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忠喆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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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第十卷）试读：
曾国藩挺经新解（下）
卷十一久战久战，心如铁石之挺，意志坚韧之战，生存使然，圣贤之道也。何以载物？久战之毅；何以存吾？久战之役也。颜曰：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此乃至理。然则，以圣贤之道奋始易，以圣贤之道克终难，故曰：绳锯木断，且挺且韧，此乃《挺经》“久战”之法也。“久战”法(上篇)【原文】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译文】打持久战最忌讳的便是“势穷力竭”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则是指大局和全盘作战计划、粮饷的补充。坚持下来与之抗衡，然后才能取得胜利。这只有充分休养士兵，相时而动，不必急于求胜而抢时间，白白地消耗精锐，等到时机成熟，举兵歼灭，凯歌而还。【事典】曾国藩的“挺经”，表现在作战上，以打硬仗、持久战著称。他讲求蓄势蓄力，坚挺取胜。在曾国藩的军旅生涯中，最驰名的“久战”之役，就是攻陷天京。
清同治元年(1862年)春，曾国藩调动湘、淮军七万余人，分兵十路，包围天京。直到秋末，忠王李秀成在天王洪秀全多次严诏之下，率二十万太平军回救天京，激战四十五日，屡攻不利，仓促撤离，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李秀成领兵渡江，西袭湖北，以收“进北攻南”之效。但李秀成迟至次年春才率主力渡江西进，途遭湘军阻截，于五月被迫从六安折返江南，调动湘军不成，反遭重大损失。二年冬，李鸿章所部淮军在“常胜军”(即洋枪队)支持下，自上海推进至常州城下。左宗棠部也进围杭州。曾国荃部湘军攻占天京外围各要点，逐渐缩小包围圈。三年正月，湘军合围天京。城内米粮日缺，洪秀全与将士以“甜露”(一种野草制的代食品)充饥，仍打退湘军多次进攻。
曾国荃自受任浙江巡抚以来，深感朝廷破格擢升，亟想早日攻克南京，以报知遇。但南京城为天国的京都所在，已达十二年之久，坚壁固守，实力不弱，虽已有大军三十余万，四周围住，快近三年，如用坚攻，就是用百万大军，也无从破入。因此与部将李臣典，萧泗孚几人商议，明的用大军不停地硬攻，暗的却挖掘地道，直达南京中心。
曾国藩自咸丰四年（1854）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征以来，历尽艰辛万苦，如今兵临天京城下，他本应长嘘一口气，放松一下已绷紧的神经。可是，此时曾国藩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所面临的天京城，大且固，几万湘军散布在天京城下，经验告诉他，想要在短期内攻克天京，剿灭太平天国，纯属天方夜谭。在经历了九江、安庆攻坚战后，曾国藩认为必须对天京实施持久战，在对其包围的情况下，切断天京粮道，待其弹尽粮绝时，进行最后的攻坚。因此，攻击的重点就是控制水、陆运输线。
天京城大人众，靠陆路的肩挑人扛来送粮食，尤如杯水车薪，且不经济。长时期以来，天京城内大宗粮食主要靠水上运输线，以长江和内河为主。内河粮道是天京至高淳，“使苏浙之米，能由高淳小河通金陵”。自从曾国荃逼扎雨花台以后，彭玉麟就将内河水路完全切断。
九袱洲之战以前，在长江水道上太平军仍然控制着九袱洲、下关、燕子矶一带，因此一些外国商人为谋取暴利，不断偷运粮食，卖给坚守天京的太平军将士。九袱洲之战以后，湘军水师先后占领了九袱洲、下关，于是长江水道也为湘军所控制。此时，曾国藩一面高价买下外商所偷运的粮食，一面上书朝廷，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要求在攻克天京以前，严禁外国轮船停泊在天京城外，以彻底杜绝天京的一切粮源。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从前有红革船接济，有洋船接济，今九袱洲既克，二者皆可力禁，弟与厚、雪以全副精神查禁水路接济，则克城之期，不甚远矣。
对于此举，曾国藩甚为得意，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无不欣慰地写道：
今大小河道皆为官兵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中大以为不便。
因此，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将面临着粮食日渐告罄的严峻局面。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东王杨秀清为提高天京城的防御能力，分别在九袱洲、七里洲、中关、下关、雨花台、紫金山、秣陵关、江东桥、上方桥等处，严密筑垒，坚如城池，并掘宽壕与之相铺。曾国荃在力克雨花台后，又屡克数处，只有西南要隘江东桥，东南粮道上方桥还未攻克。
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日，曾国荃命萧庆衍率七营湘军，出印子山，向东迫近太平军营垒下寨，驻守上方桥及七桥瓮与太平军竭力抵抗，使萧庆衍七营只有招架之功，而无筑垒之力。曾国荃遂令总兵张诗日、李臣典等分军拦截太平军，使萧庆衍七营湘军得以筑成进攻上方桥的营垒。二十二日，又令李祥和等军在萧庆衍军垒前又筑新垒。并以大炮日夜攻击上方桥太平军。二十九日，湘军与太平军接仗以后，太平军被击败，河下船只尽数丧失。深夜，萧庆衍偷袭上方桥，待太平军察觉，湘军已半入垒中。次日，上万桥遂告陷落。江东桥是天京的西南要隘，十二日晨，江东桥被攻克。
天京城失去了上方桥和江东桥要隘后，天京城东南还有中和桥，双桥门、六桥瓮、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及袜陵关、博望镇，作为天京城的辅蔽。九月二十二日，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石垒被萧庆衍、陈堤、彭毓橘等攻陷。军事要隘博望镇，上可以接应皖南水阳，旁可以控制芜湖金柱关。九月十九日驻守金柱关的湘军守将朱南桂会同朱洪章、武明良偷袭博望镇，取得成功。九月二十五日，陈堤、熊登武又攻陷了中和桥。既而，曾国荃又派赵三元、伍维寿夺取了秣陵关。至此，紫金山西南完全被湘军所控制。
