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学(第9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相洲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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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学(第9辑)试读：

文前彩插

乐府学会成立专题

嘉宾致辞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乐府学会成立仪式，我谨代表首都师范大学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对乐府学会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

首都师范大学是北京市政府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创建的第一所高等院校，也是北京市重点投入建设的市属重点大学。建校59年来，学校为社会培养了各类高级人才12万余名，是为北京市基础教育输送合格师资和培养其他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重要基地。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保持了更好的发展态势，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了学校23项历史性突破。目前具有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17个，位列全国高校前六十位；国家重点学科4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位列全国高校前八十位。2012年教育部重点学科评估中，学校有7个学科进入全国高校重点学科前20%，位列全国地方大学前列。学校的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社会贡献力显著增强。

中文专业是我校最早开办的专业。经过多年发展，文学院已经汇集了一批特色鲜明、优势明显的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现有一个国家重点学科，一个北京市一级重点学科，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个新闻出版总署重大项目，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拥有长江学者一人，这也是我校在文科方面自主培养的第一个长江学者。乐府学是我校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方向。

乐府诗作为宫廷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诗歌史中具有标志性的作用。乐府诗所对应的由汉至唐的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深入认识这些乐府诗对于更加清晰地描述汉唐诗歌史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在实践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汉唐是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其所孕育的文化是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而与音乐相结合的乐府诗是那个时代最为灵动的记忆，对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激发国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向世界传播优秀文化成果，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1998年以来，赵敏俐教授、吴相洲教授一直倡导乐府歌诗研究，承担着一批高水平的科研项目，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举办了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他们指导的博士或博士后有两人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有六人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两人获得教育部项目。乐府学研究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最具活力的学术增长点，其学术研究的特殊性也需要多位专家学者的智慧共同参与。成立乐府学会始于吴相洲教授创立的乐府学构想。成立乐府学会，得到傅璇琮先生热情鼓励和数十位著名学者的积极响应、大力支持。乐府学会成立必将为乐府学研究搭建新的更广阔的平台，期待更多学者同仁集中攻关重大课题，在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组建培养人才队伍、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也必将推动乐府学研究进程，带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发展，真正实现成立一个学会带动一个学科的目标。首都师范大学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乐府学研究工作，为乐府学会开展工作提供良好的条件，同时也衷心地祝愿乐府学研究取得更多更高水平的成果，为弘扬民族文化、推动文化创新贡献力量。■傅璇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

非常高兴参加乐府学会成立大会。乐府学会能够得到民政部批准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古代文学学会有以朝代划分、有按作者划分，也有按文体划分的，民政部批准得非常少。比较著名的，比如宋代文学学会、明代文学学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批准。所以我们乐府学会确实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这次能很快得到批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诗歌中心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多成果，这是得到批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一个是乐府学会本身也很有成果，特别是很有特色。乐府诗在秦代已有，真正得到发展是在汉朝。一个是跟音乐结合，一个是和舞蹈有关，这在古代诗歌中是很少见的。跟音乐和舞蹈结合，而且乐府诗创作面很广，从朝廷一直到社会各个阶层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乐府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来说很有特色。唐代李白有古题乐府，到中唐元白有新题乐府，所以我觉得乐府诗在中国古代也是很有特色的。

乐府学会成立对我们乐府学研究有很大的拓进和开展。在此我提两个建议：一个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以乐府学会、首都师范大学为主搞一个乐府学史。这方面从秦代开始，以前以为到唐代为止，现在知道到宋代以后还会有。湖北襄阳有个学者叫王辉斌，他作了一本《唐后乐府诗史》。所以我觉得乐府创作的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我们可以从乐府学史层面加以研究，包括20世纪以来到现在乐府学成果。另外一个是吴相洲先生提出整理《乐府诗集》。我觉得《乐府诗集》是从秦到唐，之后也可以搞一个《乐府诗集》续编、《乐府诗集》补编。唐代以后有关乐府著作也可以搜集一下，我们把从宋元明清以来所有乐府诗创作和乐府诗的议论、评论都放在一起，搞一搞续编、补编，从文献学角度来做一做这方面工作。我今天借此机会，对乐府学研究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搞乐府学史，一个搞《乐府诗集》续编、补编。■葛晓音（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各位嘉宾，各位先生：

非常感谢乐府学会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学术大会。我想乐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汉魏六朝隋唐乐府。广义讲词曲都可以涵盖在内。乐府学会成立很有意义，因为它是一个跨学科的学会。乐府除了文学属性外，它和音乐关系比较密切，还有舞蹈。戏曲的起源，词的起源，都跟唐代乐府有很密切的联系。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分支，涉及面非常广，包括民俗、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研究空间非常之大。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涉足唐代乐府研究，想谈谈自己一些想法。

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乐府研究”。后来有机会到日本东京大学任教，看到日本有一大批音乐资料，注意到日本唐乐是从唐代传到日本的。这在我面前打开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所以我把以前只打算研究唐代乐府的计划全部推翻。因为唐代乐府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尤其是乐府文学背景问题。假如我们只看这些歌辞，不看其文学背景，很多问题都只能停留在表层认识。那时候我和东京大学户仓英美教授合作研究日本雅乐和隋唐乐舞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有这样一个体会，国内乐府诗研究基本资料建设十分急迫。我们拥有的就是一些乐书、《乐府诗集》这样一些非常有限的资料。如果你看到海外资料，你就会知道这些资料实在太简略了，太不够用了。连日本一些古乐书我们这边还没有看到。我们只知道林谦三的《隋唐燕乐调研究》，其实他还有很多很多论文，我们都还没有读过，更何况还有很多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资料库的建立，是目前特别迫切的一个任务。还有韩国的资料。韩国保留宋代音乐资料比较多一些，其中也有一些唐乐遗存。所以基本资料整理，除了国内资料整理以外，还要搜集海外相关资料。海外学术成果非常之重要。很多海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考订工作，尤其是日本成果。有些是用古日语写的。当然以讹传讹的东西也很多。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供我们进一步研究之用，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

