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学堂
出版社：线装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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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老家转圈试读：
我想到的和没想到的（自序）
2018年春节，我利用假期时间开始写这本王氏家族的个人记忆史。或许是因为年龄日增，或许是因为在社会上闯荡日久，我越来越感觉到记录这些往事的重要性。
动笔这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已经是46岁奔半百的人了，小时候的事似乎就在眼前，但有些已经离我很远，或故意遗忘或随时光流逝，年轻人已经不可能了解我们的时代。
在这46年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我想到和没想到的。
我能想到过不当农民，但没想到会成为城里人。从小我就敏锐地发现工、农的地位天差地别。我发誓要吃馒头（当工人），绝不吃煎饼（当农民）。别以为我胸怀大志，我的最高理想也不过是到县城里当工人，娶个吃国家商品粮的供销社女子。理想本来就不算高，现在总结起来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今天工人已经成了普通劳动者，国家商品粮早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尽管供销社作为机构存在，但其商品供应主渠道的作用已经荡然无存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我想到过流浪，但没想到漂泊异乡。曾经年少爱追梦，1987年，15岁的我正好处于青春期，也适逢思想高度解放、社会高度自由的中国，而科学家彭加木、徒步行走中国的余纯顺、万里长江第一漂的勇士等为国人热宠，也让我异想天开，想漂泊游荡。最终是“我的思想想要去飞翔，我的人儿却在地上”。一个身无分文，最远跟着父亲去过县城的农村孩子，哪有流浪的资本？想不到的是33岁那年，我竟然举家南下，开始了在举目无亲的岭南漂泊生活。这是我想不到的，也是我的家人所想不到的。或许是命运，也许是少年时早就潜伏在天性中那颗躁动的心使然。但不管离家多远，心总还是在老地方。
我想到过忆往之重要，但没想到回忆竟如酒甘醇。我上学时年龄算小的，人发育的晚，开窍也晚，整个人傻傻的，说话又直又冲，很容易得罪人。感谢当年同学的不杀之恩。年龄既长，特别是在社会上漂泊已久，竟然对往事越来越怀恋。40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眼泪总是那样不自觉地在眼眶打转。知道自己所想到的，但更多是没想到的，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命运。
46年来我都在围着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在画圆，在围着这个小村庄行走，在19岁读大学之前最大的生活轨迹也不过是在这个叫邵市的小村和益都县城之间。于是就有了要写的这本书的题目——《围着老家转圈》。
2017年，关于保温杯的话题在网上掀起一波中年危机讨论热潮，拿保温杯的中年男人成了群嘲的对象。尽管不愿意承认，但年龄确实到了中年。想来年龄真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原来忙碌一天稍微休息就满血复活了，现在工作一天回到家倒头就想大睡；原来哪怕喝醉一觉醒来依旧生龙活虎，现在就是喝一点，第二天整个人都不好了。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记不清是从哪一天开始用上了保温杯，或许在不知不觉中就到了拿保温杯的年龄。想到这里，人生就整个灰暗下来。2016年，我44周岁，如果我能活到88岁，那正好是个分割点。人生从此开始像踢球一样进入了下半场。正如体育比赛中解说员常说的“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留给我们中年男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人生的下半场球怎么踢？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别人的书籍里面，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生，有风雨也有睛，也同欢乐也同愁。沈从文说“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从那个叫邵市的小村出发，一个普通农家子弟由于喜欢阅读、喜欢学习、喜欢交流收获了最大的人生财富，那就是人生的经历和阅历。人生就是经历，今天的我仍无时不在折腾自我，善待生活，丰富人生。
这些，都让我想到了写本书来回忆自己的19岁（1972—1991年）。据网上说，1962—1972年出生的是最幸福的一代人，侥幸的是我踩上了这代人的尾巴。我们有幸生活在那个年代，天很蓝（闻到汽车的尾气竟然兴奋好些天），水很绿（农村的水位浅到伸手可及），人很纯洁（理想高于天）。后面的人已经不熟悉或者说不了解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轨迹和生活，于是我想带你们走进我个人的那个年代，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
现在无论写书还是出书都是挺尴尬的事，毕竟这是一个自媒体发达、网络阅读的时代，书籍买得少，读得更少。但我仍然希望留下点文字，毕竟网络烟飞灰灭，而书籍却可以永久留存。在写作中不时感动的不能自已，因为这是我过去的生活，一个普通农村孩子的过往世界。得益于自己爱好写作的习惯，想为我们的后人留下点什么，也想为我们同代人纪录点什么，更想为我们的社会增加点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本书，这是一个法律人的使命和责任。
借用我们这代人都耳熟能详的“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与诸位读者共勉。读到40年前的诗，更知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可回啊！王学堂2018年春节于广东佛山—— 第一辑 ——王氏家族踏遍千山万水，故乡青州最美
门外谁呀？二姑姥哇。咋不进来？怕狗咬哇！我给您看着！那敢情好哇！您身上穿的？破棉袄哇。
太阳出来照正东，红萝卜地里拔棵葱。东西大街南北走，看见街上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砖头咬了人的手。我把话来说反啦，耗子叨着猫窜啦！——青州民谣
益都县，现称青州市，位于山东省中部，隶属地级潍坊市。1986年3月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益都县设立县级青州市。
