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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白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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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虫试读：

那么这就是我看到的玻璃——

依旧是石头，但已不再坚固。

依旧是火焰，但已不复温暖。

依旧是水，但既不柔软也不流逝。

它是一些伤口但从不流血，

它是一种声音但从不经过寂静。

从失去到失去，这就是玻璃。

语言和时间透明，

付出高代价。——欧阳江河《玻璃工厂》前言大门

蛛蛛，双声叠韵，嘴唇嘟起来，舌头悬空，轻轻吐气，一只透明的虫子立即诞生在空气中。林蛛蛛，这个名字使我心花怒放，虽然听起来它有点傻头傻脑，没心没肺，但我无比喜欢它。

我爱它就像爱我自己。

我改名，是因为李管说我的本名像交际花。

李管和我关系纯洁，他是我众多的关系纯洁的男友之一，除此之外，他还是当年我们省文坛的第一才子，因此当他说我的名字像一个交际花的名字时，我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了。

他说，林白薇，陈白露，这两个名字太像了。要是光听名字不看人，我真以为你是三十年代的交际花，就跟陈白露住同一个饭店。

我认为李管的这种说法深深伤害了我。

当时我刚刚看完电影《日出》，我一听陈白露这个名字马上就想起一副棺材，清晨薄雾，人迹稀少，大街上一副棺材无声地抬过。在我看来，交际花就是那种花天酒地结局悲惨的女人。

数年之后，我才看到普鲁斯特关于交际花的论述，他说：这些既无所事事又用心良苦的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其魅力之一在于：她们以她们的热情、她们的才能，以及优美的感情所具备的一种梦境和她们不必破费便可轻易到手的一种金玉般的华彩，像名贵而细巧的嵌饰，把男人们毛糙而缺乏磨砺的生活装缀得富丽堂皇。对于梦境，她们像艺术家一样，既不追求实际价值，也不让它局限于现实生活。

如此看来，交际花生涯也是一种高尚的艺术事业。

尽管我一开始就意识到，我即使想当交际花也当不成，但我就是执意不当自己根本没能力当上的人，这是人性之一。

到电影厂是一个契机，一个全新的环境，谁也不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名字，我趁机改了名，而且一见生人就抢着告诉人家，我叫林蛛蛛。而且我给所有的朋友写了信，声称谁在信封上写我的本名，我将永远不回信。

就这样，林蛛蛛这个名字在我的身上迅速滋长，它布满了我的皮肤，蔓延到我的血液，然后从我的眼睛里闪烁出光芒，紧接着，林蛛蛛浓密的长发像蛇一样吱吱地长出来，一直垂落到我的肩上。

我觉得它有点像整容术，改变了原来的我。

我的职业电影生涯始于1985年12月，结束于1990年3月。这段时间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编辑，责编过两部电影。

广西电影制片厂在八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电影厂，张艺谋、张军钊都是广西厂的在册人员，青史留名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也都是从这个边远小厂嘴里吐出来的。

当年广影和西影是“第五代导演”的策源地，虎啸龙吟，车辚辚马萧萧，大风起兮云飞扬，蔚为大观。在当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口的空地上，著名导演和漂亮的女演员进进出出，制片、摄影、美工、录音、服装、道具、灯光、剧务，车水马龙，所有人走路都带着弹性，鼻尖上冒着幸福的亮光，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事实上我基本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狂欢的时期。我只到机场去接过一次上海导演白沉，我是他将要拍的剧本的责任编辑，剧本是《乡音》《乡情》的路子，有一点淡淡的哀愁。

白沉是一个瘦瘦的矮小老头，满头白发，特别白，脸是红的。

我小时候经常看旧《电影画报》，知道白沉，知道他是从香港回来的。我希望这部片子能上，出来一部精湛的艺术片，得一两个什么奖。

我至今记得白沉把自己的双手交叉在一起紧紧握着，他说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动作，让男女主角就这样握着，非常含蓄，但感情全都表达出来了，一句话都不要多说。本来这是一个普通的动作，但经白沉这么一番完全沉浸在剧情中的表演，我立即觉得这个动作真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真是太好了。他还提到了女主角的扮演者，好像是叫徐什么，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她在什么什么时候上别的戏，什么什么时候有空档，她当时刚刚拍过《秋天里的春天》，比较抢手，但他一定要等到她，白沉希望厂里能马上筹拍，不然女主角就没空了。

我一直没有看到《秋天里的春天》，但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演员。直到九十年代，我才在青艺剧场的前厅看到了她的照片，她的头发中分，全部往上梳，前额高而光洁，看上去气质非常好，美而含蓄，有一点点幽怨。确实很适合白沉的电影。

但白沉的电影最终没有上成。当时厂里说要上，过几个月就筹备，让白沉回上海等，我和部主任把白沉送回机场的时候，他一再希望厂里要抓紧，部主任则不停地表示一定会抓紧，请他放心。

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这是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四年里唯一的一次责编一个艺术片的经历。

商业大潮汹涌而至，所有的艺术片都上不了了。这就是我赶上的电影时代。考虑一部片子要不要上，唯一的因素就是拷贝、拷贝、拷贝。在四年中，我一共责编了两部片子，一部是武打片，一部是喜剧片。

喜剧使我想起卓别林，辉煌的默片时代，优美的黑白电影，穷人、流浪汉、盲女，《淘金记》《摩登时代》《城市之光》，它们像水滴一样滴落，赏心悦目。伍迪·艾伦的一些片子色彩鲜艳形象夸张充满了幻想，他的香蕉有一棵树那么高，蔬菜有一间房子那么大，还有十分有趣的高潮机，说的是未来时代的男女失去了性能力，但是不要紧，这种像电话亭一样的长筒子就是帮助你们达到性高潮的，一男一女走进去，一按开关，性快感从天而降，不论男女，全都哇哇大叫，就像突然着了火。还有苏联的《办公室的故事》，以及我从未看过但多次听说的《天堂里的笑声》，起码有十个人对我说过这部片子，它被镀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金，光芒与日俱增，我至今对它怀有无限的憧憬。

但我责编的喜剧片使我头昏、疲惫、想睡觉乃至深恶痛绝。

深恶痛绝，这就是我要使用的词。

我讨厌那个剧本，讨厌它的题目，它的故事，它的对话，它的人名。我看哪哪都觉得不舒服。我是一个在文学中浸泡过数年的人，阅读那个喜剧剧本对我来说就像嘴里被人塞满了沙子，有一种生理上的痛苦。但我必须责编这个本子，在领导看来，这是我的福分，是对我的关照。因为这是一个肯定能上的本子，这样我不但能完成全年的任务，而且还能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编辑费。