第二个体会就是方法要更新。仅仅停留在一个文本研究是不够的。像乐府背景研究，除了文献层面资料，还有许多实物资料、活的资料。日本就有大量乐府假面。还有大量考古发掘成果，很多东西都可以供我们使用。所有这些活的资料，应该都充分利用起来。

第三个体会是研究视野要大大开拓，要特别关注国际成果。前一阵子在作词乐研究时，我发现这是一个国际显学，相当一批学者，特别是以英国、日本为中心形成两个比较重要的研究中心，他们对于亚细亚音乐和词也就是长短句关系研究做了很多工作。虽然他们意见不太一致，但是他们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内学者几乎都没有接触过这些成果。要了解这些成果的话，我觉得国内学者弱项就是外语不行。我希望年轻学者一定要攻克这一难关。除了英、日这些基本语言之外，德语、法语等也要掌握。记得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接触到了德语和法语的资料，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请东京大学德语教授、法语教授给我们翻译成日语，然后再看。所以说这些功夫也是非常大的。要把视野开阔到国际上，看看国际学者研究到了一个什么样程度，他们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反过来促进我们国内乐府学的研究。乐府学会成立以后，可以集合更多力量，特别是年轻人，视野比较开阔，国际交往也比较多，希望能够做得比现在更好。希望以后研究更加精细，更能够融入到国际学术潮流中去。■詹福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各位同道：

乐府学会经过专家不断呼吁，经过首都师范大学几年努力，今天终于成立了，我谨代表《文心雕龙》学会向乐府学会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乐府是中国礼乐制度的产物，乐府诗是古代文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包括中国古代艺术，都离不开乐府制度和乐府作品。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萧涤非先生、任半塘先生，还有王运熙先生等等。应该说，他们在这些方面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近20年来，乐府歌诗也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有一批学者在从事乐府诗研究，并取得了很丰富的成果，乐府学已经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也是最为活跃的一个增长点。所以说乐府学会适应了这种研究的需要应时而生，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一个事情。我想一个学会是民间的一个学术组织，组织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扩大学术进步，这应该是我们学会的一个宗旨。一个学会要能办好，发展得好，最重要的还是要在学会内部能够崇尚鼓励独立学术研究精神，鼓励学会民主，在学会内部确实能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才能促进学术进步。

我相信乐府学会在乐府学会理事会、几位会长的领导下，在学术研究方面有更大进步，促使古代文学研究有一个更新的气象，取得更新的成果。■陈尚君（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各位先生，各位学者，上午好！

我非常荣幸受吴相洲先生和乐府学会邀请来参加这次成立大会，也很高兴代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对乐府学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也希望在今后学会研究方面，两个学会有更多交际、交流，共同促进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乐府学会的成立，刚刚许多学者已讲到，吴相洲先生对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首都师范大学的各位领导和老师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情况我们也是知道的。吴相洲先生在最近七八年间，多次主持乐府学的学术研讨会，和海内外学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编撰乐府学的刊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出到第八辑了。这非常不容易，为学会成立做了很可贵的努力。至少我所知道的王运熙先生对这个刊物是非常重视的。我记得三年前上海书展期间，王先生突然说我要去书展看一下，去买这套刊物，我说书展里不一定有，我可以和吴相洲联系，看能不能请他送你一套，王先生对这套书是非常重视的。近期王先生缠绵病榻，我来前没有和他交换意见，我想他对学会的成立一定是非常高兴的。刚刚葛晓音先生讲到乐府学研究的广义和狭义的范围。所以我仔细地想，乐府学会是以汉代一个官署名字命名一个学会。这个官署历史悠久，级别很高，至少是部级的，而且这个官署承担着制礼作乐的重大使命。乐府学会广义上讲是与音乐有关的一切文学活动，都可以包括其间的。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有很大社会责任的。从学术研究上来看，是与乐府有关的一切文学作品，从上古到近代都是可以包含进去的。今后这个乐府学会的发展，我觉得是任重道远的。可能我们比较狭义地觉得乐府诗歌就是汉魏六朝唐宋期间的清商乐府，这些作品范围可能还是稍微小了一点。所以我在这里感觉到乐府文学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乐府研究从狭义和广义来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文化的社会责任。所以我想乐府学会成立对中国文学、中国音乐学的研究甚至社会文化的建设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能够参加这个会议，躬逢其盛，也是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最后我希望乐府学会在许多方面取得更多成就。■朝戈金（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各位先生，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民俗学会对乐府学会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各位都是圈内人，我在相当程度上说是圈外人。不过民俗学和乐府歌诗传统还是有这样那样联系的。所以我就从一个圈外人角度把我们跟乐府歌诗传统有关业务上的关注点在这里简单地讲一下。

乐府歌诗传统跟民间口头艺术有很深的关联。这些年来，民俗学在关注人类口头文化传承，关注口语世界和书面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关注口头艺术规则方面都有些什么样发展，可以通过比如说哈佛大学古典系所做工作来了解。乐府学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一个研究领域，哈佛大学古典系代表着欧美一个成就很高的部门和领域。他们这些年来有一个很大的转向。西方古典学以前是用语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经典，现在他们研究荷马史诗已经把人类学、民族志以及当代一些活形态传承纳入他们视野当中。不久前我的同事刚翻译了哈佛大学古典系主任格雷戈里·纳吉先生的《荷马诸问题》。他是美国希腊中心的主任，是北美最有影响的古典学者，他在晚近著作中，大量地运用当代印度活形态传承方式，用以今证古方式看待古代典范。在那些传承信息已经丢失的情况下，用当代材料重新解释和解读。它取得了很高成就，这是应该关注的。

