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徽,罗列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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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翻译教程(第2版)试读：
前言
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增加，众多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有中国参与。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事务的同时，也将如何向国际社会推介中国文化、树立中国新形象提上日程。由此，培养能胜任汉译英工作的译者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之一。《汉英翻译教程》于2004年出版，2006年入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自出版以来，受到众多学校师生的好评，被许多院校作为授课教材。但随着翻译学学科的发展和历史语境的变迁，该教程中的部分内容需要根据新的翻译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修订。应重庆大学出版社之邀，编者对本教程进行了全面修订，秉承第一版的编写理念，以现代翻译理论为指导，从当今中国对汉译英的需求出发，在去粗存菁、补充完善的原则下，介绍汉英翻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力图反映当今汉英翻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增补新的翻译案例，完善编写的结构和内容，提供更多的翻译练习，更方便教师和学生的使用。
本教程包括二十章，每章附有练习和参考译文，供在教学活动中，配合课堂教学选择使用。本教程修订工作的具体分工如下：朱徽：总体策划，并修订第十章、第十二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罗列：制订修订计划，修改和审定全部修订稿，统一全书体例，并修订第八章、第九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李建梅：编写和修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叶净编写和修订第六章、第七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和第十七章。参与本教程第一版编写的刘丽华和任军因其他工作未能参加此次修订工作，修订版的部分内容对她们所编写部分有所参考，特此致谢。
本教程所引例证，属成篇译文，有译者署名或出处的，均予注明；属段落或单句的，译者或出处从略。
本教程的不妥之处，请使用者和译界专家批评指正。 第一章翻译概述
➢ 翻译的基本问题
➢ 译者的素养
➢ 西方翻译史概述
➢ 中国翻译史概述
➢ 汉译英的特征与意义一、翻译的基本问题
1．翻译的定义
早在公元前3000年，古亚述帝国就出现了正式的文字翻译，而公元前18世纪的汉穆拉比国王统治时期，许多政事都不得不通过大批译员的协助才能办理。翻译的历史久远，始于持不同语言的人类进行交际之时，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初级到高级，从现象到本质的发展过程。从广义上来讲，翻译是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的创造性文化活动，它包括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1)也就是说翻译是符号信息之间的转换，而参与者的创造性也会在其中显现出来。语际翻译主要涉及双语（如英汉、法汉、德汉等）之间的信息如何换转，语内翻译指同一语言内部不同变体之间的转换，如将《论语》《孟子》和《道德经》等古代典籍译为现代汉语。符际翻译指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如文字符号与图画、手势、数学符号和音乐符号之间的转换。我们在本书中主要涉及相对狭义的翻译定义——语际翻译，讨论如何将一种语言活动的言语产物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中去，换句话说，即如何实现“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入语）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原语）的文本材料”——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SL）by equivalent (2)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TL），或者是如何“从语义到风格在译入语中用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3)in terms of style）。
2．翻译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翻译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媒介的区分，可以分为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人工翻译分为书面和口头翻译，口头翻译又可进一步分为同声传译（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或连续传译（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根据翻译语言的划分，可以分为汉英翻译、汉德翻译、英法翻译、法德翻译等；根据文本类型，可以分为文学文本翻译、科技文本翻译和应用文本翻译，文学文本翻译有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等的翻译，科技文本翻译有科技报告、科技论文和自然科学读本等的翻译，应用文翻译包括广告、信函、合同和产品说明书等的翻译；根据翻译方式，主要有全译、摘译和编译。全译指全文照译，是基本的翻译方式，摘译是根据特定目的摘取和翻译原文中的部分内容，使读者方便快捷地获取原文文献的主要信息，编译则指编辑与翻译的结合。在这些翻译方式中，学习者应从全译着手，掌握翻译的基本知识和技巧，了解翻译的过程和一般原理，做好翻译工作。
3．翻译的标准及演化
在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中，严复（1854—1921）运用中国古典文论思想，吸收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髓”，总结了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与标准。这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核心，长期以来被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视为圭臬。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1898）中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又说：“《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4)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这三者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以信为本，以雅为表，以达为其间“纽带”，三位一体。
