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文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试读：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总序
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国家，也是向太平洋开放的海洋大国。长期以来，中国以灿烂的内陆农耕文化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百年来，由于崛起于海洋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强烈影响，来自黑格尔的“中国没有海洋文明”“中国与海不发生关系”的论调在学术界应者甚众。这种来自西方权威的论断加上历史上农耕文化的强大，聚焦“中原”而忽略“沿海”已是中国学术界的常态。在教育体系与学科建设领域，更是形成了一个“中”“外”壁垒森严、“中国”在世界之外的封闭体系。十八大提出了包括建设海洋强国在内的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宏伟目标。2013年以来，习总书记提出以建设“一带一路”作为实现该宏伟目标的现阶段任务的重要战略构想。国家战略的转移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知识体系与新的话语体系，对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而言，建设富有中国气质的、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新知识体系、新话语体系、新理论更是刻不容缓。
从地球的角度看，海洋占据了其表面的约70.8%，而陆地面积占比不到30%，陆域成了被海洋分割、包围的岛屿。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突破海洋对陆域的分割、探索海洋那一边的世界、把生产生活活动延伸至海洋，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而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主要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远古至公元8世纪，滨海族群主要在近海区域活动。受生产力，特别是造船能力的影响，滨海人民只能进行小范围的梯度航行，进行近海的捕捞活动。除了无潮汐与季风的地中海之外，其他滨海区域的人民尚无法进行远程的跨文化交换与贸易。目前的知识体系还不足以让我们准确了解该阶段的发展状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各学科的发现与研究中大致确定海洋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它们是环中国海区域、环印度洋区域、环北冰洋区域，当然也包括环地中海区域。在这一阶段，滨海区域开始出现与其地理环境相应的航海工具与技术，这是各地滨海族群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航海储备力量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8世纪至15世纪，滨海族群逐渐拓展自己的海洋活动空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他们由近海走向远洋，串联起数个“海”而进入“洋”。海上交通由断断续续的“点”链接成为区域性、规模化的“路”。环中国海的“点”逐渐向西扩展，与印度洋进行连接；印度洋西部阿拉伯海区域的“点”向地中海及其周边水域渗透。由此，海上丝绸之路“水陆兼程”地与地中海地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跨越中国海、南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贸易与交通的海洋通道。从中国的历史看，该阶段的起点就是唐代中叶，其中，市舶司的设立是中国政府开始对海洋贸易实施管理的代表性事件。这一阶段，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共同主导亚洲海洋的时代，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南洋的各种物产是主要的贸易产品。
第三阶段是15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西方的海洋族群在太平洋上实现了汇合。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由欧亚板块边缘海域向全球绝大部分海域拓展的时代。在这一阶段，欧洲的海洋族群积极开拓新航线，葡萄牙人沿非洲大陆南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西班牙人向西跨越大西洋，踏上美洲大陆。葡萄牙人过印度洋，据马六甲城，进入季风地带，融入亚洲海洋的核心区域；西班牙人以美洲的黄金白银为后发优势，从太平洋东岸跨海而来，占据东亚海域重要的交通与贸易“点”——吕宋。“大航海”初期，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商是第一波赶赴亚洲海洋最为繁忙的贸易圈的欧洲人，紧接着是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环中国海以及东南亚海域成为海洋贸易与交通最重要的地区。但遗憾的是，中国海洋族群的海洋活动正受到内在制度的限制。
第四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至当代，欧洲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类不再只能依靠自然的力量航海；人类依靠木质帆船和自然力航海的海洋活动也即将走到尽头；中国的海洋族群逐渐走向没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关系统被英国等控制，世界上以东方物产为主要贸易物品的历史终结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区域沦为欧洲工业品的消费市场。
由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球属性。在逾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航线与滨海区域港口城市在变化；交换的物产在变化；人民及政府对海洋贸易的态度在变化……但是，由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物产交换与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从未改变。因此，对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族群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是不同的。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研究，特别是梳理前工业时代东方文明的影响力，是一种回击欧洲文明优越论的文化策略。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农耕时代中国物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交流，从其相关历史文化中可汲取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在多年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依托中国著名的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设计了本丛书。本丛书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质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丛书第一批于2015年获批为“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丛书第一批共十三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以三本专著从人类新文化、新知识的角度，对海洋金融网、海底沉船进行研究，全景式地展现了人类的海洋文化发展。