另一个应该关注的，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古典学、语文学、传播学、信息技术方方面面，都重新关注到了口头文化。所以在重新讨论人类这个物种，在知识传承中口语世界、声音世界和文字传承互相之间是什么样关系，产生了一大批非常重要的成果。像古典学者杰克·布迪，像社会人类学家、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这都很有名，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到80年代，在北美就有人呼吁口头诗学，这个口头诗学是基于口头诗歌传承来总结美学规律的。现在虽然还是一个发展得不太充分的方向，但是它特别有冲击力。它已经跳出了从书院文学来总结规则、来看待口头诗歌的这样一个旧套式，产生了一些非常有冲击力的影响。而且这个东西延及到今天歌诗传统。在北美咖啡馆里有一部分人奉行诗是要歌颂的，他们拒绝把他们的作品印刷成文字符号，这个运动现在在维基百科中能查到有关的简要说明。特别是在纽约、费城一些大城市。这是一个很新兴的运动，他们重新说诗歌的声音属性是诗歌的本质属性之一，所以这套实验就非常有意思。跟这个有关的，比如说对声音范型的讨论，对在传播过程中那些不经过文字，让声音在空中线性传播这一问题的传播和接受的讨论，现在都发展得非常好。现在有大量优秀成果，在北美80年代中期创办的刊物叫《口头传统》，主要研究世界各地以口头和声音方式传播各种艺术的那些规则。到90年代中后期，有美国学者还编了口头传统教程，里面介绍了北美大学中有多少个专业和领域开设跟歌诗、跟声音有关的人文的课程。那些工作让我们看了叹为观止，非常了不得。

我们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乐府歌诗传统的一个很好参照。比如说彝族的毕摩，祭司们是识字的，但是他们在学习诗歌、学习韵文时，必须要花很长时间来学习口头表达技巧和艺术。这个在苗族、在其他民族中也能见到，而且他们有他们的术语。比如把那些长期反复使用的，乐府里像“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西方学者说法是歌骨，还有些叫歌花，对这些东西的研究，可能反观今天已经看不到演出语境的传统。对那样一些东西的研究，能作为一个可资借鉴的，至少可以关注一些学术方法。另外，北美学者对于苏州评弹、扬州评话的研究也发展得比较好，对于音乐研究，对于韵律、旋律的研究，也都有一些有趣的成果。

这些东西改变了学术面貌。比如说民俗学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就在讲，眼下古典学也在讲。古典学已从研究古代经典转移到研究口头传承，考古学、历史学也都有这样的转向。这个转向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窗口。等于反思说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承，从图书馆制度化的教育、私塾、藏书楼这样一些体系又回到了民众口耳相传的东西。因为在许多国家，有许多族群绝大多数是文盲，文人的传承只不过是那个民族中的一小部分。所以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重新考虑说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传承有物质的，有语言文字的，有其他的，但是还有一个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套传承是民间口碑的，而且历史极其悠久，有内在的规律。所以如果我们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乐府研究那还有大量的新领域有待充分讨论。从这个角度说乐府学前景真的是一片光明，因为它在不同领域都有不同的表现。前几天我们看了一下景颇族的颂歌。那就是英雄叙事，大型叙事、舞蹈、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是在中国南方看到的一些活生生的艺术门类，还没有充分分开的传统。这些传统对于我们解读经典也有一些参照意义。

最后，祝愿乐府学会队伍更加壮大，希望能吸引更多有志于做这方面研究的年轻人能在成果产出上、学术影响上，特别是对相邻学科的影响上获得长足进步！■薛天纬（中国李白学会会长）尊敬的东道主，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同道：

非常荣幸受到邀请，下面我宣读中国李白研究会的贺信：

欣闻“乐府学会”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乐府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李白研究会作为较早成立的全国性兄弟学术社团，谨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向这些年为乐府学研究及乐府学建设作出开拓性贡献的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以及吴相洲、赵敏俐二位教授所代表的各位学者表示崇高敬意！

乐府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概念和重要门类，虽然肇始于汉代，但原始意义上的乐府诗，即合乐歌唱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间歌谣，却是远古时代就产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诗歌的源头即乐府歌诗。因此，研究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诗歌，必须从乐府诗这个根本、这个源头入手。如果将乐府研究称作“乐府学”，那么，这个专门学科以北宋时代《乐府诗集》的编集为标志，已经具有千年历史。但是，我们也得承认，乐府学始终是一个有其实而无其名的学科，而“名不正则言不顺”，研究事业也难以获得应有的地位、得到应有的重视。晚近以来，虽然在乐府研究方面有许多论著问世，但总体格局仍呈零散状态。直到首都师大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这些年从学术发展战略高度提出“乐府学”的学科名称，展开有规划、全方位、多层次的乐府诗研究，连续出版《乐府学》集刊，多次举办“乐府学”学术研讨会，乐府研究才进入了堪称史无前例的新时期，开创了新局面。今天“乐府学会”宣告成立，水到渠成，实至名归，顺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一定会将乐府学研究推向新水平。

唐代大诗人李白，是唐代乐府诗创作首屈一指的大家。李白存留的古题乐府诗近150首，传世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及咸淳本《李翰林集》，均设有“乐府”卷。明代诗论家胡震亨曰：“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唐音癸签·评汇五》）李白以拟古求创新，在唐代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乐府诗创作的新道路，赋予了乐府诗新生命。举凡《战城南》《北风行》《蜀道难》《梁甫吟》《行路难》《将进酒》《长相思》《远别离》《猛虎行》等以古题写成的乐府名篇，都可列于李白的代表作中。更何况李白还创造性地继承了古乐府“歌辞性诗题”的命题方式，创作了大量歌行名篇，这些诗篇实际上是由乐府诗演进而来，与乐府有割不断的血脉传承关系。除了乐府诗创作的实践，李白对乐府诗的写作还进行过理论探讨，人们熟知的中唐文学家权德舆在《右谏议大夫韦君（渠牟）集序》中说的那段话：“初，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以古乐府之学”，足以证明李白做过“古乐府之学”的研究，并且十分重视这门学问的教习与传播。根据这段话，甚至可以得出“乐府学”滥觞于李白的结论，尽管李白的“乐府学”理论成果未能流传下来。

我们衷心期望李白研究与乐府研究互相借鉴，互相推动，共同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预祝这次学术盛会圆满成功！■方铭（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各位领导，各位同道：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乐府学会成立大会，在此我代表中国屈原学会热烈祝贺乐府学会成立，并向乐府学会会长吴相洲教授等负责人表示诚挚的祝贺！