长期以来，评论者对“信”“达”“雅”的解释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信”“达”仍为译界所普遍遵循——“信”指忠实于原文的意义，“达”指译文通达，译文的总体目标是与“信”“达”一致的“忠实、通顺”“准确、流畅”“在准确基础上通顺”等观念。唯有“雅”字，分歧较大。有的主张取消“雅”，把通常为“雅”所包含的译文风格和语言形式上的要求统统列入“信”之中，只提前两条。严复的“求其尔雅”要“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显然不能为后人所接受。但有人从“修辞立其诚”“言以文远”“情欲信而辞欲巧”（内容要真实，文辞要美化）等观点，不断对“雅”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提出这种或那种论证，以体现翻译标准的完整性。正是由于“信”“达”“雅”的定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阐释空间，因而获得了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一百多年以来，“信”“达”“雅”不断受到后世翻译工作者的青睐，至今仍然作为翻译标准指导着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和译学研究者的实践和探讨。
在西方传统翻译思想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翻译标准。18世纪末，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亚历山大·F．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1747—1814）在《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翻译和评判翻译的三条基本原则：（1）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2）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as that of the original）；（3）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与泰特勒的三原则有不少相似之处，“信”即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达”即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雅”则指关注译文的风格和笔调。
中西传统的翻译标准都强调“信”与“达”，在“达”的基础上讲求“雅”的效果。然而仔细阅读这些翻译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信”是原文取向的，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而“达”是读者取向的，即译文要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传统翻译标准中固有的矛盾就显现出来：原文取向关注译文是否忠实传递了原文的内容，读者取向则强调译文应该符合译入语的行文规范。不同语系的语言如汉语与英语之间，形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满足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那么很有可能对原文内容有所损益。译文到底应该忠实于原文，还是应该顾及读者与译入语文化？传统翻译标准的困惑为现代翻译标准的探索开辟了道路。
现代翻译标准的厘定更加倾向于语境化的建构，即引入语篇、社会和历史语境等因素，使得现代翻译标准摒弃绝对划一的尺度，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这并不是说翻译活动就没有标准可依或者是可以任意选择标准，而是要将语篇置放于特定语境下才能确定其翻译标准。
翻译标准总是与翻译策略相互联系，目前对现代翻译标准的讨论也主要围绕着几组相对的翻译策略展开，如直译还是意译（Literal Translation vs．Free Translation）？形式对等还是功能对等（Formal Equivalence vs．Functional Equivalence）？以原作者为中心还是以译文读者为中心（Being Author-centered vs．Being Reader-centered）？原作者的写作目的还是译者的翻译目的（Purpose of the Author vs．Purpose of the Translator）？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与忠实于原文内容或是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有关，因此与翻译标准紧密联系在一起。
4．翻译的策略及讨论（1）直译还是意译（Literal Translation vs．Free Translation）？
直译和意译的争论由来已久。在西方，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谈到：“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And I did not translate them as an interpreter，but as an orator．）所谓“解释员”与“演说家”也就是西方最早的关于直译与意译翻译方法的讨论。在中国，三国时期的支谦（约三世纪）谈到“余初嫌其辞不雅”，两晋南北朝时代的道安（314—385）主张“案本而传”，即按照原文本进行直译，鸠摩罗什（344—413）则提出“依实出华”，指译本可以依据原本有所创造和意译，从此在中国翻译史上开始了对直译与意译问题的讨论。因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争论都一直存在：直译重视形式，要求译文与原文在词语、句法结构及表达方式等方面一致；意译则重视内容，而在语言形式上相对自由，允许摆脱形式上的束缚而传达原文的意义。这种争论归根结底触及对翻译标准的思考：以原文内容为主，还是摆脱原文语言形式，以满足读者的阅读习惯为主？
