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对中国边疆调查及其文献研究·满蒙探险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向东 张明杰 主编 （日） 古川狄风 著 杨凤秋 译 袁向东 校译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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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对中国边疆调查及其文献研究·满蒙探险记试读：

总序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千百年间，日本曾视中国为“圣人之国”“礼仪之邦”。然步入近代，中国却变为日本侵略扩张的标的。在以西学为范本的近代学术的诸多领域，也是日本人着了先鞭。早在清末民初，日本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就到中国各地，从事形形色色的调查及其他活动，并留下了为数众多的调查报告、见闻游记等文献资料。

仅就调查活动而言，既有出于政治与军事目的的侦探，包括兵要地志、政情民俗、商贸经济、民族文化、社会风貌等，也有以所谓学术考察为名的各种调查，如考古发掘、民族宗教、地质地理、建筑美术等。就笔者所见所知，这类调查文献大大小小数以千计，仅涉及东北和内蒙古（日本所谓“满蒙”）地区者，就多达两三百种。若加上那些秘不示人或已焚毁的机密报告等，近代日本人涉及我国边疆地区的调查、游记等文献资料，其数量之多，可想而知。

这些文献资料对于我们解读近代中日关系，考察日本人清末民初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及其对中国的认识至关重要。同时对弥补和丰富我国的边疆史料，再现边疆地区的社会风貌及历史断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一、军事侦探

在这类文献资料中，最早的应属军事侦探类。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现觊觎中国之心。早在1872年8月，日本政府就派遣池上四郎少佐、武市熊吉大尉及外务省官员彭城中平三人，秘密潜入我国东北地区，从事侦探活动。为掩盖军人身份，两名军官暂被委任为外务省官员。他们改名换姓，乔装成商人，从营口到沈阳等地，对辽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地理兵备、政情风俗等进行侦探调查，翌年回国后，提交了由彭城中平起草的《满洲视察复命书》。此乃近代日本人最早的对我国的调查报告。

1873年后，日本政府有组织地将部分陆海军官分批派往中国，从事侦探谍报活动。如1873年末派遣以美代清元中尉为主的8名军官，1874年派遣以大原里贤大尉为首的7名军官等，即早期所谓“清国派遣将校”之实例。这些人打着留学来华学语言的旗号，其实所接受的指令是“搜集情报”，是对我国与朝鲜、俄国接壤的东北地区和内陆、沿海各省，以及台湾等地进行调查。1875年，日本驻华公使馆开始常驻武官，福原和胜大佐上任后，负责监督和指挥在我国的日本军官的行动。1878年，随着日本参谋本部的设立，以军事侦探为目的的军官派遣体制得以确立，派遣及侦探活动也更为组织化、规模化和具体化。分期分批派遣的军官以营口、北京、天津、烟台、上海、汉口、福州、广州、香港等为根据地，对我国诸多省区进行广泛而又缜密的调查，范围不仅仅是东北、华北、华中及南方沿海诸省，而且扩展到陕甘内陆、新疆及云贵等边疆地区。如常驻北京的长濑兼正少尉曾潜入甘肃区域，大原里贤大尉曾深入川陕地区，小田新太郎大尉曾入川鄂云贵地区，从事密探活动。1886年奉命来我国的荒尾精中尉，以岸田吟香经营的乐善堂为据点，纠集一些所谓“大陆浪人”，对我国内陆省份及新疆地区进行侦探调查。其谍报活动后由退役军官根津一继承，日后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后又发展为东亚同文书院，成为培养和造就情报人员之摇篮，调查和搜集中国情报之大本营。

这些派遣军官定期向日本政府及有关组织发送情报，不少人还留下了详细的侦探日志、调查复命书及手绘地图等。如岛弘毅的《满洲纪行》、梶山鼎介的《鸭绿江纪行》等，即为其中的调查报告。后来，日本参谋本部编纂《中国地志》（总体部，1887）、《满洲地志》（1889）和《蒙古地志》（1894）等文献时，曾参考了这些军官的实地调查记录。部分军官还直接参与了编纂和校正工作。这些地志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地理志，而是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兵要地志，而且完成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遗憾的是，除部分已公刊的之外，不少文献已无从获知其下落。只有当时的手绘地图，“二战”后为美军所扣押并运往美国，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另外，中日甲午战争后，由日本参谋本部牵头实施的对我国的地图测绘及侦探活动，更是触目惊心。《外邦测量沿革史》（3卷，参谋本部·北中国方面军司令部编，1979年复制版）、《陆地测量部沿革志》（陆地测量部编，1922）、《参谋本部历史草案》（7卷+别册，广濑顺皓主编，2001）以及《对支回顾录》（上下卷，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1936）、《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中下3卷，葛生能久主编，1933—1936）等文献，可资参考，在此不赘。

1879年，东京地学协会成立。它比我国地学会的诞生（1909）足足早了30年。该协会以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为蓝本，名义上以“普及地理学思想”为宗旨，实际上则是倡导和实施海外（尤其是中国和朝鲜）“探险”及调查，为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服务。发起人及中心成员有渡边洪基、长冈护美、榎本武扬、花房义质、锅岛直大、北白川能久、细川护立、桂太郎、北泽正诚、山田显义、曾根俊虎等，多为皇亲贵族、政治家、外交官和军人。该协会除直接派遣人员赴海外调查，搜集情报资料之外，还定期举办演讲会，发行协会报告，1893年与东京大学地学会合并后，以该会的《地学杂志》作为其会刊逐月发行。

翻检日本早期的演讲报告，则知其多为有关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及南洋诸国或地区的探查记录。其中涉及中国边疆的，除上述岛弘毅《满洲纪行》（1879/4）、梶山鼎介《鸭绿江纪行》（1883/4）之外，还有谷川宣誉《辽东日志摘要》（1879/5），福岛安正《多伦诺尔纪行》（1881/2），《亚细亚大陆单骑远征记》（1893/7），山本清坚《从哈克图到张家口·上海》（1882/12），菊池节藏《满洲纪行》（1886/4），长冈护美《清韩巡回见闻谈》（1895/6），铃木敏等《金州附近关东半岛地质土壤调查报告》（1895/5），神保小虎《辽东半岛巡回探查简况》（1895/10）、《辽东半岛占领地之地理地质巡检报告》（1896/10、1897/2）等。这些报告者大多为陆海军军官及政治家。可见，该协会自成立之初，就显露与国家对外扩张政策相呼应的特征。