曾国藩在天京城东南屡获重复的情况下，于九月二十七日率领萧庆衍、陈堤、彭毓橘、李臣典视察孝陵卫地势，伺机扩大成果。护王陈坤书等人自太平门、朝阳门出战，企图扼制曾国荃在天京城东的发展势头。无奈，被曾国荃击败，陈坤书也受了枪伤，不得不退出回城里，萧庆衍乘机夺得孝陵卫。十月初五、初六两日，曾国垄又先后派军将天京城东的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镇等五个要隘攻克，使得天京城东百余里内无太平军立足之所。十月十五日曾国荃率军进扎孝陵卫。天京城渐被合围。
此时南京近郊，各方征调的大军已达八十余万之多。国荃曾一再向苏抚李鸿章请援，但李鸿章自攻克常州以后，就即不再理会。至六月十五日那天，湘军所掘地道，长达十余里，已达南京中区了。曾国荃以这秘密的大功行将告成，倘被天国识破，势必前功尽弃，因此下令加紧炮轰，免得掘地声给天国听到。这时李秀成正辅助幼主，虽属智勇兼具，耿耿中心，但从前所占府县，既不能联贯一片，统一攻守，后来却被湘军分别击破，失地日增。在天皇晚年，他已早感消极。至此际，虽能勉守南京，已无出击之力，此消彼长，彼此的形势已相差太远了。
这日未到午夜，湘军在地道终点，突用大量炸药，轰穿地面。轰隆巨响，好像天崩地塌，大队兵卒由李臣典等率领，涌出南京中心，一时真是火烟遍地，喊声震天。太平天国军事先不防此变，倍觉慌张。急由洪宣娇等保卫幼主。李秀成、洪仁发、洪仁达、赖汉英、罗大纲、秦日纲、陈开、赖文鸿、吴汝孝、古峰贤、陈仕章、吉安瑾等各众将领，纷纷四出抵御。而由地道涌上的这批湘军，一部分四面作战，一部分已由中区攻向边区的城门，逼得守城的天国兵士，前后受到夹击。城门顿时失却几个，这时城外清军，即同黄河决口般的蜂拥而入，逾进逾多。李秀成、仁发等混战将近天明，虽把清军悍将如李臣典等杀伤数人，想到自己外无援军，人马越战越少，遂知大势已去，匆促动乱间，碰着几位将领，急忙率领残部，杀开一条血路，向西门突围。清军当初既已密围南京，何以这时的天国将领还能向西门突围而出？原来曾国荃幕僚们早已熟计妥善，认为地道妙计，攻克南京，已具把握。目的是在破城第一，硬要坚围，势必双方多伤人马。第二是天国败以后，必求生路，所谓困门，自己也死伤必多，因此有意留出西门。其实天国之地，倘若不是被从地道突破，守城实力，还是足够。这时志切逃生，不管任何一个城门，也能突围冲出的。然而，曾国藩的湘军毕竟太庞大了，又早有准备，终使太平军惨败，天京陷落。【点评】天京之战打得甚是惨烈，可谓曾国藩“久战”的典型之例。天京的攻克，是上下将士们“挺”下来的，而太平军却没有“挺”下来，无奈地让出了城头。
说到“久战”，八年的抗日战争可算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了，毛泽东为此写了举世闻名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
然而，一般人很少知道，清朝在乾隆十二至四十一年间(1747—1776)，平定大小金川的土司叛乱，先后用了近三十年时间。时间之长，战事之烈，令人慨叹。
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上游，山高水险，是藏族聚居地区，并实行土司制度。该地原仅有金川土司，清康熙六十年（1721），大金川演化禅师嘉勒巴之孙莎罗奔，因率兵随清军平定西藏羊峒叛乱有功，同时因金川土司人多势强，为分其势，清廷授予莎罗奔大金川安抚司之印信，专管大金川事务；原金川土司泽旺只管小金川事务。该地相邻之土司还有杂谷、绰斯甲布、革布什咱等。
莎罗奔借助清廷的支持和纵容，势力日益强盛，经常出兵侵扰周边土司领地。乾隆十一年(1746)，诱执小金川土司泽旺，夺其印信，企图吞并小金川。次年，又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和沃日两土司。清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反被击败，于是奏请清廷进剿大金川。为平定大金川的叛乱，清廷一面派四川官员速派军队前解沃日之围，一面急调平定苗瑶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于同年四月统兵三万，兵分两路进剿大金川。
莎罗奔没想到清廷会直接出兵大金川，因而其内部防御尚不完备。这样，率先赶到的川军副将马良柱率部解沃日之围后，一度乘势拿下小金川，使大金川上下深为恐惶。马良柱本可一鼓作气拿下大金川，但适逢川军与张广泗交接之际，指挥官无暇顾及，而马良柱本人也没有认识到当时时机的重要性，致使莎罗奔得以借此机会从容部署兵力，据险扼守。莎罗奔本人率一部兵力固守勒乌围（今四川省金川县东）要塞，命其侄郎卡率一部兵力守噶尔崖（金川县东南）要塞。并在各处增筑了许多碉堡和防御工事。张广泗率兵进驻小金川诺官寨（今四川省小金县城）后，以泽旺弟良尔吉（实为莎罗奔间谍）为向导，打算当年九、十月间就拿下大金川。由于莎罗奔对清军动向了如指掌，清军要进攻哪里，哪里就有重兵把守，再加之地势险要，碉垒林立，难攻易守，清军多次强攻均告失利。张广泗乃以主要兵力攻敌碉垒，用火烧、挖地道、埋炸药等方法，逐一与敌争夺碉垒。由于碉垒甚多，藏兵又居高临下，清军死伤甚众，张广泗只得奏请清廷再增兵一万。然而，碉垒争夺战至次年仍未奏捷。相反，叛军士气却嚣张起来。乘清军戒备不严时，不断发动偷袭，使清军防不胜防，副将张兴、游击孟臣等相继阵亡。
乾隆没想到大金川弹丸之地，仅七、八千叛军，竟使四万大军连连受挫。乾隆十三年(1748)春，又派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前往督师，并起用老将岳钟琪、傅尔丹前往助战。当时岳钟琪已与张广泗商定，由岳钟淇自党坝（今金川县北党坝镇）迂回南攻勒乌围，由张广泗自苗岭（今金川县东南）北攻噶尔崖，讷亲至军后，未对敌我双方情况作认真调查，即撇开岳、张二人的计划，限令三日内务取噶尔崖。清军凭人力硬拼，一无进展，反遭重大损失，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战死。讷亲从此不敢专权，将军务仍交张广泗办理。张广泗轻视讷亲不懂得军事，两人互相推诿，军心为之涣散。其间，岳钟琪察知向导良尔吉乃莎罗奔耳目，提请张广泗留意，张广泗听信幕僚、南明余党王秋的话，对良尔吉坚信不疑。不久，讷亲又采取大筑碉垒，以碉逼碉的战法，并请终南道士、西藏喇嘛施用巫术破敌。用兵数月，寸土未进，反而每战必败。同年九月，乾隆下诏将张广泗、讷亲革职治罪，改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大臣。傅恒至小金川，首先将良尔吉和王秋处死，断敌内应。又将讷亲以碉逼碉等不切实际的战法废弃。针对叛军人少，外备既密，内守必虚的特点，分南北两路，采取迂回进军，避坚就隙、绕碉而过、直逼敌巢穴的战法，连克碉卡，军声大振。莎罗奔见固守无望，遣使乞降。岳钟琪率随从数人入勒乌围受降。清廷赦免莎罗奔死罪，仍命其为大金川土司，第一次金川之战遂告结束。
十余年后，莎罗奔病故，其侄郎卡承袭大金川土司职务。郎卡叛心未泯，经常出兵攻掠邻近土司领地。四川总督开泰发檄制止，郎卡置若罔闻。为控制邻近各土司，郎卡与小金川和绰斯甲布两土司和亲，企图借此结成军事同盟。不久，郎卡死去，其子索诺木与泽旺之子僧格桑继为土司，大小金川从此结为军事同盟。乾隆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咱土司的部属，僧格桑也屡次攻打其东部的鄂什克（今四川省小金县沃日）土司。
