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旸 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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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涌的资本试读：
一、银行家的梦想
马克斯·瓦尔堡有一个梦想。马克斯是一个拥有多重身份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德国人，一个大家族的家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私人顾问。但除此之外，马克斯从未忘记自己首先是一个银行家。这个身份是瓦尔堡祖辈辛苦奋斗的成果，它既是一种恩宠，亦是一种诅咒。
瓦尔堡家族的故事从17世纪的汉堡开始。200多年后，马克斯继承的是一笔惊人的家业。以他为首的M. M．瓦尔堡银行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私人银行。经过多年经营，瓦尔堡银行也已经成为德意志帝国最大的商业银行。
作为一个银行家，马克斯一直认为自己最大的职责就是确保资金充沛并能妥善利用。在德国崛起之前，这往往意味着想方设法从四处筹集款项以确保德国能够迅速发展。但在马克斯成为家族的掌门人后，银行家的任务随着德国地位的变化而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作为已经兴起的工业大国，德国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
海外投资——这是马克斯为这一问题想出的解决方案。熟悉金融历史的马克斯深知，这是一个崛起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大英帝国雄霸天下的证据之一就是英国人的投资亦同样遍布天下。从香港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上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伦敦资本的身影。
和战争不同，经济并非零和博弈。在马克斯看来，海外投资是一条可以多方共赢的道路。作为投资方来说，英国不正是通过海外投资让国内多余的闲置资本有了出路并赢得高回报吗？除了经济利益之外，海外投资还让越来越富庶的德国手头闲置的资金开始多了起来。此时，银行家的任务是让这笔资金能够运转起来。
英国的政治势力范围得到空前的膨胀，并为英国国内生产的多余产品找到了稳定的出口途径。与此同时，海外投资还扩大了英国的文化、制度等软实力，让其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尊重和影响力。
接受英国人投资的海外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也是受益匪浅的。19世纪的诸多发明都需要大量的沉没成本，而这正是不发达的国家所缺乏的。这些国家有资源、有潜力，资本成了唯一限制它们发展的“东风”。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英国投资往往是这些国家一飞冲天的最佳选择。
在1812年还被英国人火烧首都华盛顿的美国人不就因为不计前嫌、继续大量引入英国资金而成为强国的吗？如果没有英国人源源不断的资本，美国人单凭自己根本没有实力建立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没有铁路意味着美国人根本无法利用自己国家的地大物博，无法降低商品的运输成本、打造全国化的市场经济，无法促进社会的流动性和开发荒芜的西部。正是因为英国资本的注入，条件得天独厚的美国现在才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英国人则获得了高额的回报。
这些难道不正是马克斯可以为德意志帝国和威廉二世所做的吗？虽然大片的土地已经被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所占有，但世界上荒芜的处女地依然很多。通过在那些地方投资，德国可以在世界中得到自己应有的份额，借此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德国商人可以通过海外投资获得资本的高额回报并拓展海外市场；得到德国投资和支援的弱国则可以借此机会富庶起来，让当地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
作为一名银行家来说，共赢无疑是最好的结局。作为一名刚刚获得德国公民权的人来说，这也无疑是马克斯能够为祖国和皇帝威廉二世献上的最好的礼物。作为犹太人，马克斯不能为帝国披挂上阵，因此海外投资是他一生经验和运筹帷幄的结晶。马克斯深信，重复大英帝国走过的道路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在为国为民的动机背后，马克斯也看到了海外投资为瓦尔堡家族带来的利益和机遇。同样身为犹太豪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就是通过作为英国资本和海外市场的中间商而变成世界最有权势的金融世家的吗？即使不能一蹴而就取而代之，瓦尔堡家族至少应该可以和纽约的摩根家族分庭抗礼，毕竟其起家的根本也不过是作为伦敦投资者和美国实业家之间的桥梁。既然这些家族可以做到，瓦尔堡家族为何不能利用德国资本势力扩张之际一举成为闻名天下的金融豪门？
在理清思路之后，马克斯和德国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扩张海外的设计。从拉丁美洲到非洲，有英国人的地方也逐渐能够看到德国人的身影。在属于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中国，德国投资商也积极地加入面向中国的借贷、投资行为中。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到了1914年，德国的海外投资已经隐然有可以和英国抗衡之势。
在德国逐步走向世界之巅之际，马克斯不会想到，自己热衷的海外投资最后会把祖国推向万劫不复之地。在之后的30年中，威廉二世将丧失皇位，德意志帝国将不复存在，1000万德国人将因为战争而死去，德国数百年积攒的财富将灰飞烟灭。在世界范围内，超过7500万人也会因此而丧失自己的生命，被摧毁的财富更是无以计数。
马克斯的遭遇不过是近200年以来的沧海一粟。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逐渐变得越来越小，以至于在人类千百年历史中，十分罕见的海外投资慢慢变成了家常便饭。面对这个“新玩意”，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东西，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海外投资有百利而无一害。最直接的案例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吸引外资而崛起的中国。无论是海外投资者还是中国人自己都因为投资而获得了丰厚的利益，最终实现了共赢。
然而，“老鼠与人的最好打算常常落空。”海外投资固然有成功的案例，但铩羽而归者不在少数。像马克斯这样极端的案例更是因此而国破家亡。由于海外投资是这样一柄锋利的双刃剑，以至于连海外投资最直接的受益者——那些无论未来成败都可以从海外大把拿钱的人们都对海外投资疑惑不已。“门口的野蛮人”的出现，对自己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弊？这是所有希望从海外拿钱的人们都必须考量的问题，毕竟“拿人手短”，因为接受国外投资而亡国的人也不在少数。此类投资通常被称为“热钱”，因为这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毫不在意，唯一关心的就是获得高回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即使是摧毁当地的经济也“在所不辞”。这些前车之鉴使得那些深信海外投资有益无害的人们也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永远对“带礼物而来的希腊人”心存警惕。
无论是投资者、资金使用者还是马克斯这样为双方牵线搭桥的中间商，都不禁提出同一个问题：这笔来自异国他乡的投资和热钱，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
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能够影响经济的元素有三个：土地、劳工和资本。在每个国家，这三者的状况是不同的。资本丰厚的国家利息较低，土地较多的国家租金较低，劳工较多的国家薪资较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越高，积累的财富越多，资本也就越丰厚。相比之下，未开发的国家往往有土地和劳工，却没有足够的资本开发自身的资源。能够以最低的成本获取这三个元素才能确保经济以最快的速度发展。