编辑的职责之一，是要到一个干私活的人那里打印剧本，用那种庞大笨重的中文打字机，用蜡纸印油，用手，一张张印出来，然后装订成二十几三十本，分发给有关人员。

为这样一个本子付出劳动，我十二分不情愿，所以觉得太阳数倍的大，道路数倍遥远。我看到亚热带的太阳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南宁西郊的道路上尘土飞扬，空气中的每一粒灰尘都闪着黄色的光，我推着单车来到了阳光下，火烧着我的车（车身、车头、把手和座鞍全都是烫的）和我的身体，我穿着一套无袖的短衫短裤，我的双臂和大腿在太阳底下发出吱吱的声音，皮肤上起了一层看不见的烟，眉毛也要烧起来了，因为我戴的草帽是当时最时髦的那种，在帽檐上有两排樱桃大小的洞作为装饰，这些洞把阳光聚集在一起，第一排直射我的眉毛，第二排直射我的脸颊（幸亏没有射着我的眼珠），还没有走出十米我就觉得脸上已经起了黄豆大的黑斑，黑斑正在连成一片，我很后悔自己赶时髦，如果这时候有一顶大笠帽，还有一大块布，我一定马上就把布蒙在笠帽上，哪怕像下田插秧的农民也在所不惜！

好在我是千锤百炼成长起来的南方人，几分钟之后我就挺过来了，我以一种燃烧的状态在太阳底下飞驰，我的血液哗哗流动，脸上红得像一朵花。这时候我就骑到了岔路口。

岔路通向广西农学院，那是一条美好的小路，高大的尤加利树的浓荫遮住了阳光，两边是宽阔的稻田，大片的绿色把清凉的水汽送进我的肺腑，火焰熄灭了，我全身顷刻变得柔软起来，草帽上的窟窿也不再是敌人，这些洞眼输送着湿润的风，我恨不得它们更大一点。岔路的路面是细沙和细石块（后来它什么时候变成了水泥呢？），既吸水又有摩擦力，还不会像柏油路面那样散发出逼人的热气。这真是最有人性的路面。

为了这样的路面我就要热爱广西农学院，我现在还觉得农学是一门亲切的学问，农学院包含了人间美好的事物，在酷热的下午，说它是人间的天堂也不为过。

现在，天堂就到了，我越过门卫和大铁门，从后门进入了广西农学院。我继续骑车，我的车轮下是水泥小径，周围是芒果树、榕树、枇杷树、桉树，我穿过辽阔的校园来到教工宿舍区，在一丛青草跟前停了下来。

我走上四楼，敲开一扇门，一个戴眼镜的女人把我迎进屋，她白晳、文静，看起来特别有文化，但她屋里满是浓郁的油墨味，她的里屋放着一台笨重的中文打字机，每打一个字都要发出钢铁撞击的声音，她戴着一双深蓝色的袖套，上面沾着油墨，我说是电影厂的同事介绍我到这里来，她点点头，问我急不急。

我责编的剧本就是在这里印出来的。我下楼的时候听到了铁跟铁相撞的声音，这声音一直传到我放单车的那丛青草跟前。

现在看来，我并不那么仇恨这部喜剧，它是我电影生涯的一个硕果，比南瓜还大，比冬瓜还沉，是我评职称的一发炮弹，最最要紧的是，这个成果使我实现了从借调到正式调入电影厂的飞跃。我几乎就要把这点忘记了，这真是不应该啊！从现在开始，我要牢记这一点。

但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这部喜剧的名字了。

武打片同样使我无地自容。

剧本作者曾是南宁的一个知名作家，他后来调到了珠影。他的文字感觉很好，而且他知道我的文字感觉也很好，他随便我给他的本子取一个漂亮的名字。

这使我大为兴奋。

我呼的一下把自己擦亮，又呼的一下把自己点燃。一只火球在房间里滚来滚去，这就是我当时的样子。

词和短句噌噌地往外冒，在我的头顶像焰火一样开放，在黑暗中蔚为壮观。至凌晨一点，这部武打片的片名就有了五十个，它们歪歪扭扭挤在一张纸上。

天亮我把这五十个题目拿去给文学部主事的侯主任，侯对我甚信赖。他说：林蛛蛛，你看哪个最好？我指着我自己画了圈的那个说：这个最好。

侯主任说：很好，就用这个吧。

到了我第二次印本子的时候，题目却改成了十分恶心不伦不类的另一个。据说是厂里艺术委员会的主意，因为我取的题目不卖座。

所以我责编的第二部片子的片名我也想不起来了。

一部喜剧片，一部武打片，我就这样经历了职业的电影生涯。它们是如此不光彩，以至于我不想再提到。

但电影厂的岁月在我的一生中是九重宫殿，我从这头进去，从那头出来，对我来说，它的内部像大海一样浩瀚，无数事物在暗处和明处激荡，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我的没头没脑的青春、我的心痛、我的疯狂、我的黄上衣与木耳环、我的北京和广州、我的恋人我的情敌、我的花与酒、我的西园和明园、我的无赖、我的脚踩三只船、我的喜剧和武打，所有这些，都缭绕在电影厂淡黄色的大门里，是办公大楼里积年的灰尘、石凳旁边的青草、橱窗上玻璃的反光，以及我居住的灰色楼房前的木瓜树。

它们在那里等候已久。第一章夏天的无政府主义

十几个武打演员住在我的隔壁，他们从辽宁来，等着到外景地拍我责编的那部武打片。

那不是一般的隔壁，而是同一个套间，在同一个厅里进进出出，要使用同一个卫生间，上同一个厕所，在同一个地方洗澡刷牙，在同一个阳台晾衣服，大门一关，就是一家人的住法。

而他们十几人全是男的，只有我一个女性。

七月的南宁，每天都三十六七度的高温，没有一丝风，所有的东西都是烫的。这些来自东北的男人们从早到晚光着膀子，他们无所事事，无处可去，户外烈日炎炎，令人望而生畏，只好整天呆在招待所里。

他们像动物一样趴在地上喘粗气，还不时发出几声怪叫。一些人从中午开始就川流不息地到卫生间冲凉，穿着短裤，唱着歌，光膀子上搭着毛巾，活像一座兵营降落在我的身边。

从早到晚，只要我要上厕所，要烧开水，要洗衣服，要洗澡，要洗脸刷牙，我就得穿越十几名来回走动的半裸男人，他们就像十几堆正在燃烧的火，在火光的映照下，我觉得这五十多平米的客厅是如此辽阔又是如此狭窄，辽阔的错觉源于我老感到走过客厅特别累，狭窄是因为他们把厅都塞满了。

好容易来到卫生间门口，八成又会碰到一个半裸的男人从里面出来，如果撞一下，他身上的汗就会直接擦到我光裸的手臂上，黏糊糊热烘烘的，在任何时候，和别人的皮肤接触总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那种陌生的腻滑就像是被一口黏痰沾在皮肤上一样恶心。

忍住恶心走进卫生间，正要深呼吸，好把那恶心释放出去，不料又一口吸入另一种恶心，浓郁的男人气味和不卫生的习惯相混合，把好好的卫生间变得像公共厕所，事实上它此时正是一个男女不分的公厕。我憋着气打开水龙头，憋着气接水，然后又憋着气把水提到走廊上，真是比万米长跑还要累啊！我喘着气低着头洗我的衣服，一抬眼皮，却发现有几个半裸的身体在走廊的前后左右走来走去，他们望着我的桶问：林编辑你洗衣服？

