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苏珊·桑塔格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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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星的标志下试读：
译者卷首语
美国当代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一九三三——二〇〇四）在美国纽约去世后，国际上纷纷发表文字，纪念这位杰出的公众人物。盖棺定论，有不少或大或小的标签贴在她身上。她被誉为“当今最智慧的女人”、“美国公众的良心”、“当今美国极为活跃的才女学者、评论家、作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标签在我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空泛，但是，它们均提及桑塔格的智慧。不久前，一位友人文章开头提及的一次访谈更是引起了我的注意：美籍俄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集附有一篇访谈录，采访者是《巴黎评论》。问：你最称颂哪些人物？我们已经谈过几位过世的人物。那么依然健在的人物呢？哪些人的存在于你极其重要？布：……作为作家，我个人相当推崇的人物，苏珊·桑塔格便是其中的一位。她在大西洋两侧是最具智慧的人物，别人论点的终点恰恰是她的起点。我在现代文学中找不到可与她同日而语的精神音乐。布罗茨基曾被桑塔格视为一位世界诗人，他一九七二年移居美国，是一九八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九九一年又成为美国的桂冠诗人。桑塔格和他是朋友，他去世后，桑塔格曾写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章，以为纪念。而在上述访谈中，我们不难看出桑塔格在布罗茨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所作出的是一种对桑塔格有亲切了解后的评价，是对她的智慧所作的一种特别的肯定。桑塔格的《在土星的标志下》（Under the Sign of Saturn，一九八〇）正是献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在翻译桑塔格的《在土星的标志下》的整个过程中，我面前始终摆着一张和桑塔格的合影。照片上的桑塔格挽着我，站在她纽约寓所一间满壁是书的书房的木梯子前，浅浅地笑着；她长发披肩，虽已年届古稀，却精神矍铄，看上去是那么智慧，那么自信。我相信，见过桑塔格的人，或者看过她的照片的人，无一例外地会对她那双炯炯有神、充满智慧的眼睛留下深刻的印象。智慧是桑塔格其人其作的显著标志，激情又始终与其智慧相伴。这是我译完她的长篇小说《恩主》（The Benefactor，一九六三）和批评文集《在土星的标志下》以后产生的认识。说起来，桑塔格本人很喜欢虚构文学。她有着良好的艺术禀赋，从小就做作家梦，七岁动笔写作。虽然她也想成为一名医生，还想过当一名化学家或物理学家，但是，最终让她不能自拔的还是文学，因为她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而一个作家的生活在她看来似乎包含了最多的生活，所以，她最最希望的是成为一个作家。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桑塔格眼里的作家不仅指创作虚构作品的人，而且指写作非虚构作品的人，一如日后她本人那样。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桑塔格作为小说家和文论家而写作的文字，均是其作为作家的创作成就的有机组成部分。桑塔格出版的处女作是小说，即《恩主》，但是，使她立名于国际文坛的恐怕主要不是她的小说，而更多的是她那目光敏锐、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的批评文字，如她的批评随笔《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灾难的想象》（对科幻片的解析），以及她的论著《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一九七七）和《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一九七八）等，这是桑塔格留给美国文化的主要遗产。出版了《反对阐释》后，桑塔格又于一九六九年推出第二部批评文集《激进意志的风格》（Styles of Radical Will），收录《归于沉寂的美学》、《色情想象力》、《“自我反对的思考”：论乔兰》、《河内之行》等八篇深具影响力的论文，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文论家的卓著地位。到了一九八〇年，桑塔格又推出了她的第三部批评文集《在土星的标志下》。该文集收录桑塔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〇年间发表的最重要的批评文字，凡七篇。桑塔格的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于美国知识界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杂志《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最早的一篇《