如果没有国界的限制，那么资本过剩的地区自然会将资金转移至土地、劳工有余，资金不足的地区，以此来追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但当世界不同的地区被划分为不同的国家之后，这一本来极为简单的公式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如果说一般性的投资本身已经充满了风险，那么海外投资的风险比一般投资还要高出许多。
马克斯·瓦尔堡并非因为在外国投资而马失前蹄的第一人。外资的历史有近千年之久，期间可谓“无数英雄竞折腰”。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但外资的风险往往比其他形式的投资更高。和国内资本相比，外国投资者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首先，外国人很难得到好的机会。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一笔生意如果门槛甚低、稳赚不赔，那么当地人就做了，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抢走？与此同时，当地人民和政府大多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因此为了国家主权不被侵犯也会拒绝外资。
对于投资者来说，让他们接受国外的渠道也有一定困难。由于自己投资的资产将在千里之外，投资者很难对这些资产有很深的了解，这使得他们既可能被骗，也可能由于资产经营不善而亏本。除此之外，一个国家的企业肯定需要立足当地，而国外投资者对他国未必了解。而且，这些遥远的国家未必有适当的基础设施，也未必有保障投资者利益的法律体系。
由于这些劣势，外资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是一个新角色。在中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生产力极低，人们能够糊口已经是万幸，很少有足够的储蓄，流动的资产更属于天方夜谭。此时，人们即使有钱也更愿意投资当地的产业。
然而，欧洲的局势在中世纪以后开始发生巨变。此时，走在时代前列的是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作为欧洲的宗教中心，意大利当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为诸多城邦）。虽然政治和军事势力相对薄弱，这些城邦的地理位置却得天独厚。位于地中海中心的意大利城邦很快成为了欧洲贸易的中心。
在贸易刚刚兴起的阶段，威尼斯、热那亚等实力较强的意大利城邦有了资本之后最先想到的是用这些资金壮大自己的实力，通过修建更先进的船只、购买更多的货物来创造更多的利润。与往常不同的是，贸易的利润给这些城邦带来了在过去都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在经过一段时期的积累和再投资后，这些城邦的资金虽然还在增加，国内对于资金的需求却已经到达了饱和状态，再投资也不会产生更多的利润。
此时，如何处理贸易的利润就成为了这些意大利城邦“快乐的烦恼”。威尼斯等国选择了消费，当地人把大量财富用于建造越来越华丽的建筑以及创造越来越精致的艺术品，很多威尼斯人还购买了土地，摇身一变成为了贵族。
消费自己的积蓄虽好，却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其他比威尼斯更有野心的意大利城邦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借债给欧洲皇室。可以说，是这些意大利城邦率先发明了外国投资这一模式。
由于前面提到的外国投资所可能遭遇的问题，这些意大利城邦选择将资金借给皇室来降低自己的风险。在这些城邦看来，把钱借给皇室可谓万无一失的选择。这些皇室有着税收这一稳定的资金来源，绝不会还不起债。与此同时，这些皇室又有着战争和挥霍这两个极度费钱的爱好，对于资金的需求也是极大的。意大利城邦正好可以用自己手头的闲钱满足皇室的要求，而皇室的税收就是这笔借款的抵押。
在意大利城邦刚刚开始海外投资之际，位于罗马的教皇和天主教体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邻邦所开展的商业革命。教皇依然坚持借钱收利息是不道德的行为。为了符合宗教的要求，意大利城邦借钱给皇室除了本金之外不能收取额外的利息，但他们依然可以通过皇室对其减免贸易税收等方式收获一些特权。
和醉生梦死的威尼斯人相比，佛罗伦萨、热那亚等热衷于借贷给国外皇室的意大利城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成功地让自己的资本在满足了本国需要后还能创造利润。虽然这笔利润微不足道甚至都未能带来真金白银，特权也是了聊胜于无，但比把钱挥霍掉要有建设性得多。
除了能够创造一些利润之外，这些意大利城邦认为给他国借贷也为自己积累了不少政治资本。像佛罗伦萨这样欧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为欧洲不少贵族都提供了借贷服务，在佛罗伦萨人看来，这些向其借贷的贵族等于成为了“自己人”，而他们只有保护佛罗伦萨的利益后才能确保自己能够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佛罗伦萨的金银。
从表面上看来，特权加上政治影响力确实比把钱花掉要有意义，但精明的佛罗伦萨人忘掉了最重要的一点——风险。如果皇室不还钱怎么办？佛罗伦萨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坚信皇室不会放下脸皮，也不会愿意损失未来佛罗伦萨能为其提供的贷款。他们没有考虑到，当皇室坚持挥霍无度、穷兵黩武时间过久后，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欠债不还。佛罗伦萨的盲点使得这一曾经富甲天下的城邦在1272年和1348年两次被英王所骗，损失了全部贷款。这两次巨大的创伤使得佛罗伦萨从此一蹶不振，无法继续担任欧洲银行家的角色。
发生在佛罗伦萨身上的事情并非偶然。实际上，作为放贷者的意大利城邦被骗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西方有谚语曰：“骗我一次，错在骗子；骗我两次，错在自己。”那么，是什么让精明的佛罗伦萨人在不到百年之间连续两次被英王骗得倾家荡产呢？原来，当时的欧洲虽然有钱人和有钱的国家少，但能让他们信服并赚到一点利润的皇室数量更少。在这种“僧少粥多”的情况下，如果佛罗伦萨选择不借钱给英王，那么英王亦可以从其他国家借到这笔资金，而佛罗伦萨将因此丧失一个“好”主顾。正是由于英王等皇室知道意大利城邦别无其他选择，所以他们才敢一而再、再而三地霸占意大利城邦的资本而不用担心后果。正如这些皇室设想的那样，即使知道投资外国有如此高的风险，意大利人迫于没有选择依然继续投资国外。直到18世纪初期，热那亚依然是世界第二大外资持有国。
坚信海外投资并没有给意大利城邦带来太多的好处。除了像佛罗伦萨这样的城邦因为债务被霸占而堕落之外，像热那亚这样生财有道的城邦也因为海外投资而得不偿失。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借钱给国外是意大利堕落的根源。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借钱被霸占对一个城邦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但能够不断通过海外投资而获取利润对于意大利城邦的伤害也一样大，只是这种伤害隐藏得更深。
比如，热那亚投资国外的资本原本可以用于发展国内经济。虽然热那亚领土狭小、机会较少，但如果有足够的资本注入，其还是可以不断发展和壮大海外贸易和国内工业，从而振兴国内经济的。对于热那亚的商人来说，这样做虽然风险较大，但从长期来说是利于他们的，因为只有国家兴盛之后，这些商人才可以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创造更多的价值。
不幸的是，这些热那亚的商人看到的都是短期利益。在他们看来，热那亚这个城邦势单力薄，打仗都赢不了同为小国的威尼斯，更不要说和势力更加强大的法国、西班牙等国一争高下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的资本留在热那亚，那万一城邦被颠覆，那么自己将倾家荡产。而且，把资金继续用于投资贸易和工业意味着自己不但需要操劳，并需要承担生意不顺而造成亏损的风险。与其如此，还不如把钱借给“绝不会欠债不还”的欧洲皇室，从中获得利益。借贷所创造的价值虽然无法巩固热那亚的实力，也无法让自己的财富变得越来越大，但其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用辛劳就可以衣食无忧。而且，海外投资分散了自己的风险，即使热那亚被颠覆，自己投资给外国皇室的资产也不会因此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