《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从全球的角度理解人类从陆域进入海域之后的文明变化。《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以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侨批档案为中心，对中国海洋族群在海洋移民、贸易中形成的国际金融网络进行分析。如果说侨批是由跨海成功的海洋族群编织起来的“货币”与“情感”的网络的话，那么，人类在海洋上“未完成”的航行也同样留下了证物，《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整理出一条“水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早在欧洲人还被大西洋阻隔的时代，亚洲的海洋族群就编织起亚洲的“海洋网络”。由中国滨海区域向东海、南海延伸的海洋通道逐步形成。从中国沿海出发，有到琉球、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新加坡、环苏门答腊岛区域、新西兰等的航线。中国南海由此有了“亚洲地中海”之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而我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一直是这些海洋交通网络中贸易的主体。本丛书有五本专著从不同的方面讨论了“亚洲地中海”这一世界海洋贸易核心区的不同专题。《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以明清近六百年的“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研究对象，“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在向琉球人传播中国文化与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在逐渐地琉球化，最终完全融入琉球社会，从而实现了与琉球社会的互动与融合。《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和《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三本著作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来讨论印度洋、太平洋交汇海域的移民、文化与贸易。《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中英文对照）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更加丰厚的内涵，100余幅来自新西兰的新老照片，让我们在不同历史的瞬间串连起新西兰华侨华人长达175年的历史。
第三，以三部专著从海洋的角度“审视”中国。《海上看中国》以12个专题展现以海洋为视角的“陌生”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民间亚文化一直是必不可少的资源。就中国的海洋文化知识体系建设来说，这三种资源有着不同的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就有重中原、轻边疆的特点，只在唐代中叶之后，才对东南沿海区域有了关注。然而，在此期间形成了海洋个性的东南沿海人民，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陷入茫然、挣扎以至于反抗之中；同时，欧洲人将海洋贸易推进到中国沿海区域，无疑强化了东南沿海区域的海洋个性。明清交替之际，清廷的海禁政策更为严苛；清末，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民汇流于17世纪以来的全球移民浪潮之中。由此可见，对明清保守的海洋政策的反思以及批判是我们继承传统的现实需求。而《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与《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就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审视传统中华主流文化中保守的海洋政策与民间海商阶层对此的应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家海洋政策的失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此外，在对中西海商（海盗）进行对比的同时，为中国海商翻案，指出对待海商（海盗）的态度或许是中国走向衰落而西方超越的原因。
第四，主要是战略与对策研究。我们知道，今天的国际法源于欧洲人对海洋的经略，那么，这种国际法就有了学理上的缺陷：其仅仅是解决欧洲人纷争的法规，只是欧洲区域的经验，并不具备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资质。东方国家有权力在21世纪努力建设国际法新命题，而中国主权货币的区域化同理。《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与《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就对此展开了研究。
从全球的视野看，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在突破海洋的限制后，以海洋为通道进行物产的交流、思想的碰撞、文化的融合进而产生新的文明的重要平台。我们相信，围绕海上丝绸之路，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都有言说的兴趣。而对中国而言，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农耕时代中国物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交流，源于汉唐乃至先秦时期，繁荣于唐宋元时期，衰落于明清时期，并终结于1840年。今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寻找话语权的努力，在相同的文化语境之中，不同的学科与专业都有融入海洋话语时代的责任。欢迎不同领域与学科的专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讨论、加入我们的航船：齐心协力、各抒其才。海洋足够辽阔，容得下多元的话语。苏文菁2016年12月
内容提要
地球表面物种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与其互动而产生不同的文明。与陆域文明相比，我们的知识体系显然对海洋文明太陌生了；就海洋知识而言，人文海洋正是我们要努力建设的一个领域。
当人类从陆地跨向海洋、在海域上进行大规模活动之时，一种不同于陆域生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交往、人与自我的交往就此展开。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忽视海洋文明研究的情况下，海洋常识的普及以及对其的理解无疑是现阶段海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鉴于中国历史上海洋文明的“失语”，本书从海洋文明的基本概念、海洋族群的基本属性入手，从中华民族生存的空间环境入手，梳理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与其他地区海洋族群的关系，并且在数千年的长时段历史发展中观察这一族群的变化：他们在国家号召“下海”的时候形成自己的族群个性；在主流文化阻止出海的时刻，依然以海洋个性“冒险”出海。他们是中华民族中最具海洋个性的群体。
本书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三个层面，对伴随人类大规模进行海洋贸易、移民等活动而产生的文明形态与内容进行了梳理，并对中西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对比，从中得出中国海洋文化的特征：无论是古代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贡献，还是当代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国的海洋文化是和平的、发展的、与人类共荣的文化；这也是当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应有的文化姿态。第一章概论