论保罗·古德曼
》（“On Paul Goodman”）和最后一篇《作为激情的思想》（“Mind as Passion”）分别于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〇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文章的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跨度不大，意义却不小，因为桑塔格在这里为我们讲述着我们时代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故事；又因为桑塔格在为我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也为我们讲述了她本人的故事，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因此成为“一幅经过掩饰的自画像”。我曾说过，桑塔格的理论写作和她的小说创作是带有互文性的，她的小说创作明显地受到其哲学思想和文学理念的影响。桑塔格受到过严格的哲学训练，尽管她一再声辩，她创作小说没有任何先行的概念，写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图解她作为理论家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小说与理论之间的互相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我同样希望说明的是，除开《我等之辈》（I，etcetera，一九七八）之外，桑塔格在《恩主》等小说中，是力避自传性的。在《恩主》中文版序中，她开门见山地写道：“大多数小说家创作伊始，总是以自身的经历为题材，希望讲述的是他们童年时代、他们的父母亲或学生时代的故事；也有可能，他们要写写自己年轻时的军旅生活，或者年轻时做的荒唐风流韵事儿，要不就是过早走进的糊涂婚姻。而我当时提起笔来，却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写自己的冲动。”我们读完《恩主》，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即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在自我感知过程中所感到的苦闷与困惑，我们认为它不带自传性，是具有说服力的。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到了写作《在土星的标志下》里的文章的时候，桑塔格明显地将自己投射到她笔下刻画的人物身上。在一系列肖像画中，我们看到了桑塔格接受的这些精神导师给予她的深刻影响，桑塔格写他们，也写自己，别传成了自传。“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钱钟书先生这句名言饱含讽刺调侃的意味，而我这里的引用是一种正面的评价。《在土星的标志下》不妨视作一部“合传”。《论保罗·古德曼》和《纪念巴特》篇幅短小，意义却不容忽略。我们知道，在名著《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里，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曾将桑塔格和欧文·豪视为美国“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文论家”，然而实际上，桑塔格是很不美国的文化批评家，而更像欧洲知识分子，她的目光更多地是投向了欧洲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她的教育背景是美国的，但更是欧洲的。她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完成学业后，立即负笈欧洲，浸润于欧洲文化传统之中，深受当时欧陆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她在欧美文化之间牵线搭桥，不辞辛劳地将欧洲哲学家、文论家（如本雅明和巴特）介绍给美国文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论保罗·古德曼》在桑塔格的著述中，占据了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因为这是她少数几篇论及美国作家的评论文章之一。《论保罗·古德曼》是当时旅居巴黎的桑塔格撰写的悼念古德曼的悼文。