就是在这样的盘算下，热那亚的资本才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其他国家。在此之前，热那亚正是因为国内资本不断投资本国的贸易和工业才使其成为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大国。现在由于这些资本的流失，热那亚很快跌落神坛，再次成为一介小国。
可以说，由意大利城邦担任主角的最早的关于海外资本的故事是一场悲剧。从意大利城邦借钱的欧洲皇室并没有用这笔资金来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挥霍和战争将其全部浪费。意大利城邦本身不是因为欠债不还而受到损失，就是因为太过迷恋海外投资而错过了振兴自己的机会。虽然如此，海外投资并没有因此而被人们所忽略。在意大利城邦堕落之后，欧洲的新贵依然和他们一样热衷于海外投资，这个新贵就是荷兰。
和意大利城邦一样，荷兰的兴起主要是因为贸易和工业。在早期，荷兰国内积累的全部财富都被用于本地投资，荷兰也借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扩大了贸易规模、振兴了工业、发展了科技，甚至通过填海扩大了领土。这些项目的完成使得荷兰的经济越发强盛，手中的资本也越来越多。在1621年之前的20年中，荷兰通过贸易累积了史无前例的足额资本，远远超出其造船、经商、造田等一般需要。此时，荷兰面临着和意大利城邦相同的“快乐的困惑”，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处理这笔资本。
荷兰人将资金首先借给了瑞典和丹麦等国的皇室，而和之前一样，这笔资金也被用于支持这两国参与三十年战争，从性质上和意大利城邦的借贷无异。但荷兰人进行此类海外投资的形式和意大利人有着极大的不同，而这种形式上的不同保证了荷兰不会遭遇佛罗伦萨式的悲剧。
荷兰人意识到，并非每一个人都愿意将自己全部的资金拿出来借给同一个债主，毕竟古语告诫：“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佛罗伦萨人正是犯了这个错误才最终倾家荡产。如果每个人都因为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而拒绝出资的话，那么筹资进行海外投资的梦想也无疑成了一句空话。
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们很快想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他们把自己的大宗债务“零敲碎打”，之后将这些债务以证券的形式一笔笔卖给个人投资者。这样一来，每个人等于只承担债务的一小部分。这也就是说，任何投资者都可以将自己的资产分为好几拨，他们有的钱可以投资荷兰本土的产业，有的钱可以投资丹麦国债，有的钱可以投资瑞典国债。由于这些投资不会同时消失得无影无踪，投资者等于分散了风险。分散风险使得海外投资的好处多了起来，投资者不但可以选择海外投资来增加自己的收益，还可以用其来确保自己财产的安全性。
除此之外，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还发明了另一个伟大的产品——股票。通过建立公司、发行股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可以帮助确实可行的项目筹集资金，也为投资者的资金找到了另一个出口。和债券市场一样，荷兰的股票市场除了会有本国公司的股票之外，也有来自欧洲其他各地的人们前来寻求资本的支持。外国公司的股票又为荷兰的投资者提供了另一个获取收益、确保资金安全的渠道。
除此之外，荷兰人的另一大发明就是把金钱和政治挂钩。这一点意大利城邦也曾经尝试过，但并不成功。从其经历可以看出，一个小国如果只有财力而没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实力，那么最终的结局只有被抢。
荷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荷兰人深知自己虽然在一时之间可以和西班牙等欧洲豪强分庭抗礼，但荷兰本身只是一个小国，人口和国土皆不足以和大国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荷兰人的资金只是用于逐利，那么其最后的下场也将和佛罗伦萨一样。与此同时，商人逐利的本性是无法改变的，荷兰政府无法强迫商人不去投资海外那些收益更高的证券。
在这种情况下，荷兰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即鼓励商人投资那些既有收益又能在政治和军事上巩固荷兰实力的项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荷兰人首先开始投资和自己关系甚好的德国地区，巩固他们的实力。当时，英国也很有潜力，但鉴于当时英国和荷兰两国在海上争霸、属于敌对势力，因此荷兰禁止了本国商人为其做出经济上的支援。
正如日后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所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英国国内进行革命、赶走国王之后，他们选择荷兰国王、英国女婿威廉成为了英国的下一任国王。一夜之间，英国和荷兰成为了最亲密的盟友。
在威廉成为英国国王后，荷兰人开始大举投资英国产业，不少荷兰金融家甚至搬到了伦敦，为英国的建设尽心竭力。在荷兰人参与的项目中，最出名的要数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和荷兰本地的东印度公司一样，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宗旨也是在于通过远洋贸易帮助英国获得财富。在当时，航海的风险极大，而且需要极大的本金。一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依靠本国的资金在印度立足，而荷兰资金的涌入则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了自己的实力。正是凭借着来自荷兰资本的帮助，英国东印度公司才成为了印度诸多势力中最强大的，并最终为英国占领了印度。
与半路插手的东印度公司相比，英格兰银行从开始就是荷兰人一手打造的。荷兰人早在17世纪初期即打造了中央银行。现在，荷兰人把这一经验“传授”给了英国人，帮其打造了自己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出现确保了英国政府良好的信用，让其可以在短期内从市场上筹集大量资金，这对刚刚被法国海军挫败的英国来说无疑是救命稻草。正是通过英格兰银行的帮助，英国才在短期之内赢得了欧洲的霸权，打造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实际上，英国在之后两百年维持霸权的重要优势之一就是英格兰银行和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英格兰银行的设计和操作不但是荷兰人的手笔，就连其原始资金也有不少是直接来自荷兰投资者。
通过妥善利用自己手中的资金，荷兰在百年中确保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经济方面的领先优势。然而和意大利城邦一样，荷兰最终也走上了衰落的道路。作为成功时候的“功臣”，荷兰的衰落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要归罪于海外投资的。
虽然和意大利城邦相比，荷兰的海外投资之道已经有了大幅改善，但其仍有不少结构性的问题。首先，荷兰犯下了和意大利城邦一样的错误。让资本流入国外虽然可以在短期之内获得更高的利润，长期来看却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影响了荷兰国内的发展。与此同时，直接从国外投资即可获利让荷兰人无法继承祖辈的勤劳美德，不再相信“爱拼才会赢”，反而更青睐“坐吃山空”。
过于依赖海外投资又使荷兰人犯下了另一个错误——投机。投资和投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本质却有天壤之别。投资是通过提供资本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投机则是无所谓是否创造价值、只要能够盈利即可。早期的荷兰人多为实干家，因此注重投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到了后期，荷兰人则把金钱看得抽象得多，而且不重视自己的投资究竟用在何处，这使得荷兰人的资金更多地成为了热钱，一见所谓的机会即一拥而上，而这种投机心理所造成的后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泡沫。