为制止叛乱，清遂命四川新任总督阿尔泰率兵一万六千人出征大小金川，但出师半年进展不利。清廷将阿尔泰治罪，又派大学士温福为定边右副将军，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再度领兵进剿。僧格桑见清廷发大军来讨，急向索诺木求援，索诺木暗中发兵相助。乾隆帝为各个击破大小金川叛军，下诏给温福、桂林，命其先剿小金川，暂不声讨大金川助逆为敌之罪。温福和桂林至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后，兵分两路，温福率一部兵力由西路，桂林率一部兵力由南路，从两面夹击小金川。清军初战顺利，很快夺回僧格桑侵占邻近土司的领地，进入小金川境内。但墨垄沟（今小金县西南石坪关东）一战，桂林部将薛琮所率三千官兵遭敌截击，桂林未及时赴援，致使全军覆没。清廷撤桂林职，改以阿桂代之。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阿桂探知僧格桑驻美诺，乃率军直抵小金川河南，乘夜以皮船渡河，连夺险隘，直捣大营。十二月攻占美诺，僧格桑力竭势穷，逃往大金川。清军命索诺木交出僧格桑，遭拒绝。次年春，温福、阿桂分兵进讨大金川。温福又采用以碉逼碉之战法，建碉垒千余座，令二万余官兵分据各碉，与索诺木对峙。后因叛军扼险据守，难以进军，暂时驻营木果木（今小金县西北耿家关附近），命提督董天弼驻底木达，以守备通往小金川的后路。索诺木指使小金川兵数千突袭清军底木达营地，董天弼不及防备，军中大乱，仓皇逃遁。小金川兵便与大金川兵突击木果木清军大营。温福仓促应战，被敌兵杀死，各碉垒万余名守兵闻讯溃逃，提督马全、牛三畀战死，清军四千官兵阵亡。小金川又落入僧格桑手中。
乾隆帝闻败大惊，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进一步调兵增援前线，其中包括火器营千余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阿桂携火炮多门，兵分三路，合击小金川。经五昼夜激战，再次征服小金川，随即移师大金川。阿桂复兵分三路，仍以炮击破垒，步兵歼其守军的战法进攻大金川，至七月中旬已连下赞巴拉克、思底博堵木城、凯立叶等数寨，直逼勒乌围屏障逊克宗垒。清将海兰察、福康安火烧堡垒周围村落房屋二百余间，使逊克宗垒成为一座孤寨。索诺木为保自身安全，毒杀僧格桑，将其尸体及妻女献给清军，请求投降。阿桂不允，进攻益急。清军屡攻逊克宗垒不下，只好绕道夺取勒乌围以东的墨格山。同年十一月，叛军退守康萨尔山。清军围攻两月余，终将敌攻破，继而又突破郎噶寨、逊克宗垒，昆色尔及拉枯两座喇麻寺。于乾隆四十年(1775)七月围攻勒乌围。清军集中兵力先攻其要害，击破寨内转经楼与北部官寨间木栅石卡数十重，断其犄角，又毁桥梯断其退路，同时封锁其水上通路。八月十五日夜，清军以火炮轰破勒乌围，攻占官寨。随即追击索诺木，兵围噶尔崖，断其水源及水陆交通，以大炮昼夜轰击营垒。索诺木无路可走，坚守数月。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初，寨中粮尽弹绝，只得率残部二千余人出寨投降，第二次大小金川之战结束。
大小金川之战的胜利，在废除享有特权的土司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大小金川地仅千里，兵仅万人，清廷所派官兵多达数万人，前后用兵数年，耗银七千万余两，阵亡官兵三万余人，才平息该地土司叛乱，其经验教训至为深刻。“久战”法(中篇)【原文】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译文】凡是和敌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浪战。兵勇因为浪战而不认真对待，不认真就会疲乏；敌人因为浪战而变得狡猾，狡猾就会精巧。用我军的疲乏与敌人的精巧作战，最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所以我过去在营中告诫诸将说：“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事典】久战，是对抗性的战争，是综合因素的较量，曾国藩最为关注的是久战的决定因素：人。更重要的，曾国藩讲求“心战”，以“心战”夺敌锐气，养己威势，练就一支能够“久战”的队伍。
他的“心战”首要是“养吾气”。
(一)养吾正气，防其邪气。对全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将士深信其事业是“正义”的，其军队是“正义之师”，所从事的战争是“正义之战”。
(二)善吾和气，防其离气。搞好官兵团结、上下团结、三军团结。治军之道，“要在人和”。“和则一可当百”。如果“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必至于败。
(三)练吾胆气，防其恐气。练兵先练胆，人无胆气，一切技艺都归无用。
(四)严吾刚气，防其娇气。“气不自壮，励之乃刚”。军纪必须威严，军容必须整齐，要培养全军的阳刚之气。
他的“心战”第二是“攻敌心。”在“攻敌心”方面，主要是：
(一)谕义夺心兵临敌境，应大造舆论，宣传自己出师目的是为了禁残止暴，救民于水火，揭露对方残暴无道，借以瓦解敌方军心民心。
(二)谕威夺气，未战之前，先大肆宣扬自己军队多么强大，将帅如何英明，装备如何精良，三军如何团结，给敌以强大的心理威慑。即《尉缭子》讲的“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师散”。
(三)先声夺人，两军对垒，我方先作巨大的声势，使敌感到强大不可抵敌，丧失胜利的信心与斗志。“先入有夺人之心。”
