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改革十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兴君,吴书光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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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改革十谈试读：

当今的中国足球不是“蹴鞠”的继承与发扬，而是现代足球的舶来品，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这种现实造就了中国足球的反抗哲学，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抗争，殖民背景的文化反抗与民族主义的醒悟。

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使我们对于足球的心态是带有一些阴暗色彩的。由于我们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足球认识，形成不了合力，也形成不了一个致力于足球发展的团队，无论从广义上还是狭义上来看，都是如此。

足球的国民性：建国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不再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于是很多内容又回到足球本身。这种情况造就了锦标主义，计划足球乃至形象足球。因此，一旦中国足球受到挫折，国民的反应是相当激烈的，具有摧毁性的。

于是，没有人能够保卫我们的足球，足球的自卫变成了精神上的自慰，阿Q精神成了足球界的普世原则。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却浑然不觉。不同的只是“被儿子打了”变成了“不争气的儿子们又输了，真是丢了老子的脸！”

这两条内容背离了足球回归大众的基础，但归根结底，中国足球的哲学还是属于平民的哲学，没有纳入政治体系的正途。一方面使足球没能建立成熟的发展体制，使中国足球在脱离了举国体制之后，进入自生自灭的轨道。但事实上足球是灭不了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二是足球也没能真正回归民间，成为大众广泛参与的一个项目。三是大国情结。关注中国足球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疑问：“13亿中国人为什么就选不出来11个好的球员？”这确实是一种矛盾。这里有个悖论，13亿人的大国就需要能反映大国风范的足球成绩，但即使13亿人口的大国，每场比赛也只能上11个人比赛，而不能上13亿人。

13亿人对于足球运动到底能有什么样的作用？人当然是体育运动中最为宝贵的资源。但是，这种资源概念必须得扩大到13亿人身上。如果仅仅局限于举国体制下的那部分人，其实是对大多数的抛弃，所以这种人才优势就无法发挥出来。

中国体育人才从资源上看是很雄厚的。中国能够出刘翔，能够出这么多奥运会冠军，说明我们中国人能够在体育上取得好的发展。但是为什么没有出更多的刘翔？为什么没有轻而易举地拿奥运会金牌冠军？这说明我们在体育资源上还没有建立更好的体制，来调动这些资源。

从亚洲范围来看，中国是当然的体育大国。因此足球在亚洲也应当和这个地位相匹配，中国队成为亚洲最一流的强队。但是，足球确实有着其特殊性，仅从胜负上分析，足球存在很大的偶然性。总体上来看，如果中国足球能够体现中国体育在亚洲的地位的话，早就应该有所突破，而不至于多次被卡塔尔“阻击”。

从当今形势看，中国足球进入一种“繁荣”状态，顶级外教、外援的加入、大资本的参与、足协脱钩、校园足球、中超版权卖出天价，等等，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但从效果来看，中国足球的这些变化更多地体现在外延上，在内涵上并没有实现质的提升，因此在足球水平真正的提高上还没有体现更好的效果。甚至呈现出一种悖论的状态：一方面中国足球熙熙攘攘，一方面代表一个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国家队又长期处于亚洲二流末端位置，晋级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都成了困难。

这均说明对足球规律的把握还不确切，中国足球还没有形成合力，尚处于一种芜杂的状态。如此，再生机勃勃，也难取得多少收获。这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在足球上的反映，更有对足球体制机制建设和足球发展规律把握上的不足。

众所周知，全国人民热切期盼发展振兴足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发展振兴足球也必须坚持改革创新，遵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调动各方面力量。从娃娃抓起、从群众足球抓起、从场地师资等细节抓起，抓细抓实，夯实足球人才根基，持续用力，积跬步以至千里，打好振兴中国足球攻坚战。第一谈如何建立中国足球概念第一节　足球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一、认识和把握足球运动规律的意义

认识和把握足球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发展足球运动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从广泛意义上看，足球是奥运会中参与人数最多的项目，是世界第一大运动。从商业以及对球迷等各个方面的影响看，足球世界杯是唯一可以抗衡奥运会的赛事，也是世界上所有单项比赛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足球运动本身所蕴含的内涵、产生的影响，是其他项目不可比拟的。但要看到，足球虽然是世界第一大运动，但并不在每个国家都是第一运动。例如，在美国，最火的是NBA、棒球，等等。之后才能排到足球。因此，足球也体现着民族、地域、文化的特征。

从中国来说，足球属于落后项目，特别是在成绩上，国家队在重大赛事中的屡战屡败，以及各种消极新闻等负面内容的存在，后备人才的缺乏，以及公众的种种误读，都说明中国足球在中国属于边缘化的项目。和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样，中国足球也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很高的关注度。中国足球目前虽然在亚洲处于二三流，但中国却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球迷。

无论从世界范围看，从足球本身来看，还是从中国足球的实际来分析，足球都有着不可替代性，这是足球最基本的规律。

要想系统地分析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律，必须从几个层次进行深入探讨：

一是足球运动自身的发展规律。1863年现代足球诞生以来，足球走过了150多年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足球成了大家喜爱的一项运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足球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在乌拉圭与瑞士队进行的决赛中，有50000人现场观看了比赛。此时，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很多的足球俱乐部建立起来，很多国家开展了自己的各种形式的比赛。这种关注，注定了足球运动的特殊性和特殊地位。

150多年来，世界足球在不同的年代体现了不同的特点。最初，足球还属于民间运动，足球队成为一种民间组织，足球俱乐部成为对足球有着共同爱好的人群的聚会。慢慢地，企业、社区的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足球队和足球俱乐部，有些足球俱乐部发展至今，成为世界足坛的豪门。

进入20世纪中后期，足球界更加广泛地交流，使足球的影响更加广泛。特别是随着1930年首届世界杯的举办，南美足球的崛起，使足球形成了一个以全世界为背景的版图，世界杯也成为世界上运作最为成功的赛事。欧洲的意大利甲级联赛、英国的联赛，等等，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联赛，聚集了大量的足球人才。