乐府既是管理文化艺术的行政机构，又是与礼乐文化相关的诗歌门类，自汉至唐，乐府诗一直都是中国诗歌的重要形式，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是屈原楚辞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中国屈原学会成立30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屈原，弘扬屈原精神，中国屈原学会今后一定虚心向乐府学会学习，愿与乐府学会一道推进中国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党圣元（中国马列文论学会会长）尊敬的首都师范大学东道主，尊敬的各位嘉宾：

上午好！很荣幸参加乐府学会成立大会，热烈地祝贺乐府学会的成立！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多年来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方面总有惊人之笔。当年的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后来的国家重点学科古代文学学科，以及其他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方面的成就，都是非常突出的。那么今天乐府学会的成立，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惊人之笔。这个学会的成立，首都师范大学以赵敏俐教授和吴相洲教授为代表的各位学者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在国内多年来为组织和推动乐府学研究方面所做的事情确实是功莫大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过六年的辛苦努力终于成立了，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修成正果，祝贺你们！

乐府学会的成立，我觉得是在当下学术研究的语境中间衡量判断，或者在整个当下文化建设方面来判断，其意义确实非常重大。乐府涉及古代文化、古代制度、古代文学艺术。这样一个研究对象，其本身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对其进行研究时，要带有一种整体性眼光。我个人觉得包括傅璇琮先生讲的乐府学史研究，确实有建设性意义，我听了也受益匪浅。中国现在学会非常多，乐府学会的成立也是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引人注目的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保持着这种整体视野和眼光，加强与方方面面学者、学会的交流和沟通。非常期盼和祝愿乐府学会成立以后，在今后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的推动过程中多做一些工作。

乐府学会工作报告

首先感谢海内外各位学者与我们共同见证乐府学会成立这一历史时刻！大家的到来使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下面我汇报一下几年来乐府学会筹备、申请和成立过程。

乐府学是与诗经学、楚辞学、词学、曲学并列的古代文学专门之学。乐府自从其产生时候起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秦代记录乐府活动文献留存不多，暂且不论。自汉代开始，就有人有意识记述乐府活动、收录乐府歌辞、研究乐府理论。《史记》《汉书》中都记录了乐府活动和研究情况。唐代大诗人李白曾向人传授“古乐府学”，到宋代更出现了乐府学集大成著作《乐府诗集》。宋代以后，乐府在诗歌史上的标志性作用被词曲取代，但乐府学一直没有中断。20世纪中国传统学术受到西学遮蔽，乐府学趋于衰亡。在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诗经学、楚辞学、词学、曲学都有了长足发展，唯独乐府学远远落在了后面。据统计2003年乐府学论文发表数量只有词学论文数量的十分之一。汉唐乐府活动最为兴盛，也是中国诗歌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其代表性诗歌样式如此被忽略，是极不应该的。

上世纪末赵敏俐教授开启了歌诗研究，我参与其中，后来开始关注乐府。2006年我提出了建构现代乐府学的初步构想。2007年8月第一届乐府歌诗研讨会于北京召开，傅璇琮先生提议成立乐府学会。会议向学术界发出《关于筹建中国乐府学会的倡议》，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同仁积极响应，40多位著名学者签名表示支持。2009年8月第二届乐府歌诗研讨会召开，选出了学会筹备机构，由我负责具体申请工作。在学校支持下，2010年成立申请得到市教委批复，2011年得到教育部批复，2013年初经国务院办公会议通过，2013年3月28日民政部下发同意成立乐府学会通知。按照民政部规定，自批复之日起须六个月内召开成立大会。昨天我们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选出了44位理事。在昨晚举行的理事会上，又选出了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法人代表。乐府学会的成立，将为改变乐府学研究落后局面增加强大助力。

回顾过去六年历程，我们真诚感谢学界的支持。傅璇琮先生在第一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议成立学会，在第二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会议上鼓励我们将整理《乐府诗集》项目纳入国家2010～2020年重点出版规划，今年年初又为此事给有关领导写信。袁行霈、罗宗强等学者对发起成立学会予以充分鼓励和肯定，他们的支持构成了成立学会的民意基础。包括在座各位与会代表在内的众多学者，以实际成绩为申请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教育部、民政部在审查申请时，曾收集研究动态，大家的论文、著作、辑刊和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使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乐府学是一项有许多人参与的有价值的事业，这是学会获得批准的学术基础。

我们真诚感谢首都师范大学作为发起单位所提供的各种条件，感谢北京市教委、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以及国务院在审查过程中，有关同志对乐府学事业的深刻理解和给予的宝贵支持。据说民政部每年准许登记注册的国家级社团（包括校友会、基金会）寥寥无几，把这样的机会给一个人们并不熟知的领域，其困难可想而知。如何使各级政府部门了解乐府，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人们可能知道《孔雀东南飞》《木兰诗》《春江花月夜》《蜀道难》等诗作，但不知道这些就是乐府。我们每到一个部门首先解释什么是乐府，研究乐府有什么价值，强调为广大乐府学研究者搭建一个交流平台的愿望。没想到各级政府部门具体负责同志都表现出良好的学习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尤其是教育部和民政部的同志，在认真阅读我们提供各种背景资料以外，还通过网络等其他渠道了解乐府学情况。正因为有了这种认真的态度才有了对乐府学的深刻理解，才有了最终的宝贵支持。教育部办公室郑处长曾感叹说：“现今社会，还能有学者单纯为了学术研究而做出如此努力，并取得这么多成果，应该大力支持。”为了申请能顺利通过，他们帮助我们一起修改申请材料。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人，对于这样的申请材料更是不敢马虎，但是他们看过以后总是有所修改和完善。在一些时间关节点上，他们总是及时提出建议。他们都不是中文专业毕业的，对乐府学有如此深刻理解并给予宝贵支持，关键时候一同想办法，一同跟着着急，其情景令人感动。

学会申请成功，虽云人事，实由天命。所谓“天命”就是乐府学复兴遇到了一个历史机遇。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乐府是礼乐文化核心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这些文化精品，对于激发国人民族认同感，向世界传播优秀文化，增进世人对中国了解和理解，都有着重要意义。相关部门正是认识到乐府所承载的巨大文化价值，在民族文化复兴中有着巨大意义，才同意注册的。