在我国边疆地区从事侦探调查的，除军人外，还有一些外交官、记者及“大陆浪人”等。这方面的文献主要有：西德二郎《中亚纪事》（1886），永山武四郎《周游日记》（1887），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植村雄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中西正树《大陆旅行回顾》（1918），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波多野养作《新疆视察复命书》（1907），林出贤次郎《清国新疆旅行谈》（1908），竹中清《蒙古横断录》（1909），深谷松涛和古川狄风《满蒙探险记》（1918），星武雄《东蒙游记》（1920），吉田平太郎《蒙古踏破记》（1927），副岛次郎《跨越亚洲》（1935），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40）、《蒙古风土记》（1938），成田安辉《进藏日记》（1970年公开），矢岛保治郎《入藏日志》（1983年公开），野元甚藏《西藏潜行——1939》（2001），木村肥佐生《西藏潜行十年》（1958），西川一三《秘境西域的八年潜行》（1967）等。

其中，军人出身、后转为外交官的西德二郎（1848—1912），1880年7月从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出发，经吉尔吉斯斯坦、塔什干、撒马尔罕等地，进入中国新疆伊犁，后经蒙古、中国北部边疆及上海，于1881年4月返回东京，历时9个月，踏查了对当时日本人来说尚属秘境的俄属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中亚纪事》（上下卷，陆军文库，1886）即此次探险调查之记录。书中记述了作者所经之地的山川地理、气候、民族、人口、沿革、物产、贸易、风俗及动植物等，尤其是对中俄边境地区的实况等多从军事角度作了观察和记述。此书是近代日本人最早涉及我国新疆踏查的文献之一，对近代边疆尤其是西域探险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二、所谓“学术调查”

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也有部分日本人来我国从事某些领域的考察，但真正的“学术调查”，主要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日本人对我国的学术考察，几乎都与日本侵略扩张的国策并行不悖，只是有的明显，有的隐秘而已。有些完全是打着学术旗号的国策调查，有些则是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越境活动，甚至那些标榜目的较纯粹的宗教探险或学术考察，也都与国家的扩张政策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因此，这里的“学术调查” 是应该加引号的。

甲午战争后，出于侵略扩张与殖民统治的需要，日本加紧了对我国的调查与研究，一些机关、学校、宗教团体、学术机构或个人也纷纷行动起来，开展实地考察等活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前述的东京地学协会，1884年成立的人类学会（后更名为“东京人类学会”），1896年成立的考古协会（后改称“日本考古协会”）以及东西两本愿寺等组织和团体即其中之代表。

1895年，受东京人类学会派遣，年仅25岁的鸟居龙藏前往我国辽东半岛作考古调查，事后，于东京地学协会作了《辽东半岛之高丽遗迹与唐代古物》（1896/5）的演讲报告。可以说，这是日本人类学或考古学者赴我国调查之嚆矢。此后，他又先后四次被派往我国台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台湾岛及当地居民作实地考察。1902年7月，为开展与台湾的比较研究，鸟居又深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对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考察。事后，撰写了《清国四川省蛮子洞》（1903）和《苗族调查报告》（1905）等。后者堪称近代第一本有关我国苗族的田野调查著作，至今仍为学界所重。他此次调查活动本身，对当时及后来的我国民族研究学者也有很大触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学者对西南边疆民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

1902年3月，身为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副教授的伊东忠太，为研究和探索日本建筑艺术的发源及其与外国的关联，对我国及印度等地的建筑进行长达两年多的实地考察。他先到北京，然后经山西、河北、河南，西至陕西、四川，再穿越湖北、湖南，入贵州，最后从云南出境。历时一年，纵贯我国大陆南北，考察后撰写了多种学术报告、旅行见闻等。其中《川陕云贵之旅》《西游六万里》等著述，是涉及我国边疆的重要记录。

1902年11月至1904年1月，工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山田邦彦等奉命赴长江上游地区，对四川、云南、贵州及川藏边境作地质矿产调查。回国后，于《地学杂志》发表《清国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旅行谈》（1904）。但其日记等尚未整理发表，山田即不幸病逝。后由东京地学协会征得其家属同意，将日记及当时拍摄回来的照片稍作修正，以遗稿形式出版了《长江上游地区调查日志》（附照片集，1936）。在日志中，不仅有所到之地的气候、地形地势、水文矿产等资料的详细记录，而且还有大量的测绘地形图等，再加上174幅原始图片，可谓了解上述地区地理地貌、矿产资源及风土民情等的难得资料。

在言及日本近代对我国边疆调查时，不能不提到“大谷探险队”及其他“僧侣”的特异活动。在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风潮的刺激下，为调查和探明佛教流传的路径，同时也是为了呼应日本对外扩张的国策，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宗主大谷光瑞（1876—1948）于1902年至1914年间，曾先后三次派遣年轻僧侣，对我国新疆等地进行探险考察。世间将他们俗称为“大谷探险队”。其考察活动成果除所获文物外，考察亲历者还留下了大量的纪行、日记等文献资料。大谷家藏版《新西域记》（上下卷，1937）和《西域考古图谱》（2册，1915）等，即其中之代表。这类文献资料具体有：大谷光瑞《帕米尔行记》，橘瑞超《中亚探险》《新疆探险记》，渡边哲信《西域旅行日记》《中亚探险谈》，堀贤雄《西域旅行日记》，野村荣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记》，吉川小一郎《天山纪行》《中国纪行》，前田德水《云南纪行》《从缅甸到云南》，本多惠隆《入新疆日记》等。

