足取，而孟尝用之，亦可以全身而退，卒脱险厄。
故善用人者，不必以亲疏贵贱，而唯才是用。亦不可以小瑕掩其瑜，以小过而失其贤。
故用人必先知其贤，知其贤然后尽其能。知其贤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尽其能，贤者与庸者何异。
守身第八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守身者，常也。
守身若处子，而以德操为重。世事多变，富贵无常。故为人宜谦，为政宜清，为事宜简。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宽以待下。
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慎思寡言，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知常守身，尚也。
福祸无常，焉能自知？夫满则亏，盛则衰，物之常也。韩子受知于秦王，而谗于李斯；孙膑鉴赏于魏侯，而毁于庞涓。之二子者，均无过愆，而怀壁其罪。
才高而谤至，功成而毁随，惟智者能避之。故曰，功不可居，才不可恃。居功恃才者，危矣。故宜常怀惕惕之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曰，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智者不捐细微。久乘富贵，祸积为崇，富贵而勿骄矜之气，尚之。
守其雌，藏其拙，不矜才，不使能。
武侯曰：“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进退有据，取舍有度。功高而不居，功成而身退，此全身之妙策。
谋略第九
谋不可无。上以谋国，次以谋功，下以谋身。文王访姜尚成王道，横公用管仲而成霸业。故君不可无谋，君无谋则失国；臣不可无谋，臣无谋则失禄；人不可无谋，人无谋则失身。
故曰：兵不在多而在勇，将不在勇而在谋。霸王拔山举鼎，勇夺三军，终成垓下之败将。汉高用良、平之谋，而卒得天下。刘备有关、张、赵云，皆天下之良将，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而遇诸葛亮，而三分定，以谋故也。
然谋无定法，计非一端，唯在乎一心而已。因势利导，随心所欲。
胜敌之策，务在知己知彼。我必知彼，而务使彼不我知。真示之以假，假示之以真，强示之以弱，弱示之以强。
敌强不可轻取。避其锋，攻其弱，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欲抑之，必先扬；欲取之，必先予，深谋而徐图。
上谋者攻心，上智者服人。故下一城不如得一邦，胜一敌不如多一友。
然谋亦有道矣。权不可弄，谋不可恃。立身正，自有浩气在胸，谋自在其中矣。故曰，智术百端，不如一心守正。
以假乱真，真自为假。鱼目混珠，瞒天过海。
以彼之术，窃为我术，以彼之功，窃为我功。移花接木，偷梁换柱。
君子感之以义，小人招之以利。人弃我取，人抑我扬。
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持中守正，克敌之要。
才辩第十
才辩之术，尚矣。然能者渐稀。古人逞才恃辩，或以谋国，或以干禄，或以谏主，或以全身，或以联纵，或以明理，非肇于一端，而言殊途一，皆以服人为要。
故鬼谷子曰：“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辩之不明，而谋难以行之。况人有明智昏庸，韩非“说难”，良有以也。
而辩者亦有忠奸。忠者直陈主过，曰谏。奸者巧言悦上，曰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或讽喻，或直陈，要之皆求实效，而务不可徒图直名。上过之不改，终为己祸。故巧言悦上，不若忠言以告；饰上之过，则为佞人。
古语云：君明臣直。然指陈上过，非说之难，而受之难也。故曰：为忠臣易，为贤臣难。忠臣者，殉其身以成其名；贤臣者，毕其功而全其身。一己之身固不为重，而置君父于何地，社稷于何地。