这是我的老家，这也是我在本书中有时称益都有时称青州的由来，我正好经历过县改市的年代。和外人说起家乡，对年龄大的人我自称益都人氏，他们往往知道。年轻人，知道青州的也不多，这只是个小县城。但这是我的故乡，几回梦里回青州，双手搂定云门山。
在我老家，有一座以寿比南山（因山上有个“寿”字且在县城之南）、人无寸高（“寿”字的“寸”部高达2.35米，常人高度难以达到）和《李道士独步云门》（《醒世恒言》）而出名的云门山。
云门山坐落于昌潍平原上的小城，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是我热恋的故土。
这里的人最让我挂牵。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有我祖祖辈辈的亲朋好友，还有那些见证我成长历程的师长和同学。1991年，我离开故乡到古都西安求学四载，大学毕业后，我在家乡的乡镇以及小城工作了整整十年。十年间，我的足迹走遍了1600平方公里的青州大地。在有“北大洼”之称的口埠、青州西南的庙子、西北的普通、东部的谭坊等乡镇都留下了我的工作足迹。
33年的故乡生活在我生命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33岁的我在以县城为圆点围着青州转圈。2005年，33岁的我背井离乡，开始在岭南异乡漂泊。自此，这里不只有我的牵挂，也有许多牵挂我的人。对我这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就像家人对在外流浪的亲人那样关注。这让我深爱感动，也总激励我努力前行。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只能以更优异的成绩回报家人。2008年4月27日晚，我从海南返回，在广州白云机场刚打开手机就有多条的短信息，“我从中央电视台12频道的《中国法治报道》看到你了”。不能不感动，因为有这么多朋友在看电视，而且凑巧又收看了央视的法治频道，更巧的是看到了我那约半分钟的镜头，最难得的是想到给我发个报喜的短信（家乡人不太善于表达情感）。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里的语言最亲切。老家有个普通村，那里的人常说，我们一说就是“普通”话，老百姓的幽默由此可见。事实上，老家的人说话有特点，以至于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只说几句话，你就能确定“他是青州人”。青州口音与相邻的淄博、潍坊口音明显不同，《大学语文》课本上就提到了青州这一特色方言，最大的特点就是R和L不分。2009年3月10日晚，儿子写语文作业，给“亡羊补牢”注音，他问：“是RAO还是LAO呢？”引得他妈妈大笑，“你们青州人呀！”儿子说：“我就是青州人。”儿子在老家只待了6年，但他的乡音却很难改变，他会说一些粤语但仍然L和R分不开。我现在要分开有时靠背，更多得查字典。这就是乡土文化！每次我回乡省亲，一听到熟悉的乡音不禁想流泪，多么亲切的乡音，在外漂泊的游子回来了！
这里的食物最可口。每次老家来人，问我需要捎带的东西，我一定会告诉他“咸菜和煎饼！”于是，这些在家乡农村也不常见的食品乘着飞机、坐着火车，从五千里之外的故乡来到了岭南。且看我大快朵颐，真是人间美味！故乡的一饭一菜、一食一面都是“舌尖上的故乡”。
这里的城市最美丽。我知道，我的故乡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有寿比南山但少福如东海”的“有山少水”之憾，如“优点是实在缺点是太实在”的故土人情，如“习惯于言语的说教而乏于行动的亲历亲为”的思维，如“知人无寸高但仍存县域文化的盲目自大”的观念。
但每年一次的回乡，我总能发现故乡的变化之美。路在变宽，人在变勤，更重要的是观念在提升！几年来，因为工作关系，我几乎走过了那些久负盛名的城市，大连、三亚、西安等，这些城市的风景让人留恋，但我总会不自觉地故乡比较。大连缺少小城的宁静，三亚缺少小城的文化，西安缺少小城的洁净。
我习惯于将故乡的长处与名城的短处相比，因为：踏遍千山万水，故乡青州最美！围着邵市转一圈
穿（青州）府过（益都）县，来到了邵市村。“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屯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
这是位于青州县城北部30公里的小村，乘坐济（南）青（岛）客运专线会路过这个村庄。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就要成为城里人了。
我们这代农村人的最高理想是逃离农门，吃上商品粮，娶个城里的太太。别笑话我们胸无大志，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就是这样想的。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农村人和城里人差别这么大？对。可恨的二元制城乡结构害惨了多少有情人，当年的电影《人生》风靡一时就有这个原因。
我怎么敢说快成为城里人了呢？因为客运专线占用了我们村南一块地，整个村庄改造在即。出门有火车，进门有自来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城里人生活就在眼前。
我已经是城里人了。通过高考走进城市，这条路我走了19年。在城市已经20多年了，但我只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在城市里找不到自我。“田园将芜胡不归？”梦中老家每每对我说。或许应了那句“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农村有我的父老乡亲，有我的根，有我一生魂牵梦绕的故园。
从农村进城被称为“鲤鱼跳龙门”，既说明其难度之大，也说明这一壮举之伟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当兵提干和考学这两条路。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但事实上在我国农村你要履行此光荣义务，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人情甚至贞操等类似等价物。而在部队又面临竞争，相对很少的提干指标，那就要八仙过海了。有早起打扫卫生的，有出黑板报的，有喂猪的，有英勇献身的，有给军报写小豆腐块的。你会发现，农村人成为城里人要动用多少心机。
19岁前，我一直生活在农村。夏天少不了蝉叫声。捉知了、看蝉蜕是农村孩子百玩不厌的生活。读书后，才知道“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句让人佩服不已的诗。尽管几乎天天与蝉见面，但这是我写不出的佳句。现在城里的孩子，只能从电视上知道蝉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比30年前我们这代人不知要好多少倍，但却少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快乐。我们那时是寻找快乐，而他们是制造快乐。