另外，近代日本已涉足我国西藏，曾多次派僧侣等潜入西藏从事调查活动。如河口慧海（1866—1945），1897年6月从日本出发，经我国香港及新加坡，抵印度加尔各答。他在印度及尼泊尔等地停留，准备了近三年时间后，于1900年7月进入西藏，翌年3月成功抵达拉萨，成为第一个进入西藏拉萨的日本人。他隐瞒国籍和身份，于当地滞留一年多时间，后因身份败露，于1902年5月底仓皇逃离。两年后，他又离开日本，于印度、尼泊尔等地滞留近十年后，再度进入西藏，并得到达赖喇嘛赠的百余函 《大藏经》 写本。两次入藏，河口慧海都留下了详细的旅行记录。第一次入藏记录 《西藏探险记》，是以其口述形式连载于日本报刊的，长达一百五十余期。后由博文馆编辑出版了两卷本 《西藏旅行记》 （1904）。该书曾多次再版，使河口慧海的名字连同 “神秘西藏” 一起蜚声日本。尤其是1909年该书英文版（Three Years in Tibet）的问世，更是使其名噪一时。第二次入藏的记录 《西藏入国记》 和 《入藏记》，同样以报刊连载的形式于1915年推出，后辑录为 《第二次西藏旅行记》 出版 （1966）。

除河口慧海之外，寺本婉雅（1872—1940）、能海宽（1868—1901）等也是早期涉足西藏的日本人。寺本婉雅先后两次进入西藏，而且还曾奉军方之命，于北京从事政治活动，并成功地将两套贵重的《大藏经》运往日本。他第一次入藏是1899年，于打箭炉邂逅同为东本愿寺派遣的僧侣能海宽，两人欲由此进入西藏，但因当地官民阻拦，游历理塘和巴塘后返回。不过，能海宽仍不死心，接着又企图由甘肃、青海远道入藏，但终究未果，再后来决意由云南入藏，不料在中途成了不归之客。其入藏记录有《能海宽遗稿》（1917）、《入藏途中见闻杂记》等。

寺本婉雅第二次入藏是受日本政府派遣，于1902年10月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多伦诺尔、包头、西宁等地，翌年2月抵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塔尔寺，在当地居留两年后，独自进入西藏，并于1905年5月抵达其向往已久的拉萨，后自印度归国。1906年4月，返回日本不久的他再度接受政府指令，第三次踏上入藏旅途。不过，这次他主要是在青海活动。记述以上三次进入西藏或青海活动的是其《蒙藏旅日记》（横地祥原编，1974）。书后还附录《五台山之行》《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序》《达赖喇嘛呈赠文原稿》《西藏秘地事情》《回忆亚细亚高原巡礼》等。除西藏、青海部分之外，尚有不少涉及当时北京及沿途各地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史料，都是研究日本涉藏史乃至中日近代史的重要文献。

这方面的资料还有青木文教《西藏游记》（1920）、《西藏文化新研究》（1940），多田等观《西藏》（1942）、《西藏滞在记》（1984）等。

日俄战争结束后，伴随着日本殖民政策向我国东北及内蒙古等地的重点转移，各种形式的中国内地“学术调查”更是有恃无恐地开展起来。满铁调查部（1907年设立，下同）、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1907）、东亚经济调查局（1908）、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1908）、东亚同文书院（1900）等国策机构，以及其他一些调研组织等也应运而生。加上原有的那些学校、机关或团体，一时间，对我国，尤其是对东北及内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实地考察或研究成为时尚。

前述鸟居龙藏的所谓“满蒙探察”即其中之代表。截至中日战争爆发，他曾先后十余次到上述地区从事调查。具体地讲，东北9次，内蒙古4次。除1906年前后随夫人赴内蒙古喀喇沁王府任职时的调查之外，几乎每次都是受组织派遣而为，有些调查是在日本军方协助下实现的。加上他及时采用从西方导入的所谓近代科学方法，每次调查均有一定收获或新发现。如1905年于普兰店发掘到石器时代遗迹，于辽阳发现汉代砖墓。1909年调查东北地区汉代坟墓之分布。1928年，于吉林敦化发现辽代画像石墓穴。多次于内蒙古考察辽上京、中京遗址及辽代陵墓，发现一些包括石像在内的遗物等。对辽代文化遗迹、遗物等的发掘和发现，是他这些调查中的最大收获。后来结集出版的《辽之文化图谱》四大册，虽然只是调查成果的一部分，但足见其研究价值。关于鸟居对我国的调查足迹，可从以下旅行记录中得到探明：《蒙古旅行》（1911）、《人类学上所见之西南中国》（1926）、《满蒙探查》（1928）、《满蒙再访》（与妻子合著，1932）、《从西伯利亚到满蒙》（与妻女合著，1929）等。

不可否认，鸟居的这些实地调查及成果，在我国迟于日本而引入的某些西方近代学科领域，有的是先行了一步。今天我们在梳理或讲述这些学科史时，也不得不提到他的先行调查和研究。另外，鸟居从调查我国台湾时起，就携带着当时尚极为稀少的照相机，拍摄并留下了众多珍贵照片。这些图像资料在时隔近百年的今天来看，尤为宝贵。鸟居去世后，后人编辑出版的《鸟居龙藏全集》（12卷+别卷，朝日出版社，1975—1977），至今仍为学界重视。在诸多著名学者著述或全集日趋低廉的当今日本古旧书市场，唯独鸟居的著述和全集售价坚挺，甚至有日益高涨之感。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学术价值。另外，鸟居龙藏的夫人——鸟居君子（1881—1959）曾接替河源操子（著《蒙古特产》），于1906年3月赴内蒙古喀喇沁王府毓正女学堂任教。她利用此机会及多次旅行，对蒙古族历史文化、社会风习、宗教信仰等加以考察，后撰写《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1927）一书。内容包括蒙古族的语言、地理人情、风俗习惯、遗迹文物、牧畜、宗教、美术、俚语、童谣等，是了解当时蒙古地区社会生活及文化状况的难得文献。书中还附有当时拍摄的照片或素描插图200余幅。

东京地学协会自1910年起，又独自开展了大规模的所谓“清国地理调查”，耗费巨资，历时6年。先后派遣石井八万次郎、野田势次郎、饭塚升、小林仪一郎、山根新次、福地信世等地理学者，对我国长江流域及南方诸省区进行广泛调查。事后，编纂出版了三卷本《中国地学调查报告书》（1917—1920）和《化石图谱》（1920）。该报告书中既有调查者的“地学巡见记”，又有调查区域的地质、地理、水文、古生物等记录，内容十分翔实，而且配有很多手绘地图和实地图片。

