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甫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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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内外试读：
自序
本书裒集了我从事学术工作至今几乎所有公开发表而未曾结集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有三类，即：学术研究、回忆评论和译作，其实，这也是我多年来除教学工作以外的主要活动范围和内容。我的学术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中国边疆族群史地、古代中外关系史、中国古代史，之所以如此，与我的生活与求学经历有重要关系。
本人1952年生于四川成都。我家原住庆云西街，有两间铺面（前店后厂）。后来因为公私合营，迁居北门正通顺。正通顺街小学的隔壁就是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我就在他们每天的乐曲练习和“雪山点头笑啰彩云把路开”等歌声陪伴中上到小学四年级。1963年秋天，由于生活困难的原因，我们兄弟随家人“盲流”到了新疆塔城一个叫阿西尔的村子里。那是一个达斡尔人聚居的乡村，我高小两年的同学多数都是达斡尔小伙子和姑娘们，我们相处非常友好。据说这些达斡尔人都是清代从中国东北迁到新疆屯垦戍边的族群后代，可惜我后来却没有对此深入研究。
1965年秋，我从阿西尔考进了城里的普通中学（那时候乡里有农业中学）。可惜，只上了一年初中就开始“文革”，我成了所谓“老三届”里的最后一届——初68届的一员。其实，到此为止我也没什么起码的历史知识，我记得当年初中一年级的课程除了语文、数学、外语三门主科外，副科只有自然和地理两门。此后的所谓“十年文革”，学校不能正常上课。我于1969年中“回乡”当知青，过了两年多被招到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当了工人。“文革”后我从油田报名参加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填报第一志愿为北京大学中国史专业。除了各种阴差阳错、鬼使神差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我读过冯梦龙《东周列国志》、林汉达《西汉故事》、《三国演义》连环画册，以及《西游记》（=唐史）、《水浒传》（=宋史）、《红楼梦》（=清史）等。因此，我自认为自己的史学基础知识还算比较有“系统”，于是便大胆妄为！结果出人意料我竟然被第一志愿录取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我是用《辞海》历史和地理分册作为唯一资料来进行复习的，所以我高考历史科成绩被认为与志愿相关科目特别优秀，按当时政策得到了在该专业降低分数段录取的优待。
1978年秋季我进入北大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本科，正式开始系统的历史知识学习，那时候叫“三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北大中国史专业的基础课是两门通史——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都是从猿猴变人讲到“二战”结束；专业基础课是古代汉语，或许是刚接触的缘故，其中的文选和常用词部分给我记忆尤深。另一门与专业基础课相关的“中国古代史常识”，是当时的系主任邓广铭先生专门从北京师范大学请陈垣（援庵）先生的助手刘乃和先生来给我们开的。这门课包括天文历法、地理、职官、姓名字号、避讳、目录等丰富内容，我于其中受益匪浅（见本书所收《回忆邓广铭先生》）。其他还有很多断代、专题、国别等选修课，我印象最深的是宿白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这门课其实是考古专业77、78级两个班的必修课，因为王永兴先生开“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课程的需要，特别请准宿先生允许我们选修。这门课程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系统性、逻辑性极强。宿先生讲课言必有据，论证充分，以至于在听到他引述《图墓书》、《古今注》、《风俗通》等文献来讲解墓葬的位置、方向、形制以及器物组合、壁画内容时，我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恍惚，仿佛言之凿凿的宿先生就是那个墓葬丧礼的主持人似的。这门课有一节是讲北方地区的鲜卑遗迹，宿先生用考古文物论证拓跋鲜卑南迁路线，时空转换和社会发育、文化演进环环相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方法、逻辑美轮美奂，对我后来的学习、教学乃至迄今的研究思路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本科毕业论文是在祝总斌先生指导下撰写的，题目是《试论北齐之亡》。选做这个题目，主要是想在中国史框架下研究与族群有关的问题；之所以选北齐作为研究对象，并非因为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有多么了解，而是由于自己当时简单地认为史学研究应该尽可能穷尽史料，正史《北齐书》只有两册，可以在短期内“穷尽”！还好，毕业论文在祝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得以完成通过，记得祝先生的评语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文字清顺”。我相信这表示祝先生对我文字工作的肯定和信任，因为，若干年后他退休离开北大《国学研究》编委会时，就推荐我接替他担任了编委工作。那篇毕业论文后来投给上海《学术集林》正式发表（已收入本书）。
1982年夏我从北大毕业，按照当时政策被分配回新疆，经过三个月的艰难争取和熬煎等待，得以进入新疆社科院中亚所从事研究工作（其间成果和译作大多收入了本书）。两年之后，我又不辞艰辛（其间生活及社会环境恶劣等状况待另文回顾）奋力投入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研究生考试——1984年的研究生全国统考除了政治、外语、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五门考试之外，教育部又在当年特别增加了一门学科综合考试（第二年改由各学校学科自行出题，以后就停止了），明确规定“量多面广”，以便把考分拉开。尽管入学后导师称赞我是那年北大历史系录取研究生成绩最好的考生之一（另一位是彭小瑜，他当时已经留校工作考脱产），我还是必须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张广达先生，感谢他在当年那种复杂的情况下承受压力决定录取我。