20世纪最后的20年到目前，以职业足球为主要推动力量的世界足球的商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际足联成为世界上最为富有的单项协会。英超、意甲、西甲、德甲、法甲五大联赛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水平最高的联赛，成为职业足球的典范和样板。

在这150多年里，足球的技战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初的九锋一卫，到讲究攻守平衡的WM阵形，再到荷兰的全攻全守战术，直到现在的讲究配合和速度的整体战术，足球的战术更加富于变化，技术要求更加精细。就连足球本身，在重量尺寸保持着规则要求的标准外，在很多具体方面也不断增加着技术含量。

足球运动融合了跑、跳、投掷等体育项目的特点，还包括了对抗、配合等要素，使足球本身变得非常复杂和丰富，可以更加全面地和从更深层次发掘人的潜力和潜能，获得更多的超出个人意料的极端体验。除了更加精细的技术和战术等现代化特征之外，足球比赛的偶然性和对抗性，使足球保持了例如斗兽等原始运动特点。这种丰富和复杂性，使每个关注足球的人或者从事足球运动的人都能获得不同的个体体验，使足球的具体化感受成为人生中符号化的表达，使每个人都能通过足球发出人生的精神甚至肉体上的诉求。也许，在意识层面，这种表达是不自觉的，但却是非常真实的。

同时，足球运动又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运动项目。虽然现代足球规则来自于带有浓厚贵族气息的英国伊顿公学，但随之而来的表现告诉我们，足球从一开始就不是贵族运动，她迅速融入到社会最基层，又始终没有离开更没有抛弃社会最基层。这种草根属性，决定了中国足球的逻辑基础：通过平民化的足球参与，满足自身和他人在体育、文化乃至人生观等方面的需要。这种需要得到提升，那就是民族的、国家的。

因此，足球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甚至可以成为两个国家的代表，成为内政外交的载体。足球运动成为一个地域的文化和形象的代表，球员成为城市英雄和青年的偶像，俱乐部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反映。足球运动的关注者不仅是千万的普通大众，还包括国家领导人、地区领导人，等等。良好的足球氛围成为教育和引导一个地区的人民的工具，相应地体现一个地区的人民精神的俱乐部能够更好地团结所在地区的人民。例如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位于加泰罗尼亚，博卡青年队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区。

从这个过程来看，足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组织、技术，形成了自身的文化。

二是职业足球的发展运作规律。职业足球的诞生，使推动足球不断进步的足球从业者和爱好者对于足球的兴趣和爱好让位于资本，足球运动在成为球员的职业的同时，球员也被资本化。阿布拉莫维奇对于切尔西，西亚金主对于曼城，都是这种资本化的体现，不过这种资本化的起始实际上来得更早，几乎是和职业化同步而来。所以，足球运动的发展和世界或者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无法分割的。好在，足球虽然被资本化了，但足球并没有远离大众。

职业足球的发展，特别是五大联赛推动的职业联盟这种组织形式的出现，使职业足球俱乐部的主体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好的联赛或者有影响的职业联盟必然需要好的职业足球俱乐部作为支撑，同样，好的球员和好的教练也需要好的俱乐部来培养和使用，更为重要的是，球迷和社会公众需要具有好的形象和好的成绩的球队，需要有影响力的球员，这是他们所青睐的精神产品。

职业足球首先是足球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体现，在职业化背景下，足球属于文化娱乐业范畴。由此，职业足球俱乐部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但是，要总结和分析职业足球的基本规律，必须要从足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来评价，必须从资本和文化两个方面对足球进行考量。偏重或者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能出现违背职业足球规律的情况。

首先，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不是职业足球的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但这并不和职业化足球以及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经济组织属性之间存在根本的矛盾。事实上，除了英超的俱乐部之外，更多职业足球俱乐部单纯依靠自己的经营，是很难实现财务上的独立和可持续发展的。纵观历史上最成功的俱乐部，也离不开主赞助商的支持和投入。很多著名的俱乐部的背后，都有一个财团做为其支撑。同样，财务的依赖并不能否定职业足球的商业价值，而是实现财团所拥有的企业、品牌等方面商业影响的重要方式。

其次，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体现了职业足球的文化承载。足球的社会性是足球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也使成功的职业足球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化和社会的代表性事物。这种地域文化的承载以及民众感情的寄托，使足球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使足球的参与程度得到最为广泛的体现。足球爱好者和球迷在物质上的需求转变成精神上的诉求和体验，而满足这种精神诉求和体验，也是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程度，这种诉求和体验显得更为重要。

所以，职业足球的运作必须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职业足球成为实现投资人足球梦想的载体，更是投资足球的企业和财团回报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职业足球要重视经济效益，但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首先要注重社会效益。

三是足球对于经济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曾经有传言说，2000年欧洲杯上荷兰数次点球不进，半决赛故意输给意大利，是因为荷兰担心万一欧洲杯夺冠之后，可能会带动经济的增长，造成经济过热。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言，但还是可以说明足球对于荷兰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力。

相对而言，从经济角度分析足球或者职业足球，它们从来不是独立的体系。就是世界上商业运营最为成功的英超联赛，在职业联盟成立之初也是依靠数亿英镑的转播费发展起来的。除了球员买卖、球票收入等少数几个方面，足球在经济上的体现形式都是通过电视转播、带动消费、增加旅游等取得的。所以说，足球运动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那些成功的俱乐部，所带动的产业非常宽泛，给当地带来的经济上的益处也更加明显。

体育运动的本质在于不断冲击人类的极限。足球虽然结果十分明确，谁胜谁败一清二楚。但是，足球也是最注重过程评价的项目。胜利或者失败，不能完全等同于过程的完美和遗憾。参与运动的个人要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不像田径等项目，更多的是依靠结果来评价。这就使普通大众需要通过观看比赛或直接从事足球运动来参与足球，并把这作为验证自己的认识，体现自己情感的重要方式，而不能仅仅依靠媒体报道或者其他讯息。