直译指在符合译文规则的情况下，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不改变其修辞特点（如句式、形象比喻、民族或地方特色等）的翻译方法。翻译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1916—2011）一直以来都是直译的倡导者。他强调如果直译能确保在语言的指称意义和实际运用中译文与原文对等，直译就是正确的、不必着意回避的。（My thesis，however，is that literal translation is correct and must not be avoided，(5)if it secures referential and pragmatic equivalence to the original．）虽然大多数语言在词汇表达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如果两种语言存在文化共同点，一般事物都是可以进行一对一直译的。（Further，a common object will usually have a one-to-one literal translation if there is cultural overlap，though most languages have strong lexical (6)gaps．）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直译策略将英语词汇输入到汉语之中，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而汉语的一些词汇也融入英语中，成为英语文化中的一部分。如英语词汇pillar industry（支柱产业）、dollar diplomacy（金元外交）、packed like sardines（挤得像沙丁鱼）、shuttle diplomacy（穿梭外交）等就进入了汉语，而汉语词汇如功夫（Kongfu）、太极拳（Taijiquan）、一国两制（one country，two systems）、豆腐渣工程（construction project with building materials like bean dregs）等融入了英语词汇中，丰富了英语的表达法。
如果直译不能非常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内在含义，那么就需要采用意译法。刘重德曾说过：“至于译文中有时出现的所谓翻译腔（translationese）倒是应该避免和克服的语病，有人把这种语病完全归咎于欧化或直译，笔者认为这种指责不够公允恰当。翻译腔的产生，如果一定要牵连上欧化或直译，那么只能说是欧化或直译的失度和过(7)度。”意译指打破原文形式，追求全面整体的意义对应，或者在译文中常常采用比喻或其他修辞手法表达原文意思，使得译文显得形象生动易于接受。如“门庭若市”可直译为The courtyard is like a market，也可意译为a much visited house/a busy town，直译译本没有将原文的内涵表现出来，而意译虽然舍弃了原文形式，但表现出了原文中忙碌热闹的气息。再如“望梅止渴”可直译为to gaze at plums to quench one's thirst，也可意译为to console oneself with false hopes；imagined satisfaction，直译只展示了成语的表面字意，而意译则将深层含义揭示了出来。
直译和意译虽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但是在翻译过程中，两者并不是彼此排斥的，而是为重现原文信息和风格而采取的两种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手段，比如用直译法译出所引的名言或典故，再加以简要的说明或解释。直译和意译的采用要防止两方面的偏向：一方面是过分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直译变成死译和硬译，以致译文不能明确表达原文的意思；另一方面是完全不顾原文的形式，意译变成胡译和乱译，以致译文背离原文的意思。在这两种方法中直译是基础，意译是直译必不可少的辅助和补充，直译和意译互不排斥、互不矛盾，它们是殊途同归、缺一不可的。（2）形式对等还是功能对等（Formal Equivalence vs．Functional Equivalence）？
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的概念是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1914—2011）正式提出的。奈达博士从事过语言学、语义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曾担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美国圣经协会翻译部执行秘书。奈达本人并未翻译过《圣经》，但自1946年担任圣经翻译部的执行秘书起，承担过大量《圣经》翻译的组织工作，包括制订工作计划、培训译员、审校译稿、编写翻译指导书、与世界各地《圣经》译者探讨和解决实际问题。由于工作关系，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奈达有机会游历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地考察了200多种语言，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小语种。这些经历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坚实基础，也给他的著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他的代表著作有《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4）和与查理·泰伯（Charles R．Taber）合著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69）。晚期与简·瓦德（Jan de Waard）合著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1986）影响较大，之后又著有《跨文化交际社会语言学》（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1996）一书。20世纪80年代初，奈达的翻译理论被引入中国，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奈达在对翻译的讨论中放弃了直译、意译及忠实观念，主张从两个基本方向和类型来看待对等概念，即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形式对等强调原文信息本身的形式和内容，特别关注译入语中的信息应与原语信息的各个成分对应，即特别关注译文要贴近原语文本的结构。功能对等（奈达最先采用的是动态对等这一术语，后来改为功能对等）是基于奈达的对等效应原则提出的，即译文读者对信息的反应与原文(8)读者对信息的反应大致相同。也就是说，通过功能对等，翻译要实现在译入语中用最贴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如J．B．菲力普翻译了《新约全书》，在《罗马书》第16章第16节中，他把“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以圣吻互相致意）译成“give (9)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around”（彼此亲切握手），这样就使得对吻礼不熟悉的译入语读者能够获得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感受。奈达还说他难以想象，那些从未见过“雪”的人能读懂《圣经》里关于雪的描写。如果那个民族不知“雪”为何物，他们怎能有一个词来指代“雪”呢？并且，如果他们没有一个词来指代“雪”，那么，《圣经》又怎能翻译呢？……许多语言里都有等值的成语，比如“白如鹭羽”或“白如蘑菇”；或者他们还可以用非比喻的短语，诸如“非常非常白”来表达“白如雪”这个概念。其要点是，是否用“雪”(10)这东西来表达，并不影响该句话的意思。