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海洋把陆地分割成了一个个“大洲”，包括亚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南极洲等。陆地被海洋分割，海洋自身却连成了一个整体，占据这个星球约70.8%的表面。人类为了认知海洋，以“四大洋”之名连成一个整体的海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在大洋跟大陆之间比较浅的水域，我们就把它称作“海”；目前，全球共有54个海。其中，中国有4个海，分别是南海、东海、黄海和渤海。“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几等同于“人类文明史”“海洋文明史”，以及两者的结合。从时间的长度上看，这就是一个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一直处在进行时的课题；而在空间的广度上，包含了人类的心理空间、人类的活动空间以及特定的与海洋相关的生产空间。我们认为“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在时间上是历时性地梳理人类与海洋互动而产生的新的文明，而在研究所涉及的空间上，则是一个复杂的对象，其既包含了地球物理空间上的四大洋，大洋与大陆边缘的54个“海”以及滨海区域，同时，还包括了人类对该区域的认知、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器物、文化、制度等我们称为“文明”的一切。就物理空间而言，“海洋”应该也是个互相关联着的存在，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将其分成三个互相联系着的空间。第一，乃四大洋、54个“海”以及这个空间上的岛屿、滨海区域。第二，由于江河与海洋的独特关系，陆地上的“流域”也是本书所研究的区域空间；特别是其入海口，往往就是人类孕育、产生新文明的现场。第三，如果说江河是自然界留给大地的“通道”，由江河、入海口向内陆延伸、渗透的道路及连接起海洋与陆地之间的生产地，自然成为本书研究的空间。对于如此“划定”的历史长度、心理空间与地理空间的考察研究几乎不是一个个人终其一生能够完成的工作。但是，我们必须做，一者是时代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从以陆地经济为主的社会转向以工业制造-海洋贸易为主的社会，中国的经济结构已从传统内向型农耕经济结构转变成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这种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型，必然导致政治、军事、外交、教育、法律、伦理、风尚、价值观等社会全方位的转型。社会的变化“直逼”我们从过往的知识惯性中解脱出来，知识体系的更新应该是社会转型的基础。二者乃自己的知识兴趣所然。
海洋对于人类、对于这个星球都是如此的重要，我们需要有多种认识海洋的视野。我们可以从“Ocean”的角度，也就是对作为物理属性的海洋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我们可以从海洋生物的层面、从生命科学的层面、从地球物理的层面等来认识它；同时，更应该从人文的层面也就是“Marine”的层面，从人与海洋之间互动而产生的精神文明的层面来认识海洋。本书关注的就是这样的人类活动过程。人类一旦将自己生活的空间从陆地转移到海洋，与海洋产生互动而产生的新的思想、文化、审美、制度、工具等，必然有别于人类与陆地互动而创造出来的文明。第一节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我们今天从三个层面理解人类与海洋的关系。首先，海洋赋予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生命，供给人类渔盐之利、提供舟楫之平台；今天，人类在即将耗尽陆地资源之时，将目光投向了海洋，以为海洋能够提供人类永生的资源。这是人类贪婪的本性对海洋的“占有”关系。其次，人类的“心”有多大，海洋就有多大。海洋作为人类认知的客体，始终是随着人类的认知而产生不同的面相的。再次，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重新认识海洋有着重要的意义。一 自然海洋对人类的意义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约70.8%为海洋所覆盖，陆地所占的面积不到30%。从太空来看，与其说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是“地球”，还不如说它是个“水球”更为恰当。
生命的起源不仅是哲学与神学思考的问题，更是科学家们执着研究的课题。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普遍认为生命起源于海洋。45亿年前地球形成之后，海洋在41亿年至38亿年前孕育了最早的生命——原核生物。原始藻类的光合作用产生了氧气和二氧化碳，为生命的进一步进化准备了条件。海洋潮汐现象使得原先栖息在海洋中的生物被带往陆地，在陆地上生存下来的生命经受住严酷的考验，逐步得到发展。直到约20万年前，现代人类才出现。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生命与海洋之间的诸多关联得到越来越多证据的支持。2012年6月，《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定位了人类生活在3亿年前的海洋中的直系祖先——一种名为棘鱼属的原始鱼类。这是目前人类进化历史中最早的成员。
海洋不仅是生命的摇篮，而且对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形成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海洋对全球气候的维持及气温的变化有着巨大的调节缓冲作用。由于海水的比热大于空气和陆地，所以海水的温度升降比空气要慢。沿海地区的气候受海洋影响，冬天不会很冷，夏天也不会太热。海洋对全球的水汽平衡也有很大影响。海水吸收热量蒸发为水蒸气，水蒸气在空中聚集，温度降低时冷凝成水，以雨、雪或霜等形式降落到陆地上或回到海洋中。可以说，海洋是风雨的故乡，江河的故乡。
海洋含有人类能够利用的丰富的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海洋能源。
在浅海平原，有大量的海底石油、天然气和煤层；在大洋底部，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物。随着21世纪各种类型矿物原料消耗的快速增长，海洋底部的矿产资源势必成为未来人类的重要原料来源。据推测，钴的海底推测资源数量是陆地推测数量的55.2倍，镍和钼也远远超出其陆地推测数量，可见海底矿产开发之前景。
据生物学家统计，海洋中约有20万种生物，其中许多海洋生物具有开发利用价值。世界海洋渔业资源的总可捕量约为3亿吨，目前实际捕捞量约为1亿吨。除了渔业资源，海洋生物的药用价值和其他生物资源也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海洋更为人类提供了真正意义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洋能源。不同于海底储存的煤、石油、天然气等海底能源资源，海洋能源指的是蕴含在潮汐、波浪、海流、温度差、盐度差之中的动能、势能、热能、物理化学能等能源，是一种永不枯竭、没有污染的可再生能源。
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资源以外，辽阔的海域还是交通的通道、贸易的商路、国家防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洋事业与人类的文明发展息息相关。二 人文海洋对人类的意义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不仅指海上，而且包括相邻的陆地，现代又纳入其上的天空，形成一个立体空间的概念。人文意义的海洋，即人类以自然海洋为基点而产生的行为模式、生产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在此，海洋这一客观对象必然通过人类对其感知的程度而发生作用；在此过程中，并不以是否“滨海”或者以当代国际法所确定的海洋国土面积的多寡而定。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相同区域的人民与国家在不同的年代对海洋的“感知”也是变化而非恒定的。