早期的泡沫集中在荷兰国内，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郁金香泡沫”了。郁金香作为一种贵重的花朵一直深得荷兰当地有钱人的喜爱，很多人甚至把郁金香当作一种炫富的手段，通过不断获得更为稀有的品种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有钱人的这一爱好让不少投机者有了可乘之机。为了在竞争中占得先机，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不惜出重金预订刚刚被栽培的郁金香。很快，其他人也看到了郁金香的前景，并愿意为这些被预订的郁金香出更高的价格。在不断的交易中，郁金香的价格开始飙升，直至一朵郁金香都可以在阿姆斯特丹换取一栋豪宅。为一朵花付出如此高昂的价格是只有泡沫中才会出现的奇特现象，待人们清醒过来立刻就会明白，一朵本身不能产生任何价值的郁金香根本不值这个价钱。有了这一意识后，郁金香的泡沫也由此破灭。
对于荷兰的投资者来说，郁金香泡沫的出现其实有很重大的意义。在一方面，它意味着荷兰人已经和勤俭持家的祖辈不再相同，越来越多的荷兰人开始将资本用于购买珍贵郁金香这一炫富而没有实际价值的行为当中。除此之外，郁金香泡沫也证明了荷兰人之前“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的道德观也已有所改变，全国人民开始希望以简单的倒买倒卖获取暴利。
荷兰人这种思想上的改变注定了郁金香泡沫不会是他们经历的最后一场金融危机。之后，荷兰的资本也开始影响他国，比如英国的“南海泡沫”就有荷兰资本的踪影。这场由英国人主导的闹剧和近百年前的郁金香泡沫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当时的荷兰人认为永远会有卖家花不可思议的天文价格购买一朵小花，英国人则认为自己只要前往南美就能获得当地难以计数的金银财宝。英国人的狂热也吸引到了当时和英国关系甚近的荷兰资本，不少有路子的荷兰投资者也获得了当时“一股难求”的南海公司的股票。
我们很难说犯同样错误的荷兰人没有吸取老一辈人的教训。在疯狂的氛围中，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很难躲过泡沫的影响。英国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可谓聪颖过人，连他也参与到了这场南海泡沫中。在一开始，牛顿深知南美没有金山银山，这场闹剧不会维持太久，于是他见好就收，很快抛售了自己之前购买的股票，获得了100％的高额利润。但之后，南海公司的股票继续上涨，以至于牛顿都怀疑自己之前是否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南美说不定真的是有金山银山的。动摇了的牛顿又买回了自己之前抛出的股票，不幸的是，在牛顿回购后不久，南海公司的泡沫就被刺破，公司的股价也开始暴跌，牛顿最终血本无归，终生对南海事件绝口不谈。
和牛顿一样，参与南海泡沫的荷兰投资者也血本无归。无论是对于这些个人还是对于整个荷兰来说，投机的伤害是巨大的。像郁金香泡沫和南海泡沫这样的事件并不能产生任何价值，在泡沫被刺破后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果是一两个人参与到这种投机中，那么其伤害相对少些，但荷兰举国上下都参与投机则十分危险，因为这使得投机变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一些举债进行投机的人一旦破产，那么受到伤害的不止是他一人，还是所有那些借钱给他的人。也就是说，荷兰人的投机形成了不良的“激励制度”，如果投机成功，那么投机者将大赚特赚；如果其失败，那么投机者可以破产了事，承受亏损的是他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投机不但一次次让荷兰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大量财富消失于无形之中，还破坏了荷兰多年积累下来的优良传统，让其热爱投机而远离实干。可以说，荷兰人发明了热钱，也是热钱的第一个受害者。
让投资和政治挂钩也是荷兰人的败笔之一。虽然这样做在一开始确保了荷兰人资金的安全性，但从长久看来让投资政治化有“养虎为患”和“站错队”两种潜在的风险。正如前面所讲，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这样的世界中，荷兰无法确保接受自己投资的朋友在明天不会成为自己的敌人。在威廉兼任荷兰和英国国王之际，荷兰和英国是最好的朋友，荷兰也因此把金钱借给英国以帮助其筹集资金开战，同时为其进行投资以巩固英国的实力。然而，在威廉去世之后，荷兰和英国开始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此时，荷兰的巨大财力等于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基于投资政治化的原则，荷兰开始将自己的资金转而投资法国这个新盟友。法国历来是欧洲最“地大物博”的国家，人口和军事实力一直首屈一指。但法国多年没能进行实质有效的财政改革，这使得法国在和英国的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荷兰人坚信，自己的财力和经验可以大幅提升法国的实力，使其有能力和英国一争高下。
如果在商言商，这无疑是个错误的决定。法国的财政和金融市场远不如英国稳定，将资金投资在这里的风险要更高。但是，荷兰人除了希望自己的资本能够继续生财之外，还希望让其巩固自己的国力，所以才会做出这样不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定，同时忽视了投资法国所带来的风险。
荷兰人对法国的投资在一开始可以说是和百年前投资英国一样成功的。通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法国和荷兰联手让英国蒙受了近百年以来最大的挫折，失去了自己在北美的殖民地。这次投资的结果却比上次糟糕得多。如果说上次投资英国只是养虎为患，并未让荷兰蒙受经济损失的话，那么这次投资法国则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法国因为连年对英国开战而背上沉重的债务，最终被债务压垮。通过革命，法国人民成功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国。新成立的法国共和国拒绝承认之前波旁王朝背负的债务，这使得荷兰经济受到了致命性的打击。而且，法国共和国很快侵略荷兰，在轻而易举地击败荷兰后迫使其同意赔款。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双重打击终于让荷兰也一蹶不振，错误的海外投资策略最终击垮了荷兰自己。
在荷兰倒下之后，英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欧洲霸主。和之前的意大利与荷兰一样，英国的崛起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但不同的是，英国不但在日后输出海外资本，在其起家之前也大量输入了海外资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经济的发展起步较晚。在目睹了荷兰等国通过贸易积累资本，之后通过资本的再投资扩张贸易和振兴工业之后，英国也决定照猫画虎，采取同样的政策，以贸易和工业兴国。
和荷兰等先行者不同的是，此时的英国面临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必须迅速提高自己的国力才能和这些强国一争高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决定大量引入外国资本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但是，英国该如何使那些本身尚未完成国内经济发展的国家把一部分资本借给自己的敌人呢？