30年前的家乡，村东边有王钦河（直通山东著名河流小清河，最终汇入黄河），河里有水，水可游泳；30年后，河已经干涸，垃圾堆满了河道。村中心的大湾（积水的大洼地）里也是垃圾当道。让人对这30年都不知道如何说是好。
离家这么多年经常问自己，故乡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故乡是一种亲情。一年一次的返乡探亲是我最重要的年度安排。你能想象一个40岁男人想家想到哭的场景吗？家是那所老房子？家是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家是村西北母亲的墓地？似乎都是，似乎又都不是，家是一个游子的心灵寄托。
故乡是一种回忆。走在熟悉的村庄，看到的是熟悉的老人，更多是不熟悉的儿童，他们很奇怪地看着我，“笑问客从何处来”。让我想想，30年前有操着外地声调的人路过，我也是这种神情啊！稚子不熟识，老人年渐长，倒是村里的房子越来越新，越盖越高大，我也只能从原址来推测是谁家的。仅仅离开故乡一年已经让我生疏了。走在熟悉的村路上，想起童年的我就在这里，想起了小时候的我。
思乡是一道回味菜。老人拉着我的手，“你回来了？”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于家乡，没有贡献。有名的人可以争得荣誉，有权的人可以办点实事，有钱的人可以捐献。我一介书生，每次回家，都让我有一种动力，一种前进的牵引。家在亲亦在，情在心还在。在故乡，我总是回想起10多岁时的那些往事，幻想着当年父母还年轻，一家人很融洽，一个大家族穷苦并快乐着。只有在家里，才能找到童年的自己，找回自我。
我就是乡间一个村童。每次回乡，于我是一种心灵的洗涤，是一种精神的净化，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思乡是一种惹上就去不了的相思啊！每次离开村庄，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总是习惯倒背着手在村子里转一圈。
看一看这个曾经熟悉而今已经陌生的村庄，和熟悉、不熟悉的乡亲打个招呼，问一问年轻人父辈的名字，看一看我曾经洒过泪水和汗水的土地。这是我的故园，每一次回来我都满心欢喜，每一次离开我都愁绪万千。
围着村庄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注意形象，因为总是不自觉地倒背着手走。人啊，不管你年龄有多大，不管你离家有多久，一回到老家，你内心的一些习惯就会触景生情自然发作。
据说旧社会的地主是习惯倒背着手走路的，因为他是地的主人，在这块土地上有天然的优越感。余生也晚，没有见识过地主的风光，以我近30年的经历看，农村倒背着手的人可不是普通人。一类人是下乡干部。小的时候，还没有后来的乡村干部进村牵牛领羊的征税收费、抓计划生育等行政强制行为，主要是抓革命促生产。干部与农民的区别，就在走路的姿态上。我们农民走路习惯于身体前倾，双手摆动。而干部则习惯于昂首挺胸，手放在背后，倒交叉。再就是村里的干部，县乡的干部不可能经常进村，但村里的干部却常见。尽管他们也是农民，但也学着城里干部的作派，也习惯倒背着手。说起来奇怪，他们一见到县乡干部，走路姿态又变成了普通老农的模样，从来不倒背着手。真是走路也有等级和规矩。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有一天，倒背着手，走在村中心的大道上。长大后，我的理想实现了。
在村庄里倒背着手，想起了那些逝去的快乐时光。村东南老王家
邵市村不大，也就800口人200多户。有邵、朱、栾、蔡、王等多个姓氏和家族。村中王姓也分两支，我们这支居村东南。东南是个好地方，孔雀东南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开篇先说说我们王氏家族的历史，这要从一个周姓寡妇说起。
在我们的族谱上，最早的祖先是位叫王安国的老人。由我这一代上推18世的老人，定居在河北省枣强县王家村。再往前推，就是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老鹳窝了，这段历史不详。
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当哩个当哩个当哩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王氏请家堂。
1984年，我老家兴起了一股“请家堂”热，这是一种家族纪念活动。年三十儿这一天下午，整个家族的男子一起到家族墓地。目的有两个，一是给已故先人送钱花（冥币，阴间也如人间，有钱使得鬼推磨），二是邀请他们傍晚回家过年。傍晚，男子在尊长的带领下，到十字路口或村头，也有到墓地的，以香、纸、鞭炮迎先祖回家过年。
到大门口男主人一边烧纸一边请神：“老爷爷、老奶奶、爷爷、奶奶……来家过年。”意思是告诉门神，请来的是祖先不是妖魔鬼怪，不能将他们拒之门外。
晚上，在德高望重的长者堂屋里，挂着族谱，上面枝丫状分列着族人的名字。以男人的分支为主，也写着族人妻子的名字。如我，就是“堂”字辈，是19世。我父亲是“庆”字辈，而我爷爷则是“从”字辈。一族人围坐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畅谈家族史，感念祖宗创业之艰辛，勉励后人数典不忘祖奋发图强。有请家堂的，村里包括外姓的人拜年时都会去磕头，这是习俗，相当于今日的领导人出访一定要到外国的纪念碑前送个花圈，表示一下共居一村和睦相处的民间礼仪吧。
家堂有请就得有送，要不老祖宗天天在侧，不但祖宗不舒坦（人间多灾多难），也妨碍年轻人正常创业和生活。送家堂安排在大年初一晚上。这是一个家族的狂欢。大量地燃放鞭炮、烟花，还要燃烧香火和纸钱。鞭炮声声，烟花照亮夜空，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在欢送祖先的同时，祈祷风调雨顺。
尽管当时年龄不大，尽管是家中的长子长孙，尽管是爱动的男孩，但我对这样的排场不喜欢，对这样的热闹很反感。我总是默默地站在角落，看着他们在欢乐地手舞足蹈，心头一阵阵悲凉。这种活动是需要钱的，而钱都是平均摊派到族里的10岁以上男子身上。大约每人都在80元左右。20世纪80年代，这些钱不算个很小的数目。有这些钱用来发展生产该有多好呀？常常如是想。
这股流行风来自何方无从考证。在1982年土地联产承包（俗称单干）后，由于政策激发了人的活力，再加上老天帮忙，风调雨顺，所谓“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自然是大丰产。丰收了的农民手里第一次有了几个钱，就有点烧包，在路遥先生的巨著《平凡的世界》中就有几个发财农民竟然有想赞助电视剧拍摄的想法。这是那个时段的主题，我们的农村人没见过这么多钱呀。
有了点小钱的农民未富先豪，封建迷信活动开始抬头，有人请神仙修庙宇，有些宗族势力抬头，续家谱就是其一。后来因为农民负担过重，特别是打着“人民××人民办，办好××为人民”的口号，向农民征缴，导致农村收入水平显著下降，铺张浪费的“请家堂”活动停了下来。