(四)挫敌人锐气，敌来进攻，我方以精兵强将先拔头箸，挫其锐气。由此可知曾国藩“久战”能胜的原因。“为军之气”，主要的是“厚饷养兵”。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为了刺激湘军士兵出生入死，曾国藩提出厚饷养兵稳定军心的主张。为此，他制订了湘军官兵俸饷优于绿营的制度。具体作法是：陆军营官月薪50两，月给办公银150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均包括在内。哨官月饷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正勇四两二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阵亡者，恤银30两，伤重者赏银15两，次者赏银10两，复伤者赏银5两，成为残废另加银两。水师营官月薪水及办公营200两，哨官八两，舱长四两八钱，舵工四两五钱、头篙、炮手四两二钱，桨工三两九钱。马队营官月薪及办公费150两，帮办月薪16两，字识九两、正哨官18两，副哨官15两，什长七两八钱、马勇七两二钱，伙夫三两三钱。曾国藩为防止各军统领多设官、长夫，以冒领军饷，特在饷章中规定，凡统带千人者月支饷银不超过5800两，统带万人者支饷银不超过58000两。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士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200两，分统、统领带兵3000人以上者每月为390两，5000人以上者520两，万人以上者650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王燮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500人，则岁入3000，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都有很多的财产。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点评】打仗是一门杀人的学问，学问精的往往能打胜仗。古代的白起、王剪、孙武、孙膑，都精通兵法的，而孙子还著有兵书，因此旧日中国的读书人都喜欢研究一下行军之道。宋代的韩琦、范仲淹皆以文人典兵，据说敌人闻韩范之名为之“心寒”“破胆”，未免渲染过甚。韩、范皆未受过军事训练，亦无作战经验，而以书生守边，不致偾事，已是万幸。曾国藩亦起自书生，未带兵之前，恐怕对兵书也没有下过苦功吧，居然敢冒此大险，组织他的地方武力，称为湘勇，与太平天国百万大军对抗。曾氏本无打仗经验，他纠集的亲友从军，全部皆为书生和农民。他一出马同太平军作战，由于未经战阵，多有失利。但他不怕失败，失败总结教训，打胜仗也总结教训。他在《挺经》中举出《通鉴》的九个事例，说明“胜败无常法”，而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是人的意志。他举的这九次战事是：
南朝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之乱，袁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游，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去大军不远，下临徊袱，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
沈攸之、吴喜赞赏其策，乃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兴世。兴世率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屡日，贼将刘胡闻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杨州，张兴世何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白、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趋钱溪立营寨。己亥，兴世引兵进据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徊袱，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收兵而下，兴世遂于钱溪立城。
曾国藩按：是时官军在下游储圻，袁相等在上游之浓湖，刘胡等又在上游之鹊尾，更上乃为钱溪，越浓湖、鹊尾两寨，而上立城于钱溪，此险途也。厥后贼屡攻钱溪不胜，粮运中梗，而鹊尾、浓湖并以溃降，此越寨进攻而得胜者也。
泰始五年，魏尉元上表言，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为贼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扬，戍东安，则青冀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镇不服，青冀难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或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
曾国藩按：宋与魏历世兵争，宋有青州、历城、徐州诸镇，远在海岱，与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东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远。魏越青州诸镇，而进攻四城，此险途也，厥后四城破，而青州、历城、徐州诸镇相继没于魏，此越镇进攻而胜者也。
梁简文帝二年，侯景之变，郢州刺史萧方诸，以徐文盛军在西阳不设防（西阳即今黄州），侯景以江夏空虚，使宋子仙、任约，帅精骑四百由淮内袭郢州。丙午，大风疾雨，天气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诸迎拜，遂擒鲍泉、虞豫送于景所。景因便风中江举帆，遂越徐文盛等军，直上入江夏，文盛众惧而溃。
曾国藩按：侯景与徐文盛皆在黄州，夹江筑垒，乃越徐军而上入江夏，此险途也，而江夏以无备而破，徐军以失势而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栅口，侯蘒屯东岸之芜湖，相持百余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风急，琳引兵直趋建康，蘒等徐出芜湖蹑其后，西南风翻为蘒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蘒发拍以击琳槛，又以蒙冲小船击其槛，琳军大败，军士溺死什二三，余皆弃舟登岸。
曾国藩按：王琳与侯蘒同屯芜湖之上，琳乃越蘒军而直下金陵，此险途也，而蘒军自后蹑之，反为所破，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
唐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高丽，既拔辽东盖牟诸城，至安市，将决战。高丽、 合兵为阵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原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后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将请先攻乌骨城，众议不从，遂自安市班师。