乐府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经过10多年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乐府学所蕴藏的巨大创新空间。我指导博士毕业生到今年共有14人，在高校工作的有7人，其中共6人独立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题目都是乐府学。我们古代文学学科共有3名博士的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其中有两名是赵敏俐老师和我的学生，论文题目也是乐府学。这或多或少可以说明，乐府学是易于出新的研究领域。10年来，赵老师主持了“历代乐府制度与诗歌关系研究”，我主持了“乐府诗分类研究”“乐府诗断代研究”“乐府诗要素研究”，共出版著作4个系列21部，但我们感到乐府学研究才刚刚开始。乐府学是多少代人开采不完的富矿，需要更多学人加入到这一领域。像“《乐府诗集》整理”“《乐府诗集》续编”“多卷本乐府文学史”写作、“多卷本乐府学史”写作、“乐府学全书”编纂，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大课题。

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平台，我们坚信，乐府学研究就像会标所示，如太阳喷薄欲出，必将迎来辉煌的一天。谢谢各位！

“乐府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3年8月23～26日，“乐府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由首都师范大学作为发起单位、吴相洲教授具体负责申请的国家一级学会——乐府学会正式成立。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日本、韩国的110余名学者与媒体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8月24日上午9点，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教授的主持下，乐府学会成立大会正式开幕。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雪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傅璇琮先生、台湾国家讲座教授曾永义先生、日本广岛大学副校长佐藤利行教授共同举行了揭牌仪式。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傅璇琮先生、会长陈尚君先生、副会长葛晓音先生及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先生、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先生、中国李白学会会长薛天纬先生、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先生、副会长黄震云先生、中国马列文论学会会长党圣元先生、中国宗教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志远先生、中国王维学会副会长毕宝魁先生等兄弟学会会长及境外嘉宾曾永义先生、佐藤利行先生为大会致辞、献诗，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学会题辞，对乐府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乐府学会首届会议选举了境内、境外理事共44人组成理事会。理事会按照章程规定，推选吴相洲教授为学会会长，赵敏俐教授、姚小鸥教授、李昌集教授为学会副会长，张煜副教授为学会秘书长、曾智安教授为学会副秘书长。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63篇，研究对象远涉先秦，近及当代，囊括了中国本土各个区域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的乐府歌诗艺术，研究领域涉及音乐学、文学、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此次研讨会延续上几届会议的总体态势，仍以乐府歌诗文学、文献学、音乐学层面研究等问题为关注点，在乐府文献、礼乐制度、音乐形态、名家名作、乐府歌诗的创作与时代关系、海内外相关学术研究动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乐府歌诗文学研究以名家名作探讨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经典作品的解读探讨和重要作家的整体分析。张树国《论〈安世房中歌〉与汉初宗庙祭乐的创制》认为，《安世房中歌》包括“房中燕乐”和“房中祠乐”两部分，“房中燕乐”即周汉以来通称的“房中乐”，包括“大海荡荡”等四首杂言体的楚声作品，为唐山夫人所作；其他十三首“房中祠乐”是四言体的雅诗作品，为叔孙通所作之宗庙乐章。《安世房中歌》组诗本为祭祀高庙而作，吸收了高祖唐山夫人的四首楚声作品，在缅怀高祖文治武功的同时，施教申申，强调孝德，对参与祭祀的公卿、宗室、受封诸侯们施以教训。刘刚《汉铙歌十八曲解诂》一文本于训诂原理，从秦汉古词古义训诂入手，兼顾秦汉时文惯用的通假风习和乐府歌诗依韵句读的特点，对存世的《朱鹭》《思悲翁》《艾如张》等汉铙歌十八曲重新进行释读训诂。曾智安《汉鼓吹曲〈战城南〉新释——以考古发现材料为证》一文利用考古发现材料，从其中的关键难句“梁筑室，何以南，梁何北”入手，指出其主要与汉代人对阴间世界的想象以及他们所信奉的生死有别、阴阳异路观念有关，在为《战城南》提供新解释的同时，也对《战城南》的主题、音乐形态及施用场合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对《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的军乐性质进行质疑。许云和、陈丹媚《〈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发覆》认为，《子夜四时歌》实际上是由七十五首诗组成的一首歌曲，它有一个上下统一的情节结构，写的是一女子在春夏秋冬四季对情人的相思之情。杜兴梅《为白居易〈骠国乐〉诗辨正》通过查阅大量有关《骠国乐》舞的史料与歌赋，追寻该乐舞进入大唐的历史踪迹，并通过对《骠国乐》的深入解读，首肯了该诗的史料学价值，探讨了“闲独语”背后诗人忧国忧民的真情独白。吴振华、戴玉佩《论柳宗元创作唐雅的现实意义及其艺术特点》认为柳宗元铙歌、平淮夷雅等雅诗歌曲的创作不仅具有补苴罅漏的意义和重建礼乐秩序的价值，还有脱自己于政治泥淖的干谒意图。刘亮《论白玉蟾的乐府诗创作》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两个角度探讨了南宋道士白玉蟾的乐府诗。张煜《元好问新乐府研究》则首次探讨了元好问的乐府思想和新乐府创作。