1984年秋季北大因为研究生院和宿舍楼建设等原因，通知研究生新生推迟一个月入学。但我的导师张广达先生为了让我能和当年东语系新招的阿拉伯语专业本科生一道开始学习（该专业当时算小语种，不是每年都招生），特意向学校请准允许我提前入学（见本书所收《板凳宁坐十年冷》）。然而，虽然我当时报考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隋唐西北史地”，导师安排我开始读书却不是西北史地材料，而是《唐六典》、《唐律疏议》等典制文献。因为张老师认为制度既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是当时人们的行为规范，熟悉制度才能正确把握相关史实性质。后来他去日本讲学，还特意买了影印近卫本《大唐六典》回来送我们，可见他对史学研究中制度作用的重视。所以我照老师安排精读这些典制文献，想方设法尽可能掌握熟知制度内容。譬如《唐六典》，我一边仔细阅读思考，一边动手抄录每种官职的职掌，同时编了一份“六典职官表”，把每个官名的年代变化全都记录排列出来。有了这个基础，我读唐代史料就很容易看出其中人物的身份、地位和可能起的作用，便于正确理解史料意义和发掘其中价值。网上曾有毕业生回忆，说我认为“很多貌似激昂精辟新颖有力的论调，其实有很多基本的事实错误，很轻易就可以被推翻”，其实我这么说的底气主要就来自对典制研习所下的功夫（可参看本书所收《疑义相与析》）。后来我在北大历史系给研究生开“唐代典志研读”，有同学说我讲解分析唐代制度就像我就活在唐朝当时，也让我很受鼓舞。
硕士研究生读了两年，导师张广达教授认为我有研究潜力值得进一步培养，推荐我转为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转为博士生一年后，按学位条例规定必须进行学位课程考试（即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有称为“中期考试”者）。当时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学位课程考试只考一门《资治通鉴》，这是邓广铭先生定下的规矩。我现在仍然要感谢这门考试，正是它迫使我不顾一切用将近一年的时间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这部卷帙浩大的编年史，作了四个硬皮本的摘录和笔记，从而打下了我后来做中国古代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基础。1987年9月初，邓先生亲自主持了我的资格考试，我的导师张广达教授和祝总斌先生参加。邓先生对我的回答很赞赏，提议给我这门课程90分（见本书所收《回忆邓广铭先生》等文章）。
1989年7月我博士毕业留校，就在邓广铭先生创办并主持的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有一次我去见邓先生，他问我：你读《资治通鉴》用的哪个版本？我回答是中华书局标点本。邓先生笑了，于是给我讲了当年标点《资治通鉴》审校工作中的一段轶事，并推荐我读吕叔湘《〈资治通鉴〉标点斠例》。吕先生的这篇长文（亦有单行本）把当年《通鉴》标点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分为30类，共举了130多个例子进行分析说明。我接受邓先生的建议仔细研读吕先生文中所举的例子，琢磨其中的规律，大大增进了自己句读标点古文的能力。这么说吧，我留校不久相继参加了吉林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二十六史大辞典》编写和简体横排二十六史的标点工作（见本书所收《周一良先生琐忆》）。在前一项工作中我作为编委负责“方域编”的编写和校对工作，主要就是把二十六史“四裔传”（包括部族、外国、邦交等）的内容改编成辞典条目，并尽可能为其中的族称、地名加上括注。读者不难想象，这项工作对于我从事边疆族群史地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该有多大的助益！我也由此知道，即使是从现代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观点来看，我国传统有关族群社会和文化的记载尽管数量不多，内容却相当系统严谨。
在前述后一项工作中，我负责《新唐书》的标点。尽管我们要求是用百衲本作为底本来做工作，但众所周知，社会上已经有了中华书局权威的标点本，我们必须尽可能与之有所区别。我主要就是学习吕叔湘先生的做法，对句读可疑之处进行语法分析，很快就发现“文革”中出版的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点、校工作都还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众所周知，《新唐书》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分量是那种旁行斜上的表，除此而外的部分我连标点带审校至少读了两遍以上。我在不少地方都对标点作了校改，并把有心得的一些工作情况写成了《〈新唐书〉点校疑误举例》（已收入本书）一文，呈祝总斌老师审定献给了《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我的这些求学和生活经历表明，我治学的基础和基本范围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史。但是，长期以来，我治学的重点却是边疆族群史地，甚至涉及到古代中外关系史，所以，读者手里这本文集题为《边塞内外》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名副其实。这种状况的形成反映了我求学、治学的心路历程。
当年我第一次从新疆考进北大读本科时，国家还在实行大学生毕业分配政策，而且规定边疆生源“哪来哪去”。我当时已经结婚并有孩子，家就在新疆，因而对将来回新疆工作也没什么意见，只是希望能学有所用，于是入学不久就跟后来我的研究生导师张广达先生建立了联系，想跟他学习西域/中亚史。但张老师特别强调这方面研究的语言基础，认为“外语学的越多越好”，所以，其实直到撰写博士论文，我专业学习方面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各种语言（见本书所收《板凳宁坐十年冷》）。上研究生期间，为了解决西域史上一个重要族群名称的勘同问题，我还自学汉语音韵学，阅读了这方面尤其是王力先生的大量论著，还到中文系旁听了唐作藩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课程（见本书所收《炽俟为 Chigil 考》）。
我的博士论文《唐、吐蕃、大食关系史》算是我在西域史研究方面最主要的学术成果（参见本书所收《我对隋唐与周边关系史的研究》）。我认为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改变了从前那种以为唐代西域史中占主导地位的土著力量一直就是突厥人的看法。导师认为我的创新成就之一是“发现了一条与吐蕃在西域活动史有关的地理线索，从而为许多重要史料的断代、定性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参照系。”（见拙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此后，我又利用1990年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特别是1992年获得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研究奖”资助，于1993年夏秋之际前往我国西部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野外考察。考察的结果切实推进了我对唐代吐蕃和西域（中亚）之间道路交通联系的认识，研究成果后来形成一个系列的三篇文章（均已收入本书）。
其实，重视野外实地考察也可以说是我的治学特点之一。唐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明董其昌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感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考察主要就是到研究对象当地看一看，希望使书面知识能够生动一些，使平面的叙述能够立体化，以便对有关历史做稍微具体的观察。当然，也希望能在实地场景下激发灵感，从而引出更具理解力的见识。尤其是我所研究的古代周边族群史地，文献史料相对寡少，野外考察和社会调查是增加知识的重要手段。除了上面提到的西部考察外，我自己以及和同事、学生们一道还多次考察过东北、华北、新疆、蒙古等地，亦颇有收获（见本书所收《斗战神、拜火宗教与突厥兴衰》、《由草原突厥石人看东西文化交流》等文）。