思前想后，英国决定“强行”引入这些资本。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西班牙就是通过武力“强行”从自己的南美殖民地引入大量金银的。对于没能占领南美宝地的英国来说，最直接的方法无疑是直接从西班牙人手中“强行”引入资本。于是，英国打造了一艘艘海盗船，英国政府还给予这些海盗船认可，允许其“合法”打劫西班牙运宝船，一旦成功，可以名正言顺地和政府一起分账。通过这一手段，英国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并用这笔资本成功地发展了贸易和工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英国可以说是“靠外资而起家”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在日后分析英国经济崛起之路时，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明确指出，最著名的英国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凭借一己之力就在1573～1586年之间从西班牙抢夺了200多万英镑的货物。这对当时的英国经济来说绝对是一剂“强心针”，为英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和荷兰一样，英国也做出了一些金融方面的尝试，比如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但总体而言，英国的金融发展并不如荷兰顺利，而这主要是因为荷兰财源滚滚，非常有发明金融产品的必要性，而英国的金融业还处于本国自给自足的阶段。与荷兰不同的是，英国所谓“本国”的概念并不只限于其位于欧洲的领土，还包括英国在海外占领的殖民地，如北美、印度等。需要开发这些“荒蛮之地”使得英国一直以来都充满了对资本的渴求。相比之下，荷兰一早就失去了自己的殖民地，所以才会造成资本无法在国内得到妥善利用、必须“走出去”的现象。
对于资金的渴求使得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遇到意大利城邦以及荷兰所遇到的问题。此时的大英帝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发展较为完善的英国本土，另一部分是急需资金的殖民地。这使得英国可以不断地将自己投资在国内，而不需要像其他国家那样冒海外投资的风险。到了18世纪中期，英国本土开始经历工业革命，而这使得英国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完成这一经济上的转型。当英国本国各种各样的机会多起来后，他们还可以从荷兰等地吸收资金为己所用。
除此之外，英国的军需也让资本有了去处。和意大利城邦、荷兰本身势单力薄不同，英国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三位一体的大国。这一目标意味着英国需要大量的资金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建立了英格兰银行之后，借贷给英国政府变得十分安全，这也保证了英国的资金不外流。
通过扩张不断创造投资机会和不断扩大英国的实力成为了英国在欧洲脱颖而出的两大法宝。投资机会可以确保英国的国内资本得到妥善运营，实力则可以确保英国资本的安全、并为英国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在经过百年的发展后，英国成为了欧洲首屈一指的强国。
英国的发展也造就了一批批富豪。很多人甚至本身并不是英国人，只不过“押宝”选对了对象，也得以借助英国发展的东风成就自己的事业。在19世纪富甲天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8世纪不过是法兰克福城内备受歧视的诸多犹太商人中的一个。和自己的同胞相比，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能力出众、独具慧眼，在积累了第一桶金后，毅然让自己的儿子内森·罗斯柴尔德代表家族前往英国参与当时新兴的纺织业。据内森·罗斯柴尔德自己回忆，当时他的起步资金只有2万英镑。到1836年内森·罗斯柴尔德去世时，他的资产已经高达近400万英镑。
由于英国国内财富累积得越来越多，英国也不得不面临是否进行海外投资的难题。英国可以继续投资国内，促进本土经济的发展。和意大利城邦、荷兰遇到的问题相似，英国的国内经济已经有饱和的迹象，这使得英国多年积累下来的资本有很大一部分无法得到妥善运用。如果英国资本不能及时“走出去”，那么荷兰所经历的种种经济泡沫可能再次在英伦三岛上出现。南海泡沫除了影响荷兰经济之外，也影响了英国的心态，以至于在那之后的一百年英国人可谓“谈泡沫色变”。
除此之外，一直热衷于扩张的英国也“后院起火”。在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之后，这一原先的殖民地一夕之间成为了国外。如果英国不想放弃这块“肥肉”的话，那么其不得不进行海外投资。除了北美之外，当时较有发展潜力的地区有很多在英国的版图之外，这使得英国必须通过投资海外才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和其他资本输出国相比，英国有着几大优势。首先，英国人学会了分散风险，他们既投资未开发的美洲等新市场，又把自己投到其他较为成熟的欧洲国家，从而降低了任何一国可以让英国海外资产覆灭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势力非常强大，这确保了他们不用担心其他国家会为了财富侵略自己。由于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很多英国投资的国家都在其势力范围之中，这使得英国可以为海外投资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性。英国对一个国家影响越大，该国也就越像英国本土，不容易欠债不还。一旦他国赖账，英国可以做到“犯大英者虽远必诛”来讨要欠款。
对于英国掌控资本的人来说，有着强劲的政府作为后盾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些资本家不能保证每次政府都会出头替自己讨要欠款，但有英国政府可能出面的可能性已经使得诸多欠债者不敢造次。连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评估自己家族的实力时都说，自己虽然富可敌国，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军队，无法从无赖政府手中讨回钱来。英国政府正好替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大银行家解决了这一软肋。
政治和军事实力带来的另一好处是英国的投资不是特别需要政治化。当然，在进行国外投资之时，完全把政治和商业分开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运用资金之时，英国也会考虑到政治的因素。由于英国本身没有什么陆军的实力，因此英国人往往需要和欧洲大陆上某一陆军强国结盟以对抗法国这一传统敌人。此时，英国人就会慷慨解囊，为自己的盟友送钱。与荷兰不同的是，这笔账是分开计算的，英国人不把带有政治意义的赠款和商业意义更浓的投资混为一谈，这也使得他们不会重蹈覆辙。
作为19世纪英国资金的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被阴谋论所困扰，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认为是深具政治意义的。很多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甚至被认为是英国政府的代表。然而，这一将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的阴谋论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把钱借给奥地利、俄国、普鲁士等保守势力时，很多人会指责罗斯柴尔德和英国倾向于保守势力以维持自己在欧洲的霸权，并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比其他任何人对自由的伤害都大。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一样的人用资金支持独裁者，欧洲大多数人今天本可以获得全部自由。”
但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借钱给保守的西班牙政府时，他们的这一行为又被认为是在鼓励革命，因为“革命一般是因为缺乏钱财所致”。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把钱借给脱离了保守势力的南美国家时，很多人又有站出来说英国和罗斯柴尔德企图颠覆保守势力以做到一家独大。
到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虽然和英国政府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其和欧洲各国政府都有着类似的关系。当罗斯柴尔德进行一项投资时，其关注的是该国的经济实力而非政治倾向。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亦有政治理想，但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如何操纵他国政府，而是如何保证自己不至于血本无归。