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在翻译实践中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在电影片名和习语谚语等的翻译中都能显现出来。Waterloo Bridge是一部美国经典影片，讲述两个年轻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恋而又分离的故事，女主人公最后走投无路选择在他们曾经相遇的滑铁卢桥上结束自己的生命。Waterloo是拿破仑在欧洲惨败的地点，这一电影片名激发了欧美观众的想象：发生在这个地点的故事一定是个悲剧。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由于文化积淀的不同，如果直译为《滑铁卢桥》，便很难产生与欧美观众趋同的感受，而译名《魂断蓝桥》则将悲剧情节直接呈现出来，这种功能对等的翻译使得观众感受趋于一致。在习语和谚语的翻译中，英汉语之间也存在不少文化空缺，采用功能对等的策略能有效弥补其间的差异。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可以译为“自助者天助也”，在基督教文化中的God，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对应为“天”，如此一来，译文读者的感受也就与原文读者基本一致了。汉语谚语中有“说曹操曹操到”，译为英文是Speak of devil，and he appears；“新官上任三把火”可以译作New broom sweeps clean，这些中英文谚语有基本相同的内涵意义，可以按照功能对等的原则翻译出来，实现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3）作者的写作目的还是译者的翻译目的（The Purpose of the Author vs．the Purpose of the Translator）？
翻译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目的，因此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任何行为皆有结果，翻译行为的结果即是译本。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即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也就是结果决定方法。通常来说，这里的目的指译本的交际目的。译者应该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翻译纲要（translation brief），结合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等情况进行翻译，因此翻译是一项为了实现特定目的的复杂活动。但是译文的目的应该与原文意图相容，即译者应该在尊重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的基础上，与客户、作者和出版机构等就翻译任务进行有效协商。
大多数情况下，译者的目的与原作者的目的基本一致。产品说明书主要是为了让不懂外语的客户理解如何操作产品，所以原作者和译者的目的相同，都是要将信息准确地传递给读者。广告的目的是为了促销，而译者翻译广告时也需要引起译文读者的消费行为。经济合同的签订是为了促成交易，翻译合同的译者也希望不懂原文的人能理解合同的意思，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就实用性语篇来说，大部分翻译活动的目的与原文写作目的是一致的。
但不是所有的翻译目的都与原作目的相同。诗歌表达了诗人的感受，而译者翻译时可能是为了进行语言对比或是为译入语输入更多的表达法。总统的竞选讲演是为了获得民众的选票，而译者的翻译则注重传递讲演中的信息，因为听众或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需求也不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的目的和服务对象与原文的目的和服务对象有所不同，再加之译本生产时参与者众多，如发起人（initiator）、委托人（commissioner）、原文作者（source-text producer）、译者（translator）和译文接受者（target-text receiver）等，因此同一原文有可能产生多个译本。
应用型实用文本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考虑作者写作目的和译者翻译目的之间的差异，如科技文本文体翻译、经贸文体翻译、法律文体翻译、新闻媒体文体翻译、广告文体翻译、公式语翻译、时政文体翻译和旅游文体翻译等。这一类翻译不能简单地追求忠实于原文，一味强调对等，将翻译看作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字转换。译者需要首先与委托人沟通，领会委托人的要求，明确翻译任务的具体内容（如译本功能、读者和对象），然后分析原文本的类型、功能与作者意图，并根据翻译任务的要求结合译本的类型、功能、语境和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等因素，确定总的翻译策略（如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等），以保持翻译原则的一致性。然后再结合原文本的文本类型、意图与语境，分析文本的语域和语用特点，以便进一步从整体上把握文本，预测可能出现的翻译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最后进入原文本语言层面（篇章、段落、句子、词汇）的分析，使翻译获得整体性概念和指导，这样才能避免在翻译中出现过多的偏差。
如旅游文体翻译中，景区名称的翻译就是译者为实现外国游客在旅游景点的交流目的而完成的行为。这种目的一方面取决于翻译客户如管理方的要求（translation brief），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译者作为中介对原文的理解和对译文的把握。如果管理方的要求重点是要为游客指明地点，那么译者就应首选直译策略，去繁就简，如高速公路的指示牌上很多景点都是直译的，如果管理方要求在景区名称中体现人文蕴含，那么译者就需要采用意译策略，将景区名称中的文化内涵翻译出来。一般比较常用的景点名称的翻译方法是直译后面加注释，也即直译和意译结合的方法，如午门——Wu Men（Meridian Gate）、养心殿——Yang Xin Dian（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乾清宫——Qian Qing Gong（Palace of Heavenly Purity）。（4）以原文作者为中心还是以译文读者为中心（Being Author-centered vs．Being Reader-centered）？