1994年，我受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王宽诚奖学金资助赴剑桥大学东方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同时被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遴选做一个学期的海外访问学者。这是我第一次出访发达国家，而且是在国际一流大学学习做研究，确实是大开眼界，增长了见识。然而，我也因此了解到，本人原想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做的“全方位”的吐蕃对外关系史，尤其是文化关系史，主要的、最重要的成果都在国外。限于当时的交流条件，我回国选这样的题目是很难做成的。于是，回国以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接受历史系宋成有老师的建议，加入他创办并主持的东北亚研究所，转向从事古代东亚历史其实主要是中韩关系史研究。我坦然进行这种学术转向还有一个考虑：我在北大主要承担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历史的教学，唐代国势强盛，研究领域有必要兼顾东北和西北周边，以揭示当时“外族盛衰之连环”（陈寅恪语。参本书所收《我对隋唐与周边关系史的研究》、《八世纪东亚历史的特点》等文）。
世纪之交，学术研究方法呈现一些新的动向，最明显且有较大影响的一个是社会科学理论对人文学术研究的渗透，还有就是后现代思维方式（认识的语言转向，从而突破了“唯心”、“唯物”的畛域）渐次为学界所认可和熟习。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中，我也通过教学和研究接触到一些历史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论著，很感兴趣，于是尝试借助一些相关的理论观点，重新观察、分析和认识我所熟悉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以及内亚史，取得了一些研究心得，于近十年先后发表了一批相关论著（见本书所收《中古波斯宗教与东亚政治文化》、《唐五代北边的内外之际与国家认同》等），我认为这些都从不同层面进一步发掘了史料的价值，提出了更具广泛性和启发意义的学术见解。
以上就是我进入史学领域迄今为止三十多年的主要涉猎方面和大致活动情况。
三十多年来我所从事工作的这门学术名为历史学，这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很古老的一个学科了。然而，什么是历史，什么叫历史学，却由于视角、重点等等不同，概念、定义言人人殊。无论如何，我认为历史主要还是一种文化积累，历史学主要还是一种人文学术（与所谓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有很大不同）。关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我最近在拙作《〈资治通鉴〉选注》（东方出版社，2015年6月）前言里有所阐释，重点讲了“读史使人明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以及“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类工具性作用。其实，作为一个教员，我还是更重视和强调历史学在传承人类文明精华，尤其是在传承共同价值观方面的作用。人文学术的这种作用如同医药，药固然不能当饭吃，但人一旦有病就得求医用药。所以我宁可认为，必要的历史知识是追求高尚人格的人们应有的人文素养，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思想文化资源，使他们能在潮流漩涡、时代变迁中高瞻远瞩，心明眼亮。
我的这些论文能够汇集起来呈现给读者，首先要感激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先生的推介。守常先生与我的关系在师友之间。十几年前的一个夏秋之际，我俩一起被北大派到新加坡东方文化学院担任访问教授，住在同一间公寓。我们经常同时在隔壁教室上课，他讲中国哲学，我讲中国历史，课程都很受学生欢迎，常常是掌声此起彼伏。守常先生是学术文化名人，新加坡的大学乃至社会上常常有人请他去开讲座或座谈题字，他有时候也带契我去，谈谈国内学术动态乃至交际应酬。他也经常开导我，使我认识到人文学术不能完全沦为一种专业工具，而应该传承优秀文化，弘扬文明精神。守常先生很赞赏我做野外考察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每每在各种场合提起介绍，并希望我能向更多的人讲述。得到这些鼓励，我近些年也向他学习并接受他的建议，有机会就参加一些社会文化传播教育活动。
本书完成结集适逢北师大知我从北大退休后邀我加盟，聘我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之际，故书名副题“学术文存”，藉感知遇及自勉。在此我也要对三智道商国学院高斌院长的鼎力赞助及东方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积极支持表示感谢！本书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学术性不免参差，但鄙人治学一贯秉持观点创新、思想创新的理念，故敢斗胆毛遂自荐，决然请诸刊布印行，希望能对有志于此道的读者有所启示和帮助。是为序。作者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一 学术论文中国古代族群史我国西北先秦时期的塞种
马长寿遗著《氐与羌》说：“我国古代的西北方，部落、部众虽然众多，但大致可分为汉藏语系的民族和阿尔泰语系的民族两种。”1然而，实际上从今天河西走廊到新疆的我国西北，直至月氏、乌孙西迁的约前174—前161年间2以前，大部分居民既不是汉藏语系民族，也不是阿尔泰语系民族，而是印欧语系民族。而且，至少在九世纪中叶回鹘西迁以前，天山南路各绿洲的主要居民也还是印欧语系民族3。马长寿先生的意见反映了一种以同中原地区有否直接联系为标准来研究边疆民族史的陈旧观点。我认为，在今天中国边界范围之内的民族历史都应在我们的研讨对象之列，为了搞清问题，联系今天境外民族历史进行研究也是必要的。本文打算先就现有资料集中谈一谈我国西北先秦塞种的分布，然后再对我国塞种的来源提出自己的看法。“塞种”一名，见于《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昔匈奴破大月，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4同卷下：乌孙“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5这是有关古代西北民族迁徙的极珍贵史料，我们由此可知，休循、捐毒（今帕米尔、阿赖山区）的塞种是从伊犁河上游谷地南迁去的。显然，我国西北之有塞种，远在《汉书》记载的年代之前。在波斯波利斯和贝希斯敦发现的古代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铭文中都提到了塞种（Saka）6，德国学者陶玛舍克（Tomaschek）解释大流士铭文中的 Saka Tigra Khanda 说：Khanda 是古波斯语，指用羊皮所制之高帽；Tigra 是尖锐之义，合之即指“戴尖顶高帽之塞种”7。