除了政治倾向不浓之外，英国的另一优势在于对资金的垄断。和之前的意大利、荷兰一样，英国在成为资本输出国之前已经是欧洲第一富有的国家。由于继承了荷兰金融业的优良传统，英国筹资的能力也远胜于其他国家，垄断优势如此明显，以至于到了1830年，法国国内筹集资本以及在法国建造铁路项目这样的事情依然需要英国银行作为中介出面才能完成。
和这些“硬件”条件相比，英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其生活的时代。在意大利、荷兰“纵横四海”的时代，欧洲各国对于资本并没有很大的渴求。这期间虽然也会有英国这样“上进”的国家妥善利用外资达到崛起的目的，但大多数借钱的主顾是皇室而非企业或个人。这些皇室借钱后的目的是打仗或消费，而非创造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对于资本的需求再高，意大利、荷兰等国也不敢把钱借给他们，因为其知道这多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虽然各国政府和皇室渴求资金以打仗或消费的现象并没有改变，但很多个人和企业在这段时间里开始寻求更多的资金。英国真正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要从巴林兄弟为法国政府在1815年提供的7亿法郎开始，但英国的海外投资达到巅峰还是在工业革命开始在世界各地普及之后。工业革命的出现使得人们的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人们对于资金最大的用途不过是贸易，而鉴于商品数量有限，贸易规模再大也无法利用所有资本。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后，生产力仿佛失去了上限，只要有投资，生产力和利润就能增长，而这一现象使得个人和企业迫切希望获得更多的资本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利润。
工业革命带来的另一大变化就是生产的规模化。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有多少成本其实都可以开始起步，当年内森·罗斯柴尔德只有2万英镑亦不足以妨碍罗斯柴尔德进行横跨欧洲大陆的大宗贸易，然后慢慢积累财富。但要想开设工厂，2万英镑这笔资金就略显微薄了。到了日后修建铁路成为热门投资项目之后，没有百万英镑根本无法开工。到了这一阶段，资本的重要性开始越发得以彰显。在此之前，内森·罗斯柴尔德这样一个能力卓越的商人可以用个人的能力来弥补资金上的缺陷，但在工业革命之后，个人能力虽依然重要，但一件事成功与否更多的是取决于本金是否足够雄厚。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之所以能够一飞冲天，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次意外，正是这场意外让其本金变得异常雄厚。
在内森·罗斯柴尔德远赴英国一段时间之后，拿破仑成为了法国的独裁者，并让整个欧洲成为了战场。法兰克福的主人威廉是反对拿破仑的，并在和法国人的对抗中败北，从而开始了流亡生涯。在离开故乡之前，威廉将自己资金的一小笔寄存在了自己忠实的仆人罗斯柴尔德家。威廉的一小笔钱大约也有30万英镑，这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来说是巨额资金，他们很快将这一笔钱送至英国。有了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内森·罗斯柴尔德很快从一介小商人成为了英国屈指可数的大金融家，从而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连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几十万英镑都玩不转，更不要说他人了。在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里，自己有钱或者有能力控制资本的人成为了时代的新王者。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起伏很能说明英国资本的发展。一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主业并非投资。“兑换交易是由小部分专业的外汇代理人进行的，而罗斯柴尔德又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此类交易和贸易起家后，梅耶·罗斯柴尔德在1797年崭露头角后即投资了不少外国国债。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是把大多数的资金用于购买其他国家的债券。在这一点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和意大利城邦、荷兰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也是符合英国本土金融业发展的规律的。和自己的前辈一样，罗斯柴尔德家族坚信借钱给政府是最有保障、也是收益最高的海外投资。
和之前的先行者不同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深知借钱给政府不是没有风险的。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只借钱给那些信用良好并在未来会继续需要借钱的政府，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此类政府不敢得罪自己、断了未来的财路。除此之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希望这些政府能够做出必要的改革，确保资金的安全性。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倾向并不重要，但政治体系是极为重要的。他们不关心一个国家究竟是开明还是保守，只要其能够保证外来资本的安全性，那么自己就可以放心地为其提供资金。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英国的政治体系无疑是最安全的，因此大英帝国远在千里之外的殖民地只要被纳入英国体系中、接受英国法律系统，那么这些“荒蛮”之地也变得同样安全。内森·罗斯柴尔德日后总结道：“如果想要吸引英国资本家，让其把资金以合理的代价借贷给外国政府，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这种借贷模仿已经成型的英国政府借贷，以此来带来安全，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一国政府的片面之词。”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到了巅峰时期，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支仍然有37％的资本是投资最安全的英国国债的。
为了讨得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类金融家的欢心，很多国家不得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引入资本。在19世纪前半段，欧洲战火不断，而战争对于各国政府来说一向是最大的花销。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无异于自掘坟墓。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战火不断的时代造就了罗斯柴尔德家族，而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金融家改变了世界的结构，“毁灭了土地的霸权，让国家债券成为了王者，通过让财产和收入流动使得金钱取代了土地的地位。”“罗斯柴尔德使得土地的重要性降低，他们让国债成为最重要的系统，以此让资产和收入流动起来，并让金钱获得了之前土地所拥有的地位。”
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一金钱为先的新时代感到满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挚友巴尔扎克就说：“所有快速累积的财富要么是因为运气，要么是因为新发现，要么是因为合法的盗窃。”那些传统贵族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新贵更是嗤之以鼻。维多利亚女王曾说：“一个人的巨额财富如果来自于他与外国政府的交往，来自于借贷，来自于股市上的成功投机，他是否有资格成为英国贵族呢？”