作为体育项目，足球还有教育和引导球迷甚至民众的功能，实现沟通大众的目的。通过足球运动的审美、价值的认同和情感的归属，使足球成为球迷和民众的重要生活方式，足球也因此成为大众媒介和文化符号。社会的认同决定了足球在一个地区的影响力，足球也是整合一个地区经济、人文资源的重要方式。足球不仅在成为一个地区的标志的时候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情感，在成为标志之后，还需要更多的投入，使足球的标志性更加突出。所以，发挥足球的教育和引导功能，作为受众的球迷或者民众是主动的，都能够在其中实现自己的角色认同。

足球本身是一种平民文化或者市民文化，足球体现的是一种深度的参与，体现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在俄罗斯，有种说法是有两种职业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干得了的：一是外交官，二是足球教练。这种平等性保证了大众的参与，使足球所承载的精神和文化的内容深入到百姓中间，从而实现足球对社会的影响，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反之，一个失败的足球项目，对一个地区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二、足球规律的内涵和外延体现

职业足球发展规律、职业俱乐部运作规律和职业运动员成长规律“三大规律”的把握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中国足球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落脚点。鲁能的足球文化概念提出的“三大规律”更多的是从职业足球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足球运动，这种对职业足球规律的认识更多的是对鲁能的职业化经验以及职业足球的认识的总结提炼。要从整个足球运动角度来分析这些规律，这种认识也同样适用。但是，必须在适用范围上有一定拓展。也就是说，“三大规律”的内涵是固定的、相通的，但扩大到整个足球运动，在外延上是扩展了的。

要实现这种外延的扩大，必须使足球运动成为符合大众的价值观一种运动，而不是猎奇或者情绪的宣泄口，更不是简单的表演和竞技，而是一种综合的产物。由这种综合性体现出来的魅力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足球，因此广泛的群众基础才是足球运动不断发展的保证。

足球运动发展规律：足球运动发展规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公众性。任何国家的足球运动都是发轫于民间，很多著名的俱乐部都是来自于社区、企业、大学，等等。运动最为根本的特征是竞技，之后的发展才有了市场运作等衍生产品，但是，这种衍生的市场产品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

当然，球员的技术和球队的战术作为足球运动的基础，一个半世纪以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足球运动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强调攻守平衡和对抗，更加突出球星的作用，使足球运动自身的内涵得到丰富，进一步提高了这项运动的吸引力。这种在技术和战术层面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也是足球运动的重要发展规律。

足球运动员成长规律：从足球运动本身来说，包涵业余足球运动员在内的广义的足球运动的方式是不断实现自我改变和自我突破的。但上升到职业足球层次，球员的淘汰就是强制淘汰，属于市场淘汰，职业范畴的淘汰，不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种淘汰的实质是个人爱好被一种强制的评价所替代，是大家参与足球方式的改变，因此而产生的淘汰并不是和足球完全割裂开来，这是广义的足球运动员所面临的基本规律。

大众运动的足球运动来说，这首先是一种爱好，一种独特的技能，自我体验是参与这项运动的最初动力。只有上升到职业层次，才使外界的评价变得更加重要，大众评价使职业足球具备了精神产品的特点。过去我们的探讨过多地关注于职业足球的改革，不自觉地参与到公众评价之中，忽视了足球运动本身，因此还属于在消费足球运动，却没有参与到足球的生产上来。在英国伦敦，每个周末都有几百上千场业余足球比赛，有数百个业余足球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足球爱好者和参与者就好像足球生产过程中的原料，不仅支撑起了职业足球，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针对这些业余球员的需求和成长，也应该对其中的规律进行深入的分析。毕竟，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个业余的群体和市场还处于无序状态，甚至是沉睡状态，还达不到作为原料提供给足球生产的要求。

业余足球是基础，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和规范的。例如业余足球运动员的注册、业余比赛的组织，等等，都需要有机构和组织来通过足球组织的共商确定章程，来规范各种活动，对这些足球原料进行粗加工。目前我们的业余足球运动员的注册主要是解决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后备力量注册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对业余足球的曲解，也是对业余足球运动员概念的误解。业余足球运动员不是准职业足球运动员，职业足球也不是业余足球运动员的唯一出路。但是，毫无疑问，拥有一大群高水平的业余球员，职业足球也将水涨船高。

足球俱乐部发展规律：足球俱乐部不仅包括职业足球俱乐部，也包括各级业余足球俱乐部甚至更加松散的足球组织。足球俱乐部等足球组织的形式多样化，可以淡化足球运动的拜金主义，增强大家对于足球运动的参与感。英超俱乐部中，有阿布拉莫维奇运作的切尔西，也有一些中小企业主来运作的俱乐部。更多的低级别的足球俱乐部的参与者就是普通的足球爱好者，有时候这些最基层的足球活动才更像英国足球。

这种参与者的多样化造成了足球俱乐部以及足球组织的多样化。我们目前的足球俱乐部只是职业概念上的，包括中超、中甲甚至中乙等层次，没有建立业余足球俱乐部的管理体系。特别是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模式下，拜金主义和无休止追求利益的社会思潮体现在足球上，把足球俱乐部作为谋取利益的媒介，掉入功利主义的陷阱。事实上，在打碎了体工队和体校体制的同时，就应该建立这种业余俱乐部的管理，还足球于民间，以这种方式调动更多民间力量参与足球。目前来看，我们的足球发展在中国足球改革进程中显然是少了这一环，在举国体制被打破之后，直接嫁接到市场上，而不是去建立更好的足球基础。所以，由此而推进的职业足球改革更像是拔苗助长，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势必在吃完老本后会逐渐走向衰退和枯竭。