我所知道的家族史，从这位周姓寡妇开始，她是我的曾祖母。那位我叫“老嬷”的老太太，坐在床上，总是抱住我，用那没有牙齿的嘴巴亲我，嘴里嘟囔着：“这是我的顺气丸！让我抱抱！”而我总是把脸撇到一边，努力想挣脱她的亲热，因为她嘴里呼出的气味太臭了！但她却从不介意我的反感，每天如此一番。只过了一二年，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故事我记不清了，我最早的记忆是1974年我姥娘躺在炕上打吊针，炕边竖着一根挂吊瓶的木杆。
我更多是听她的后人们讲述她的事。她姓周，她的娘家在何官周家村，但她嫁到了东北。后来她男人死了，她成了寡妇。她在当地有2个孩子，可能孩子有10多岁了吧？有一天，她想回关内的山东老家，没有带回一个孩子，现在看来她也是东北外流人员。“那是个特别有心劲的女人”，我奶奶生前不止一次和我说。我爷爷在世时常对我说：“小子13，自挣自穿！”或许是曾祖母教的理论？
曾祖母是小脚女人，要从关东回山东之艰难可想而知。她借助了女人唯一的资本，那就是婚姻。她开出的条件是谁带她回山东老家她就以身相许。一个男人上钩了，把她带回了山东，然后是痴情男人薄情妇的故事。周寡妇竟然毁约了，然后嫁给了我的曾祖父。
这里面会有多少故事可讲呀，如果让那些现代编剧来编可能得搞成N集连续剧。但今天的我再也没法复述这段三角恋情。
曾祖父那年35岁。爷爷在世时说曾祖父相貌一般，个子不高，很一般的人才。我不相信，因为爷爷兄弟三个，都是虎背熊腰，相貌堂堂。特别是二大爷（行二），更是我们方圆几十里出名的美男子。在我20岁那年他去世了。相貌之清秀，身体之修长，让我不相信他的父亲普通如常人。但我们家族的老人都说他很平常。或许是曾祖母太优秀的缘故？这个女人，开创了我们王家的家业。
曾祖父之所以30多未婚是因为家贫。在曾祖母操持之下，到解放后划成分时，我们就变成了下中农。
我们这个家族财富的增加靠这位周老太太。纺线、织布、染布，靠小脚到潍县（今潍坊城，离家约120里路）贩卖，一天来回。我奶奶也是个心性很高的女人，但她由衷佩服这个女人，因为她是大脚，而人家是小脚，年青的她竟然比不上一个小脚老太太。
我们王家有做生意的传统，当地提起来都略有名气。到爷爷和我父亲这一辈，主要是孵化小鸡、小鸭、小鹅，然后外卖。爷爷总是笑话我父亲，因为父亲最后总是剩下一些不好卖的，然后再哀求爷爷帮他卖出。
今天父亲完全可以用当年他父亲的话来笑话我。今天的我一点生意都不懂，人民币真假都识别不了，经常被骗。好在现在有了电子支付，少了好多烦恼。感谢命运眷顾，我识点字，于是有了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我字写得不好，现在主要靠电脑打字；我不会开车，现在有了滴滴、优步、神州专车等出行服务；我个性刚直，为人少圆滑，但有幸选择了法律这一职业，将性格缺憾遮掩掉了。
曾祖母死在了冬天。她突然想吃樱桃，那时没有反季节水果和蔬菜，父亲到寿光、益都和潍坊都没买到，后来又去了济南。在省城买了3瓶不同的水果罐头。回到家中时曾祖母已经气若游丝，只能喝点罐头水了。据说，她用眼神示意把罐头给我吃。因为我是她的长孙，是她最惦念的人。
每见到罐头我就想起曾祖母。因为我是长孙，在死后要为她守孝，留给我了两块银元，这叫“收头钱”。今天，这两块银元仍然还在，一直由我妹妹保管。1999年，我和妹妹同年结婚，妹妹曾向我说起过银元的事。我问父亲，父亲说，“那是你的，我不管！”我对妹妹说，“一人一块吧！”这块银元原来由我母亲保管，母亲去世后，有一段时间家庭相当困难，但父亲仍然坚持没有动用。1991年前后一块银元市场价值200元左右，还是能抵顶些家用的。母亲除了一些人生美德，没给我们留下什么，照片也仅有3张。我把这两块银元当作母亲留给我们的人生信物，那是对我们这个家族的一种传承。
曾祖母离去了，爷爷奶奶、母亲也都长眠于地下了。但我们这个家族仍然常常想起逝去的他们。王家本是生意人
我们家是传统的中国家庭，家里人都老实巴交，都种地为生。我们家也像大多数家庭一样，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拼搏。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王氏家族以农为业，世代相传。一方面是家里人都忠厚老实，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无奸不商的生意人与敦厚老实的农民相差甚远。出于内心的本能选择，选择以领导阶级联盟的农民来作为家庭出身也在情理之中。
有一段时间，我研究家族史，发现认识有误区。
解放前，老王家在务农的同时，以纺布为主要家庭副业。老奶奶、爷爷和奶奶曾经推着木制小推车东到潍坊西到淄博周村。走街串巷的微利生意聚沙成塔，使老王家成了小生意人，成为殷实的小农之家。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王家在村里出名是因为烤烟。想不起我们家到底和所归属的第二生产队之间如何结算。但烤烟所用的烟房就在我老家房子的西邻。我爷爷是优秀的司炉工。村里老人今天谈起都对他的烤烟技术竖大拇哥。烤烟的质量以焦黄为最上等。如果没有掌握火候，很难掌控一炉旱烟的质量，爷爷却能别人所不能。爷爷已经作古，后来农村也不再种植旱烟，这门手艺自然失传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家有2辆大金鹿自行车，这是农村家庭少有的重要生活资料。
再后来，第二生产小队又开始养殖，喂养的是蛋鸡。还记得当时养殖的是一种叫288的蛋鸡。这种鸡因一年生产288只鸡蛋而得名，是当年最著名的蛋鸡品种。四姑妈在养鸡场当饲养员，我父亲兼任技术员。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家还养过蚕茧。在奶奶家的房子东间屋，满房间都是蚕床。蚕是清洁物，四姑妈穿着白色大褂喂养。奶奶家的院门前和屋门前都洒着石灰粉。近40年前爷爷背着大大的喷雾器向房间四周喷射消毒水的情景，犹如发生在昨天。一看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我就想到这一幕。
农村单干后，我们家开始做孵化鸡鹅鸭生意（土话称抱小鸡）。鸡的孵化周期是21天，鸭是28天，鹅是30天。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活。
先要到各村收购鸡蛋。不是今天超市里的鸡蛋，必须要受精的鸡蛋。现在城里人不知道何谓受精，我这个准农村人也不懂，通俗的说法是“被公鸡踩过的母鸡下的蛋”。鸡鸭蛋是按斤收购的，价格不高。鹅蛋价格相对较高，要在收购时写上名字，过了一定时间没能孵化（俗称：谎蛋）则要退回卖主。
把买来的鸡蛋经清洗后放在火炕上孵化，最重要的是掌握温度，据说上下不能超过0.1度左右，超过了就会出次品。大约在7天后，要将鸡蛋用一个纸卷的筒对着灯看，里面有个白点的，就是受精卵，没有的则是“石蛋”淘汰出局。这叫“照鸡蛋”。淘汰的鸡蛋，除了自己吃一点，有些也卖到集市上，价格比普通鸡蛋要低好多。这样的“照鸡蛋”过程要3次，每次都会出来一些淘汰品，活成个小鸡也不容易，有很高的淘汰率。一只小鸡的生命也要历经磨难。