在我桶里的裙子下面埋着胸罩和内裤，我不知道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们拿出来擦肥皂。我只好拎着桶，重新穿过封锁线，回到敌后（这些话语习惯都是来自过去的电影），我关上门，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继续洗衣服。如果置身其外，我觉得这个场面比较可笑，一群赤身男人在厅里游逛，一个女人关起门偷偷摸摸洗内衣，多么不正常，多么病态！

然后我把内衣晾在哪里呢？

既要机智，又要勇敢，智勇双全的女人，躲过了敌人的眼睛，她巧妙地把乳罩和内裤挂在了裙子的里面，然后她举着衣架重返敌人的封锁线，飘扬着的裙子就像一面胜利的旗帜，虽然这个比喻有点庸俗，但我觉得它太恰当不过了。

智勇双全的女人，镇定地把裙子挂在了共用的阳台上，这下她的秘密的小衣服就能堂而皇之地晒到太阳了。所有生活在男性眼皮底下的女性，对这些机巧都会无师自通。

从他们入住的第一天开始，男人的汗臭味和烟臭味相混合的一种气味就弥漫在整套房间里，每件物品，每一个毛孔都是他们的气味，电灯、龙头、窗户、地板、墙角，臭气从这些毛孔徐徐散发，又从门缝进入我的房间，弄得我的床上、枕头上全是男人的汗臭味，它们是如此强大，完全覆盖了我自己的气息；又是如此顽固，挥之不去，洗之不净。

这些气味使我感到不适。

怪不得，那么多女人在骂男人的时候都说他们是“臭男人”，男人真的是臭的，女人天生就是香的。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我们厂招待所打扫卫生的人说的，她们是两个漂亮的女人，一个二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在一个春天或者秋天晴朗的上午，她们在收拾一间只有一个男人住过一天的房间时说的，当时我刚刚起床，正在厅里踱步，她们说：真奇怪，男人住的房间怎么总是一股臭气，女人住的房间都是香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与十几个男人同住一个套间的经历，于是我替他们辩护说，那是因为男人抽烟，女人往身上喷香水。她们抢着说，不对，那臭并不是烟臭，烟甚至是香的，不然怎么叫香烟，女人的香也不是香水的香，香水的香谁还闻不出来。

我觉得她们说得很有意思。后来的日子里，发现那竟是真知灼见。

在我住招待所的一年时间里，隔壁只住过一个女人，是程麻挑选来主演他导演的那部神话片中的仙女的。对，她就是梅飞。

梅飞，想起这个名字我就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气，她住在我的隔壁，她的香气像清水滴落在阳台前的芭蕉叶上，使整套房间充满了一层薄薄的清绿，在炎热的夏天里，那真是沁人肺腑啊！这种她身上独有的香味在客厅里若有若无，在卫生间里就明确得多。卫生间窗台洁白的瓷砖上，摆着一排玲珑剔透的小瓶子，那是梅飞的个人用品，洗发水、沐浴液、香皂、洗面奶、收缩水、护肤液、防晒霜、护手霜、眼霜……我不喜欢一个人过分细致地摆弄自己的脸，但我却无端喜欢她的这些小瓶子，我觉得尽管梅飞有这么多的护肤品、化妆品，她也仍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换了别的女演员，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比她多一倍不止。

奇怪的是，这些小瓶子散发出来的并不是各自品牌本身的香气，而是梅飞身上的气息。我在梅飞不在的时候把鼻子凑到瓶子跟前一一闻了一遍，无一例外，它们统统都是梅飞身上的幽香。

梅飞真是一个仙女，她还没开始上戏就成了仙女，难怪程麻走遍大江南北，把她挑了出来，他去了北京上海，又到了杭州扬州，踩破了无数剧团的门槛，最后在广州的战友歌舞团把她找到，她是上海人，参军到了广州。我现在还认为，程麻在某种时候拥有一副火眼金睛。

在那段日子里，我没事就喜欢在卫生间里待着，那里异香缭绕，终日不散，我在卫生间里深呼吸，一下一下又一下，淡绿的清香进入我的五脏六腑，犹如草原上微风荡漾，每一棵草都在摇晃中舒展腰身。

我爱她宽大的男式衬衣，那件本白棉布衬衫把她的双臂遮得严严实实，比最优质的防晒油更有效；我爱她宽檐的大草帽，帽子上的麦秸密实而生动，让人想起无边的麦田；我爱她的墨镜，这使她看上去像一个妖精；我爱她的凉鞋，她裸露的趾甲盖有着珍珠的光泽，她的脚后跟则像一大瓣粉红色的玉兰花瓣。

我爱她的芬芳，她在浴室里发出的水声，爱那温润的水雾气，雾气散去，美人出浴，在残留的薄雾中，梅飞裸露的身体婀娜柔软，参差的水珠在她身上闪烁，在凸起处、拐弯处、凹陷处，那些水珠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水珠，跟珍珠有相同的质地，却闪着钻石的光。

我多想变成土耳其皇帝啊！让梅飞当我的女奴，就这样，赤身缀着珍珠，站在我的浴池跟前，让我抚摸她美好的身体。

但我还是不要当皇帝，帝制应该被推翻；梅飞也不要当我的女奴，奴隶制也要推翻。就让她重新做她的仙女，在天上的瑶池里洗浴。

在夜晚，瑶池就是卫生间，客厅就是银河。河汉迢迢，咫尺天涯，“她在那边，我在这边，依然相距很远”（不记得是哪国的民歌了，歌名叫“晒稻草”）。银河就是银河，凡人跨它不过，我在房间里，她在卫生间那边，水声传来，惊心动魄。

我不可能站在卫生间门口向内窥视，只有变成一名天仙，脚一点地，立即从窗口飞升到空中，然后再从空中降落到我们的灰房子的屋顶，出乎我的意料，屋顶不是用瓦盖的，而是水泥预制板，一点空隙都没有。于是我就让自己倒挂着悬浮在窗子旁边，卫生间没有窗帘，窗子大开，蒸汽一阵又一阵地涌出，直扑我的头脸，这些都是梅飞身上飘过来的水汽，异香扑鼻。当一名天仙令我满意，如果我是天仙，窥视就不再是窥视，而是张望，一点也不下流，一点也不猥琐卑劣，而是像朗朗星光，高尚而美好。

如果我是一名天仙，当然，我就与梅飞一同飞翔。我们将手拉手，脚并脚，衣服鼓荡着风，眼睛盯着北斗星，空气在我们的耳边摩擦，发出呼呼的声音。

十年过去，我多想重新爱上梅飞啊！我爱你胜过爱费雯丽，我爱你胜过爱玛丽亚·卡拉斯。回首当年，梅飞住在我隔壁的三天时间里，她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仙女，而是一把利剑，我怀疑她跟程麻有某种私情，这在电影界，实在是太普遍了。我嫉妒这个比我小十岁的女孩，我的眼睛含着毒液，随着她外出不归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眼中的毒液越积越多，我在客厅里徘徊，像一条躁动不安的毒蛇，她一进门，毒液就会自动喷出。