作为客体的海洋，与地球的生命一样古老又年轻，而人类对于海洋的认知却是晚近的事业。最初，海洋与其他的大自然一样，对于人类而言是神秘的、神圣的、破坏的力量，这是神话时代。与农耕、定居同时的应该是滨海人民的“牧海时代”，滨海人民认识到海洋的“渔盐之利”。随着人类制造工具能力的提高，滨海者开始赋予海洋以“舟楫之便”。此后，滨海人民与陆居人民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异，产生出了对海洋截然相反的认知。
当今，人类活动的海洋空间概念，有海洋区域和海洋国家。海洋区域，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的地区。海洋区域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一个定义未成熟的区域分析单元，海洋经济区、海洋文化区、海洋军事区等不同研究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但具有共同点，即一般都不把范围只限定在海上，而是将海中的岛屿、周边的海岸带陆地包括在内。海岸带是海洋与陆地交会的地区，具有海陆双重属性，其陆地经济社会文化系于或关联于海洋的成分，归属于海洋，是海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洋区域的陆地边界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一般在进行综合分析时，会尽量考虑行政区划的因素。如当代美国海洋经济区域的陆地部分，指从海岸或五大湖延伸到陆地的滨海邮政区域及行政区划（县境）。此外，一个国家的海洋区域，并不局限于主权管辖之内的海岸地带、海岛、领海、毗连区、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还外延到其海洋活动所及的外海、海外国家和地区，形成内外互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网络。
与海洋区域相联系的是海洋国家的概念。一般而言，具有海洋区域和向海洋着力的政策与实践的国家，是海洋国家。岛国、群岛国可能是海洋国家，陆海兼具的沿海国家可能既是陆地国家又是海洋国家。是否成为海洋国家，要看这些国家是否以海洋作为其历史生存的空间。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究竟是面向陆地或面向海洋拓展，还是海陆兼顾，是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各国国情不同，需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比如16世纪时，英国人还是个牧羊的民族，“当时这个海岛还被理解为是一块被海洋环绕、与大陆分离的陆地。这种孤岛意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陆地性的”。当英国人转向海洋，摇身一变成了海的女儿之后，“从前作为孤悬海外的大陆的一部分，现在变成了海洋的一部分”。
受海洋影响，沿海地区一般较为适合人类的居住和经济发展。在生产力不高的过去，海洋提供给沿海国家的是丰富的渔业资源、盐业资源与交通的便利，也就是传统所说的“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沿海居民通过与海洋相关的捕捞以及交换以维持生存。在古代，环地中海区域、环阿拉伯海区域以及环中国海区域就是人类活动频繁的空间。进入中古时代以后（在欧洲，“中古”以文艺复兴为标志，东方的形态较为复杂，若以中国为例，中古则是唐宋以来），各国的经济中心都开始向沿岸（海）移动。到了大航海与工业革命时期，则整个世界均处于向海洋靠拢之势。目前，全世界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及70%的人口集中在沿海地带。三 中国海洋利用的传统认识“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一直是对海洋利用的传统认识。我们认为，这是农耕时代对海洋的认知。“贝丘”遗址是人类滨海渔猎活动的代表性遗存之一，指的是考古文化层中包含古代人们食余后弃置有大量贝壳的古代遗址类型，年代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有的则较晚，在我国，北起辽东半岛、南至两广的沿海地区分布极多极广。贝丘中有蚶、牡蛎、蛤蜊等20多种海洋软体动物，足可说明海产品的采集对于原始人饮食生活的重要。就其精神生活层面而言，贝丘人的审美文化同样取材于海。在贝丘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被打磨和穿钻得十分细致讲究的贝饰。当人们由物物交换发展到货币交换的历史时期之后，由于其贵重的价值，贝成了“币”。我国最晚从殷商时代就产生了货币交换制度，贝一直作为“硬通”货币，直到秦代才被废止；至今，仍有部分少数民族使用贝币。在今天的汉语语言体系中，我们依然称贵重值钱、喜欢疼爱的东西为“宝贝”；与“贝”相关的汉字，大都和货币、财富、贸易相关。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已开始海洋捕捞活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除了淡水鱼遗骨外，还发现了鲨鱼、鲸鱼、鲻鱼、裸顶鲷等海洋生物的骨骸，说明当时先民的渔猎活动非常频繁，捕捞范围已扩展到滨海的河口进而到了海上。《管子·禁藏》记载：“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说明春秋时期的齐国渔民已经深入较远的海域，海洋捕捞获利不菲。
中国古代对海洋生物的认识和研究主要散见于医书，如《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一些海洋动植物的形态、产地、食疗性质和利用方法。宋代寇宗奭编辑的《本草衍义》中，收入的药用海洋生物有海狗、海蛤、玳瑁、牡蛎和乌贼等十多种。沿海方志中同样记载了许多当地海洋生物的生态习性，如三国时期吴国人康泰在《扶南传》提到的南海珊瑚洲和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中招潮蟹的生物节律。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地区性的海洋生物专著，主要有明代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和清代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郝懿行的《记海错》、李调元的《然犀志》，分别记录了福建、山东和广东沿海的海洋生物。
对海洋生物生态习性的了解与掌握，促进了中国古代海产养殖业的发展。《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了浙东地区的近海蚶田，说明早在汉代我国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蚶养殖产业。北宋《食蚝诗》有云：“传闻巨浪中，碨磊如六鳌。亦复有沺民，并海施竹牢。掇石种其间，冲激恣风涛。”这些养蚝的“沺民”就是今天珠三角地区的水上人家疍民。
海盐制法的发明者是谁，有宿沙、胶鬲等多种说法。实际上，海水煮盐的方法，应当是沿海地区的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创造出来的。春秋时期齐相管仲首倡管制食盐的“官山海”政策，《管子·海王篇》成为中国论述盐政之祖。
我国最早的海盐制造通过直接煎煮海水而成，要消耗大量的燃料和时间，制盐成本很高。为了降低成本，先民将海水淋在晒干的咸沙土之上，沥出卤水后再行煎煮，大大提升了效率。宋代，出现了将卤水存在池中、在阳光下蒸发结晶成盐的晒卤成盐法。据记载，至迟在南宋前期，福建沿海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产晒盐。到了明代，又进一步发展出直接将海水晒制成卤水，再将卤水晒制成盐的制盐方法，这就是现代盐业生产中的“天日法”。和原有的晒沙土淋滤制卤法相比，海水制卤法利用大面积的滨海滩涂，大幅提高了海盐的产量，是我国制盐史上的重要革新。随着晒盐技术的改良和传播，到了清末，我国主要的海盐产区大都改用晒制之法。