曾国藩按：道宗请越安市而进攻平壤，此虽险途，而实制胜之奇兵也，太宗不从，无攻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乱，李泌请命建宁王李恢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寨北出，与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宁自灵夏并丰胜灵朔之寨直捣妫擅，攻范阳之北，光粥自太原取恒定，以攻范阳之南)，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上悦，已而不果行。
曾国藩按：是时大军在扶风，郭子仪在冯翊，李光弼在太原，势宜先取两京，李泌欲先捣范阳贼巢，此亦制胜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为关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佑言于李朔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朔然之。十月辛未，李朔、李佑、李忠义、李进诚军出，东行六十里，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据其栅，命士少休，命乾备、整羁鞠，留义诚军五百人镇之，以断洄曲及诸道桥梁，复夜引兵出门。时大风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朔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李佑、李忠义镢其城为坎以先登，朔入居元济外宅，以槛车送元济诣师。
曾国藩按：元济精兵尽在洄曲董重质麾下，李朔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许德勋，将水军巡边，夜分南风暴起，都指挥使王环乘风趋黄州，以绳梯登城，径趋州署，执吴刺史马邺，大掠而还。德勋曰：“鄂州将邀我宜备之。”环曰：“我军入黄州，鄂人不知，奄过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鸣鼓而行，鄂人不敢逼。曾国藩按：楚之岳州，东北与吴为邻，嘉鱼陆口等处，吴必立寨设备。乃王环越之而直趋黄州，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唐同光元年，后唐与朱梁相拒于杨刘、德胜之间，时梁将段凝军临河之南（即澶渊，今开封），王彦章进逼郓州（今东平府），唐臣李绍宏等请弃郓州与梁约合。帝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请将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
冬一月壬申，帝以大军自杨刘济河，癸酉，至郓州，甲戌，围中都城，破之，擒王彦章。帝召诸将问进退之计，诸将请先下东方诸镇城，然后观衅而动。康延孝、李嗣源请亟取大梁。乙亥，帝发郓州中都，丁丑，至曹州，乙卯，至大梁，灭梁。壬午，段凝将其众五万自滑州济河入援，解甲请降。
曾国藩按：郭崇韬之初议直取大梁也，时梁将王彦章军在郓州，段凝军在河上，越两寨而进攻，此险途也，厥后破中都擒王彦章，而段凝犹在河北，越一寨而进攻，亦险机也。然段凝隔于河北，若自白马南济，则阻于大河，若自下游直济，则一阻于大河，再阻于新决之护驾水，势难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
以上九事，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朔之入蔡州，郭崇韬之策泞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成败得失，固无一定之轨辙也。“久战”法(下篇)【原文】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译文】打仗要靠勇气，一鼓作气，第二次进攻，力量就会减弱，第三次发起进攻，力量几乎衰竭了，这是古人用兵的经验。我对这几句话，经常在内心仔细玩味。大约用兵并无其他奥秘，只不过是保存锐气、不可用尽而已。三国时，孙权攻打合肥，受挫于魏将张辽；诸葛亮打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受创于魏将郝昭，吴、蜀之败，都是由于起初气势太盛，难以持久，最后决战就使不上多大力量了。只有荀攻克逼阳时，原本竭尽的士气又再次振作；陆抗攻克西陵，事先便料到难以一时取胜，因而养精蓄锐，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敌人力衰自亡。这就是善于利用士气的人。【事典】“久战”之所以能够人心所向，坚持到胜利，关键的一条，是军队将士内部的团结。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许洞也说：“和于国，然而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曾国藩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现实中，从多次“久战”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军队团结的重要性的。
他认为绿营兵的主要弊病有四：1欺压文官，不听指挥；2人纪律败坏，骚扰太甚；3勇于私斗，怯于公斗，敌来争先逃溃，敌去杀民报功；4胜则争功，败不相救。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薪饷太低，差役太重，训练太差；一是军事体制不良，调遣成法不善。薪饷低则士兵无法养家糊口，不得不离营贸贩，遇有操点，辄雇人顶替。差役重则士兵经常离营承差，不仅耽误军事训练，且易沾染市井与衙门习气。这样，必使军队素质下降，战斗力低下。由于绿营平时分防各地，有事临时征调，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将，致使兵不习将，将不知兵，卒与卒不亲，将与将不和，作战时势必各怀一心，败不相救。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旁观，哆口而微笑”。既然“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地而博他人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因而，如不改变绿营体制和调遣成法，即使孙子复生、诸葛再世也难以扭转清军一馈千里的局面。