希罗多德《历史》Ⅶ，64：“塞种（Saka）即斯基泰人（Skythen），穿裤，头戴尖顶而又高又硬之帽；手携本国所制之藤弓与短刀，此外又携尖状斧兵。是名为 Amyrgiol 的斯基泰，波斯人呼之为 Saka。”8斯坦因1914年9在罗布泊地区 L.F.高冈，黄文弼1930年在 L.Ⅱ.地，柏格曼1934年在阿德克地均发现所谓“古楼兰人”10，黄文弼说：以塞种人“与古楼兰人相较，其生活方式与习惯由古坟中所见者，疑同出一源，我疑楼兰土人与塞种人不无关系”11。可惜，由于时代条件所限，黄文弼等人未能对“古楼兰人”进行科学的断代，但这种比较，至少可以将我国西北塞种活动的时间上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近年的新疆考古发现了许多干尸及墓葬、器物等材料，运用现代技术对这些材料进行处理的结果，为我国西北先秦民族史提供了科学的根据。1979年底，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孔雀河下游罗布泊地区古墓沟发掘了古墓葬42座，分为两类，年代较早的第一类36座出土文物情况是：尸体全身包覆于毛毯中，打开毛毯，可以看到死者头戴尖顶毡帽，毡帽上或插禽鸟翎羽，裸体，足穿皮鞋。死者左胸上部，各有麻黄碎枝一小包。与此包相近，还都有一件草编小篓。其中，少数草篓内盛小麦粒。死者腕、腰、颈部见玉、骨、珠饰。在一座墓葬内的男性人骨架骶骨部，见到一件细石镞；又一座墓葬中发现过一件小铜卷，当是装饰物。发掘工作中曾进行过初步的人体形态特征观察，较普遍为黄色毛发，眉脊稍高，鼻骨也偏高，脸型稍瘦长12。这些文物的民俗学特征与斯坦因等人所见“古楼兰人”几乎完全相同，只是人类学特征稍异。斯坦因等人所见“死者面貌，双颊不宽，鼻高而鹰钩，目直，显然为一长头种型。头发卷曲如波，须短而黑”13，斯坦因说：“这些人头的特点很近于阿尔卑斯种型（即属于欧罗巴人种的所谓‘地中海种族的东支’14。——本文作者）。据我所收得的人类测量学材料的证明，现在塔里木盆地人民的种族组织，还以此为最普遍的因素。”15诚如是，则“古墓沟人”也是塞种。发掘者据 C14测定数据将其年代考订为距今3800年左右16。
孔雀河古墓沟发掘以后，只在考古文化面貌一致的铁板河（孔雀河进入罗布泊的一处河道）出土了一具古尸，考订年代与古墓沟同。
1978年，在新疆哈密五堡发掘了29座古墓，年代经 C测定在距14今3000年上下17。死者头戴尖顶毡帽，身穿皮大衣、皮裤，脚登高筒皮靴。贴身衣服为各色毛织物，色泽鲜艳，美观大方。墓中的殉葬器物有木器、磨制石器、陶器、贝铜饰物、小铜刀。此外还发现了一些牛、马、羊骨和小米饼、青稞穗壳等18；两具呈紫铜色的女性干尸头发金黄，梳成许多条辫子19。研究者认为：“哈密五堡墓地出土文物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远较古墓沟墓地为进步，其物质文化发展的程度要高得多。哈密出土的大量彩色斜纹毛织物与古墓沟的平纹本色毛织物，标志着两个发展阶段。”20这就是说，哈密五堡这些干尸也是塞种，只是比古墓沟人有所进步罢了。
1977年，在新疆木垒县城西南四道沟试掘了一处原始村落遗址，清理出六座古墓葬，出土遗物100多件。经 C测定，遗址年代14为距今2400年—3000年左右，相当于我国历史上西周至战国时期，由于历史发展不平衡，遗址的相对年代最迟到铜石并用时代，遗物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也有数量较多的骨器、陶器和铜器；还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谷类残骸。考古研究人员根据这个遗址所处的环山傍水自然环境判断，当时这里的畜牧业与农业可能同属重要的地位，而且遗址所处的时期，已经有铸铜业了。六座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说明那时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21。虽然至今未见刊布有关人类学研究结果，但该遗址的文化特征十分明显。从境外邻近地区的研究情况来看，中亚文化农牧并存特点的形成与草原居民的南迁和草原青铜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2。四道沟遗址很可能代表了塞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
近年在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及阿拉沟东口清理、发掘过古代墓葬78座，均石室竖穴。墓主人长发梳辫，罩丝质网状发套，深目高鼻。衣服主要为各色毛织物及毛皮。墓内殉葬大量的马、羊骨，反映畜牧业经济在生活中有重要地位。陶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均手制。器形有盆、钵、罐、壶、小杯等，陶罐的特点是小口、鼓腹、圆底或小平底，单耳或双耳，以单耳居多。晚期墓葬中彩陶已极少或消失不见，出现陶豆及来自中原地区的漆器、丝织物，个别墓内见小件铁刀。从丝织物（一件凤纹刺绣）风格看，已到战国、秦汉之际，这与 C14测定的年代，即早期到春秋，晚到战国或战国稍后，是基本一致的。新疆考古工作者据这类墓葬的时代及其在吐鲁番盆地（雅尔湖沟北，艾丁湖等处）的分布，初步推定它是古代车师民族的文化遗存，并且从彩陶图案等分析，它受过甘肃玉门火烧沟类型文化的影响23。我认为，这批所谓“古代车师民族”的墓葬实际上是塞种墓葬，理由如次：
第一，1976—1978年，同时在南山矿区鱼儿沟还发掘了竖穴木椁墓7座（以下简称“鱼儿沟Ⅱ”），随葬物具有的特征是各种野兽纹金饰牌，如虎纹圆金牌、对虎纹金箔带、狮形金箔饰、虎形方金箔饰、各种兽面金饰等，铜器有一件高足承兽方盘。随葬的大量金银饰物、丝绸、漆器，有力地表明这时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墓主显然属于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具体年代，从漆器图案风格看，约当战国至西汉，与 C的测定一致24。鱼儿沟一地的石室竖穴墓和竖穴木椁墓在时间14上是衔接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是前后相继的。发掘者自己说：“鱼儿沟这批出土文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其中高足承兽盘在苏联中亚地区曾出土多件，被认为是塞克（即‘塞种’。——引者）文化中的典型文物。”25
第二，甘肃玉门火烧沟墓葬的年代与夏代同时，与鱼儿沟相距太久；而且甘肃考古工作者自己认为：火烧沟“可能是古代羌族的一支文化”26，因此，很难用来说明鱼儿沟、阿拉沟一带的文化特征。
第三，我们注意到，鱼儿沟、阿拉沟这批文物有些特征反映了南西伯利亚安德罗诺沃文化（前1600—前1300）27的痕迹，如：墓上石圈，石棺或木椁；陶罐为主要器皿，用泥条盘筑法（平制）做成，黏土掺有大量细沙；器腹浑圆，有附加圈足（安德罗诺沃——卡拉苏克过渡形制）28。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陶器的圜底，这本来是阿凡纳谢沃文化陶器的特点之一29，在安德罗诺沃时期为平底所取代，但到卡拉苏克时期（前1300—前200）又恢复了（但并不排除平底）。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说：“蒙古和鄂尔多斯古代遗址的采集资料没有多少圜底陶器。长城以南商殷时代和周代也没有这种器形。因此可以认为，卡拉苏克陶器的圜底是在叶尼塞河中游由于当地的原因而发展起来的。这些原因可能是由较大的流动性所决定的新的生活特点。”30因此，我认为，鱼儿沟、阿拉沟陶罐的圜底或小平底特点很可能与塞种起源于南西伯利亚有关，畜牧业经济占重要地位，显示出这里比木垒四道沟的经济又发展了一步，鱼儿沟Ⅱ表明已进入阶级社会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四，在上述背景下，“深目高鼻”也可以作为墓主是塞种的人类学证据。“车师民族”究属何种，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但是，新疆考古工作者曾批评斯坦因将罗布泊地区的塞种称为“楼兰国人”的做法，说：“楼兰国，概念自然是和汉代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不同意这个分析的”31，同理，车师国的概念也是和汉代联系在一起的，鱼儿沟、阿拉沟一带的塞种亦不应径称为“车师民族”。