从海洋农业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特征是“以海为田”，以海洋捕捞、水产养殖为基本内涵。也有人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认为海洋文化主要指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台、港、澳地区及海外众多华人区的地方文化。这些理解都带有片面性。实际上，宋代以后，海洋捕捞、水产养殖并非海洋生计的主业。古人所说的“以海为田”，泛指以船为生产工具的各种海洋生计，和“以海为生”“以海为业”同义，包括造船、捕鱼、海水养殖、制盐、航运、海洋贸易、走私及海盗活动等。中国海洋文化不仅具有地域特征，而且也是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四 海洋对今天中国的意义
当代中国的海洋统计中，“沿海地带”指沿海各省份行政区划内有海岸线的县（市、区）。其重点部位，从历史到现实，可以归纳为六个字：“两湾”“两角”“两岸”。“两湾”，指环北部湾和环渤海湾。环北部湾含广西、粤西及今越南沿岸地区和海南岛，环渤海湾含京、津、冀及辽东、山东半岛的沿海地带，前者是南海交通最初的始发地，后者是上古中国北方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海上交通的要冲。南海离岸航线开辟之后，环北部湾因非国际航路所经而边缘化；环渤海湾因邻近中原农业发达区，王朝政治的控制力强，民间海洋活动受到较多的压制，北洋经济到了近代才逐渐获得发展。当代，以北部湾经济开发区、天津滨海新区等为代表，两湾展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两角”，指“珠三角”和“长三角”。“珠三角”指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下游三角洲，自取代徐闻、合浦南海交通中心地位之后，一直是中国海洋发展的龙头；“长三角”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崛起于近代。当代，“珠三角”和港、澳地区进一步经济整合，“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既是中国海洋发展最发达的地区，又是中国经济的重心。“两岸”，指台湾海峡两岸。台湾海峡是沟通南北中国海的通道，泉州港在南宋、元代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外商云集。明代后期开放商民从漳州月港出洋贸易，以闽南人为主的中国海商掌控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并把闽南经济区延伸到台湾岛。清代，台湾成为福建的一府。现在，两岸虽未统一，不能合力走向海洋，但建设中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以福建沿海地带为龙头，将为以后构建海峡经济区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带设置多个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保税区、台商投资区，依赖海洋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通过临海区位优势把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的生产活动带来的资金、人才、技术、商品、思想、理念，向陆域转移，向内陆扩散，带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崛起，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和实践，使这一地处大陆边缘的社会整体转向海洋，成为海洋的组成部分。
在今天的中国，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意义特别重大。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既是一个内陆型的国家，又是一个向太平洋开放的海洋国家。我们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有1.4万多千米的岛屿海岸线，海岸线长度居世界第三位。从地理空间这一层面来看，中国有着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兼具的多样化的文明结构。特别是近30多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过去工商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国家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70%的产能是通过海洋运到世界各地的，同时又有70%左右的原材料和能源是通过海路运到中国来的。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一个过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转变成一个依赖海洋通道的经济体。
有人说，中国从来不是海洋国家，这是对中国历史上国家概念的误读。中国作为主权民族国家的概念，是近代形成的。在古代，沿海地区出现过许多王权国家，如先秦的吴、越、燕、齐国，秦汉的南越、东瓯、闽越，三国的东吴、辽东，五代的闽国、南汉，都是依海立国。这些王权国家与古希腊的滨海城邦一样，有支持、鼓励向海洋发展的政策和实践，都可以算是“海洋国家”。沿海地区被纳入王朝体系后，历代统一王朝控制的沿海疆域有伸有缩，经略海洋有张有弛，民间向海洋发展此起彼伏，但在亚洲海洋世界中始终是重要的一极。作为海洋国家的中国具有历史连续性，与古波斯和古印度一样，以陆地为主体，兼顾海洋，既是一个陆地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因此，将近代西方的海权话语或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观念，套用于古代的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
南宋偏安于东南，中国经济发展向海洋的倾斜开始明朗化。明代形成“北虏南倭”的陆海政治安全忧患，西方海洋势力东来又加剧了海洋方向的压力。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海洋方向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清朝在地缘政治上陷入了陆海两难选择。当代，中国在海洋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比如东海大陆架的走向和法律问题、东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与南海诸岛问题、传统渔场的历史性权利问题、海上运输安全问题等，与沿海地带的发展利益高度重合。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不仅是区域问题，而且是全局问题。中国提出海洋强国战略，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承担海洋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今天的中国已具有海洋国家的明显特征。
今天，海洋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对于中国人民能否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生活中，近几年来关于海洋的各种词语已经不绝于耳，从海疆问题、黄岩岛、钓鱼岛到索马里护航，无不组成了今天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与这些热点问题带来的现实需求相比，中国现有的知识体系、传统的教育和文化传播使得我们对海洋文化知之甚少；可以说，海洋文化在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失语的、边缘的状态。