至于前面提到的满铁调查部、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国策机构涉及我国边疆的调查及其资料，更是多不胜数，限于篇幅，在此不予详述。仅举满铁调查部组织实施的众多调查中之一项为例。1922年5—6月，受满铁调查部之委托，考古学者八木奘三郎对沈阳以南大连铁道沿线地区进行实地探察，后参考其他文献，编写出版了《满洲旧迹志》（1924）。该书对东北地区各时代之遗物、遗迹，尤其是寺庙道观及其建筑等，均作了具体记述和考察，与村田治郎后来编写的《满洲之史迹》（1944）一起，成为了解东北文物史迹的代表作，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实地考古调查提供了一份实证材料。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期，又有东亚考古学会（1927）、东方文化学院（1929）、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1931）等相关学术机构或团体诞生，日本对我国边疆，特别是所谓“满蒙地区”的“学术调查”及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考古调查尤为突出。在此领域扮演主要角色的即以东（东京）西（京都）两所帝国大学考古学者为首的东亚考古学会。该学会凭借日本军政界的后援和充足的资金，又打着与中国考古学界合作的旗号，无视中国主权，对我国东北及内蒙古等地的古代遗迹，先后多次进行大规模的发掘调查。如1927年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对旅大貔子窝遗址的发掘、1928年对牧羊城遗址的发掘、1929年对老铁山山麓南山里汉代砖墓的发掘、1933年对旅顺鸠湾羊头洼遗迹的发掘、1933年及1934年两度对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东京城）遗址的发掘、1935年对赤峰红山后遗迹的发掘等。发掘后的调查报告由该学会以“东亚考古学丛刊”的形式出版，其中甲种6大册、乙种8册。前者依次为《貔子窝》（书名副题省略，下同，1929）、《牧羊城》（1931）、《南山里》（1933）、《营城子》（1934）、《东京城》（1939）、《赤峰红山后》（1938）；后者涉及边疆者有《内蒙古·长城地带》（乙种1，1935）、《上都》（乙种2，1941）、《羊头洼》（乙种3，1943）、《蒙古高原〈前篇〉》（乙种4，1943）、《万安北沙城》（乙种5，1946）。另外，该学会还编辑出版了《蒙古高原横断记》（1937）等调查日志和研究论集《考古学论丛》（1928—1930）等。上述数目众多的调查报告在日本被誉为“奠定了东亚考古学基础”的重要文献。

东方文化学院更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对我国进行调查研究的机构，属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之一部分，分别于东京和京都设有研究所。其评议员、研究员等主要成员，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或骨干，如池内宏、市村瓒次郎、伊东忠太、关野贞、白鸟库吉、宇野哲人、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鸟居龙藏、泷精一、服部宇之吉、原田淑人、羽田亨、滨田耕作、小川琢治、梅原末治、矢野仁一、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塚本善隆、江上波夫、竹岛卓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日比野丈夫等。若列举受该组织派遣或委托赴我国从事调查研究的人员，仅其名单就需要数页纸才能列完。为数众多的是对我国的调查及成果，内容也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与边疆有关的调查文献资料主要有伊东忠太《中国建筑装饰》（5卷，1941—1944），常盘大定和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12卷，1939—1941），关野贞《中国的建筑与艺术》（1938），关野贞和竹岛卓一《辽金时代之建筑及其佛像》（上下卷，1934—1935），原田淑人《满蒙文化》（1935），竹岛卓一和岛田正郎《中国文化史迹·增补（东北篇）》（1976），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1935）、《中国基督教研究》（3卷，1943—1944），驹井和爱《满蒙旅行谈》（1937），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上下卷，1936）等。

中日战争爆发后，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进而侵占整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野心，日本以举国之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侵华战争中。此时，学界及研究界更是身先士卒，主动配合国策，积极参与对我国的各种调查与研究。先后设立的东亚研究所、太平洋协会、回教圈研究所（以上为1938年设立）、民族研究所（1943）、西北研究所（1944）等国策学术机构，均为涉及中国边疆调查的核心团体。如东亚研究所就曾开展过许多对我国边疆的调查与研究，其成果大多成为日本制定国策时的基础资料。笔者手头有一本盖着红色“秘”印的《东亚研究所资料摘要》（全书共238页），编刊于1942年，是该研究所登录资料之目录或简介。包括“甲、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乙、本所员调查报告书”“丙、中间报告、翻译乃至部分性成果资料等”“丁、委托调查报告书”“外乙、本所讲演速记”等，资料所及区域涵盖中国内陆及边疆省区，另有“南洋、近东、苏联、外蒙”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外国对我国的投资、黄土调查、满蒙关系、海南岛关系等。又如民族研究所从1943年成立，至1945年日本战败，短短两三年时间，不仅从事过大量服务于国策的文献研究，而且还奉政府及军方之命，对从东北到西南的我国边疆省区进行了多项调查，甚至于1944年组派两个调查团，奔赴内蒙古和新疆等地进行民族宗教文化探查。

以上只是对日本近代对我国的“学术调查”作一简单而又部分性的回顾和介绍。这类调查涉及面宽广，文献资料浩瀚庞杂，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全面涉及。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以甲午和日俄两大战争为契机，为响应或配合对外扩张的国家战略，日本人对我国的“学术调查”逐步开展起来，并日益活跃。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政府所谓“对华文化事业”的实施及受其刺激，东亚考古学会、东方文化学院等国策学术机构先后成立并迅速行动起来，尤其是当伪满洲国建立后，在所谓“满蒙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发掘调查。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学者更是主动配合国策，奔赴我国各地从事调查研究等活动，以实际行动实践所谓“学术报国”。因此，可以说，近代日本人对我国的“学术调查”或研究从初始阶段即有扭曲的一面，尽管在方法上有其科学的成分，在成果方面也有值得肯定或可取的地方，但是总体上难以否认其充当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生产工具之本质。“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对其战前的所作所为，虽有部分反思或批判的声音，但整体上并没有作深刻反省和彻底清算，甚至至今仍有全盘肯定或肆意讴歌者。对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战后中国学研究，笔者认为，在不少方面需要有批判性眼光或谨慎判别、正确对待之态度。对战前的“学术调查”这一正负兼有的遗产，更应有这种眼光或态度。

