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罗伯特·D.卡普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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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帝国：走入美国未来的旅行试读：
荒野帝国——走入美国未来的旅行[美]罗伯特·D.卡普兰 著何泳杉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献给吉姆·卢因和米切尔·皮尔彻美国各州州名缩写对照表那么，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将朽烂这一事实，是一个很少需要证明的命题，因为自然那不可阻挡的进程已足够将其施加到我们身上。我们可以说，每种类型的国家，都因为两种原因而很可能衰落，其一是外在的，另一个则是由于它自身内部的演化……很明显，在长久繁荣的影响之下，生活会变得更加奢华，公民们自身之间在官职和其他领域的活动的竞争也会变得比其该有的程度更加激烈。随着这些症状变得越来越明显，对官职的渴求和默默无闻带来的耻辱感，连同炫耀和奢侈的蔓延，将会引来一个总体衰退的时期。这种变化的主要创造者将会是大众，在某些时刻，他们相信自己对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贪婪感到不满，在另一些时候，他们又因为那些渴望得到公职的人的奉承而自命不凡……他们将不再满足于遵从自己的领导，或者甚至和他们平等，而是要求获得一切，或者让自己拥有最大的一份。——波利比奥斯《罗马帝国的兴起》（由伊恩·斯科特基尔弗特英译）罗马……在自由那温和而慷慨的影响之下，（也许）可以保持屹立不倒、永世不朽。——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序在可见的未来，比起其他任何单一因素，这个世界将会更多地依赖美国人的偏好。不论是在保持欧洲、亚洲或者中东的权力平衡上，还是在联合国的重建上，美国的愿望将不可能被忽视。美国巨大的科技优势将会在此后数十年维系它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是它的国内倾向和条件的延伸。因此，去理解美国社会正在进入的方向，就是至关重要的了。美国持续的存在从来都不应该被视作理所当然。民主雅典带领其同盟在战争中战胜了波斯，但也仅仅继承了一个广阔的海上帝国，它在后来随着雅典逐渐于历史中消退而瓦解，留下最终被亚历山大帝国所填补的真空。伴随罗马衰亡而来的，是现代欧洲国家从中兴起的部落式格局。美国之衰落会留下的真空，在每一点上都将和希腊或者罗马（美国常常被与之相较）所留下的真空一样大，它对人类种族会有不可计量的影响。但是这本书并非关于美国之衰落，而是关于它的转型。我在用第一手材料叙写美国时，遇到的问题是艰巨的，因为它是我自己的国家。一个人所积累的关于其家园的知识，就和对自己的认识一样，是如此多样而复杂，每一处的主观和客观都是如此含糊不清，以至于每一种诠释很快都让位给另一种：叙写自己的国家，是问题最多的自传形式。在最后，就算有所有仔细的笔记，也不论你阅读和思考了多少，你还是要面对自己潜意识动机的问题。我在这里并不企求全面，更不企求“确定”，而是去提供一种对我们共同未来的诠释，这种诠释基于我在大量旅行之后的最好的判断。我的旅程大部分都限于西部，在我看来，那里似乎是美国的转变最为明晰的地方。十个[1]人口增长最快的州中，九个都在西部。是在西部，特别是密苏里州以西，美国个人主义之神话——拓荒者们驯服一片处女地大陆——得到了最清晰的陈述。我还有另一个选择西部的原因：我是来自东部的，对我来说，西部意味着到一个相对陌生（如果没有国外那么陌生的话）的景观中旅行。这不是一本专家著作。它并不宣称要与专门涉及军事、都市转变、墨西哥边境区域、种族关系、环境等问题的书籍相竞争。相反，我的目标是用游记的形式整合所有议题。就和所有旅行者一样，我受到心血来潮的影响。我前往了一些城市，但错过了更多的城市；我前往了一些荒野社区，但错过了更多的社区。不过，不论我去哪里，我都尝试把我看到的东西与更宏观的意义相关联。我赞同生活于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政治家波利比奥斯，他相信“真相存在于事件的全景而非局部视野之中”。不管怎样，这就是我在此处尝试去完成的。我的旅程从一个神圣的，不过也相当隐蔽的地方开始。[1] 根据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6，人口增长最快的州，按照其增长速度排列，是内华达、爱达荷、亚利桑那、科罗拉多、犹他、华盛顿、新墨西哥、佐治亚（唯一的东部州）、俄勒冈和得克萨斯。（所有在脚注中提及的书籍和文章，在参考文献中都有完整引用版本信息。）第一部分民族国家的最后堡垒第一章莱文沃斯堡当美国东海岸的那些纪念建筑——比如林肯纪念碑和自由女神像——在明确地陈述理想时，位于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堡的纪念堂——它从北美大平原边缘俯瞰密苏里河，能远望太平洋联合铁轨——则召唤着血和土。这个纪念堂于1878年用当地石灰岩建造而成，那正是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所率领的第7骑兵团惨败的两年之后。印第安战争留下的六个外镀黄铜的榴弹炮被镶嵌在墙里。除了纪念在这场小大角战役中阵亡的美军士兵和其他边境契约的饰板之外，这些墙体上还镶着从那以后每一场战争中的英雄的名字：比如奥利·里德（Ollie Reed）上校（1944年7月30日）和小里德（Ollie Reed Jr.）中尉（1944年7月5日）就是一对“二战”期间在法国和意大利战死的父子，他们阵亡的日期先后仅相隔数周。在1995年5月初“二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上，我站在这昏暗的至圣之地，双眼艰难地读着那些笼罩在阴郁之下的名字，感到自己正位于立国精神之核心。这个时刻带来的强烈辛酸击溃了我，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死者。在这负载着历史之鉴的莱文沃斯堡待了数周之后，在同官员们激烈地讨论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失败之后，我怎能不去思考美国的未来？这些官员和我都没有假设美国会像那些古代帝国一样没落，那并不是古典史带给我们的教训。应该这样说，历史之鉴在于变化无可逃避，而且这变化越是缓慢和隐蔽，它就越是具有决定性：古代帝国命运的巨变对于那些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通常并不明显。在莱文沃斯堡，我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变换——历史在我们脚下静静地移动，不管我们如何否认。正因如此，这个纪念堂给我带来的感触，比希腊、意大利或者埃及的任何纪念遗迹都更加深入人心。