二十岁的女孩，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她天真无邪（或者竟是老谋深算？），一进门看到我，立即就由衷地微笑，笑容明亮，把所有阴暗的角落，统统照亮。她高兴地说：我去开会了！声音像晴空中的碎银。

然后她就去洗脸，洗完脸就在厅里同我说话。她让我看她的眼睛，她说，你看，我都有眼袋了，我每天都要用这种眼袋膏，进口的，国产的没有用。她又说，你一点眼袋都没有，真好。

一把利剑就变回了仙女。她开会、试妆、再开会，到了第三天，她就出发去外景地了。从此以后，我就再没见到过她。好女孩不知今在何方。

我被围困在孤岛里，周围是男人的汪洋大海，整日风起云涌。

他们无事可做，怪叫、踢腿、俯卧撑，上上下下游逛。有时在楼顶乘凉，他们中读书多的人就要和我谈文化，谈天人合一，谈虚，谈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我很想告诉他们，我再这样住下去人就要发疯了。

我整夜睡不着觉，天热心烦，空气中布满了男人的汗臭，而且蚊子出奇多。在白天，可以在客厅、卫生间、厨房的角落里看到密密麻麻一片又一片，它们一动不动潜伏在墙上，跟死了似的。一到黄昏，就大张旗鼓地飞起来，嗡嗡的声音此起彼伏，把手伸出来，就能感到空气的震动。它们真是太多了，而且越来越多，有可能全厂的蚊子都在朝这幢灰房子的四楼上赶，像“二战”时的飞机，来势汹汹，一刻不停，是它们使天暗了下来。天一暗，就只好打开灯了，灯光使蚊子有了明确的目标，它们飞得更高兴了。

十几个武打演员的汗腺，同时发送着一场盛大狂欢的信息，就像十几面铜锣当当敲着，多远都能听见。

如果是梅飞，肯定不会招来蚊子。

我怀疑她身上的香气同时也是一种蚊香，所有真正的美人都是天然驱蚊的，如果她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群蚊子跟在身后，她们的美就会减少百分之九十。女人是植物，是各种树木或香草；男人则是动物，物以类聚，所以他们招来了这么多的蚊子。

我在房间的四个角落都点上蚊香也没有用。

而且我在蚊帐里，隔着门和墙，隔着蚊香，隔着蚊帐，三重屏障也无法消除蚊子的干扰。它们虽然还没有直接到达我的皮肤，但它们的重重包围使我神经紧张。

它们如乌云压顶，手里举着刀枪剑戟，高声叫喊。蚊子实在太多，于是有一部分就从门底下的空隙钻进来，在我蚊帐的周围嗡嗡飞转，我觉得它们总会找到一个突破口，蜂拥而入。

我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就爆发了。

如同一次革命，经过了酝酿、积累、激发，最后到达临界点，箭在弦上，轰的一下就爆炸了。同时也像一次发疯，要受到种种刺激，最后才能到达大无畏的境界。又像一场大火，事先要有易燃物。而这一切，都堆在了灰房子里。

到了第三天，我觉得我快要发疯了。我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不管去哪里，哪怕去监狱也行，监狱里起码有女牢，不必和十几个男人同居一室。但监狱是进不去的，我只有躲回北流老家。

在北流待了七八天，睡了几个好觉，才又回到南宁。

灰楼尘埃落定，人去楼空，他们终于到外景地去了，但听说拍完戏后还要回来，而且还听说厂里准备投拍的下一部又是武打片。楼里残留的汗臭味时隐时现，我感到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下我会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睡眠不好，基本的生活难以保证，长期下去，连身体都会垮掉。

我意识到，房子问题真的是关系到我的生死存亡。

就在这时，厂里新的一轮住房分配方案下来了，又一次没有我！我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

电影厂地皮充足，当时经济效益甚好，房子盖了一幢又一幢，全厂职工人均住房面积是三十平米（不是三十就是五十，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与德国人均住房面积持平，连工人在内，几乎人人都能分到房子，差别只是房子的大小和新旧。我刚从图书馆搬来的时候厂长说，你暂时住招待所，那边的宿舍楼马上就要封顶了，到时候，你们几个大学生，一人一套，两室一厅的。我顿时心花怒放，兴冲冲地住到招待所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新楼盖好了，却没有我的。我又去找厂长，厂长就住我的楼下，他的夫人是我的顶头上级，他的女儿是我的朋友，找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想躲也躲不掉。这次厂长说，新楼没有了，旧楼也可以嘛，从旧楼里分给你两室一厅就是。

我便回去等着。

却不料，旧楼转眼又没有了。

仍去找厂长，厂长说，某处一楼有一套一室一厅，虽然小点，也是不错的。如果实在分不过来，一定给你分一间最大的房间。

我想该说的话也都说过了，最后总该能分到一间房的吧。于是老实等着。

这时有明眼人告诉我，房子的事还要找分房小组长，又有人说分房小组长听厂长的，只要厂长说了话，他就不敢不分。还有人劝我给关键人物送送礼，也有人劝我不如找行政副厂长。

一片混乱，无所适从。狐疑之间真的有人搬进了那套许给我的一室一厅，而大房间最终也分给了别的人。分房的人说，你一个人，住在招待所也就可以了。

惊雷之下，大梦初醒，原来领导的一切承诺都是谎言。

我终于明白，自己分不到房子，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后台，没有势力和根基。现任领导觉得我是前任领导时来厂的，不是他的人，而分房小组的人个个都心明眼亮，洞若观火，加上我一没闹上吊，二没送礼物，明里没有招数，暗里没有计谋，在厂里又没有一伙人大造舆论，不过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书呆子，三言两语就能搪塞过去，完全不必放在眼里。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

这就是当时回荡在我心中的唯一声音，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的旋律开始从窗外的荒草丛中升起，就像一些绝望而坚强的人，站在了我的身后。

革命的激情就这样被彻底调动起来了，我开始有了无所畏惧的勇气。在庄严感倍增的夜晚，我对自己说，让他们把我抓起来吧，让他们把我关进监狱吧，我再一次想起了电影《青春之歌》和《烈火中永生》，想起了歌剧《江姐》，我多希望他们真的把我送进监狱啊，我的生命将如闪电，发出耀眼的光辉。革命、勇气、监狱，这些字眼在夜晚完全被我戏剧化了，它们不再是生活中真实的样子，它们面目全非，拥挤在我的房间中，变成了熊熊烈火，照亮了我的脸，使我彻夜难眠。

到了白天，戏剧感消失了，真实的、像铁一样坚硬的生活出现在我的面前，它密不透风，冰冷，残酷，像一台巨大的机器，在它面前，我只是一只蚂蚁。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帮我的忙，只有我自己，我将去撬开别人的房间，自己搬进去。