中国人的知识体系绝大部分构筑于“960多万平方千米”的陆域面积上，而在几代人的心目中，对于海洋国土的国土意识是缺失的。中国的海域面积为473多万平方千米。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规定，每个国家在海岸线之外12海里的范围是自己的领海，和内水共同属于国家领土的范围；除此之外，还有自己的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属于国家管辖区域。据此，中国主张对其中3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享有管辖权。在这片广大的海域上，中华民族早就有了经略海疆的历史，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为了实现中共十八大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必须对自己的知识体系做这样一番拷问——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在海洋上称霸的时间吗？如果有，是哪个族群？在海洋文化上的遗存有哪些？中国海洋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什么特质？16世纪以来，欧洲各国通过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打破了海洋给人类带来的隔绝，使得东西方文明在大洋上相聚，东方以中国为代表、以和平发展为特质的海洋文明与西方掠夺、扩张的海洋文明之间发生了许多冲突与对话；这些也是今天的我们需要特别了解的。第二节人类对海洋的最早认识
中国汉字中以三点水（氵）为偏旁的大都和水有关，“海”字就是其中之一。“海”字由水、人和母组成，这十分形象地说明了人海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古人对海洋的思想和认识；海是众水之母，而根据人由水中进化而来的说法，海也是人类的母亲。
海洋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最早反映在表现先民的神话中。神话的创造与创造神话的人们的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马克思说过，神话，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而所谓海神，是在对海洋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先民产生的对海洋的恐惧和好奇、对自然力的崇拜和征服海洋的愿望的曲折反映；一种文明能够在神话体系里留下海神的位置，足以说明创作这种文明的民族早就把海洋以及海洋的一切都化成自己的血肉，成为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海神的出现，意味着先民的海洋行为已经上升为海洋文明。纵览世界海洋神话传说，可以约略看出古代人民对海洋的理解与认识。一 世界海洋神话传说
环地中海地区流传着大量的海洋神话传说，其中以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洋神系最成系统。海神波塞冬是提坦诸神之后，是诸神之主宙斯和冥神哈得斯的兄弟。这是一位体魄魁伟、鬈发浓须的巨神，生性暴烈乖戾、睚眦必报，经常与他的兄弟相互争斗。波塞冬和他的众多情人和子女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海神家族。除波塞冬部系之外，还有瀛海之神奥克阿诺斯部系。奥克阿诺斯为提坦诸神之一，他的三千子女中有很多是海神，如海洋女神埃特拉、佩尔塞斯及海中老者福尔基斯等。另一海神部系的核心涅柔斯也是奥克阿诺斯的子女之一，他的妻子多里斯原是他的妹妹。涅柔斯的50个女儿多以海洋的种种特征作为自己的名字。除了以上三个海神部系之外，还有一些散见的海神和海洋灵怪，如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忒（维纳斯）的母亲塔拉萨。除了林林总总的海神、海怪之外，希腊神话中的许多英雄人物在海上创造了无数奇迹，无论是阿尔戈英雄寻找金羊毛的远征、围困特洛伊的人神大战，还是奥德修斯长达20年的海上漂泊，均已成为世界海洋文学宝库中的重宝。
古代埃及与地中海其他族群一起孕育了辉煌的地中海文明。在古埃及人的想象中，世间的一切来源于神的创造，而这些神又来自混沌的海洋。在古埃及神话中，海洋最古老的主宰者叫努恩，是洪荒时代海的化身和神灵，又被称为“众神之父”。每到午夜，努恩就挥臂将太阳推向地平线，使之开始一天的旅行。这其实是古代埃及人对每天太阳跃出东方海面的自然现象的一种曲折的解释，也反映了努恩在海洋及万物主宰中的神圣地位。努恩和他的妻子纳乌奈特还孕育出了尼罗河之神哈皮。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摇篮；将尼罗河的父亲定为海洋之神努恩，反映了古代埃及人追溯自身文明源头时对海洋的归属感。古埃及神话中的海洋诸神中，尚有航海女神伊西丝和代表海洋破坏力的女神雅姆。
北欧地处靠近北极的大西洋沿海，渔业十分发达，北欧人关于海洋的神话传说也十分丰富。在北欧神话中，涅尔德是伐纳神族（海与风之诸神）中的一员，是夏神、风神及近海之神，也是航海的商人和渔民的保护者。埃吉尔是北欧神话中的荒海之神，平日住在深深的海底，有时浮出海面便兴起巨大的浪涛，把海上航船拖入海底的宫殿。他和妻子澜（意为强盗）有九个美丽的女儿，名为扬波九女神，常常在维京人的海上旅途中伸出援手。从近海之神涅尔德和远海之神埃吉尔的形象对比中，不难看出北欧人民对海洋带来财富和带走生命的双重认知。除此之外，北欧神话中还有一些海神，如与希腊神话中的赛壬女妖非常相似的女海神罗累莱和生活在海底的女巨人瓦西尔特。
凡是有海洋传统的地区都有自己的海神，如日本的东海女神天照大神、龙神或八大龙王，印度的海神伐楼那，巴西的海神伊曼雅，因纽特人的海神赛德娜，等等。关于海神在诸神界中的地位，各民族的神话中略有差异，但一般来说，海神的地位是极高的。它们有的是创世之主，有的是海神兼创世神。如美洲阿兹特克文化中有一位叫克查乐阿特尔的海神（意为“披着绿色羽毛的蛇”），是该民族三大主神之一，是宇宙、人类及其文明的创造者，也是自然力的统治者，享有至尊之位。同样，太平洋复活节岛的拉帕努克人信奉的海神玛凯玛克，也是日月星辰、岛屿和人类的创造者。在中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诸岛上，创世神坦加·罗阿神的神殿建在最高层，而它同时也是一位海神。正是由于海洋在沿海民族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们才对海洋自然力有了普遍的敬畏与崇敬，海洋神话恰恰是这种普遍的敬畏与崇敬的折射反映。二 中国海洋神话传说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关海神、海仙、海怪的记载众多，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对海洋的广泛关注和朴素的认知。《山海经》奠定了中国传统世界观和宇宙观的基础，构成了中国海洋神话传说的主干。书中记载的禺虢、不廷胡余、弇兹、禺京，几乎都是半人半兽的形象，是我国较早见诸文献的海洋神灵；其他海洋传说故事如精卫填海、神仙岛、君子国等，在后世得到不断继承和发扬，成为重要的海洋故事素材。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海洋文化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的缺失和错位，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四海说”基础上，其中的“海”是方向、边界的概念，完全不同于今天作为人类重要生活资源的“海”。
最早的海神信仰与动物图腾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博士对秦始皇说：“水神（海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这里的海神是以大鱼蛟龙的形象出现的。随着社会构成形式的发展变化，在人们对原始神话加以改造的过程中，由多种图腾演变糅合而来的龙逐渐成了海洋的统治者。虽然四海龙王是中国官方最早承认和册封的“海神”，但实际上是掌管气候的农业神，人们祭祀龙王的动机多为天旱求雨或大涝止雨，其形象和职能建构于中国传统主流的农业文明之上。四海龙王受中原文明派遣前去守着四海，是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种表述和封建社会政治架构在异域世界中的再现，与现实生活中的海洋活动没有联系。