它地处堪萨斯城西北15英里（约24公里），几百米宽的密苏里河在那儿湍急地流淌着，一路上被木材和其他废墟残骸所阻碍，标志着新世界尚未被驯服。河流在这儿形成弧状，然后转而向北。1804年7月2日，一路前往太平洋的探险者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在这附近扎营。1927年5月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亨利·莱文沃斯（Henry Leavenworth）上校从圣路易斯方向驾帆船逆流而上，在这里着手建造未来的莱文沃斯堡：欧洲移民在美洲大陆西部向前推进的驻地。莱文沃斯上校收到的命令是在河水的东岸动工，但因为东岸是一片漫滩，所以他将堡垒建造在了西岸的悬崖上。这个将来属于堪萨斯州的地方，当时在官方上属于联邦控制之外的“印第安领地”。可是等到华盛顿的官员们得知莱文沃斯上校的决定时，他已经动工开建了。作为军事基地和战争学院的同时，莱文沃斯堡也是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在托马斯·杰斐逊从法国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州之前购置的法国加农炮，向外俯瞰着密苏里河。阅兵场周围环绕着19世纪维多利亚式红砖房，白色柱廊构架出它们的正面。约翰·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住在其中一栋房子中，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住在另一栋。1926年，当莱文沃斯堡矗立将近百年之时，艾森豪威尔和家人住在附近的奥提斯堂（Otis Hall）。正是在莱文沃斯堡，小艾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学会了玩高尔夫球。1917年到1918年的冬天，在另一栋砖石建筑中，一位年轻的长官菲茨杰拉德写下了他第一本小说《人间天堂》的第一稿。这里的墓园由林肯总统下令建造，是最早的12个全国军事墓地之一。地下埋葬着19000名士兵，他们服役时间从1812年战争到沙漠风暴行动，其中包括印第安军人向导尚格·杭格（Shango Hango）、小大角战役中的四位长官，以及萨穆特堡的一位伤亡者。还有1500个墓穴没留下任何标记。莱文沃斯堡的最闪光之处还在于布法罗士兵纪念像。这个16英尺（约4.88米）高的铜质雕像上，一个黑皮肤的骑兵骑在用后腿站立的马上，停在两个倒影池之前。所谓的“布法罗士兵”是两个非裔美国人军团，第9和第10骑兵军。从美国内战末期一直到西部前线战争结束，他们护送牛车和马车队、安装电报线，同时打击印第安和墨西哥革命者。这个纪念像于1992年揭幕，是1981—1982年科林·鲍威尔在这里担任副司令官时提出的想法。充满气势的铜马和骑兵就像是从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的画中一跃而出：人与马形塑传神，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在军事基地建筑的内部，传统所要求的剧场风格进一步深化。走廊两侧的图像中，既有独立战争中纳瑟内尔·格林将军的画像，又有麦克阿瑟1944年登上菲律宾海岸的巨幅照片。有很多天，军官们容我参观涂过漆、铺着长毛绒红毯的会议室。我在那儿聆听穿着黑靴和迷彩服的长官们讨论未来在巴尔干地区、中美洲和非洲的战争场景。这迷彩服展示出莱文沃斯和其他军事学院的区别，它要求军人穿绿军装、夹克并系领带：莱文沃斯仍然是一个边境驻地，它刻意营造出一种对美国的怀旧视角，仿佛是要把不确定的未来与可靠的过去连接起来。莱文沃斯堡象征着边境。作为西部最重要的堡垒，第一批白人移民由此进入印第安领地。它所开启的历程，后来被称作“昭昭天命”。它是前去探索犹他大盐湖和俄勒冈的哥伦比亚河的主要基地。莱文沃斯堡往西8英里（约13公里），刚被开拓的俄勒冈和圣塔菲径（Santa Fe Trail）分道扬镳。在这里，来自伊利诺伊的年轻男人“西域枪神”詹姆斯·西科克（James Hickok），在看不到尽头的马车队中第一次体验了大西部。莱文沃斯堡也是修建横跨美洲的铁路的营地。从这里，军队动身向墨西哥战争“开进”，卡斯特的第7骑兵军则长途跋涉地前往小巨角河。1881年，威廉·特库赛·谢尔曼将军在莱文沃斯堡建立了一个参谋学院，当边境在1890年关闭后，莱文沃斯开始作为基地训练官员到海外出战——这在1898年实现了，美军把旗帜插上了古巴和菲律宾领土。这儿一直是司令官们为“打好下一场战争”做准备的地方。仅举数例，“醋乔”史迪威、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和鲍威尔，就是一些深受莱文沃斯影响的将军。几乎每个美军要员都至少在莱文沃斯堡度过了数月时光。超过90%的美军上尉在这里上过九周的课程。超过50%的少校们要在这里待上一年，才能有资格被提拔为中校。对于那些最终成为将军的少校们，这个比例就更高了。莱文沃斯堡是军事战争准则成文的地方。在1990年，正是莱文沃斯高级军事学校为沙漠风暴行动制定了战略大纲。当美国参与海外战事时，莱文沃斯的电话和电脑总会超时工作。莱文沃斯的战事指挥训练项目设有战争模拟游戏——比如在“草原斗士”这个年度演习中，电脑把莱文沃斯和世界各地的美军设施连接在一个“虚拟”的战争状态中，并包含独立的指挥中心、战地观察员以及其他东西。在我参访的时候，草原斗士正上演一个“虚拟欧洲”的情景：在今天的柏林附近，“北中部”区域一个失控的单民族国家正危及欧洲。这个国家既被其邻国所威胁，同时又因内部动荡和人口密集城区的游击队暴动而四分五裂。因为这个场景被设置于15年之后，战争游戏中的武器包括可以区分卡车、坦克和人，并且能认出敌人的“智能地雷”。当其他军事机构更“战略性”，也即更抽象地看待未来时，莱文沃斯却因为关注对上尉和少校这些“中层”人员的训练，而成为发挥最关键作用的地方。克里斯·德文思（Chris Devens）少校这样解释。另一个我顺便观察到的演习牵涉到密西西比山谷断层带发生大地震之后，孟菲斯和圣路易斯的一场人道救援危机。在1811年和1812年，这里确实发生过一系列大地震。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地震，但孟菲斯和圣路易斯的建筑，通常并未以能抵抗大型地震的方式建造。这个演习对军队与非政府组织或私人赈灾机构（NGO）合作的能力进行了测试，就像他们在第三世界必须做的那样。演习假设在地震之后会出现民众骚乱。“美国罕有宣布戒严令的情况，”马尔文·钱德勒（Marvin Chandler）中尉说，“这是我们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在参访莱文沃斯的过程中，我多次听到关于《地方民团法案》（Posse Comitatus Act）的讨论——这个法案做了如下规定：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一旦国民警卫队应军队要求而受控于联邦政府，就不得再担当地方警力。这暗示着在将来的某一天，美国内部的动荡可能会要求撤销这个法案。“未来是令人讨厌的。”钱德勒中尉一边说着，一边给我展示一头奶牛的漫画，它代表笨拙而缓慢地移动的军队，正试图越过一系列代表着国内国外自然灾害、政治失败、暴乱和核武器勒索的泥浆坑。