经过21天（鸭28，鹅30），小鸡（鸭鹅）终于破壳而出，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小嘴巴，你会感到生命的力量和成长的价值。好可爱的，特别是小鸡叽叽喳喳的觅食声。小鸡出来四五天，就要赊（卖）鸡。要卖到离家100公里的地方，例如东营、淄博等地。我父亲卖鸡时还经过离家近300里的济南，他在山东财政学院（邓小平题写校名）的门口眼馋地看了好久，心想“这所大学不错，我儿子以后就考这个大学吧”。一个卖鸡老汉口吐狂言也罢了，偏偏那个种地出身的小子也不知天高地厚，1990年，我果真报考了山东财政学院，结果却名落孙山。
卖小鸡不说卖叫赊。进了村子找个屋山墙或树荫停下，打开笼子的盖向笼子里撒把浸好的小米，用一只手罩着嘴喊：赊—小—鸡—噢。先由买主将鸡拿走，并在本子上记下自己的名字，待冬天鸡长大了，再由卖主来收钱。冬天农民收获了有了钱。于是便拿着账簿，按图索骥，走街穿户，收取赊金。有时忘记拿账簿，不管到哪个村，往街口一站，买主就主动把钱交来。后来就没有了后来，有人说鸡死了赖账，有人给个假名字。
这个手艺让我们家长期在村里保持高收入人群的水平。30多年了，随着爷爷奶奶和母亲的相继离世，这门手艺已经彻底失传，以至于我写这篇文章，还得找一下资料以查证。
这段经历永远记在我心中，我们家世代农民，但农民也有生活得更好的朴素理想。只要理想还在，就有信心，就有希望。
说到做生意，我们家流传着个曾祖父卖牛的故事。曾祖父是个木讷的男人。那是某年月日，曾祖父去集上卖牛，晚上回来牛不见了，但曾祖父并没有带回钱，带回的只是一块碎瓦片，全家人傻了眼。据说曾祖父牵着牛到了集上不久，就有个人相中了他的牛。然后就有牛经纪说合双方成交（有过农村经历的人会知道，你不通过经纪是做不成生意的）。对方赶集并没有买牛的打算，买牛纯属临时起意，也就没有带大笔钱。怎么办？对方从墙头上摘下个瓦片，一摔为二各执一半，约定下个集日同一地点合瓦为证，见瓦付钱。后来，我在政法学院学习法制史，见到有记载：
西周时期的买卖契约称为“质剂”，这种契约写在简牍上，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质，是买卖奴隶、牛马所使用的较长的契券；剂，是买卖兵器、珍异之物所使用的较短的契券。“质”“剂”由官府制作，并由“质人”专门管理。
就想起曾祖父的瓦片，那是“质”呀！
当时全家人看到瓦片，可没有我这些想法，他们哭了，毕竟牛在农村属于大牲畜，那是一大笔钱呀！我们家属于阴盛阳衰那种，牝鸡司晨，我现在能想象出曾祖父所受的责难。不知道是如何应对过去的。过了五天，终于到了集市日。曾祖父怀揣着那个碎瓦片去了。可以想象他那种死马权当活马医的心情。最终，皆大欢喜。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后来两家多年还有往来。
现在最好的演员不在舞台而是在法庭上，真是信口雌黄啊，现在有些人已经缺少了诚信这门课。吵架改变了家庭出身
老王家是PTT（怕太太）协会的会员，向来阴盛阳衰。没办法，曾奶奶强，奶奶也不弱，我母亲文化水平低，但也是家里的“一把手”，到了我这，家里的事根本不想管，于是大权旁落。
前文我已经交待，一场吵架改变了我们的家庭出身。
家庭出身多么重要，我讲一个“爸爸到哪儿去了”的故事，这个疑问已经缠绕我40年了。
我母亲从孟家庄嫁到我们邵市村。她有两个闺蜜同时嫁到我们村。一个母亲叫她姑，是同龄人不过是辈分大，也不是近亲，但乡里乡亲就这样叫。另一个叫母亲姑，也是这样论出来的。三家都在村前街上住，离的近再加上这层关系，走动得频繁。叫母亲姑的这位，是标准的大美女，我认识她时，她二十四五岁，人高马大，也青春亮丽，是农村少有的漂亮女性。晚上，母亲和她聊天，我在边上听。有些我也听不懂，也不关心。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母亲说起她：“你说这人啊，一辈子得受多少罪，连他爷（土话，指父亲）也不知道在哪里。”一个人怎么会没有父亲呢？再说，农村就那么大点地方，外出要大队写介绍信，她父亲能到哪儿去呢？于是好奇心上来我纠缠着母亲，可母亲总是欲言又止，受不了我的固执，因此大约知道了情况。
她生于一个农村少有的富裕家庭，自然而然的解放后划为了地主，再后来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她父亲又因几句反革命话加上不好的出身，于是罪加一等被判了“劳改”（判刑）。被押解到人烟稀少的青海，再后来就没有了音信。我不明白吃惊地问道：“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有了？”我缠着她追问事情的始末。她说，原来还有信来，但家里人怕牵连也不敢回信，再后来就没有信了。“你们怎么不去找一找啊？”她苦笑：“那么大的地方，怎么找啊？等你长大了考上大学，你帮我去找找。”我答应得很干脆。等我1991年考上大学，母亲突然去世，她和我们这个家的联系也就日少。人就是这样，有时很亲密，但疏远起来更容易。她偶尔见了我也只是哭，她一定会想起我苦命的母亲，我也心情不舒服。现在经历的事多了，知道那件事在那个年代并非个例。今天的她也已经70多岁了，不知道她在空闲的时候是否还会想起那个被她称为父亲的人。
家庭出身这么重要，可怕的是我们家差点被错划。
在读大学之前（1991年）我都是填写“贫农”成分。我们家就没有富裕过，连吃饭都吃不饱，不是贫农是什么。
在1991年的一次闲谈中，我才知道对组织隐瞒了事实。我们家的成分应该填“下中农”。不过按照组织的最早划分，我们家原始成分是中农。而从中农“败落”到下中农，则是因为奶奶与组织的一次吵架。
1991年的夏天，我考上了大学，那是家里最欢乐的时光。一次与奶奶聊家常，说起王氏家族的历史，说到老奶奶的丰功伟绩。可能是触动了奶奶的虚荣心。她突然说，“你们老王家男人太老实，都是女人当家，当年要不是我，你们家的成分就成中农了”。
很吃惊，这事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奶奶看到了我惊讶的神色，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突然停住了口。惊天消息怎么能让它悄悄流走？在我的百般纠缠之下，奶奶终于讲出了原委。
解放后成分。我爷爷这辈人共兄弟四人，老大少亡，老二王从义（本地方言，“从”读作“琼”，称二爷），老三王从胜，爷爷是老四王从法。老二和老三都是贫农，我爷爷则成了中农。具体划分标准我奶奶一个农村妇女也说不清，估计与土地、家产有关。
三爷早年丧妻，拉扯着两儿一女度日，相信家境好不到哪儿去。二爷虽然一表人才，但不太会操务农活，人又不勤快，二奶奶则是大户人家出身又是小脚，自然日子过得很凄荒。奶奶常说的一句话“好儿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这是古人说成家立业后要自食其力，不要依赖祖上的家业，坐吃山要空。现在社会有个词叫“啃老族”。
爷爷为人老实，很能干；奶奶更是会纺布，不辞劳苦地推着胶轮车到潍县卖出好价钱。有了钱就置办地和家产，日子风生水起。解放时家里有几十亩地，还有车水水车（我小时候见过水车），还有骡子驴子（外出做生意用）。我们家于是就依法被划定为中农。