目前出现的足球人才危机所反映的是足球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是对职业足球发展的透支，相对于范围更广的大众足球市场来说，这种资源不仅没有发掘好，甚至基本上还处于没有被很好地认识的阶段。那么，中国适合不适合发展足球？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中国想发展足球，必须要发展业余足球。2000年前后雨后春笋般地冒出的足球学校，仅青岛市就有100多家足球学校，这些学校完全可以按照业余足球俱乐部的方式加以规范，而不仅仅是成为职业足球俱乐部输送人才的机构，或者是通过足球培训赚钱的机构。这种仅盯着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功利行为，人为收紧了业余足球的出口，扼杀了业余足球的生命力。目前，当年的足球学校基本都已经倒闭，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中国足球到底应该怎样出成绩？

足球要想出成绩，也是有规律的。过去，媒体说我们出成绩基本靠蒙，靠抽。没有雄厚的基础，不能按照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取得的成绩，是昙花一现，掩盖了一时的矛盾。

任何国家的足球运动进步，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由此来为中国足球号脉，中国足球应该首先成为亚洲一流的球队，能够经常性地取得亚洲比赛的头几名成绩，代表亚洲出现在世界杯等重大赛场上，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树立信心，形成传统，确立自己的地位，从而影响到球迷、市场等诸多因素，调动更多资源，实现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

也就是说，单从比赛来看是如此，从整个足球的发展和进步来看，也是如此。打好基础，实现足球人口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为中国足球发展提供人才保证，这些环节都是不能省略的。相反，还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做好相关工作，实现中国足球的稳步发展。

毕竟，足球作为一项运动，是需要底蕴的，需要文化积淀的。所以，任何过分强调后发优势的认识，以锦标主义代替整体设计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作为后来者，前人的确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足球运动本身就是一种传承。脱离过去的时代背景去认识足球的历史经验和成绩，本身就是错误的。拿来主义救不了中国足球，只有认清世界足球运动的成长规律，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中国足球的可持续发展。四、足球资源与足球资源的配置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是是足球资源小国，足球人才极度匮乏。这和中国体育的形势是一样的：中国是奥运会上的金牌大国，但并不是体育强国。所以，单纯要求足球率先突围，承担起将中国体育市场化的重任，确实存在众多不利因素和难以克服的困难。

所以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和锦标主义与夯实民众基础之间的矛盾，体现的是整个中国体育界存在的矛盾，从足球上看，这种矛盾其实并不是不可调和的，之所以长期存在这种矛盾无法解决，从根本上看还是体制、机制以及思想认识和规律把握等人为原因，以及足球管理者和参与者还不能摆脱功利主义的前提。更扩展地看，中国足球所面临的问题，往往也是中国体育今后实施进一步改革将要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深刻总结这些基本经验，解决这种矛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客观地说，中国足球的大多数资源并不仅仅掌握在体育主管部门手里，所以，中国足球的发展需要大战略和长远规划。

具体来说，中国足球在教育部门有一块儿资源。当年青岛足球为什么强？因为青岛足球普及，青岛足球普及在哪儿？在各个学校。当时青岛的中学足球队去参加全国比赛，就是去拿全国冠军，就是去和大连、上海争夺全国冠军。这些学校的队员很可能就被选中为山东队的后备力量，进入体工队，实现了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或者专业足球的有效衔接。教育部门的这块儿足球资源，是体育主管部门无法调动的，虽然目前开始了校园足球建设，但要纳入到中国足球改革的资源配置体系当中还需要一些时日。

企业同样有一块儿资源。许多行业都有各自的体育协会，也占有着相对独立的体育资源。具体到足球中，这些资源也是无法由体育主管部门加以合理配置的。

当年甚至包括部队，都有自己的球队。不仅仅有八一足球队，还有沈阳部队队、北京部队队，等等，他们都曾是叱咤中国足坛的队伍。

当今，这些资源被条块分割，足球资源无法形成一股合力。这么多年来，中国足球资源的配置效率是很低的，很多足球资源的培育处于无序状态，自生自灭，在职业化时代甚至还不如当年举国体制下的效率。中学生联赛说不搞就不搞了，大学生联赛就是职业联赛的翻版。北京理工大学这样的伪大学生队代表大学生队进入职业联赛，都说明了这种混乱。

另一种混乱来自于体制。作为改革的先行者，足球势必也深深烙上了中国特色的印迹：双轨制，即体工队体制和市场体制并存。这在1994年职业足球改革的初期体现得特别明显，很多足球俱乐部在产权和人事上还属于体育局，但运作上是市场化的。采用双轨制的结果是哪一边都没有加强，反而使举国体制的体工队被弱化。这种弱化的体现就是足球在体育主管部门的拨款不再与俱乐部有关，有的体育主管部门足球管理机构被明显弱化，甚至合并到其他部门。此消彼长，或者人为的消减，更造成了新的地域间的不平衡，或者造成足球与其他项目之间的不平衡。

同时，由于在理论和思想上准备不足，足球的职业化改革的市场秩序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中国的职业足球改革始终伴随着思想的交锋和思路的变动，没有确定统一的指导思想。“足球从娃娃抓起”要求了几十年，但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没能落实好，中国足球何谈希望！

这种指导思想的不明确甚至混乱，使中国足球在中国体育界被边缘化，本来的改革先锋成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异类，最后国家队的接连失败使中国足球被全国人民唾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一部分，中国足球势必应该体现改革开放和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正是这种边缘化，使中国足球没能体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过去以及当前的影响看，当下的中国足球对于社会的影响有时是比较消极的。

当然，也有足球自身的原因。例如国家队成绩很差，足球形象差等，让众多关心中国足球的人失望。这些问题暴露了在足球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折射了大家对足球成绩的期望。

中国足协职能的体现关键在于中国足球的资源是否交给了市场来配置，中国足协和体育总局脱钩应该也是这种思路的体现。但这种配置足球资源的能力在足协脱钩之后到底是增强还是削弱，存在很大的变数。如果得不到更多民众和足球参与者的支持，这种脱钩可能就会是种灾难。

中国足球改革的初衷到底是提高中国足球水平，还是推进市场化运作？显然，两者并不矛盾。但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却是相对复杂的事情。过去十几年的经验表明，我们在建立市场体制上出现了问题，这不仅仅体现在思路上，也体现在具体的操作方面。