现在，技术已经抹去了距离，莱文沃斯站立在一个新的、全球性的边境线上。它的电脑每天都吐出建议，送达海地、卢旺达、巴尔干和其他任何美军所在地的战地司令官们。“太子港（Port-au-Prince）帐篷里的人可以连入这里的图书馆，了解其他人在索马里获得的经验。”德文思少校解释道。军官们每周都会从莱文沃斯堡飞往世界各地的热点地区。通过对未来冲突进行计划，莱文沃斯堡重新定义了这个国家之边界的真正所在，并由此促成其转型。举例来说，一个正看着洪都拉斯军事演习地图的上尉告诉我：“我们对洪都拉斯的了解，要超过印第安战争时期对西堪萨斯州的了解。关于洪都拉斯的情报更为密集。比起当时的堪萨斯，洪都拉斯的时间距离更近，仅需几个小时的飞机，而不是马背上的数天。通信也更好。”第三世界已经变得像是老西部。对于军队，洲际大陆边境——导致莱文沃斯堡和这个国家之建成的那种边境——已经变得模糊。我想知道，随着如此近的洪都拉斯变得更近，北美洲会成为怎样一种大陆？这远眺密苏里的国家军事堡垒所要保卫的国家，是否也会随着距离的消融而消融掉？环绕莱文沃斯堡的草原将我的思维聚焦在了美国的洲际孤立性，以及它所受惠的地理条件上。但与此同时，于军事堡垒内部所遇到的张力却让我想要探知，在一个大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的时代，传统的美利坚民族国家的未来地位会是怎样的。杰里·莫罗克（Jerry Morelock）上校的墙上杂乱地堆满了美国军事的象征图像：顽强的U.S.格兰特（U.S. Grant）——[1]全面性非英雄性战争之父斜靠在锡蒂波因特（City Point）的一棵树上，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战役之后的罗伯特·E.李，如此等等。至于电脑屏保，莫罗克用了艾森豪威尔、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奥马尔·布莱德雷（Omar Bradley）以及其他将军们于1945年5月“二战”胜利日在德国的一张合影。戴着金丝边眼镜、银发已经开始脱落的莫罗克和家人住在“老巢”里，它建于1832年，是堪萨斯最老的房子。1900年早期，麦克阿瑟在岗的时候，曾住在这里。莫罗克书架上典型的书有《常规边境：美军和印第安战争（1866—1891）》（Frontier Regulars：The United States Army and the Indian Wars 1866-1891）。他告诉我，每天凌晨五点，他都会向国旗敬礼。“‘二战’胜利日的50年之后，美国拥有了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军队。但是自1991年起，它已经开始受到侵蚀。而且那不是什么新鲜事。”接着，莫罗克给我解释了在每一次冲突之后，包括独立战争（那之后，2万人的大陆军被解散，由一个700人的“团”所替代），军队削减是怎样在记忆的消退之后接踵而至的。不仅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这样，在1812年美英战争、墨西哥战争和西班牙—美国战争后也都是这样。“每一次战争之后，每个人都宣布战争终结了。虽然我们现在谈论众多规模小一些的战争，但什么能防止一场大战呢？历史记录显示，新的大威胁是肯定会出现的。”这里的军官们的任务令人生怖：想象一下在美国击败西班牙、胜利情绪高涨的1898年之后身处莱文沃斯，再试试在“极权主义”和“法西斯”这些词语还没有被制造出来的时候预测希特勒的崛起。下一个世纪的恐怖，甚至可能都还没有名字呢。在我们的绝大部分历史中，所拥有的都是一个较弱的中央政府和一个小规模的志愿军队。军事征兵被限制为战时事件，这是与过去大部分帝国——特别是罗马帝国——的行为的彻[2]底诀别。事实上，美国直到20世纪之前都没有足够的现役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直到1973年的持久征兵，标志出一个政府力量薄弱、吵闹且易怒的社会现实。现在，两个大洋可能再也无法将我们与其他地方的分裂力量隔离开来。随着民族国家开始慢慢地、不可阻挡地融入一口跨国的炖锅中，像莫罗克这样的军官有着受威胁的感受。他们认为，军队必须要尽其所能，以帮助美利坚保持一种由血土铸就的洲陆性身份的外观。莫罗克不确定这是否能成功。就如在1890年印第安战争的末尾，军队发现已经没有更多剩下的领土可以去征服，”莫罗克说，“100年前对此的回应是帝国主义。”他意指菲律宾远征：不管有多么误入歧途，这次远征得以让军队做好准备，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帮助欧洲。（1935年，美国处于孤立主义状态，艾森豪威尔通过重组菲律宾军队磨炼了自己的分析技巧，即便他们随后还是被日军打败了。）“现在，我们是这个世界的911部队。公众们呼喊‘阻止那些景象’——电视上那些孩子们挨饿的图像。但是那并非一定是国家利益所在。”那些偏离只是暂时性的军队存在之理由，直到真正的威胁出现。但这真正的威胁可能会是如此非常规——比如，在本土水源或大众交通系统内投放化学或者生物炸弹，以至于“传统”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军队，以及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给这个国家展现过的东西，都可能会显得有些古怪了。在莱文沃斯，我还看到了技术的加速进步是怎样让军队和平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愈加不和，以及它是怎样第一次创造出了一种专业人士阶层精英，这会给我们国家的未来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志愿军与美国历史上的所有其他志愿军都不相同。士兵正变得像是医生和律师：一个我们希望能减少对他们的需求，可是却愈加依赖的职业群体。而且，正像医疗改革需要医学界的赞同——因为医生们知道我们其他人不能充分理解的东西，随着战争、维和、灾荒救济之类的事务变得太过专业和复杂，以至于平民难以掌控，外交政策在过去数十年间也越来越多地被军队所影响。在莱文沃斯堡我所意识到的最令人不安的与过去的破裂，在于技术战争正变得有多么抽象。尽管这个趋势已多年如此，它的延续正在带来有力的冲击。我在莱文沃斯反复听到的一个说法是“同样的损耗意味着巨大的改变”。北卡罗来纳州非裔美国人托马斯·斯威特上校（Colonel Thomas Suitt）给坦克司令们上一门叫作“命令准备”的电脑课程，他给我展示了信息时代战争对领导者会有怎样的要求：从中尉到总统，他们可以从一波波各种信息中理出头绪，不断迅速地做出风险性的决定。斯威特的课程为陆军中校们模拟出坦克战场，他们将带领300—400辆车和5000人的军队，在一个“战斗时限”内对抗力量相当的兵力，所有事情都需要在15—30分钟内做出决定。“这些交战中的每一次都比滑铁卢战役规模更大、速度更快，”斯威特解释说，“指挥一个坦克旅不是大脑手术，它更加艰巨。”在坦克指挥官们只能通过自己的坦克看到狭窄的景象时，他们的决定尽管常常有问题甚至致命，却更容易做出，因为需要处理的信息较少。而现在，一个M1A2型坦克中的指挥官可以绘制出越过地平线的地形图，并且知道他的数百部车辆中每一部的剩余燃料和弹药量、支援直升机的速度和时间控制、每个“死区”（位于友好的车辆之间、每一个坦克司机都看不到的区域）的位置、风和气温模式——它们会影响爆炸炮弹烟雾对能见度的遮挡方式，以及更多。