曾国藩为了彻底扫除绿营积习，建立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新军，针对绿营积弊进行了下面几项改革。改世兵制为募兵制。绿营属世兵制，国家立有军籍，父子相承，世代为业。绿营子弟成年即在营习武，称随军余丁，营中遇有空额，便可补名吃粮。所以，绿营一般不从营外招兵，只在余了不足时才自外募补。勇营则全部公开招募。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又进而采取层层选募的办法，即大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分统，分统挑选哨官，哨官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士兵。这样，“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许，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为了加强湘军内部上下左右的联系，曾国藩特别注重地域原则和私谊。所以，湘军士兵只在湖南招募，又多集中于长沙、宝庆二府，尤以湘乡县最多，军官则多为师生、故旧、亲友、族属。为防止士兵逃跑，湘军还规定应募者必须出具保结，并将其府县里居及父母、兄弟、妻、子姓名详细登计入册，使士兵不敢轻易离营，一旦有人逃走，即可令原籍地方官访拿，向家属逼索。
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曾国藩规定，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各级军官的相对独立性，使他们成为所在单位的绝对权威。从此，湘军中也就逐渐形成对内专制跋扈、对外力谋独立的风气。
兵权与饷权合一。八旗、绿营粮饷出自国库，平时由驻防省份的粮道发放，战时由朝廷任命的粮台委员发放，放款缓急及数量多少“粮台委员得以主持”，与带兵将帅无关。湘军粮饷自筹，粮台仅负责粮饷的收交和转运，“无论支发何款”，皆由大帅“亲自裁度”，“不与委员相干”。
提高弁兵的薪饷标准。绿营兵饷分为行粮和坐粮两种标准。平日薪饷甚低，无以自存。遇有战事则薪饷、赏银数量陡增，又给筹饷造成很大困难。一旦饷银筹措不齐，弁兵即滋闹抗命，贻误大局。所以，曾国藩批评这种粮饷制度是“平日有少粮之名，临事无省费之实，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为除此弊端，他在制定湘军饷章时取消了行粮、坐粮之分，规定每正勇一名每月饷银四两左右，同绿营相比则低于行粮而优于坐粮。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失意书生和山乡穷苦农民投军的积极性。
加强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曾国藩非常重视新募兵勇的训练，明确规定各项训练标准，虽酷暑时节亦不肯少懈，以致被指责为“虐士”。他认为“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枪子；训作人之道则全要心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曾国藩对士兵和下级军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是队前讲话，“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于百语”，“虽不敢云点顽石之头，亦诚欲苦口滴杜鹃之血。”其对高中级军官进行培养教育的主要方式是个别谈话和书信、批札。他在一封奏折中颇为自豪地宣称：“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诫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班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可以说，这是曾国藩带兵的重要特点，八旗、绿营乃至以往各朝的军队是很少这样做的。
清王朝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为防止带兵将领和地方督抚拥兵自立，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实行兵饷分离、军政分离，财权与行政权分离，使地方文武官员互相牵制，谁都无力同中央政府对抗。曾国藩通过上述改革，不仅改变了八旗、绿营的军事体制，也彻底改变了军营风气。从此，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军队亦由国家武装力量变成谋取私利的武装集团。这次军事体制的改革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军阀制度的滥觞。
只有团结的军队，才能有令即行，形成一种气势，气概，无往不胜。曾国藩深恶痛绝的还是八旗绿营内部的涣散，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敷于生死呼吸之顷者。”
因此，他认为绿营军亟需改革，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新”的改革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有气势、有气概的军队。这是一支“士卒精强”，“制械精致”的武装，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图事”的劲旅，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队伍。为此他在湘乡守籍时创制了《要齐心）的歌谣：
我境本是安乐乡，只要齐心不可当。一人不破二人帮，一家不及十家强。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来帮。若是人人来帮助，扶起篱笆便是墙。……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纵然平日打官方，此时也要和一场。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会缴手一双。
正是由于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果然成为“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部队，他们即使平时有仇隙，可一到战场却能同仇敌忾，气势浩荡，死生相顾。这里最重要的，是曾国藩身先士卒，起带头作用，不敢一事懈怠推诿，所以众将士才有呼必应，奋勇杀敌的。只要皇家让干的，就干好，干得出色。