优孟、东方之徒，譬之喻之，而不直摘君之过，此为明智之举。
故辩宜理直而辞婉。语激气盛者，易怒人主，徒留忠谠之名，于事无补矣。强颜纳谏之主如唐太宗者亦不多见，而魏征适逢其盛，故能成其事。尚遇昏蒙之君，则危矣，故为忠臣哉。由此观之，辩者股有高下之分，然辩亦有术矣，为官者不可不知。
七天学会格律诗
第一天 明“诗体”
古典诗词，按其起源、体式、语言、结构等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诗、词、曲三大类。从格律上，诗又可划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
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泛指唐代以前出现的各种诗体。唐及之后的人们模仿这类诗体所写的诗，也称之为古体诗。
古体诗按其每句的字数可以分为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等。有些书籍把杂言诗并不单列，而是划归到七言古诗中。所谓杂言诗就是每句的字数不定，可以任意自由发挥。杂言诗多以三字句、五字句和七字句为主，偶然也用四字句、六字句以及七字以上的句子。所谓四言诗就是每句都是由四个字构成的诗，五言诗就是每句都是由五个字构成的诗，七言诗每句都是七个字，其它类推。四言诗在唐以后就比较少见了，唐以后的诗多以五言或七言为主，六言诗、杂言诗也有一些，但不是很多。五言古体诗又简称为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为七古。四句的五言或七言古体诗人们一般习惯称它们为绝句（古绝）。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及以后有一些人写了一些入律的古风，虽然这些作品平仄大致符合近体诗的规定，但由于或用韵或粘对或对仗等方面并不符合近体诗要求，因此也只当是古体诗看待。
近体诗是在唐代完成的一种讲究音律、平仄、粘对、对仗的严谨格律的新式诗体，又称今体诗或格律诗，它以五、七言律诗为代表，此外还包括律绝和排律。所谓近体诗或今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其实就现在来说已经既不“今”也不“近”了，只是古人这么叫，我们现在也跟着这么叫，继续沿用这个名称而已。唐之后模仿这种近体诗体式所写的诗，也称为近体诗。
近体诗从句子的字数上来说，只有五言和七言两种。无论什么形式的近体诗，都有偶数的句子构成。
四句构成的近体诗也称绝句。为了与古绝有所区分，人们又习惯称它为律绝。律绝，对于每句用字的平仄有相对严格的规定，用韵也比之古绝严谨。由于近体绝句类似于截取了律诗的其中四句而成，所以有的人也把它称之为截句。绝句分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五言绝句又简称为五绝，四句二十字；七言绝句又简称为七绝，四句二十八字。
每首由八句构成的近体诗称为律诗。五言律诗简称五律，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五十六字。五律和七律，不仅每句有严格的平仄、用韵要求，而且还对句子的对仗有一定要求。
有一种超过八句的律诗，称长律，也叫排律。排律与五、七言律诗一样，不仅有平仄、用韵等严格要求，而且对粘对、对仗等也有严格规定。排律的句数也只能是偶数。
还有一种六句的律诗，古人称为小律。由于作品比较少，就不多说了。现在，对于小律的诗，一般情况下被划归入律的古风了。
律诗每两句（一韵，首句入韵时不算）称为一联。五律和七律的第一联（一、二两句）称为首联；第二联（三、四两句）叫做颔联；第三联（五、六两句）叫做颈联，也称腹联；第四联（七、八两句）叫做尾联。
律诗，除了声韵、字数等方面以外，一般还要求必须有对仗。五律和七律的对仗，一般都是用在颔联和颈联。首联也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首联用了对仗，一般情况下并不因此减少中两联的对仗。凡是首联用对仗的律诗，实际上常常是用了总共三联的对仗。若颔联不对而只是首、颈两联对仗的，有一个雅号叫做“偷春格”。律诗的尾联一般是不用对仗的，因为到了尾联，一首诗要结束了，对仗是不大适宜于作结束语的，但尾联用对仗的例子也是有的。