当斯威特给我浏览屏幕上的战役，随着战斗的进行展示出所有车辆和地形，并且问我在每一个阶段会做什么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似乎在以每30秒走一步的速度玩多维象棋。罗马帝国维持了超过一千年的时间，但是在那整个时期，技术相对来说是保持不变的。技术的加速发展不仅不利于美国的凝结，它还加入了大量的不可预测性，因为要在当下辨清未来，比任何过去的伟大国家都要困难得多。在其他方面，军队专业人士阶层的质量也很明显。伴随着军事专业性的增加，技术术语及缩写的使用也在增长，这创造出了一种内行人的行话。外国领土被称作OCONUS（Outside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在美国大陆之外），人道和维和任务被叫作OOTW（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非战争行动，发音是“ootwa”），军队中的技术革命被称作RMA（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军事革命），城市战争是MOUT（Military Operations in Urban Terrain，城市地形中的军事行动），如此等等。我常常都需要打断对话，询问一下这些术语是什么意思。学术水平也同样值得注意。在莱文沃斯堡，我遇到过从近30岁到40岁出头、熟知古代历史和相关主题的白人和黑人男女。事实上，有时军中的上尉和少校们似乎被他们对过去的知识固化了。在这里提及海地，就会引出一份关于那个国家从1804年脱离法国获得独立开始的详细报告。提到卢旺达和布隆迪，你就会听到从20世纪50年代贯穿70年代的种族暴力。巴尔干地区也是如此。在这些军官们的叙述之下，历史暗示着这些地方是没有希望的，即便他们为此时的军队提供了仅有的工作。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意义有限的较小规模战争，也可能扩大美国军队和社会之间的隔阂。我们和军队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是20世纪晚期的生活，是被一次空前的知识累积所推动的，它促使社会分割成拥有自己的期刊、社交网络和所着迷的事物的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就像是孤独的旅行者，在肤浅的接触中碰撞到了其他的旅行者——其他的小群体。为什么军队该要有所不同呢？莱文沃斯的军官们阅读《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和《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观看《吉姆·莱勒新闻时间》（The News Hour with Jim Lehrer），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像非军方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人那样诠释信息。不论阅读书单有多么高深，在这里阅读的人常常来自蓝领阶层美国的乡村。作为士兵，他们生活在物质贫乏的条件下，特别是与在富裕的华盛顿郊区生活的人相比。有这么多像莱文沃斯这样的军事基地位于中西部或者更南方的区域，这一事实将美国军人同海岸大都市的精英们隔离开来。“与你住在哪里、从哪里来相比，你阅读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前者决定了你将怎样解读信息，”苏珊·P. 科勒特福赛思少校（Major Susan P. Kellett-Forsyth）解释道，她是西点军校最早的女性毕业生之一。当有着历史感的普通公众们回忆与隔离、奴隶制和法西斯相抗的南北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这支从中产和低产阶层召集成员的军队来说，决定性的历史时刻在于同“印第安人”的战争。核心地带军事基地的位置正是印第安战争的一份遗产。不仅是莱文沃斯堡，还有诸如堪萨斯州的赖利堡（Fort Riley）和海斯堡（Fort Hays）、俄克拉何马州的锡尔堡（Fort Sill）的其他基地，最初都是边境驻岗。珀西瓦尔·G. 洛（Percival G. Lowe）的《一位骑兵的五年》（Five Years a Dragoon）是这里很受欢迎的一本书，它是一部对墨西哥战争和南北战争之间的大平原印第安行动以及“蓝天下露营地”的回忆录。（洛被葬在莱文沃斯堡的军事墓地。）“堪萨斯中部赖利堡之外的印第安平原在我们所有打过的战争中都被重现过：‘二战’、沙漠暴风行动、索马里，”莫洛克解释道，“在我们心中，我们仍然是骑兵。但那会结束。我们还没有到达全面技术战争的阶段，但是我们终究会的。所有来自人口统计学和其他方面的迹象都显示，战争的未来是城市化的。与和这片土地的浪漫图景相联系的爱国主义，将会难以维持。”尽管在接下来数十年间有发生另一次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这里的人认为近期会出现的，是乏味的小规模、愈加城市化的战争和营救特遣队行动，它们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越来越没什么意义。“在未来，胜利的保质期会变短，”莱文沃斯的乔治·C.马歇尔（George C. Marsall）军事史教授罗杰·斯皮勒（Roger Spiller）说，“军事行动会激增，但是意义会减少。”“二战”以来，我们的历史都是由每数十年一次的大规模战争所推动，而这些小规模派遣将代表着对历史的背离。（如果有任何人相信，大规模战争对于我们的国家意识并非至关重要，那么想一想如果没有它们，我们还能剩下几首爱国歌曲和几个国家假日。的确，如果从现在开始不再有大规模战争，我们可能会感到更开心：但是若没有它们，不论我们会变得怎样，都不会是我们曾是的这个国家。）脑中带着这种阴郁的想法，我听了若干场莱文沃斯的圆桌讨论会。在有一场中，一组少校哀叹征兵的结束。“想要恢复征兵的人是在渴求一段逝去的黄金时光，”罗伯特·艾弗森（Robert Everson）少校说，“征兵已经过时，因为战争的方式在改变。战争已经变得如此技术化，以至于对只服役一两年的人来说，训练的时间太长了。”讨论转向了1995年俄克拉何马市的爆炸。该组的一位海军少校克雷格·塔克（Craig Tucker）说：“我听说俄克拉何马市事件的一瞬间，就知道那是谁干的：[3]红脖佬，爱达荷州南部的那类人。”我听到过类似的评论。认为该事件由中东穆斯林负责的最初假设，反映了东岸和西岸媒体对外交政策的执迷，以及对中心地区社会动荡的无知，而很多蓝领背景的军人对此是敏感的。塔克哈另一位军官指出，“军队必须面对本土问题的那一天可能会到来”，就如1794年乔治·华盛顿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镇压威士忌暴乱时一样。在另一场讨论中，一位前来参访的加拿大军官说：“对加拿大最大的威胁，是美国会自己崩溃。加拿大的问题众所周知，但是美国混乱的程度未被承认。”