古德曼长于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各类非虚构作品的创作，他的著作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反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特别是《荒唐的成长》（Growing Up Absurd）。该书运用现代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的方式，直接剖析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和美国青年，被视为一部推理性很强的乌托邦作品，他晚年成为青年人和不满现实的美国人狂热崇拜的作家。然而，桑塔格指出，这样的作家也注定要遭到嫉恨，因为他们擅长各种文类，发表各种在行的言论。桑塔格推崇古德曼宽广的道德视野，钦佩他在性趋向上的坦诚；当然，她也抱怨古德曼每次给她的冷遇。即便如此，古德曼仍旧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她为他打抱不平，提请人们重视他的价值；得知古德曼去世的噩耗，念及他对她本人、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想到他的去世是美国文坛的一大损失，桑塔格不禁黯然神伤。《论保罗·古德曼》之重要性，不仅在于该文对于我们重估古德曼的意义具有导引的作用，而且在于它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桑塔格本人当时的心境和情形，同时，还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读者初步把握《在土星的标志下》的主旨。在一九八一年春的一次访谈中，桑塔格告诉记者，一九六二年，她开始写小说，六八年去了越南，战争让她难以坐下来继续创作小说，一九六九年，她决定拍电影。那几年，她基本上不是作家，而成了电影导演和政治活动家。所以，到了一九七二年，她心里产生了危机感。她想，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干了些什么？我似乎再也不是作家，而我最想成为的就是作家。在这种情形下，她呆在巴黎的斗室里思考，并又开始了批评随笔的写作。一九七五年，她罹患癌症，又一次陷入危机。《在土星的标志下》的推出，表明这些危机的结束。“现在，我已经还清了这种极欲还清的债务。在我，这是一大解放。”从这里的访谈中，不难理解桑塔格在《论保罗·古德曼》中的自我表达。她足不出户，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小房间里，里面没有什么书籍，“我就希望轻装上阵，摆脱世事的羁绊，尽量不依赖什么，而整个地重新开始。”在禁书的斗室里，桑塔格希望“尽力倾听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真实的思考和感受”。这种半与世隔绝和自我拷问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忧郁症的症状，而《在土星的标志下》的文章希望集中讨论的正是艺术家特有的气质对作品的决定性作用，而这里的作家和艺术家大多表现出土星气质，也即具有沉郁愁闷的特征。因此，开篇《论保罗·古德曼》便具有了统领整部集子的功能。《论保罗·古德曼》在整个集子的文章中，算是桑塔格写得最快捷、最容易的，她仅用了一个上午就写完了，“悲痛使我迅速，一般我是写得极慢的”。我相信，《纪念巴特》也写得同样迅速。巴特是法国文论家、批评家，桑塔格的朋友。作为朋友，桑塔格对巴特的去世深感悲痛，于是，写下《纪念巴特》。与《论保罗·古德曼》一样，这也是桑塔格写过的非常个人、极具传记特征的文章，其出色之处也许不在于她为读者阐释巴特的作品（要了解桑塔格对巴特作品的阐释，不妨阅读她为《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一九六八］和《巴特读本》［A Barthes Reader，一九八二］撰写的导语，以及《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Writing Itself：On Roland Barthes”，一九八二］），而在于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孩子般的”男人，“胖胖的身体，柔和的声音，漂亮的皮肤”，桑塔格最后也将巴特及其著作置于土星的标志下，即道出其愁闷沉郁的特征。说到土星的标志，我们自然要涉及桑塔格这本文集的标题之作及其传主本雅明。这篇文章是桑塔格为本雅明的《单行道》英文本所作的导言。文章包含了许多关于本雅明的生平事迹，但头四段桑塔格和我们读者一起审视的是本雅明不同时期的几张照片，尤其是将他年轻时的一张照片（“透过眼镜向下看——一个近视者温柔的、白日梦者般的那种凝视”）和他上了年纪的形象相对比（“神情迷离，若有所思；他可能在思考，可能在聆听”）。通过照片来审视人物并分析其思想特征，这在我们可能还不大习惯，但桑塔格争辩的是“我们不能通过生活来阐释作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作品来阐释生活”。桑塔格向来排斥心理分析，而代之以星象标志来刻画人物。她笔下的本雅明出生在土星的标志下，是一位忧郁的人，一个忧郁症患者。他童年时代就是个天才，希望“高人一等”。