不知道当时划定成分是否要公示，听取民众意见；抑或是关系好的村干部暗中透信，奶奶听说了此事。“我立即找了当官的，和他们吵，你们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凭什么他们是贫农我们是中农呀？终于将成分改成了下中农”。1991年时奶奶讲到这里一脸的自豪。是的，她应该自豪，我们这代人知道成分是多么重要。中农和下中农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听了奶奶的话我很震惊，为自己竟然不是贫农后代而感到耻辱。我叔叔是中专毕业生，在当时是我们家的最高学历，也是除爷爷外说话最有权威的人，不高兴了，“下中农怎么了？毛主席说，‘要依靠贫下中农’。”我才不敢乱说了。一方面因为叔叔的权威，另一方面毛主席都说了，你不敢不信。
我一直追问改变成分的具体过程，可惜奶奶绝口不谈。估计就是与二爷和三爷相攀比。白手创业起家的爷爷和奶奶所付出的辛劳村里人都看得见。依据实事求是的政策，我们家就成了下中农。就这样，奶奶靠一场吵架改变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
现在的年轻人都追求财富、追求富有，男的高富帅，女的白富美，他们可曾知道有一个越穷越光荣的时代曾经存在？一句话赔上一条命
儿子阳阳喜欢看中日战争的书籍、影视片，也关心这些东西。诸如南京大屠杀啊、东京审判之类的。
2010年夏天见了95岁的老姥爷（太太的祖父），他问，“老姥爷，你打过日本鬼子吗？”老人家有点耳朵背，“你说要买个本子？”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见了85岁的老奶奶（我奶奶），竟然上来就问，“老奶奶，你被日本鬼子强暴过吗？”好在老奶奶喜欢孙子，不然可要麻烦了。可能是那些题材的片子看多了吧。他老姥爷的事我不清楚，我奶奶也没有说过日本鬼子的事。倒是我爷爷健在时讲过日本鬼子进中原的事。
一九三七年哪，日本鬼子进了中原。先打开了卢沟桥，后进了山海关哪。那火车道修到了济南啊哎嘿呦。鬼子就放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
我们村是个小村，在山东昌潍平原上，不显山不露水，好像历史上也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小时候总觉得村里面应该有大人物，这样作为村民才脸上有光的。长大了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当大人物哪那么容易。有一次，爷爷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我们村曾经有个人被日本鬼子杀死了。嗯？被日本鬼子杀了，那是不是八路军，是烈士？爷爷直摇头，就是个普通农民。那是怎么被杀死的？爷爷说：因为一句话。因为一句话被杀头，日本鬼子真是太残忍了。
说的是：1938年，国民党县长杨九五弃城南逃，日军占领益都县城。（引自《青州大事记》）
爷爷那年9周岁。鬼子兵有个小队，驻扎在我村西南约8里路的徐集村西头。爷爷看过日本鬼子操练。鬼子们集体做操，就把枪放到一起堆成圆锥体形状。也没有人看管，赶集或路过的群众就围在边上看日本人做军操。操毕解散队列后自由活动。日本兵有时就拿些东洋糖给小孩子吃。“那些糖很甜”，50年后爷爷讲忆给我听。那绝对是日本鬼子在收买人心，尽管觉得糖好吃，但洋糖虽然吃在嘴里，心绝对是中国心。日本人高兴了还教中国的小孩说日本话，不是常说的那句“八格牙路”。而是“一起（1），尼（2），桑（3），系（4）”之类的，爷爷说的很熟练，可惜我只记下这几个。
鬼子开始在我家乡没有杀人，后来有人在趁操练时偷了一支枪，他们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作案人”，并在徐集村西边的练习场进行了公开枪毙。爷爷说，“那是个外乡的要饭人，没人相信是他偷了小鬼子的枪。”
再说我们村那个抗日的人。20多岁，父亲早亡，与寡母过日子，家贫，也没有成亲。年轻人嘛，火气壮，又没有成家，心情也不好。是庄里人说的“嘴上没皮，满嘴开火车”的主儿。一天，这个年轻人对邻居说，“我敢杀日本鬼子，你信不信？”邻居人老实，忙劝他，“这种话可不要讲，要杀头的！”他不听仍然对其他人讲。有人听了赶紧装傻走过，有人给他竖大拇指，“年轻人，有骨气！”他的豪言壮语没能持续多久，到晚上他的豪迈人生就结束了。
当天夜里一队日本鬼子在汉奸的引领下，准确地打开他家的门，把他从炕上拉起来，拖到我们村东的河里，精准的一枪毙命。他母亲因伤心过世，这个家就绝户了。爷爷说，“那人死得憋屈，就是个庄稼人，多说了句话送了条命。”日本鬼子听不懂他的话，还是汉奸在中间使的坏。汉奸，我们当地称“三本鬼子”。
我们村的年轻人肯定不知道这件事，老人也不一定记得了，毕竟80年了。爷爷是想借此告诉我少说话为佳，我当年一如现在口无遮拦，爷爷告诫我说话多伤人是会要命的。我却从中看到了人性的恶，除了鬼子，如果不是有人告发，谁会知道偏僻小村里一个傻孩子的玩笑话呢？这个江湖，有些话真的不能多说啊！
我们村还是有个烈士的，上小学时学校组织给他扫墓，他不是抗日牺牲，而是在国内战争期间被国民党杀害的。
当年，我坚信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老是不解，这么多红领巾要用烈士多少鲜血，现在解放了，烈士们早牺牲了，到哪儿去找这么多鲜血？自己知道这想法有些反动，也不敢问大人和同学。我入队时，红领巾都是借用的，那时候农村普遍穷，谁家舍得花钱买。吃饭问题还没解决呢！为了借红领巾，母亲找了好多人家，不是被人借去了就是自己的孩子正好用。我年龄小又表现好，因此第一批入队，母亲没有准备。后来母亲借了一条红丝巾，是一位新婚媳妇的嫁妆！这是红领巾吗？这也不是烈士的鲜血染的（红领巾红色偏深，而丝巾偏鲜艳），尽管心有不满，但我自小就体谅父母的不易，就带着这条丝巾入了队。到现在我都十分感谢这位借给“红丝巾”的同村嫂子，见到她都要说起这件事！滴水之恩当以涌泉报之。
当时，烈士墓地就在村前的一块麦田里。墓地现在不存在了，那里是一片蔬菜大棚。纪念一个人不在一块碑石，而在心中。那个戴着红丝巾的小孩白发依稀了。想起那些往事，总是泪流满面。童年不再来，童年的喜乐哀愁也一去不复返了。奶奶曾经抽烟
Smoking is harmful to health。我们家里的女性没有抽烟的习惯。但我外婆抽烟，曾祖母也抽，或许是当时的陋俗吧。我们家的男人中，我不抽，父亲不抽，爷爷不抽，叔叔也不抽。除了叔叔从小不抽外，我们爷仨都是后来戒掉的，而且都没有复吸。
爷爷是在50多岁时突然戒掉了烟，现在回想，没有什么原因。有一天，他因为咳嗽说不想吸烟了。别人说，“戒烟很困难的，特别是像你这种吸了多年的人”。爷爷说，“我试一试！”就这样，他成功了，爷爷的自控能力可见一斑。父亲的戒烟有曲折，爷爷戒烟成功以后，就以身作则要求父亲。面对爷爷的权威，特别是其以上率下，孝顺的父亲只能服从。父亲开始在口袋里装着瓜子后来改成了糖果。那一段时间父亲的体重迅速增长，爷爷对他很失望，说“没有家父之风！”还为此训斥过他。再后来，父亲终于戒掉了，甚至母亲过世后最艰难的那段日子也没有复吸。
1995年7月，我大学毕业，当年10月考律师资格。白天要上班，只能靠晚上的工夫。于是，在烟雾的熏陶下，夜晚很快过去了。就这样，我用了1个多月时间，抽了3条烟，一举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为我的谋生增添了一个保障和砝码。那时候，大学毕业工资只有475元，加上人情来往，钱紧买烟就成了一种奢侈的消费。特别可恨的是烟头不小心会烧了裤子，崭新的裤子上有一个小洞就不能穿了，让人心疼。于是我发誓戒烟。没有什么痛苦期之说。想戒就成功了，而且到今天23年都没有复吸过。很多事都是如此，看着难做着易，只要你努力。