遥远的神话经历了岁月的洗涤最终流传下来，免不了在这个过程中融入一代代传承者的意识形态。反过来说，通过不同时期神话的演变可以窥见各个时期人们观念的变化。首见于《山海经·北山经》的“精卫填海”故事中，精卫经历了“海神—填海者—仇海者—象征矢志不渝的艺术形象”的身份嬗变，漫长的历史过程使得今天人们对它的描述是一个“艺术形象”，而不是一个海神。女娃作为炎帝的女儿“游于东海”，说明女娃和东海是亲近的，从中可以反映我们的祖先在最早是不畏惧海的，并安排了女娃作为一个神灵去管理海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祖先步入了以种植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与对海的惧怕成等比例增长。这种对海洋由亲近转恐惧的心态过渡需要一个载体——人们便在神话中设计了海神女娃溺亡于东海的情节。由于对海洋的恐惧，我们的祖先人为地把海神“淹死”了；这是海洋信仰错位的一方面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精卫鸟还是四海龙王，在妈祖之前的中国海神并不具有保佑海面风平浪静、商船顺利出海、渔民平安收货、在海面上求鱼等真正的海神的功能。这便是海神信仰错位的另一方面表现。这种错位要回溯至自史前迄秦汉时代海洋族群与大陆族群的抗争，两度抗争之后，大陆族群获得了最后胜利，因而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以大陆性格为重的发展模式，中原农业经济也成为主导经济类型。如此背景下，海洋文化也只能在狭长的滨海地区亦即边缘地带存活、传承，很难进入主流文化，海洋文化被农耕文化覆盖，海神信仰作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自然也摆脱不了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海神的职能为农耕文化所重视的雨水祈求所覆盖，因而造成了海洋文化基因的丢失和海洋信仰的错位。第三节从海洋行为到海洋文明
一种文明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从行为到文化最后形成文明的过程，海洋文明也是如此。虽然“文化”与“文明”的概念纷繁复杂，但从我们研究的对象与目的看，我们认为，海洋族群在滨海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行为”—“文化”—“文明”是一个顺序发展的过程，其与人类在陆地形成的“文明”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总体。由此，我们可以说，海洋文明的生产既有与其他文明生产的共性，也有海洋文明自己的个性。在此，我们对人类从“海洋行为”到“海洋文明”的发展过程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初，远古时代的滨海人民早就有了讨小海、钓鱼等海洋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滨海族群都能够从这些海洋行为中总结出海洋文化——与生产行为相适应的家庭社会组织、鼓励该生活方式的生活习俗、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简单生产工具等。在这些适应滨海人民生产生活的组织、习俗、简单工具的基础上，滨海人民又创造出对自我生活方式的精神肯定——英雄与神祇，同时，在工具上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独特的造船的工艺与航海技术；进而扩大了该文化的影响力与辐射力；这就是海洋文明。
海洋行为经由海洋文化的发展升华为海洋文明，必须充分考虑以下三个认同。第一，海洋文明是滨海人民涉海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涉海实践活动的过程。实践对文明程度的改造、提升、促进很有意义。实践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活动，实践的基本形式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文明。人类的涉海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海洋文明，而且推动着海洋文明向前发展。海洋文明并非只是滨海人民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且是滨海人民实践活动本身，是滨海人民的具体行为方式的进步表现，是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海洋文明虽然表示滨海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但并不是说“文明就是完善的同义词，是人类预先注定要通往完善的道路”。文明实际上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我们总结了人类自农业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海洋文明，相信人类还将创造后工业时代的新的文明。
第二，海洋文明是人类理性的选择，是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进步。圣西门说：“实际上，文明一方面指人类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指由此而来的人们对自然的影响和发展。”包括海洋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具有两面性，但文明本身是人类社会的理性选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基佐说：“文明这个词所包含的第一个事实，是进展、发展这个事实。”
第三，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文明的生产既有与其他文明生产的共性，也有海洋文明自己的个性。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不应该“遗漏”海洋文明的重要篇章，海洋文明为单纯的陆域文明补充了更加多元的选择与更加开放的状态，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海洋文明为陆域文明带来更有生命力的竞争与多样性。同样，海洋文明并不是人类唯一的文明形态，其依海而生，有其局限。一 中国海洋文化的特点
Culture（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文化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他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中国语言系统中，“文化”这一词古已有之。“文”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随着时间的流变和空间的差异，“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究、阐发、争鸣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初，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就搜集了100多个文化的定义。不同的学科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更是赋予文化以不同的内涵。
我们认为，在沿海族群进行大量海洋生产行为，即捕捞、晒盐等直接的生存活动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与该生产活动相适应的家庭社会组织、鼓励该生活方式的生活习俗，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简单生产工具等，这是我们讨论的海洋文化。
在我们的讨论体系中，海洋文化是海洋行为发展到海洋文明的重要环节，对海洋文化的理解是我们进入该研究的重要一环。为此，我们从三个层面来展开。第一，“物质”的层面。第二，“制度”的层面。第三，“精神”的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我们都以“行为”—“文化”—“文明”这个发展序列分主题地展开。
我们认为，中国的海洋文化是在庞大的农耕文化的机理中成长起来的，或者，也可以说中国的海洋文化受到了农耕文化的规范，因而呈现出和平发展、共享共荣的特点。同时，中国海洋文化的非扩张性与侵略性也是在和西方的海洋文化相比较中凸显出来的。由于海洋文化的流动性，人类的海洋文化都必须放在全球的舞台上来观察。二 “欧洲文明中心论”的谬误
在中国的学术界，海洋文明，主要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在西方的文化体系里，对中国影响比较深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提出了“海洋文明”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整个古希腊文明由于有了航海，由于有了海洋贸易与海洋移民，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整个欧洲文明又是古希腊文明的延续。所以黑格尔非常自豪，他认为，整个欧洲文明能够在19世纪以后成为整个世界文明的中心，就是由于欧洲文明是由海洋文明构成的。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冒险的、扩张的、开放的、斗争的，这一切都孕育于他们的海洋文明；而东方文明是保守的、苟安的、封闭的、忍耐的，其原因在于东方文明孕育于大陆文明。