1958年，在伊宁市东南新源县境内巩乃斯河上游发现铜刀两件：大的一件长23.3厘米，柄部作羊头形生动有致；小的一件长19.8厘米，柄部有斜线纹。史树青先生鉴定：“这两件铜刀，当是乌孙遗物。”321983年8月初，又在新源县东北巩乃斯河南岸出土如下一批文物：青铜武士俑一尊，高42厘米；青铜三足大釜（锅）一件，重21公斤；青铜铃一件，还有残损的青铜高脚油灯，青铜对虎相向踞伏纹饰圆环和双飞兽相对纹饰圆环各一件。武士俑的造型端庄，英俊、单跪姿势，头戴高弯勾顶圆帽，双手好像握着剑或刀，脸部丰满，二目前视，上身裸露，腰间围系着遮身物，赤脚，精工描绘出眉目、高鼻梁和鬓角儿饰等，形态逼真生动。刊布者认为这些文物是两千多年前乌孙遗物，属于青铜时代后期33。对伊犁河（巩乃斯河为其上源之一）流域所出青铜大釜，史树青先生肯定苏联人称作乌孙遗物的意见34。但是，前引《汉书》说，乌孙所居本塞地，“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近年苏联在伊犁河流域的考古也表明：塞人、乌孙人、月氏人之在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地区、楚河流域留下的墓葬，其形制和出土物都保留着很多相似之处，“人们面对这些上起公元前一千纪、下至公元后四世纪的古墓中出土的形制相似的遗物，在判断哪些属于后期塞人，哪些属于月氏，哪些属于乌孙等等方面颇为为难。从苏联现有的著作看，只能大致认为，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三世纪的较多墓葬当与乌孙有较多的关系，或者说，这个地区的东支塞人、伊塞顿人（亦即乌孙前身）与乌孙有密切的前后继承关系”35。新疆考古工作者说他们在区别这三个游牧民族的不同考古文化特征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36，但我们至今未见刊布这些“进展”成果，因此，目前还只能接受苏联人的研究成果。阿基舍夫、库沙耶夫合著《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化》（1963年）一书，迄今仍是比较全面叙述乌孙考古材料的主要俄文著作，其中依据历年所得人类学材料断言：“乌孙属于安德罗诺沃型的大欧罗巴种”37，我国民族学家梁钊韬等也认为乌孙是白种人38，这使我们倾向于接受伊犁河地区的“塞文化和乌孙文化是一种统一的塞、乌孙文化的两个相续阶段”39的说法，就是说，乌孙与塞种本来同出一源，其民族与文化的起源应该到南西伯利亚去寻找，例如：有护耳翼的尖帽40是我国西北塞种的民俗特点之一，但是我们注意到，安德罗诺沃村曾发现一顶带耳罩的残帽，“帽子的绦条编得上小下大，绦条盘叠缝合即成圆锥形帽，耳罩也是编结的”，“奥腊克村出土的小帽同安德罗诺沃村所出的非常相似，两顶帽子的相同点还表现在编织绦条时都考虑到使帽子成筒状”41。
柄顶装饰羊头像的曲柄刀42在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墓葬中也有发现43。曲柄刀出现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晚期，后来是卡拉苏克文化的典型器物44。吉谢列夫认为，这种形制很可能是商殷时代由中国北方的移民沿所谓“玉器之路”传到南西伯利亚去的45。
对虎纹饰已见于鱼儿沟Ⅱ塞种墓。一般认为，对兽纹饰是中亚土生土长的风格，但我却以为这个提法值得怀疑，中亚地区有过狮虎一类的猛兽吗？南西伯利亚盛行野兽纹饰是在塔加尔时期46（前7—前2世纪），西北塞种的对虎纹显然是后起的，与其民族起源并无同步关系。
以上叙述，基本上包括了迄今为止新疆境内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晚期考古的典型材料（专门的乌孙考古除外）。据此，我们可将我国西北塞种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从这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西北塞种的分布呈现由东向西的趋势。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塞种的起源，实际上意味着所谓“雅利安人”（印度、伊朗人）的起源，这是国际学界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以本文的篇幅展开论述，但却有必要在此交代一下自己的观点以就教于通学大家。
黄文弼引（梁）荀济《论佛教表》，说塞种本允姓之戎即姜戎西奔源起47。塞种属印欧语系，姜戎属汉藏语系，倘有直接渊源关系，那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等等岂非都成了无稽之谈？荀济诋毁佛教，所引汉传不见于今《汉书》，极有可能是诬蔑不实之词。
国外关于雅利安人南迁有“中亚说”和“高加索说”48。我认为还应有沿阿尔泰山西南麓49迁徙的一支，我国西北的塞种（所谓“东支塞人”）和乌孙（即伊塞顿人）就属于这一支，他们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支，有人推测塞有三种：牧地塞、水塞、尖帽塞50，这和希罗多德等人的记载51基本一致，萨尔马希安人（斯基泰人52的东支）包括马萨该塔人、奄蔡、康居、塞种等。我们同意阿基舍夫等人关于天山、帕米尔的塞种乃是尖帽塞的说法53，并且认为他们的蒙古利亚化早在南西伯利亚就发生了。塞种和乌孙的区别或许是由于迁徙后所处民族环境不同，或许是由于迁徙先后不同而产生的，看来乌孙更接近南西伯利亚安德罗诺沃文化以后的卡拉苏克文化。引起南西伯利亚民族南迁的原因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前13世纪殷高宗伐鬼方54，一次是前8世纪周宣王伐狁55，更早的迁徙也是可能的56。草原居民南迁的说法主要是基于对草原青铜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传播情况的认识，一般认为这发生于公元前二千纪后半期57。乌孙从时间和地理上来说都更多地接近北狄、林胡（后来的匈奴），故“与匈奴同俗”58。
在塞种南迁以前，我国西北是远古时期沿南部绿洲东迁来的月氏（吐火罗人），月氏即“禺氏”59，其地产玉（和田玉）60，他们的语言属印欧语系西支61。塞种南迁，在有些地方（如祁连山北昭武城）同月氏杂居，成了后者的“别部”“别种”62，但这在人类学63或语言学方面并不会引起塞种的重大改变。不过，月氏（吐火罗人）除了在焉耆、龟兹的那一部分留下了语言材料外，其他大部分傍南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一线）游牧，不仅没有留下语言材料，而且由于长期与羌族杂居，风俗习惯深受羌族影响。古代羌族（婼羌）的分布傍南山至少到了于阗以南64，而且《汉书》西域传上：蒲犁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按《汉书》例指匈奴——引者）异，其种类羌氐行国65，所以，考古工作者认为塔什库尔干（古蒲犁）香保保烧葬墓地（春秋战国时期）或许与羌族有关66是有道理的。至于个别人头具欧罗巴种特征67，可解释为月氏人，不必与境外东帕米尔塞种墓类比，因为塞种越悬度南迁罽宾已是西汉初年的事了，而且塞种烧葬亦恐是后起的习俗68，未见得比羌族早。