要说戒烟，我喝醉了酒出门不扶墙独服（扶）奶奶。
山东益都是中国出名的旱烟产地。中国农业科学院有个烟草研究所曾在这里。20岁以前，我家里还种植烤烟。那是我们那一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
每年春天从烟草站购买种子，然后在塑料畦里育苗。种子长成秧苗移栽到田里。然后浇水施肥，长到一人多高，烟叶有芭蕉扇大。这时把烟叶摘下来，几片叶一把系到烟杆子上。把一支支的烟杆子挂到烤烟房里，封闭房门在炉底用煤、柴草烧。等到烟叶中的水分蒸发后，取出来，从烟杆上将烟解下，按照不同的成色几十片一把，捆扎起来，送到烟站，按等级和数量换回钱。这是个既脏又累的农活。现在不用让我干，就是写完这个程序，我都感到累。
到烟站卖烟，那就不是累和脏的问题了，那是屈辱。那些穿着雪白衬衣的城里人（烟站职工、验级员），一手拿个大搪瓷杯子，里面泡着茶叶，嘴巴里叨着香烟，耳朵根上夹着几根烟卷，那是卖烟叶的农民自愿奉献上的。后面一般跟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
验级员拿过一把烟，抖动一下，“二级甲”，卖烟的农民说，“李同志，我这个可是一级乙”，说着恭敬地献上一支刚从供销社买来的好烟。说是好烟，也不是今日的大中华、九五至尊之类，是2角钱一包的丰收。农村人抽自己制作的卷烟，个别家庭条件好一点，吸烟烟瘾少一些，抽8分钱一包的勤俭烟。或许是心情好，他把那支烟叠加到耳朵根，再拿起那把烟看一下，说“这种成色也能到一级乙？给个一级丙吧！”烟农忙不迭地点头作揖称谢。后面的女孩子就写上一级丙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过磅，然后到出纳窗口取钱。如果李同志心情不好，“你这成色还一级乙？二级丙，卖不卖？不卖到后面去！不能让国家吃亏。”到后面就意味着重新排队，后面可是长长的队伍。我一早就跑到口埠烟站，等轮到时已经日上三秆，10点左右了！
人在屋檐下，你不能不低头！你会看到那个漂亮女孩子的鄙夷的笑。她们一般是工人或干部家庭出身，就凭关系在烟站先干临时工，等有机会或就地招工或招工到其他单位。卖烟回去的路上，一路上人们就说验级员与开票员之间的男女之事，农民也八卦啊。
话题扯远了。再说我奶奶。奶奶从小家里种植烟草，就在这频繁的与烟叶打交道过程中，她竟然吸上了旱烟。这在当时似乎也常见。但奶奶许（定亲）给我爷爷后，她认为一个大姑娘吸烟是丢人的事，于是想戒烟。奶奶戒烟比我们几个人都要痛苦。她曾往嘴巴里塞过砖头和瓦片。后来，她也成功地戒掉了。奶奶说起这事，她都说，“我戒烟可受罪了！”然后她只爱说一句：“事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这是一个农民的心得，也是我们的传家宝。姓了一辈子陈，奶奶死前改姓孙
我小时候常缠着奶奶讲故事。现在想来，母亲没有留给我有印象的故事，或许是生活太忙碌的原因吧。
奶奶喜欢忆苦思甜，总是说起万恶的旧社会，开口就是，“那真是真是万恶的旧社会！”可是她讲不出旧社会是如何的“万恶”！等我仔细审视我们的家族史时，发现她所说的无非是吃不饱穿不暖之类的。估计大多数农村家庭都如此。她总喜欢唱：
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我原来以为是奶奶自己编的，后来才知道有这么一部戏。
貔子精是奶奶经常给我讲的故事。2008年9月，我到威海探望奶奶还特意讲起这件事。这是类似于狼外婆的故事。传说中貔子精可以变成人的样子，说人话，但就是不办人事光干坏事。有一次，它化妆成了人，先吃了这个家庭中的父亲又吃了儿子。最后想吃两姐妹。可是这两姐妹很聪明地识破了阴谋。在一个很冷的天，貔子精也说冷。她们就假意说如果坐在摊煎饼的爊子上就不冷了。结果貔子精一坐上，就被烫死了。
有这么一首歌：貔子精，貔子精，你吃了我父，又吃了我兄，今天还想吃俺姊妹俩，你真狠啊！今天把你吊树上，看你怎么再逞凶？
我在宝岛台湾也听到个“虎姑婆”的故事，情节基本一致。两岸真的是同宗同源，连故事传说都一样。
奶奶于2012年11月29日离开了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的奶奶没有了痛苦，更看不到人世间的不平。这于我们何尝不是安慰？！在奶奶去世前，我曾经说起过为她变更户口的艰辛历程。她笑笑无语，她这代人一生经历过太多苦难，对这点小事已经习惯了。中国的老百姓太不容易也太宽容了！
奶奶1927年农历八月初二生于我们同乡镇的大陈村。这个村全村姓陈。奶奶也选择了这个随大流的姓氏，她姓了一辈子陈。不对，是大半辈子！因为在她风烛之年，有一天她突然不姓陈了。自2011年3月7日起，她改姓孙了，她的名字也从我们熟悉的陈景芝改为了孙景芝。
这绝对不是她自愿的，是被改名了！
2011年的夏天我回家省亲。闲聊起来，妹妹说，“现在的派出所真是不负责任，咱嬤嬤（方言）姓了一辈子陈，现在竟然姓孙了！”身为法律职业人的我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妹妹拿出来户口簿。妹妹的话当然是真的！那怎么办？得改啊！妹妹说，反正咱嬤嬤已经80多了，也没有几年活头了，找那些麻烦干吗？当时84岁的嬤嬤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温暖，第一次享受了生活补助，好像是一年有千余元老年慰问金，而领取该款项必须用户口簿，如果换户口簿，就可能导致这1000元钱停发！为了钱奶奶就干脆姓孙吧！百姓孙百姓孙，谁叫奶奶是百姓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是这样想的！
不成想，问题还是出现了！
2011年年底身体很壮实的奶奶突然摔了一跤，这一跤最终要了她的命！摔了跤的奶奶要治病，感谢政府让农村人有了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是先付费后按比例报销，报销时要出示身份证和户口簿！问题出来了！身份证上是陈景芝，户口簿上是孙景芝。一个陈景芝一个孙景芝，尽管身份证号码等信息一致，但怎么能逃过审核人员的火眼金睛呢？
我父亲也很着急！跑了几趟派出所，一次是缺少证明（村里面的户口底册），一次是证明上没有村文书的签名，更多是人家户籍员不在家！2013年4月25日，广东省召开纠风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前播放了一部暗访片。湛江雷州一位村民为了办理户口竟然跑了15趟，想起了远在山东的父亲，我当场泪如雨下！父亲受委屈了！好在父亲的儿子还算出息，在当地还有人脉！找到了我的同学，一家派出所所长，在我指导下父亲见到了老实的派出所所长，陈述了请求，所长指示加快办！这是2012年春节的事！