格律严谨的律诗，通常对仗一般不会少于两联，但也有些古人的作品只有一联对仗，这种情况大多都是把对仗用在颈联。
排律，除了首、尾两联外，中间各联都要求对仗。
绝句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即既可以首联对尾联不对，也可以尾联对而首联不对，还可以两联都对或都不对，总之没有严格的限定。
古体诗对于对仗也没有严格的限定，对仗的形式也比近体诗自由，可以不用考虑平仄相对。
词、曲中有时也用对仗，但词曲就对仗一般没有严格规定。然而因为某些词牌的有些句子（如《满江红》上下片的各两个七字句）很容易形成对仗，词人们就在这些地方使用对仗以提高作品的整齐和美感，久之便形成了一种习惯、惯例。习惯归习惯，惯例归惯例，总之不是硬性规定，所以在这些地方用不用对仗完全看写词人的喜好和安排了。个人看法：虽然是惯例，但若能对仗还是尽量使用对仗，以增加整齐的美感。
词，一般认为是起源于隋唐时期的燕乐，是从乐词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合乐可歌、句式长短不齐的特殊诗歌形式，又有诗余、长短句、乐府（注意与汉乐府的区别）、曲子、曲子词、雅词等多种称呼。词是一种合乐的文学，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诗又有所不同。由于这种体裁在形式上“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是倚谱填词，因此写词一般不称为“作词”而是说“填词”或“倚声”。尽管最早的诗也是合乐的，但那是先有诗而后配乐，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另外，每首词一般都有一个固定的曲调名称，以相互区别，这种以示区分的曲调名称人们就叫它为“词牌”。每个词牌代表着不同的曲调，不同曲调的词在句数、字数、平仄、用韵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有了各自的体式要求。同一词牌的词可能有另外不同的名称，同一名称也可能不是同一个词牌，同一词牌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别体。词由于是配合音乐的，所以有些词是分段落的，一个段落即是音乐已经唱完了一遍。人们给词的这种“段落”也起了个名字，叫“叠”或“片”。只有一段的词，叫“单调”。两段构成的词，称“双调”，其上下段落称为上片与下片，也叫上阕和下阕。由三个段落或四个段落构成的词，就叫三叠或四叠。此外，词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有人规定58字以内为小令，59——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但这种分法的科学性还有可商榷的地方。
词发展到后来，随着乐谱的逐渐佚失，渐渐地也就脱离了音乐。后人填词多是依照前人遗留的文字作品来揣度、确定原来的词每个地方的用字声调、韵律等确定出来的文字词谱，最终词也就着着实实地成为了一种讲究声韵、格律的独特的诗。从广义上说，词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格律诗。
曲，是元时兴起的一种合乐文学。从曲的乐词结构形式来看，比较接近于词，但它与词又有很多的不同。曲有散曲与套曲之分，有北曲与南曲之别。这里主要是介绍诗词的格律，关于曲就不多说了。
第二天 知“用韵”
人们喜欢旧体诗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短小精悍、顺口易记。为什么顺口易记？道理很简单：旧体诗词都是押韵的。有韵自然顺口，顺口便容易记忆。