这使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无赖。

但当无赖的时刻的确是来到了，在夜晚，我鼓励自己当一个革命者，在真实的白天，一切物质性的东西历历在目，我不得不鼓励自己当一个无赖。这时候，我觉得王朔的语录最亲切，我是流氓我怕谁！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像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正适合当一个无赖流氓。

我既要当革命者又要当无赖，这两者在我身上合二为一，这使我既坚定无畏，又胆大妄为。一个新的林蛛蛛就诞生了！

我要去撬的房间也在灰楼里，是我原住房的对门，是一套四室一厅里的一个最大的房间，大概有三十平米，也算是招待所的。当时正住着一对夫妻，男的姓周，女的姓罗，江西人。据说是厂长夫人的亲信，在海南办公司，到南宁来是为了拍一部电视剧，可能还有些别的生意，他们长住厂里，但常常好几天看不到人，过几天又重新出现了，再过几天又走了。我觉得既然他们不是厂里的职工，又不天天住，完全可以搬到旁边的一个房间去。

这套房子还住着两个人，一个姓胡，一个姓肖，是老周从江西带过来写剧本的，都是讲道理的文人，他们每天都在。我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老周的房间撬开搬进去。

现在看来，这真是太胆大妄为了！

换成今天，就是打死我也不敢这么做。认识我的人感叹说，林蛛蛛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知道，在九十年代我备受压抑，多方敌意和白眼，恶毒的人身攻击和污泥浊水，这使我每天出门就谨小慎微，到最后，真的变得胆小如鼠了。在我的小说里，曾经出现一个长年穿着灰衣的女人像老鼠一样生活，她害怕人类，甚至希望自己的女儿也变成一只老鼠。这是一部令人心痛的小说……

我多想回到天堂般的八十年代啊！

让我再撬一次别人的房间吧，让我当一个无赖、当一个流氓吧！我宁可当一个无赖也不要当一只老鼠。当无赖需要内心的力量，而这种特殊的力量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首先看到的是那只大铁锁，它有一只拳头那么大，拿在手上好像有四五斤重（我对重量缺乏应有的概念，何况还是在记忆中，数字不准确是肯定的），看到这样的锁我脑子里一片迷茫，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样撬开这样的锁的了。

难道我是大力士吗？

难道我是孙悟空吗？

如果我是大力士，我便可以一把拧断锁挂，如果我是孙悟空，只需吹一口气就是了。第三种做法是，借来一套特殊的工具，像一个技巧高超的小偷。

都不是。

铁锁在我的头脑里荡来荡去，我头疼欲裂。终于，我听到“咔嚓”一声，锁被钥匙打开了。我意识到，撬门入室不过是我的想象，我太喜欢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无赖经历了，总认为那是我的英雄壮举，在记忆中就不免有了夸张的成分。

事实上我去要来了钥匙。

那天天黑之后我就去找招待所的负责人，就是打扫卫生，说男人住过的房间臭、女人住的房间香的那两位中的一个。我敲开了门，劈头就对她说：你把408房间的钥匙给我用一下，我有急事要进去。

她说：不行的，出了问题我要负责的。

我说：我承担一切后果，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还是说不行。

我就不再说话。

我站在那里，意志坚定，头脑清醒，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完全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我感到一股凛然之气从我的脚底上升，并迅速笼罩到她的头上。片刻，她低声说：好吧，我给你钥匙，领导问下来你要负全部责任。我说：这是肯定的。

拿到钥匙，我心里立即狂跳起来，这意味着此事成功了一半。这是最难的一关，没有钥匙我会什么都干不成。事先我对是否能拿到钥匙并没有把握，她完全可以不给我，我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想不到会如此顺利，我想是我的气势占了上风。我极力镇定自己，告辞出门。下了楼，我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

我回到房间，喝了一杯水，上了一次厕所，就决定行动了。

对面套间的大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第一第二个房间的房门都是半开，胡和肖分别在自己房间的桌子前看书。我把声音弄得很大，听到动静他们从房间里跑出来。我不等他们问，迎头就说：厂里分房不公平，我今天要搬到这里来，这是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有关系。

我看到他们往回抽了一口气，两人互相望望，肖说：这是老周的房间，你要等他回来。

我说：我不想等他回来，等他回来我就疯了。

他又说：这样不合适，老周回来看你怎么交代。

我说：反正我承担一切后果。说完之后我仍看着他们，等着他们往下说，好像并不是要跟他们论争，反倒是要与他们征询探讨一番，事实上我对这两个写剧本的人确有一种天然的信任。

他们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各自回房看书。

这真是一个行动者的世界啊！

老周的房间是空的，几乎没有任何行李，只有三个抽屉上着锁。我把两边的大门用椅子顶着，一个人就开始搬家。

我先把箱子拎过来，再把桶和脸盆搬过来，我忽然觉得要擦一擦公家的木床，于是我又去找抹布。我想起一件就干一件，虽然杂乱无章，却是不慌不忙的，夜里十分安静，整层楼都没有别人，我像一只没有伙伴的小蚂蚁，要独自啃掉一根大骨头。

我有几件大件的东西：一只单门衣柜、一张书桌、一只很长的茶几、三只书架，我决定除衣柜先留下外，其余东西都自己搬。

书桌是一头沉，我把它放倒。

倒地的书桌变得像一头动物，我又拽又拖又推，一会儿跑到前面，一会儿又跑到后面，前后左右地忙，实在弄不动了就坐在上面喘口气，十足像一个生手对付一头脾气坏的大水牛，我觉得它比水牛还要难弄，我插队的时候曾经用牛犁过地，还耙过田，牛都是很听话的，叫它走，它就走，叫它停，它立马就停下来。书桌真是比牛差远了。

搬完了桌子搬茶几。

茶几像一只鹿，或一只山羊，它的脚又细又长，身体轻捷，我在前面牵着它的两条前腿，晃晃悠悠就走到了。书架也不难，我把上面的书腾空，我从图书馆搬来不到一年，搬家时捆的书还没拆，我一手一捆，书架很快就空了。

写到这里我疑心当时我在录音机里放着音乐，否则不会感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当时仅有以下几盘盒带：老柴的《悲怆》，贝多芬的第三、第六、第九交响曲，这是南宁最容易买到的交响曲盒带，当年我自命高雅，从来不买流行音乐带子。如此看来，我很可能放的就是“贝九”，这跟库布里克的《发条橘子》简直太像了！

在雄伟庄严的“贝九”中，我像拖死猪一样把三匹书架拖到了408房间。然后我就来回穿梭搬我的书，全部书加起来大概是七八十捆，我一趟拎两捆，来回走了有四五十趟。

全部运完的时候已经一点半了，我匆匆洗了个澡就上床，在新搬的房间里一觉睡到天亮。

到了第二天，和胡、肖二人见了面，他们说等老周回来再说吧。我问他们老周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也不知道。招待所那边也没说什么。