加拿大人一直讥笑“混乱的”美国，但我注意到，美国军官对加拿大人评论的反驳是微弱的。这些讨论因为其激烈而值得注意。对书籍的引用、精确的警句和拉丁语快速地朝我袭来。“雅典神谕说，波斯人会被‘木墙’所击败，意指雅典海军。那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谜题。”“记住海森堡定律：预测未来的人会因为他所做的决定而改变未来。”这个技术和知识精英阶层薪水很低、生活清苦，接近于僧侣。但是在这儿，我的种族意识减弱了很多：每个人不论皮肤黑白都身穿迷彩服，白人和黑人都说着同样晦涩的语言，载满了技术性和官僚主义术语。我想，这就是我们国家——或者至少我们的学校体系——应该存在的方式。这就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所设想的“伟大的社会”。[4]当这些新的美国队长们守卫着一个奇怪的新世界边境时，他们宣誓要保卫的民族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转变。美国的洲陆地理——被两个大洋所确定的人口分散的辽阔空间——曾经意味着，当欧洲有着太多历史和匮乏的地理条件时，美国[5]有着相对短暂的历史和辽阔的地理。但在这场转变中，这种意味可能会反转。在欧洲启蒙时期的黎明，美国碰巧成为最后一片土地广阔、资源丰富的温带地区。当10亿人居住在16世纪的欧洲时，后来成为美国的这片区域却空空荡荡，只有几百万原住民。在这块有着优质土壤和丰富矿产、异常富饶且未被开发的大陆上，一些最为野心勃勃的欧洲人重塑了他们自己。[6]的确，没有任何大陆曾像北美温带区域这样适合建立国家。直到18世纪末期，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s）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社区提供了西部边界，但从这些山峦中穿过的河谷，比如莫霍克（Mohawk）和俄亥俄地上的那些，又得以让殖民者们渗透到西部去。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外，殖民者们找到了一块没有地理阻碍、拥有富饶农田的平坦地域。在19世纪，财富可以在那里被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能够被磨掉，以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国文化。当前往西部的先驱者们遇到真正令人生畏的障碍物——落基山脉东边和西边的美洲大沙漠，横穿大陆的铁路即将建成了。据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所说，在19、20世纪之交，西部边境——特别是其自由土地——是美国民主的担保者，因为每一次向西的殖民都导致了与一片新天地的相遇，随着持续的经济机会引来新移民，定居者们得以再次创造出当地政府。而且由于政府土地是特别实际的任务，与欧洲相比，意识形态对于这新出现的美国生活影响甚微。19世纪90年代，西部边境最后一大片境内土地随着俄克拉何马和达科他的确立而被征服完毕，特纳在1893年的一次讨论会上说，再没有剩下什么东西能够保证美[7]国的活力了。特纳关于衰退的警告并不成熟。很多边境土地仍然保持廉价，开发程度也很低，即便在官方名义上已经有人“定居”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洋距离足以令人生畏，这保证了在工业扩张和规模化经济下美利坚对其大型境内市场的实质上的垄断。大洋还保护美国免受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这给予了我们相对于欧洲和亚洲的优势，得以出现“美国的世纪”。我们自然资源丰富的受保护的大陆，是工业时代的理想环境，而这个时代的消退只在最近才刚刚开始。从南北战争末尾到1973年，大部分都与外国竞争隔绝的美国经济每年以3.4%的平均速率增长，这是剔除了通胀因素的数据。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实际工资接近翻倍，这让美国梦在这些年成真，[8]而乐观主义是公认的美国宗教。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失去地理环境曾经提供的保护。因为美国在绝大部分程度上都是地理环境的产物，所以21世纪空间距离的缩减对我们的影响，将超过其对我们竞争者的影响——他们的经济发展从来都不是依赖于隔离性。莱文沃斯堡附近的区域让我看到，我们大陆上广阔绵延的土地，可能会成为不利条件。堪萨斯州最古老的莱文沃斯镇和莱文沃斯堡一样，是一种博物馆式的存在。受精英军事学院影响，这个拥有3.6万人口的小镇上，多种族和谐相处程度之高，让这个国家鲜有其他地方能与之比拟。我遇到的一位镇议员告诉我，莱文沃斯在“社会变化曲线上晚了20年”。这里是一个有着低层砖石建筑和人行道的更古老的美国，还有一系列以军方曾与之协商过条约的原住民部落名所命名的街道：夏安（Cheyenne）、波尼（Pawnee）、塞内卡（Seneca）、达科他（Dakota）。尽管30年之前莱文沃斯曾因有100家夫妻经营的小店而引以为荣，但是现在的市中心作为连锁商店和区域性购物中心的受害者，正在败落之中。犯罪也在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小镇目睹了一连串的谋杀案。提到莱文沃斯，人们就会想到监狱。靠近密苏里河边，有着白色多利斯式支柱和大幅美国国旗的银色圆顶联邦监狱，是一幢直接借鉴了华盛顿特区风格的建筑。这很恰当，因为监狱和国会大厦一样，可能会为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未来世代定义我们。“监狱是好生意，”莱文沃斯的一位市议员告诉我，“它们带来工作，提高了计税基准，并且不会导致污染或者堵车。监狱部门不会有失业。它是在增长的产业。”但当我开车到莱文沃斯镇之外时，更深层次的故事浮现了出来。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和其他美国大都市一样，正慢慢分离出经济和种族的飞地，这些飞地相互间的共同点很少，即使其中一些正越来越变得像亚洲和欧洲的区域。一个新的堪萨斯城在老城西边成长起来，它位于欧弗兰公园（Overland Park）和堪萨斯州约翰逊郡附近镇子的周围，是一个正繁荣发展、以白人为主的高收入和高科技区域。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数据，虽然约翰逊郡的人口从1990年到1996年的增长超过了15%，堪萨斯城本身的人口——其属于堪萨斯州区域的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减少了7%，属于密苏里州的人口减少了3%——却并没有增长这么多。冉冉升起的劳伦斯（Lawrence）在约翰逊郡以西40分钟车程，是堪萨斯大学的所在地，约翰逊郡转而又与其形成了一个文化社区。劳伦斯的主要街道以一系列时尚服装店为特色。这个位于曾以牛肉为主食的大草原中的堪萨斯城区域，连同卡布奇诺咖啡、法国糕点和时兴海鲜，还有唾手可得的欧洲设计、亚洲制造的时尚潮品，又成了另一个全球化的聚居地。