匈奴兴起，月氏王庭从祁连山西端经伊犁河流域（逐塞王而居）迁至妫水北69，其路线很可能与前述塞种分布的路线相同，即经罗布泊北上吐鲁番盆地走阿拉沟，沿小裕勒都斯河，翻也肯大坂到巩乃斯。塔里木盆地北缘焉耆、龟兹一带的吐火罗人大概早就独立于南山一带的月氏了，故而未迁。昭武塞种作为大月氏别部随迁。后来昭武九姓有“康”（kand 即“城”之音译），那是从昭武城而来，原是本民族语，不必产生于中亚。月氏（吐火罗人）西迁之地被称为吐火罗地（Toxapcтан），留下且末、民丰一带后人称为“睹货逻故国”70。因“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71，故《大唐西域记》卷12，瞿萨旦那国条中关于其建国传说有“昔者此国虚旷无人”之说。罗布泊塞种趁机向西扩张势力至于阗东，遂与北印度迁来此处称王的呾叉始罗太子发生冲突，败之，“抚集亡国”，将他们安置到睹货逻故国和罗布泊一带去了，他们在那里建精绝、楼兰等国，行用北印度的佉卢文72。于阗则是东伊朗语的塞种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借用印度婆罗米字体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其文字产生不会早于前二世纪。
苏联人类学家捷别茨曾确定了蒙古利亚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在古代西伯利亚的分野73，看来，印欧人是在欧亚大陆北方广大的地域内产生的，雅利安人（印伊人）也是分几支南下的，把印欧人归结为雅利安人，说雅利安人具有唯一的起源显然是不科学的。我们认为，我国先秦时期西北居民主要是三个印欧语民族：塞种、乌孙（伊塞顿）、月氏（吐火罗人）。无论他们的来源如何，他们在移居到我国西北以后的长时期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点，他们的历史是我们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简史》66页上说塞种即希腊种，恐怕有误。（本文原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稍有改动）
1.《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页。
2.参《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66及以下各页。
3.参葛玛丽《高昌回鹘王国（850—1250年）》，耿世民译文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49—50页。
4.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3884页。
5.同上书，3901页。
6.参Б.A.李特文斯基《苏维埃时期塔吉克斯坦的考古发现与中亚古代史上的若干问题》，译文载《考古学参考资料》（3-4），文物出版社，1980年，40及以下各页。
7.转引自黄文弼《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收入同作者《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13页。
8.同上。
9.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110页，并参图66、67。
10.见《西北史地论丛》211页。
11.参Б.A.李特文斯基《苏维埃时期塔吉克斯坦的考古发现与中亚古代史上的若干问题》，译文载《考古学参考资料》（3-4），文物出版社，1980年，40及以下各页。
12.见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论文选集》（1982年11月）329、330、336页。
13.《西北史地论丛》211页。
14.参《考古学参考资料》（3-4），37页。
15.转引自《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
16.同上书，第三节，墓地时代分析。
17.同上书，343页。
18.参见《哈密县发现一处三千年前的古代新疆少数民族墓地》，《新疆日报》1979年8月18日第3版；《新疆考古》第1期，新疆考古所，1979年2月15日，1页。《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171—172页。
19.见文怡《哈密地区发现三千年前古尸》，《新疆日报》1979年12月15日第3版。
20.转引自《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
21.见《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33页。
22.参《考古学参考资料》（3-4），36页。
23.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72—173页。
24.同上书，173页。
25.同上。
26.同上书，143页。
27.本文所引南西伯利亚各考古文化的年代见 C.B.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考古》1960年2期51—53页。
28.参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本，1981年，35—38、41、46页。
29.同上书，19页。
30.同上书，79页。
31.见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论文选集》（1982年11月），341页。我认为，罗布泊地区的塞种之所以不应称为“楼兰国人”，不仅是因为概念和该国年代问题，更主要的是因为汉代的楼兰国人已非当日塞种，他们使用佉卢文，写的是印度西北部俗语，显然是后来东迁的，见孝美林《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新疆史学》创刊号（1979年），20—21页。
32.《新疆考古三十年》52页。
33.巴依达吾列提、郭文清《巩乃斯河南岸新出土的珍贵文物》，《新疆日报》1983年10月15日第4版。
34.《新疆考古三十年》52页。
35.黄振华、张广达编译《苏联的乌孙考古情况简述》，王明哲、王炳华合著《乌孙研究》附录，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199—200页。
36.同上书，186页。
37.同上书，196页。
38.参梁钊韬等著《中国民族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39.《乌孙研究》198页。
40.见《西北史地论丛》211页。
41.《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40—41页。
42.史树青先生没有说明巩乃斯刀的曲柄特点，我们此处据《乌孙研究》图版二十。
43.见《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59、84、208页以及图拾：图1等。
44.同上书，48页。
45.同上书，59、70—72，85—86页。
46.同上书，121及以下各页。
47.见《西北史地论丛》213—214页。
48.见《考古学参考资料》（3-4），37—38页。
49.阿尔泰山西南麓从乌伦古河上游到木垒、巴里坤草原自古至今都是一条牧民转场路线。