那么什么是韵呢？诗词格律中所谓的韵，简单说来就是字的尾声，大致等于现代汉语中的韵母。比如，“长”和“方”的尾声，按普通话它们的韵母都是“ang”，这个韵母就是这两个字的“韵”，且它们属于同一个韵部。那什么又是韵部呢？韵母相同或接近的字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个的韵部。
诗人在诗词中用韵，叫做押韵。所谓押韵，就是把同韵部的两个或更多的字放到同一位置上，这种同韵部字在同一位置上的重复，可以构成了声音的回环，使作品声韵谐和，也方便记忆。押韵所押的“韵字”通常都是放在句子的尾端，所以又称韵脚。比如：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诗中韵脚“枝”、“思”两字便属同韵字押韵，它们隔句在同位置上重复出现从而造成一种和谐和回环的音韵之美，使得作品读来朗朗上口。
关于押韵，现在有很多观点，但主要的是押韵从宽从严、用旧韵还是用新韵的问题。新韵的韵书有很多版本，但若你普通话说得很好，这些韵书也就没什么必要，顶多备本新华字典什么的就可以了。现在写旧体诗词，大多数人还是采用旧韵。旧韵的韵书也不少，但基本都是从《切韵》承继而来的。目前使用的旧韵韵书，被普遍认同的是：写诗用《平水韵》，填词依据《词林正韵》。个人看法，对于初学者最好不要贪图便捷，还是从旧韵入手比较好。因为写格律诗词，有个继承问题。学习旧韵，对更好地理解、把握前人的作品及其作品的音律、节奏等变化是大有裨益的。同时，也不至于闹出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不押韵”的笑话来。
最早的《平水韵》韵书，现在已经难见到了。清代以后人们写诗时所用的韵书主要是依据《佩文诗韵》、《诗韵集成》、《诗韵合壁》等，这些韵书都是在《平水韵》基础上重新编纂颁布的，都属于“平水韵”类，因此人们习惯上依旧把它们称作平水韵。《平水韵》共有106个韵部，其中：平声30韵，上声29韵，去声30韵，入声17韵。韵书中平声分为上平声、下平声。这只是因为平声字多，所以分为两卷，等于说平声上卷，平声下卷，与现代汉语里的阴平声、阳平声不是一个概念，这点应该注意。
在今天看来是同韵的一些字，在旧韵中可能属于不同的韵部。比如“东”、“冬”二字，在旧韵中就分属两个韵部，前者属于“上平一东”，后者属于“上平二冬”。再比如“因”、“音”二字，前者属“上平十一真”，后者属于“下平十二侵”。至于这些字在旧韵中其读音上有何分别，我们现在不需要过多的去追究它。只须知道：它们在最初的时候读音是有区别的，只是后来随着语言的变化混而为一而已。
韵有宽有窄，字数多的叫宽韵，字数少的叫窄韵。宽韵字多，写诗挑选韵字就比较容易些；窄韵字少，选字就比较困难，窄韵的律诗也就比宽韵的律诗少见。
近体诗的押韵规则是：
1）除首句有时需要押韵外，其它都是逢偶相押，隔句相押，即在偶数句子的末尾字押韵，奇数位子上的句子不用韵。
2）一般只押平声韵，且要求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也不允许通韵，当然也就不允许出韵了。
3）韵不能重出，即不许“重韵”。也就是说只能用同韵部的不同韵字，不能重复用同一个韵字。
此外，每首诗的首句尾字作平声时，首句也须押韵。但由于首句本可不入韵（仄声字收尾时），所以首句的押韵比其它位置的押韵，其要求相对宽松些，既可以使用本韵，也可以用邻韵。五律以首句不入韵为常见，七律以首句入韵为常见。
至于什么是平声字、什么是仄声字，放在下一日再谈。这里先说说邻韵。
所谓邻韵，不是说韵书上邻近的韵部就是邻韵，而是指读音上比较相近的那些韵部的字。“相近”不以上平声、下平声的界限而有所间隔。
邻韵，若按中古音划分，大致情况是：
a）东冬两韵为一类；
b）江阳两韵为一类（注意在古音中江阳不邻近，江更接近于东冬，是为特例）；
c）支微齐三韵为一类；
d）鱼虞两韵为一类；
e）佳灰两韵为一类；
f）佳麻两韵为一类（特例）；
g）真文与元（部分）三韵为一类；
h）寒删先三韵为一类；
i）删先与元（部分）三韵为一类；
j）萧肴豪三韵部为一类；
k）庚青蒸三韵为一类；
l）蒸侵两韵为一类（特例）；
m）覃盐咸三韵为一类。
关于近体诗的用韵，前面说了“不允许通韵”，但情况往往也有例外。古人写诗也有通韵的，并且还找了些理由冠以漂亮的名字，什么“孤雁出群”、“只鸟单飞”、“辘轳体”、“葫芦体”、“进退格”等等，这些都是格律粗通之后的事，这里就先不说了。