对于中国足球管理体制来说，如果完全交给市场来配置足球资源，那么，中国足球的管理机构就是一个服务的机构，就要建立职业化的行业管理体系。在这种局面下，原来保障运行的权力就会被建立和运行市场机制、把握足球运动规律的能力所取代，从权力到能力，体现的是更好的要求，尤其是对足协这样的机构里的人员而言，不仅要有思想上的脱胎换骨的变化，更要有能力上的储备和提升。

如果继续用政府权力来配置足球资源，那么，是否会回到计划足球的老路？举国体制是不是计划足球的回潮？举国体制到底有没有其可行性？举国体制在当时条件下是有可行性的，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举国体制必须赋予时代内容，而不是一提到举国体制就意味着倒退，回到计划足球的体制下。

当前形势下的举国体制，从内涵上看，依然是倾举国之力发展足球运动，这个“力”就是与足球有关的资源。这种倾举国之力不能是原来的单纯靠国家的大力投入，靠行政命令来发展足球。所有制都多元化了，参与足球的各种力量都有了，还死抱着当年的那一套，当然是不行的。这种倾举国之力，就是建立全国性的系统化的足球市场，来调动包括国家财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相关团体、学校等方方面面的资源，来参与足球发展足球。这是建立在对大众足球需求的科学分析以及足球资源的整合上的，归根结底是一种回归市场的行为。

如果由市场配置资源，那如何建立这个市场？各种资本和资源的嫁接如何实现？服务与管理职能如何划分？这些，都是首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制订规则，提高服务水平，从机制和体制上有所突破。这种体制和机制上的突破，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保持中国特色。足球不应该成为全盘西化的产物，从文化角度来看，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依然如此。

二十世纪末期中国足球的繁荣是不是对当时的足球资源的透支？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当时改革的进程来看。

可以肯定，当时的足球的繁荣，是一次足球需求在市场范围内的释放，出现了类似于井喷的效应。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足球市场的重要基础——球迷群体来说是一次透支。而对于足球人才方面，更是一场透支。这种透支表现在没有尊重球迷的需求，更没有理性地考虑能为球迷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体系，只是单纯地消耗中国足球那点儿可怜的积累。以透支计划体制下足球积累的方式发展足球，经营足球的概念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与一些似是而非的职业化模式，被某些足球管理者确定为其思维中的相对合理的存在。足球管理者眼中的认识与球迷的需求产生了冲突，互相背离，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和情感联系，伤害了球迷的感情和积极性，使中国足球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

对于足球人才，其透支体现在注重使用而忽视培养。这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对青少年培养规律的把握方面存在差距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接轨和开放的问题。旧有的对足球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到底正确不正确？这也是个评价标准问题。计划体制下的培养方式和对培养规律的认识是有其特殊背景的。

但在新形势下，以职业足球标准甚至是国际化的视野来评判足球培养标准以及对包括青少年培养在内的足球规律的把握，差距就体现出来了。对此，我们必须有客观的认识。这不是简单的西化问题，而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取其所长补已缩短，保持这种开放的姿态和视野，是中国足球发展所必需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中国足球的新发展。当然，这也离不开足球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中国足球历史的延续性。五、足球文化与足球的文化性特点

所以，足球改革最主要的动因应该是通过足球来振奋民众精神，提供精神产品，首要的是要实现思想观念上的开放和革新。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开放，是一个最为基础的命题。但是，开放谁的思想？如何开放？使这个命题又经常成为中国足球的伪命题，使所有的答案变成空谈。

相对的合理性是一种客观现实。正是这种相对性，可以使人客观辩证地去看待这种合理性概念下的事物。对于中国足球管理者来说，对中国足球相对的合理性只放在他们的头脑中去认识，使这种相对的合理性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绝对性：他们就是改革的主导者，他们的认识和理论就是最正确的。这样，使中国足球失去兼收并蓄，并由此建立系统的足球文化的基础。毕竟，足球文化不能仅仅是几个足球管理者的意识，应该放到更广的范畴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提升，才能形成足球文化。

文化，是事业发展的基因。基因有问题，那么事业也不可能发展好。基因是从内部起作用的根本性因素之一。文化，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将各种资源，以及包括经验、技术、理念等因素内化，丰富中国足球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足球的这种内在的基因的质量，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健康的情况，后来又不断出现变异，各种资源没有在优化的基础上加以内化，很多事情走向了反面，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足球走向恶性循环的速度。

文化，从基因角度来分析，在中国足球的早期只能说其不够健全。所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足球因为各种原因，其体魄是不健康的。这是文化缺失的原因，也就是基因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药物或者其他方式方法能够解决的。从这个比喻来看，中国足球似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现象。但是，要想发展中国足球，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那段历史，而是应该客观地看待这种先天不足的现实。因为，文化需要一种延续，否则，就无从称之为基因。

之后的职业化可以说是一次中国足球基因改造的机会。但是，这种基因的改造既可能给中国足球带来机遇，使中国足球真正实现强身健体，但同样也面临着基因变异的巨大危险，使中国足球的肌体更加衰败。从变革效果来看，当时的中国足球还是走了第二条道路。

分析中国足球的文化特点，必须弄清楚中国足球承载了什么。要弄清楚中国足球承载了什么，就需要弄清楚中国足球在老百姓眼里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对于国家管理层来说，足球作为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绩好坏非常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和谐进步与发展，关系到球迷群体的稳定。2008年欧洲杯上，德国总理、土耳其总理等国家的政府首脑等领导人都亲临现场为自己的球队加油，2010年世界杯赛场上，有的国家元首看不看球都成了表达政治观点的方式。西班牙国家队获得欧洲杯和世界杯冠军之后，整个国家都为之沸腾，国家首脑接见球队全体人员，所有教练和队员受到英雄般的拥戴。