笔者一直致力于收集或考察近代日本人的涉华文献资料，而近代日本人涉华边疆调查或纪行资料，从文献角度来讲，价值很大，故多年来一直想着把这些文献择优译介出来。此次承蒙暨南大学出版社为该项目申请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终成此事。张明杰2015年10月

译序

自序

这位汉诗诗人，曾受军方邀请编写日俄战争史，和柴四郎一样，都随日本军政要员来过中国。“汉家疏结网”“辽室易伤心”，万里之外东来的“操觚客”，已明显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这首咏史诗所表达的意蕴，恰好与《满蒙探险记》所写的内容及营造的氛围互文。

对于这本由两位日本人在民国初年写的关于中国东北、内蒙古的“探险记”，我们当然不会指望通过一篇短序、一首汉诗便能把握和体味其内容和氛围。但这篇序言和结成蓄堂的序诗，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这本“探险记”的一个窗口。所谓探险记，从文体上说，也不过是游记的一种。既是游记，读者便有权利知道这两位日本人何以能在民国初年到中国来？他们又是如何向日本的读者讲述那个时候的中国？他们在“探险”中所见闻的中国边疆日常生活、市镇风貌、自然地理、牧区景物，还有一些重大的历史文物与事件，对于百年后的中国有何意义？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可以从东海散士用日语撰写的序言中所标示的写作时间开始说起。东海散士的这篇序言写于1918年10月，也就是日本大正七年的10月。但他既没有用西历标注，也没有用日本纪年，而是用了中国的天干地支纪年法，写成“戊午年秋九月下浣”，所谓“下浣”，是从唐代官吏制度而来的时间名词，唐代制度规定官员每十天休息洗沐一次。后来中国人把“浣”转化成时间单位，用来表示时间“旬”的意思。但是，如果以此说东海散士还停留在“中国时间”，那肯定是不合历史实情的。因为这时的日本早已开始脱亚入欧，又通过入欧侵亚在亚洲确立了霸主地位，开始在亚洲执行他们的“日本时间”。标注中国时间也好，用汉诗写序也好，只不过是日本所谓的“中国情趣”的一种艺术喜好而已。深谷松涛和古川狄风来中国旅行、探险，也是按“日本时间”做的一种程序设计，他们的游记也透露着日本人所谓的“中国情趣”。这是了解这两位日本人何以能来中国的一个关键点。

一般认为，近代日本人到中国旅行从1862年开始。1854年，美日签订《神奈川条约》，日本被迫放弃锁国政策。1862年日本幕府解除了日本人出国的禁令，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日本使团从长崎出发，乘坐“千岁丸”号轮船到了上海。“千岁丸”号的乘客除了官员外，还有藩士、商人。这些人虽然只在中国逗留了两个月的时间，但他们却写出了多种记录中国之行的书籍，如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中牟田仓的《上海行日记》、日比野辉宽的《没鼻笔语》、峰源藏的《清国上海见闻录》、名仓予何人的《中国闻见录》、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等。这些游记主要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对话，其目的是想从中理出中国的经验与教训，寻求日本强国之路。这也成为近代日本中国游记非常丰富的一个原因。从“千岁丸”号来中国开始，怀着各种目的到中国旅行的日本人逐渐增多，日本人写的关于中国的游记也越来越多。据美国学者佛格尔（Joshua A.Fogel）的不完全统计，从1862到1945年，日本人撰写、出版的中国游记就有500种之多。这些游记的作者，有军人、间谍，有记者、画家、作家，也有对日本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如内藤湖南、德富苏峰。这些很容易让我们形成一种感觉，那就是到中国旅行、考察成了日本的一种风气，写中国游记已然成为日本人写作的一个文种。由于游记具有亲历性的特点，这些中国游记中所描写的中国形象更容易获得日本阅读者的接受与认同，所以在日本转型期间出现数量庞大的中国游记，这对构建日本人的中国形象自然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日本文学家竹内好的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形成自己的中国观时，很受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的影响，由这些人营造出来的中国形象，形成了我的中国观的基础。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都曾来过中国，写过中国游记和中国题材的文学作品。谷崎润一郎还提倡过所谓的“中国情趣”，认为日本人要开拓具有异国情调的艺术，最好是面向中国或者印度。而且谷崎润一郎还说要去中国的乡下，因为那里的百姓仍是山高皇帝远，对政治和外交不闻不问，满足于粗衣淡饭，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转引自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第273页，中华书局，2005年）“中国情趣”既是一种美学追求，更是“脱亚入欧”“入欧侵亚”后日本人的一种文化想象与现实的骄傲。对“中国情趣”感兴趣的日本人，都受过在汉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日本传统文化熏陶，他们曾经从中国诗文中对中国的形象产生过诗意的想象，甚至也希望能像中国诗人那样以汉诗的形式抒情写景。但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他们在近距离接触战败的现实中国后，难免对曾经有过的想象进行背叛式的修正，此时这些人再用日本的视角看中国的现实时，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骄傲。在这种背景下，由“中国情趣”而引出的旅行和游记，其所描写的中国形象除大陆的广阔外，更经常出现的是小到个人不讲卫生，大到民族没有国家观念，落后、麻木的形象。这本《满蒙探险记》的作者，也有着这样的“中国情趣”。深谷松涛就经常用中国传统小说中“有诗为证”的形式，在叙述中插入汉诗。在“乞药村民 善良村长”一则中，遇到向他讨药的村民时，“突然来了灵感”，赋诗一首：诗满奚囊不觉贫，飘然幽讨水云身。山中被误炼丹客，路上时逢乞药人。

这首汉诗用了中国的奚囊、炼丹等典故，由此可见深谷松涛是受过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人。但同时他在诗歌中用了“乞药人”来写向他求助的中国村民，这一“乞”字的使用还是很容易让汉诗读者在汉诗的阅读规则与习惯下感觉出其中的骄傲意味。同是“乞”字，在深谷松涛的乞食旅行中，则透露出一个日本人无理、无赖的傲慢态度。住店不给钱，吃霸王餐，不在厕所大便，村长儿子还把他的擦屁股纸捡来在父亲面前展平（这应是当地民众惜字信仰与习俗使然）等，在这些细节描述中，很容易让人看出维新后的日本人面对中国的骄傲态度。在这种叙事态度下，即使他在“庄河游览 一首诗价值三元七十钱”中所写的是用汉诗换钱的雅事，但我们也觉得他不是在夸中国商人的文化修养，而是在炫耀自己的才情。他在写出四句汉诗后，有这样一段描写：