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文本，一项工程——始终处于建构之中的工程；他无情地抛弃朋友，不知羞耻地献媚，对人不忠实，他作为一个“收藏家”，感觉灵敏。渴望收藏是其意志的一种表征，他因此成为桑塔格心目中的“意志的英雄”。与桑塔格的一致之处还在于，桑塔格“反对阐释”，本雅明也同样如此。桑塔格在文章中没有明讲，但是，可以看出，她一再表露出自己与本雅明之间所存在的相似之处，就此间接地对偶像的魅力作了评论。无怪乎，桑塔格的传记作者会得出结论，认为“关于本雅明的所有评价差不多都可以理解成桑塔格的自画像——包括她所说的他的句子读起来既像开头又像结尾”。应该说，正因为桑塔格与她笔下的这些人物（当然包括本雅明）有着许多契合之处，她对他们从气质到作品又是如此地了解，她的评述和分析才有可能如现在这样体贴入微，丝丝入扣。在文集里，桑塔格还为我们刻画了卡内蒂和阿尔托这两位孤独者的形象。《作为激情的思想
》讨论卡内蒂的宗教性和对残忍的憎恨。《走近阿尔托
》则是桑塔格为自己编辑的《安托南·阿尔托文集》（Selected Writings of Antonin Artaud，一九七六）所写的充满激情的长篇导言，最早发表于《纽约客》（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在文章中，桑塔格分析他的问题，他对待自己的精神的方式，他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分歧以及他所倡导和实验的“残酷戏剧”，她认为“阿尔托的全部著作讲述的都是拯救的故事，戏剧是他思考得最为深刻的拯救灵魂的途径”。在桑塔格看来，阿尔托是一个文化企图同化他、却根本消化不了他的作家，“他依旧遥不可及，依旧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声音和存在”。桑塔格还在文集中对希特勒的御用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进行了重新评价。在收入《反对阐释》的《论风格》一文里，桑塔格对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的美学形式作了肯定性评价，而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
》里，桑塔格对这两部影片的内容，以及对里芬斯塔尔的摄影集《最后的努巴人》中所竭力表现的法西斯主义主题作了毫不容情的抨击。因此，在许多访谈中，不时有记者问起，两相比照，其中是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桑塔格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实，桑塔格在《论风格》中早就说过，“将莱妮·里芬斯塔尔拍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称为杰作，这绝非要以美学的宽容来掩盖纳粹宣传。纳粹宣传的确存在，但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加以排斥，就是我们的损失。”因此，应该说，桑塔格并没有完全否定里芬斯塔尔，只不过，她分析的着重点发生了变化，因为分析的语境发生了变化。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纪念日。虽已过去整整一个甲子，但历史恍若昨日。世人在思考奥斯威辛悲剧何以发生，也在追问奥斯威辛之后种族屠杀何以还在继续。我敢肯定，假使桑塔格在世，她要探讨的恐怕更多的也仍旧是那些以希特勒为题材的影片的思想倾向而非什么美学特征。《在土星的标志下
》是桑塔格一部重要的批评文集。在这里，桑塔格怀念古德曼，谈论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分析卡内蒂的宗教性，论述巴特的审美意识，品味本雅明的惆怅诗意，纵论里芬斯塔尔和西贝尔贝格的电影。文集出版后，虽然时有批评之声传来，但更多的是肯定和赞赏，有人甚至认为它可与塞缪尔·约翰逊的《英国诗人传》（The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一七七九——一七八一）这部巨著相媲美。与《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重点所在》等一样，《在土星的标志下》也一以贯之地体现出桑塔格那独立思考的精神，在这里，桑塔格让我们看到了思想的重要以及——智慧的力量。献给约瑟夫·布罗茨基
致谢
本论集中有六篇文章曾略作改动或删节，先后发表在《纽约书评》杂志。它们是《论保罗·古德曼》（第十九卷第四期，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迷人的法西斯主义》（第二十二卷第一期，一九七五年二月六日），《在土星的标志下》（第二十五卷第十五期，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
西贝尔贝格的希特勒
》（第二十七卷第二期，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一日），《纪念巴特