不得避事，这正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敢于当事，勇于承担责任。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这就是他为什么在岳州、靖江、湖口三次大败以后投河自尽的原因。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夫战，勇气也”，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点评】曾国藩对其幕僚李鸿章说过，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人活着就是一场很艰难的“久战”。这场久战就是要懂得“夫战，勇气也”的道理，要不时蓄养锐气，善于用气，取得人生久战的胜利。
曾国藩对于作战及人生在世的“勇气”(挺)十分重视。其实，人只要有勇气，有了挺的精神，活得精彩，让人感到惊心动魄，既使失败了，也会给历史留下一段价值的永恒。
他常常讲垓下之战的项羽。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楚汉双方达成了鸿沟议和，中分天下，双方罢兵。项羽按照和约的规定，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和刘邦的妻子吕雉，并撤军东走。楚军撤走后，刘邦也准备下令撤军西退。这时张良、陈平向刘邦建议说：“现在汉已占领了天下的大半，诸侯皆归附。楚军已疲惫不堪，粮食断绝，这正是天亡楚军之机，不抓紧机会而消灭楚军，就是养虎遗患”。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建议，停止撤军西退，而乘项羽东走的机会，撕毁双方共同商定的约言，转而率军紧紧追击项羽军，遂爆发了垓下(今安徽灵壁东)战役。
汉高祖五年十月下旬，固陵之战后，楚汉双方仍对峙于淮阳地区。此时，韩信军已率军南下，以一部兵力引诱楚军出击，双方战于九里山一带。西楚军陷于韩信军伏击中。韩信军之骑兵部队乘机向彭城进攻，一举将彭城击破，汉军接着一一攻克了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等广大地区，兵锋直趋项羽军之侧背。
项羽军兵败，再失彭城，今苏北、皖北、豫东等广大地区被汉军占领之后，无法稳住局势，只得率军政官吏，携大量贵重物资，向东南方向撤退。此时，项羽军已更加陷入危机之中。十一月，项羽率领近10万军队向垓下地区败走。到达垓下地区后，项羽与大将季布、钟离殊等都认为垓下地区地形险要，可以防守，于是决定构筑营垒，进行防御，以便整顿部队，恢复军力，准备与汉军在垓下地区决战。此时，项羽军的大致态势是：季布军在垓下以西以南地区；钟离殊在垓下以东以北地区；项羽自率主力于垓下周围地区。
韩信军取得九里山大捷、进占彭城后，得知项羽率军向彭城东南方向撤走，于是挥军继续向东南方追击项羽军。这时，楚之大司马周殷叛楚后，率兵进占了楚之六地，接着统率九江兵与将军刘贾向北攻占城父。至此，汉军、齐军、九江军及彭越的梁军等四路大军会师于垓下，构成了对项羽军的包围态势。当时汉军及各诸侯军的关系位置大致为：齐王韩信统率的齐军驻于垓下东北地区；九江王英布指挥的九江兵驻于垓下的西南地区；梁王彭越指挥的梁军驻于垓下的北部地区。
汉方各路大军在完成对项羽军的直接包围后，便加紧准备与项羽军的最后决战，以求彻底歼灭项羽军。韩信为向垓下进攻，做了如下部署，以将军孔熙军为左路，费将军陈贺居右路，韩信自率主力在中路主攻。汉军在韩信统率之下，分路向垓下之楚军进攻，楚军在项羽率领下，奋勇力战，多次击退汉军的进攻，但由于项羽兵力已经有限，无力出击汉军，更难以迫使汉军撤退，终于在汉军多面夹攻之下，退入营垒坚守。韩信军遂以各路大军，把项羽军重重包围。双方虽经不断作战，但汉军尚难以彻底打败楚军，为尽快将楚军击败，张良建议刘邦采取以瓦解楚军斗志为主的“攻心战”。以楚方归顺人员和汉军中善唱歌者，每夜皆唱楚词，楚歌。
项羽兵困垓下，兵少食乏，处境更加险恶。前线坚守营垒的部队，每日黄昏战斗停顿时，就听到四周唱出的楚歌声。士卒听到这种楚国乡土歌声，看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极大地影响了战斗意志。早已被汉军收买的项王叔父项伯，力劝项羽夜间巡视军营，以便让项羽听到四周的楚歌声，瓦解项军的斗志。果然，项羽听到这些歌声后，十分吃惊，他说：“难道汉军已经把楚国的地方都拿下来了吗？为何他们中间会有这么多的楚人呢”？项羽面对这种局面甚为忧虑，半夜里在营帐中饮酒解愁。
项羽有一位妃子虞姬，很受宠爱，时常跟随在项王身边。项羽还有一匹白色的好马，名叫骓，是他最得力的战马。项羽边饮酒边悲凉地歌唱道：“力大能够拔山啊，气壮盖过了全世，不料时势不利啊，连乌骓马也不济！乌骓马不济了啊，那可叫我怎么办？虞姬啊，虞姬！怎么能对得起你”！项羽接连唱了几遍，虞姬也应和着一同唱。根据《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记载，虞姬当时也唱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罢，即自刎而死，项羽的泪水一行行地涌流，左右的人也都泪流不止，以致互相不能抬头相看，气氛甚为悲壮。
虞姬已死，项羽悲痛地上马出营，率领部下800精锐骑兵乘夜突围而去。次日天明，汉军才得知项羽已经突围，韩信急令灌婴率领5000骑兵追击。由于项羽突围之先头骑兵急驰而行，后续骑兵未能全部跟上，待项羽渡过淮水之后，仅跟上来百余骑士，项羽行至阴陵，迷失了方向，便向一个老农夫问路，老农夫欺骗项羽部队说，向左走。项羽于是向左急奔。但走不多远，即陷入了大泽之中，行进艰难，很快被灌婴骑兵追上。项羽又引兵向东突进，至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50里）地区后，仅剩下28名骑士，而汉军追兵竟有数十骑。项羽此时自料不能逃脱，便对跟随他的骑士说：“我从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亲身经历过70多次战斗，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未打过败仗，因此，做了天下的霸王。不料今天倒被围困在这里，这是天要亡我。并不是我在战争中的错误啊！”项羽接着又强调：今天要决一死战，必须做到三战三胜：溃围（击溃敌人，突出重围）、斩将（杀敌将领）、刈旗（砍倒敌人的旗帜）。
项羽说毕，将自己的28名骑兵分做四队，对着四个方向，汉军骑兵虽然包围了数层，但项羽毫无惧色。项羽说：“吾为公取彼一将”。于是他命令骑兵坚决向敌冲杀，到达山下后，在山东分三处集合。项羽吩咐完毕后，即呼喊冲杀而下，将汉军打得人仰马翻，四处溃散，并斩杀汉军骑将一人。项羽军到达山东三处集合后，汉军再分三队将项羽军团团围住，项羽率兵又驰逐冲杀，斩杀汉将一人，杀死汉军百余人。项羽将自己的兵马又集中起来，结果发现自己仅亡两骑。项羽对众人说：“各位看我打得如何”？众骑兵说：“诚如大王所说的一样”。项羽得胜。乘汉军混乱之际，冲出一条血路，向南疾走，准备渡过长江。项羽到达乌江，乌江亭长撑船靠岸，等待项王上船，亭长对项王说：”江东地方虽然不大，但方圆也有千里。有民众数十万，足够建立霸业。请大王急速渡江，这一带只有我有船，汉军到后将无船渡江”。