有一天晚上，我与两位来自莱文沃斯堡的军事历史学家在“Yayas”共餐，这是一个位于欧弗兰公园的“欧式小酒吧”，供应19款单种麦芽威士忌，以及一种“被作为艺术形式接受的……欧陆美食”，它是这片购物区内众多这类餐厅中的一家。的确，它们同时也有着独特的中西部风格：灿烂的笑容、候桌时的免费饮品、超大的分量、新建筑的室内设计和服装搭配上对精妙趣味的缺乏。但是这样的地方性正越来越难以被发觉，想要把它从我在莱文沃斯附近见到过的人和场所中区分出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难。更容易注意到的，是这个新堪萨斯城与我到访过的那些肆意拥抱全球物质主义的亚洲新兴城市之间，不断增加的相似性。如果这种比较现在看上去还有些勉强，那么随着年月和时代滚滚向前，勉强感会越来越弱。美国的地理优势——老城郊外低地价的广阔空地，特别是与欧洲和东亚的相比——让中产阶级得以越来越远离制造混乱的穷人，并因此避开了为那些有效或者无效的社会公共项目缴纳地方税等问题。对于新堪萨斯城区域的市民来说，为了共同利益而把所有市民捆绑在一起的传统社会契约，正逐渐成为他们参与新兴的全球经济的障碍物。从堪萨斯城西部的延伸区域，以及我后来会前往的类似封闭舱一样的城市中，我感受到这片大陆上即将出现的中世纪化。它们让我想起美国诞生之前的时期，那时这片土地分布着相互隔离的清教徒社区、西班牙移民社区和美洲原住民社区。新的全球定居模式通过新式电脑化技术和航空旅行将相似的社区连接在一起，而与此同时，仅仅由地理位置所定义的传统国家在步入衰萎，在这样的趋势下，曾促成这个国家建立的那种个人主义精神，可能会在此后分拆这个国家。19世纪的“印刷资本主义”，连同当地报纸和制造中心，曾形成了我们国家的基础。但是在一个由电脑驱动、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比起几公里之外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同胞，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许与他们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教育程度高的朋友和类似者有着更多共同点。像机场和公路这些公共基础建设将仍然需要被修建和维护，即使仅仅是为了连接约翰逊郡和劳伦斯。但是在未来，这也许会由本土和外国皆有的私人资本来完成，无论“外国”最终可能会意味着什么。随着世界经济光谱的上端形成自由漂浮的聚集体，底端成为没有前途的烂泥浆，“外国”可能将会仅仅代表一种记忆，让人回想起像今天的地图上那样，文化（和国家）仍然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时代。当我从一个草原飞地前往另一个时，我在想传统的爱国主义是否会变成一种衰落的形式，因为对于较为富有并且见多识广的公民们来说，地球日变得比独立日更加重要。（《效忠誓词》也许最终会成为对其自身的讽刺，就像它已经在一些军事团体变成的那样。）也许有一天，莱文沃斯堡的军官们会围坐在木质会议桌边，在纳瑟内尔·格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其他从墙上往下看的古代战士们的注视下，争论什么（以及谁）是他们应该保卫的。杰克逊式民主、南北战争、进步主义和罗斯福新政曾是美国重建自身的时刻。但是随着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与其他社会更加密切关联，未来再重塑民族国家的可能性变得更渺茫，尤其是在老龄化人口对传统制度施加更多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到2025年，美国全国人口将与佛罗里达现在的人口一样老：每5个人中，就有一人超过65岁。到2040年，社会保障的[9]受益者人数将会翻倍。所有美国人中，现在超过半数在40岁以上，而与此同时，墨西哥的人口将近一半不到16岁，而拉丁美洲和亚洲很多地区的人口半数在25岁以下。大规模的移民可能必须要继续，即使不为别的原因，仅仅是提供一支年轻工人大军来支持美国的退休者。因此，一个在21世纪充满生机的美国，可能会成为一个“植根故土的世界主义者们”的美国，它通过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化国家（以及一个以价值观主导的，搜捕战争罪犯、核武器恐怖分子等的国际警队的大本营），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重塑自我。墨西哥以及其他大陆上最好、最聪明的人将前往这[10]里生活和纳税，即便仅仅是在一年中的6到8个月。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相信，一个有着高度移动性公民群体的去中心化、多元化的社会，也许能永远存在下去。每次战争后军事开支的周期性削减，是一个美国如何更新自我的例子：它通过刻意削弱核心力量，以让边缘部位保持活力——这同以专制主义为核心、末梢虚弱的东方和罗马晚期的模式相反。马特·诺瓦克是莱文沃斯堡的林务官。“美国是土壤、地理、生态体系。我实际上就是在教导军人，什么是应该保卫的东西。”他这样告诉我，手上还握着一块黄土（从最后一次冰河纪以来就被草原野草保存下来的肥沃土壤），并且指着一些在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之前就沿着密苏里河边生长的老山核桃树。19世纪新英格兰诗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写过，“大草原”（prairie）——这个单词本身就有所暗示，它那悠长持久的第一个音节有着“环绕的辽阔”——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词语（虽然源自法语），“在英国的语[11]言中并无此名”。更重要的是，对于布莱恩特来说，它是一种意味着“联合”的“辽阔”。我与诺瓦克一同走在长满高茎草、豚草和向日葵的野地里，顺着堡垒附近的大河湾，沿线是悬铃木和棉白杨。这时我想知道，准确来说的话，那个单词的声音对于这个大陆上未来的居民们，将会意味着什么。大草原还会继续意味着“联合”吗？莱文沃斯堡的纪念堂还会挑动某位未来美国旅行者的心绪吗？就像它挑动我这个“二战”老兵之子——对我来说，消退的荷马时代和之后的“冷战”还是鲜活的历史——的心绪一样。或者，那个未来旅行者会不会把纪念堂仅仅看作一个有趣的考古遗址，其文明的激情所留下的遗迹可供研究——就像希腊和罗马的那些一样，但是再也不能被感受？我想知道，约翰·菲利浦·苏萨（John Philip Sousa）的那些爱国进行曲还能打动美国居民多久？对占据、灭绝和接连而过的政治秩序——君主制、法西斯、共产主义——有着切身体验的欧洲人，对历史变化有直觉性的了解。他们知道人类行为的适应能力可以有多么可怕，以及一个社会最被珍视的假设可以如何——残忍地，如果有必要——转变，以适应新的环境。他们知道没有任何社会是永久性的，而且正如D. H. 劳伦斯（D.H.Lawrence）所言：“人靠谎言而活。”