50.《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40及以下各页。
51.参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46—48页。
52.斯基泰人离开北方草原西迁要比塞种南迁晚，大约是在前8世纪，参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页。
53.见《乌孙研究》196页。
54.参《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87—88页；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11及以下各页。
55.斯基泰人离开北方草原西迁要比塞种南迁晚，大约是在前8世纪，参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8页。
56.参《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71—72页。
57.参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译本），1981年，13、18、20、28、27、35—36、41、60各页。
58.《汉书》西域传下，标点本3901页。
59.参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中外史地考证》（上），中华书局，1962年，13页。
60.上古有“禺氏之玉”的说法；另据研究，股墟出土有和田玉，可见月氏到该地并与中原发生关系都很早。
61.《新疆史学》（创刊号），17—18页。
62.这两个概念的涵义请参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151、223页。
63.《史记正义》引万震《南州志》云：大月氏“人民赤白色”，标点本《史记》3162页。
64.参《汉书》西域传上，小宛南、戎卢南、渠勒西、于阗南均与婼羌接。
65.标点本3883页。
66.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74页。
67.见陈戈《帕米尔高原古墓》，《考古学报》1981年2期212页。
68.参《考古学参考资料》（3—4），34—35页。
69.《史记》卷123，《大宛传》，标点本3162页。
70.《大唐西域记》卷12，大流沙以东行程。
71.《史记》卷123，大宛传，标点本3162页。
72.参《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74页；《新疆史学》（创刊号），20—21页。
73.见《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上册），21页。斗战神、拜火宗教与突厥兴衰
2004年8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野外考察队在蒙古国和硕柴达木（Hoshoo Tsaydam）文物陈列室，发现了出土于阙特勤墓地的一块红色花岗岩石板，其表面阴刻线雕类似于近年国内虞弘墓等出土葬具上那种两个鸟身祭司相对护持圣火的图案，只是较国内所出简单粗犷。这种鸟身祭司本为拜火教神祇轧荦山（Verethraghna/Warahrān/Bahrām）的化身之一，即古代突厥斗战神。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说：“安禄山，营州杂种胡也，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荦山，神应而生焉。”自注：“突厥呼斗战神为轧荦山。”长期以来，尽管有学者钩稽文献史料，对古代突厥人信仰拜火教并因之勃兴的情况进行了一些探讨，但由于缺乏文物实证，并未成为学界定谳。现在，带有鸟身祭司图像的葬具在漠北突厥故地被发现，填补了古代突厥史研究的一项史料空白。
近代学者的研究表明，汉文“突厥”是突厥语 Türk 的复数 Türküt 的对音，单数 Türk 则音译为汉文“铁勒”。显然，突厥和铁勒原本并无二致，铁勒是古代操突厥语人群的一种泛称。那么，由专名突厥所代表的族群是如何从一般的铁勒人中区别出来的？换言之，突厥凭什么能从铁勒人中兴起，成为北方草原的统治人群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改宗新的宗教即拜火教，从而突破旧的社会传统，获得了族群凝聚的新的精神力量。关于这点，在史料记载有关突厥起源的各种传说中都有反映。《北史·突厥传》记载：“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又见《周书·突厥传》）过去人们认为，所谓狼生，反映了突厥以狼为图腾。我以为，即使古突厥人有过原生态的对狼的敬畏崇拜，也已经被后来的拜火教加以开发利用，从而成为族群勃兴的精神力量。所以，古代突厥人源于狼生的传说也有可能反映了拜火教对天狼星神 Tishtrya 的崇拜。在拜火教神话里，天狼星是确保云起雨降，从而催生化育的神祇；在古代波斯帝国时期，它又被比定为水星之神 Tiri。祈雨习俗作为古代突厥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为其他族群所了解，9世纪20年代阿拉伯人塔米姆·伊本·巴赫尔的游记、11世纪初加尔迪齐用波斯文写的《记述的装饰》都记载了突厥人的这个习俗，后者还说其来源于突厥最初首领得到的神谕。值得一提的是，在《阿维斯塔》中，斗战神十种形象中的三种，即长有金角的公牛、白马和十五岁的少年，同时也是天狼星神的化身。斗战神和天狼星神的这种密切联系，对于认识和理解古突厥所谓狼图腾的性质及由来，应该是有帮助的。
有意思的是，牝狼化育形象亦见于近年在蒙古高原发现的布古特碑。该碑属于突厥汗国早期，用粟特语文刻成，被学界视为突厥人和粟特人早有密切文化关系的有力证据。布古特碑〈B-3：1-2〉里反复申述“他祈神福佑积善之财和宗教仪式”，实际上，“祈福”（bless）在拜火教里有着特殊的信条（creed）意义。汉文史料的有关记载也显示了这一重要的教义标志。《旧唐书·张仁愿传》：“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安禄山事迹》卷上：“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邀福即求福、祈福，总之，绝无诅咒巫蛊之事。
我们发现的鸟身祭司墓石的主人阙特勤，是复兴东突厥汗国（682—745）的可汗骨咄禄（？—691）的儿子。史料记载，骨咄禄死时，诸子尚幼，其弟默啜遂继立。开元四年（716），默啜战死，“骨咄禄之子阙特勤鸠合旧部，杀默啜子小可汗及诸弟并亲信略尽，立其兄左贤王默棘连，是为毗伽可汗”；毗伽“性仁友，自以得国是阙特勤之功，故让之，阙特勤不受，遂以为左贤王，专掌兵马”。开元十九年（731），“阙特勤死，（唐玄宗）诏金吾将军张去逸、都官郎中吕向赍玺书入蕃吊祭，并为立碑，上自为碑文，仍立祠庙，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一年后去世的毗伽可汗（史官撰碑文）。显然，阙特勤在东突厥汗国还有比专掌兵马更重要的作用。由于其墓地（瘗骨石室）出土了有鸟身祭司的葬具，因而阙特勤应该也是政教大首领，很可能就是当时东突厥汗国的拜火教大祭司（dastur）。
传统的观点认为，拜火教不译经典，因而很少在伊朗语族群外流行。现在看来，既然突厥人能与粟特人至少在精英层面形成种族文化混融，早期突厥碑铭都使用粟特语，而后来的突厥文也是利用粟特文字造的，拜火教在突厥人中间传播甚至为其操持都是可能的。其实，《安禄山事迹》就说他是“营州杂种胡”，“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轧荦山，神应而生焉”；安禄山自己也承认：“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突厥巫而祷伊朗神，明为拜火教祭司无疑。我们在古突厥文三大碑里也都可以找到拜火教信仰的痕迹。