古体诗的用韵比近体诗要宽松，可以押平声韵，也可以押仄声韵，既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中间换韵，有时也允许通韵和重韵，但每次换韵前不得少于两韵。
词的用韵比诗更为宽松，不仅平水韵中的邻韵可以通押，上去声也可以通押，而且古人的作品中还有不少是以方音押韵的，这主要是唐宋人填词多倚口语押韵的缘故。清代时戈氏根据唐宋人词作品的大多数情况，在平水韵基础上编纂了一部《词林正韵》。由于这部韵书是以“平水韵”作为基础的，只是把其中一些读音比较邻近的韵部进行了归并、拆解或重新组合，符合诗人们的用韵习惯，所以逐渐为词人们所接受，词人们填词也就渐渐依据这部韵书押韵。《词林正韵》共分十九个韵部，除了十五到十九五个入声韵部单列外，其他十四个韵部都平仄另列。
词的用韵比较复杂，不同的词调对韵有不同的规定，有押平韵的，也有押仄韵的，还有平仄互押的；有一韵到底的，也有中间换韵的。总之，词是倚照词谱来填，哪里需要押韵，哪里不需要，是用仄韵还是用平韵，是一韵到底还是中间换韵，词谱中都有规定，只需依照词谱安排押韵就可以了。
诗有韵，就如同屋有柱子；柱不稳，则屋必倾。韵不稳，则诗必劣。所以押韵方面有些情况当有所戒，尤其对初学者来说不可不知：
1）凑韵：俗称也叫挂韵，就是说所押韵字，与全句意思不相贯串，而勉强凑合上一个韵字。
2）落韵：也就是俗称的出韵。
3）重韵：同一个韵字在一首诗中重复出现，哪怕是一字两义而并押之，也算重韵。重韵在近体诗中是不允许的，但在古体诗中允许重韵。
4）倒韵：也就是说将二字颠倒以就合韵脚而押韵。这种情况在某些词语颠倒后对于词的理解无多大影响情况下也可以。
5）哑韵：作诗当选择声音响亮的韵押之，自然音调高超。若用哑韵则非但诗句不挺，也会使全诗因之萎弱。
6）僻韵：又名险韵，指那些僻字或单字只义的字。
7）同义韵：用同义字重复押韵，如花葩、芳香、忧愁等，分别意义相同，一诗并押未免重复可厌。
8）同字义异韵：同一个字，往往有多义，不可勉强借义凑押。如属于“四支韵”的思字，不可作情思之思押，这方面初学最宜审慎。
无论是写诗还是填词，“唱和”是经常遇到的情况。唱和不一定要和韵，但有人喜欢显示自己的才能，唱和时不仅和意，而且还“和韵”。和韵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次韵：又称步韵，即用原诗相同的韵字，且前后次序都必须相同，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2）用韵：即使用原诗中的韵字，但不必依照其原来的次序。
3）依韵：即用与原诗同一韵部的字，但不必用其原字。
第三天 辨“四声”，调“平仄”
汉语语音通常都由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构成，语音的高低、升降、长短构成了汉语的声调，其中以高低、升降为主要的因素。汉语有声调，是其一大显著特点。比如同一个音qing，按现代普通话，就可以读出“清、晴、请、箐”四个声调来。古代汉语也有四个声调，但与现代汉语的四个声调有所不同。格律诗词正是利用了汉语的这个四声特点，让不同声调的文字搭配，从而构筑生出一种音乐般的美感。
四声，就是汉语的四个声调。但需要指出的是，古典诗词中的四声，并不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的四声，而是指古代汉语的四声（关于按即现代普通话写格律诗词是否恰当，仍处争论中，这里不想多谈）。
汉语在其历史发展与沿革过程中，音、声都是不断变化着的。音韵学家们把汉语的读音分为四个时期：上古音（涵盖范围为周秦及两汉）、中古音（自魏晋南北朝，以迄于唐宋）、近古音（元明至清末甚至包括民国初）、现代音（民国至现在）。
我们现在所说的依据古代汉语区分四声，主要指的是中古音系统的四声（北曲除外，北曲按近古音）。
中古音系统以《切韵》为代表，我们现在使用的“平水韵”就属于《切韵》体系的。这方面在第二天谈韵时已经做了一些说明。《切韵》系统的中古音，把汉语的声调分为四个，即：（1）平声：到后代逐渐分化为阴平和阳平两个声调。（2）上声：到后代有一部分变为了去声。（3）去声：到后代仍作去声。（4）入声：这是一个短促的调子，在现代汉语中已派入了平、上、去三个声调中。