然而，因为我们自南北战争以来就再没有过暴力剧变，美国人对历史的突变缺乏意识，并因此更容易以一种乐观主义去想象未来：一个在永久的国家之内，稳定，甚至更加富裕，或许更加公平的未来。历史显示，这样的永久性是最不可能的。美国的种族分隔比其他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要严重，而且阶层的分隔可能也会随着西部移居和军事征兵这类平等化经验的[12]消退，以及私立教育的持续增长而愈加坚固。与此同时，种族和阶层的问题显示出，促发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许会是来自墨西哥的北向移民。他们背负着像埃及和中国一样倔强的旧世界社会文化模式，不仅通过其人民，还通过毒品来影响我们。这些即是我在莱文沃斯堡形成的定见，它们为我的旅行提供了一个目的。我贯穿北美之行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我对未来的思考，这也是一直以来旅行对我的意义所在。我的路线常常缺乏地理上的逻辑。与我穿越非洲、中东和中亚的旅行不同，我并没有随着河流、峰峦或者指南针的方向前行。接下来的游记故事也并非都是根据我旅行的顺序而排列的。它们更像是关于一个理念如何浮出水面的故事。[1] “锡蒂波因特”（City Point）是弗吉尼亚州霍普维尔市的小镇，美国内战期间曾作为联邦军（Union Army）总部。——编者注[2] “冷战”—越战时期的反战示威也并非独一无二。举例来说，墨西哥战争就曾导致激烈的抗议，其和平主义修辞可被错认为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示威者们。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反对越南战争，就如他的曾叔祖父，《大西洋月刊》的首任主编詹姆斯·罗素·洛威尔反对墨西哥战争一样。[3] 红脖佬（redneck），指乡下白人。——译者注[4] 见Thomas E. Ricks, “The Great Society in Camouflage”。[5]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有过这样的评论。[6] 在其关于文化起源的著作中，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马尔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提到：“美国殖民经历是一次异常。美国人占领了一片此前不存在密集人口的大洲。在这片被赋予了如此富饶的土壤、森林和矿产的野地上，即使是青铜器时代的人都能够维持100年的生活水平增长。”[7] 见H. W. Brands, The Reckless Decade：America in the 1890s，对特纳和他的论文的很好的解释见“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8] 见Jeffrey Madrick, The End of Affluence：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Economic Decline。[9] 数据来自Peter G. Peterson, “Will America Grow Up Before It Grows Old?”。[10] “植根故土的世界主义”这个术语是由《异见》（Dissent）的编辑米切尔·科恩（Mitchell Cohen）创造的。这个概念部分受到了朗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的作品的影响。[11] 见布莱恩特的诗歌“The Prairies”。[12] 见Amitai Etzioni，The Community of Communities。第二部分新的荒野第二章莱文沃斯堡到圣路易斯美国的人口地图，正随着美国人从城市以及挣扎着的小镇向郊区迁移而变化，因此，未来的美国将越来越成为一个由广阔的、被空地隔开的郊区地块所组成的网络。1950年的25个最大的城市中，18个城市的人口都已经下降，同时郊区人口增[1]长已经超过了7500万。1970年，住在郊区的人数超过了主[2]要城市。1990年，美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郊区人口超过城市[3]和乡村居民总数的国家，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作为旅行作家的我，想要避免或者淡化这些建筑上单调、缺乏街道生活的新郊区和办公楼园地，它们没什么可供观赏的东西。但是美国的旷野只容纳了我们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其他人都居住在城市—郊区的环境下。若不以这场人口转移为起点，任何关于21世纪之交的美国肖像都会是不准确的。中西部大草原的良好水源供应和平坦地形促进了郊区的发展，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能让我更多地了解传统美国城市转变的地方。所以，我离开莱文沃斯堡，前往圣路易斯。在1827年，就是从那儿，亨利·莱文沃斯上校开始着手在密苏里河上建立以他命名的堡垒。从莱文沃斯堡，我越过了密苏里河，往东不到半英里就进入了密苏里州。现在我可以看到身后的棕色悬崖，它们在堪萨斯州一侧的河岸上，标注着这片勾勒出美国西部线条的高原的边缘。越过河流，进入有森林覆盖的东边，我已然开始了贯穿大陆的旅程。开车从西部往东，在一片寻常的美国风景下跨越密苏里州，我看见了巨大的“中枢旋转式”洒水器，就像那些我后来在更西边的干燥平原州境内处处都会看到的一样。但是很快，我就进入了密苏里州东部青翠起伏的山峦，它们让我想起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仍然是牛牲贸易主要铁路的终点站，其经济在传统上以向西发展为方向，与此同时，圣路易斯则是一个人离开西部平原后会遇到的第一个东部大都市。密苏里州的北部——和艾奥瓦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一起——属于中西部大草原，而密苏里州南边的这一半，特别是欧扎克高原（Ozark Plateau），则是南部开始的地方（我被反复这样告知）。南北战争让密苏里州裂开了大口子。尽管是一个为南部邦联军贡献了3万人的奴隶制之州，是一个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吉姆·克劳法》隔离了学校、影院、餐厅和旅馆的州，密苏里也为联邦军提供了10万人。很多密苏里家庭都有分别为两边效力的兄弟。位于州境中心位置的首府杰斐逊市以外，有一家摆放着廉价桌椅的餐厅，一块“想吃多少吃多少”的自助餐招牌很突出。展示的菜品包括德国炖肉、小排骨、炸鸡、肉汁、土豆泥、卷心生菜、俄罗斯调味料、山核桃派和红色塑料杯里的冰茶。很多女侍应以及食客都体形超重，有一些超重很严重。有些男人吃饭时戴着饲养场的帽子。“这是一个好地方，”一个同伴给另一人说，“你不会看到任何离群的猪在门口撞击。”就像这里的环境和食物一样，这对话也脱离了时代。一天从早到晚，我都会遇到这样庸常的情景。