于是一切如常。

这样过了有六七天，我心理上已经完全松弛下来，感觉上好像我住的就是自己的房子。

就在这个时候，真正严峻的时刻到来了。老周夫妇外出归来，一到厂大门，立即就有人通风报信，说他们的房间被林蛛蛛占了，于是两人当机立断，老周去找厂领导，老罗一路发着火冲回来。

老周矿工出身，从社会底层奋斗上来，他长着一双狼眼，外形既狡猾又坚韧，富有力度，一看就是那种在血水里泡过三遍，在盐水里煮过三遍的人物，闯荡江湖多年，什么场面都经历过，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下午四点多钟，我正在房间里写信，忽然大门咣的一下，老罗一阵风冲了进来，风在她的身体里呼呼乱窜，她的头发就像着了火，她整个人都在往上跳跃，每说一句话就跳一跳，她的话连成了一片，整座房子的空气都在往上揪。

她喊道：太过分了！

她又喊道：我有十几万块钱的发票在里面！

她喊：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她又重复喊：十几万……不像话……后果自负……没见过……

事到临头，我想不到自己居然能一点不慌，我镇定地搬出了两张椅子，请她坐下来说，她不坐，于是我在其中的一张椅子坐下来，我平静地听她说，在她不说的时候我才说。

我说：这事真的对不起你们，得罪了。

我又说：我心里一直很不安。

我说：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厂里太不公平，看大门的都分上了房子就我没分到房子。

正说着老周就进来了，他身后是厂长助理张。

老周很生气，连走路的样子都是义愤填膺的走法。

我一见他立即就说：老周，我就等着挨你骂了。

老周不失尊严地说：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很不尊重人。你有没有想到后果？

我说：我这人做事从来不计后果。

这时肖在旁边说：这种事只有林蛛蛛才敢做。

厂长助理张站在旁边，一言不发，还笑了笑。张是厂长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带来的，他跟文学界有联系，每个月都收到诗人曲有源从长春寄来的《作家》杂志。自始至终，他一言不发。

老周便自己说：厂里并没有同意你这样做。

我说：当然。

又僵持了一会儿。

忽然，老周从口袋里掏出了香烟，他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一下感到十分意外，我茫然地接过烟，老周又打着了打火机送到我跟前，我点燃了烟，吸了一口，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片刻，我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给他们倒了两杯橘子汁，分别送到他们手上。事情便好像化解掉了。

事隔多年，我仍衷心地感谢老周，他虽然是矿工出身，却有着绅士风度。幸亏我碰到的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假如我这样一个假无赖碰到一个真无赖，至于我会吃到什么样的苦头，那就只有天知道了。第二章男友

我的男文友包括张尊、李管、张小东、梅逊等数人。

我程度不一地爱他们，在感情上有一种深深的依恋，如果有几天看不到他们我就要去找，不管出着大太阳还是下着雨，我会跑到他们住的大院去，站在楼下呼喊他们的名字，如果楼上没有人，我就会向邻居打听。

他们每个人的妻子都是全城公认的美人，在八十年代，所有的美人都愿意嫁给一名青年作家，那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啊！

只有李管至今未婚。

李的问题是挑花了眼，他当年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桂林的文学青年以讲他的坏话为荣，讲了他的坏话，就说明跟他很熟，跟李管相熟就是一种荣耀。跟李管谈恋爱则是更大的荣耀。

当年我对李管有好感。我对所有有才华的人都有好感，包括达利和布努艾尔。1985年的时候我和李管、张尊、梅逊、鲍小松等四人同考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他们前面三个人的考试方式是每人写一个电影剧本，我和鲍小松则是对这些剧本进行评价，指出优缺点，并提出一个修改方案。结果我和鲍小松最后都顺利过关，调进了电影厂，他们三人则全军覆没。

1985年冬天，形势尚未明朗，每个人看上去都有希望。文学部主任雄心勃勃，开了一个电影研讨会，请来了北京的专家，专家带来了内部片，有《金色池塘》《恋人曲》《头回出嫁》《列宁在巴黎》《奇怪的女人》《命运的嘲弄》，看完了电影又讲课，讲完了课还出去采风。

陈主任为了培养我们，把我们五个人全带上了。一路车开到广西的最西端隆林，去看苗族的女孩和土特产，又看红水河上游的天生桥水电站，还去看了红七军军部旧址。

李管就是在天生桥水电站的隧道里说我的名字像交际花的。

一边是怪头怪脑的美国掘进机，一边是闪着铁光的巨大管道，隧道里吊着电灯泡，鼻子里全是泥土的腥气，按说这样的环境应该首先想到战壕、防空洞、苏联片《战地浪漫曲》才合道理，但他环顾四周后忽然说：林白薇，你的名字太像一个交际花了，陈白露、林白薇。这截隧道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没有别的人听见，但电影《日出》里陈白露的棺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没有人听见，我也十分生气。

我立即回敬了他一句：交际花也不错，比唐朝美人好。

说完之后我十分痛快。“唐朝美人”是李管的敌人奉送给他的雅号，李本人又白又胖，十分忌讳这个说法。我拾起这块石头一扔，正好中了李管的七寸，他向后一退，差点从管道上掉了下去。

这时候有人给我们抢拍了一张照片。这幅照片被我放在北流老家，十年来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去年我回北流，在一堆旧照片里看到了它，当时李管穿着一件短风衣，外面是米色，里子带领是大红，他穿在身上特别时髦，但他在照片上斜着身子，十分狼狈，我则穿着牛仔裤，上身是一件军绿色的毛衣，我头发蓬乱，两道眉毛是竖的，脸上亮得像金属的反光，头顶有一颗电灯泡，整个背景是黑的。

就是这么两个莫名其妙的人，看不出会有什么甜蜜的故事发生。

但是1998年10月在南宁，在我到达的当天晚上，张尊在明园咖啡厅约我喝咖啡，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当年有没有可能跟李管结婚？

我觉得这是一句奇怪的问话，我跟李管从来没有闹过什么风流韵事，也没有谈过一分钟的恋爱，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从何谈起？

我不动声色地答道：如果发展一下，还是很有可能的。

张尊比我还要不动声色地说：告诉你吧，如果你跟他结了婚，现在已经离了十年了。

我不知道他是指责我离婚成性，还是认为李管实在太不适合我了。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李管从珠海给张尊打电话，说我从桂林机场往珠海给他打长途电话说了有足足半个小时。我这个人很少主动给别人打电话，何况是长途，又何况是男的，而且是半个小时，张尊觉得我有一点不良倾向，作为朋友，他有责任将危险扼杀在摇篮里。（关于打电话的事情是这样的：我1998年10月到西安签名售书，结束之后直接回广西老家看母亲，因西安没有直飞南宁的飞机，需要在桂林转机。我那天上午十点半到桂林，下午两点半才有到南宁的飞机，在桂林机场足足停留了四个小时，我给桂林、南宁两地的朋友都打了电话，偏偏张尊的电话打不通，这才又给李管打电话，结果一聊就是半小时。在电话里我问起了李管的婚姻，他说有一次几乎就要登记了，结果还是没登。）