所谓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其提出源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世界文明类型的划分。黑格尔在该书“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中，把体现出“思想本质上的差别”的“地理上的差别”，划分为三种类型：干燥的高地、草原和平原；巨川大江灌溉的平原流域；与海相连的海岸地区。
第一种类型以游牧民族为代表。他们漂泊地放牧，不以土地为财富，每年越冬宰杀半数牲畜也使他们无法积累财富，除了“显示好客与劫掠的两个极端”外，“在这些高地上的居民中，没有法律关系存在”，因此他们常如洪水一般泛滥到文明国土上，表现出一种野蛮的本性。
第二种类型以农耕民族为代表，巨川大江的灌溉造成肥沃的土地，使“这里的居民生活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帮助……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但他们以海洋作为陆地的天限，闭关自守使他们无法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
第三种类型以海洋民族为代表。当他们“从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便以智慧和勇敢，超越“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的平凡的土地，走向大海，从事征服、掠夺和追逐无限利润的商业。毫无疑问，黑格尔是以海洋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发展阶段来否定和贬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
当他进一步以这三种地理分类来“观察和世界历史有关的三大洲”时，这一倾向更暴露无遗。他认为：“阿非利加洲是以高地做它的主要的、古典的特色，亚细亚洲是和高地相对的大江流域，欧罗巴洲则是这几种区别的综合。”在黑格尔看来，“（非洲）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到自觉的历史的光明”，因此“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和发现可以表现”。而亚洲，虽然是世界历史的起点，“精神的光明从亚细亚洲升起”，但世界历史是从“东方”走向“西方”，亚洲是绝对的“东方”，而欧洲是绝对的“西方”，亚洲“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联系，完全只是由于其他民族把他们寻找和研究出来”。唯有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绝对的是历史的终点”。
黑格尔观念里的“海洋文明”与我们学术界所认为的“海洋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目前，在我们的学术界，“海洋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解读成“鱼盐之利”。海洋的确给人类提供了鱼盐之利，但是，如果仅从鱼盐之利这个层面来解读海洋，这个“海”仍然是农业文明小小的延伸。从黑格尔的角度来看，人类通过航海突破了陆地的局限、走向更广阔的约70.8%的生存空间，在新的生存空间里进行新的文明的生产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进而产生新的文明形态；这才是海洋文明的真谛。
虽然黑格尔为我们提供了“海洋文明”的概念，但黑格尔的另外一段话，却给中国的学术界带来了灾难。黑格尔认为，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即欧洲之外的地区，虽然也濒海，虽然也有宏伟的建筑，但是非常遗憾，他们却没有海洋文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道：“就算他们自己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这个观念在中国的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以致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彻彻底底跟海不发生关系的内陆型的国家。早些年，我们的学术界曾经有过这样的观念：黄河一直没有流到海洋上，中国的农业文明一直没有拥抱蔚蓝色的大海；我们的母亲河“殇”了。
黑格尔的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海洋文化领域中，一方面造成了欧洲文化优越的学术情绪，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中华文明一元论的认知。中国的确是一个欧亚大陆上的陆地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但是，我们的生存空间不仅包括陆地，而且涵盖了面向太平洋开放的漫长海岸线；因此，中国必然有自己的海洋文明传统。过去的中国人长期以农耕一元化来取代中华文明的多样化；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新时期，中国人必须运用新的知识体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补充。三 时代与海洋文明的发展
以人类的生产方式的阶段性来划分，人类文明已经走过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渔牧阶段
人类文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就是人类的游牧和农业文明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质是人类主要以陆地为活动舞台，人与大自然之间形成非常和谐的关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游牧与农业文明时间最为漫长，也造就了在大洋分割的陆地上的不同族群的民族特性。（二）工业阶段
在人类文明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人类开始突破陆地的限制走向海洋，并在海上寻找商业贸易机会，同时在陆地上逐步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16世纪，西方进入地理大发现时期，同一时间，中国东南沿海开始出现工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人类文明进入第二个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的很多历史现象一直影响到了今天，现在陆地上所居住的族群及其语言、制度习惯、文化传统，都与16世纪以来由于海洋争夺而形成的世界大洗牌有很大的关联。（三）后工业阶段
第三个发展阶段的特征是科技高度发达，人类突破大自然的限制，开始飞向太空、潜入深海，寻找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是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开始进入、中国正要进入的一个阶段。
至此，我们可以对本书所涉及的“海洋文明”做出界定：海洋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特定产物，并不是指“靠海吃海”，也不是指为了获取海洋的“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海洋文明专指一种文明能够凭借海洋的广阔性和开放性、与其他文明进行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的能力，及这种能力所形成的精神价值和物质成果。这就是我们这本书里所涉及的海洋文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