这种礼遇，是其他任何体育项目都不能比拟的。这说明，足球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已经成为凝聚大家的精神，体现民族情节的重要依托。其影响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就是在我们国内，足协主席一直都是体育总局领导兼任，或者由重要领导担任名誉主席。这很好地说明了足球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对于体育管理部门来说，足球不仅仅是一个大项目，从其他方面来看，足球项目的重要性也是非常突出的。从现代足球的发展历史来看，足球有很多独立于整个体育事业的特点。特别是其在规则制订、组织形式和运作模式上，历史上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体系。就是纳入到整个体育事业的范畴之内，足球项目也保留了很多独特的内容。例如国际足联对参加奥运会的足球运动员的年龄的规定，都体现了国际足联对于奥委会的相对独立性。

所以，在体育部门早就有一把手兼任地方协会主席的惯例。甚至在某个省份出现了当年的足协主席由体育局副局长担任之后，让局长吃醋的说法。在中国足协，只要当上了足协专职副主席，曝光率就超过了什么部长、省长甚至更高层次的领导，成为名副其实的“名人”。从足协这个组织来看，寄托了管理者个人的很多理想，也包含了很多领导的期望和球迷的关注。

总结起来，足球是体育事业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在中国，第一运动的特性使足球管理机关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但这也是双刃剑：足球工作上去了，足球管理者会随之进步，足球工作上不去，大家也会受到伤害。可怕的是，大家在受到伤害的同时，却依然在伤害更多的人。很多足球管理者从受害者变成加害人，还浑然不觉。于是很多体育官员陷入了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足球不是夺金项目，无法让体现政绩，一方面足球又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让人无法回避，不得不倾注大量热情和心血，承受煎熬。

对于公众层面以及媒体来说，中国足球寄托了大众太多的情感，也成了公众情绪的发泄口。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球迷，有句话形容中国足球：一流的球迷、二流的媒体、三流的球队。足球成为众多中国球迷心目中的一个情感符号，通过各种方式传递，使很多球迷对足球有了宗教一般的情感体验。这种感情蓄积起来，能量是巨大的。所以，其导向如何，显得尤为重要。

足球运动成了球迷生命形式中的一种极端状态，这已经无法用文化、精神、情感等途径来彻底解释，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芜杂。足球使球迷爱得疯狂，恨得深切，在很多时候简直无法排遣和化解。赢球了，彻夜狂欢。输球了，砸电视、烧东西，甚至自杀跳楼，等等。回到中国足球来说，不管成绩和形象怎样，还是有众多的球迷对中国足球不离不弃，一直追随。这种情况，哪怕球迷本人都无法解释。

至于媒体，特别是部分关注足球的媒体，始终认为自己高于中国足球，是代表世界足球最新发展潮流的中国足球组成成分。媒体一直有属于足球，但不属于中国足球的叛逆思想。媒体从来没有和足球管理者以及球迷组成利益共同体，成为真正的一家人。这是一种典型的“后妈心态”：把中国足球当做自己的孩子，但感情上还是有所区别的，体现在实际的报道中，这种效果显而易见。

于是，媒体的意识，成为凌驾于中国足球之上的一种东西。在中国足球出现被动局面的时候，媒体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批判，再批判，所产生的后果就是伤害，再伤害。就是在中国足球稳步发展的时候，媒体也经常逮着中国足球的负面表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进行攻击和批判。这种批判持续下来，本身就成了一种现象，成为中国足球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离心力。可怕的是，媒体对于足球以及球迷的伤害在很多时候是无形的，隐性的，是不可感的。特别是在球迷层面，很容易相信媒体，相信报道，使球迷自身在无意中伤害了自身。

当然，这是足球媒体言论相对自由，也是媒体面对由众多球迷组成的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媒体占有公共话语权，却将着眼点放在市场竞争中，造成了局部利益代替中国足球整体利益的情况，当然，也存在我们对于足球的认知落后于世界足球发展潮流的问题，由此种种，也就出现了部分媒体无法真正爱护中国足球的现象。

从这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足球所面临的是一种多元化的局面，面临的是各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和异化的形势，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系统。所以，中国足球很容易被侵蚀，很容易造病于身，失去免疫力。这种情况下，中国足球承载的东西，如此繁杂和无序，更让人抓不住，摸不着，混沌起来。目前，虽然足球呈现出比较繁荣的情形，例如中超版权卖出了五年80亿的天价，恒大勇夺亚冠冠军，建立20000所足球特色学校的目标等，但这是一种虚胖，中国足球的基因还没有修复完好，总体形势还是没有根本改观，中国足球要实现突破所面临的各种根本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和改观，也没有显现出更好的趋向来。

从社会学意义上分析，中国足球的伦理关系是混乱的。这种混乱体现在足球体制上，足球管理者定位不够清晰，造成了职责上的混乱，以及以各种形式参与中国足球的不同主体的错位，造成了各种利益主体的缺位，从认识和操作等层面，出现了很多模糊不清的情况。多主体的利益诉求交织在一起，不能形成合力，中国足球成为一盘散沙。

伦理关系的混乱使中国足球始终是一个矛盾体，实质上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新旧两种体制的冲突，在于旧体制和新体制之间的衔接不够，或者新体制的总体设计不够合理，偏离了足球运动本身的规律。这种冲突应该是无意识的，对于中国足球的从业者来说，他们是缺乏思想认识上的准备的。在改革的开始阶段就带有更多非理性的因素，更缺乏理论以及操作上的经验准备。这说明中国足球的改革没有自觉性，作为改革的事物之一，中国足球改革更多地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惯性”。这种改革的惯性，以及准备不足等问题的存在，使中国足球没有抓住时机及时修正自己，融入主流，反而被逐渐边缘化。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足球只能循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惯性向“前”看，却不能向“后”看，更不能向“左”向“右”。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没能和中国足球的实际相结合，没能进入主流，使中国足球始终处于自然生长状态。而第一大运动的魅力，使中国足球只能自生，不能自灭。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在咬着牙往前看的时候，中国足球改革很容易出现新的误区，继续延续错误。