张尊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温暖和亲切。

当年我和Y以及李管三人一起去见陈主任面试，张尊反复告诫我一定要穿上自己最好看的衣服，一定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因为Y出身名门，人又漂亮，而且已是省报文艺部记者，见多识广，而我不过是一名图书馆员。张担心Y把我压倒。

结果那天我超常发挥。无论谈什么话题，Y一概不开口，后来她就先走了。

到了第二天，我去看张尊，他说听李管说我昨晚表现很出色，压倒了Y，他问我：你是不是穿这条裙子？我说不是，就是穿了一条牛仔裤。

张尊说，像你这么不爱打扮的人是很容易丢分的，因为陈主任认为文学部的人走出去要十分醒目，十分带劲。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五年了，每当我回想当年的调动，首先听到的总是张尊的声音：你是不是穿这条裙子？他是山东人，在桂林长大，当过多年话剧演员，能讲一口十分标准的普通话。

他的声音从我的桌子那边飘来，当年的一切已不复存在。

一只电影虫子要到一张巨大的叶子上去了，这张叶子就叫电影厂，它的筋络无边无际，它的汁液源源不断，一辈子也吃不完。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情啊！张尊关照我穿漂亮衣服的声音犹如一个渐渐敞开的进口，它透着光，往昔岁月的丰饶枝叶在光中摇曳，在初夏的绿色中，我再一次看到了1985年的自己。

林蛛蛛，又黑又瘦，扎着两根短辫，额头上有一排刘海，衣着随便，喜欢把衬衣束在裤腰里，有一种中性（或偏男性）趣味。

女人很容易因为意识到自己不好看，或衣服太土、发型不时髦而缺乏自信，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只要有一个男人在场，所有的女人就会用这个男人的目光来挑剔自己，平添许多压抑和不自在，空气中就是这样渐渐积存了越来越多的男人的眼睛，即使没有男人在场，女人们也会无意识地感到这些眼光。

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感到过来自相貌、衣服的压抑，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到了某种先进理论的武装，思想超前，而是因为，我经常意识不到自己是女性。

我喜欢男友们的妻子。

她们的友好使我觉得，即使我每天去找她们的丈夫，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在深夜的黑暗里，即使只有我和某一个男友，即使房门紧闭，即使百米之内，四周无人，也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深夜十二点，百米之内，四周无人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否狐仙出没，荒草丛生……荒草丛生是我十分熟悉的一个环境，各种草在我的身后像动画那样抽条拔节，东扭扭西扭扭，姿势夸张，一扭二扭三扭，它们的叶子就从墙脚长到了我的窗口，有细小锯齿的锋利的长叶子，有毛茸茸的椭圆形叶子，还有一种藤本植物，它的叶子是一种薄而易破的心形，它们拥挤着攀升到我的后窗，窗上钉了两层五金厂的下脚料铁皮，那上面有一排排整齐的圆洞，就像刻意做成的图案。浓郁的铁腥味和新鲜的草腥味终日缭绕，那是我多年前居住过的平房。

当时的图书馆在公园里，我住的平房在园子的最深处，那里尚未开发，荒凉的后山，树深草高，人迹罕至，有时候会像电影一样发生刑事案件，在离我的房子二百米的地方，在几株栀子花树底下，曾经发现过一个死去的女人，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上衣，脚上是一双棕色的塑料凉鞋。

那天晚上陈让我们几个人去电影厂看内部片，是两部美国电影，散场之后已经过了十二点，张尊决定送我。

我们骑着车，从电影厂所在的北郊穿越大半个南宁回到公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深夜的公园，我经常在晚上出门，但十点以前就回来，这时候还有路灯，路旁的长椅上还有相拥的恋人。我骑在车上，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宿舍的后门。后门没有灯，两旁都是树丛，我经常担心在我下车之后，还没来得及开门背后就会跳出一条黑影，把我的嘴捂着拖到树林里。每次我在掏钥匙的时候心都是提起来的，如果我高度紧张的神经听到某种细微的声音，我就会在进门之后以闪电的速度关上门，而把我的自行车扔在门外面。我的车就是这样无数次地经受风吹雨淋，变成全南宁最锈最破最脏的车。有两类嘲笑我的话是这样说的，“嗬，这车真革命”，另一类是“人跟车差太远了”！说这话的都是星期天上公园玩的年轻人，他们三五成群，我更多的时候会认为他们是一种夸奖。如果我是一个男孩，看到一个年轻女人骑着一辆全南宁最破的车，我也会由衷地指出事情的不公平。同时我还会想到，这个年轻女人八成没有男朋友。

事实确是如此，张尊是我的朋友，但不是恋人，他出于关心朋友的天性，在深夜十二点把我送回家。他在我的身旁，但我一点都看不见他，全部路灯都熄灭了，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我们只好推着车走，这就像闭着眼睛走路一样，即使知道前面是平整的路，也会凭空觉得有坑或有石头，闭着眼睛只能坚持三秒钟，到第四秒就吓得赶紧睁开眼。我们对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总是有着过分的怀疑。

我是一个经受过锻炼的人，在幼年时就独自对付过各种黑暗。在我成年后我发现，大多数女性都不适应在完全黑暗的屋子里睡觉，她们要彻夜开着走廊灯或地灯，如果这些灯都没有，她们则要开着卫生间的灯，然后把门开着，让卫生间的灯光反射到房间里。

所有的女人都担心在黑暗中有一条黑影扑到自己身上。在我们的感官中黑暗是有重量的，它跟随我们的惊恐程度在一瞬间加重，又在另一瞬间变松弛，它是我们身体深处的神经的延伸物。它的形状和质地，完全是我们在某个时候赋予的。有多少内心的尖叫，就有多少黑暗的千锤百炼。

那天晚上是千锤百炼中最重的一锤。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黑暗，最黑的黑都会有一点微弱的光，或者是远处的灯，或者是云层缝隙的星光，它会使我们在浓黑中看见自己的手。那晚的黑暗吞没了一切，那么厚的云层，那么浓密的树冠，那么深的深夜，上下左右，完全没有了方向感，好像飘浮在深渊之中，而每迈出一步，又会掉进更深的深渊。

我每走一步，就叫一声张尊的名字，他答应的声音就像溪流中凸出水面的石头，我小心地踩着它们往前走。走了几步之后，他在答应我的同时按响他的车铃，铃声一圈又一圈地碰到我的身体，然后落到地上成为石头之间的细沙，深渊不见了，道路重新变成了庭园里的甬道。走了有十几分钟，就到了我宿舍的后门，他站在旁边，看我进了门才走。

这段深夜的道路在多年以后还能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多年以后，我还常常看见自己独自一人在深夜十二点穿过南宁空寂的大街，我草木皆兵，全身浸泡在冷汗中，惊恐万状地往前赶路，当我走进公园大门，才知道我再咬牙、再硬着头皮，我也不可能越过这片黑暗的万丈深渊。