商人拍腿叫好，回头看一下店主说：“这些日本人信奉儒教，很有学问。宿费我替他们付了，再让他们住一宿，明天早上叫他们起来。”店主这次唯唯诺诺地应着。商人立即从囊中掏出钱，替我们把到明天早晨的费用——三元七十钱都付清了，并且还给了我们六个面包，作为明天的饯别礼。……我少年时代学习诗歌，来到中国竟然用诗歌换来三元七十钱，真高兴。

在这样的“中国情趣”下完成的中国游记，所选择的旅行路线和叙事策略，势必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情形在东海散士为《满蒙探险记》写的序言中说得再直白不过了：

对远东国际政局的支持是我帝国的一大使命，同时我国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早已为各国列强所知晓。……在需要策应世界大趋势，急需建设、管理满蒙地区的现在，我怎能不为这样一本书的出版说两句以作序呢？

东海散士这段序言，把这些游记和日本帝国使命、顺应世界潮流的“宏大叙事”联系起来。序言里所说的观点，也是对读者阅读期待的引导与规范。这些游记所记录的内容以及产生这些游记的旅行、考察，其目的，不仅仅是要给日本读者一个中国形象，更重要的是将日本的意识形态糅进中国形象中。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化，便是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

近代日本人来中国旅行，其实也是伴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而发生的，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一个结果与证明。1932年2月，日本人在中国办的杂志《满洲评论》第八号上发表橘樸写的一篇评论，文中这样解释日本的大陆政策：

日本大陆政策第一阶段是从征服朝鲜开始的，其目的就是要吞并朝鲜。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将朝鲜划入自己经济垄断范围之内的日本资本主义就预感到在十年之内能获得胜利。由于沙皇俄国对满洲的进驻，导致了日俄间的冲突。1905年的日俄讲和条约以及第二年签订的满洲善后协约使日本的独断经济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南满洲。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日后数十年间犹如旭日东升，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作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满洲建国》，《满洲评论》，1932年第八号）

所谓的大陆政策，无非就是在脱亚入欧、入欧侵亚的思路下，对中国实施的控制政策。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控制了朝鲜，获得了在中国的铁路、通商、驻军等特权。正如橘樸所说，这是日本执行大陆政策的结果。控制朝鲜后，朝鲜成了日本进入中国的基地。《满蒙探险记》的作者就是趁着鸭绿江结冰而从朝鲜新义州进入中国境内的。在“公开赌博 朝鲜人的同情”中把朝鲜人叫作“新的‘同胞’”。深谷松涛去长白山“探险”，也是朝鲜边民给他做的向导。这些都说明日本的大陆政策对日本人能来中国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朝鲜的控制使日本人来中国的欲望更强了，机会也更多，从交通上来说也多了一条来中国的便捷通道。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日本成立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作为侵略中国的“大本营”（王芸生语）。同年，又设立关东都督府，管辖在中国租界设立的关东州，同时负有保护南满铁路日本利益的职责。1909年（宣统元年）日本和清政府议定了《安奉铁路节略》，开始修建丹东到沈阳的铁路。1910年（宣统二年），日本和清政府签订了《鸭绿江架设铁路桥协定》，修建从朝鲜到中国的跨界鸭绿江大桥。1911年日本人建成从朝鲜新义州到中国丹东的鸭绿江大桥。这样，日本人就可以从下关坐船到釜山，再从釜山乘快车到丹东。于铁路之外，日本人在其租借地还修建了一些道路和码头。深谷松涛就是借着这些便利才能到黄海的海洋岛海域看海市蜃楼、参与捕杀鲸鱼活动。日本人享受着铁路给他们带来的军事、旅行方面的利益，中国人则承受着土地被占用等方面的损失。在这本游记中的“租借地居民对都督政治的评价”里记录了中国百姓对日本人的抱怨：“开通道路占用耕地，也不给赔偿；赋税比以前重多了。”

以上从所谓的“中国情趣”和日本的大陆政策两个方面，简要地介绍了《满蒙探险记》的两位作者在民国初年来中国的背景。

鲁迅曾经这样批评过谷崎润一郎写的中国故事：“日本人读汉文本来容易，而看他们的著作，也还是胡说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本书，什么轮盘赌，私门子这类，说得中国好像全盘都是嫖赌的天国。”（《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这里既批评谷崎润一郎“中国情趣”中的日本意识形态，也对一些日本人写中国游记的方式不以为然。通过《满蒙探险记》的自序我们知道，深谷松涛和古川狄风两人，至少在写作方式上和谷崎润一郎不同，他们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游历不是短促的“半个月”，而是两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每天写日记，或者用绘画的方式记录旅途所见所闻所想。仅从时间上说，我们对这本游记内容的丰富性就有所期待。他们还为丰富自己的行程，主动地制造一些故事，设置一些日程，比如深谷松涛用“乞食旅行”的方式完成进入中国的首段旅程，古川狄风则用加入马贼队伍的方式完成在内蒙古的旅行。这些都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入中国的内部，从细节方面获得更多中国信息。或许正因为用了这些形式，他们才用“探险记”来概括自己这次中国之行。事实上在这本关于中国东北、内蒙古的游记里，我们可以见到中国边疆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然景物、物产资源等记述。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旅途中接触到了这些重大历史线索和文物，并在书中用文字和图画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在百年后的今天，这些记述作为资料，丰富、强化了我们对边疆地区的历史记忆。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深谷松涛和古川狄风分头行动，深谷松涛主要游踪在东北，古川狄风则浪迹内蒙古东部。深谷松涛记述的特色是用了很多汉诗，而古川狄风则结合自己的文字配了不少的图画。深谷松涛的游踪分南北两端。南段行程是从朝鲜新义州入境后，以乞丐的身份徒步向西南，到辽东半岛的庄河，再到貔子窝、普兰店，从貔子窝乘船到黄海的长山群岛，在海洋岛海域捕杀鲸鱼。北段行程主要是持枪带着朝鲜向导、翻译等护从在长白山探险，对长白山一带的林业等资源进行描写，对跨越边境来中国境内耕垦的朝鲜边民生活做了细节记述。然后随着在中国采伐木材的日本公司的木排，顺鸭绿江漂流而返。作者在记述这段路途时，当然也少不了对自己“高大形象”的刻画。作者从个人气概、坚韧品格、文学才情、历史知识等方面描画自己的形象，如在长白山区杀熊、打虎，攀登长白山时的锲而不舍，见到美景或历史文物时禁不住赋汉诗抒怀等。而所有这些也正是当时作为所谓亚洲“一等公民”的日本人的普遍感觉。