》（第二十七卷第八期，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作为激情的思想》（第二十七卷第十四期，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走近阿尔托》则是由我本人编辑、由弗雷·斯特劳斯·吉劳书店出版的《阿托南·阿尔托文集》（一九七六）的序言，曾先行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与往常一样，感谢罗伯特·西尔弗斯给予我的鼓励和建议；同时，感谢沙伦·德拉诺慷慨相助，促成论集中几篇文章及时定稿。苏珊·桑塔格
哈姆：我爱那一个个老问题。（狂热地爱。）啊，那一个个老问题，一个个老答案，没什么能与之相比！《终局》论保罗·古德曼
此刻，我身处巴黎的一间斗室，写这篇文章。我坐在临窗打字桌前的柳条椅里，窗外是花园；我背后是小床和床头柜；地板上、桌底下全是手稿、笔记本，还有两三本平装本书。在这么个逼仄、空荡荡的住处，我已经生活、工作一年有余。这一开始可不是计划好的，也未细加考虑，却无疑满足了我的一些愿望，我就希望轻装上阵，摆脱世事的羁绊，尽量不依赖什么，而整个地重新开始。我现在生活其中的巴黎，与今天的巴黎其实几乎是不相干的，正如今天的巴黎与曾经是十九世纪之都、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都是艺术和思想发源地的大巴黎几乎不相干一样。在这里，美国在所有遥远的地方中离我算是最近了。即使有时我足不出户——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除了上床睡觉，我根本就不想离开打字机，就这样度过了许多舒心的日日夜夜——每天早上，都有人给我送来巴黎《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报纸上充斥着美国“新闻”大杂烩，这些新闻有的是综述性的，有的是歪曲的，也有的因为与美国隔着一段距离看起来显得从未有过的陌生，它们包括B-52重型轰炸机在越南的狂轰滥炸，造成托马斯·伊格尔顿殉难的令人讨厌的境况，博比·费希尔的妄想症，伍迪·艾伦挡不住的人气飙升，亚瑟·布雷默尔的日记摘抄，以及上星期，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去世。
我发现自己只能连名带姓地称呼他，而无法只喊他的名。当然，我们以前不管什么时候碰面，我总是喊他“保罗”，他总是叫我“苏珊”，但是，在我脑子里，以及在我与别人提起他的时候，他从来都不是“保罗”，也不是“古德曼”，而总是连名带姓“保罗·古德曼”，同时也带着全名所包含的情感上的全部距离感以及熟悉程度。
保罗·古德曼的去世让人感到悲痛，但我感到更悲痛，因为我们尽管共同生活在几个相同的圈子里，却不是朋友。我们初次见面是十八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我年方廿一，是哈佛研究生，正憧憬着到纽约生活的未来。有个周末，我认识的一个人，也是他的朋友，带我去了纽约市第二十三街的顶层公寓，保罗·古德曼夫妇在庆祝他的生日。他喝得醉醺醺的，对所有在场的人狂吹他有过的艳遇，他刚刚和我聊了一会儿，就来荤段子了，尽管只是点到为止。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四年后在河滨大道的一次聚会上。这次，他似乎比上次有自制力，却是同样的冷冰冰，同样的自我陶醉。
一九五九年，我搬到纽约，此后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我和他常常照面，不过，都是在公开场合，比如共同的朋友举办的聚会上，在专题小组讨论会和越南问题学术研讨会上，要不就是在游行示威的路上。每次见面，我一般都很腼腆，想和他搭话，希望能告诉他，不管是直接地，抑或是间接地，他的书对我有多么重要，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可每次，他都冷落我，于是，我退却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对我说，他并非真的喜欢将女性当人看——当然，有些特别的女人是例外。我起初一直排斥这种说法（在我看来太俗了），但最后改变了立场。毕竟，我在他的著作里感觉到了这一点。比如，《荒唐的成长》的主要瑕疵是，他虽然声称要研究美国青年问题，但这本书谈起青年来，就好像青年只是由男性组成的，仅此而已。于是，再见面的时候，我的态度便不再那么坦率。
去年，我们另一位名叫伊凡·伊利奇的朋友邀请我乘保罗·古德曼在库埃纳瓦卡主持专题讨论会的时候也去那儿。我告诉伊凡，我倒宁可等保罗·古德曼离开之后再去。伊凡从我们的多次聚谈中知道我是多么地推崇保罗·古德曼的著述。是的，每次一想到他还在美国活着，活得很健康，而且仍笔耕不辍，我就感到莫大的欣慰。然而，每当我发现自己与他共处一室，却感觉到无法和他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接触的时候，这种欣慰旋即化为一种折磨。从字面意义上讲，我和保罗·古德曼不仅不是朋友，我甚至还不喜欢他。个中缘由正如他在世时我经常伤心地解释过的那样，我感觉他不喜欢我。我始终清楚，我的这种不喜欢是多么令人难过，且仅仅是形式上的。保罗·古德曼去世了，可并非是他的去世才突然让我痛苦地感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因此，他日后成为名人，我并不感到半点儿惊讶；不过，人们似乎认为他也就那么回事，这倒总是让我有点儿吃惊。