为了这一个夜晚，我将永远感谢张尊。

当年我喜欢一种没有性别意识的气氛。

我对他们的感情是不是一种兄弟般的感情呢？如果置身于电影《战火中的青春》，我就是那个高山，我把我的辫子剪掉，推成寸头，我只在一面破镜里看一眼就不看了。然后，炮火连天，下着大雪，为了救出排长雷振林，那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我冒着危险冲到磨房，在熊熊烈火中大声喊道：“排长——排长——”火光映在我的脸上，我的额头和脸颊各有一块土印，这使我的双眸看起来更加明亮。雷振林当时正躲在磨盘底下，我拉起他就往外跑，在一堵墙跟前，我托着他先翻，然后我翻，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大腿。后来在行军中，雷振林把我背着走，我的脑门和他的脑门都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我怕暴露自己的女性身份，死活都不肯动手术。那个大夫戴着眼镜，脸瘦而多皱，有点像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到最后，我留起了齐耳短发，出现在欢送队伍中，我排里的战友们头戴树叶，肩扛机枪（刚刚缴获的），从我的面前经过。雷振林，他来了，送给我一把指挥刀。多带劲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真正的指挥刀！我最喜欢这样的礼物，它是我的魔杖，向上一挥，千军迸发，万马奔腾，排山倒海的巨浪，马蹄扬起的飞尘。我喜欢“战火中的青春”这个片名，我既喜欢战火（必须是电影中的，虚拟的，我爱好和平，但我更喜欢极端状态下的激情）又喜欢青春，战火中的青春是浓缩的青春，炮火连天，一日等于百年，坚硬如铁。《战火中的青春》是1959年摄制的片子，我不可能进入其中。在和平的八十年代，我把诗歌当成战火，从人民公园到南宁剧场就是我的行军路线。

南宁剧场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地方，要穿过拥挤的闹市和邕江大桥，并不是一个散步的好去处，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我走进剧场大门，那里寂静无人，当时剧场很少有戏演，长年累月都是空的。我往左拐，穿过好几条种着冬青树的小径，一直绕到剧场的后院，那里有一幢宿舍楼，张小东的家就在楼上。

那时候我大学毕业有一两年了，写诗，尚未认识李、张、梅他们，张小东和他的朋友们是我当时的诗友，他们都是工人，没有上过大学，我们谁也不知道有里尔克、艾略特、庞德、叶芝、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塞尔维亚·普拉斯，我们只看流行杂志上的诗，《青春》《萌芽》《丑小鸭》《青年文学》《青年作家》，谈论的是柯平、于坚、李钢，《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蓝水兵》，这些就是我们的范本。它们一旦在杂志上出现，就犹如一发重磅炮弹落下，发出绚丽的火光和震耳的声响，我们几个人就像看见了信号，不顾一切地从城市的不同方向奔向对方，然后喘着气谈论各自对这些新诗的感受，就像在战地上重逢，看见了自己幸存的战友。

如果看不到他们，我就会丧魂落魄，好像在战后的废墟中只活下来我一个人。

那个春天，一下子暖得只用穿两件衣服，身体变得十分轻，空气湿润，微风柔和，春天的气息像水一下就浸泡了全身的所有毛孔，春风沉醉的夜晚大概就是这样的。我房间的后窗有许多虫子的叫声，植物的气息也比往常更浓郁，这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不愿意在这样一个晚上独自在家看书写字。我推出自行车，一口气穿过市区和邕江大桥，来到南宁剧场。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急于找到张小东，我只知道我必须找到他，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至于找到他干什么，我连想都没有想。

我一路到了他的家，抬头一看，他的母亲正站在门口，她又瘦又小，手里拿着饭盒，看样子是刚下班。我说我要找张小东。她说小东不在。我感到有点突然，好像他根本不应该不在，既然我每次来找他他都在，这次他也同样应该在。

我十分失望，对他母亲说，我是小东写诗的朋友，找他没什么事。说完就原路回家了。

我回到宿舍，刚拉亮灯，就听见过道有自行车的声音，一抬头，正好看到张小东站在我的窗口，我房间里的黄色灯光洒了他一身。

我吃惊极了。

只一会儿，小东就放好了车，一低头进了屋。他说听家里人说我来找他，就一路飞车过来了。我说没什么事，今天是我生日，特别想找人说说话。

然后就开始说话。但没有像以前那样谈诗，而是说起了他以前的一个女诗友，他说她很喜欢他，但她已经有丈夫了，他对她说，你这样不行，要么你就离婚，离了婚我可以跟你好，不离婚不行。这个女友是一个司机，后来调到湖南湘潭她丈夫身边去了。

我觉得张小东讲的故事是有意味的，那些话也是说给我听的。

当时我在外地有一个维持了好几年关系的恋人，我们有同居关系，这朋友们都知道。而张小东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这原则跟现在很不一样。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跟张小东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他早已不写诗，任何地方都看不见他，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他无声无息就消失了。而我不断地认识新的朋友，在《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发表了小说，这些成绩在九十年代什么都不是，但在八十年代却是骄傲的资本。我春风得意，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游逛。

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民生电影院对面的一个服装摊上看见了张小东。

那天我去看苏联片《白痴》，我买好了票，时间还早，就随便转转。我看到街道对面有一个衣服摊子，就一头赶过去。当时是下午三点多钟，摊子刚刚开张，地上铺着塑料布，衣服堆着，还没摆开，摊主背对着我，正往墙上的铁线上挂衣服，他人很高，毫不费力就挂完了，当他转过身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这摊主竟是张小东。

张小东所干的事在八十年代叫“个体摊贩”，属于不太有身份的那种。我们在这种地方重逢，双方都一愣。片刻之后我说：小东，原来你做生意了，怪不得大家都找不到你。我强调说：这样也挺好的。

这时我重新打量他的摊点，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这是两幢房子之间的空地，很窄，只够摆一个摊，顶上没有屋檐，如果下雨，就会淋着，如果是晴天，则一点遮阴的地方都没有。

我便问：这个点是随便选的吗？

小东却说起了他的另一个摊点。他说他在星湖电影院对面的商场里还租了一个摊位。星湖电影院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对面的商场有时我一周要逛上五遍，我对它就像对自己的脸一样熟悉，我在那里面买过鞋、袜、内衣和裙子，还买过粉饼（当时我用的粉饼叫美国一号，在南宁比较时髦，是高厂长的女儿推荐的）。我说：哎呀，我经常去星湖，一次都没碰到过你。他说他雇了一个女孩看摊，平时他一般不去。

我又说，那里的货不错，朝阳百货公司（这是全南宁最大的百货公司）都没有卖的。小东说那都是从广州进的货，广州的货又是从香港过来的。

我忽然想起我在那里看到的一套羊毛冬裙，乳白色，款式很雅致，我十分喜欢，但是要三百元，太贵了，我最后也没下决心买下来。我一提起，小东马上说那就是他的摊点，是他从广州进来的货，如果他当时在，两百元就可以给我，这是进货时的价。

我们匆匆聊了几句，我始终没问他还写不写诗，我想肯定是不写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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