其次，对乐府文学史上重要现象的探讨。刘航《民俗文化与乐府诗主旨的形成和变异》认为，民俗文化对乐府诗主旨的形成、传承、变异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本事非止一端且存在矛盾时，主人公的身份、故事情节等方面与民俗文化契合度高的本事，往往成为大多数诗人创作之依据。既无本事亦无古辞的乐府诗，在其中起凝聚作用的，往往是与乐曲来历有关的民俗文化。因题命辞的创作方式，使得诗人常常会从曲名所蕴涵或能够涉及的民俗内涵里衍生出新的主旨。与乐府诗演唱关系密切的民俗活动也有可能导致乐府诗主旨的变异。向回《论本事对乐府诗传播的影响》认为，乐府诗本事承载着作品的本义、主题、题材等自身传统，故而既是受众了解该作品最有效的一个切入点，也是表演者与欣赏者之间、诗人与诗人之间情感传递的重要载体，在乐府诗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再次，从社会政治、礼乐文化以及音乐制度等社会背景来研究某一时期的乐府歌诗创作。龙文玲《西汉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元平时期乐府研究》认为，受社会政治文化变化的影响，元平时期（西汉元帝至平帝统治的时期）乐府采诗活动得到延续，为保存民间歌谣起到重要作用；郊庙表演活动颇受郊议、庙议影响，郊庙歌诗创作亦显消沉；乐府活动由宣帝时期偏向维护皇权独尊和政治稳定，向偏重服务统治者的娱乐享受转化，推动了整个社会的乐舞享乐风气。此期民歌民谣对社会政治问题多有批判，杂言与五言歌谣在句式运用、意象使用和抒情表达模式上为后世五、七言诗积累了经验。刘德杰《东汉皇族与东汉歌诗发展》认为，东汉天子用于祭祀燕飨的雅乐基本继承了西周以来的雅乐传统；东汉民间歌诗的采集整理、歌唱演奏及流传，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光武帝建立的“观纳风谣”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注重风谣的人物品评风尚；东汉《诗经》的传播与皇族的积极倡导密切相关；明章二帝一直致力于礼乐改革，这个阶段的文人雅乐歌诗创作在整个东汉时期都是最活跃的。王长顺《从音乐文化看西汉前期歌诗生产及消费性质的嬗变》认为，汉代歌诗的生产及其消费状况随着音乐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着嬗变，西汉前期歌诗的生产性质有一个由民间个体自觉生产到官方组织社会性生产的嬗变，其消费性质则有一个由娱乐消费到政治消费的嬗变。雷乔英《论盛唐郊庙歌辞与盛唐之音》探讨了盛唐郊庙歌辞与盛唐诗歌的内在联系，认为盛唐郊庙歌辞在内容和气质上所表现出的从容与自信，与盛唐诗歌的精神有着内在的一致。而盛唐郊庙歌辞创制对齐梁以来新体诗实践技巧的吸纳，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体诗的发展与成熟。柏俊才《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制度及对乐府诗歌创作的影响》对汉武帝时期乐府制度以及乐府歌诗创作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左汉林《唐代的大酺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在全面考察唐代大酺活动的基础上认为，大酺活动与唐代诗歌创作关系密切，诗人不仅为大酺活动中的音乐创作歌词，在大酺活动中以诗歌应制或唱和，他们还在此活动中为朝廷献诗。

最后，从特定主题出发来研究某一乐府诗类型。蔡丹君《道教影响下的〈江南上云乐〉及其乐舞源流——兼论与〈老胡文康辞〉的主题关系》认为，《江南上云乐》十四曲和《老胡文康辞》以及之后对它们进行仿写的作品，都与道教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游仙与长生主题相关。《江南弄》七曲所涉及的女性形象具有道教神女的特征，《上云乐》通过地名轮换来讲述飞升变化，而《老胡文康辞》歌颂长生，其献寿歌舞中老胡形象的出现，和当时十分流行的《老子化胡经》给人们带来西域道教传播之想象有一定的关系。廖美玉《春天之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生成及其诗学意义》一文，从《诗经》中与自然物候相呼应的水岸情歌谈起，通过对由汉乐府《白头吟》蜕变而来的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南朝江南水岸情歌《西洲曲》等的创作变化，探讨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生成及其诗学意义，梳理出记忆青春的水岸情歌如何由欢唱、失落到重现的发展历程。李乃龙《梦想的程式——乐府游仙诗模型描写》以《乐府诗集》收录的24题40首游仙乐府为研究对象，认为乐府游仙诗以仙人的生命特征、生理特征和生活特征为内容模型，以具体形象全面展示了源于道家、方仙道、外丹道、内丹道的四种成仙途径。袁绣柏的《论隋唐“涉辽”乐府诗的主题特征》，在明确隋唐乐府中涉辽诗题目及数量的基础上，论述了隋唐“涉辽”乐府诗的四大主题，并阐述涉辽诗以战争为中心的主题特点，对其中个别诗题进行了发掘。张梅的《傅玄鼓吹曲辞的继承与新变兼论西晋鼓吹曲的雅化》，探讨了傅玄鼓吹曲对汉魏以来鼓吹曲的继承与新变，认为其对鼓吹曲的雅化具有推动作用。

文献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传统的文献校勘与考论。李骜《〈歌录〉佚文的辑校及有关问题》通过对《文选》李善注所存《歌录》18条佚文的逐一分析认为，《歌录》所谓“某曲古辞”具有特殊含义，它指的不是某曲曲辞乃古辞，而是某曲曲调起自古辞。《歌录》所载《王昭君》一曲的避讳字表明它不是晋人、也不是刘宋人所作。《歌录》所载“吟叹四曲”皆在张永《元嘉正声技录》“古有八曲”之内而其中三曲亦在张《录》“吟叹四曲”之内，表明其所载“吟叹四曲”为张《录》“古有八曲”的来源之一。《歌录》多载《齐瑟行》歌辞，表明它当为十六国时期南燕人所撰，记载的当是南燕宫廷之乐。亓娟莉《〈乐府杂录〉校勘二则——兼及梨园、教坊分和之沿革》在校勘《乐府杂录》“俗乐”及“古乐工”两段文字的基础上，重新解读唐梨园、教坊的沿革，肯定“梨园新院”与“梨园别教院”为同一音乐机构的观点。“梨园新院”即“梨园别教院”主掌宫廷俗乐，兼习供奉新曲以及法曲乐章，开元前隶属太常寺太乐署，开元二年别置左右教坊，梨园新院主掌之俗乐及乐工“于此旋抽入教坊”。卫亚浩《宋代太常卿（或判太常寺）设置与任职情况考》对宋代太常寺人员设置、任职条件及其具体职责都有着详尽的考述。