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译论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提出了翻译中的两条道路，一是译者要么尽可能地不打扰原文作者，让读者向原文作者靠拢；二是尽可能地不打搅译文读者，让原文作者向译文读者靠拢。施莱尔马赫倾向于第一种翻译道路，即让读者向原文作者靠拢。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译者须采用与归化（naturalizing）相对的异化（alienating）翻译方法，使读者向原文的语言和内容靠拢。施莱尔马赫的主张开启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翻译研究的新途径，为翻译标准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原文作者中心/译文读者中心这对概念与靠近原语/靠近译入语、重原文形式/重原文内容等概念都从不同角度关注相同的问题，即质疑传统的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标准。一般情况下，译者不必照搬原文语言形式，只要译出原文内容即可。但是原文中如果有作家特殊的文体特征，就需要考虑对这一文体特征进行翻译。在传统的翻译观中，作者处于绝对权威，译者属于仆人，处于从属和隐身的状态。现代翻译研究关注译文读者、重视译文的表达，其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发挥的作用就显现出来。译者不单纯翻译原作的字词，而是基于自身学养素质，根据社会文化语境（如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本进行处理。因此，翻译实际上是译者面对原文的语言、文化和文学形式不断做出抉择的过程。译者不仅仅是沟通两种语言的读者和中介人，同时也在对原作进行“重写”，运用语言对文化进行“操控”。
有人主张译文应该靠近原文与原作者意图，原文中的语言特色有必要在译文中表现出来。因为语言反映文化，译文应将原文的特色介绍过来。他们认为过多为读者着想会破坏译本的忠实程度，翻译中应采用异化的策略。另一部分人反对这种主张，认为过于靠近原语的译法会生成很多不符合译入语习惯的句子，反而阻碍原语文化的输入，所以介绍原语文化不应该以牺牲译入语表达习惯为代价，而应该采用归化的策略。实际上，翻译目标不同，翻译策略就会有所差异，而译者正是这一选择的关键环节。如果译者的翻译目的在于输入原语的句法结构以丰富本民族的语言形式，那么异化翻译是无可厚非的。如果译入语文化相对稳定，译者的翻译目的是输入外来文化的思想，那么就应考虑读者需求，选用归化策略。二、译者的素养
翻译涉及语言转换和文化交际，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严复曾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不仅表明了译事的艰难，也说明译者必须具备强烈的使命感与高度负责的精神。翻译应尽可能实现语际之间的意义转换，尽可能追求准确的意义对应和完善的文化传递。因此，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
1．扎实的理解分析能力
在文化蕴含迥然不同的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进行转换翻译时，译者应该对原作的社会历史背景、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对作者的情感意识、作品的整体风格及表达习惯等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和分析，努力做到对原作的方方面面都了然于心，为传达原文奠定基础。
2．高超的语言水平
翻译涉及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的语言功底越好，译文的质量越高。所以，译者必须熟练掌握原语和译入语，对原语的掌握要能够准确理解原作的思想内涵，不能有偏差、误解和遗漏；对译入语的掌握要能够生动再现原作的精神内容，两者缺一不可。一方面，翻译不同于创作，它就像戴着镣铐跳舞，必须受原文束缚；另一方面，译文要准确完整地传达出原作的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远非易事。译者不是简单复制原语的外部形式，而是在深刻领会原语实质的基础上，发挥译入语的表现力，将其传达给译入语读者。
3．深厚的文化修养
民族语言既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译者应该对原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有深厚的修养，熟悉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他们理解和再现原作的必要前提。从事英汉互译的译者应该熟悉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才不至于在翻译过程中生搬硬套，或是深陷两种文化之间无所适从。优秀的译者能够使读者通过译文去理解和欣赏异域文化的精髓。
4．丰富渊博的知识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新的思想意识、理论观点、科学技术和专业术语层出不穷。在翻译中，新的知识领域不断扩展，新的术语和表达方式日益增多，这要求译者随时关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手段，具备丰富渊博的知识，以适应当今世界上知识与信息高速发展的特点。
5．灵活变通的能力
翻译固然有其基本规律和准则，但实际的翻译工作绝非是由几条定律决定的刻板模式。尤其是涉及文化底蕴和文学性的翻译，往往难以纳入某种模式或遵循某些规则定律，而更多的是依赖译者的变通能力。这要求译者在遵循翻译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调动自己的文化修养和语言能力，发挥创造性，以流畅而生动的译文传达原作的精髓。三、西方翻译史概述
西方翻译在历史上的活动可以分为六个时期：1）发轫于公元前三世纪的肇始阶段；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3）中世纪时期；4）文艺复兴时期；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11)纪上半叶；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一般说来，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前284？—前204）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因此有文献记载的西方翻译活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第二个时期是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的宗教翻译。四世纪时出现了《圣经》的多种拉丁语译本，其中以圣·哲罗姆（Saint Jerome，约340—420），在382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第三个时期是中世纪翻译，即十一至十二世纪间西方翻译家们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希腊典籍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使得希腊典籍回归故里。