向前看的结果就是盲目追求欧洲足球的经验，照搬英超等先进的模式，却没有很好地分析中国足球过去的经验以及所处的现实。即便是在职业层面的俱乐部中，这种过于西化的取向造成了足球的自我矮化，训练方式盲目地全盘接受国外教练的体系，除了开始时期的带动和开拓作用外，目前一些消极现象已经显现出来。在青训体系中，14岁左右的孩子是否需要大运动量训练，这在体工队时期是没人否定的，但现在在一些外籍教练带的青少年球队中，每天训练只有不到两小时，也没什么专项训练，以我们的经验来看是明显存在缺陷的。但在求洋的潮流下，没人认为这些外教是错误的，这是很可怕的。除了欧洲和南美，我们对于位于身边的日本、韩国的经验同样缺乏深入地分析和思考，差距也越拉越大。

从文化意义上看，中国足球在改革开放以来，本身就具有了作为改革事物的地位。虽然这种地位在整个体育系统没有得到明确表述，中国足球改革也确实存在着认识不清、准备不足的问题，但中国足球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至于在改革的惯性下，中国足球逐渐被边缘化，改革的推动力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成了离心力，中国足球被逐渐抛弃，成为一个悲惨的现实。所以，认识中国足球的问题，不能仅仅从成绩上，更要从文化上，从各种关系的伦理体系的建立等社会学意义上来认识和梳理，找出中国足球发展的逻辑基础，从改革大局和足球发展规律出发，确定中国足球的发展模式。当然，认识这些问题离不开“讲政治”的大前提，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和改革开放就是我们国家的最大的政治，对于中国足球来说也是如此。照此分析，中国足球不仅仅没有解决好打出成绩，树立形象，积极推进职业化等如何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更没有解决好怎么定位的问题，没有处理好中国足球发展与改革开放大形势的关系等问题。

如何实现球员人格意义的回归？这是足球大众化的认识基础。

要实现球员个人价值和市场价值的统一。球员作为人格意义上的个体，有独立的思想活动和自我认识，这种认识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但只有这一点还不够，球员的价值还需要得到外界的认可和评估，有外在的体现形式。只有这两种价值实现统一，才能使球员和外界的沟通有一个良好的基础。否则，球员自命清高，或者对外界评价有一种天然的排斥，那么，就无法建立良好的沟通。

球员或者足球运动的外在价值的评判是足球运动公众性的体现之一，这种价值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大众的利益，至少是大众的利益取向，这种评判是大众消费足球的一种手段和权利。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以对抗或者消极回避的方式来对待大家的评判或者损害公众的话语权利。否则，就是对足球消费者的不尊重。但这并不代表球员自我价值的认识和判断就屈从于公众给予足球或者球员的外在价值的判断，而是寻求两者的统一和协调，在这个过程中体现足球运动本身的价值。

要实现内在修养和外在形象的统一。球员的修养是一种个人的不断提升和丰富，这是一种个体行为，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球员修养的提升不单单是足球的问题，还包括球员的成长背景、学习经历等。在锦标主义的指引下，过早的专业训练使我们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所经过的这个人生阶段变得相对比较简单，无法和从社会上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相比，可以说是具备一定的劣势。但是，从最终达到职业球员要求的足球运动员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经历了超出寻常的激烈竞争和淘汰之后，他们见得多，眼界相对比较宽等，这些同样可以使他们的修养得到提升和丰富。

明确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应该更好地从人格意义上认识和分析自己，由此来树立形象，成为青少年的榜样。作为公众人物的足球运动员，有这种责任和义务，这也是他们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如果一味地把自己的经历和人格体验放到一般的社会环境下去对比，那么很容易造成自己心态失衡，把握不好自己的行为，最终损害自己的形象，更损害中国足球的形象，进而造成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损失。特别是有些运动员对一些利益或者丑恶现象拒绝得不够坚决，就容易犯下各种错误，损害形象，丢掉自己的好前程，辜负了球迷和社会。

实现了这两者的统一，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是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这其中蕴含了很多理想的设计，在现实中会有所折扣。但这不是放弃这种追求的理由。因为，离开了这些，足球就没有出路，球员也没有出路。

要解决中国足球的定位问题，必须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观，一种关于中国足球的基本认识。

对足球的基本认识，归根到底还是要和人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孤立地树立所谓的足球观是不现实的。例如中国足球一直推崇的英超模式，确实是职业足球非常理想的模式。但是，要想在中国建立市场化程度很高的英超模式，必须要以足球运作者或者球迷的价值观的改变为基础。否则，空谈英超模式，要么是好高骛远，要么是照猫画虎，不得真传。

那么，树立什么样的中国足球观？怎样树立中国足球观？

足球运动必须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发挥着社会融合剂的作用，而不是社会情绪的发泄口。这是足球运动最基本的使命，也是其必须具备的导向作用。

足球文化必须是一种能够体现体育精神甚至民族精神的先进文化，而不是被边缘化了的亚文化。足球文化是开放的，但同时也是包容的。这种体现包括：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多年投资并担任AC米兰俱乐部的主席，博卡青年队曾经的主席马克里作为阿根廷总统候选人去年已当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亲自观看北京队的训练，提出了“足球从娃娃抓起”的要求。多元化和多样性成为足球各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足球文化的根本还是在于关于足球的核心价值观：中国足球的核心价值观将如何确定？这必须要考虑到组成中国足球的各个角色。中国足球只有实现了这种角色认同，才能使这项运动具有普世价值和通常意义。这种足球所承载的普世价值是一定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具体化。实际上，理想的具备普世意义的价值观是不存在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价值体系之外一定存在一种变量，这也决定了足球运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作为价值观体系，必定需要一部分人来创建和确立，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实践，也需要其他人加以认同和接受。

所以，足球管理者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足球参与者也要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坚持文明、健康的导向。因为足球已经成为一种内涵非常丰富，外延体现形式多样的文化载体。在中国，人民群众通过足球这个载体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我们社会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使命之一。六、中国球员分析