除了有鸟身祭司的墓石之外，阙特勤死后“仍立庙像，四垣图战阵状”，其情形看来和国内发现虞弘、安伽、史君等移民首领之拜火教葬具的装饰图案差不多。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文献史料的记载，如《隋书·康国传》：“（康国）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康国即中亚粟特地区的 Samarkand，和安（Bukhara）、史（Kāshāna/Kashsh 或 Kishsh）等都属于所谓昭武九姓。现在看来，年轻的阙特勤能够纠合旧部，起兵消灭政敌，从而拥立兄长为可汗，恐怕并不仅仅因为“骁武善战”，很可能还凭借着其宗教地位和影响。漠北出土的阙特勤头像（颇疑即其祠庙所立之像）戴全鸟鹖冠，这或许显示其特勤身份为一类武官。但是，中国传统鹖冠本为双鹖尾，唐代饰以鹖鸟全形，当是受萨珊王冠影响，而所谓鹖鸟，就是拜火教中斗战神化身 Vareghna 鸟的原型。因此，阙特勤头戴鹖冠，很可能也是其宗教身份和地位所致，这与其墓石饰以鸟身祭司是一致的。
东突厥汗国的最后十余年处于不断的动乱之中，终于在745年被异教的铁勒诸族所建回纥汗国取代。从现有材料看，东突厥末年陷入内乱有宗教因素起作用，与此前信奉拜火教的突厥汗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的败亡类似。（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5月5日第7版）试析《资治通鉴》中关于突厥的记载一《资治通鉴》中关于突厥的记载是从卷164，梁纪20，简文帝大宝二年（551年）六月条开始的：“铁勒将伐柔然，突厥酋长土门邀击，破之，尽降其众五万余落。”（5069页，此指《资治通鉴》标点本页码，下同）突厥之亡，见于卷215，唐纪31，玄宗天宝四载（745年）春正月条：“回纥怀仁可汗击突厥白眉可汗，杀之，传首京师。突厥毗伽可敦帅众来降。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1（6863页）前后共计194年。在这中间，以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为转折，《资治通鉴》的作者（以下一律略称作者）对突厥可汗的称呼明显不同：
一、永徽元年以前的突厥可汗，只称其汗号而不称其名。从伊利可汗起到五可汗并立，共提到有原名的可汗七位，此后北突厥从莫何可汗到车鼻可汗七位，西突厥从泥利可汗到乙毗射匮可汗提到有原名的可汗七位，无一例外。当然，对突厥可汗的称呼在行文中有全称、简称各种形式。如突厥沙钵略可汗致书隋文帝，自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豆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隋文帝答书称其为“大突厥沙钵略可汗”（5476页），简称“沙钵略可汗”“沙钵略”最为常见，但自其成为大可汗2以后再没有称原名“摄图”。不过，需要说明的是：
1.小可汗不在此例。如，572年，“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5314页）；而581年12月条下记：议立可汗时，“摄图最后至……［摄图为小可汗，统东面部落，又逸可汗之子］”（5449页。方括号内为标点本小字排出，下同）。显然，因为尔伏可汗是小可汗，所以仍可称其原名。593年秋7月条下，“时处罗侯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考异》曰：《突厥传》云‘沙钵略子’。今从《长孙晟传》］居北方，遣使求婚，……复遣晟慰谕染干，许尚公主”（5543页）。前既称“突利可汗”，后又称为“染干”，也因为是小可汗的缘故。所以，阿史那社尔虽曾称“答布可汗”，仍然可以叫他“社尔”（见6118页）。
2.可汗死后，又可称其原名。如，587年2月条下，“处罗侯竟立，是为莫何可汗”（5490页）；588年12月，“突厥莫何可汗西击邻国，中流矢而卒”（5498页）。而593年秋7月条下，又有“时处罗侯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5543页）的记载。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绝大部分可汗在他们死后仍被作者以汗号相称。例如，627年12月条下记，“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方强，敕勒诸部皆臣之。曷萨那征税无度，诸部皆怒。曷萨那诛其渠帅百余人，敕勒相帅叛之……［以上皆序隋时事］”（6045页）。曷萨那即指611年“十二月，己未，处罗来朝于临朔宫”（5655页）的西突厥处罗可汗。自612年春正月，隋炀帝“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赐号曷婆那3可汗”（5658页）以后，该可汗就再没有回过西突厥，619年8月被李渊“纵北突厥使者使杀之”（5865页）。在627年12月条下所追述的事情见于卷108，隋纪四，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标点本5622页，文字基本相同。当时处罗可汗还不叫“曷萨那可汗”；而在627年12月条下追述此事时曷萨那可汗已经死了，因此有种种理由不称他为“曷萨那”。即使从前后行文相呼应方面来看，在这里称“处罗可汗”也较“曷萨那可汗”清楚明确。而作者仍称他作“曷萨那”，这只能由《资治通鉴》固有的体例来解释。
3.引文、胡注、隋唐正史均无这种特点。如，583年夏5月，“长孙晟时在荣定军中为偏将，使谓阿波曰：‘摄图每来，战皆大胜。阿波才入，遽即奔败，此突厥之耻也。……’”（5465页）587年夏4月条，“初，沙钵略以其子雍虞闾懦弱，遗令立其弟叶护处罗侯。雍虞闾遣使迎处罗侯，将立之，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逸可汗舍其子而立木杆，木杆舍其子而立佗钵，佗钵卒，摄图、大逻便遂至争国，事并见前］，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谓大逻便詈辱庵罗，又与沙体略为敌，达头又从而助之也。］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5489—5490页）584年2月条下，“突厥达头可汗请降于隋。［《考异》曰：《隋帝纪》云：‘突厥阿史那玷厥帅其属来降。’按时玷厥方强，盖文降耳。］”像此类例子，屡见不鲜。上几条引文中，“摄图”即指沙钵略可汗，“大逻便”即指阿波可汗，“庵罗”指第二可汗，“玷厥”指达头可汗。可见，记这一段突厥史事，称可汗后不再称原名只是作者自己的特点。
二、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九月，庚子，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释之，拜左武卫大将军，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统之。以高侃为卫将军。于是突厥尽为封内之臣4，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各以其酋长为刺史、都督。”（6271—6272页）虽然这里说的是北突厥，但却可以看作是整个唐王朝对突厥关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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