其二，研究新材料和以新材料研究老问题。姚小鸥、李文慧《〈周公之琴舞〉诸篇释名》以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2008年收藏的战国竹简中的《周公之琴舞》为研究对象，认为周公与成王所作“琴舞九絉（卒）”的“各启”相当于今本《诗经》诸篇，并按照颂诗取首句或句中重点词语为篇名的惯例为之命名。姚小鸥、孟祥笑《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质》认为，《周公之琴舞》中的乐舞术语源于古代乐官系统，它是诗家之诗未将乐家之诗的标记全部剥离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文本性质属于诗家之诗，但尚带有乐家之诗的痕迹。黄震云《武威雷台“马踏飞燕”的名称、造型和汉武帝〈天马歌〉的写作年代》认为，中国旅游标志、甘肃武威出土的世界名器“马踏飞燕”青铜马造型，取意于汉武帝赞美天马出世的《天马歌》，天马脚下的鸟为朱鸟而非燕子，象征着南方，表示西北将军对南方疆域安全的关注，这是汉末艺术家将诗情表现为画意的经典之作，也是诗画同源的早期见证。

其三，关注音乐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曹胜高《由聘礼仪程论季札观乐之性质》通过对季札观乐细节的考察分析，认为今本《诗经》的次序乃鲁乐工演出之顺序，亦为乐官之外天子卿大夫士所观赏诗乐之次序。在乐工眼中，此类乐曲有古今隆杀之别，教习演奏之分，故乐工论乐、礼书所载，不同于今本次序。王克家《武帝“乃立乐府”与汉代乐府的性质》认为，《汉书》在记述职官或机构的初始设置时一般使用“初置”这一术语，“乃立乐府”并非始立乐府之意。武帝时期乐府机构除乐器监造和贮藏等职能之外，还包括管理内廷的仪式用乐和娱乐用乐，是国家礼乐制度的实施者。杨晓霭《北宋太宗朝的“乐府声诗并著”》以北宋太宗朝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宋太宗及其臣僚“乐府声诗并著”的创作情况，认为这些创作是宋初礼乐文化建设中歌曲风格多样、“雅”“俗”共赏的典型表现。

本次会议在乐府诗音乐学层面的研究，关注重心可以分作五个方面。

第一，宏观层的总论性研究。如杜运通《音乐文学视野中的汉乐府诗本体特征》、卢盛江《永明声律探求中的乐府诗创作》，探讨音乐文化背景下的乐府歌诗创作及其特征；曾永义《论说“歌乐之关系”》从创作与呈现两个层面探讨歌乐关系，并以具体实例探讨语言旋律与音乐旋律相得益彰之时中国韵文学所体现出来的特色美；刘凤泉、孙爱玲《声辞关系视野下的歌诗嬗变》探讨音乐影响下歌诗创作体式、风格等的相应变化；韩宁《〈七德〉〈九功〉与初唐郊庙乐的离合演变》对初唐时期两部著名的宫廷大型乐舞《七德》《九功》的使用情况及其离合演变进行了全面考述。

第二，音乐形态研究。如何江波《〈前溪曲〉音乐形态研究》、郭丽《论〈渭城曲〉的音乐形态》，研究具体作品的音乐形态。黄震云《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新疆柏孜克里克壁画的音乐形态与思想》结合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与音乐思想来谈壁画中的音乐表现，是我国古代音乐形态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

第三，音乐术语考论与重要音乐学概念辨析。如何涛《“乱”为乐奏考》、王福利《“行”体乐府论析》、史文《曹植“篇”题乐府诗研究》等，对乐府诗中常见的“乱”“行”“篇”等音乐术语进行了研究。柯利刚《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对相和歌具体表演中的“丝竹”“节”的概念及“丝竹更相和”的具体含义予以考述。

第四，诗人诗作音乐背景或音律研究。如王德华《南宫翼为天乐府与〈远游〉的音乐书写》认为，屈原《远游》的空间书写有着五官星空区划的天文背景。南宫翼为天乐府职能形成的天文背景与人文映射，构成《远游》南宫音乐书写的知识背景。《咸池》等天乐作为阴阳调和的正风与正乐的象征，反映了诗人对音乐之道的通晓，也与现实中“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构成了反比寓意，表现了诗人对楚国现实的关注。耿志坚《李白“乐府诗”押韵的音律之研究》通过对《全唐诗稿本》卷163～167所录李白乐府诗用韵情况的分析，认为李白为数不多的七言诗和杜甫的音律非常近似，这说明七言乐府诗在李、杜时期已经存在一个音乐性的“律”。李白的五言乐府有四声的转换、韵律的节奏，并且和七言诗相同。

第五，具体作品传唱史探究。如游素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歌乐传唱探讨》梳理了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自唐朝迄今一千余年由诗入歌再由歌入曲的流传与演变过程及《阳关三迭》的各种不同迭法，并探讨了《渭城曲》入歌乐过程中语言旋律、用韵设计、歌乐呈现以及意境表达等相关问题。

除上述三大主要研究层面之外，相比于前几届会议，本次会议的乐府与歌诗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第一，海外乐府诗及海外的乐府诗研究动态受到关注。随着乐府学自身影响力与海外学者群体的逐步扩大，海外乐府诗及海外的乐府诗研究动态逐步受到关注。金昌庆《韩国乐府诗的演变与特征》对韩国乐府诗创作的总体情况作了描述，在对韩国乐府诗创作情况进行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韩国乐府诗创作的主要类型。赵敏俐《20世纪国外和港台的两汉诗歌研究》对20世纪国外和港台的两汉诗歌研究状况作了全面考述。佐藤利行、李均洋《日本乐府研究著述目录》对日本乐府诗研究著述目录作了全面搜集。

第二，乐府学史进入研究视野。学科学术史的梳理是学科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考察乐府学纵向发展进程与横向扩展过程，辨认其发展轨迹，为后人研究提供借鉴，无疑可以更好地促进乐府学这一学科的健康成长。前述赵敏俐《20世纪国外和港台的两汉诗歌研究》与佐藤利行、李均洋《日本乐府研究著述目录》，以及柏红秀《新世纪艺术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问题综述》，这种研究状况梳理型论述，是乐府学史研究的一个方面。长谷部刚《围绕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对重要乐府学论著的研究，是乐府学史研究的另一个方面。而苗菁《论“乐府”一词在历代各时期的概念指向及其变化》对学科核心概念指向的梳理，陈丽平、钟志强《刘向刘歆父子音乐文献整理工作及其思想》对学科史上重要学人工作及思想的考论，吴相洲《唐代乐府学概述》对学科某一时段学术史的概述，赵乐《试论新乐府运动》对学科史上重要现象的研究，都是乐府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必将成为学科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三，对琴曲的关注。本次会议出现了两篇专门研究琴曲的长文。李健正《琴歌——歌诗的一个重要领域》，对琴歌的概念、起源、作品来源、存在状况以及表演形式和内容都有详细介绍，并结合自身实践对中华古乐的体系、琴谱“琴乐”的特点和中国古琴“七线谱”及其对古琴音乐实践的意义作了论述。沈冬《儒士琴的流浪——隋代文中子王通家族之琴》通过对王通家世生平、王通有关乐的议论观念、王通个人及家族的琴学实践等的全面考察，认为南北朝以迄隋唐之交，王通家族之琴代表了“士族琴”及“儒士琴”的末流余绪。