如何看待球员概念的演变以及历史沿袭，是我们认识中国足球运动的重要基础。

现代足球传到中国之后，足球是从事足球运动的人的业余爱好。这个时候，球员从概念上体现为足球爱好者和参与者。球员这个名词，是随着足球组织一起出现的。在150多年的现代足球的历史中，球员的概念不断被窄化。例如当前的职业球员、业余球员等已经变成了从内容上更加明确的概念，是在足球市场化之后，这个概念被细分得更加精准。

职业化在某种程度上使球员在人格上被异化以及物化，造成了人们对于球员的严重误读和曲解。很多时候，特别是在中国足球相对低迷的环境下，球员成了站在大家对立面的“恶”的代表。这种带有明显负面内容的概念化和符号化的球员认识，说明中国足球没有形成普世的价值体系，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失败。这不能把责任仅仅归结于球员身上。

中国足球为什么出不了姚明这样有影响力的球员？难道真的就因为足球圈内没有如姚明一般的球员？答案是否定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在足球培养上出现具有很高天赋的球员，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有希望的。但现实中为什么出不了姚明这样有影响力的球员？因为足球没有这样的氛围，也没有这样的大众认可的价值观。在这种环境下，足球运动员是不可能实现这种大众价值观的突破的。毕竟，球员只是中国足球这个体系当中的一部分，球员对于足球的很多方面，更多的还是被动接受的状态。

这种球员的概念以及相关内涵的变化，其实就是足球本身的变化。球员的失败，必然是中国足球的失败，反之亦然。足球的偶然性等特点，套用到球员的概念上，都会失去其判断价值。所以说，将责任归结为球员或者那些将责任归结为球员的人，应该深入思考一下，自己关于球员的概念是不是定义得很准确，是否做到了从人格上去理解和体会球员。

所以，足球运动员并不会因为拿了几百万高薪就成了稀有动物，而更应该是稀缺人才。但是，又有谁把这些足球运动员当人才呢？人才，首先是人，才能被当做才。其实，在当前中国足球的氛围下，足球运动员一开始就失去了这方面的权利，被物化和抽象化了。

概念化的球员：球员在大家的概念里大多数都“被”变形了，有些直接给扣上反面典型，甚至是坏孩子的帽子，这成了一个几乎公认的概念。事实上，球员和普通人一样，当然包含七情六欲、善恶美丑，等等，都是他们的自然的品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恶”的印象？一方面确实存在个别球员作为公众人物，对自己要求不高的问题，同时，更存在曲解和误解的情况。球员每天都生活在大家的放大镜下，时时刻刻处于被“晒”的状态，甚至隐私程度很高的信息经常处于被曝光的状态，所以一旦有什么苗头或者不好的情况，都会被放大许多倍。部分媒体又推波助澜，以满足部分人的猎奇心理为卖点，大加炒作，于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概念。

特别是职业联赛改革二十多年来，大量负面新闻的存在，持续的强化的负面信息的轰炸使这种概念深入人心，使当事的足球运动员有口莫辩，即使是冤枉得跟窦娥一样，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符号化的球员：球员一旦被打上球星的烙印，就成了一个足球符号，被各界和媒体、球迷任加评说。这种概念也属于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客观存在，球员往往成为各种概念化词汇的集中点，更多球员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却被无形中忽略掉。最终，信息的失真造成了形象的扭曲，使众多球员在球迷眼中出现人格的变异，甚至被误解和扭曲。

解决这种问题，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建立人格化的球员的概念，实现人格上的回归。也就是说，球员首先是人，其次才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存在。足球运动是他们的职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种方式，在此基础上才有名利双收。

物质化的球员：高收入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标签，特别是中国足球“烧钱”模式下，大家的这种印象根深蒂固。但是，根据德国之前的一项统计，在德国，有70％的职业球员最后都比较潦倒。在世界足坛，不仅当年的加林查在贫病交加中离去，还有更多退役后过着十分普通生活的球员。这些，不仅仅出现在中国等足球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也存在于欧洲等足球发达地区和国家。

在中国，就职业联赛来分析，超高收入的球员只是极少部分，或者集中在个别俱乐部，大多数球员的收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就拿鲁能泰山足球俱乐部来说，拿高薪的队员只有众所周知的那几个，而且，这几个人拿的所谓的高薪，还需要用上场率、训练课表现以及平时表现等指标来考核。即便是这样，鲁能的高薪球员拿到的薪水，在中超各家俱乐部中相比，也不是最高的。至于其他俱乐部，也许只有几个队员能拿高薪，但更多的球员必须得为赢得上场机会而拼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更像弱势群体。第二谈如何看待中国足球的历史一、中国足球的历史再认识

中国虽然是足球的故乡，但现代足球对于中国来说，属于地道的舶来品。历史上，中国足球曾经在亚洲具有较高水平。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举行的亚运会前身即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先后获得9次冠军。

在战乱的年代，足球是远离中国民众的一个项目。虽然其中曾经出现过国家队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但由于迟到没能打上比赛的经历，但从联赛角度分析，中国足球曾经有两次大的中断。一次是二十世纪30年代初到新中国成立前，第二次是“文革”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看，中国足球经历了二十世纪50年代的短暂复苏之后，又重新陷入了低谷，除了二十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之外，到今天也没有达到亚洲一流水平，更不用说世界强队水平。

从足球运动本身来看，无论高峰还是低谷时期，中国的足球一直作为一项运动在延续，足球成绩和水平的起伏并没有影响整个项目在群众中的影响。但是，以联赛为主要形式的赛事的中断以及与世界足球体系的隔绝，造成了中国足球的封闭与落后。特别是在思想观念和对足球运动的认识上，更是如此。1974年中国回归亚足联，1979年重回国际足球大家庭之后，中国足球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这个开始更多地体现为挑战。

1981年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队有很大的希望进军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在西亚兄弟联手的情况下，中国队被淘汰，不得不与新西兰进行附加赛，争夺世界杯决赛权。面对人高马大的新西兰人的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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