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第四个时期是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翻译活动，其中涉及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和宗教等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优秀的翻译作品，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翻译了第一部德语“民众的圣经”，《钦定圣经译本》（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是“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法国的阿米欧（Jacques Amyot，1513—1593）用十七年翻译了《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等。第五个翻译时期是十七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之间战争频繁，加之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的兴起，欧洲各民族文化交流紧密。翻译家们一方面继续翻译古典著作，另一方面也关注近代人文和社科作品。于是，拉丁文的古典作品翻译和圣经翻译构成了整个欧洲近代三百年翻译史的一条主线，而欧洲各国在文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方面的互译逐渐成为新的主流。第六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翻译范围迅速扩大，翻译规模超过了以往。西欧各国之间以及世界各地的交往日益密切，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直至形式，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西方翻译史的另一个侧面是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不依赖理论而存在，但是翻译实践总会推动理论的进步，理论又反过来引导实践，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他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罗便厘定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自此以后，西方翻译理论便围绕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accuracy）与不准确（inaccuracy）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继西塞罗之后，西方翻译史上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理论和观点。在古代，除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的两分法外，还有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35—95）的“与原作竞争”、圣·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以及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之说。在中世纪，有波伊提乌（Boethius，470/475—524）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有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伊拉谟斯（Desiderius Erasmus of Rottedam，1469—1536）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以及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有多雷（Etienne Dolet，1509—1546）的译者必须理解原文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在十七至十九世纪，有巴托（Charles Batteux，1715—1780）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有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的“直译”“意译”“拟作”的翻译三分法；有泰特勒的“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备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有施莱尔马赫的口译和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分；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有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翻译荷马必须正确把握住荷马特征”的观点。在二十世纪，有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的观点；有雅克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类别；有列维（，1926—1967）的“翻译应为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种作决定的过程”和加切奇拉泽（Levan Gachechiladze，1914—1974）的“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文艺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有弗斯（John Rupert Firth，1890—1960）、卡特福德（John Catford，1917—2009）的翻译在于“语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有奈达的“等同的读者反应”和“翻译即交际”的理论；有穆南（George Mounin，1910—1993）关于翻译理论问题的现代语言学观；有霍姆斯（James S．Holmes，1924—1986）的“翻译研究学科论”；有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1945—1996）、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1945— ）的“翻译受制于社会文化因素”的观点；有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1940— ）“翻译研究即跨学科研究”的观点；有弗米尔（Hans J．Vermeer，1930—2010）、赖斯（Katharina Reiβ，1923— ）和诺德（Christiane Nord，1943— ）“翻译须为目的服务”的主张；有纽伯特（Albrecht Neubert，1930— ）的“翻译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想；有塞莱斯柯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1921—2001）、勒代雷（Marianne Lederer，1934— ）把翻译视为一种解释过程的释意观；有图里（Gideon Toury，1942— ）“翻译规范”与“翻译描写”观；有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53— ）“译者应在译文中显形”的“异化翻译”主张；有哈蒂姆（Basil Hatim）“翻译必须重话语、语篇分析”的观点；有赫曼斯（Theo ltermans）的“文本由译者操纵”和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1954— ）“译者登场的译者中心论”，还有低地国家的“出声思维记录”等各式各样的翻译实证研究方法，等等。这些译论家及他们的著作构成了西方庞大的翻(12)译理论体系。四、中国翻译史概述