入声在目前普通话中已经消失了，派入了其它几个声调之中。在有些地方，比如在广东、四川、江浙等地的方音中，部分入声读音依旧存在。
关于古代四声高低升降的形状到底是怎样的，现在已不能详细知道了。依传统的说法，平声应该是一个中平调，上声应该是一个升调，去声应该是一个降调，入声应该是一个短调。关于四声，古人有一首歌诀，可以大致说明其高低升降的状况。这个歌诀名为《分四声法》：“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
辨别四声是辨别平仄的基础，也是学习诗词格律的难点。不能很好的辨别四声，对于写出符合格律的诗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现在许多人学诗词格律觉得困难，原因之一就是与入声的掌握上比较困难有关。呵呵，那既然要学习，还是多下点工夫吧（关于入声有一些规律可循，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知道了四声，平仄就很容易懂了。平仄只是诗词格律的一个术语，诗人们把四声分为平仄两大类：平、仄。平就是平声，仄就是上去入三声。
至于为何这样划分，古人就是这么定的，我们现在写诗填词可以不去管它，知道哪是平声、哪是仄声，知道平仄如何搭配使用就足够了。如果非要知道为什么，按王力《诗词格律》里讲，是因为平声是没有升降的，较长的，而其它三声是有升降的（入声也可能是微升或微降），较短的，如此便形成了两大类型。
在诗词中，不同平仄声调（有些词还要区分四声）的文字交错配置，那就能使句子的声调丰富起来和多样化，不至显得单调，构成一种错落的节奏与平仄谐和，形成一种音乐般的美质。
平仄在诗词中交错搭配，可以概括为如下两句话：（1）平仄在本句中是交替的；（2）平仄在对句中是对立的。
这种平仄错落规则在格律诗中表现尤为明显。比如杨万里《霰》中的两句：
寒声带雨山难白，
冷气侵人火失红。
其平仄错落搭配是：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本句中双音平仄交错，对句中平仄对立。
最后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对于诗：平、上、去、入是互不通押的；对于词：上去声可以通押，但与入声一般情况下（某些特殊规定的词谱除外）是不能混押的。有些词规定必须押入声韵，还有些词对于某些地方的用字不仅要区分平仄而且要区分上、去声，因此学习古典旧体诗词不仅仅是能够辨别平仄就可以的，对于四声的辨别也应该明晰。
第四天 能“粘对”
四声、平仄都学过了，韵也学了，现在就可以开始学习如何安排近体诗的声韵了。“粘对”，是近体诗格律的一项基本原则，古体诗是不讲粘对的，甚至有些诗人还故意安排避免出现粘对。另外，古体诗对于平仄的安排，除了韵脚要一致外，并无其他必须遵守的规定，是相对自由的。即使有某些说法，比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什么的，也只是供安排声韵作参考，不是必须遵守的。所以下面谈的格律格式，主要是针对近体诗的。
也许有人会说：一首诗，这里平平仄仄，那里仄仄平平的，格式太过复杂，看得脑袋都大了也没弄明白，好难懂，真难学。其实，这是因为没掌握其中的诀窍，没能避繁就简。知道了什么是平仄和该怎样押韵后，其实学近体诗格律格式，学平仄搭配，只要弄懂两个字——粘、对，和一个句式——平平仄仄平平仄，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
什么？不相信？不信咱们就试试！
在试试之前，先介绍两个概念——对和粘。
先说“对”。所谓对，就是对立。诗词格式中所说的“对”，就是使一联（格律诗每两句构成一联）的上下句平仄相互对立。对，实际上也是平仄交错的原则（平仄交错主要是体现在一个句子内的平仄隔双交错对立搭配）。
再说“粘”。粘，也就是贴上去。诗词中就是平粘平，仄粘仄，下联出句第二字的平仄跟上联对句第二字相一致。再细点说，就是要使第三句跟第二句相粘，第五句跟第四句相粘，第七句跟第六句相粘，类推。