2012年3月17日，因为奶奶突然病重，我请假回乡探视，始知户口本姓名仍然没有变更。失态的我埋怨父亲办事拖沓，身心俱疲的父亲竟然要动手揍我！父子反目都是那该死的户口簿！奶奶的病花了6万多元，报销的事迫在眉睫！我在医院陪了奶奶两天，19日我回到了青州，着手亲自办理户口的事！在口埠派出所的户籍室，亲眼见到几位来办理户口的乡亲还没有开口，人家就说，“办户口的生病去打吊针了，今天办不了，改天再来吧！”那些善良的乡亲尽管不高兴，但不得不走了！身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可是，我真的等不起！感谢上帝！在派出所见到了所长。所长报怨市（县）公安局户籍科审批太慢，底下老百姓骂娘，自己有苦难言！但是所长还是很热情立即办理！这下该行了吧？内勤过来告之，户籍员生病了，还是办不了！所长急了，指示如此如此一番！终于，我拿到了更正后的户口簿！
最终，改姓了陈的奶奶活了不到8个月，就离开了我们。农民办点事真是要多难就有多难啊！佛山有一位饭店服务员告诉我，她本姓欧阳，可广西老家的派出所硬给她改姓欧而且连名字也改了，于是他们一家两姓。我劝她要改回来啊！她讲，太麻烦了，算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就这样算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在微博上说，她82岁的老母亲在湖南祁东县西城派出所补办身份证要等待一个月且要收取10元电话通知费！2015年6月10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胡女士为将户口从昆明迁至成都，花了8个月时间办理婚育证明。
怎么会越来越没有人文关怀？我不知答案。身为政府小职员，我总是提醒自己：“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身在公门好修行，我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辑 ——曾经少年父母那代人的爱情
当年母亲在世时，我曾经多次缠着她问，“娘，你是怎么来到我们王家的？”从姥姥的孟家村到我们村，有15里的路。
娘总是笑笑，“媒人介绍。是村后街的某某他娘。你姥爷、姥娘来王家相亲，看你爷（爹）是个正派人，就结婚了。后来就有了你，再后来就有了你妹妹”。
任我怎么启发，如何挖掘，母亲总是这么几句话。一点也没有文学色彩，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些爱情传说，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这也是标准的传统婚姻：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须知这可是新中国成立20年后的事，婚姻自由已经写入1950年婚姻法20年了，但仍然是法律不过农村关啊。
母亲嘴里的婚姻明显带有他们那一辈人的痕迹。媒妁之言，给双方牵线相识；女方到男方家相亲，定下终身；男方送给女方彩礼，作为定物；结婚迎娶；生儿育女。就这样简单的历程，也是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生。在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父母亲就是这样一见钟情然后相亲相爱，最终有了我们这个美满幸福的家。
母亲去世后，一次我五姑妈和我说起感情之事，说，“当年你爷和你娘相亲见面后，你爷还要坚决退亲。最后还是你爷爷不同意，两人才成了婚。没想到，他们婚后感情竟然这么好”。
于是，我就有心思仔细打听一下这段史实。故事应该从1969年讲起。经媒人撮合，我娘和我爷见了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我娘从15里外的娘家第一次来到我们邵市村。后来她在这个村生活了22年，最终埋葬在了村西的公墓里。
这是传统中的相亲。母亲看上了父亲，也看上了这个家庭。“她怎么会看不上我们家呢？你姥姥家可是个穷窝子，我们家算富裕的。”奶奶不止一次这样说。奶奶口气中看不起母亲那个穷家，但她说的绝对是事实。我们家在70年代就有两辆自行车，就像今天有2辆宝马汽车。而姥姥家就不太一样。娘去世后，小姨有一次无意间跟我说起，“你们家条件好，你姥娘家穷，你娘在你们王家受委屈呀”。这佐证了奶奶的话。
相亲后伴随的是定亲环节。男方给了女方六尺条绒布，作为定情物。可是父亲却没有看上母亲。母亲比父亲大2岁，那时父亲才20岁，又读过高中，自然有些思想；母亲在家中是老大（农村人最喜欢第一胎生女儿，可以辅助家庭做家务），一天学校门都没进过。母亲皮肤黑，嘴巴大，长得算不上漂亮。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串联时独自爬火车去北京见过毛主席。他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见过毛主席。等我对历史有了研究父亲才改亲口承认他没有见到老人家，只是从天安门广场前走了一圈。
年青时照片上的父亲意气风发，他看不上母亲。于是坚决要求退亲。父亲的理由是“就算浪费了6尺布，行不行？”父亲的哀求打动了奶奶。但这事爷爷说了算，不知道什么缘故，反正是父亲的“动议”没有得到最高行政长官的首肯，就这样退婚未遂。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一家人。
当年母亲还健在，妹妹也就10岁左右。一次妹妹照镜子，说到自己长得不好，就对父亲撒娇，“爷呀，你怎么找我娘这么丑的人当老婆，生得我和哥哥都不漂亮。你要是找个漂亮的，我们不就漂亮了吗？”父亲没有说话，只是嘿嘿地笑；母亲也没有说话，只是难得的偷偷笑了笑。
姑姑也只比我大2个月，她所知道的不过是舶来品。那时爷爷已经作古。而奶奶任我如何追问总是口风甚紧。因为伤心娘的去世，更兼有传统的为死者讳考虑，奶奶不愿意谈这个话题。其他亲戚也不愿意说。他们可能根本不关注。天天忙碌于生活的人，怎么有精力关注这些呢？穷困吞噬亲情，真的。
尽管有此插曲，但婚后的父母亲生活还是幸福的。邻里都表扬我们这一家，母亲更是多年给举行结婚仪式的人做被子（只有儿女双全，在村中有一定威望的人才有资格）。村里还发过“好媳妇”的奖状给母亲，奶奶也得了一张“好婆婆”奖状。母亲能干，对父亲也好，结果母亲去世后，父亲基本家务活不会干。我们父子俩相对无言，我劝父亲再成家。父亲说，“再也找不到你娘那样好的人了……”我和父亲都开始掉眼泪。
父亲对母亲也不错。尽管是农村，尽管人们生活普遍不好，但男女相好（农村对通奸的说法）并不少见。奶奶曾经说过，“你曾祖父那一代没有过这种事（婚外性关系），你爷爷也没有，你父亲也没有。”我理解老人的心，她是担心我。生活作风严谨是一种良好的家风。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奶奶，我也没有。
太太是我唯一的恋人，也是我一生的爱恋。尽管在今日的社会，在这灯红酒绿的城市，现代人有着比当日的封闭时代、贫穷落后农村多很多的诱惑。我常常告诫自己要坚守。奶奶常说，“不做缺德事，要做老实人”。有些难，尽心尽力而为之。
随着1991年的一场意外，母亲离开了我们，父亲和母亲22年的爱情也走到了尽头。我不可能再知道父母亲那一代的更多细节。我只能记录下这一段，留给我们，留给后人。我们中国人的婚姻大都是这样平淡无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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