在深谷松涛的这段行程中，有两处记述需要做背景说明。一处是在“大东沟市街 两家饭店两名巡警”一则中说大东沟“依照1904年日美协商条约，这里是共同居住地”，游记作者在这里对条约签订的时间、签订的对象和条约里的名词记述都不甚严谨。这里所说的条约，当指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中日于上海签订并在当年于北京互换生效的《中日通商续约》。这个条约是对不平等的《辛丑条约》的具体化，这个条约的第十款把奉天府和大东沟列为开埠通商地，并“订定为外国人公共居住合宜地界”。在清朝议约大臣向朝廷报告议约过程的公文中，有这样的文字：“（日本）又索开盛京之奉天府、大东沟两处为商埠，美约既已允开，日约遂亦照办。”（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58页，三联书店，2005年）从这些条约及相关资料中可知，这里所说之事，当是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分别签订的条约。

另一处则是关于“穆克登碑”的记述。《满蒙探险记》的作者对于这通石碑的查看和记述极为重视，说这是“长白山探险的最终目的”。作者对这通石碑不仅做拓片、赋汉诗，还用了两篇的篇幅，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其在长白山寻找穆克登碑的过程、碑文、穆克登碑与国境线等事情，得出了“看石碑就可以知道两国边界还未曾清晰”的结论，并说“希望今后两国凭借可证之据和实地勘察确定国界。届时，如若我们的长白山探险记能多少提供一些参考和旅途借鉴的话，那这番苦心也会得到一点满足”。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更愿意设想作者的“苦心”是对中朝的边界问题不甚明了，对穆克登碑的来历不甚清楚而形成的。穆克登碑是清朝吉林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奉康熙之旨查边时所立的记事碑。其实，在穆克登碑建立的清代，图们江、鸭绿江已经成为中朝两国明确的天然国界，康熙在1711年（康熙五十年）给穆克登等人的指示中也说这条国界线“俱以明白”，要穆克登“查明奏来”的是图们江、鸭绿江发源地无水地段的国界情况。（清《圣祖仁皇帝圣训》五十二卷）1711年穆克登因天气等原因未能在当年完成使命。第二年，也就是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在朝鲜翻译、向导的陪同下，登上长白山，查明图们江、鸭绿江的正源，在中朝界河图们江、鸭绿江的分水岭小白山处勒石记事。这就是穆克登碑的由来。关于穆克登碑的名字，又因不同时代、不同立场有多种叫法，有“审视碑”“定界碑”“穆石”等称呼。作者原文用的是“国界碑”，我们在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时则采用了当今中国学术界较为通用的“穆克登碑”。作者对穆克登碑的大小、碑文的内容及书写排列方式都做了详尽的描述，证之以王芸生等人的资料，作者这些记述应该是准确的。作者还对碑文做了墨拓，不知拓片现在是否还存世。因为穆克登碑在1931年丢失，所以作者的这些详尽的记述就成为这块石碑难得而可贵的重要资料。作者说是在黑石沟附近的清风岭上找到这块石碑的，在游记中也真实地记述了他所看到的石碑所在位置。他可能不知道，穆克登碑最初并不是立在这里，而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小白山。这一点作者在记述中并没有交代。是谁把穆克登碑移到作者所见的位置？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碑文中提到的朝鲜人许樑、朴道常。

和穆克登碑相联的是国界问题。在“真假国界 朝鲜人的作证问题”一则中说到“以此石碑为起点，至东北方图们江之间，相距二十五六间或者三十四五间，每隔十八九间打一个石桩子，还有明显的土堆标志”。这些石桩子和土堆是当时穆克登指示朝鲜官员修建的标志物。作者又进一步说“我通过实地观察，从地形上判断，证明两国的边界并非豆满江，而是图们江”。图们江当时在中朝两国有“土门江”“豆满江”等几种不同的叫法，虽叫法不同，但实际都是指同一条江。但到了1883年（光绪九年），朝鲜方面提出豆满和土门实为两条江的主张，认为豆满江才是图们江，而图们江则是现在中国延边境内的海兰河。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中朝两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确认两国国界就是今天的图们江。日本人控制朝鲜后，日本又重新向中国提出穆克登碑所写的土门江和豆满江是两条江的问题，其意图当然是为了掠夺中国肥沃的土地。作者虽然强调实地考察并佐之以历史，但整个论据与历史事实、历史资料是有出入的，所以他的结论也只能是和日本政府一样的论调了。

深谷松涛靠双脚在东北跋涉，古川狄风则坐马车在内蒙古驰骋。古川狄风的路线是从鞍山的千山而四平，经郑家屯到内蒙古的通辽（书中的白音塔拉）、开鲁进入赤峰，再经巴林草原回到科尔沁草原。他活动的范围主要是今天的西辽河流域。分裂满蒙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古川狄风也用“军中之储蓄银行 宏伟壮观之辽河”一节侧面记述了“郑家屯事件”，其中有对这个城市形成初期的记述。书中作者用较长的篇幅记述了白音塔拉，也就是今天内蒙古通辽市的情况。如在“我就是世界中心 大袈裟之俄国人”一则中说：“正午到了著名的白音塔拉。白音塔拉有一万七千多人，是汉族人居住地。日本人只有十二三人。预计将来要开通铁道，那时这里一定会成为蒙古最受瞩目的城市。”因为作者认为这里重要，所以他租了一个院落，“决定在此停留一段时间”。对于这样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城市，古川狄风考察了城市周边的环境，拜访了这块领地的控制者科尔沁左翼中旗的王府，参加日本人开的料理店的开业仪式，调查了日本人开当铺的经济状况。记述了日本人以卖人丹做幌子，向中国人兜售吗啡。此外他还详细地记述了日本马贼在这里活动的情况。比如在“窝藏马贼两头目 囊中如洗两空空”一则中描写了日本马贼头目植本彻世、岩部繁作的情况；在“加入天鬼将军一行 ‘布施’僧人浑酒”一则写了在中国的日本马贼的代表性人物天鬼将军薄益三。透过这些记述，我们能体会到民国初年各种势力在内蒙古地区的活动，各种要素聚集在一起的矛盾。作者不辞劳苦的日夜兼程，将游记与日本的使命连在一起。探访这里的一切，其目的明确，即本书的序所写“对远东国际政局的支持是我帝国的一大使命，同时我国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早已为各国列强所知晓。……急需建设、管理满蒙地区”。袁向东2017年3月序