但不论这些保守分子如何质疑这一全新的时代，19世纪无疑是资本的时代，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英国贵族。1818～183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为26宗主权债务中的7宗提供资金，并提供了3760万英镑，相当于资金总额的38％。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做得越来越大，1823～1847年，其仅为法国政府就发行了6000万英镑的债务。1815～185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市场上共兜售了价值2亿5000万英镑的债券，相当于当时英国海外资产的1/10。
但是，金钱取代了土地的重要性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来说未必是好事。“金钱比水更容易流动，比空气更难以把控，这种稍纵即逝的特性使得金钱可以瞬息打造新贵族。但在一眨眼间，金钱也同样可能融化或消失。”在很多人看来，“金钱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宗教，而罗斯柴尔德是其先知”。
即使是先知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在功成名就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大的一次失误就是借钱给西班牙政府。西班牙政府历来信用不好，曾屡次欠债不还，刚刚在前些年丧失了自己最重要的南美殖民地，同时国内纷争不断，正在展开内战。即使如此，内森·罗斯柴尔德还是决定借1500万法郎给西班牙政府。他之所以愿意承担这一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追求利润的欲望和当时的商业环境。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借贷给西班牙，那么其他银行家会抢走这笔生意，从而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丧失一个重要的客户。由于欧洲政府的数量有限，丧失一个客户就少了一笔进项。
不到一年时间内，内森·罗斯柴尔德的赌博即被证明是失败的。西班牙政府要求他必须再提供一笔巨额贷款，不然之前的一切承诺一笔勾销。由此可见，即使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海外投资“也是一种赌博，而且是金额巨大的赌博”。
除了欠债不还这一“优良”传统之外，罗斯柴尔德家族还面临另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平。对于金融家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战争与和平”更让他们心烦的话题了。如果一国政府宣布开战，那么他们自然需要大笔的资金和贷款；与此同时，金融家必须承担该国政府战败或者债务过高而欠债不还的风险。相比之下，和平确保了金融家资本的安全性，但无人开战就无人需要太多贷款，从而剥夺了金融家盈利的机会。
在19世纪之前，战争与和平并非由金融家决定的。当时欧洲的战争可谓连绵不断，总有国家为了蝇头小利大打出手。在这种情况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挑挑拣拣，为他们认为风险较低的政府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以此盈利。到了19世纪，世界局势逐步稳定了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机会也随之减少。而且，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持有大量各国国债，他们也不希望战争带来的动荡让这些资产贬值。但如果没有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新生意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罗斯柴尔德家族唯一能够盈利的方式就是期待各国借钱扩充军备而不开战。正如契诃夫所言：“如果有手枪登场，只怕会在某个地方开枪”，因此只扩充军备不开战是很难做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深知这一点，于是他们甘愿放弃开战的新生意，全力保护已有国债的价值。
鉴于没有客户和国债带来的风险，罗斯柴尔德家族决定顺应潮流、投资新事物。这一决定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开始投资越来越多其他类别的海外资产，比如矿产等自然资源以及铁路等新兴工业。此类新型投资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投资依然是以国债形式进行的，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将钱借给比利时政府，之后由比利时政府出面在国内修建铁路。除此之外，罗斯柴尔德家族也直接入股或者借贷给私人企业。
将重心转向其他投资方式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再像原来那么依赖各国政府，让他们即使没有国债的生意也能财源不断。而且，多种多样的投资方式使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往往可以扭亏为盈。在投资西班牙国债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虽然因为西班牙政府的背信弃义而损失惨重，但他们垄断了西班牙的水银供应，而这笔投资每年的收益占伦敦罗斯柴尔德分支的近40％。
除此之外，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量投资了各类铁路公司。对于19世纪来说，铁路的出现就仿佛20世纪的电脑和互联网一样，从根本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此，各国无不欢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带来，帮助自己完成交通方面的革命。
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投资者来说，机会突然之间倍增自然是好事，也是一种“快乐的烦恼”。在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基本可以很容易就判定对方的信用，英、法等国信用最好，普鲁士、奥地利次之，俄罗斯、奥斯曼这样遥远的帝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可谓是信用最差的。当私人企业和资产也加入了这一计算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又该如何找到最安全、收入最高的投资项目呢？国家也好，私人项目也罢，应该如何吸引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投资者呢？
三、外资的胜利
现在我们提到美国，脑海中的印象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发达国家。虽然近年因为债台高筑、基础设施老化、教育医疗昂贵无效、金融危机等问题让人觉得有日落西山之感，但美国到目前为止依然保持了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树立的“超级大国”位置。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则更为悠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国力已经超越了英国等老牌经济强国。
由于百年以来的辉煌，已经很少有人提起美国之前的历史。人们看到的是仅在2010年这一年时间里，尚未完全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还是在海外投资了3000亿美元。这使得人们忘记了美国并非一直在向世界各地输出资本。实际上，在20世纪来临之前，美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正是凭借着外来资本，美国才得以把自己庞大的潜力转变为实力。可以说，如果没有外资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凭借着来自伦敦的资本，美国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在百年中从被人看好、但前途未卜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发达国家。可以说，作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美国和外资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借鉴。