以这些情景——连同少量可以预测的闲聊——来看，似乎那些据我所知已在美国发生的人口变化，仅仅是在对一个广阔的、有韧性的景观稍加调整。在杰斐逊市的市中心，我听到一群快乐的学生在数一辆沿密苏里河开过的太平洋联合货车的车厢数。“1，2，3。”他们喊着，一直数到了“111”。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到达了富尔顿（Fulton），它和杰斐逊市一样，给人以质朴宜人的美国小镇印象。这种小镇在美国经验中的核心性，是《读者文摘》杂志的假设前提——几乎在所有美国小镇上，我都能看到这份杂志。（如果你离开机场，去往乡村的大部分区域，你会以为像《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纽约书评》等精英杂志简直就是不存在的。）在富尔顿，我走过一排排有着大片被修整过的草地的房屋，周围街道上树木枝繁叶茂，打破平静的只有鸟儿和孩子们玩耍的声音。在市中心的一条街上，一个骑车的白人男孩善意地拉着一个滑轮滑的黑人朋友。1946年5月5日，就是在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温斯顿·丘吉尔通过他有名的“铁幕”演讲，正式开启了“冷战”。在学校附近有丘吉尔的雕像，连同八段柏林墙。以这处纪念碑为起点，美国中部延展出去很多英里，它的宁静是对共产主义的终极斥责。从富尔顿开始，我顺着沿密苏里河的94号公路驾驶。在接近这从蒙大拿西南到圣路易斯的2565英里（约4128公里）旅程的尾声时，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合并，形成一段全景式的狂暴地貌。在数天的大雨之后，河水浑黄满涨。当我接近两条大河的交汇处并且向北行驶时，雨下得越来越大。我在94号公路上环绕过圣路易斯，最后到达了两条交汇河流之间一块5英里（约8公里）宽的农田岬角上。突然之间，河水涌上了公路，一个开皮卡的年轻男子喊道：“跟着我开，我会把你带出这里。”跟随着他的皮卡，穿过一小块田地到了一连串尘土飞扬的小路，我安全地回到了密西西比河上一座桥附近的94号路，在这里，我跨进了伊利诺伊州：这是我遭遇的多场洪水中的第一场。在数公里之后，我驶离了高速公路，开上了一条小道，它把我带到了密西西比河东岸与密苏里河交汇的地点。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宣称刘易斯和克拉克的纪念馆将在此处建造，靠近杜布瓦营地（Camp Dubois，即Camp Wood）——在开始他们沿密苏里河往上进入西北太平洋区的旅程之前，这两位探险者曾在这里度过了1803年到1804年的冬天。雨停了一小会儿，但水仍然覆盖着浓密的灌木丛，几乎与道路持平。有个男人在离他的汽车几英寸远的地方钓鱼，那是这里唯一的另一部车。他指着缓慢爬上来的河水说：“你要小心，不要远离你的汽车。如果我们再次遭雨，即便只是一场毛毛雨，你和我都必须要离开这里。”我看到一段木头在几英尺外的地方漂浮。我望见棕色河水和暗灰的天空融接在了一起。“即使在晴天，你也看不到河水是在哪里交汇的，”钓鱼人说，“你看见的全是水，就像大海一样。”这交汇处本身也许就是一个广阔、多雾的湖，但这个北美最壮大的两条河流汇聚的地方绝不会让人失望。如果有人曾告诉我，圣路易斯这个大型现代城市的外围就在南边10英里（约16公里）的地方，我恐怕不会相信他。因为除了河水以及高耸的棉白杨和悬铃木之外，我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我从没有见过任何更壮观的事物，完整的树木、枝干和漂浮的小岛形成的一片混沌。”耶稣会神父雅克·马凯特（Jacques Marquette）这样写道。那是在1673年6月，他和路易斯·乔利埃特在沿密西西比河向下的航行中，来到了这两条河的汇聚处。马凯特把流入密西西比河的河流叫作“佩吉塔努伊”（Pekitanoui），这是阿尔冈昆语（Algonquian）中“多泥的河流”的意思。阿尔冈昆人住在密西西比东边，他们所称的“划独木舟者”在这条河流上往来，对于法国移民者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哦密苏里斯”（Ou-missouris），所以这条河有了它最终的名字。从伊利诺伊州的这个地方来看，美国似乎仍然是一片未被驯服的荒野，特别是考虑到这铅灰的天色和洪水、龙卷风，以及定期洗劫密西西比山谷下游的飓风。很多密西西比和密苏里盆地的居民都见到过自己的房屋被洪流淹没，见到过自己毕生的财产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被冲毁。地理和气候仍然大权在握，天气在这里绝不是琐屑的话题。道路被超量铺设，阻碍了排水，大自然从这类过度开发的事例中索取代价。美国人喜欢认为自己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事实是，他们对自然限制的蔑视常常是灾难性的：不论是对于大平原上的农场主——他们的过度耕作帮助了沙尘暴（Dust Bowl）的加速形成，或是加利福尼亚或者太平洋西北岸的屋主——他们修建在不稳固山坡上的房屋被洪水冲走，或是密西西比山谷的居民——他们住得太靠近河流，而且这条河还因为水坝和水泥溢洪道而变得更加不稳定。在后面的旅程中，我将会面对这些环境议题；而现在，圣路易斯在召唤。[1] 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Kenneth T. Jackson, “America's Rush to Suburbia”。他还在另一篇《纽约时报》1997年12月28日的文章（“100 Years of Being Really Big”）中提到，自从1950年以来，“芝加哥当地的人口已经减少了25%，巴尔的摩人口减少了28%，费城29%，华盛顿特区32%，克里夫兰43%”，等等。[2] 见William F. Gayk, “The Taxpayers' Revolt”，见Postsuburban California。[3] 见Jackson, “America's Rush to Suburbia”。第三章寻常的美国城市“圣路易斯”这个词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关于失去之荣耀的怀旧画面。让圣路易斯伟大的，是北美水道系统——它是西班牙、法国、英国和美国在这内陆上的野心之枢轴。从圣路易斯往北，密西西比河可以通航800英里（约1287公里），与其他河流相连，直至大湖区和加拿大。向南，它奔流1345英里（约2165公里），抵达墨西哥湾。与此同时，密苏里河越过圣路易斯，可通航2000英里（约3219公里）至达科他州西部；而在圣路易斯以南200英里（约322公里），伟大的俄亥俄河——它从匹兹堡开始可通航——在伊利诺伊的开罗全部倾泻进入了密西西比河。因此，圣路易斯成为圣塔菲贸易通道起点处的商业转口港，马车队从这里把制造业产品运到位于墨西哥的西班牙贸易站，以换回原材料。1867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长文预测，“圣路易斯集市”（fair St Louis）注定会成为“美国未来的首府”和“一个比罗马更伟大、更帝国性的城市”。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