我读的他的第一本书是由新方向出版社（New Directions）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我们阵营的分裂》（The Break up of Our Camp），当时我十七岁。一年之内，我读完了他出版的全部作品，从那时起，他出一本，我看一本，他写的任何题材的任何作品，我都怀着同样纯粹的好奇心一口气读完；在世的美国作家里面，尚未有第二位作家能够如此吸引我。虽然我大体上认同他的观点，但这并非是主要原因。我也同意其他一些作家的观点，却不是那么一向忠实的读者。是保罗·古德曼的声音——那种直接的、一惊一乍的、自负的、慷慨的美国人的声音——让我倾倒。如果说，诺曼·梅勒是他那一代最有才华的作家，那肯定是因为他的声音中所包含的权威和古怪，不过，我一直发现这种声音过于注重标新立异，未免有些做作。我欣羡作为作家的梅勒，但我并非真正推崇他的声音。保罗·古德曼的声音才是货真价实的。D.H.劳伦斯之后，我们的语言中还从未听到过这样令人信服、自然、独特的声音。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都能听到他那强有力的、有趣的声音，并带着他自己极富魅力的自信和笨拙。写作中，他将生硬的句法和恰当的措辞大胆地结合在一起；他能够写出风格极为纯粹、语言极其生动的句子，他也能够写得毫无条理，蹩脚透顶，致使人们以为他是故意为之。但是，这从来都不重要。是他的声音，即他的才智及其体现出的诗意使我成为他的一个死心塌地的读者，看他的书看得上了瘾。作为作家，他并非经常是优雅的，然而，他的写作、他的思想却风姿绰约。
如果一个作家试图做很多事情，那么，一种可怕的、刻薄的美国式忿恨就会向他袭来。古德曼除了写社会批评以外，还写诗、写剧本、写小说，他还著书立说，论题涉及学术界及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制力量严防紧守的知识领域，譬如城市规划、教育事业、文学批评、精神病学，等等，古德曼这样做对他都不利。学术上人们怨恨他自己不作研究却获得本应由他人获得的成果，当精神病专家，又似乎是野路子，然而，谈论起大学和人性来，他又是如此内行，许多人不免为此大动肝火。这些人不知道知恩图报，至今仍然让我感到惊诧。我知道，保罗·古德曼为此常常牢骚满腹。也许，他牢骚发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〇年这个阶段记的日记里。这本日记后以《五年时光》（Five Years）为名出版，其中，他为自己默默无闻、不被承认、没有获得该获得的奖赏而感到悲痛。
这本日记是在其黎明前的黑暗快到尽头的时候记的。随着《荒唐的成长》在一九六〇年的出版，他的确成名了。从此，他的书流传颇广，人们猜想，他的书甚至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如果说保罗·古德曼的观点被重复（均未注明是其观点）的程度也可以算作广泛阅读的证据的话。从一九六〇年起，人们开始把他当回事的时候，他开始赚钱了，年轻人也愿意倾听他的声音了。这一切似乎让他很开心，当然，他仍旧抱怨自己还不够有名，读者不够多，知音太少。
保罗·古德曼远不是一个从不餍足的自大狂。他认为自己从未受到应该受到的关注。他说得很对。这一点从我在他去世后在巴黎看到的六七份美国报刊刊登的讣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些讣告里，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独特有趣的作家，兴趣颇广，心得却不多；他出版过《荒唐的成长》，影响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叛的美国青年，他性生活缺少节制。我看到的惟一一篇让人对保罗·古德曼的重要有所认识的讣告由内德·罗雷姆（Ned Rorem）拟定，讣文十分感人，只登在《乡村之音》（The Village Voice）第十七页上；保罗·古德曼的主要支持者都看这份报纸。现在是盖棺定论的时候了，他正被视为一位边缘人物。
我几乎从未希望保罗·古德曼成为麦克卢恩、甚或马尔库塞那样的媒体明星。是否明星与实际影响毫不相干，也说明不了一个作家有多大的读者群。我不满的是，就连保罗·古德曼的崇拜者也每每不拿他当回事儿。我以为，大多数人从来都不清楚他是一位多么非同寻常的人物。一个作家能做的一切，他差不多都能做，而且，他也努力去做。没错，他的小说越写说教味儿越浓，因而缺乏诗意，但是，作为诗人，他却写出了更多情感充沛、绝不媚俗的诗作；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他的诗多么优秀。他在文章中谈人物、说城市、抒发对生活的感受，他所谈的大多是在理的。他所谓的“随便玩玩”实际就是其才华的显露，这种业余身份使他谈论受教育、精神病治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时，能够赋予这些话题一种洞见，这一洞见具有异乎寻常的、类似于吝啬鬼对数字所把握的精确，同时，又能够带来一份去想象实际变化的自由。