在中国翻译史上大致有四次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和“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翻译。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写道：“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132—168）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13)是尾声了。”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如道安（312—385）、鸠摩罗什（344—413）、真谛（499—569）、玄奘（602—664）等。到了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著作的汉译和中国典籍的西译构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二次高潮。徐光启（1562—1633）和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中国的经典和儒家学说也通过传教士的翻译与介绍，先后有了拉丁文和法文本，传入欧洲知识界。第三次翻译高潮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开始着手组织人员翻译西方书籍，由此大开翻译之风，即所谓的“京师有同文馆，江南有制造局，广州有医士所译各书，登州有文会馆所译学堂便用各书，上海益智书会又译印各(14)种图说”。20世纪之初的五四西学翻译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翻译以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为主，如严译八大名著和林译小说等，为中国人引入了崭新的西方社科和文学的视野。五四以后，从翻译的数量，特别是文学翻译的数量以及对翻译理论的讨论来看，都超过了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这一时期的翻译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翻译理论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翻译活动也迎来了历史上的第四次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超过以前的翻译高潮。翻译工作迅速发展，翻译队伍日益壮大。
罗新璋曾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归结为四种基本思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案本”是古代佛经翻译时期提出的。围绕“案本”思想的是一场“文”与“质”的争论；到了五四以后，“文”“质”又以“直译”与“意译”的形式出现，再次引起争论，直到九十年代还有人重新提出“直译”或“意译”的价值。“求信”即清末严复的“信”“达”“雅”之说，一度被视为普遍公认的标准。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信”“达”“雅”思想仍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神似”和“化境”分别是傅雷（1908—1966）和钱钟书（1910—1998）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来的翻译标准，也是二十年代出现的关于“神韵”说的继续讨论。傅雷从中西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方面的不同，谈到翻译中“传神”是很不容易的。在继承鲁迅、郭沫若等人关于翻译须“传神”的观点的基础上，傅雷结合自己深湛的艺术修养，指出“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钱钟书则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15)不能避免的毛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反映了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代表了三种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学说，即古代的“文质”说、近代的“信达雅”说和现代的“神似”“化境”说。五、汉译英的特征与意义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汉译英主要涉及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这一活动始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从共时的角度来看，汉译英则主要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经贸、科技等领域大量对外交流活动中的英译材料，以及对外介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宣传材料。
1．中国传统典籍的英译（1）典籍翻译的意义
世界文明在其漫长的进程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些文献的翻译是人类文明传播的主要方式。典籍是经过历史的淘汰选择，被人们公认的、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著
(16)作。具体说来，中国典籍可以大致界定为“中国清代末年1911年以前的重要文献和书籍”，包括“中国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17)领域的典籍作品”。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不同文明之间需要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融。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留下的文化典籍蕴含着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思维方式，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人类文明来说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不同文化、不同文明融合与发展的速度日益加快，翻译已经成为沟通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需西传。我们在不断了解和吸收各国优秀文化和先进科技的同时，还应当大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因此，中国文化传统典籍的外译，是一项重要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18)领域，同时又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实现中西文化对等交流，达到世界融合的一条重要途径。正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所说：