第四，关注古代艺术的当下传承。格日勒图《试论呼麦和口哨与古代长啸的关系——关于一个千古乐史之谜的思考》在对呼麦与口哨各自特点比较的基础上，认为古籍记载中的“啸”有的指的很可能是口哨，但有的是指吼叫或哭号，有的很可能指的就是呼麦。范子烨《自然的亲证——关于中国古代长啸艺术的音乐学阐释及其现代遗存的田野调查》从乾隆诗中的“长啸”意象出发，结合广泛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历史文献，分别对传统的“啸即口哨”论和处于假说状态的“啸即浩林·潮尔”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啸赋》的“互文性”建构和长啸与浩林·潮尔在音乐形态、发声方法、宗教功能、命名、配器上的同一性，以及啸者与闻啸者的民族属性等七个方面证明了后一假说的正确性。文章强调，口哨与浩林·潮尔都属于啸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前者一直处于民间状态，是非主流的，而后者则由草原游牧民族传入中原，渗透于魏晋士林的高知识阶层，实现了由“原生态”向“次生态”的革命性转化，实现了对儒释道的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升华为中国古典文学特有的音乐意象。高人雄《乐府歌乐文化在河陇民间的遗存与变化》在对河陇曲子、曲子戏、宝卷、贤孝（又称河州弹唱或河州唱书）、民歌、舞蹈等各种民间演唱活动全面考述的基础上，认为唐大曲、唐宋词牌、诸宫调、元散曲及明清以后的曲艺、戏曲等歌乐，都是在汉魏以来乐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而来的，这些歌乐文化流传至今，已渗入地方乐舞民俗文化之中。

另外，杜贵晨《读乐府诗札记》以文学史上的《焦仲卿妻》《饮马长城窟行》《上山采蘼芜》《陌上桑》等经典乐府诗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女子的教育问题。张红星《诗词“重章迭唱”教法散论》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针对中国古代诗歌中“重章迭唱”句式因重复文字过多而导致主旨湮没无闻的问题，介绍了自己在多年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多行合一”法。这些也都是本次会议的新动向。

整体而言，本届会议是乐府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次大会。乐府歌诗研究范围的逐步扩大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取向，研究视角逐步细化与问题意识渐次突出，与会代表对海外乐府歌诗及其研究动态、乐府歌诗艺术的延续性和当代传承、乐府学史上重要现象与问题以及乐府学史本身的关注，都是乐府学学科发展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作为本届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乐府学会的成立无疑为乐府学研究搭建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平台，必将吸引更多学界同仁投身于乐府学研究，从而带动乐府学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

大会闭幕式上，吴相洲会长在其总结发言中以“水平高、范围广、角度新”来概括本次会议提交的63篇学术论文，认为这届会议所呈现出来的许多趋向，是代表乐府学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指标。姚小鸥副会长在闭幕辞中表示，这次会议选举了乐府学会的组织机构——理事会，推选了一位很好的领导，会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和一批新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并表示学会以及它所从事的事业拥有无限广阔的前景和较为开阔的领域。李昌集副会长再次强调，宋人把词称为新乐府，元人把散曲称为新乐府，在元代曲学的讨论中，有乐府与民歌的区别之称，我们应该把乐府学研究进一步推进到其影响研究这一层面。会议在友好、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文献研究

围绕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

摘要：日本著名音乐学家林谦三（Hayashi Kenzo，1899～1976年）的《隋唐燕乐调研究》只有中文版，而没有日文原著。所以在日本很少人认识它的学术价值。由笔者组织的“隋唐乐府文学研究小组”调查林谦三旧宅发现未公开的手稿《唐乐调的渊源》，得知林谦三在1936年出版了《隋唐燕乐调研究》后又重新用日文撰写了有关内容。

关键词：林谦三 《隋唐燕乐调研究》

作者简介：长谷部刚，男，1970年生，日本东京人。1996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师从松浦友久教授。2000年于早稻田大学读完博士课程。现为日本关西大学文学系教授、硕士导师、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专业方面为唐代诗歌研究。主要论文有《从“连章组诗”的视点看钱谦益对杜甫〈秋兴八首〉的接受与展开》（载《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二期）、《简论〈宋本杜工部集〉中的几个问题——附关于〈钱注杜诗〉和吴若本》（载《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四期）、《初盛唐至中唐间“古乐府”概念衍变刍论》（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十四辑）等。一

林谦三（Hayashi Kenzo，1899～1976年）是日本著名的音乐学家、雕刻家，其1936年所著《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经过郭沫若的翻译在上海出版（详情后述）。此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解读研究《敦煌琵琶谱》以及《（日本）阳明文库藏〈五弦谱〉》。战后，进行正仓院藏乐器调查，1950年因“东洋古代乐器研究及正仓院乐器复元”获得了“朝日奖”，并被奈良教育大学聘为教授。1957年在中国出版《敦煌琵琶谱的研究》（潘怀素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62年，在中国出版《东亚乐器考》（音乐出版社），1964年在日本出版《正仓院乐器研究》（风间书房），1969年出版《雅乐——古乐谱的解读》（音乐之友社），1973年出版《东亚乐器考》日文版（河合乐谱）。通过《隋唐燕乐调研究》《敦煌琵琶谱的研究》《东亚乐器考》三部著作，林谦三在中国的声誉远远高于在日本的知名度。距《东亚乐器考》日文版出版11年前已有中文版，这足以说明以上事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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