对远东国际政局的支持是我帝国的一大使命，同时我国在满蒙地区的特殊地位早已为各国列强所知晓。而我国民却眩惑于这种地位的优越感，忽视扶植经济实力，辜负世间期待。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国民不能真正了解满蒙情况和形势。最近去满蒙视察研究的人渐渐增多，这是件可喜的事。但是真正了解到隐藏在深层的满蒙情况，并介绍给世人的却很罕见。诗人深谷松涛、画家古川狄风与我是同乡，我们如同兄弟一样，共同游览了中国，深入满蒙内部，没有生命财产的保障，跋涉于天涯，他们将此冒险纪行荟萃成册，著书《满蒙探险记》，请我作序。书中记载了他们足迹，真是不远万里，踏破七寸草鞋。冒着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翻山越水，所到之处皆国人未曾到过的边境。这本探险记不仅能给国民带来莫大的勇气，也是一本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的民俗志，作为旅行指南更别有情趣，还可以作为画谱。本书阐明了我们至今一无所知的满蒙的另一面。作者的洞察力、观察事物的不同视点与明快的叙述相辅相成，独特的写生画作更使文章锦上添花。所以与一般旅行记不同。在需要策应世界大趋势，急需建设、管理满蒙地区的现在，我怎能不为这样一本书的出版说两句以作序呢？戊午年秋九月下浣（1918年10月）东海散士自序

我们是手足兄弟。愚兄松涛写诗，迂弟狄风背着画囊，我们像狗儿一样，嗅着味道，带着一颗执着的心，为那些名胜古迹所吸引，漂泊到朝鲜，踏上满洲大陆。在绿色环抱着的日本温室里长大的我们，就连看一眼朝鲜半岛的风景都觉得有一种压迫感。渡过鸭绿江，踏上中国大陆的时候，这种压迫感突然又转变为一种恐惧感。街上的警戒如战时一样，客车上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武装部队防守，以备马贼团伙的入侵。心中明知这种地方与写诗作画无缘，但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所谓我国势力范围内，我们小心翼翼地窥视了中国大陆的一角。金洲城头的黑月、辽阳白塔的雷雨、奉天（沈阳）千年的松陵、浑河十里的柳堤、马峰沟的帆船、鸡冠山的残雪以及很多男性化的风景，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的身心强大起来。现在，不论是见到长春郊外数百具冻尸，还是在公主岭看马贼被枪决，我们都毫不在乎。好像在树叶上生长的虫子会变得发绿一样，我们的身心也不知何时染上了大陆的色彩。为寻觅沙河战迹花费一整天，或几天几夜的农安旅行等，终于使我们对危险产生了免疫力。就这样，我们已渐渐不满足在我国势力范围内活动，如满铁附属地以及小得如猫头般的关东租借地。我们心怀抱负，下定决心，踏上了梦寐以求的探险征途。松涛是“满洲乞食旅行”“长白山探险记”“鸭绿江遇险记”的主人公；狄风执笔“千山绘画巡礼”“海洋岛观捕鲸”“蒙古横越记”。在1915年12月到1918年3月的诸多探险中，我们省略了没有价值的内容，只挑选六篇，编成此书。为了能把两个人的作品交替排列，把“蒙古横越记”放在最后，这样就无法按照旅行的时间顺序排列文章。由于我们学识浅薄，文笔不佳，所以文章甚为平凡，叙事词语不免粗俗，文章只是如实记录，不像其他探险记那样，为吸引世人的好奇心而伪造和夸张。我们只希望人们能了解满蒙内部的真相，才把如此拙著搬出江湖。诸位读者如果能领会此书真意，能从中有所收获，作者便深感满足了。1918年11月作者

一 千山绘画巡礼

糊涂向导 雪原迷路

鞍山驿站前有家汉族人开的客栈，名为“乾丰栈”。我在那里激动不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去探寻千山名胜的心情越发急切。吃着早饭，正喝着烈性高粱酒的时候，昨天雇好的那个倔强的引路人来了。我的行李包括一个塞满画具的写生箱和三张12号画布、两张25号画布以及十二三张画板。我让引路人把行李分成两份，用扁担挑着，于[1]十二月二十二日踏着白雪皑皑的路出发了。正像《剑南入蜀》描绘的那样，不同的是陆游是为了写诗，而我进入山里是为了画画。我脚穿长靴，头戴钢盔，西服外披着风衣，皮带上别着手枪。这副样子令人难以想象我是个写诗作画的风流雅士。

走了约半里路，这位引路人便一见到人就问路。我后悔请了这样一个不认路的愚蠢的东道主，但现在又不能马上把他撵回去，算了吧。这哪里像是跟着好马走向成功，反倒像是跟在一个蠢货后面，忧心忡忡地走着。

遥望远方，高耸入云的千山奇峰映入眼帘。陡峭的山峰好像耸立[2]的竹笋一样，使人联想到《地狱变相图》。我想不管画家萧白怎样挥舞他的手腕，也远远画不出千山的奇妙。我以前一直把中国画视为理想作品，现在才意识到是自己见识短浅。我身心雀跃，在这马贼横行的满洲旷野，蓬头垢面，冒着零下二十度的寒风，走了两里多路，到了一个贫穷的小村。

我们走进一家饭庄休息片刻。十几名村民围过来好奇地问我是不是俄国人、做什么生意、多大年纪等，我那点儿可怜的汉语无法令他们得到满意的回答。

接下来向右走应该是去往千山的路，可是引路人偏向左走，对我的话不理不睬。让他看地图，他大字不识一个，更别说笔谈了。我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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