项羽笑着对乌江亭长说：“上天要灭亡我。我不能渡江了。当初我带领江东8000子弟渡江西征，现在没有一人生然是江东父兄谅解我，继续拥我为王，我有什么面目见这些父老？即令是他们不谴责我，我也羞愧难吝。我知道你是忠良之人，我骑的这匹马只有五岁，所向无敌，一日可以行千里，我不忍心杀之，现在赠送给你。”项羽把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后，命令所有骑士均下马步行，以短兵器与汉军骑兵搏斗。项羽一人即杀死汉军将士数百人，自己受伤十多处。
项羽在冲杀间看见汉军中的吕马童，便指着吕马童高声说：“你岂不是我的老部下吗！”吕马童看见项王后，即指给汉将王翳说：“此项王也。”项羽对王翳说：“我知道汉军要出千金得我的头，还要封万户侯，为了使你得到功赏，请把我的头拿去吧。”项羽说罢，便自刎而死。王翳割取了项王之头，汉军其余将领争割项羽尸体，以便回军请功。
历时四年半的楚汉战争，起于刘邦夺占三秦之战，至垓下一战才告结束。刘邦与项羽之间的战争，终于以刘邦彻底胜利和项羽军的覆灭而载入战争史册，留下一个失败的英雄——历史人格不尽的咏叹。卷十二廪实
廪，积聚、储存也；实，盈满、富裕也。廪实乃言财物丰足，衣食不匮，知礼节晓荣辱，国富民强也。廪实有三：勤俭持家、劳作不辍、为商谋利也。敦品行，戒奢华，耐辛苦，家财如泉，斯流不竭。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乃《挺经》之十二法“廪实”也。“廪实”法（上篇）【原文】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译文】勤俭自立，善劳作，能吃苦，既可以置身于快乐的环境，又可以置身于节俭的环境。这就是知书达理的人。我作官二十年，一点儿也不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还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极俭朴也可以，略丰厚也可以，太丰厚我是不敢领受的。凡为仕宦家庭，由俭朴到奢侈容易，由奢侈再恢复俭朴可就难了。人不可贪图奢侈豪华，不可养成懒惰的。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凡是勤俭节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凡是骄奢倦怠，就没有不破败的。
在治军、治国等方面，没有充足的财力，便无从下手。自从王安石理财，被正人君子议论后，很多人就避开理财的问题，以不说有无多寡为高明。但到补救时就艰难了，面对贫穷困苦无能无力。叶适曾经说，仁人君子不能不讲理财的问题，这是个很好的说法。【事典】曾国藩“廪实”的理财之道，自然是从俭字入手。他深知“每粒米来之不易”的古训，告诫人们，须知“一文钱摔倒英雄汉，半碗粥扶起乞丐王”的道理，因此，在理财问题上，大手大脚最是要不得的，既不利于人的德性修养，又不利于财物的积累。曾国藩曾对家中的理财之事做过严格的限定，说起来很有意思。他说：
从来一国或一家的财政问题不出大乱子，都是由既勤劳又节俭所致。我平生也很重视以“勤”字来激励自己，其实却没有做到勤，所以读书时没有手抄的札记，居官又没有保存的公文。生平也好以“俭”字教导人，而扪心自问又实在没有做到俭。今天署中内外服役用这么多人，每天花去的费用，也算得上奢侈了。这其中的原因是由于以前在军营排场很大，沿袭下来没有改变，近来因为多，费用更是漫无限制。从节俭变到奢侈，跟下水一样容易；由奢侈返回到节俭，则难如登天。我在任两江总督职时，还存下朝廷给予我的两万银子。我当初没有料到竟有这么多，但像今天这样放手用去，转眼就会马上用光。你们以后持家，要学陆梭山的办法，将每月要用多少两银子限定一个固定的数目，另外封好称出来。本月用完，只准有节余，不准有亏欠。衙门奢侈之风气，不能不彻底痛改。我带兵之初，就立下志向，不取军营钱财来肥私囊，今天所幸这件事被我基本上做到了。但我也不愿意子孙过于穷困，低三下四去求别人的施舍，只要靠你们大力推崇节俭的美德，善于操持以后的生活。
曾国藩在这里之所以反复强调勤俭的重要性，目的在于教导其子女要懂得生活之艰辛。当然，其目的是不愿意子孙后代过贫困潦倒，低三下四去求得别人恩赐的生活。如何避免这种困境的出现呢？曾国藩教导子孙后代的办法就是谨守节俭二字，只有这样才能理好家财，操持好以后的生活。
曾国藩以勤俭持家，就是在署衙中，他也以“廪实”的“俭”字诀教诲幕僚。他讲了很多徽商的经营理财之道。明、清两朝间徽州出大商大贾，全国出名，而他们致富的原因，曾国藩认为离不开个“俭”字诀。他说：徽州以勤俭甲于天下，所以其富庶也甲于天下。……青衣童子在家赋闲，或长途跋涉而进京应试，都是身穿仅到小腿的短衣，光脚穿草鞋，随身只带一把伞，为节省轿子、车马的费用而徒步出行。而其实都是拥有千万金的富室子弟。徽州人无论士、工、商，都很俭朴，所以他们起家致富，称雄天下，没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家业就不能称为富户。
曾国藩的弟弟们有的任官，有的持家，他多次去信说无论为官为家，都应节俭。在《书赠仲弟六则》中说：
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字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称为富室，确实是有来由的。
针对地方官吏的挥霍浪费，曾国藩提出了“节用”的主张。他力主裁减冗员，减少应酬以节省开支，并将这一问题与减轻民力联系起来：
近日州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唯有节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在晚清士大夫中，曾国藩以居家治身尚俭朴为众人所称道。他女儿曾纪芬说，其“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曾氏的幕僚与朋友欧阳兆熊说，曾氏任两江总督期间，其夫人欧阳氏与长媳刘氏每夜两人纺棉纱不止，不达四两不休息。以至使曾氏父子夜闻嗡嗡声，曾国藩打诨讲笑话，以调剂家人。【点评】明代人李晋德著有《商贾醒迷》一书，堪称“商典”，该书中有这样几段话，与曾国藩的崇俭论不约而同：
商人如果不俭省节约，怜惜钱财，那就是辜负了自己披星戴月、跋山涉水的辛苦经营。
作为一个商人，不辞艰难，不分昼夜，登山涉水，浪迹四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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