全球文化多元化是一个大势，文化应该在这个大势之下走出去。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文化自觉的结果。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都有一种与别人交流、交融的内在冲动，这种内在冲动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我们已经引进国际上那么(19)多优秀产品，我们也需要向国际介绍我们的优秀产品。（2）典籍英译史
1558年，多明我会会士高母羡（Juan Cobo，1546—1592）在菲律宾华人圈传教，曾阅读中国元末明初的通俗读物《明心宝鉴》(20)。他用西班牙文在读物的背面记下了大意，于是就有了中文与西班牙文对照的《明心宝鉴》“双语”手稿，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本西译的中国古书。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华，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他们也将四书五经等文化典籍翻译成拉丁文，促使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其中著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9）、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和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等。
1761年，英国刊印了第一部英译的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标志着中国典籍英译的开端。中国典籍英译最初由来华的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发起，其中有英国汉学界三大宗师：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德庇时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外交界，曾任英国驻中国商务监督，驻华公使和香港总督。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著有《中国概览》（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1836），翻译过《好逑传》（The Fortunate Union）和《汉宫秋》（Han Koong Tsew，or，The Sorrows of Han：A Chinese Tragedy）等。理雅各是英国传教士，在中国办学和传教长达30年（1843—1873）。他熟谙中国语言文化，在中国学者王韬（1828—1897）的帮助下，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题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1861—1870），其中包括四书五经、《楚辞》等中国古典诗章。翟理斯青年时代来华在英国驻华使领馆做翻译，后来升任副领事和领事。回国后在剑桥大学担任中文教授，继续培养汉学人才。他编译了《中国文学瑰宝》（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1884，1898，1923，1965），介绍中国历代诗文作品，著有《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首次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作了较为客观而全面的考察与评述。这三位汉学宗师为中国文学进入西方英语世界打下了坚实基础。
翟理斯在剑桥大学还培养了后继的汉学传人，其中最优秀的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韦利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自幼聪颖过人，酷爱语言文学。其前辈都曾长期在中国担任传教士或者外交官，他却从来没有访问过中国，所以被誉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中国通’”。他的主要译著包括《汉诗选译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汉诗选译补编》（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1919）、英译本《诗经》（The Book of Songs，1937）和多种中国诗歌选集等，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东方和中国文化的宝库。1953年，韦利获得英国女王诗歌勋章，为汉学研究这一长期不受西方世界重视的领域赢得了声誉。韦利还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学者，他又培养了下一代汉学家，如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和白之（Cyril Birch，1925— ）等(21)就接受过他的指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部分英国汉学家去美国，西方汉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如牛津大学汉学家修中诚（E．R．Hughes）、白之以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韩南（Patrick Hanan，1927—2014）等都相继就职于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战后成长起来的美国汉学家、翻译家如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 ）、斯奈德（Gary Snyder，1930— ）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 ）等，继续为汉学研究与中国典籍英译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已经由译介为主发展到翻译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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