在谈到外资之时，我们首先要明白的一点就是国外投资者是不会平白无故地把钱送来的，伦敦的银行家和投资者有着诸多选择。美国虽然是“地大物博”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的资源和机会，但其只是发展中国家之一。在美国崛起的19世纪，世界上还有着其他“地大物博”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也包括当时刚刚被敲开国门的大清国。然而，大清国直到20世纪还拒绝接受大量的西方文明，这样自然无法成为投资者们的首选。相比之下，原来隶属西班牙的拉丁美洲诸国和美国同样资源丰富，发展历史比美国更为悠久，一直以来和美国一样受到投资者们的偏爱。那么，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成功变成了经济强国，而南美诸国直到21世纪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国土最大的巴西甚至被讥讽为“永远的未来之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追溯美国建国的历史。和拉丁美洲一样，美国在一开始也是殖民地，不同的是美国的宗主国是英国。对于美国来说，在初期其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可谓天大的运气。如之前所述，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比欧洲其他国家发达，和落后的西班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英国投资者看来，早期的美国虽然在大洋彼岸，又是一片荒芜，但那里同样是英国领土，被英国法律管制，这使得投资美国成为了“国内投资”而非风险更大的海外投资。这样的想法使得英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源从一早就被联系在了一起，也为日后两者的相辅相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18世纪末，英美之间这一坚持了近两百年的紧密经济关系因为两国之间的政治冲突而风云突变。美国人自觉受到了英国政治上的压迫，在经济发展上也受到了英国太多的约束，因此最终决意独立。在英国死敌法国的支持下，美国最终独立成功，摇身一变从英国的殖民地变为了独立的国家，同时成为了法国的盟友。
这一巨变使得英国资本在美国投资这一形式也一下子改变了身份，从之前的国内投资变成了之后的海外投资。这种变化使得伦敦的投资者不再认为美国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了一个和拉丁美洲一样遥远的地方。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美国因为和英国同文同种以及之前两国紧密的关系而有着先天优势，但这已不足让美国成为英国人投资时的首选，毕竟两国之间刚刚发生了战争、充满了敌意，很多英国人在美国的财产甚至被美国人所没收。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强迫英国人“投资”，要么说服英国人投资。他们可以学习英国，强行从他国“输入”资本。然而，当时的政局已经和16世纪无法相提并论，各国的实力并非依然在伯仲之间，而是形成了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作为势单力薄、刚刚独立的国家，美国是无力直接从伦敦巧取豪夺的。这样一来，如果美国想继续获得英国人的投资，其必须首先证明自己能够提供他国所无法提供的优势。
对于这一点，美国第一任财务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知道得很清楚。这位来自西印度群岛、“半路出家”来到美国的政治家才华横溢，在独立战争中得到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的赏识而崭露头角。汉密尔顿对经济、金融的认识在当时的美国可谓独一无二，这使得他最先意识到了海外资本的重要性。
在刚刚独立后，很多美国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英国人的任何帮助，包括贸易和投资。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勒紧裤腰带”，可以在完全没有英国人的情况下完成多年抗战，那么在抗战结束后亦可自力更生。这些人没有看到的是，美国因为英国资本的撤出而经济遭到重创，政府也几近破产。如果没有荷兰人的贷款和法国人免费给予的财政支持，那么美国根本坚持不到胜利的一天。在战争结束后，法国、荷兰等国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不会再无偿给予美国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必须早日恢复常态，继续从和英国的贸易中获得利润，从英国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
和战后美国人大多反英不同，汉密尔顿从未忽略过英国对美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虽然汉密尔顿本人对英国并无特殊的好感，但他意识到英国是美国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也是资本的最大来源地，如果完全中止和英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美国只有亡国一条路。
怎么才能吸引英国资本呢？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深究的问题，美国有着如此之多的资源和机会，逐利的商人一定禁不住诱惑，会把资金投资到美国。汉密尔顿却不这么认为。身为美国的外来者，汉密尔顿意识到英国的资本有着诸多选择，除了美国之外的新大陆也有着诸多投资机会，美国在脱离大英帝国后并无特殊之处。而且，仅仅因为机会多是无法吸引到资本的。“发展中国家”这五个字并不完全是金字招牌。发展中国家即意味着有着大量优良的投资机会，也意味着机会和不确定性并存，投资者也有可能颗粒无收。任何投资者在考虑收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到风险，仅仅有机遇并不能促使投资者慷慨解囊。
美国如果想要吸引到投资者，那么美国联邦政府首先需要创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让投资者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这不意味着投资者的风险因此而降低，资本市场上收益和风险成正比，美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然收益大，那么风险也低不了。美国政府也没有必要降低风险来吸引投资者，因为这些投资者可以自己评估一个项目的收益和风险之后决定投资与否，而且只要他们觉得收益和风险成正比，他们还是会选择美国。
投资者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是额外或常规之外的风险。在美国刚刚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国情绪高涨的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睚眦必报，一心想到的是如何使英国人为战争中犯下的各种恶劣行为付出代价。在两国已经停战之际，直接报复英国军人已经不可能，于是美国人将自己的情绪全部发泄到了那些和英国政府合作或者同情英国的“美奸”身上。
且不说这样的惩罚本身公正与否，但从投资意义上来说，再没有比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更让投资者们敬而远之的了。在美国之前隶属于英国之际，英国人本来是美国最大的投资者，也看到了美国的朝气蓬勃和诸多良好的投资机会。如果人们仅仅因为“同情”英国政府就会被政府抄家，那么再大的收益也无法吸引这些来自英国的资本。
汉密尔顿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就希望能够尽力保护英国人的合法权益。汉密尔顿意识到，就算美国自称“民主”、“法制”、“共和”，如果其联邦或各州的立法朝令夕改，那么肯定无法得到投资者们的信赖。如果美国能够从根本上保证投资者们的正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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