明白了什么是对粘，再记住“平平仄仄平平仄”这个句式，那么近体诗的格律格式就可以推导出来了。
第一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我们把这个句式不妨给它个代号叫做①句式。根据“对”原则，那么下句就是：仄仄平平仄仄平。我们也给它起个名字叫②句式。第三句呢？粘！即粘住第二句，它仄开头，我也仄开头，但又不能违反遇单句尾仄，所以把粘仄的倒数第三字与粘平的尾字调换位置，由此构成：仄仄平平平仄仄（③句式）。第四句再“对”，成：平平仄仄仄平平（④句式）。如此，平起（以第二字论）仄收（以尾字论）不入韵的七绝标准格式就有了：
平起仄收式七绝格式：
平平仄仄平平仄（①句式）
仄仄平平仄仄平（②句式）
仄仄平平平仄仄（③句式）
平平仄仄仄平平（④句式）
七绝有了，七律和七排只要照方拈药，粘对下去就可以了。
以上只是介绍了“平起仄收”这一种格式，那么其他格式呢？好办，只要取上面推导出来的四个句式中任何一个作为首句，然后按“对粘”原则对粘下去就都有了。不过，在粘对时，还应把握住如下两点：
1）若非在首句，奇数句尾字必仄。粘对中遇到奇数句尾字平时，将尾字与倒数第三字平仄调换。
2）因为需要押韵，所以逢偶句尾字必平。粘对过程中遇到偶句仄时，将尾字与倒数第三字平仄调换。也正因为如此，故取②、④两种句式作首句时，对句的尾字要与倒数第三字调换，对句分别应为：④句式和②句式。
如此，七绝和七律的标准格式便为：
七绝：
a）平起仄收，首句不入韵：①②③④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b）平起平收，首句入韵：④②③④（只是把a格式的首句换成了④句式）
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c）仄起仄收，首句不入韵：③④①②（相当于把a格式的前两句与后两句调换位置）
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d）仄起平收，首句入韵：②④①②（只是把c格式的首句换成了②句式）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七律：
a）平起仄收，首句不入韵：①②③④①②③④（相当于两首a格式七绝的叠加）
b）平起平收，首句入韵：④②③④①②③④（只是把a格式的首句换成了④句式）
c）仄起仄收，首句不入韵：③④①②③④①②（相当于两首c格式七绝的叠加）
d）仄起平收，首句入韵：②④①②③④①②（只是把c格式的首句换成了②句式）
七言格律诗的格式有了，要知道五言格律诗的格式就很简单了，只须把七言格律诗各个格式中每个句子的首二字去掉，就是五绝、五律和五排的格式了。五言格律诗的格式，就不在此罗列了。
除了上面介绍的四种句式以外，还有一种特殊句式：五言为“平平仄平仄”，七言为“仄仄平平仄平仄”。这个句式实际上是一种后面要说的拗句，但诗人们用的比较多，也就成为固定的一种形式了。这个句式主要是偶尔作为③句式的替代品。
以上是格律诗的标准格式，实际上古人的作品中完全吻合这些格式的并不多，那又是为什么呢？这就牵扯到声韵位置的重要性问题了（与拗救也有关，后面单独说）。一般来说，在声律表现上，后面比前面重要，前松后紧，前轻后重，具体来说就是：
1）同一联中后句比前句重要，后句比前句要求严格。
2）一个句子以连续两音为一节，尾字单独为一节，则同一个句子中后面的字节比前面的重要，每句的最后一字最重要，要求也最严格，平仄不可更换。然后是倒数第二音节（五言第3、4字，七言第5、6字），偶尔可以变化，若特拗句式“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仄”等。依次类推。
3）一个句子中，除句子的尾字因为单独构成一个音阶外，其他的字，偶位上的字比奇位上的字重要、严格。除尾字外，偶位上的字是构成节奏的关键。
4）同一个双字构成的音节中，后一个字比前一个字重要，要求严格。因为双音字节，重音主要落在后一个字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