要一一列出我对之心存感谢之处，是件难事。二十年来，他在我心目中一直就是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他是我们的萨特，我们的科克托。他没有萨特那样一流的理论才华，他也从未触及过科克托多种艺术中运用自如的真正幻想般疯狂而蒙眬的素材，但是，他却有着萨特和科克托都不具备的天赋，即对人生意义无畏的探寻，以及对道德激情所表现出的严谨和豪放。他的作品中所发出的声音是人们熟悉的，惹人喜爱的，也是令人恼怒的，极少有作家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对我来说，这是真实的声音。我猜想，比起生活中的他来，他在作品中显得更高尚，这种情况“文学”中时有发生。（有时候，情况恰好相反，现实生活中的人要比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那个人高尚，而有时候，作品中的人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几乎就毫不相干。）
读保罗·古德曼，我从中获得能量。他是少数几位为我确立了成为作家的价值、并且使我从其作品中找到一种用以衡量我自己作品的价值的作家之一，不管是健在的，还是已经过世。在那多样的极具个性化的文学殿堂里，有几位尚健在的欧洲作家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但除他之外，尚无健在的美国作家对我有如此的意义。他写的任何作品我都爱看。他固执的时候、笨拙或者愁眉苦脸的时候，甚至是出错的时候写的东西，我统统喜欢。他的自大让我深有感触，却不让我觉得讨厌（我看梅勒的作品时，却恰好相反）。我钦佩他的勤奋，钦佩他愿意发挥作用的热情。我钦佩他多方面表现出的勇气，其中最让人钦佩的是他在《五年时光》中坦承自己是个同性恋；为此，他受到纽约知识界一帮异性恋朋友严厉的批评；那是六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同性恋解放运动还没有到来，因此同性恋的“出柜”尚未成为一种时尚。我爱听他谈自己，也喜欢看到他将自己悲哀的性欲与他对有组织的体制的渴望纠结在一起。他与安德烈·布勒东之间有许多可比性。像布勒东一样，他是自由、快乐和享乐的鉴赏家，我看他的书，在这三方面获益匪浅。
今天上午，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手伸到窗前桌子底下，想拿些纸，打字用。无意之中，我看到埋在手稿下面的三本平装本书，其中一本是《新改革》（New Reformation）。我尽管努力过着一年没有书籍的日子，但是，有几本书还是悄悄地“溜了”进来。在这间禁书的斗室里，我希望尽力倾听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真实的思考和感受，但案头至少仍有一本保罗·古德曼的书。这似乎是合适的，过去二十年间，我住过的公寓里没有一间没有他的大部分著作。
有没有他的书，我都会继续受到他的影响。现在，他去世了，再也不会在新书里谈论什么，这下，没有了他的盛气凌人，没有了他对一切事情所作的不厌其烦、迂回曲折的解释，没有了他这份榜样的恩赐，我们大家只好自己继续勉力探索，互相帮扶，说真话，发表我们创作的诗篇，尊重彼此的疯狂以及出错的权利，培养我们的公民意识。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一九七二]走近阿尔托
否定“作者”的权威这一运动已经开展了一百余年。运动伊始，其动力就是——今日仍是——启示录式的：受到经历一个革命时刻这一全球意识的激励，对旧的社会秩序怨声载道，一旦这一秩序轰然塌坍不禁欢呼雀跃；这一革命时刻继续造就许多道德及知识的完美。对“作者”的声讨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尽管革命要么就没有发生，要么就是在哪儿发生，哪儿的文学现代主义的发展便立即停滞不前。在那些未由革命重建的国度里，现代主义逐渐成为高雅文学文化的主要传统而未走向反面，它继续制订出一系列规范，以保存新的道德能量，并力争顺应它们。似乎要诋毁文学创作的历史要求持续了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文学经历了一代又一代——并不意味着这一要求没有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并非像时有暗示的那样，意味着对“作者”所产生的隐忧现已不再时髦，抑或不合时宜了。（一种哪怕是最为骇人的危机，假使它老是那么拖宕着、永无了结，那么，人们对它的态度也会变得玩世不恭起来的。）但是，现代主义的长盛不衰倒的确表明，当人们对巨大的社会、心理焦虑预期的解决被拖延的话，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也就是说，对于适应性和痛苦以及对痛苦的习惯的那些不容置疑的能力，怎样会在间歇的当儿一下子增强。
在长期挑战下形成的概念里，文学从一种理性的——即为社会所接受的——语言中产生，而孕育成各种内在统一的话语类别（如诗歌、戏剧、史诗、论文、随笔、小说），并以个体“作品”的形式出现，然后以真实性、情感力量、微妙性和相关性的标准来作出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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